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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著作《心若菩提》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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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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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贫困童年
1.1 家庭因变致贫 /1.2  因顽皮辍学 / 1.3 用心办事 / 1.4 少小担纲 / 1.5 独闯天下 / 1.6 祸不单行 / 1.7 苦力不苦 /1.8  悯从怜中求


1.1 家庭因变致贫

心若菩提
1946 年我在上海出生。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的出生并没能给家人带来太多的欣喜。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务,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记给取了。一直到我上小 学前,我的名字就叫"小印度".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用"小印 度"来称呼我?母亲告诉我,当时的上海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很 多家长爱把孩子打扮成巡捕的模样,着巡捕装。对这样的孩子,人们 就叫他"小印度",也就是小巡捕的意思。

我明白了,这就像后来一个时期人们喜欢给孩子穿军装,一个时 期又喜欢让小孩扮警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解放大军南渡长江前,上海的企业主们纷纷举家搬迁,逃离上 海。很多人去了国外或者香港。父亲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回福建 老家。

父亲曹河仁是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省东部沿 海,为福州市辖县级市,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 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福清还是全国着名侨乡,自古以来就有年轻人远渡重洋学习打工经商的习惯。

我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曾祖父曹公望,是福清的首富,他的墓就在我家院子的后面。小时候,我常到曾祖父的墓地一带玩,墓地很大,周边长满了许多野花。

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爷爷时逐渐衰微,直至最后破落,这是在父亲出生前。

父亲年轻时跟着舅公到了日本。舅公自己在日本有店,可是他没 有把父亲放在自己的店里,而是介绍父亲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当学 徒。学徒的第一年,父亲所做的,就是煮饭、煮菜、挑水、倒马桶、 倒尿壶,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 求父亲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练习微笑,练习鞠躬,练习说话的 口型,并告诉他要一直练,直至自己满意为止。

学徒的第二年,布店老板叫父亲把店里的货担着带到乡下去销 售,就像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货郎担,挑着担子货,边走边叫卖,时 而,将担子搁在路边,边卖边吆喝。学徒的第三年,父亲才回到店 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一到,店老板 告诉父亲,"我教给你的,你已经都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 去开自己的店了".我爸说,他的前半生,很感谢日本老板:"三年出 师后,我才知日本老板用心良苦。他第一年是练我身骨,第二年教我 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

我以前无法理解,父亲第一年的学徒生活,为什么只做粗活脏活 甚至连帮佣都不如,但父亲向我叙述他的这段学徒生活时,从来也没 有抱怨过,似乎理所当然。在我自己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后,才明白日 本布店老板的苦心:他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就像习武之人挑 柴担水一样,是让父亲练好身板,扎好"马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 步累积经验啊。难怪父亲说起生意经来,一套一套的。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父亲进了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 年,我 奶奶要父亲回家成亲,父亲就回到高山,与母亲成了亲。一年后,父 亲计划再去日本,但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改变了去日 本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因为不打算再出去了,留在日本的舅公就把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

一下子收到了那么多的钱,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花了。这时候,只要有人同他说做什么项目很好,他就做,因为钱足够多,做什么,也 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于是,父亲就什么都做,也开了夜总会。

父亲后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 年,国民党的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 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父亲母亲决定举家搬回福清高山。 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家中所有的家产,他的如意算盘是, 把东西运回来的船,回到高山后,还可以租给别人运输用。一家六口 则坐客轮。没承想,客轮抵达马尾好几天了,货船却迟迟没有靠岸。 再几天,消息传来: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怎么办?

母亲陈惠珍,也是福清高山镇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的千金。嫁给父亲时,外公给了很多的陪嫁。这些陪嫁,母亲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现在,母亲倾其首饰钿钗,变卖成钱,在高山买了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幢二层的小楼,楼梯、地板、房间,用的都是木 板。沿着小楼的墙,用三合土垒着,围了一个小院子,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果树,打开院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田野与天空的边界, 是海。所以高山,实际上是一个无山海可依靠的小村镇。这一地域特性,也养成了高山人时而开放、时而封闭的性格。

盖房子的工程仅剩下铺瓦片时,国民党兵74 师溃败经过高山, 到处抓壮丁,抓走了正在我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虽然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因为是在我家的屋顶上被抓走的,所以他们的家人,从那天起就一直到家里来哭闹,要父母赔人赔钱。父亲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回上海,是父亲最好的选择,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已不会耕田种地,大上海的商海,才有他的施展空间。

父亲走了,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家里闹事, 工作队队长看见了,便寻问母亲,母亲告知事情的原委,队长认为应该出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的村里人抓了起来。原本工作队要处理他们,母亲代为求情,整件事情算过去了。

对于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身边 6 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如何养活他们?于是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 舅舅帮忙种地。高山的地比较贫瘠,所以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 青菜什么的,而我们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地里的收成,根本不能解 决家中最基本的口粮。而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 月,又不能每月如期地寄到母亲的手中。所以,小时候,我们总要忍 饥挨饿。时常一天只能吃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顶饥 饿。饿得难受了,我们会叫,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集中在院子 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我记得母亲 当时总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 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 骨气、有志气!"

我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穿破了,母亲会坐 在灯下认真地缝补,尽可能地不让补丁张牙舞爪地贴在外面,而是藏 起来,缝补在内里,尽量地不让人看见。虽然住在农村,但家里总是 一尘不染,这或者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吧,木楼梯和木地板,洗得发白。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 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 最怕的是没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 人的信任。"

这些话,打小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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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6:12 | 显示全部楼层
1.2 因顽皮辍学

记得在我 9 岁时,就是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下了一天的雨,到了傍晚才停了。院子里有知了在"知……知……"地叫,似乎在唤 我出去。于是着急就想往外跑,但一脚刚跨出房门,就被母亲叫住了。母亲说,外面很湿,在家待着吧。我就收回了跨出去的腿。

不一会儿,长福伯来了。长福伯总是穿一身长袍,鼻子很挺,是村里的先生。长福伯很喜欢抽水烟。他一进门,母亲就递上一个烟筒,为他点上了烟。长福伯吧嗒吧嗒猛吸了两口,问:"叔公有信回来?"母亲小声地:"好久没有信了,您看小印度都九岁了,学堂都上不了。5 角的报名费还凑不齐,最急的是,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名字, 他长福伯,您帮帮忙,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学,无论如何都要上的。"长福伯顺着母亲接了一句,然后接着 抽烟,抽完了,他把烟筒搁在一边,对母亲说:"没钱,就慢慢来吧, 小印度的定时纸你拿给我,先把名字给取了吧。"母亲就起身走屋里, 再出来时,手上就拿着一张红纸,红纸上有用毛笔写着我的出生年月 日时。这张纸,就叫定时纸,我们这儿,给孩子取名、找对象都要先看时辰。过了几天,长福伯来了,见到母亲就说:"名字我取好了, 叫德旺。他是德字辈,依他的生辰,人很聪明,点子很多,所以就叫 德旺吧。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啊……"

母亲高兴地谢谢他,又一路送出了院门。我呢,一连高兴了好几 天,德旺。德旺。德旺。我反复地叫着自己的名字。相信自己一定会 有新生活。

果然,那年夏季,母亲就送我去学校了。

领到课本那一天,我开心极了,书上的每个字都让我觉得新颖。

看着其他同学的书都用画报包得漂漂亮亮的,回到家,我也让姐姐帮 忙包。后来我的书也都包上了画报纸,当然我都是姐姐包的。

新鲜归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孩子的天性就出来了。

还记得小时候玩的"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吗?在这个游戏 里,一个人在前面背对着大家,数着数,1,2,3,4,5,……后面 的人则在他数数时一步一步地快速前进,不过得时刻提防着数数的人 回头,因为他一回头,被他看到的正在动的人,被得出局被罚。我就 在课堂上与老师玩着"木头人"游戏: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时不时地 会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呢,老师一转身,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模 仿老师写字的姿势,我学得很像,班上的同学看着笑得前俯后仰,老师一回头,我立即就坐回到座位上,双手交叉搁在课桌上,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模样。刚开始老师很狐疑,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老师发现了,是我在学他的动作,老师很生气,说我很坏。上学才一个月,老师就来家访,说我上课不专心,不是好孩子。母亲听了就很生气,一个劲儿地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走了后,我以为母亲会拿起竹子打我,但没有,母亲坐在那儿,很久不说话,哭了。我吓坏了,一连声地对母亲说: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因为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经常在学校里闹出些事来,再加上家里穷,我背上了坏孩子的名声,但有一个女教师却不这么认为,她对 母亲说,德旺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调皮,好动。

这个老师叫林秉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漂亮的女老师。

9 岁以前,我都在田野里跑,每天还要捡树叶回家当柴烧。一下 子要安安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几个小时,自然就觉得凳子上扎着钉子似 的,怎么坐都不舒服。虽然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却都还可以。那时的 学分,是 5 分制,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的成绩总是在 3 分和 4

分之间,最好的也就是 4 分了,从来没有拿过 5 分。

1956 年夏日的一个晚上,父亲从上海回来了。父亲是骑自行车 回到村里的,到家里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我正在睡梦中呢,母亲推着 我把我叫醒。"你爸爸回来了。你赶紧穿衣服起来见你爸。"

一听到爸爸回来了,我一骨碌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爸爸!自从爸爸再次去上海后,就没有回来过。我冲下楼。在大堂里见到母亲正在和一个人小声地说着话。那个人瘦瘦高高的,和记忆中的父亲无法重迭了。我怯怯地上前,父亲看到我,把我叫到跟前。"啊哈!小印度, 你长高长大了,再长下去,就和你爸爸一样高了。"父亲笑眯眯地低头看着我,"你到镇上,去帮爸爸买点酒。"我从母亲手里接过买酒的钱和空瓶子,与寄住在家里的另一个孩子一起,到镇上去,敲开酒家的门,给父亲打回了他要喝的酒。那时,我们乡下,大人们喝的都是农村家庭里酿制的烧酒。有的是用米酿制的,有的是用地瓜酿制的。 所以在我们当地,也叫米烧,地瓜烧。

从那以后,父亲要喝酒,就让我去买。这是我每天傍晚必做的作 业。我的酒量也在这一来一去买酒的路上得到了提高--我总是会偷 着喝一口,刚开始是好奇,父亲为什么爱喝这东西,后来则是习惯, 买到酒就会拧开酒瓶喝一口。也奇怪,父亲从来没有觉出酒有什么不 同,或者,他觉得有不同,但却不想追究我。所以后来,当我有了钱,我总是给父亲提供最好的酒。

