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六辑

福清文史资料 ( 内部刊行） 新第六辑

政协福清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浪迹天涯 不忘乡谊
——新加坡福清会馆史记述………………………………………周志祥 （1）
乐育人才 振兴中华
——渔溪镇华侨捐资兴学见闻 …………………………李圣穆 郑昆钦（14）
舍家赴国难 浩气贯长虹
——纪念爱国华侨名记者、革命烈士仓夷同志 ………林厚耀 董性俊（17）
忆燕生………………………………………………………………邹访今（22）
郭可济先生兴学事迹 ……………………………………郭有诠 李圣穆（26）
郭可模先生的几件事 ……………………………………郭有诠 李圣穆（28）
戴祥滋先生二三事…………………………………………………陈子超（31）
周维桢先生事略……………………………………………………倪秉宜（34）
回忆邱崇善先生……………………………………………………何崇奇（37）
泗水玉融公会历任主席 ………………………陈亚泉口述 江英时记录（39）
里美华侨果林场创办经过…………………………………………俞建英（40）
翁独健先生轶事四则………………………………………………林长贤（42）
忆林骥先生…………………………………………………………俞肇琦（45）
舫师生平补充 ………………………陈云官先生临终口述 陈玄乾笔录（49）
万千桃李忆园丁……………………………………………………郑仲俊（51)
日军陷融时里美战况实录…………………………………………俞肇琦（53）
解放初期民政部门收养弃婴的情况………………………………敖 翔（56）
融家婚丧喜庆习俗琐谈……………………………………………曹于恩（59）
阿拉伯回回人的后裔——大埔丁姓回族…………………………余长通（65）
痛打县太爷 …………………………………………………翁发熹 严曦（68）
旧社会东张“花会”………………………………………………倪政美（70）
解放前的“养济院”与“乞食馆”………………………………陈金柱（73）
民国时期福清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单……………………颜慈习曹于恩（75）
福清鱼牙见闻………………………………………………………郑添恩（77）〔补充与更正〕
1915 年年初福清人民的反柴捐斗争 ……………………………陈长河（79）
我所知道的何遂先生 ……………………………………………何爱先（81）
《俞昌擅先生事略》一文的更正…………………………………俞肇琦（82）

浪迹天涯 不忘乡谊

——新加坡福清会馆史记述

周志祥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崇尙礼仪，珍重乡谊，卽使在异国他乡谋生，也忘不了淳朴的民族传统。散居在新加坡各地的融裔华侨与其他华侨，过从甚密，其和衷共济的精神，历数代而不衰，百十年来，在东南亚地区传为佳话。

先驱者的足迹

福清人旅居新加坡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八一九年。当年一月十九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舰队在斯坦弗德 ? 莱佛尔斯爵士的率领下，占据新加坡。新加坡地处两大洋的十字路口，是建立贸易站的天然良港。斯垣弗德 ?

莱佛尔斯以扶立避难于岛上的马来王子东古隆为新加坡苏丹的条件，诱骗王子及其辅佐人、岛上土著马来人的领袖天孟公于二月六日签订所谓的“友好条约”，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卽可进行不纳稅的自由贸易的港口）不费一枪一弹使新加坡岛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鉴于岛上人烟稀少，“只有150人左右”（华民 ：《漫谈新加坡华人的历史贡献》载《华人月刊》84年第七期第28页），一片荒凉，东印度公司在欺骗欧洲贫民及印度人移居新加坡的同时，也极力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诱招契约性华工（卽所谓“卖猪仔”）开发新加坡。福清人就这样来到新加坡，但人数极少。“二十多年后，也不过几十人而已”。（新加坡福清会馆1949一1955年度司理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

早期到新加坡谋生的福清人，终日劳作于东印度公司规划的港口工程，当契约期满，便离开港口，寻找工作，其中数人从事拉人力车的劳动，大多数受雇于港务局工厂、砖窑，出卖廉价劳动力。这些人聚居在一起，晨出而散，暮归而聚，乡音是友谊的媒介。虽然在南来之前素昧生平，在新加坡却亲如一家。低廉的报酬，繁重的体力劳动，度日维艰。有人病倒累倒，大家轮流侍候，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因为人人都意识到，只身飘零海外，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这种相濡以沫的精神，颇有点原始人羣以求生目的为纽带形成的集体主义的味道。

随着新加坡的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这种近乎原始共产主义的友谊必然走向异化。

在开发新加坡的最初几十年里，东印度公司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还不很严密，因为他们面对着荷兰舰队的觊觎，“而英国政府也将要把新加坡移交给荷兰人了”（〔英〕哈 ? 弗 ? 皮尔逊《新加坡史》)，旣然政府不支持，英国商人便不愿为建立新加坡岛上完整的殖民经济体系花费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而仅仅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商品集散的转运站，贸易批发站而已。这种形势非常有利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移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可以在岛上不交稅地经商，也不要担心英国大企业的倾轧。早期到新加坡的福清人很成功地利用了这祥的机会，他们又是“一羣自爱，刻苦，耐劳勤俭的人，而且具有上进的雄心”（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长期的胼手胝足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生活，使他们稍有积蓄。于是，他们先后筹划经营小商业，有的当起车馆馆主（拥有几辆人力车，兼当二房东）（《福清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1页 )。这些人在事业有所成就时，一部分娶了当地马来村民的女子建立了家庭，一部分则北返故里携眷“下南洋”定居。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代替了先前的单身汉大家庭，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家业上，但对困难时期建立的友情仍十分珍惜，沒有人愿意离开故地，于是在小坡三马路（今奎因街 )附近聚村而居。他们写下了旅新乡亲友谊史的第一页。

福清人大规模移居新加坡的第一次高潮在一九〇〇年前后。

十九世纪未，西方列強对我国加紧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加上福清县十年九旱的情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早期到新加坡谋生的福清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消息早已在福清四乡不胫而走，追求生存与幸福的本能，使一贯依恋家园的人们决心背井离乡下南洋。他们或跟随回乡省亲的华侨出发，或三五人，或几十人成羣结队分别从海口镇的海口港，渔溪镇的郎官港，高山镇的万安港等处扬帆出海，去寻求梦幻中的世外桃源。本世纪初，“居住在新加坡的福清人骤增至四、五百人”。（扬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

这个时期移民的性质已不同于早期“卖猪仔”的那些人，他们是自由移民，这个突出的优势使他们信心百倍，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绝对的不自由。

从一八六七年东印度公司正式将新加坡移交给英国政府开始，不纳稅的贸易就成为非法的商业活动，这对小本经营的华侨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和抑制。随着殖民统治地位的巩固，完整的殖民经济体系也逐渐形成，亚洲籍移民所从事的中小工商业受到排挤倾轧，而英国商人经营的工厂商店中大多只使用白人职员，民族歧视，种族歧视愈演愈烈。这个时期到新加坡定居的福清人非但无法经商，连就业都有极大的困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商人垄断新加坡经济的局面，也使得大多数福清人经营的工商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只有少数人因祖上留下较为雄厚的基业，自已又经营有方，能夠在夹缝中求生幷有些小发展，如“王万高，拥有多间屋业和不少园丘，还经营汽车零件兼代理英国著名礼里牌（Raleigh) 脚踏车，长袖善舞，生意蒸蒸日上”。( 扬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还有庄端，李春、周福、何兴春、萧科黎等人。他们致富不忘贫，每当看到乡亲在街头乞讨，或因破产典妻卖子、家破人亡的惨况，便痛心疾首。尤其是被后人誉为“先贤”的庄端先生更是寝食不安，他多次召集乡人中有资产者聚会，指出后来新加坡的乡亲冻馁街头的原因除了当局的苛政之外，还因为大家忘却了先辈的遗训，不能很好地互助。他号召大家慷慨解嚢，同舟共济。他倡议组织会馆“联络商情，敦睦乡谊，团结乡亲，以达互助互惠之益处”。（《新加坡福清会馆宗旨》）。庄端的倡议得到王万高、李春、周福等二十一人赞同，遂成决议。

清宣统二年庚戌岁次九月初一（一九一〇年十月三日），庄端与李春、郑八十等人共同起草会馆章程，向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呈请注冊，获得批准。次年五月“集资七千五百元，购置了小坡奎因街门牌88、89—1，89—2，89—3的五间房屋充作馆址”。（新加坡福清会馆1961—1964年中、英文书严中兴《新加坡福清会馆史略》），会馆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庄端先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总理，副总理由李春担任，王万高、杨克贡主理财政，郑八十郭本李负责核账，加上诸董事形成了三十三人董事会的坚強核心组织。

会馆成立的最初两年，董事会针对当务之急的三件大事，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幷迅速地落实。

第一件大事 ：迅速摸清旅新乡亲的散居地及具体人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分工，董事们积极奔波，很快摸清了情况。这个时期，旅新乡亲分散居住在 ：“弄仔底（今安歌烈街——麻津一带）；后马车路（今乌派亚律——柔佛律一带）；新街仔（今莫津）；红毛打铁（今猛街 - 何罗卫巷一带）；以及大坡北律，丹绒巴葛等地。他们因缺乏联络和团结精神，人单力薄，振作不起”。（1961—1964会馆中、英文书严中兴《新加坡福清会馆史略》)。

第二件大事 ：解决乡亲就业的困难。董事会要求凡乡人开办的工商交通企业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乡亲中的失业者。这一决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时，动员有影响的乡人帮助失业者寻找职业。这项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 ：“在邮政局工作的杨枝海，颇得当局爱戴，凡我乡族人士欲进邮局工作者，有优先录取的机会。”（《福清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1页）。

第三件大事 ：建立工商信息网点，交流商情。任务的落实，使一些濒临倒闭破产的乡人企业得以东山再起。如 ：李招仁、严德知、杨孙抚、林金城等人从商业转向交通业，集资购买七座位的巴士车，开辟了被英国人忽略的大坡丹绒巴葛至牙龙车站的行车路线，避免了破产。“转移店址得以复兴的有郭可知、郑善春、王德魁等人的商号”( 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

在完成上述三件大事的同时，董事会还频频致函旅居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高棉等国的融裔侨商，寻求同情和赞助，得到了热忱的支持。

会馆成立之初的活动，使会员与非会员的乡亲都受益非浅 ：贫病交加者得到赈济 ；单身者居住在会馆內，不再流浪街头 ；年老欲还乡者，得到会馆的资助，免至客死异乡。

会馆的活动无疑地发扬光大了本民族扶危济困、舍已为人的优良传统，照顾老弱病残鳏寡者成为旅新乡亲们的良好习惯，乡亲友谊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集资兴学百年树人

