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六辑

痛打县太爷

翁发熹 严曦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福清县江阴岛南曹村，发生了一起痛打县太爷（羣众称为“打刘老”），震动全县的事件。

这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曹村贫苦农民送走“灶神爷”才两天，坐镇江阴岛洋门村催粮的县长刘煦就派十多名兵丁到南曹村催缴赋米，幷索取“草鞋底”钱。距离除夕只有四天，绝大多数村民连最简单的几件年货都无力措办，哪有什么钱来交纳这无穷尽的阎王债呢？可是粮兵们硬要村上缴纳赋银二百八十两，否则就要抓人坐牢问罪。村上几位老年人苦苦哀求暂缓缴纳，待过个年后再设法。可是那些凶神恶煞的家伙，脚踏马屎借官势，竟动手要綑绑向他们哀求的几位老年人。这时，村里以翁猴仔为首的几个青年农民，不畏強暴，齐声吼道 ：“谁敢绑走我们的村老，只怕来得有路，去则无门！”那些兵丁，虽然狐假虎威，倒也欺软怕硬。他们见翁猴仔等摆出要格斗的架势只好收手。但他们死也放不下架子，只见他们边走边威胁说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反抗官兵，下午来跟你们算账。”

粮兵走后，村上人预料到必有一场大祸临头。青年翁猴仔、翁海弟妹、翁吓星等，集拢起来相议 ：“官兵如此欺压我们百姓，现已年边岁暮了，逃也无处逃，倒不如与他们拼了，也死得痛快！”老年人眼看别无他计，也横下心来，赞同斗为上策。翁猴仔为人精良机智，就负责调兵遣将，谋划指挥，翁海弟妹、翁吓星等彪形大汉负责冲打头阵。大伙儿又分头布置各家各戶人丁备好长钯、长矛、长刀，妇女们也把锄头，扁担搬出来当武器。各个巷口还备下许多碗粗的石头待用。当时，各房约定 ：“官兵再来，能让我们暂缓缴纳或减免，就善罢善休，若抓捕任何一房人丁，就要羣起反抗。”

当天下午，刘煦和一个唐师爷，各乘一顶四人抬的大轿，带着五十多名扛着“毛瑟”、“比利时”等长枪的兵丁，前呼后拥，吹着铜号来到南曹村，威风凜凜，进驻一座破落的当店。这时，几位族房长出面周旋。刘煦指骂一阵后，就喝令几个兵丁把翁海弟等押起来，声言要带回县里处理。正当队伍起拔，刘煦和唐师爷入轿乘坐时，几十名胆大的妇女冲上前围着兵丁，呼喊“救命！”不让兵丁把翁海弟带走。县太爷带的兵丁，见妇女们纠缠喊叫 ,就鸣枪威吓。翁猴仔、翁海弟妹、翁吓星等，早已按捺不住了，他们满腔怒火冲上前去，顿时喊打声四起，铜锣声齐鸣，埋伏各个巷里的村民也蜂拥而出，刘煦、唐师爷弃轿，被随从扶着奔逃，吓得屁滾尿流，丢魂落魄。兵丁们也都弃甲曳兵，抱头鼠窜。村民们一不作，二不休，一直追打下去。刘、唐身穿长衫马褂，而且都是四十开外的人，平时养尊处优，肥胖如猪，哪能快跑？才逃至离村西里许的芝山坪，就被翁吓星、翁海弟妹等青年活擒回来，狠揍一顿，关在村西翁正弟的一间牛栏里，幷决定当夜就把他们抬到海滩“种蛏”（活埋）。当两只大麻袋摔在刘、唐跟前时，他俩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立卽双膝跪地磕头求饶。他们边磕头边对天立誓，说如蒙饶恕，保证今后不来迫粮，也不敢报复，如违誓言，愿受绝子绝孙恶报！老实的庄稼汉们迷信思想严重，见他俩立誓不报复，一时心慈手软起来，当卽搭起三层桌供上香案，举行正式立誓仪式。村民们监督他俩正式对天立誓后，于第二天就把他们放走。