父亲喝着酒,常常要求我站在一旁,对我"摆龙门".父亲的皮

夹子里总夹着一张剪报,是上海的《新民晚报》,父亲曾经不止一次 地给我看过,因为那上面,有报道他的文章,我那时也没在意,只记 得上面写着"旅日归侨代表曹胜美"(这是父亲在上海时用的洋名) 这么几个字眼。那应该是父亲最骄傲的事了。我若想跑开不听,父亲 就会开揍。所以,我就是在实在不想听,又不得不听的状态中,听了 很多当时并不怎么明白,后来逐渐领悟的人生道理。

父亲的叙述,时常重复,有时说他当年去日本当学徒的事,有时 说他在上海经商的事,有时则同我谈人生的哲理。

那时父亲应是处在生活的逆境期:父亲不会务农,家中没有强劳 力。在农村,没有强劳动力的家庭是会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欺凌的。父 亲因而脾气较大,时常发火。而我调皮捣蛋,使我成为父亲的出气 筒--每遇有乡亲到家里告状,父亲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皮带抽打 我。有时不是我的错,但也一样要承受父亲的鞭打。这时我就很委 屈。每每在我委屈申诉,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时,母 亲总会一边安抚我,一边告诫我:"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千万 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也别还手或逃跑。即使你是被冤枉的,也不能。 因为打你的人是你的亲爸爸。"

母亲抚着我的鞭痕,轻轻地用蛇油涂抹着。"孩子你要记住,从 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一生,直到将来老了,死了,你都是妈妈和 爸爸的孩子。这个事实,既便你跑到天涯海角,甚至改了名字,也不 会改变。"

母亲这么说时眼里总是噙着泪。

直到今天,我都记着母亲的这些话,记得母亲说这些话时的 情景。

小学5年级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到附近的山野去捡树枝 扒树叶或者茅草,背回家,匆匆地吃点稀饭地瓜什么的,抓起书包就 跑到学校上课。下课后,吃完饭再去捡树枝扒树叶或者茅草回家。早 上捡的,是供母亲中午烧饭菜用的,中午捡的是供母亲晚上烧饭菜用 的。冬天还好,夏天的时候,南方的太阳很大,又是正午,捡完树叶 就会出一身汗,我就跳进浅水沟里洗澡,穿上衣服再直接跑回学校上 下午的课。天天如此。

一个孩子,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干活,接着上一上午的课,然后再 干一个中午的活,到了下午上课时,自然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扛不 住了,就趴在桌面上睡着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老师当然生气。初 一上学期的一天,我又在课中睡着了,下课后,老师把我拎到教导主 任面前,请求处置我。我站在老师办公室里,低着头,不说话。教导 主任让我伸出胳膊,然后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划拉一下就划出了一道 道白色的印痕(注:能划出白痕说明下水玩过)。

放学了,同学们都走出教室。教导主任召集所有同学集中在操 场上,把我拎到队列前,在同学面前,划拉着,让大学看我胳膊上的 白痕。

"你们看,这小不点儿,中午不午休,天天跑到小沟里玩水,哪 天淹死了,家长还要找我们的麻烦。你们可不能像他这样!"教导主 任说。

周围的同学们"轰"地笑了。我看着教导主任,心中憎恶着他所 说的话。

队伍散后,同学们都急急忙跑回家吃饭,我磨磨叽叽地,留在教 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教导主任叼着牙签往厕所方向走,我就捡 了块石头放进书包里。心想,逮着机会,就用石头砸他。

农村的厕所,多是三合土的土墙围着半截高,里面的坑一字儿排开,背靠背,中间矮墙稍稍隔着。主任旁若无人地走进厕所,自顾自 地解开裤带,蹲在坑位上大便。我溜到背面,爬到墙头上,正想拿出 石头往下砸,可又一想,若砸坏了,家里没有钱赔,手又收了回来。 不砸,又不甘心。阵阵臭味扑鼻而来,我捂着鼻,脑袋里忽然灵光一 闪,为什么不尿他呢?心到意到动作到,嘘嘘就尿到他的脑袋上面去 了。主任跳了起来,屁股也没擦,提上裤子就要抓我,我慌忙跳下 墙,撒腿就跑。

老师如何跑得过如猴一样的我呢?一溜烟地,我就跑没影了。跑 进家门还不停步,一气儿跑上楼,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知道,我闯 大祸了。

但我那时不知道,跑是没有用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教 导主任找到村里来,通过知情人的带路,找到了我家。

听了教导主任气急败坏地谩骂,母亲连连哈腰:"对不起!对不 起!孩子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是我当妈的错,对不起。不过孩子不午 休跑水沟里,可能不是玩水。我家穷,孩子要捡树叶当柴烧,可能是 天气热觉得身上脏不好上课才跑到沟里洗澡的。对不起啊,老师!"

教导主任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径直走出了院门。第二天我 却不敢上学了。那是初中一年级上学期。虽然学校并没再给我什么处 分,教导主任也没有再到家里来,但我还是不愿再回学校:对老师做 了那样的事,我怎么还敢回去呢?

就这样,我辍学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非常伤心。委屈、惭 愧、懊恼、悔恨,各种滋味都有吧。

书不能读了。日子却还得过下去。母亲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 14 岁的我,成了队里的放牛娃。一天两个工分。一个工分 8 分钱,一

天有 1 角 6 分钱的收入。现在到菜市场买菜,1 角 2 角经常被忽略不

计的,那时的 1 角 6 分钱却很大,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钱,可以买到 1.4

斤大米或者 3 两猪肉。

我每天一早起床捡柴,挑水,白天放牛,傍晚将牛牵回栏里后再

去捡柴。有时,还要到田里帮舅舅种地。冬天地瓜收成的日子,则负 责到地里翻捡薯蒂,补充家里不足的口粮。

离开了学校,仍然想读书,怎么办呢?我就捡哥哥读过的书念。 哥哥大我两岁。但和我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很听话。母亲 和老师都喜欢他。

还想读书却不能读了。我就把哥哥读过的书带在身边,边放牛 边捡柴之余边自学。看不懂的字,就问哥哥。哥哥不在身边时,就 用《新华字典》和《辞海》查找。那时的《字典》一本 8 角钱,是割 了一年多的马草攒下的;《辞海》3 元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我靠字典自学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一个一个 的字,从它们认得我到我认得它们,也是这么一字一字查出来的。那 时,只要是印有字的纸,我都会拿起来读,我的很多知识的积累,都 来自于这样的自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各种书籍,并有一个怪 癖,到我家千万别向我借书或要书,再好的朋友我都不会给,真是有 一点爱书如命。

放牛的日子不过一年。与后来的日子比起来,并不算苦,也不 算累,却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 凌的滋味。这个苦,我没对母亲说,怕她伤心。不过,这样的人情冷 暖,也成为我后来处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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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6:40 | 显示全部楼层
1.3 用心办事

15 岁时,哥哥在高山中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师。他代课的班级里, 有个学生家长是福清薛港农场的场长,他在农场里给我找了个职位。 这个职位的活儿很轻松,每天只是数大人们挖好的树坑,却能拿到 5 角钱。

别看数树坑这活简单,一不留神,就可能数错,只得再从头数 起。所以,很多大人都是宁愿挖树坑也不做这个看起来很轻松的活 儿。刚开始,我也数错过,但后来,我找到了不数错的方法,也很简 单,就是手捻一根树枝,一个坑一个坑的点数过去,清晰明了,再也 不会因看不清树坑或数花了眼而出错。

"这依弟吖聪明。"大人们都直夸我。

大人们都说,调皮的孩子聪明。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承认我聪明。但如果说我聪明,不如说我喜欢动脑筋。1962 年,三年自然 灾害的末期。有一天,我看到邻居在吃鱼,好奇地问:"哪里来的 鱼?""从公社农场那里捉来的。"他们神神秘秘地悄声说。

农场的鱼他们怎么能捉到呢?我和几个小伙伴们悄悄地讨论着如何抓:农场的鱼是公家的财产,肯定是不可以直接去捕捞的。那么,如何才能捉到又捉得多呢?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下雨水溢的时候,农 场的鱼会冲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公社农场养鱼池是在海滩 上围垦的,鱼池里的水经过阳光照射后,水分蒸发会变咸。因此,遇 到淡水,塘里养的淡水鱼,就都冲了出来。那时候东张水库会定期定 时放水给农田灌溉,于是我想到了捉鱼的办法--晚上,等东张水库 放水灌溉时,将东张水库放出来的水中途截留部分,将拐了弯的水接 到农场的鱼塘里。果然,东张水库的水一到,鱼就冲了上来。多的时 候,我们会抓到几百斤。不过,捕鱼的盛宴没能延续太久,有一次我 们正在捉鱼时被农场看管的人抓了,我们七八个人,被关在一个屋 里。不一会儿,关在里面的我们闻到屋外烤鱼的香味,我们知道,是 那些看管在烤我们捉到的鱼吃。趁这个时间跑,也许是个良机。如何 逃出去呢?屋子里只有一个小窗户,只有我能从窗户洞口钻出去。大 家一商量,决定用他们的肩膀把我扛到窗户上,我出去了再从外面将 门扣打开,大家就可以悄悄地溜走出去了。没承想,我跳下去的时 候,被发现了。他们朝我追来,我撒腿就跑,直接跑回家了。

…… 薛港林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父亲找来了。他是骑自行车来的,

让我跟他回家,一起做生意。

可以说,我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父亲,我的很多人生的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是看读了多少 书,关键是看做了什么事,怎么做事。

我记得,父亲有一次一边剥着花生酌着酒,一边问我将来想做什 么。父亲的下酒菜,多为家里自制的白晒花生。福清靠海,土地并不 肥沃,但却极适合种植花生和地瓜。所以在我们福清,除了晒干的地 瓜片,还有用地瓜做的各种小吃,比如地瓜丸子、地瓜饼。花生,则 除了提炼花生油,就是煮熟后放在太阳下晒干,做成家家户户接待客人的茶点,也是大人们喝酒时最好最方便的下酒菜。将来做什么?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有谁会想这样的问题。我正在想如何回答,父亲自顾自地接着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 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心?和心有关的词有哪 些?我伸出手数着"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 怜悯心……"似乎十个指头用不完,有那么多的心吗?