会馆成立的最初几年，各项活动都得到很好的落实。当就业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一个更艰巨的任务被提到会董的议事日程上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几年里，会馆工作重心便转移到乡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当时，在民族歧视极其猖獗的新加坡，华侨子女根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早在一八二三年六月八日，莱弗尔斯为新加坡第一所学校奠基时起，就规定将来创办的马来学院，只能作为“当地土人显贵和其他人士（指白种人。笔者注）的子弟”受教育的学府。（〔英〕哈 ? 弗 ? 皮尔逊《新加坡史》)。这种原则因袭的结果是 ：华侨卽使腰缠万贯，也无法实现让子女读书的愿望。

面对这祥的教育状况，会馆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适龄儿童得不到入学机会，只好成羣结伙浪荡于街头巷尾，从小养成游手好闲的恶习 ；当他们成年之时，因为目不识丁，便只能走父辈的道路 - 以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 ；卽使祖上留有产业，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没有经营管理的知识，守业也将是十分艰难的。

在求告无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会董们广泛地征求会员的意见，作出了英明的决策 ：办学自救。谈何容易？办学的资金、校舍、学校的管理人才，教员一系列的问题，件件棘手。

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在逆境中不畏艰难地开创新局面。会馆在决定集资办学之后，首先承接了邑人郭可模草创于小坡二马路（今明连街）基督教圣公会眞光堂內的初级小学。其时，郭可模正为资金糜尽焦虑，朌望会馆予以赞助。承接决定对行将失学的学生来说，算得上雪中送炭。在承接的同时，会馆将馆內房屋一分为二，腾出三间辅为校舍。其次，会馆号召有文化的乡人做出牺牲，积极应聘，教员问题得到解决。办学的资金，由新加坡岛上的福清乡亲自愿捐助集敛了一部分 ；同时，会馆组织募捐队，辗转奔波于东南亚各国华人居住区。一九一九年，学校正式上马，眞光堂內的初级小学与会馆内的新校舍合二为一，定名为“培青学校”。郭可模牧师应聘为第一任校长，培青学校创建之初，只有六间校舍，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校不但开设国文（华语）课、算术课，而且根据新加坡社会以英语，马来语为通用语言，本乡适龄儿童都出生于新加波，旣通福清方言又通马来语言的特点，以马来语为媒介，开设了英语、地理常识、技作等课程。

教职员工不辞辛劳，奔走于两处校舍之间。短短的两年内，学校采用分批轮流上课的方式，使同乡适龄儿童都得到入学的机会 ；家境贫寒的学生享受减免费入学的待遇。从此，培青学校、成为敦睦乡谊的一个新的凝聚点。

创业艰难！维持和发展培青学校更艰难！学校草创的最初四、五年里，资金极其短缺，教学设备因陋就简勉強撑得起一个架子 ；教职员工的薪金因无法完全支付，多数时候只能发给生活费，余下的一再拖欠。値得称颂的是 ：那些教职员工虽能在社会上找到薪水更丰厚的工作，仅仅因为不愿看到他们的离去将使人心渙散导致培青学校倒闭而留下来苦撑苦熬了。这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民族素质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培青学校能夠长期存在幷且发展成今天新加坡政府高度肯定的一所模范学校，不能不归功于这种精神。

1924年之后，培青学校终于度过了它的艰难时期。其时，因生员激增，扩建校舍势在必行。会馆不定期派出的募捐队通过几年来百折不挠的不懈努力，终于消除了人们以为他们是一羣骗子的误会。这羣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为造福后代忍饥挨饿，含垢忍辱的业绩已令今天海內外所有的福清籍人士永志难忘。（《培青学校十周年纪念序》）。旅居东南亚各地的融籍华侨在理解了募捐队的苦心之时，倍受感动捐款数目可观。加上新加坡本岛上融籍人士的捐助，扩建校舍的理想得以实现。同年，在原会馆的基础上扩建校舍的工程破土动工。

乡谊延续了绵长的教泽，培青学校的扩建活动则促进了乡谊的升华。为褒扬贤者，激励后人，一九二九年，培青学校扩建工程竣工剪彩之日，举行了纪念碑揭幕仪式，扩建工程的第一批捐助者一百六十八人的芳名镌刻在《当仁不让》碑上，捐款额达五千零七十四元。扩建工程中，第一批捐款者中有三人加捐引起第二批捐助热潮，人数达二百九十八人，捐款额达二千五百一十元，这些人的名字也镌刻在《见义勇为》碑上。扩建期间，“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从传闻中得悉募捐队的事迹，深为感动。主动认捐三百元幷号召所有非福清籍旅居东南亚的侨胞赞助培青学校的千秋功业，得到热烈响应。笔者根据现有资料进行的不完全统计知道 ：非融籍人士捐款额有四千七百七十二元和三百零五盾（注 ：西班牙银元和荷兰银盾是当时东南亚地区通用的货币）。上述统计数字仅限于捐助额伍元或伍盾以上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一人，他们的芳名镌刻在《名以德扬》碑上。还有捐款额在伍元或伍盾以下者不计其数，因限于篇幅，纪念碑无法将他们的芳名一一罗列，笔者也就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据。这些人捐款额虽少，然而却是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下，勒紧腰带勻出来的，这种精神完全値得赞叹！

上述的三座纪念碑今天已成为新加坡国家的重点文物，它们安然地伫立在培青学校新建的校园內，默默然而却是忠实地向参观者叙述着无限辛酸而又极其激动人心的往事。

同根生，不相煎

作为旅新乡亲领导核心的福清会馆，在引导乡亲互帮互助开发智力的同时，还为调和乡亲间的矛盾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会董们能秉公办事。许多乡亲在发生纠纷时，也乐意请会董评判是非，纠纷的双方在会董的帮助教育下，都能“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然而，在对待乡亲与来自祖国其它县邑的华侨的纠纷问题上，会馆通常立足于本乡侨民的立场，以羣体的力量与其它社团组织抗衡，这是各地旅新侨民社团的通病。

产生这种通病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地方主义意识在作怪之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绵远的历史渊源。

我们所知道的新加坡最早的殖民统治者莱弗尔斯爵士，在他统治时期，便确定了对将有大批移民的新加坡社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这种政策将各种族、各民族移民的居住区作了严格的规定。

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无论是东印度公司派驻的历任辅政司，还是一八六七年以后英国政府委派的历任海峡殖民地总督都奉行这种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卽 ：造成各族移民及马来人相互敌视的局面，令各族人于法定的居住区内在地方意识、劳资关系、贫富之爭的种种矛盾中纠缠不休，从而忽略了与眞正的压迨者——殖民统治阶级的斗爭。

随着移民人数的迅速增加，法定的生存空间日趋狭小，不同籍贯的华侨劳工以出生地为纽带形成邦派，为爭取生存空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爭。特殊的社会环境迫使各个会馆组织身不由己地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邦派势力的靠山。早期的福清会馆也不例外。

二十世纪后，福清籍侨民与莆仙籍侨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常因小事引起械斗。人类原始的野性被罪恶的“分而治之”政策诱发出来，血亲复仇式的地方性武装冲突连绵不断。这种无休止的冲突，只有当华侨们的思想成熟之时才可能被制止。

値得庆幸的是，华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幷为协调不同籍贯的侨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陈嘉庚先生倡导打破方言界限捐助培青学校的活动，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个创举的意义就在于引起福清会馆的反馈以及各籍华侨所受到的心理震动。一九三二年，为了表示谢忱，福清会馆高薪聘请大坡同济医院著名的中医师，本乡侨民陈子英先生回馆主持创立“仁济医社”免费“赠医施药，为吾邑人诊治，同时亦为其他籍贯人仕服务，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严中兴《新加坡福清会馆史略》）这种联络它籍侨胞感情的举动得到各界华侨领袖的高度赞扬。

三十年代后半期，福清自由移民新加坡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人数已逾万人”（《新加坡福清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54页），同期，莆仙籍移民人数也有增加。原有的矛盾在斩的纷爭中恶性发酵，龃龉时有发生，双方睚眦必报。然而在各界华侨领袖的不断启发诱导下，双方会董及非会董的开明人士，已经在不间断的友爱活动中不断觉醒。解决矛盾的时机终于成熟。做为当事人兼目击者的杨武风先生在《点点滴滴话福清人》一文中眞实地记载了这件往事 ：“在中国抗日战爭初期，居住在新加坡的福清，兴安（注 ：莆田、仙游、惠安县境内讲兴化话的村民统称兴安人）两族人发生纠纷，几乎酿成武斗……幸得当时抗日救亡组织和诸侨领出面斡旋，以团结一致对外之号召下，使事件暂时平息下来。此事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期。事件平息不久，又为了芝麻绿豆小事，两族人再度互相谩骂，卽将动武，幸赖双方侨领及时出面干预，使事件平息”。

在这场剑拔弩张的纷爭中，双方会董要求本族人扪心自省。时値祖国受到侵略之际，海外赤子同样负有救亡重任，同室操戈，兀自相煎，只能令亲者痛仇者快。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两族人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双方会董趁热打铁，“由我方乡贤郭可济、余长贵等，与对方乡贤苏仪福、郑文高等十乡二十人，联合发起组织“福莆仙乡侨联谊社”，“大家联络感情，和睦共处”（《新加坡福清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2页）。从此，两族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双方代表携手参加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以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救亡组织，齐心协力支援祖国抗战。

福莆仙乡侨联谊社形成的同一时期，福清会馆还注重协调本乡侨民与福州语系的其宅县邑人士的关系，联合组成了“十邑同乡会”。乡谊的內涵扩大了，福清会馆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会馆的正确引导下，融侨与非福建省籍华侨的友好关系也在短期内建立起来。不局限于同乡会范围，与本民族所有移民互助友爱，逐渐被认为是自己应尽的神圣义务。新加坡沦陷时期，华侨社团组织被迫解散，旅新福清人仍能一如旣往，在生存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与他籍人士同甘苦，共荣辱。一九四二年，在一次大搜查中（注 ：新加坡人称为〔大检证〕），参加华侨抗日义勇军的几个福清籍侨民（姓名不详）惨遭日军杀害，同时遭难的还有山东人徐天云、文云兄弟及两个广东人（姓名不详），融籍侨民在掩埋乡亲尸体时，也安葬了上述的四人。此事记载于新加坡海外怀清学校、国语聚会所所长、湖北籍侨民张清和先生的《一个惨痛的回忆》一文中。战后，在纪念遇难同胞五周年的追思会上，原培青学校校长郭可模先生受张清和先生委托，特作追悼歌以纪念死难烈士。此事亦记载在《一个惨痛的回忆》一文中。