第二年三月，刘煦的胞弟刘 xx 带了好几百名兵马，到南曹村来围剿，替其兄复仇。消息传来，全村男女仓皇逃散。结果关押过刘、唐的翁正弟的房子和牛栏被烧毁，各家的财物被洗劫一空，逃避不及的农民翁吓通、翁水妹被抓去坐牢，后来都死在监狱里。为了纪念这两位殉难者，翁氏宗祠每年秋祭时，都给其亲人以特殊的待遇。

( 八旬老人翁家书、翁月炎口述）

旧社会东张“花会”

倪政美

花会是旧社会一种大规模的赌博活动。据说民国初期东张及其他集镇都先后有此活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东张街赌风极盛，赌场林立，其中单花会场就有两三场。白天赌，夜里也赌。由于花会赌的方式方法简单，诱人的魅力又很強，所以赌众特别多。不论男女老少，知识高低，都会被卷入。

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花会是按花会冊子所列的人名进行押宝的。该冊子印有三十七个人像，个个有姓名（称花会名），人人有小传，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身份有帝王将相，士农工商，尼姑，和尙，強盜，乞丐，还有个像观音佛像的。

它的赌法有两种，一是赌明靶，一是赌封靶。当赌首（也称花会头）的，一般都是三五人组成的小集团，叫做主靶。。赌前，主靶们策划于香烟弥漫，烛光惨淡的百神众仙壇前，叩首百拜，许下大愿，祈求神仙指点足以大赢其钱的好字（指花会名）然后经过挖空心思确定哪一名后，就将画在十六开纸大小的会布上的写有这一花会名的彩色画像作为内靶，缝在一幅宽约一尺，长约一尺二、三寸的青布轴上卷紧束牢，带到赌场待用。靶，都备有正副两靶，一般都以正靶挂在场里显眼的墙壁上。赌众一到场，就到登记处登记自己的姓名，地址和所要赌的花会名及金额。这是明靶的赌法。明靶中靶时，每元可当场领到三十一元。另一种是暗靶，叫作“封靶”，也称“养靶”。登记手续与明靶差不多，只是押的花会名是由押宝人自己写在一张纸片上摺好封密，封面写明自己姓名，住址，然后连钱带封靶一起交给登记处收存。花会开时（卽揭晓）中靶才开封领钱，不中靶就算这次输了，又把原封靶取回，留供下次再赌。封靶中靶，每元只领二十八元。赌封靶的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花会名在短期內一定会中彩，但不能让花会头察觉自己所“养”的是什么。

“三般強，上赌场”，财、势、力強是当花会头的基本条件。在东张，只有倪、黃两姓少数人才敢当，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官势、族势作靠山，人強胆粗，在弄虛作弊一旦败露激起公愤时能顶得住。赌首的赢钱，与其说是靠运气和善算，不如说主要是靠作弊进行明抢暗夺。花会头作弊的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

一、掉靶 ：赌首每次上场都带有正副两个靶。根据手下提供的当天场上情况分析，选挂一靶。倘若后来发觉所挂的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便制造赌场动乱进行掉靶。例如假打架或制造政府抓赌谣言使赌场陷于混乱。赌场一乱，赌首也煞有介事的赶忙将墙上的靶取下塞进衣內混入人羣中跑动。待到乱定之后，又从衣內拿出靶轴挂上。看去靶的外状跟原先挂的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靶已被掉換了。

二、两面靶 ：就是在一个靶轴的正反两面缝上不同的两张花会像，开靶时看哪一面对自己有利就开哪一面。这主要用于夜场，灯暗，手快，象变魔术那祥，一晃而过，一现卽收。

三、大胆吓退小胆 ：赌首倪家芳有一次挂的靶是“林根玉”，临场有人密报说，宏路有人求神，神指点要押林根玉，这人今天要下很大的赌注。可靶已挂出不便取下。胆大的倪家芳见宏路那人来了，就主动迎上去说，我知你今天要押林根玉，好，快拿钱到那边登记去。宏路那人一怔说 ：“你怎么知道我要押林根玉？”“是大帝托梦的么！”那人被吓住了，一文也不敢赌。