"当然有。"父亲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父亲呡了一口酒,又接着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的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

而且,父亲的确也不在人世了。有时,喝了点酒,我总后悔,如果我当时没有偷喝父亲的酒,如果我总是认真地倾听父亲的回忆,或 者,父亲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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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7:02 | 显示全部楼层
1.4 少小担纲

说远了。

那天父亲骑着单车到农场来找我,叫我回家帮着他做生意。

15 岁的我,能帮父亲做什么生意呢?但我还是顺从地跟父亲回了 家。回家第一件事是学骑单车。父亲从修车店租了一部单车,带我到 村里的大晒场,他先帮我扶着让我骑上,然后扶着我骑,不一会儿, 我发现父亲的手放开了,"德旺,你自己在这练着,爸爸先回家吃饭。 你再骑一会儿就回家,下午就骑这车和爸爸一起上福州。"

骑一会儿,我已经可以自己蹁腿上下车,并且能驾驭自行车了。 回到家,吃过饭,我正想往外跑,被父亲叫住了。"德旺,下午 和我一起上福州进香烟。""下午?依爸,我才刚刚学骑,不熟练呢。" "没关系,依爸在边上,边走边练,边做边学。骑两个来回,你就很熟练了。"

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背上书包和父亲上路。

其实,一个市场若要繁荣,离不开商业的活动。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有这样意识的,也不一定敢发声,更不用说实践了。

父亲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旧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种田的本事,但却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小的商业经营活动,给家庭 带来些许的经济收入。所以,父亲就用他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 为运输的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卖,从中赚取价差。

但那时,是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的,抓到就会当投机倒把论处, 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你年纪小,一个孩子,没人会检查你的书包的。"父亲对我说。 我挠挠脑袋,15 岁的我,不算大却也不算太小了,在那时,即便是城 里的孩子,也有参加工作的。不过,我的个子的确小,虽然 15 岁 了,但看着也就十二三岁的模样。

那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就跟着父亲出发了。

我很兴奋。福州,常听大人们说起,而且姐姐已嫁到福州,她 的家我从未去过,现在能和父亲一起去了,还会见到姐姐,真是太好了。

刚开始骑,还不觉得累,一方面是新鲜,另一方面是年轻。可 毕竟高山到福州山高路远,骑着骑着就骑不动了,几乎哭出来。但父 亲却没有休息的意思,我只能硬撑着。宏路过后是太城岭,岭下开着 一家小杂货铺,老板是当年与父亲一起在日本打工的好朋友,父亲喊 他老蔡。骑单车翻越太城岭并不容易。父亲看看天已黑了,就叫我下 车,进到货铺里,住了下来。

这个下午,并不怎么会骑车的我,竟然骑了五十多公里!

第二天一早,父亲叫醒我。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虽然睡了一夜,但全身酸痛,坚持着骑到福州。那天下午,我见到了阔别的姐姐,高 兴极了。休息一天。第三天一早,父亲早早地叫醒了我,骑上车,跟着父亲七拐八拐,走进了一处不显眼的住房。这儿,就是进烟丝的所 在地。一路上,父亲教我如何认路。较之高山,福州城里热闹了 许多。店多,人多,单车也多。但那会儿,我压根没心思理会那些的 热闹。

进好货,父亲放进了我的书包里。快到城门时,父亲将书包绑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由我带着出城门。果然,在城门口,父亲的单车 被拦了下来,我却没有。

出了城,一路紧骑慢骑,骑到太城岭,已经是下午 2 时左右了, 父亲还是在朋友的杂货铺里停了下来,喝了碗热茶,稍事休息,就叫 我上车往高山赶。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父亲一起贩卖烟丝的生活。每趟进货 30 斤 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 3 天。第二次还是跟着父亲,第三次,就自 己一人骑着单车去了。从第三次开始,我与父亲的商业分工形成:我 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

记得某个冬日的一天,我进好货,大概是头天受了风寒,骑出 福州没多久就开始拉肚子。从福州到宏路的太城岭,五十多公里的山 路,平日里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骑到,那一天,我用了一天的时间。一 路上,我都想停下来,不走了,但是,又担心车上的货会不安全。于 是骑一会儿,停一会儿,脚越来越软,车越来越重,人就像在棉花 上。那时的山路并不像现在的公路,崎岖而窄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连 车带人翻到山涧下。抵达太城岭时,已经是晚上快 8 点了。我都不知 道自己是怎么翻过太城岭,挨到老蔡的杂货铺的,只知道翻过太城 岭,到了小杂货铺,自己就不会死,货也安全了,因为有老蔡在。

到小杂货铺时,应该是晚上 8 点多,我人都变形了,见了老蔡话 也无力说。老蔡一见,赶紧出了货铺,接过我的单车支好,再扶我进 了货铺。一进去,我就瘫坐在椅子上了。老蔡急忙烧了热水,让我擦擦身烫烫脚,又煮稀饭给我吃,再用开水冲神曲,让我喝下。扶我上 床,之后我就昏昏迷迷地睡了过去。

我昏睡着,高山的家里却彻夜难眠。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我的情 况老蔡不可能及时通知父亲。

那天我本应该在下午三四点回到高山的。可一直到晚上,都没 见到我。家里急了,父亲母亲一次一次地到镇口去接我,但路的那一 端,始终没有我的身影。那一夜,应该是遭了母亲的不少埋怨,天还 没亮,父亲就忐忑地出发,沿路打听有没有见到我,一直找到老蔡的 货铺。

"在我这儿,还在睡呢。德旺这孩子可了不得,生了那么重的病, 人都走形了还不忘记把货带到家。"

这以后没多久,父亲改做水果生意。我每天得凌晨 2 时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天刚刚发亮,批发好 水果,囫囵吃点东西再载着 300 多斤重的水果骑车回高山。到高山,通常已是下午 3 时左右,再和父亲一起卖水果,水果卖完一般就天黑了。回家吃晚饭通常都要到晚上 7 点半以后。这样辛苦地赚,一天下来,大概有 3 元左右的利润。

17 岁的少年,正是生长的旺盛期。凌晨 2 时,刚刚进入梦乡, 哪里起得了床?所以,每天,都是母亲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轻推 着酣睡的我,才起的床。常常,睁开眼睛时,看见母亲眼睛还是湿润 的,没有来得及擦干。

"妈,你为什么哭?"

"傻孩子,妈没有哭,只是难过。"

"为什么难过?"

"唉,叫你难过,不叫你又不行。"母亲说着又有些忍不住,眼泪 在眼眶里直打转。"你小小年纪,小小个子,就要承担起家里的重担。

孩子,难为你了。"

我的早起习惯,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养成的。就是到现在,我都时常会闪过,母亲坐在床沿边,含着眼泪喊着"德旺,起床了",一 手轻轻地推被子里的我,一手抹着止不住的泪花。和水果的利润比,烟丝的利润要高许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 父亲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现场,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执行者,是我小学的一个同班女生。她那时显得很得意,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其实,她的母亲也在做生意,我气愤不过,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姓 X 的,你得意什么, 你妈不是也在做生意吗?只不过您有一个好姐夫当官,罩着你而已。 老子从此不做了,你也得给我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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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7:18 | 显示全部楼层
1.5 独闯天下

这段时间,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母亲生病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大鸣大放,人们没有了吃的。能吃的,树根、树皮、野菜、观音土……吃一切能"填饱"肚 皮的东西,很多人全身浮肿。母亲,也是在那时,得了浮肿病。常常 肿得走不动路,需要有人在家服侍她。可是,大姐出嫁了,哥哥在 学校读书,妹妹还小。母亲和父亲就商量着给我找个媳妇,来服侍 母亲。

那时的农村,年轻人都结婚得早。也大都是依媒妁之言。我无力 抵抗习俗,也愿意早些独立生活。

舅舅介绍了他同村的一个姑娘,说是一户好人家的女儿,叫陈凤 英,要我去看。我请母亲去看,对母亲说:"您看了好就行。"我的小 九九是,身体不好后,母亲的脾气也变了很多,易发怒,又管得严。 如果我找一个母亲不喜欢的姑娘,合不来,家里不是要吵翻了天?

母亲很满意地回来了,并且翻箱倒柜地找钱,又四处张罗着借了 三四百,凑成 500 元,送到陈家,算是聘礼。然后,我们俩人一起到镇上去照了张相,买了 8 斤糖果,在村里分了分,这就定了亲。

我结婚的时候,是"文革"后期,1968 年。

新房是姐姐和姐夫从福州赶回来,帮忙布置的。他们的布置,完全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标语口号什么的,贴满了墙,红红绿绿地,却 也喜庆。妻子陈凤英,在岳母的坚持下,是用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就 像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穿着红红的衣裙,坐在红红的轿子 里,披着红披,穿着红鞋。在轿旁走着的我,身着几块钱缝制的中山 套装,脚穿一双簇新的解放鞋,袜子是在福州读书的哥哥,从自己的 脚上脱下来的。一路上,乐队敲敲打打地从她家抬到了我家,摆了十 几桌酒。就算结婚了。

结婚后,我同母亲说:"妈,我们分开过日子,但凤英可以留在家里服侍你。"

"为什么?"母亲一愣,有些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

"我要自己出去闯天下。"声音大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激动地说:"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炼,让我想了很多。父亲烟摊的被收缴,更激发了我外出闯天下的决心。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 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 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独立出去后,首先 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学要会赚钱的生意。

做什么呢? 种白木耳。那时候是见很多人都在做,政府也不反对。 钱从哪儿来?

凤英进门时带来了些许嫁妆。我同她商量,把嫁妆卖了,又借了

一些钱,凑了几百元,开始种植。

我种得很用心。

那一年,我种的白木耳收了十几斤,多为一级品。但是,我高兴 得太早了。

在我埋头种白木耳的同时,福建也有很多人在种,因此,在福 州的市场上,好的产品卖不出好的价格。怎么办?从投资到产品到收 入,销售是很重要的环节。那时我就在琢磨。

镇上一个干部告诉我,他听一位老师讲江西一斤可以卖 50 元 左右。

"真的?"我眼睛一下睁得好大。太好了。我在心里快速算了一 笔账:一斤 50 多元,10 多斤,不就可以卖到 800 元左右吗?

本地不好卖,就到外地卖。

从小随父亲销售烟丝和水果积攒下了的经验,这时起了作用。我迅速坐火车到江西。果然,卖掉了,很顺利地,800 多元到手。扣除 成本,不亏但也不赚。

自己种,赚不了什么钱,怎么样才能赚?坐在从鹰潭回福州的火 车上,我心里盘算着:福建的白木耳比江西便宜三分之二,如果我在 村里收购,运到江西去卖,赚取中间的差价,做两个来回,不就赚了 一大笔吗?