在同乡会馆被迫解散的沦陷期内，融籍侨民为民族团结、互助友爱克尽职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了光明时刻的到来。

柳暗花明

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初，会馆一直发挥着互大的作用。新加坡被日军占据的三年八个月中，会馆虽被迫关闭，其影响仍能延续。在战后五年的和平环境中，会馆得以重建幷恢复活动，然而影响越来越小。欲究其原因，必须了解战后新加坡的经济状况和融侨的生活变化。

沦陷期间，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国殖民经济体系被完全摧毁。为支持所谓“圣战”，日军对新加坡进行疯狂掠夺。战后，新加坡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这个东方最大港口能否繁盛起来，直接关系到英国经济的发展前途。同期，马来亚共产党组织民族解放军与殖民者分庭抗礼。为了笼络人心，殖民政府对掠夺行为就不得不有所掩饰，一九四六年四月，新任新加坡总督的富兰克林 ? 金姆森爵士宣布新加坡再次进入自由贸易时期。

马克思曾经指出 ：“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91页。）战后的英国为医治本国的战爭创伤，尙无暇顾及倾销商品，让新加坡岛上的各族移民不纳稅不受控制地自由贸易，不过是为了新加坡经济复苏后可以捞取更多利益，重振其垄断经济体系。一旦时机成熟，通过他所控制的政权，垄断便会代替有别于十九世纪的自由贸易。一九五〇年，“岛上的交通业突然被英商新加坡电车公司 (S?T?C) 控制，所有好的路线全部给该公司取得。”（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放宽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实现垄断才是终极目的。

战后五年，在控制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从事工商的融侨大展宏图。经济生活的变更带来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人们抓紧时间从事工商活动，对会馆的依赖感渐次淡漠。其次，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〇年间，第一代融侨大多数相继去世，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人因长期山海阻隔，乡情不象父辈那么诚笃，对重建会馆不大热心。我国解放战爭初期，福清连年灾荒，国民党又大抓壮丁，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农民离乡背井。第三次下南洋的高潮，使“新加坡的福清人大约已有二、三万人”（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新到的乡人未能完全得到照应。乡亲间交往疏淡，会馆组织涣散。杨武风先生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说 ：“会馆恢复之初，会员仅几十人而已，虽曾大力号召入会，却得不到响应，起不了作用。”（杨武风《回顾与前瞻》） 形势令人焦虑 ：一旦时局有变，一盘散沙的乡侨将无力应付。第二、三代人的淡漠，也是会员们极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改革会务，使会馆具有时代特征的凝聚力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一九五一年，艰巨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振兴会馆的突破口选择了福侨旅馆工商联。会馆会员、工商联主席黃诗雅以调整劳资关系为宗旨，创立旅馆业同乡会，对会员中的业主与职工一视同仁。同年旅馆业同乡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会馆（注 ：1980年，旅馆业同乡会完成历史使命，宣告解散，会员参加集镇同乡会），成为扩大会馆影响的重要基地。（资料来源 ：1979—1980年度工商联顾问倪立生《新加坡福侨旅馆工商联合会史略》）。

接着，会馆主席，福利巴士公司股东郭可培（注 ：1950年起，总理改称主席），在公司中组织职工同乡会。同年，福利巴士公司融侨同乡会作为商号会员加入会馆（注 ：1980年，该会完成使命解体，会员加入集镇同乡会）。随后又有五家公司效法。（资料来源 ：《会馆七十周年特刊》）。

改革后的会务，增加了文体活动的新內容。一九五二年，会馆成立，“融侨俱乐部”，下设西洋和民族两个乐队，组织儿童舞蹈队，聘师指导，免费招收学员，丰富了乡侨生活。一九五六年，会馆组织“联侨体育会”，下设兰球、体操、国术（中华武术）三协会，队员不定期出访东南亚的马六甲，吉隆坡，槟城，菲律宾等地，与当地华人社团开展友谊赛、观摩等活动，联络各地侨胞感情。一九六〇年，设“神龙醒狮队”，逢端午、中秋、重阳、元霄等民族节日，上街表演，培养青少年“龙的传人”的自尊心。（资料来源 ：（1)《融侨俱乐部简史》（2)《新加坡联侨体育会活动小记》）。

组织回国观光团，也是改革会务的新内容。五十年代初到我国文革前，会馆多次组织回国观光团回国观光。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以及祖国秀丽的山川景色，丰富的文物古迹令观光的乡侨青少年耳目一新，回到新加坡后津津乐道，对伙伴如数家珍。这种爱国爱乡的热情促使他们更接近会馆。上述的文体、观光活动，对乡侨尤其是青少年吸引力颇大，它有效地塡平“代沟”，第一代人关于会馆后继无人的担忧得以消除。

改革会务带来入会高潮，会馆适时调整了组织形式。八十年代，管理机构已臻于完善。会员，分为三种 ：（1）个人会员（2）商号会员（3）团体会员。

详见下列数据 ：

个人会员 ：751人。按新加坡行政区分区管理。各区设正、副主任。

商号会员 ：5名。它们是 ：郭福成私人有限公司 ；协裕有限公司 ；福和有限公司 ；大顺有限公司 ；王万丰隆有限公司。各会自成体系，逢大事派代表参加会馆理事会议。（注 ：各会人数不详）

团体会6名。它们是 ：玉屿同乡会 ；江兜王氏公会 ；东张镇同乡会 ；联侨体育会 ；融侨俱乐部 ; 天书堂（宗教团体）。各会自成体系，逢大事派代表参加会馆理事会议。（注 ：各会人数不详）

会馆设常务理事会，定期选举理事。逢大事召集各商号、各团体会员代表及各区正副主任列席理事会议，公议公断，民主风气颇浓。( 资料来源 ：（1）郭成书《会务报告》（2）《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59页 ；（3）郭成恩《会馆组织的意义与今后的任务》）。

会馆的振兴，为它有效地指导旅新乡侨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五十年代迄今，融裔新加坡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与会馆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下面简介融裔新加坡人在战后的成就 ：

政治方面 ：五十年代初，英国政府迫于新加坡各族人民抗英武装斗爭的压力，允许新加坡作为英国的一个自治市，成立“民选”政府。“伦德尔”
宪制规定 ：民选政府的三十二名立法议员中，有二十五名由民选产生。福清会馆当卽发动已取得公民权的乡侨参加竞选。“郭成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甘榜卜区市议员竞选（落选）。陈威廉代表民主党竞选，获选为中峇（ba)鲁区立法议员。”（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郭玉英（女）担任民选政府社会福利部助理部长。资料来源 ：《郭可模法政牧师生平简介》）。

一九五六年，根据新中国侨务政策 ：为了使华侨能在当地长期生存，同当地人民和睦共处，发展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鼓励和支持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精神，会馆领导乡侨进行长达三年之久的斡旋，终于使大多数乡侨取得当地公民权（只有少数老人因依恋故国，不忍放弃原国籍，未能取得公民权）。

六十年代伊始，会馆号召“怀念第一故乡，建设现代化的第二故乡”，率领乡侨努力为新加坡建设作出贡献，受到新加坡政府重视。郭成隆荣膺马华公会新加坡分会会长。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林亚礼参加例打区国会议员竞选（落选）。严中兴获 B?B?M( 公共服务）星章。郭可培于六六年获总统颂赐 B?B?M 星章 ；又于六八年获总统亲封“太平局绅”（JP)。

（资料来源 ：（1）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2）《郭可培先生传略》——会馆资料室稿）。

七十年代，郭成书获 B.B.M 星章，又得 JP( 太平局绅 ) 称号。郭成源、王声基获 P?B?M( 公共建筑）奖章。宏文华校教师郭梅珠，于退休时，获“长期服务”奖章。林日顺荣任新加坡全国乒乓总会暨全国兰球总会副会长。（资料来源 ：散见杨武风《点点滴滴话福清人》中）。

经济方面 ：五十年代，庄为麟先生获选为中华总商会董事。融侨第一次出任总商会董事标志着融侨经济地位的提高。

一九六七年，新加坡政府推行工业化运动，中华总商会鼎力相助，编印《新加坡之工业奖励》的中英文小冊子，福清会馆秉承政府和总商会的意旨，积极动员世界各地的融侨商会团体投资，先后引进林绍良、林文镜、蔡云辉、姚春桂等财团巨资，为新加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上述四位融籍印尼华人，目前已兼有新加坡国籍，成为会馆的永久名誉主席。他们被新加坡人誉称为 ：地产业、建材业、钢铁、电器、电子、摩托、酒店大王。（说明 ：蔡云辉已于八五年病故，继承人姓名不详）。

进入八十年代，在新加坡经济领域各行业中居领先地位的融裔新加坡人还有 ：
郭成源、郭贤良、施得顺、陈和景
何良琛、倪立珠、严国荣、叶依鱗
侯家斌、郑国平、姚信道、林传发
陈炎面、郭玉英（女）、林日顺、黃金华
郭成书、吳孝捷、高水源、王钦莲

此外，融裔新加坡人合资的“福利巴士公司”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汽车公司。

( 说明 ：融裔新加坡人在经济方面成就的资料，散见于（1）会馆资料室稿 ：《乡贤传记》；（2）严中兴 ：《会馆史略》；（3) 杨武风 ：《点点滴滴话福清人》；（4）姚鹤《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载《华人月刊》84年第七期第15页 ；（5）姚晨《林绍良其人其事》载《华人月刊》84年第七期第16页。） 文化方面 ：一九八五年，经会馆多番努力，获教育部批准，培青学校成为民选政府的补助对象 ；校级领导及教职员工的津贴均由政府拨给。培青学校规模扩大，开始招收非融籍华侨子女入学。

一九六五年以后，培青学校冲破当地一部分持狭隘民族偏见的人设置的重重障碍，继续推行华文教育。

—九六九年，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交涉，培青学校避免了被迨关闭的厄运。把华文教育作为当地的民族教育来维护的苦心得到新加坡国家教育部长王邦文的理解。同年，在政府拨给的位于大巴窑的一块地皮（约五万平方呎）上，按国家公共工程部提供的标准校舍图祥，自筹资金建成新校。推行汉英两种语文幷行不悖的教育方针，招收新加坡岛上各民族公民的子女入学。