说干就干。一回到高山,我立刻用 800 元在村里收购村民种植的 白木耳,卖到江西,这一次我赚了近千元。尝到了甜头的我,开始了 一次又一次福州-江西的往返旅程,一直到 1970 年冬,我的白木耳生意才告终止。其中,赚得最好的一次,有 3000 多元钱。

有了儿子,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我只有更努力地赚钱。赚到3000 多元,自然欣喜若狂。

3000 元是什么概念?当时,2000 元可以盖一栋房子。3000 元, 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上百万啊,许多人家根本想也不敢想。我看着手 中的 3000 元,心想,再赚一笔过年就不再卖了。而且,因为见我收益好,公社一位干部也要入股,不过却是不出钱的干股,因为他告诉 我,他会成为我的保护伞,比如在需要的时候开个证明什么的。"这 下好了,有了保护伞,可以大干一场了。"因为赚了钱而大起来的胆 子,更壮了。于是,又去进了 3000 元白木耳的货。加上一些村民愿 意赊账(先给货,卖完再结账),这一趟江西,我带的货太多包太大, 出站的时候只能拎着包吃力地朝前挪步。一个值班的民兵看见了,径 直走上前来。

"站住!哪里来的?"他朝我喝问。

"福建来的。"

"包里是什么?打开看看。"

"白木耳。"眼看混不出去,我主动交代。脑袋迅速地转着应对的 方案。

"好啊,你投机倒把!"他不由分说,上前提起我的货袋。

"请别,同志。这是公社集体的东西,你收走了,我如何回去向集体交代?"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那民兵也不与我多言,提起货袋 走出车站,径直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收购站。转过身,对一路跟着他的 我说,"同志,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货,收购站收购了。钱,暂时 扣下。如果是集体的,你回去开个证明来,才能把钱领走。"

我傻眼了,立在那儿。"去哪里打证明啊,东西本来就不是公社 大队的,怎么可能给证明呢?"可是,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哪里 还有转旋的余地?

无奈地,我点点头认可,坐上了回福州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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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7:34 | 显示全部楼层
1.6 祸不单行

回到高山,我心急火燎,先去了公社干部的家。看见我来,他很 高兴。

"叔公来了,快请进来。"他招呼着我进门。从桌子上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递给我。

我接过杯子,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茶,"货被鹰潭站的民兵扣 了,现在要公社开一张证明才能取回,你能搞一张吗?"我盯着他, 毕竟,他是股东。

"什么?我开不了证明。"他大吼一声,脸变得铁青。继而又捂住 胃部:"我胃痛得很厉害,无法外出。"

第二天再去找他,他老婆出来,说他生病了。"神经病发作了, 你不要再来找了,他神经病发作时,会打人的。"

生病自然是一个托词,就像每当运动来时,这个干部就生病一 样。表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风险,更不愿意分担几千元白木耳的 损失,他当时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话。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他们的家。

看来,我必须独自承担并且独自解决问题了。

我挨家挨户上门,说明白木耳被扣的经过,向他们表示,他们的货款我会一分不少地给付,不过,容我筹措,有了钱,就给他们。庆 幸的是,他们相信我,愿意等待。

在村里转了一圈回到家。

一进家门,见一个大队干部正等在家里。"你欠 06 工地的义务工,一共十个工,必须到 06 工地去。你也可以不去,找别人顶,但必须交钱,按一天 3 元算,你交 30 元钱就可以了。村里也有很多人不做, 就是按这个数目顶的。"干部说,口气和表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30 元?我一分钱都没有,上哪儿寻 30 元?"那我自己去工地吧。"

他的脸色立刻缓和了许多,"能自己去做是最好的,说是义务,

还是有点工资可领的。"他转身朝门口走去,又回过头说,"对了,过 两天就有一队要去工地,你准备一下,随他们去。"

大队干部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我去"的这个决定,竟然 给我带来了此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70 年 12 月,福清县委县政府决定动员全福清人民的力量,在 渔溪镇修建建新水库。参加建设的农民皆自带粮食挣工分,但先得完 成义务的工作量。建新水库工程是 1970 年福清第 6 号工程,所以我们都称建新水库工地为 06 工地。

1971 年春节过后,收拾好去工地的行囊,我送老婆孩子到岳母 家。我对岳母说:"凤英和小晖就拜托您老人家了,我这一去,如果 没有赚到钱,就不回来了,您让凤英改嫁他人。"

"傻孩子,不许说这种话!"岳母生气地扬手拍我的肩膀,"凤英 和孩子放这里没问题,你在工地好好干,工做完了就回来,我相信你 将来会有出息的,暂时困难要忍着。"

工地的日子很苦。

我每天的任务是拉装有半吨土的板车,运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卸掉。回到工地,再装上土,再运出去卸了。一天要拉三车,走五十 多公里的路。

第三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南方的冬天较短,立春过后,天就渐渐地热起来。那天,天格外的蓝,太阳如夏日般热烈,一早起床拉了两车后,我依靠在营房旁, 边喝水边休息边与其他两位民工唠嗑。也不知怎么的,民工营房忽然 着火了,噼里啪啦地烧着。我们吓坏了,吓傻了,僵在那儿,看着火 迅速地蔓延,甚至都想不起要冲进营房抢救些东西出来。

高山营是 4 个连分开住,一个连近两百人,集中住在一起。营房 是用毛竹、麦秆扎的,一旦着火,火势蔓延极快。火从下午三四点烧 到晚上 6 点,营房、修理所、食堂,所有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 烧没了。看着一地的灰烬,陆续从工地回来的民工围在一旁,不知所 措。不知是谁先哭的,反正有人哭了,我也哭了。哭声迅速传染开, 整个营房哭声一片。有个民工,一边哭,一边在他宿舍床铺的位置扒 拉着,"可惜了我的猪脚啊,我中午舍不得吃,想等晚上收工了回来 吃的,却吃不到了啊,呜……"

晚上,吃完兄弟连送来的稀饭,已经过了 8 点,工地指挥部派民 兵把我们当时在场的三个人都抓到了指挥部,审问。

"说,你们三个,是谁点的火?"指挥部领导怒眼圆瞪。

谁点的火?不是我。那是谁烧的?真没有注意,就发现着火了。

但是谁烧的呢?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们是最早在火灾的现场,发现着火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证明不是我们放的火,我们也就有可能被当作是放火的人。

"把他们都先关起来!"指挥部的领导说。

就在我们差点被关起来的时候,在附近调查的干部,带回来一个消息:火灾发生的时候里,距火灾现场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个农民 在掏粪。据农民回忆,他看见三个人拖着板车停在营房旁边,进了 营房,从里面端水出来喝,其中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卷 烟,刷火柴点着烟后,随手将火柴丢在地上。接着就起火了。

原来,因为我们三人在那儿喝水,农民担心我们是小偷,所以远 远地监视着我们。于是目睹了大胡子扔火柴引发火灾的过程。大胡子 被绑起来了,剩下两人被放回,此时已是午夜了。

侥幸地回到营房,营里依然乱成一团。

第二天一早,租住在民房内的营指挥部办公室里,高山来的民工们将营长和教导员团团围住。

两百人一下子无处安生。吵闹着要赔偿的,想开工没有板车的,板车坏了无处修理的……

营长和教导员陷在吵闹声中,灰头土脸的,疲于应对。

我挤到营长跟前:"林营长,我会修车,是否让我帮您。"

"知道了。"林营长点点头,压根没有想到我是在主动地为他解 难,好像我也是吵闹者中的一员,应付着我。

"林营长",我拉高了嗓门儿,"板车坏了修好不难,不修就都得 停工了!"看到营长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这会儿是认真了。我一字 一句地说:"我会修车,但我没有修车的工具,请求林营长设法借一 套修车工具给我。这样,我能修好几辆以应急。"

"可以。"林营长立刻同意,对身边的通讯员说:"你马上到港头 借一套修车工具来。"

就这样,我在 06 工地高山营房的路边搭了个简易的修车棚,找 人写上"高山修理所",开始了我近一个月的修车生涯。

其实,我并没有学过修车。在这以前,除了看别人修车,就只有 当年骑自行车在福州与高山之间往返运货时,自己捣鼓过自行车的补胎和紧钢丝这样的经验。但是,那天看到营长教导员被围成那样,我 不如去修板车,因为并不难。板车不同于汽车,所谓修车,其实主要 是补胎和紧轮胎的钢丝,没有什么技术活。

当时促成我想去修车,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自己经历了从 贩白木耳被扣,来工地被烧,突然间感到这是天在亡我,既然我要亡 了,就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吧!这是初衷。

我修车,没有收修车费。从刚开始摸索着修到成为一个修车的行家 里手,我只用了整整 28 天的时间。这 28 天,我没有离开过修车棚一步。 吃的喝的,都是来修车的民工顺手给的。就像"桃花源"里的那些人一 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不知道救济的物资到了很多,也不知道 赔偿的款早已到达,更不知道营部所有的民工都拿到了救济物资及赔偿 金。一直到有一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及赔偿金时,反复核对名单, 才发现少了一人。遂问通讯员:"曹德旺跑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来领?"

通讯员挠挠头。"曹德旺?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在路边修车 的人。他的修车工具还是你让我去港头借来的。那以后就一直在那里 修车。这几天还好是他帮忙,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

"去,立刻把他给我找来。"

我不知道什么事,通讯员一叫,丢下工具就随通讯员到了营部。

一进门,教导员蹙起眉毛,"德旺,你怎么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接 着有些心疼地,"辛苦了,赶快去洗一下,换个衣服再过来。"我相信 他们闻到了我身上的臭味。

我这才惊觉,这 28 天里,没有剪过发,没有刮过胡,没有洗过 澡,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洗也没有用。我一无所有,没有衣服 换。"我站在那儿没有挪动脚步。此刻,站在教导员面前的人与乞丐无 异,甚至比乞丐还更不济。注意到了这一点,教导员立刻吩咐通讯员 到捐赠的衣服堆里挑几件衣服,"挑了交给曹德旺。"教导员说,"你快去洗一下,最好,头发也理一下。"我接过通讯员递给我的衣服,转身 走出营部,像小时候一样直接跳进溪里。洗完澡,换上衣服,又去了 理发摊,理好发,刮好胡,人不免神清气爽了许多。再回到营部,这 时教导员已经吃过晚饭了。见到我,教导员笑着喊道"进来,进来。"

"坐吧",教导员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们全家人。你家做小生意, 生活过得不错,你怎么会跑到工地来当民工?"

我将到江西卖白木耳却在火车站被强行"收购"的事,简单做了 个汇报。我告诉教导员,自己是一贫如洗的人,看着那么多的民工, 步行一整天到工地,因没有工具出不了工,感到焦心,心想我若做点 什么成全他们,牺牲点自己的时间也值得。教导员听后说:"听了你 这些话,我很感动。你是我们营最后一个没有领到赔偿的人。我这里 还有剩下的赔偿款包括粮票什么的,你今天都领走,你这一个月日夜 工作的工资也包含在内了。角落里的救济物,有合适的,你也捡走。 先回家。至于给鹰潭火车站的证明,等我回到公社以后帮你问问,看 能不能解决。"我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没有想到的是,我将教导员给我的赔偿--粮票、布票什么的变 卖后竟有 1000 多元。那是多大的一笔款啊,要知道,那些个整天围 着吵要赔偿的队友,最后也就拿到几十块钱。而我,不吵不闹甚至忘 记了要,却得到了这样一大笔赔偿!

教导员原任公社副书记,因"文革"站错队被贬,我要的证明是 他与公社其他干部商量,帮了我的忙。但当时他没有直接告诉我"可 以",而是转了个弯儿。我非常感激他。那个证明,让我要回了被扣 在鹰潭火车站的钱,虽然白木耳的价格是按收购价算,比市场便宜了 三分之一,但我总算要回了钱,还清了各位菇农的货款。

我雀跃的心,岂是文字所能表达? 真是无债一身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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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38:03 | 显示全部楼层
1.7 苦力不苦

还清了债,有了钱,妻子孩子也接回了家。

接下来做什么?生意不能做,思来想去,决定再回 06 工地。工地上一天有 3 元多的收入,算是高的。累一些没关系,关键是心情愉快。 回到工地,见到了教导员他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提出希望再回来出工。工地的活苦、活累,没人愿意干,我却去而复返, 教导员和营长都表示难以理解。但最后,还是决定安排我到连里的食 堂做炊事员。"你愿意吗?"他们问。

"当然愿意。"我立即表态。在工地的各工种中,炊事员可是一 个软差。不用风吹日晒,一个月有 90 元的工资收入。那时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18 元,处级干部也才 70 元左右。连里食堂的 炊事员,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不是公社干部的岳丈,就是领导的父 亲。可不知为什么,从到食堂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吵 架,和民工吵,他们之间也吵。

吵什么?仔细听听,我明白了。

其实,主要矛盾只有三个。一个是没有供应足够的热水,民工干了一天的活,又累又脏却无法洗澡;二是早上起来吃饭却发现自己的 饭盒里不是饭而是米粒--水被人倒掉了,所以蒸不出米饭;三是发 现饭盒里的饭变少了,罐里的粮食被偷了。

食堂原就是要为民工们服务的,原来的炊事员因为是连队领导的亲 属,所以不愿意多做事。而我,当过民工,知道洗热水澡对于民工的重 要性。我与几个老炊事员商量,我负责挑水,他们负责烧火,他们不用多做事,自然也没有意见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多挑水多备柴,提供充足的热水让收工回来的民工可以洗热水澡,第一个矛盾迎刃而解。

解决第二个矛盾也比较容易。把人家饭盒里的水倒掉,造成对方 没有米饭吃,第二天无法出工,从而不得不延长待在工地上的时间。这 属于民工间的恶作剧。别人的心态无法控制,但食堂的蒸笼却可以控 制--原来的蒸笼随意乱放,是否所有民工的饭盒都放进了蒸笼,是否饭盒里的水被倒掉,米被偷盗,皆不可知。我建议对蒸笼进行管理: 一是所有民工都在头天晚上 9 时前将自己放好米的饭盒,统一码放在蒸笼里,码好一笼,锁一笼。超过晚上 9 点的,就要送到炊事员使用的 房间里,过了时间就把这间房的门锁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第二天早 上我再将这一个一个的饭盒加好适量的水后放入蒸笼内;二是实行蒸 笼有规律地摆放,民工的饭盒有序放入,满一个叠上一个。

这两个措施,有效地预防了民工的饭盒有米无水蒸不出饭的恶 作剧发生,从而保证每一位民工都吃上热腾腾的米饭。民工们都很高 兴,也很感激我。

和其他炊事员比起来,其实,我只是多了个换位思考,多了点将 心比心。

解决第三个矛盾费了些周折。

民工营房内从家中带来的粮食、地瓜等会莫名其妙地变少,为什么?大白天,人人都在工地干活,屋里的粮食又怎么会被偷呢?

我开始留意观察,每天民工们到工地做工后,除了食堂的炊事 员,都有谁会进出营房。乍看起来,都不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可疑 的。但有一天,挑水时,我发现房东的儿媳妇挑着桶从里面出来。看 见我,她似乎很紧张,我觉得很奇怪,看见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呢?难 道是做贼心虚?我迎面走去。

"你,把挑子放下来。"

"干嘛?"她并没有放下肩上的挑子,而是换了个肩挑。"德旺你想干嘛!"她有些生气地,提高了嗓音。只是,那嗓音里透着点害怕。 "放下!"我厉声喝道。她一惊,就放下了。一挑桶里,都是泔水。

阳光下,泔水桶里的残羹剩饭发酵着,散发出阵阵的馊味儿。看起来没 有什么异常呀,她为什么要害怕呢?我看看她,再看看桶,有些犹豫, 她毕竟是房东的儿媳妇,如果弄错了,等于给自己找了麻烦。正想叫她 走,却还是觉得她的神情不对。我捋起袖子,将手伸进桶里。我这一伸 手,她顿时花容失色--泔水下面是半桶的米和半桶的地瓜片!

看着捞在手里的米和地瓜片,我愤怒极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家房子租给我们民工,你收了租金竟然还偷民工的东西!"

她扑地一下,跪在地上,一手扯着我的衣襟,"德旺兄弟,你 千万不要把我交出去。"声音里带着哭腔,"只要你不把我交给民兵,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的确,如果我把她交出去,她就会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 帽子,轻则她一人戴高帽游街,重则家人也都会受到影响。"德旺兄弟, 我是没有办法才偷的,家里没有粮吃。我心想,这里民工人多,我一人拿 一点不会有影响,但我们家的粮就有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保证。"

"你怎么保证?"我想了想,"这样,你写一张保证书来,现在就 写,以后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全都是你干的,那时我就找民兵抓 你。"她千恩万谢,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地跑回去,让他老公代写了一张保证书送了过来。

这事以后,营房里再也没有丢粮食的事件发生。民工们对我很满意,连长对我很满意,营长也对我很满意。

在 06 工地,我待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连部食堂里, 做得很开心。期间,营长曾经想把我调到营部小食堂去,我不干,营 长问我为什么。我同营长说,我是农民,为农民服务,只做一点点的 小事,农民们都很感激我,今天你给我一把花生,明天他给我一把炒 豆,我干得很开心。你们是官,你们的伙食费都是有限的,没有津 贴。分菜的时候,一样分你们会有意见;给你们多分些,其他干部会 有意见,我也不会做这种事。营长听了我的话,也没再勉强我。过了 一段时间,大坝准备合龙。高山营承接合龙口任务。为保证按时完成 这一艰巨任务,高山营从四个连队抽调最得力干将,组建了大坝合龙 突击连。我被抽调,成为食堂的采购员。

就这样,我当上了突击连的食堂采购员。负责食堂各类食材的采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民工,一天有 8 角的伙食费,我要用这8 角钱,让所有的民工吃得好又吃得饱,每天都得变着花样,有时还有 兄弟营的人前来协助或者参观,这些人的伙食费又得另想办法解决。这 让我费了一些脑筋。每当这时,我总告诉食堂的师傅,民工的花名册上 多做一些人头,这样,既能保证所有的民工都能真正地享受到 8 角钱 的伙食费,又解决了招待其他兄弟营的钱。这种解决经费的招数,也不 是什么秘密。客观上,突击连紧邻大坝,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往,兄弟营连或者指挥部干部如有 5% 到这里来,就是一二百人。

对于我来说,突击连食堂采购员的那段日子真是又风光又开心。 可惜,好日子似乎总是容易过去,只一眨眼的工夫,两年就过去了: 工地的工程已经完工,我的美差--一个月 100 多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我心里那个惋惜呀,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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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悯从怜中求

工地的好日子结束了,生活却还得继续。

再做什么呢?有人介绍我到莆田的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 40 多元的收入。与 06 工地的收入比起来,虽然差了很多,但这 时的我,没有欠债,这个收入,日子也能过得下去。

大洋农场工作期间,我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大洋农 场是一个公社知青农场,有近 150 个年龄在 20 - 30 岁的知青。知青每人每月工资 2 元,吃饭定量供应大米 22 斤。一些知青家里本身就 很困难,无法接济,而正在长身体的知青,靠这点供应,自然饿得晕 头转向。因此,常常有周边的农民跑到农场来吵,说家里昨晚少了只 鸡或鸭的,或者说被人偷了。

……

那年夏天的一个正午,烈日高挂,天空没有一丝的云彩。我坐在农场大路边的大树下纳凉。我摇着大蒲扇,微微地闭着眼,打盹。似 睡非睡之际,我看见马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人。

谁会在这么热的正午依然赶路呢?

我想着,远远地注意着越来越近的人。

他大约 50 岁左右,穿着旧军装上衣,斜挎着一个军用帆布包, 戴着一顶大沿的草帽。这是一种南方常见的草帽,常用水草、席草、 麦秸、竹篾或棕绳等材料编织,帽檐比较宽,上面常还写有"农业学 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字眼。这种草帽,可用来遮雨、遮阳,在休息 时或坐在草地上时,可将衣物放于帽中,或者垫坐在屁股下,以防 衣物或者裤子沾上尘土。那天,来人戴的草帽上写着的字是"农业 学大寨".

人越来越近了,并且径直向我走来。

"老乡,可以借一下您的吊桶吗?"他问。他的话里带着浓重的福州腔,在我听来,比我的腔调重许多。看得出来,他很渴,汗水不 断地从发际顺着黑红的脸庞滴落。我刚才忘记说了,在我纳凉的大树 旁,还有一口井,夏天的时候,我时常会在井边冲凉,就是从井里打 起水直接在井边洗澡。

"您是福州人?"我用福州土话问。

"是的,我是连江人。"也许是听到乡音,与他的距离感立刻缩小许多。我用福州话告诉他,这井里的水虽然冰甜,但水里有血吸虫, 不能直接饮用。

"我太渴了,只要有水喝就行,有没有血吸虫都没有关系。"

"您等等,坐在这树下先凉一下。我房间里有泡好的凉茶,我去端来给您喝。"说着,我站了起来,将蒲扇递给他,然后朝不远处的 农场宿舍楼跑去。在宿舍里,我泡了一大茶缸凉茶,原是准备下午出 工时喝的。其实,我不让他喝生水,并不是因为水里有什么血吸虫, 而是我知道大暑天走了那么长的路,一身汗后,如果猛喝生水,人一 定会生病。

回到树下,我将一大茶缸的凉茶递给他,咕咚咕咚,他竟然一口 气给喝光了,递回给我,"谢谢您,谢谢您!"

"不用谢。"我接过空茶缸,"吃饭了没有?"

"没有。"

"您从哪里过来的?"