—九七六年，培青学校推行“LADY BIRD”学生阅读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一九七九年，得到教育部长吳庆瑞赞扬，其经验在全国推广。

一九七〇年迄今，有巴基斯坦、菲律宾、香港、日本和泰国等国家级教育团体专访培青学校。

一九七四年，世界教师联合机构的代表团莅校参观。

( 上述情况的资料来源 ：（1）新加坡培青学校资料室稿 ：《培青校史》；（2）郭成书 ：《会务报告》）。

简短的结束语

福清人旅新已有一百六十乡年的历史，他们为新加坡的开发、繁荣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融裔新加坡人已有三万二千人左右，（根据福清侨联统计资料），在会馆的领导下，他们正成为新加坡社会中一支活跃的、富有生气的队伍，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加坡是他们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地方，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同时，他们对故国也怀有诚挚深沉的依恋之情。正因为乡国情深，他们才能成为今天东南亚融侨信赖的团体，尙未与我国建交的印尼等地的融裔外籍人希图通过这个团体了解我国的巨大变革。甚至居住在台北的融裔人也渴望通过新加坡会馆了解家乡的建设成就。笔者深信 ：目前，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将有效地促使新加坡福清会馆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同胞感情，早日实现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的祖国统一的桥梁。幷且他们也将成为中新两国人民进一步友好往来的桥梁。

因此，重视培青学校的国际性影响，宏扬新加坡福清会馆精神，在当前的外事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

( 本刊略有删节）

乐育人才 振兴中华

——渔溪镇华侨捐资兴学见闻

李圣穆 郑昆钦

渔溪镇地处福厦交通要道，有山有海有平原，是福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现有人口四万一千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全镇有海外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一万五千多人，侨眷属九千多人。他们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对地方公益事业资助不遗余力，捐资兴学尤为热心，为祖国为家乡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华侨兴学的先驱

渔溪镇过去只有几所私塾，首先倡办新式学校的是梧瑞村华侨郭师道（号履周）先生。他是前清秀才，抱有“教育救国”思想，从南洋回国后不久，便于1911年办起梧瑞学校，幷亲自在校执教。当时，就用他在渔溪街的住屋（当地人叫“火烧当店”）为校舍，后才迁到一所寺庙上课。1920年，他通过同乡华侨郭仲康先生向南洋各埠募了三千多银元，在本村兴祥桥畔兴建一座新校舍。这可算是渔溪地区第一所侨资修建的校舍。

梧冈村林焦琴先生（1894—1936) 字其童，是渔溪地区又一位办学的先辈。他于1920年毕业于福建第一师范学校，深知教育之发达与否，关系到国家之命运，所以毕业后卽回乡办学。经过两年的艰苦筹备，他办起了梧冈小学，同时又积极联合院林村杨建民等先生，创办了渔溪镇立小学（卽现在渔溪中心小学的前身），幷由他担任这所小学校长。当时办学条件极差，教师待遇低，时有断炊的可能。校舍也极为简陋。1930年，林先生眼看渔溪、梧冈两小学经费短绌，难以维持，便毅然飘洋过海，到印尼等地募捐，幷于当年赶回，为渔溪、梧冈两校各建了一座比较象样的教学楼（梧冈的教学楼是由一个油坊改建的，建筑面积有500平方米）。1932年，梧冈小学就从本村的“大王宮”迁到新校舍上课。为了纪念林先生，梧冈羣众曾一度把梧冈小学改名为“焦琴小学”，直至1954年。

郭师道、林焦琴两先生都已作古，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爱国爱乡，致力于侨乡教育事业的精神，永远铭记在侨乡人民的心中。他俩带头兴学之后，渔溪各村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

七年胜似七十年

渔溪镇现有一所完中，一所初中，二十四所小学。在这二十六所学校中，有二十二所得到华侨的资助，有二十所用侨资建了新校舍。

渔溪镇华侨兴学已有七十五年之历史，但进展之快，规模之大莫过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七年。七年来由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侨务政策，广大华侨捐资兴学，培育人才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新捐建的校舍有19000多平方米，占历年建校面积60%。建筑费为二百七十多万元，占历年建筑费用之74% 多。

七十五年来他们捐赠的经常费、设备费、奖教金、奖学金共七十多万元，其中最后七年占52%。创办于1946年的虞阳中学校舍面积共有18000乡平方米，其中华侨捐建的13000多平方米中有10000平方米是这七年捐建的，建筑费为170万元。苏田小学、陈白小学七年来校舍面积也扩大了一倍以上。后岐小学、岭头小学也都从祠堂等改建的旧校舍迁到侨建的新校舍上课。

过去华侨建校合资的较多，近七年来独资建校的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这一段独建的校舍有十四座之多。其中有虞阳中学之“敬业楼”、“伯铢楼”、“廷铭楼”、大礼堂，渔溪小学的“乐业楼”、“伯铢堂”，梧瑞小学的“怀慈楼”、“忠沣楼”，苏田小学的“柳宋楼”、礼堂，陈白小学的“宋宾楼”，后朋小学的“圣广楼”，郎官小学的教学楼等。

华侨兴学的楷模

广大华侨都愿意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竭力尽心，对智力投资更为重视。

兹举数例如下 ：

旅居加拿大侨领邱文椿先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精神极为振奋。他来信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四化一定会实现。我身在异邦，心怀祖国，时刻想念祖国，时刻想念故乡。”为了表示对教育的支持，他一次就捐了人民币57万元给虞阳中学，用以修建有1800个座位的礼堂一座。

侨领郭先生来信说 ：“我家庭连遭不幸，志灰意冷，但虞中事不能释诸怀，仍愿追随诸乡贤之后，竭尽棉薄。”郭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为建校事，还到处奔走，极为感人。

华侨郑先生不但捐了巨款建了中小学校舍，为了激励师生搞好教与学，还决定捐款充作教育基金。他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岭头村八十高龄的归侨江锦达先生只身在海外39年，平生生活俭朴，从不乱花一文钱。回国后他还住在旧房子里。但他看到村中儿童出村读书，诸多不便，毅然捐了人民币六万元盖校舍。为了保证质量，他父子不辞辛苦，亲自监督工程的进行，受到干部和羣众的赞扬。

陈白村老华侨林女士看到本村早年华侨盖的一座校舍已不适用，决定独建校舍一座。他亲自选择校址，参加建校的筹备工作。

苏田村华侨林先生独捐二十万元为本村小学盖礼堂与综合楼。他好几次回国进行各项研究工作。他看到虞阳中学枯水季节经常停电，影响教学与生活，主动捐款用以购买发电机和建机房。

苏田许先生、岭胶邱先生、后岐郑先生、后朋杨先生、郎官黃先生、前亭林先生等对中小学教育都极为重视，都出了力，捐了款，还经常回国过问学校工作，做了许多好事。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还可以举出许多。他（她）们爱国爱乡的义举，对广大在校师生和家乡人民鼓舞很大。

现在渔溪镇中小学在各级政府正确领导下，在爱国华侨亲切关怀下，校校几乎都有崭新的校舍，教学设备也日渐充实，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为四化建设的后一代，创造了有利条件。

舍家赴国难 浩气贯长虹

——纪念爱国华侨名记者、革命烈士仓夷同志

林厚耀 董性俊

在爱国华侨名记者仓夷同志殉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他的亲属、战友，搜集了他的生平事迹，撰写了拙文，缅怀烈士。

仓夷同志学名郑贻进，乳名吓礼，仓夷是他当新闻记者时的笔名。1921年出生在新加坡，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他为兄长。祖籍是福清渔溪镇苏田石竹村。清朝末年，家乡兵荒马乱，苛捐杂稅，难以度日，其祖父忍痛典押仅有的几块田地，凑了些盘缠，携带全家出国谋生，来到马来亚柔佛洲新山波来港拓荒，以种植橡胶园为业，过着半原始的艰难生活。由于不堪热带猛兽的侵害，举家迁徙新加坡杨厝港碗窑村，其父种地兼拉洋车、建筑工、米粉工等，其母操持家务、养猪，以助家计，生活十分艰苦。仓夷童年时就很勤快。每天早起，将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打扫干干净净，帮助父母种地养猪，哄带弟妹。空余时间就读书写字，练就了一手好书法。

仓夷幼时聪敏好学，父母先送他入私墊，不久私塾老师对他的母亲说 ：“贻进已学完我所教的书，该让他上高一级学校了。”临别送他一本字典作纪念。后来考入新加坡光洋小学，继进华侨中学。因家庭清贫，他一面读书，一面挤时间在父亲劳动的“隆和兴”米粉厂记账，掙点钱补助学费。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同学称赞。

仓夷从小就热爱祖国，读了不少中国历代英雄传，常给家里人和学友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讲祖国的大好山河，绘声绘色，给听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打球、游泳、照相样样都行，深得同学们的爱戴，加上他有很強的组织能力，常组织同学开展各种活动，还组织单车旅行队，带领同学周游全马来亚半岛，丰富生活，增添见识。

当仓夷念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爭爆发了。年仅十六岁的他，就怀着一颗爱国心，与父母商量要回国参加抗战，他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母和女友忧心他年纪太小，不大放心。他耐心说服，幷说侨界领袖陈嘉庚的儿子陈元异也回国抗日，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深明大义的双亲同意了，只是希望他同女友朱秀金订婚后再走，仓夷答应了父母的要求，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登上了意大利邮轮，经香港回国，其未婚妻朱秀金专程送行，彼此依依惜别。

这位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的少年，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原以为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可是黑暗的旧中国却使他失望，他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便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流浪。他处处遭到冷遇和白眼，得不到一点儿温暖。特别使他痛心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內屠杀、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两年的流浪和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思想得到了磨炼和升华，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不能指望国民党政府，必须依靠进步的革命力量。1939年春，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晉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投身到抗日战爭的烽火。4月，担任《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次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决心将理想之火去照亮黑暗的世界，把自己的一生贡献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用墨水和血汗谱写人民与敌人作殊死斗爭的战斗篇章，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1941年1月，他转任《晉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晉察冀总分社记者。在晉察冀边区工作七年的艰苦岁月里，他从冀中平原到雁北山区，从民主繁荣的老根据地，到荒凉凄苦的“无人地带”，从滹坨河到大清河，从胭脂河到桑干河……足迹踏遍了晉察冀的荒山和沃野。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采访，经常深入到各区、村与当地干部羣众共同在森林中活动，睡在潮湿的山洞里，同抗战军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写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通讯报导和报告文学，如《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幸福》、《婚礼》、《爆炸英雄李勇》、《反扫荡》等。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他采访了对敌斗爭最勇敢的模范连队，写成了《纪念连》，在晉察冀日报上连续发表，获得冀中军区首长的嘉奖。

仓夷同志经常对同志说 ：“揭露敌人烧杀抢掠，惨无人道，激起人民对日寇的怒火，使人民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向敌人作斗爭，抗战到底，才有人民的出头之日。”因此，他的文章，写人民的苦难几乎是满纸血泪，写敌人的罪恶是血迹斑斑的控诉。他在阜平、曲阳等地深入敌后采访，亲眼看到人民同日寇的英勇斗爭，写成一组《反扫荡片断》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篇《嘴上的血丝》，以他亲身所见，写了南叨窝村粮秣委员张俊林，为保护用于抗日战爭的救国粮，巧妙同敌人斗爭，直至被打重伤，逃出魔窟，仍然奋不顾身地连续战斗的故事。他在另一篇《我死的明白》的通讯里，憾人心弦地写了曲阳县峪村的妇女部长张晓生，她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落入敌人魔手后，任凭敌人残酷凌辱吊打，甚至刀剜乳头，血流遍体，却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掩护了我军干部和游击队员，保存了公粮、地雷的壮烈事迹。

他写的这些报导，读来催人泪下，不知激发了多少人对英雄的学习景仰和对敌人的仇恨，激励人民奋起抗击残暴的侵略者。另外，他的有些报告文章，热烈歌颂解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获得幸福新生活的美好情景，他在《婚礼》一文中，描写了胭脂河畔易家庄的几对青年男女，集体举行婚礼的新人新事，赞颂了解放区人民从封建婚姻制度下得到解放，走向光明的道路。

由于他的勤奋和出色的工作，他成为晉察冀解放区军民深受爱戴的优秀记者之一。1946年，他被新华社任命为特派记者。是年初，他从自己写的大量通讯报告中，抽选出《劳动美化了大地》、《诗》、《婚礼》、《冬学》等篇和一组副题为《反扫荡片断》的特写文章，汇编成《幸福》一书。周扬同志为这本书写了《前记》，称赞说 ：“作品正如作者年青活泼，充满清新朝气，给予人以衷心的喜悅。”“仓夷同志是晉察冀边区最年青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者之一。他完全是在羣众革命斗爭的火焰中成长锻炼出来的。”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我党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幷建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二月，仓夷同志被派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北方最大的据点——北平担任记者。

仓夷刚到蒋管区工作时，对敌斗爭方式比较简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想尽各种办法阻挠《解放》报与人民联系，限制记者的活动，幷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解放》报社址）周围布满特务，跟踪记者和同报社往来的羣众。对这些特务，仓夷只轻蔑地瞥他们几服，有时索性停住脚步，对他们怒目而视，弄得特务欲“跟”不敢，欲“溜”不成，处境尴尬。后来他感到也许是特务对他这个公开的记者不敢怎么祥，但却会去迫害与他接近的进步人士。于是他很快就学会多种斗爭方式，巧妙地甩掉“钉梢”，或者给他们摆上“迷魂阵”，以突破敌人设下的种种障碍。仓夷同志正是在敌人的刀丛中，胜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仓夷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和摧残民主的罪行非常痛恨。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特务在殴打一个叫卖《解放》报和《民主星期刊》的报童，报纸被撕了一地，特务还威胁着要把报童带走。仓夷这时立刻赶上前斥问特务 ：“《解放》报是国民党政府同意发行的，为什么你们又在这里捣乱？！”

周围羣众也纷纷对特务提出责问。那个特务一看风头不妙，就收起那副凶煞相，夹着尾巴溜了。还有一次，仓夷和许多中外记者去参观日本战犯的监狱，进去一看，他吃了一惊 ：许多国民党记者，竟和日本战犯亲热地握手，还亲昵地向这些刽子手噓寒问暖，于是这些杀人犯乐了起来，重又露出一副狞笑。甚至在“审问”时，一个战犯竟敢放肆地狂笑。这时坐在记者席上的仓夷，目睹国民党一帮人昏庸卑怯丢尽国家尊严的场面，霍然拍案而起，对着那个战犯怒斥道 ：“你笑什么？你们被中国人民战败了！你们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这笔帐你们必须用血来偿还！……”仓夷的这种尊严的话语，凜然的气度，使整个法庭的气氛为之一变。那个战犯立刻低头垂手，国民党法官也个个呆若木鸡。当时，我们的记者看到国民党官员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十分气愤，但却不知怎样好，直到听了仓夷的那番话，才感到出了一口窝囊气。一些资产阶级记者也私下议论 ：“还是人家共产党，理直气壮，大义凜然。”

《解放》报的评论文章似利剑刺痛国民党反动派的脓疮，唤起人民羣众的觉醒，幷激发他们斗爭热情。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对《解放》报发行量日益扩大深感不安，极为仇恨地施展撕、打、收、毁等无耻伎俩，但丝毫也阻挡不住这眞理的声音四下传播。1946年4月3日凌晨，国民党特务们以“检查戶口”为名，公然对《解放》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绑架。由于中共代表团的严正抗议和据理力爭，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同志，幷当面道歉。

那天仓夷看到特务捕人时，就想到应该把国民党这一罪行记录下来，向全国人民控诉，于是便抄起照像机来拍照。一个特务看到他拿着照相机要照他，吓得捂住脸就跑。其实，他的胶卷已经拍完了，便机智地用空镜头吓他们。

事件过后，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念了一通早就编好的一套谎话，说什么“市府当局对此事先一无所知，这是一个‘误会，”。参加招待会的记者之一的仓夷同志，就当场揭穿了他的鬼话，幷向出席招待会的记者们叙述了那次事件的经过，弄得那个副市长狼狈不堪，不得不慌慌忙忙地结束了这次招待会。

仓夷同志为人热情，善于联系和团结羣众。他在北平这短短的时间里，认识了许多工人、学生和各方面人士，同他们交朋友。甚至连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一些下级人员，也对这位共产党的记者抱着某种程度的好感。有一次仓夷生病住院，起初医院里的护士和医生对他旣存戒心，又感好奇。仓夷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述八路军英勇抗敌的故事。他那富有启发性和感染力的谈话，很快就征服了人们的心。仓夷出院时，他们都舍不得让他离去，希望他今后经常来看他们。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实行恐怖政策，无理封闭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等七十多家报刊，仓夷同志便从北平撤回张家口。七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向我冀东解放区的安平镇发动了武装进攻，还造谣说 ：“解放军攻击了美军，”谣言不胫而走，全国震动。为了弄清眞相，我军调部成立了第二十五执行小组。仓夷和另一位记者肖殷同志奉命于八月八日一起由张家口乘机去北平，参加小组采访工作。他们到了飞机场，正要登上那架飞往北平的班机时，一个美国驾驶员却谎说这架飞机只剩下一副降落伞，只能再坐一个人。仓夷说 ：“没降落伞也没关系”，边说边登上飞机，可那个美国兵粗暴地把他拦住。“眞是岂有此理”，仓夷一边愤怒地说着，一边对老肖讲 ：“你先上去，我回头再说。”翻译老俞劝他明天走，可仓夷怎么能耐心等到明天呢？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心驱使着他，决定改乘由张家口到大同再转北平的班机。这样当天中午也可以到达北平。仓夷搭乘的飞机在大同机场着陆后，立刻就有十几个国民党特务拥上“检查”。当他们发现一个佩戴着“新华社”证章的人，就吼叫着要他下去。仓夷愤怒极了，他想到大同的中共代表住处去。这时一个自称是“大同小组国方代表”的军官，走上前来，谎说大同的中共代表回北平请示工作去了，这里沒有人。要他回解放区，否则留在大同安全没有保障。但仓夷认为，自己是去北平执行任务的，不能回去，幷理直气壮地要他们对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那个人说什么这里是“阎长官”的地区，万一出事，他是无能为力的。面对死的威胁，仓夷冷笑地说 ：“如果屠杀可以吓住我们，那就没有什么和平谈判了”。最后，那羣豺狼似的特务还是硬把他“遣送出境。”车子走了一会，来到大同市郊马莲庄地方，那个军官指着远处说 ：“前边就是你们共方地带。”要仓夷自己往前走。仓夷下了吉普车，走了不多远，突然从大沟渠旁钻出几个带枪的人，枪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一拥而上，剌刀从他的后背穿了过去……年仅二十五岁、富有才华的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仓夷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我们感到无限痛惜。虽然光荣牺牲了，但他的浩气长存，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忆燕生

邹访今

燕生，姓陈，原籍福清县渔溪镇渔溪街人。其父陈董伍是个中文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早年侨居印尼万隆埠，后逝世于该埠。燕生少时随父居万隆，旋迁雅加达，任雅加达玉融公会外文秘书，创办“翡翠文化基金会”，是《印尼语文学习》月刊的主要负责人。他博才多学，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华侨翻译家，忠心耿耿从事华侨进步文化事业，为促进中印 ( 尼 ) 文化交流作出互大的贡献。

我认识燕生，始于1955年初。那时我刚到雅加达爱国侨报《生活报》主持文艺副刊编务。有一天，总编辑郑楚云交给我一篇英文小说的中文译稿，对我说 ：“此是玉融公会秘书陈燕生先生翻译的，你看看能不能刊登？他精通中、印、英、荷、日等国的语言文字，以后可跟他多联系。”就以那篇译文为媒介，我和他开始了交往，从而结成了深厚友谊。

在第一次的接触中，他留给我的印象是 ：衣着朴素，态度随和，中等身材，微带赤色的四方脸，戴着近视眼镜，双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时夹幽默语言，逗人发笑，眞是学者的风度。后来经过多年的交往过从，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他心地光明，持正不阿，嫉恶如仇，是一位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強的好同志。他早年家境不太好，只在秀丽山城万隆读过中学，幷没有进过什么高等院校。可是由于他的自爱，奋发向上，经过多年的刻苦自修，终于掌握了五、六国语言文字和中医医药知识，以及针灸医疔技术，成为在印尼华侨社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燕生对印华社会作了突出的贡献。他在五十年代末和客家籍华侨杨兆基创立了“翡翠文化基金会”，创办了《印尼语文学习》月刊。此是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增进中印人民相互了解的出版机构。最初，此机构的编辑和出版业务，由陈、杨二人分工负责。后来杨退出去了，全部担子便落在燕生身上，燕生不得不配备一名助手，协助校对。那时候，我经常看到他忙个不停，旣要处理日常业务，又要翻译文学和史料，但他任劳任怨，象老黃牛一样默默地生活着、工作着。