"永泰。在永泰等了 3 天都没有买到长途车票,气起来决定走回 去。今起了个大早,走到现在,走到了这儿",说到这儿,他又一连 声地道谢:"谢谢您啊,幸亏遇到了您,不然我要渴死了。"

"不必客气呢。"我又问,"那您打算去哪里呀?" "福州。"

"那您今晚住哪里?" "我要走出这一段,到甘厝口,然后再搭车回福州。"

"这不可能的,您今晚到不了甘厝口。从永泰到这里,距离您要到的地方,您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今晚,估计您到不了您 要去的地方。"我劝他留下来,"走了这么长的路,您也累了,饿 了,今天下午,这里也没有上福州的车了。您就留在我这儿,先吃 饱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负责送您上车。"我告诉他,每天,经过 的班车,司机我很熟悉,可以买到票。即使买不到票,司机也会把 他顺带捎走。"走吧,现在和我一起到我的宿舍去,我给你做点饭 吃。" 他想了一下同意了。然后就用吊桶打水冲洗了一通,跟我回 了宿舍。

我下了半斤米,用煤油炉给他煮稀饭。

"不够,再多些。"他也不客气。

半斤不够,那就 1 斤吧。我心里想着,淘好米,下到钢精锅里, 点着煤油炉,多煮点,若有剩下的,晚上也还可以吃。我这么对自己 说。没想到,饭煮好后,他呼噜一下全吃完了。刚刚放下碗筷,他问我:"您留我在这儿住,晚上有没有酒喝?"

"想喝吗?我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弄到。"这人还真是自来熟啊,我心中暗想。就这样,我喜欢上了他,这种直接我视他为知己, 起码说他看得起我。

"您还是去弄一瓶来喝吧。"

"没有什么下酒菜,我这儿只有花生米和鸡蛋,可以吗?"

"可以。很好了!"他说。

我写了封信,喊来一个知青,请他帮忙到公社食堂找司务长,借了一瓶丹凤高粱、1 斤花生米和 10 个鸡蛋。这时大约下午 5 时左右。 "您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肚子肯定也不饿",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先在宿舍里喝茶,等到农场的知青们吃过饭,八九点时我们到食 堂去做菜。"

那个下午,我也没有去出工,同这个路人喝茶聊天。后来我知 道,他是连江琯头人,山兜农场的场长,当过村长,名字叫王以晃。 人的缘分也真是奇怪,在那个正午,当我吃过中饭,摇着大蒲扇,像 往常一样坐在树下纳凉时,绝对想不到,我会给一个路人做饭吃,并 且成为此生第一个好兄弟。

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心生怜悯,怕他喝了生水会得病。

那一夜,王以晃就在我的宿舍,搭了个地铺睡了。睡之前,天南地北地海吹了大半个晚上,讲了很多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故事。最 后,他动员我过了年后到他的农场去当推销员。

第二天,起了床,吃过萝卜干就稀饭的早餐,过路的班车也就到 了。我送他上车,临了,他回过身对我说:"老曹,过了年,你就不 要再在这里干了,到我那儿去。"

我挥挥手,和他道别。班车卷起一阵尘土,走了。而我的生活也 回到原来的轨道,一切照旧。对我而言,王以晃的邀约,不过如那车后扬起的尘土,风吹过,即散了。

转眼新年来临。元旦过后不久,春节就到了。

那年的春节,农场的任务很重,书记不同意我回高山过年。腊月二十八,王以晃来了。这回,他穿得有模有样的,着一身深灰色卡 其布缝制的中山装,看着还真有干部的模样。见到我,就用福州话骂 道:"真是太无德了,大年三十鸡犬都返家,而你,家里有父母老婆 孩子,竟还待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想回家过年,可书记不同意啊。"

"书记个屁!你不是同意到我那儿做吗?!走,我与你一起去见书记,告诉他我们明年不干了。明天要回家陪父母妻子过年。"

说着,他开始动手帮我收拾起行李来。

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载着他到公社见了书记。我说家里出了 事,父母身体不好,马上就过年了,要我回家。书记也不好说什么, 就同意了。

就这样,坐上经常往来门前的车,我们告别了大洋农场。在甘厝 口,王以晃下车转乘去福州,我们就此别过。

回到高山,刚进家门,行李还没有放下呢,妻子凤英就迎上前来。"你可回来了。昨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提了很多东西,把家里过 年要的年货都送来了,鸡鸭鱼肉酒啊什么的,一式两份,一份给了爸 妈那里。"妻子说着,将我领到堆放着年货的房间和厨房,"我不收。

他说是你的好兄弟,放下东西就走了。茶水也没有喝一口。"

我真是遇到了一个好人啊。看着那些年货,我心里真是感动。我们在大洋分手时,说好过了年,初五就到他的农场去上班。我还会不 去么?!

1973 年的春节,我过了一个丰盛的年。初五那天,我就离开高 山,乘车到了琯头山兜农场。到他家给他拜年,也是报到。见到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把女儿叫了过来,说:"闺女,你把手表脱下来 给我,你曹叔叔需要,你在家不需要。"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 女儿百般的不愿意,但王以晃还是从女儿的手腕上捋了下来,直接戴 在了我的手上。随后,他又把老婆叫过来:"去,把美国寄回来的的 确良布拿出来,再去把裁缝找来,给小曹做一身衣服。"

他将我这一全副武装后,我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满意地 点点头:看来,钱胆衣威,俗语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还是有一定 道理的。作为山兜农场的销售人员,也是农场的门面,出外销售,和 人打交道,模样儿还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外出的时候,再累也要 穿戴齐整,打扮和自己的身份相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

立春以后,我熟悉一下情况,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因为刚 入行,第一年我没赚到什么钱,年终的时候,王以晃就跟农场的人 商量给我 1 万块。他是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虽然他是场长,但反对者也肯定是有的。所以我很感动,在我看来,这 1 万元,是对我的扶持,更是对我的激励。我更加发奋图强了。第二年我就赚了 3万多,第三年,我又赚了 3 万多。当时没有存银行的概念,也不敢 露财。所以,这么多的钱,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那时,人民币最 大的票面额是 10 元,6 万元,我铺了厚厚的一叠!如果没有后来发 生的两件事,我或者就一直在琯头山兜农场做下去,也就没有后来 的福耀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75 年冬天,有一次,我和农场的几个干部子女一起送树苗到 明溪县。才到明溪,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像天开了个大洞似的。 因为苗木无法栽种,闲来无事,我们就在县城的街上转悠。听到当 地的百姓纷纷传说要地震了,这些干部子女,回到住处,收拾了行 李,转身就跑掉了。我们带来的树苗怎么办?那些树苗一株 2 角钱,二三十万株,总值也有几万块钱,他们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扔下不要 了。回去要怎么交代?他们不管,我却心疼:这些树苗,是农场乡亲 的心血,不能扔下。他们走了,我一人留下来,看守着。虽然被雨 淋得全身湿透如落汤的公鸡,但树苗最终没有丢失一株。云开雾散 后,树苗都卖了。拿着卖树苗的钱,我回到琯头,汇报了明溪之行 的情况,希望场领导能处理那几个干部子女。可是,干部们却不 愿意,一边表扬我,一边敷衍我,说什么反正也没有造成损失,都是 孩子,算了。

一个没有组织纪律的企业不会发展!

一个不会发展的企业不是久留之地!

我琢磨着…… 1976年春节,我回到福清高山。春节期间,有几 个人拎着礼品到家里来拜年 ,  说是福清龙田人。龙田镇紧邻高山, 算是邻居。领头的那人见面就夸我做果苗做得非常大,是苗木界的一 把手。

"老曹,我们是慕名而来呀。"来人说。

"哪里哪里,不过是混碗饭吃。"我客气着,在客厅里泡茶给他们喝。一边泡,一边思忖: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做树苗销售?正想 着,来人又说话了:"老曹,我们知道你在琯头做得很好,也知道他 们给你是按 20% 的抽成。这样吧,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按 40% 的抽成。"对方看着我,等着我回答。

不会吧,40%!疯了!花一倍的价钱来挖墙脚,我是什么呀,不 过是一个卖树苗的。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 多,是要拿去枪毙的!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掉。

"喝茶喝茶。"我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过,大春节 的,不提这事吧?"

"也好,老曹你春节期间想一想,我们给的条件,很优惠哦。"

"好的,好的。" 送走他们,我当下决定,离开苗木界。

那个年,我过得踏实又不踏实。不踏实的是,自己卖树苗的名 声大了,随时可能会有人来抓自己;踏实的是,决定了年后的路要怎 么走。

一过完年,我立即乘车到琯头,向王以晃辞职。但我答应他,会 帮助他做好本年度应做的工作。

我再次回到了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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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CHAPTER 2
第二章
艰辛创业

2.1 结缘玻璃 / 2.2 问道石竹 / 2.3 诚交天下士 / 2.4 义不容辞 / 2.5 身试改革 / 2.6 老师的爱 /2.7  挑战权威 / 2.8 二问石竹 /2.9 探路合资 / 2.10 武夷山得的信息 / 2.11 拜师不应分贵贱 /2.12  据理力争


2.1 结缘玻璃

离开山兜农场,回到高山,我开始思筹着办工厂的事。这件事, 自从老吴和我说过后,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转悠着。

我计划在家乡办一个生产玻璃的乡镇企业。

说起来,也要感谢 1976 年春天明溪那几天瓢泼的大雨。大雨和 倒春寒将人们关在屋内,闲来无事,我约了老吴和小林一起品茶一起 喝酒。

老吴的全名叫吴异璜,是明溪县二轻局的采购员,"文革"前的 大学毕业生。一米八的个子,上海人。老吴并不老,30 几岁的美男 子,加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很有女人缘。但在那个年代,有女人缘 并不是好事,老吴就因为与同单位的女性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 系,被定为"流氓",丢掉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被送到明溪劳动教养。

小林的全名叫林庶乎,出身于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是 "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沿海的一个城市市政府工作。小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也很会说话。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右派的指标,小林所在的市政府也不例外。小林说,那天为评谁是右派开了一上午的会,他喝了很多茉莉花茶,憋不住尿,离开会场 上了趟厕所,再回到会场,他就成了右派,送到明溪农场进行劳动教 育。后来结婚生子,就扎根农场了。

老吴说:"老曹,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生意啊?你知道水表玻璃吗?" 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小圆,看着我,"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那个水表。你知道吗?这么小的一块,可以卖到 5 角钱,很赚钱吧!而且, 这个水表玻璃很容易,如果你做,我有渠道有办法帮你做起来。"

当然想。我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离开农村,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生活。只要有机会。这也是我当初离开家乡到琯头山兜农场的原 因--从这个角度讲,山兜是我离开农村的一个跳板,但我没有告诉 他们这些,告诉他们也未必能理解。只有如我一样在农村生活过的 人,才会知道农村的苦,农民的难。