燕生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的工作是很努力的。多年来，他用中文翻译和发表了不少印尼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也用印尼文翻译和出版了中国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先生的名著《阿 Q 正传》，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而在印尼则还没有人译过，至少沒有一个好的译本。燕生为塡补这个空白，便下一番功夫，毅然把它译成印尼文，用中印文对照形式出版发行。

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尼排华期间，关于“华侨经济是殖民经济残余”的谎言谬论，一时甚嚣尘上。燕生为了批驳此谬论，不倦地译述了西方学者编著的关于1740年荷兰殖民者残杀华侨、中印人民幷肩抗荷的长篇史料，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 ：华侨和当地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印尼排华是使仇者快，亲者痛的极不光彩事件。

作为一个翻译家，燕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和谦虚。例如，他翻译《阿Q 正传》，碰到原文中旧中国赌场中的一些术语如“牌宝”、“青龙”、“天门”等，都是印尼文难以表达的专门名词。他就把问题提出来，同朋友们磋商研讨，然后接纳朋友的意见，采用音译另附注释的办法解决。他译述史料，碰到有疑问地方，决不马虎从事 ；总是跑到印尼博物馆查对其他有关史料和参证历史文物，从而纠正了原文一些失实的缺点。可以这么说，燕生的译文，旣做到忠实于原著，又忠实于历史本来面貌。

燕生在文化事业上的成就，深得广大侨众的赞誉。六十年代初期，祖籍长乐县的一位印尼华侨文教界前辈施子贞先生曾有诗赠咏他 ：

少年头角正崢嵘，顾我颓唐畏后生。

两鬓萧疏经雨雪，半生落拓困榛荆。

文章不写趋时句，译本能输异国情。

莫再牢愁伤往事，从知大器晚来成。

此诗虽未能槪括燕生的全部活动，但其中第五、六句颈联“文章不写趋时句，译本能输异国情”，却正确地评价了燕生从事文化活动的特点。

我同燕生交往中，深切体会到他具有克己侍人、吃苦在前、困难留给自己的高尙美德。一九六三年，印尼排华黑浪停息，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翡翠文化基金会”为颂扬这一历史事件，决定出版用中印两国文字说明图片内容、纪录此一重大历史意义的巨型画冊。因工作量大，燕生拉我合作。（我用的笔名是吳亚蒙）。当时，我身体不太好，燕生为照顾我，自己拣重担挑，我只负责选择图片、用中文撰写图片內容说明和“前言”等较轻的工作。而燕生除了把我写的东西翻译成印尼文外，其他如跑雅加达各通讯社和各报社搜集图片，设计封面、校对、发行等繁重而琐碎杂活，也全部一手包揽下来。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燕生的积极努力，该画冊是难以如期付梓问世的。

燕生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善於知人善任、奖掖后进。一九六四年，“翡翠文化基金会”扩大业务范围，计划出版印尼华侨文艺丛书，但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编辑人员，我推荐一位半身瘫瘓、不会走路的青年黃裕荣（厦大海外函授学院语文专修班毕业生）担当此职，想不到燕生不嫌其残废，欣然聘他为编辑。而燕生本人则充当“通讯员”，每周往返几次，送稿审阅和取稿付印。

为了繁荣印华文艺，燕生还劳苦奔走于青年写作者之间，鼓励和指导他们写作。他这种孜孜不倦精神，确实令人感动，极大地调动了青年写作者的积极性。

当时，燕生除了主持“翡翠文化基金会”和《印尼语文学习》月刊外，还在雅加达加拉默大街开设“中医针灸门诊部”，每周开业门诊六个半天。

他开设此门诊部的主要目的，幷不是为了掙钱糊口，而是为了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救死扶伤。象我们这些靠“爬格子”过话的穷报人前往求诊，他都赠医赠药，就是硬塞给他钱，他也分文不收。有一次，我对他说 ：“如此一来，你不是白赔了药本吗？”他却蛮有道理说 ：“亏你身为报社的编辑，难道连历史上劫富济贫的故事也不知道吗？我行医，就是要敲有钱人的竹槓，教济穷人。如果靠收你们这些穷小子的医药费过活，恐怕你、我都会喝西北风了，何况你我是朋友，还有相帮的道义呢？”又一次，一位从外埠远道来雅加达寻找工作的华侨，到雅城后，工作没找到，人却病倒了，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写信给我所在报社求助。我报社会服务部决定给予相助，于是我便寻踪觅迹，找到那病倒于客中的华侨，幷带他到燕生那里求诊。燕生照样赠医赠药相待，我无论怎样，他都分文不收，且幽默地说 ：“贵报可以造七级浮屠，难道我陈燕生就不能权充菩萨 ?”他这济世救人的高尙医德，在雅城华侨文化界一时传为美谈。

“九卅”事件后，印尼全国所有华文报刊都被勒令停刊。燕生所主持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和下属所有刊物亦不例外。白色恐怖弥漫印尼全国，人心惶惶。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印尼朋友口中听到一个消息，说 ：“万隆来雅城的一位 TANYANSENG 被当局列入逮捕黑名单”TAN，卽闽南话“陈”，YANSENG 是“燕生”之音。我震惊不已，但愿是他人的同音名字，然而，为安全计，我便赶快把此消息告诉燕生，要他避避风险，而燕生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正色跟他说 ：“此怎么可开玩笑的？且管它是否姓相同名相似的别人，你先躱避总较稳妥”。他听从我的劝告，卽躱避于万隆，一个月后见没什么事又返回雅城。不久，我被迫离开印尼、撤退归国。分别前，燕生雄心勃勃对我说，他打算下一番苦功夫编一部比较完整的《印度尼西语汉语辞典》，为增进中印文化交流继续努力。可是，我归国后不久 , 海外朋友却传来一个消息，“燕生被捕了”，我远在祖国南方，十分惦念多年肝胆相照如今身系异国囹圄老友的安危。过了一段时间，海外又传来消息 ：“燕生出狱了”，“只是身体受尽折磨。”我闻讯后，喜忧交幷，彻夜难眠。以后由于“史无前例”的动乱连绵不绝，海外消息沉沉，岂料一九八〇年六月，从香港回福清探亲的故人王辉墀先生告诉我说 ：“燕生已于一九七八年被胃癌夺去了生命”。噩粍传来，令人悲痛欲绝！燕生身体比我壮实得多，想不到他竟早我而去……。

燕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的青春，他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和华侨的正义事业，他无愧是祖国的好儿女。他是永远令人怀念的啊！

郭可济先生兴学事迹

郭有诠 李圣穆

郭可济先生（1886—1960) 是福清县新厝乡棉亭村人。幼时家贫，只上过几年私塾。十八岁到新加坡，帮助堂兄料理郭福成杂货店。1926年接掌堂兄业务。因他长袖善舞，经营有术，业务蒸蒸日上。以后陆续购置椰子园，树胶园，后与林德根先生合资开发黃梨山，1932年兴办黃梨厂。在国內于福州台江开了济美行，于福清桧亭巷开了郭福成汇兑庄。成为福清旅居新加坡华侨之佼佼者。

先生关心旅居新加坡同乡的生活、福利，善于团结他们，深得他们的爱戴。所以1919—1921，1930—1934，1936—1940前后十三次当选为新加坡福清会馆正副主席。

先生热爱家乡，对家乡教育赞助尤力。现略举数例如下 ：

棉亭培元小学创办于1925年。当时福厦公路未修，融籍华侨返乡探亲者，有一部分乘船由棉亭港登岸。村中以代客运送行李所得佣金拨充学校经费。
数年后，厦轮停航，学校经费则由先生及其族弟可模先生共同筹措。先生捐助二分之一，可模先生捐助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一则由其他乡侨负担，直至1941年日寇侵陷县城，学校停办为止。县城光复后，学校经费仍由先生、可模先生筹措，直至解放。解放后，他们俩每年仍补助三千元，到他们逝世时止。

三十年代初，先生为了丰富国內乡亲文化生活，扩大小学生知识面，捐资800元，购买各种读物，包括《小学生文库》，各科教学挂图，参考书，中外地图计一千余冊（幅）。

1953年培元小学失火，教具焚毀殆尽，图书也付之一炬。1983年先生长子成源先生继承先生遗志，寄回5000元复办图书馆。

1953年培元小学校舍（原郭氏宗祠）失火。全村学子无处就读。只得挤在圣公会教堂内勉強上课。此讯传至海外，乃由先生，可模先生等倡议重建校舍。先生以郭福成有限公司名义捐资42000元，可模先生以顺利公司名义捐资22000元，连同其他乡亲捐资20000余元，计80000余元，建成一座砖木结构的双层校舍，内有教室八间，大礼堂一间，宿舍六间。

1979年培元小学附设初中班，教室不敷，先生后代仍以郭福成有限公司名义捐助新加坡币7000元。连同可模先生子女等共捐献人民币40000多元，建成有八间教室之教学楼。

福清县虞阳中学创办于1946年9月。当时暂借渔溪中心小学上课。选址建校工作刻不容缓。然各族姓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校址问题也因之爭执不决。有人主张校舍建在渔溪长桥头一块丛葬地上 ；有人主张建在头山的丛葬地上 ；也有人主张建在这块没有坟墓而靠近上郑村现校址上。最后默契由最先认建校舍者决定之。

1947年三月底，虞阳中学曾函请先生捐资建校，二十余天后卽收到先生复信。信中提到“际兹马来亚复员未久，工潮叠兴，商业不景，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济本无力负担，祇以事关教育大计，勉为其难。”幷答应建有300座位的礼堂一座，为纪念其父本游先生生前关心教育事业，命名曰“本游堂”。先生第一个认建虞中校舍，不久卽回国勘定校址、幷拨款进行建校工作。虞阳中学校基因之奠定。这也是我县解放前捐资办学款目最多的一位华侨。