那天一个下午,我们在策划如何办一个玻璃厂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可以办一个玻璃厂。

因为,有市场,也有技术。

老吴对市场进行过调研。

小林是工科大学生,设备技术是他的拿手活。

剩下的问题是,办工厂所需的 20 万资金和盖厂房所需的 10 亩土地,以及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如果工厂办在高山的话,就 要将他们的户口从明溪迁到高山。

户口是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城市户口,是人 跟着户口走,户口跟着工作走。人、户口、工作必须一体,要想迁户 口,有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首先要有工作单位接收,提供工作; 其次要有户口指标,可以落户;第三,新单位愿意接收,还得原单位 同意放人。即便是现在,户口迁移仍然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的目标很明角,说服高山公社的领导,提供资金,提供 土地,办一个玻璃厂,同时,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

只是在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工厂也大多在城市里办。社 办企业,虽然在七十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我一个农业人口, 想办工厂,谈何容易。

我决定先找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谈谈。

那时的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适当集中".公社办的各类企业多了,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机构也应 运而生。在县里,叫多种经营办,在公社就叫社队企业办或乡镇企业 办。在当时,乡镇企业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 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或者开些 小手工作坊之类的店面。(转自看福清APP)

公社的企业办则多为组织农民进城务工。高山的农民,吃苦耐 劳,善于开山、挖土、搞基建,但承包这类的工程,通常必须要公社 出面,企业办就是这个中间人。据我所知,每年企业办的管理费用收 入,就有 30 - 40 万元。

1976 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高山的街上行走,正好与企业办主任 不期而遇。

"老曹,最近在哪里发财啦?吃得白白胖胖的。"企业办主任方仁 钦见到我就问。

因为没有做农活,我的确是白白胖胖的,加上很注重衣着打扮, 走在街上的我,俨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嘿嘿,方主任,我能干什么,就是跑跑小生意而已。"虽然嘴上 谦虚,但脸上却是一副成功者的自信。我递上一支"大前门","方主 任有空吗?正要向您报告一件事。"

我拿出打火机,给方仁钦点上火。"是一个项目。"

"哦,什么项目?"一听说是项目的事,方主任来了兴趣。

站在街上,我告诉他,公社可以建一个水表玻璃厂,很赚钱, "一片水表玻璃,只有那么大一小块",我用手比划着一个碗口大的小圆,"可以卖 5 - 8 毛钱,我去上海市场考察过。1 平方玻璃可以做 100 片。"我吸了口烟,"主任,您知道市场上 1 平方玻璃卖多少钱 吗?"我伸出五指,"5 块钱。""100 片乘以 5 毛又是多少?1 平方可以 卖 50 块钱!我们只是钢化一下,磨一下就增值 10 倍!你说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

我接着告诉他,做这个项目,办厂需要 20 万资金和 10 亩地盖厂 房,这要麻烦他去同公社书记商量。

"资金和土地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谁来做。"方仁钦想了想,从 鼻孔处喷出袅袅烟雾:"我们都没有做过。"

"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公社同意做,你们 可组织几个人去见他们,再组织人去上海考察。"我简短地介绍了一 下老吴和小林的情况,将手上的烟放入口中猛吸两口,丢掉烟蒂,再 用鞋尖踩了踩,"如果你们考察后认为可以调他们来做工厂的话,必 须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这是他们的条件。"我最后说。

"等我向书记汇报后再说。"方仁钦有点兴奋。 几天后,方仁钦骑着单车找到我家。

我打开院门。

"哟,方主任,请进请进。是不是公社那边有消息了?"

"公社领导基本同意了。"还没坐稳,他就激动地说:"现在可以组织去明溪和上海考察了。"

我泡好茶,给方仁钦斟上。听他细说见书记的过程,又定下了去明溪和上海的时间。

送走方仁钦,我便出门到公社邮局给老吴和小林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进展,同他们定下了见面的时间。

几天后,方仁钦一行在明溪见到了老吴和小林,随后又一同考察了无锡的乡镇企业和上海的玻璃生产工艺。在上海的北京路,一家玻 璃店后面搁着一台炉子,里面正在生产玻璃。我问小林:"这样的炉 子,我们能造得出来吗?"

小林左看看右看看,很肯定地说:"可以,技术上可以解决。"

带着兴奋,考察组一行回到高山。

方仁钦立刻起草考察报告和立项报告,提交给了公社,同时提交的,还有关于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的申请。

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方仁钦任主任、项目负责人。

公社同时同意将老吴和小林的户口迁到高山公社居委会。

同年 10 月,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多年浪迹江 湖的经验,也使我很快融入筹建工厂的角色中。

我,就这样,彻底地和农业挥手告别,走上了工业的道路。

机会,就这么来了。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可谓适逢其时。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春潮涌动,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尤 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乡镇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

筹建处借用了公社旧剧场为办公地点。

旧剧场原为城隍庙,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筹建处。办公室设在前厅的二楼,里面办公人员只有 6 人:主任方仁钦,老吴、小林和我,还 有筹建处成立后配备的会计和出纳。

一切都模仿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这也为后来高山异型玻璃厂的 连年亏损埋下了伏笔。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第一次会议在旧剧场二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人员岗位设置和筹建的规章制度。对于厂房的设计,方 仁钦强调"节约开支,保守设计,可进可退".他解释说,厂房最好 按住宅设计,这样,如果工厂办不起来,厂房也不会浪费,可以当住 宅使用。

这样的设计思路还真是史无前例。我正想提异议,老吴和小林却 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我觉得奇怪,事后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 的回答更让我难过:"钱不是我们的,权在他们手上,他们决定怎么 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好异议的!"

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干部!我无语。挫折可以磨练 一个人的心智,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斗志,是从挫折中站起,还是在 挫折中倒下,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

但方仁钦并不这么看,早在明溪见到老吴和小林后,他就喜出望 外,觉得找到了宝贝,而作为介绍人的我,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因 此,在设置工厂的重要岗位人员时,没有我。

"老曹不能没有位置。"也许是感念我对他们的帮助,老吴和小林 同时坚持。"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我们办工厂,生产出来的东 西由谁去卖,卖给谁,这些都是要老曹在,才能更好地解决的。在产 品生产出来前,也要采购东西,他可以做采购员。"

我就这么成为了高山异型玻璃厂的采购员。但因为我非工非农, 所以,我只能按临时工使用。临时工就临时工吧,只要给我这个平台。我心想,自己虽然有销售的丰富经验,但是从农业到工业是一个大的跨度,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不要说经营了。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的,经营企业的经验积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只要能让我站在工业的平台上,做什么职位,并不重要。再说,采购员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时干部,一个月只有 22 元,而我一个月有 40 元的收入。虽然,因为是临时工,逢年过节工厂里的厂长、会计、出纳等部门行政管理人员会分到一些鱼啊、肉啊什么的,没有我的份, 但我,只当没看见。为保持心境,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却在惦记:只要能给我工业的这个平台,将来我就能做出最好的企业来。

投资十几万的高山异型玻璃厂从筹建处成立的那一天起,注定 成为高山人不会忘记的历史。它的一颦一笑,是高山人茶余饭后的谈 资,它的一举一动,总是吸引着高山人的眼球,成为关注的焦点。有 关系有门路的大都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厂,没有关系没有 门路的,也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筹建处的工作人员自然跟着风光无限。方仁钦自不用说,就连老 吴和小林,也每天沉浸在有人请吃喝的状态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工 厂,从 1976 年到 1979 年,奠基、动土、打桩、起梁、封顶、买设备、

安设备,时光飞逝,家中的日历,转眼撕掉了 3 本。

1979 年,终于试生产了。

这时,工厂已有 16 名员工。这些员工,多为公社与企业干部的 家属或者子女。虽然都是学徒工,年龄却相差极大。小的只有十六七 岁,大的却已经四十有余。

经过一年多的试生产,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生产不出合格的 玻璃。厂长也跟走马灯似地,从方仁钦变成林学飞再至林学杰。

有人开始怀疑建玻璃厂的决定是否正确。

虽然我不是厂长,但我的压力一点儿也不轻。建厂的建议是我 提的,两个重要的人才老吴和小林是我引进的,投了那么多的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我不断地问自 己。通过分析,我确认建厂的方向没有错,错在用人上。

小林真的懂玻璃生产吗? 我不是厂长,无权处理工厂的事务,但责任心迫使我站出来。我同仁钦说,上海有一个朋友,可能可以帮我们找来专家,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由我出面联系一下?经过公社批准,我便去了上海。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早已一改三年前 的素朴,有了花花世界的端倪。这端倪,早在父亲的描述里,让我听 得耳朵出茧子来。因此,对我而言,一点儿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我正正衣裳,走进上海建材局,找到陈克远。陈克远认真听完我 的叙述,对高山厂的困境深表同情。"你来的正好",他说:"上海耀华 玻璃厂有一个韩厂长,刚刚调到我们处任副处长。"说着,他拿起桌上 的电话,接通了韩副处长办公室。"老韩哪,我家乡有一个玻璃厂,生 产上出了些问题,您是不是可以从耀华厂找一个工程师,到他们那儿 看看,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试试看。"韩副处长一口应承。"我这就同耀华联系,看看能 不能派出人,可以派谁去。"

第二天,韩副处长就走进了陈克远的办公室。

"陈处长,耀华同意派工程师李维维前往,帮助高山厂解决问题。" "谢谢您,老韩。"陈克远握着韩副处长的手,转脸对我说:"我让办公室给你开一张购买机票的证明,你明天就陪李工赶回高山吧。" 飞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80 年的中国,飞机和火车的软卧一样,是为正处级以上的干 部提供的交通工具,不是有钱就可以坐的。虽然日后我坐着飞机,而 且是头等舱,飞遍了全球,里程数也不知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但飞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唯有第一次,深印脑海。

这次的上海建材局之行,不仅为高山送来了李工,也为日后的福耀埋下了种子。

这是后话。

在邮电局,我给工厂发了封电报:"已请到工程师,明日同机返 回,请接机。"

在机场,我见到了李工,一个纤细的上海女子,虽然衣着朴素, 但依然掩饰不住大小姐的气质。这样一位小姐,会懂设备?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耀华是不是派错了人?我心里嘀咕着。

李维维出身名门。父亲是洋买办,公公则是卡介苗专利的拥有 者。从小在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长大的她,却不染纤尘,完全是一个 知识女性。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个纤细的上海女子,后来会上演一幕 汉子般的壮举,成为我技术上的顶梁柱。

在福州义序机场,看到和我一起走出来的工程师,竟是一位女同 志时,厂长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

既来之则安之。

一行人坐上面包车,一路翻山越岭,三小时后,抵达高山。

正值午饭时间。"先吃饭再去工厂。"厂长决定。

"先去工厂看吧。"李工说,"看完再吃,来得及。"

到工厂,一下车,李工径直走进车间,等在工厂的老吴和小林急忙迎上前。"炉子的设计图纸在吗?请拿来给我看看。"小林示意手下 递上了图纸。

李工看了看图纸,再看看风箱面板、风嘴排列,"打开鼓风机", 她说。

李工察看的时候,车间里除了鼓风机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工人都下班了。围在李工身边的一群汉子,虽然和我一样抱着疑惑的心,但仍怀着真菩萨降临的希望。大家看着李工,默不作声。

李工看着,听着,不停地用笔在手中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关 了吧。"她说,"如果要改变电炉丝,厂里有没有现货?"

"有。"我回答,"还有很多备用的电炉丝,在仓库里。"

"这个风箱要拆下来,风嘴要重新布置,有困难吗?"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不容置疑地,完全不是一个弱女子的模样。

"没有困难,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好,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再来做。"

饭后也没休息,直接回到车间。此时工人已经上班。从仓库取来电炉丝,李工蹲在地上,一边示范着如何绕,绕多少圈,一边告诉我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工说,将电炉丝分三层解决了电炉温度不均的问题,却无法 解决风箱面太大的问题。风机浪费了很多风,另一方面,风压又上 不去。因此,我建议你把旁边的都堵上。风嘴组装得也有问题, 几千个风嘴都要拆下来。这个工作量很大,不过,抓紧时间,两天应该 够了。按照她的要求,当天下午我们就组织员工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改 造,第二天天一亮,李工再到工厂时,应改的都已经按照她的要求改 好了。设备静静地躺在那儿,工人们站在机器旁边无声地等候着。

"咦,有什么问题吗?"走进车间,李工一愣。

"李工",我迎上前,"设备都已经改造好了,只等您来验收。"我指指等在机器旁的工人们,"他们在等您验收后开始试产。"

李工加快了脚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夜,这里的工人就完成了上海工人需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她有点儿狐疑:这样赶的工,能做得好?

俯下身,套上手套,她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线圈。

"OK,开机试试吧。"李工满意地摘下手套。

推上电闸,接上电源,摁下开关,电炉预热几小时后开始生产。

上片、下片、钢化……不一会儿,钢化好的玻璃送到检验台,"合 格!"检验员高声喊道。

看见一片片合格的玻璃,和工人疲惫而又幸福的笑脸,李工感动 了:这是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一群人。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充满热 忱。有这样一群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李工后来对我说。

走的时候,厂长偷偷地塞了一块走私女坤表给李工,以示感谢。 那时,福建沿海充斥了各类走私物品,大多是渔民用海产同台湾的船 老大换来的。各类名牌的手表如欧米茄、浪琴、梅花、精工等等,很 受内陆百姓的欢迎。但李工,对此类奢侈品牌早已见怪不怪,走私 的,自是不稀罕。

"老曹",办好了登机手续,进关前,李工的手心里放着一块梅花 表,"这是你们厂长刚才塞给我的,说是不要让你知道。我不要,他 硬塞。你看,该如何处理?"

"你不要,我也不可能拿回去。"我看了看表,(转自看福清APP)走得还好,选型也 的确精致。"这样吧,你是韩处长介绍来的,就收下吧。没什么关系, 厂长只是想和您套套近乎,增加私人的交情而已。"我补充道,"我也 不能拿回呀!"这时我深感失落,人是我请回来的,厂长送表给她还叮嘱不要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送走李工,坐在回厂的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望,是我花了九牛 二虎之力,通过关系请来了专业人员帮工厂解决了困扰几年的难题, 厂长给我的回报就是瞒着我送一块手表给来人,还告诉李工要瞒着 我,只要有一点心智的人,都会猜出厂长想干什么。即便是这样,在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选择装傻,好像真的不知道有这事,因为此时我只 是寄人篱下,识时务者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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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6: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2.2 问道石竹

福清是着名的侨乡,最出名的山为石竹山。

石竹山位于福清宏路镇西边。山上有一座也许是释、道混合的庙观,观内供奉着灵验的九仙公。这也是石竹山之所以有名气的主要 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据说,福清的几位巨富都在石竹山上祈过梦,因此香火特别的旺。

我第一次上山时,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和尚。

那次上山,是陪同福州横屿的一位潘姓朋友去的。朋友是生产水表模具的。1980 年,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玩耍时不小心掉到粪池里, 淹死了。悲痛欲绝的他,在埋葬了一双儿子后,想再要孩子,可是他的太太却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做了人工结扎术,无法再生育了。离婚再娶吗,他又不忍心让妻子在失去儿子后再失去家庭。想要孩子要不了,想离婚不忍离,他几乎天天处在苦痛之中,死的心都有了。这时,有人劝他到武汉去发展。他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去武汉闯一闯,他负责技术,我负责销售。我答应考虑考虑:一则是因为高山厂几年过去还不能投产;二则高山厂因为是乡镇企业,厂小,人的心眼也比较 小,在这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久居之选。因此有人邀我去闯,我也想试 一试。正月初二,老潘到我家拜年。潘太是福清渔溪人,所以每年春 节他都会到福清过年。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我们聊着武汉的设想,但 去或不去,其实他仍没有全然下定决心,我也是。

"这样吧,老曹,等等你陪我上石竹山祈梦好不好。"老潘说, "我每年初二都去山上祈梦,今年还没上去呢。那里祈的梦很灵,我 们去求一下,看看能不能去。"

石竹山啊……我沉吟着。

小时候,常见母亲在家里烧香礼佛,也常随母亲至寺庙敬香,对于佛教的接受,最早于此。关于佛教的诸多知识,当时的情况也只限 于烧香、磕头等,还有就是我爸喝酒时讲的小故事。

但到道观祈梦抽签却没有过。

"怎么样?"见我 没有吱声,老潘急了,"就当陪 兄弟 走一趟, 如何?"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

老潘拿起随身的小夹包,我们出了门。

路上拦下一辆平潭开往福州的长途汽车。春节期间,汽车上不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1 小时后,我们在宏路镇下了车。下车后在宏路 的市场里买了些供奉用的水果,再雇了一辆三轮车。那时,从宏路到 石竹山的路还是沙石铺就的土路,路面不宽,也不太平整。几公里的 路,一路颠簸到了主峰状元峰脚下,也花了近半小时。几个农妇在山 脚下摆着香和金银纸钱,一份一份地卖给上山烧香祈梦的人。老潘拿 出 1 元钱,买了一份香和纸钱,"老曹,你也买一份。其他钱我能替你 出,这香火钱,你得自己出,求的签才灵。"

我原不想买,他这一说,我只好掏钱也买了一份。

收好了香和纸钱,老潘从山下一路磕头磕到山上。我呢,就慢慢

地跟在他的后面,一边观赏着,一边往山上走。

进到道观,老潘就焚香烧纸。"老曹,我现在祈梦,你也一起进来试试。"老潘说完进到一个房间里席地而躺,闭上双眼。

这就是祈梦啊。

我也躺了下来,可怎么也睡不着,更不可能有梦了。转身看看老潘睡着了没有,他的眼睛似乎也在眼眶内转动,正想开口问他睡了 没,他却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出门来到庙堂神像前取出爻杯木爻问所 梦是不是这个梦,卦象说正是。

他不过才躺 5 分钟时间,就有梦了?我碰碰他,"你胡说八道,我 明明看见你眼睛在动,你怎么做梦?"他笑了:"我做梦了,我今年会 发财。"

"哦,你梦见什么?"

"我梦见家门口铺着铁轨,一列火车,载着满满的货物,从我家的正门冲进来。你想想,满满的货物耶,这不就喻示着发财么。"

"真的吗?"我将信将疑。

"信不信由你,我不去武汉了。"老潘说,"对了,你没做梦吗?"

"我没有梦。"

"没梦也没有关系,我带你去抽签。"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抽签,问什么呢?这次武汉去不成,我不是在策划去香港吗?

那一年,因想去香港投奔亲戚,但妻子凤英死活不同意,甚至以死相胁。去香港的机会实很难得,妻子的生命也很宝贵,因此左右为 难。既然和老潘到石竹抽签,也就抽个签问问。

上到山上,烧好香,从签筒中向外摇签条时,我默想着要问的问题--去香港好不好?签掉在地上,爻卜为是,我就拿着签号到老和 尚那儿换了签条,老和尚看看,"先生问什么?"

"问是否可以去香港。"

"不可,不可!"老和尚摇着头,"依签所言,你若去香港将会家破人亡。"我听了心中一凛:如此说来香港断不能去。"那么,我继续 留在高山玻璃厂好不好呢?"我又去抽了一签。

"不要离开留在这里好。"老和尚净土签条递上来,"施主请看, 这签中的一句:虎啸凤鸣不觉奇。好到虎啸凤鸣都不觉得奇怪,是一 种什么样的好?"

"什么样的好呢?"

"人很难追求到的你都可以得到。"老和尚明确地说。

奉上香火钱,我和老潘一道下了山。

那一年,老潘发了大财。

原来,上海的皮鞋厂要做鞋的模具,因害怕在当地开新的模具会 被竞争者仿制,就找到老潘,请老潘开皮鞋的新款模具。上海人没有 想到的是,福州的老潘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为上海人开模具的同时, 为自己也多开了一双。那时的皮鞋,多为人造革鞋面,老潘就用这 个模具,生产出福州第一双人造革皮鞋,接着是第二双、第三双……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造革鞋是很时兴的。老潘制的鞋,在自己的店 里卖,那一年,他想不发财都难。临近年终的一天,我接到潘太的电 话:"老曹,你在哪儿?"

"我正在招待所吃着饭。"

"那好,我一会儿过去看你,可以吗?"

当然可以。还有不行之理?"行,来吧。"我极爽快地应承着。

不一会儿,潘太来了。

一进门,她就从肩上挎的小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啪"地摔在床铺上,"这里是 3000 块,你拿回去过年。"

"你这是干什么?!"我奇怪地看着她。

"今年我们确实发财了,老潘说应该拿一点给你过年。"

"你拿回去,我不要。"

"有什么关系?!你拿去花。你和老潘,谁跟谁呀。再说,我们今年确实赚了很多钱。真的。"

"你赚你的,我不欠你的情。"我坚决拒绝她,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自己挣的钱过日子还可以。见我拒绝得很坚定,她也就不再 坚持。

那一年,还在做采购员的我,虽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但的确没有赚多少钱。但老潘的钱,我也绝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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