1949年1月，虞阳中学创始人，首任校长郑伯聪先生南渡募捐，行抵新加坡，先生热情接待，又捐款新加坡币1000元作为设备费。

先生在家乡捐资兴学，乐育人才，在培元小学，虞阳中学校史上都留下光辉的一页。

郭可模先生的几件事

郭有诠 李圣穆

郭可模先生（1890—1963) 出生于福清县新厝乡棉亭村书香之家。先后就读于圣公会中国传道会在本村所办的学校与莆田哲理学校。先生秉性聪颖，又好学不倦、中英文及书法均为人所称道。

先生1910年前往新加坡、当过职员、记者、教师及传道。但他主要的工作是教师和传道，尤其他孜孜不倦地创办学校，为福清族人培养下一代贡献出毕生的精力。那时，新加坡日益繁荣，“移居来的同乡日众，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日多，而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不高，学校又缺乏，作为父母的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无法教导儿女。”

郭可模先生眼见此种情形，认为如果这一羣儿童没有给予适当教育，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遂于1919年在寓所 "——眞光堂，创办了福清人的第一所学校——培青学校。为了纪念创办人，学校的大礼堂命名为‘可模堂’”（见《培青校史》）

先生1936年创办顺利巴士公司。后来业务逐渐发展，就与公共汽车业同人合组新加坡最大的福利私人巴士公司。先生也在马来西亚创办柔佛巴士公司，成为新马公共汽车业的巨擘。

先生热心社会工作。1940年前先后十四年担任新加坡福清会馆司理，1941年，1942年担任福清会馆总理职务。

先生一生关心桑梓公益事业，兹举数事如下 ：

一、办学校

先生重视人才的培养，1925年棉亭村创办培元小学，先生是主要的发起人与有力的支持者。该校原设在改造后的郭氏宗祠內，办学条件尙好。

1953年学校失火，先生以顺利公司名义捐资22000元，连同其族兄可济先生以郭福成有限公司名义捐资42000元，其他乡亲捐资20000多元，计80000多元，建成一座砖木结构的双层校舍。內有教室八间，大礼堂一间，宿舍六间。

1979年培元小学附设初中班。先生之子女继承先生遗志，捐助新加坡币10000元，连同其他乡亲共捐资40000多元，建成有八间教室之教学楼。

培元小学从创办到五十年代人民政府接办，约有三十年。其经费均由先生与其族兄可济先生以及旅外乡亲维持。先生负担约四分之一。

渔溪镇虞阳中学创办时，曾函请先生认建教师宿舍一座。不久卽得先生复信云 ：“模服务教会数十年，深愧愿宏力薄，何敢谬附诸有力者骥尾。唯事关树人大计，爰不避童稚妄举重鼎之讥，勉竭绵薄，用副雅怀。”后该宿舍遵照先生旨意，命名为“本安楼”，以纪念他的父亲本安先生。先生长女玉英女士（五十年代曾任新加坡国社会福利部助理部长），侄女华英女士闻讯后寄回人民币20000元，进行翻盖，现为极其适用的教师宿舍。

虞阳中学创始人，首任校长郑伯聪先生，1949年1月赴东南亚募捐。4月初由印尼抵达新加坡。先生与可济先生等侨领在福清会馆设宴欢迎，幷捐献新加坡币1000元为虞中设备费，热情可嘉。

二、建产院

先生以慈善为怀，关心妇幼保健工作。1962年先生兄弟三人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外购买大批药品赠送虞阳医院，该院以公价卖给病人，计得人民币约15万元。此乃当时我县华侨捐资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大宗者。后该院征得先生兄弟同意，用该款兴建一座1100m2的助产院，以纪念他的母亲林品光女士。

三、戒鸦片

二十年代以后，棉亭村吸鸦片烟有五六十人之多，鸦片馆应运而生。吸食鸦片者中有倾家荡产沦为窃盜者十几人。他们偷鸡摸狗，砍伐树木，窃取庄稼。开鸦片馆者均为強房之人，他们为之窝赃销赃，村人无奈他何。1932年下半年，先生回国，目睹这种情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挽救吸鸦片烟之人起见，乃召集村人于本村郭氏宗祠开会，痛陈鸦片为害之烈。先生当场捐献大洋100元，其他村人在其感召下，也纷纷捐献，或三五元，或一二十元不等，顷刻间共得200多元。先生卽动员全村吸食鸦片者集中于郭氏宗祠内（后移至北山云峯寺），聘请涵江名医李可圣等五六位医师为他（她）们服药打针，戒除烟瘾，结果大部分都已戒断。可惜的是先生回返新加坡后，许多人又重染烟瘾，先生之苦心，尽付东流。

四、赈贫困

大约从三十年代起，先生每年夏冬两季（冬季较多）两次汇款分赠村中（主要是上厝片，棉亭村共分四片，上厝片戶数最多）困难戶。每戶二三十元不等，亲房的较多一些。戶数年有增加，最多的一两年，达133戶（60年代棉亭约有300戶），款额达4000元。先生逝世后，其子女每年年终也汇款接济其几家亲人。

五、赠“铁牛”

1960年，建立人民公社的后两年，为了支持家乡发展农业生产，渔溪地区华侨捐赠八台英国制造的35匹福克森拖拉机，在渔溪成立拖拉机站，建立代耕制度。其中有一台是先生赠送的。

先生逝世已二十四年。但先生的业绩，至今远近仍传为美谈。

戴祥滋先生的二三事

陈子超

戴先生祥滋，字吉云。生于1870年，卒于1958年。我县音西乡云中洋村人，是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老华侨。他为人敦厚老实，平易近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好榜样。戴先生晚年是在他老家云中洋村度过的。笔者曾在那里工作过多年，知道他生平的一些事迹，为了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特写出以表纪念。

一、热心我县公益事业

1、修桥 ：从前通往闽侯、长乐的道路要越过可洛溪和龙溪。这两条大溪，平时水深过膝，过往行人要赤脚淌水过溪。遇上暴雨河水上涨，过河人就有被冲走的危险。历史上曾有很多人淹死在溪中。戴先生为了来往羣众的安全和便利。1934年冬就在这两条溪上独资修建钢筋水泥桥各一座，造福行人。

2、铺路 ：早先我县城关的大街，如鱼市街、后埔街、小桥街，街面都宽不到两米（如现在的官驿巷一样 )。1925年拆街之后，街面是宽了一些，可是路面崎岖不平，遇上雨天则泥泞难行，无人过问。戴先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于1938年独资修建小桥街，后埔街的下水道，还在后埔街铺上了平坦的石条路面。福清人民为了纪念戴先生的功绩，立了一块高三米，宽一米的大青石碑，上曰 ：“戴祥滋先生修路纪念碑。”竖立在后埔街新华书店对面。
后来在除四旧中被拆除。除立碑外，人们又把后铺街命名为“吉云街”。

3、捐资兴学 ：云中洋是戴先生的老家，周围有十三个自然村，早先没有学校。后来戴先生独资兴办了一所云中小学，学校的一切开支都是由戴先生独力负担，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接办时为止。学生免费入学，困难的还发给学习用品。在云中小学工作过的老师，都受过戴先生和他家属的热情接待和亲切关怀。遇有贫病灾难，戴先生常是成百元的给予资助，毫不吝惜。

早先县立初级中学只有一座二层半教学楼。后来在戴先生的带头下，旅外融侨又捐资修建了一座宿舍大楼。

解放前我县兴办的第一所高级中学“文光高级职业学校”（解放后幷入一中），及玉融小学（现在的实小），融城小学（现在的城小），西园小学等校，都曾多次得到戴先生的捐款支持。此外他还倡办了“华侨补习学校”（现在的侨中），幷自任董事长。戴先生眞是我县侨界中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带头人。

4、创办救火会 ：我县城关于1928年正月二十九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火，自后埔中街起火向南烧到小桥中街，向东烧到学前夫子庙门口，向西烧到何厝巷口，这场空前的大火，把县城的精华所在全烧光，还烧死六个人，烧伤的则不计其数。此次大火使数百家住戶，成千人口，遭受空前未有的灾难。戴先生为了防患于未然，就捐资创办福清县救火会。他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到印尼等地筹募巨款置备灭火器，並绕道到上海购置两台手搖救火车 ( 在那时算是很先进的，此车一直用到解放后十几年才被机动车所代替），从此，我县一有发生火灾，就立卽得到扑灭，戴先生的功绩眞是不小。

二、助人为乐是穷人的好朋友

1、戴先生的晚年，大都是在云中老家度过的。当时经常有人向他告急借贷。他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告贷人，都以茶饭接待，並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戴先生前后还施捨了棺木200多部，给穷人收殓。他家里还经常购备一些常见病的中西药品，供穷人治疗。当年城关人在他家乡任教，常因水土不服而生病。他一知道就会叫人为其请医送药。如果数日不见瘥愈，他就出资僱工把病人抬送城关住院治疗。（刚解放时没有公费医疗），並送给医药费用。还亲自嘱咐 ：“回去后安心治疗，等病愈再来。”云中洋村是我县的边远山区，生活十分清苦，许多人都不愿前去任教，但是一去之后，在戴先生和的他家属亲切关怀照顾下，一般的都能安下心来干它三五年。

2、平易近人 ：戴先生虽是我县有名望的华侨前辈，但他对任何人都能热情地接近。他经常跟村里的羣众、学校里的教师们拉家常，讲故事，羣众都喜欢接近他。当年有肩挑小贩陈水金（湖浜霞人）等人，经常挑海味来云中洋村贩卖。他们每次都先把货挑到戴先生家卖，然后再到其它村落去叫卖。

最后卖不完的又挑到戴先生家里来。戴先生还经常把他们所剩下的货全数买下来，遇上刮风下雨或天色不早，就留他们过夜。

三、拥护革命支持革命

1、1946年我县地下党组织在云中村建立革命基地，成立了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戴先生首先拥护，自动捐粮献款，把自己的房屋让出来供地下党活动使用。並把家里自卫的长短枪枝二十枝连同子弹1500多发，毫无保留交给游击队。还缝制黑色制服30多套送给游击队。

2、1948年国民党疯狂地围剿游击队时。戴先生不顾自家的安危，掩护救助了闽东游击纵队司令员陈亨源同志，派专人侍奉茶饭，並给延医服药，等到陈同志伤病完全痊愈后离开他家时还资赠黃金数两为革命活动经费。我县解放后，陈同志还亲自上云中洋致谢。

周维桢先生事略

倪秉宜

周维桢，字蔚如（1906—1986年），我县东张镇人，生平淡泊明志，洁身自好，是位誉满桑梓的华侨教育家。

一九二四年，周维桢毕业于省立二中，嗣后还乡执教。时値东张小学经费短缺难以维持之际，周维桢遂与魏则庄、倪朝龙、林振东、魏云波等人协力筹措经费，扩充班级，改革教学，将东张小学整顿得煥然一新。

在办学执教的同时，周维桢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领导羣众反霸抗捐。

当时，东张豪绅勾结北洋军阀的福清驻军鱼肉人民，每戶強行摊派民团团捐壹元陆角。海军陆战队郑金鉴部又在魁里村（今道桥），里坪村（今玉林）、方永乡（今镜洋）等地強征田亩稅（卽种鸦片捐的别称 )。在重稅压榨下，东张民生困苦，怨声载道。周维桢和魏则庄等人配合倪朝龙，串联东张小学师生，开展反对苛捐杂稅的宣传，幷组织了各界人士参加的“联合请愿队”。翌年正月十八日，二千多名羣众在东张小学操场集中后，一路高呼“打倒反动民团军阀”等口号挥动标语牌浩浩荡荡奔向县城。请愿队伍在眞武殿（今东张水库附近）遭陆战队武装拦截后，领导人采纳了尙里村代表的改道建议，队伍经可溪，出太城过宏路直奔县城，在西门桥头遭遇陆战队，双方对峙不下。迫于请愿队声威，县政府要人只好同意谈判。谈判破裂后，各村推选代表随同倪朝龙、周维桢等六位谈判代表前往福州向伪省府请愿，迫使县府撤销了团捐田亩捐。

这次斗爭使地方豪绅对周维桢恨之入骨，他们串联地痞密谋加害周维桢，周维桢与倪朝龙、魏则庄被迫出走，赴上海就读劳动大学。一九三一年，周维桢转往北平，考进民国大学。此间，周维桢因积极参于学生的爱国运动，曾被反动当局拘押一次，出狱后又因与中共地下党员高 xx 通讯被捕，预审前，周维桢与隔室地下党员巧妙接头，在敌人的数次审问中，机智应付，使敌人终无所获，被迫释放他们。

一九三五年，周维桢南渡印尼，在侨居地马辰就任中华学校校长，对该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土生的华侨青少年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激发了他们报国的热忱，不少学生回到祖国深造后就留在国內工作。

一九四一年，千岛之国为日寇侵占，周维桢在学校被迫停办后，随侨胞避难山区。日本投降后，周维桢为谋生计移居雅加达。由于周维桢秉性诚恳，品学兼优，很快就在雅加达的华侨中亨有盛誉，东张乡侨陈承铭、陈承顺、倪朝祿、赖方英、赖水镰、汤学奇诸位更是将他视为良师益友。

一九五四年，别却故园二十几年的周维桢回东张省亲，故园家山的变化令他振奋，同时他也意识到刚成立几年的新中国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他决心为此尽一份赤子之心。返回印尼后，周维桢在侨胞中积极活动，倡议乡侨捐资创建东张医院，使东张人民从此摆脫缺医少药的境况。

国內三年困难时期，身居异国的周维桢忧心知焚，遂多方奔走呼吁侨胞为国分忧，在侨胞邱文椿等人的通力合作下，组织了“联大公司”，积极开展物资信托储运业务，卽依据侨胞汇往国內的款额，根据汇款人意志，将相应的食物及日用品和医疗用品分批装运回国，为祖国度过物资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创造了部分条件。当年的受灾民众及广大侨眷属至今有口皆碑。

尊师重教，发展家乡经济建设，又是周维桢先生爱国义举的一个特征。

一九七一年，周维桢二度回国，看到东张中学和小学的教育设施已十分落后，为使家乡教育事业能持续发展，他向爱国侨胞姚春桂、赖方英、赖水镰、倪朝祿先生等人劝募印尼籐条三十吨，开办了东张侨联籐木家具厂，接着又鼓动爱国侨胞陈承铭、陈承顺兄弟资助，相继又进口五十吨籐条，使家具厂成为胜任家乡教育经费补助的血库。几年来，依靠家具厂补助的经费，东张中学建造了科学实验大楼壹座 ；教师宿舍大楼壹座 ；和一座五层大楼的学生宿舍。此外还资助东张中心小学兴建了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各一座。又在东张街起华侨幼儿园一所，东张镇从此“幼有所教”。为了鼓励师生协力促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周维桢又向侨胞募集港币三十万元存储于香港银行，以利息作为东张中心小学曁道桥小学和幼儿园等校的奖教奖学金。颁奖的原则是，教师一视同仁，每年人手百元港币 ；学生奖学金分八十、七十、五十三等，成绩在班上居前五名的学生均获得奖学金。由此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资助家乡实现“幼有所教”的目的同时，周维桢还注重发扬光大敬老尊贤的民族传统。东张镇老人会的成立就端赖他的支持，进口彩色电视机、收录两用机等娛乐物品，筹建老人会会址等重大事宜，无处不渗透周维桢的心血。当陈承铭，陈承顺昆仲购置新建二层楼房一幢赠于老人会时，周维桢于病榻中奋起，亲笔题赠纪念堂墨宝。

一九八五年，周维桢归乡治病，仍不忘家乡建设事业，终于心力交瘁，致使名医无力回春。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日，周维桢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一岁。

周维桢先生身在海外，心连桑梓，一生高风亮节，他的名字将与家乡的教育事业永远幷存。

附录周维桢先生遗文一闕，以志记念 ：

八十一载苟存乱世，不重金钱，亦轻虛名，于今随母而去。

九百余月空活人间，旣念孙儿，又怜亲友，从此有家不归。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日定稿

回忆邱崇善先生

何崇奇

印尼望加锡的“福州全郡会馆”，是福建福州语系各县旅居望加锡侨胞（福清籍占绝大多数）联谊聚会的处所，是举办侨胞福利事业的机构。专门教学华文的华民小学，也附设在这里。

“会馆”设置主席、副主席、财政、总务、秘书等职，由选举产生，任期二年，连选得连任。

邱崇善先生，系福清县镜洋乡上店村人，早年漂洋过海，到爪哇的峇厘岛落脚。不久，卽在那里开设恆生公司，经营养猪业。为了生产配套，特来西里伯的望加锡埠，搞稻谷加工为大米生意，把米糠作养猪饲料。由于经营得法，利润不断上升，乃与同乡的张开文家族，合资开设耕丰公司，收购稻谷，碾成大米，经营大米买卖。又设立时宁凌、大有两个分公司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大米推销印尼各地，为侨居地政府开拓农业，发展经济、创造社会效益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邱先生热心公益，羣众关系好，多次被选为“会馆”主席。我于1936年6月抵达望加锡后，一边在耕丰公司工作，一边兼“会馆”秘书职务，与邱先生朝夕与共，深受教益。

1936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地大举侵犯我国领土，海外侨胞爱国情绪高涨，望加锡侨胞也不例外，马上组织了“望加锡华侨筹赈祖国灾民委员会”，募集捐款，救济灾民（当时印尼还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占领统治下，称为“荷印”。荷兰慑于日本強大武力，只允许华侨募款救灾，不许用“抗日救国”之类的字祥）。“会馆”由“筹赈会”领导，进行筹赈工作。邱先生任“会馆”主席兼“筹赈会”常务委员。他以身作则，处处起带头表率作用。记得在一次义卖“蒋介石半身石膏像”的大会上，侨众爭出高价购买，石膏像易手无数次，最后被以邱先生为经理的耕丰公司所得，掌声雷动，震耳欲聋，被传为佳话。

当时蒋介石为什么能夠骗得广大海外华侨的信赖、拥护呢？首先是印尼的报纸，都是国民党喉舌。光就望加锡的《华侨日报》来说，负责人李某（广东人），就是当地国民党头目，当然十分为蒋卖力。其次是国民党派驻望加锡的领事宋某（浙江人），此君背驼九十度，走起路来仿佛爬行一祥，时常转发印有红色“密件”二字的小冊子给华侨团体，桀犬吠尧，攻击共产党。

再其次是民社党党魁张君劢，也发表《告海外侨胞书》之类的宣传品，一面帮腔吹捧蒋介石，一面指责共产党这也不对，那也不是。而共产党方面，对敌人的各路围攻，则始终没有篇文只字与侨胞见面。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捐款，源源流入四大家族的腰包，转到美国等外国银行去。反之，眞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活跃在敌后的共产党游击队，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捱着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武器不足的八年艰苦生活。

“筹赈会”除向侨胞收集捐款外，还发动侨胞捐献药品（主要是治疗疟疾用的奎宁克）与旧衣服，寄回国内。

“会馆”曾公演话剧，剧本由我主稿，通过大家讨论修改。剧员有郑曾纯、刘纪泽等。他们好比优孟学孙叔敖，惟妙惟肖，激动人心，使台下不少侨胞，淌下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泪。

当时“会馆”里旣出钱又出力的爱国热心人士有 ：

张世橙、林民澄、陈桂花、陈亚丰、叶亚红、王朝情、陈贤相、邱崇增、陈水伡、邱崇妥、林民增、陈亚松、张世琛、张世琦、林仿鳌、陈兰花、林高峯、林仿辂、张裔铨、邱尔耿、陈亚谈、陈森兴、张来旺、黃火莲、黃肃武、蔡金镯、林长庚、王运明、王锡卿、杨德葆、杨德椿、邱江音、邱尔铨、邱崇腾、陈亚闹、邱必祥、胡女士、李奇炎、杨进禧、郑曾纯、刘纪泽、叶培滔、张裔庆、王明卿、陈敦盘、林奇官、叶维璇、许能明、邱崇铫、叶任业、吳子纯、叶贻璜、杨万利、叶观海、

上文所写的，只是由1936年6月间（卽芦沟桥事变前夕），我抵达望加锡之日起，至1941年11月间（卽日寇第一次退出福清以后，抽兵侵略东南亚的前夕）的四年多时间中，望加锡“福州全郡会馆”的情况罢了。

光阴的陀螺飞速地旋转着，我离开那个太阳无私地把温暖分给每个季节，吻别那周围充满芭蕉、椰树、胡椒、咖啡与菠萝等风光绮丽的南国，屈指已四十多年了，邱先生也于1943年积劳病逝，不及见日本侵略者投降。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但历历在目，录出回忆，聊以寄托雪泥鸿爪微意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