开靶一看，竟然是林根玉，但已悔之晚矣！

四、钻空子 ：一次，有个人押的封靶是“明珠”，花会揭晓也是“明珠”。

但启开封靶时，花会头发现封靶內的珠字被误写为妹字，不加承认。结果那个人臝钱变成输钱。

有人说，花会是赌智，赌胆。这只是一部分人如此。而绝大部分人特别是妇女主要是寄望于神仙鬼怪的“指点”。所以说花会狂热之日，也是迷信活动猖獗之时。赌徒们为了希望能赢到钱，到处烧香许愿，有的还于三更半夜闯入那平时认为最可怕的鬼蜮场所去叩求神灵指点。他们除了祈梦、抽签，卜卦外，甚至还用称尿壶，称牌桌、神主等的重量来推算明日花会将会出什么字。有的还以小孩的梦语作依据，大押其宝。那时节，参赌的人简直个个脑子都发昏了。

有些人原来什么博都不会赌，什么钱也不乱花，可花会却把他们的腰包掏得精光，甚至弄得财破人亡，身败名裂。东张后华村农民韩金水之妻常妹，在到处叩神问鬼之后，决定赌封靶，养“陈安士”。长期坚持着养啊养，可天天都不见“安士”出来。现金输光了，金银首饰也典当变卖完了，家徒四壁，日食难度，告贷无门，只好停赌。但就在她停赌那天，花会出的竟是“陈安士”。常妹得悉，受到极大的刺激，终至发疯而死。而赌输之后，铤而走险，沦为盜匪的，也时有所闻。至于花会头，他们虽然赢了钱，但不义之财，易进易出，东张街七八个花会头没有一个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个别的还引来杀身之祸。倪家芳就是以花会头之罪在病得奄奄一息之时被当局枪决的。

东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政府鞭长莫及。所以在严禁挂花会时期，其他地方都不敢冒险，东张却成为全县唯一的花会场，各个集镇和大乡村几乎都有人来参赌。各地人的参赌是由“收桌仔”的（又称小花会头）进行收赌登记。这些“收桌仔”的直接与东张花会头挂钩，派专人联系传递信息。它象代理处又不是代理处。它的经济上是独立的，对花会头的关系只是自己收的花会的某字太多了，吃不消时，就向花会头上缴转赌，花会头在开靶前不得拒收。

“收桌仔”的以所挂钩的花会开的靶为依据来决定其所登记的每个赌徒的输赢。

附三十七名花会名如下 ：

观音会、林太平、林根玉、李汉云、李日宝、李明珠、郑天龙、 郑必得、陈吉品、陈攀桂、陈逢春、陈仁生、陈安士、陈日山、 张三槐、张元吉、张火宫、张九官、张万金、张合海、田伏桑、 黃志高、方茂林、罗只得，马上超、赵天申、朱光明、吳占魁、 双合同、刘井利、翁友利、徐元贵、周青云、苏青元、王坤山、 宋正顺、龙江祠。

解放前的“养济院”与“乞食馆”

陈金柱

旧社会，一些掙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羣众，为饥寒所迨，多有沦为乞丐的。在临解放前夕，福清县城就出现了“街上行人半乞丐”的惨象。乞丐多了，形成一个社会人羣，为了生存，他们逐渐地组成了自己的团体。在福清，早在明朝末期就出现了“养济院”与“乞食馆。后来“养济院”合幷于北壇的“乞食馆”。

“养济院”在城关水陆街察院衙埔地方。二座古式平房，坐北朝南。地方虽不大，里面甚整洁。堂上悬挂一块直牌，上书“养济院”三字。厅堂设有公案桌一张，交椅一张，桌前放有用来惩戒犯规乞丐的“人”字形刑具，望之使人生畏。加入“养济院”或“乞食馆”的乞丐，必须遵守馆规，服从乞食头的领导，违者必受惩罚。在审理“违法”的乞食时，被审的乞食伏跪地下，乞食头坐在交椅上，众乞食站立两旁。乞食头审问后，视情节轻重（有无赖強乞，或旣乞兼偷，或恃強凌弱等罪名），决定打屁股的轻、重、多、少，旨在惩一戒百。

旧社会，我邑大小富戶，凡有婚丧喜庆，“养济院”乞食头就来“贴票”，这时东家主就要送花彩钱给乞食头，幷请吃点心。“贴票”系用16开红纸印制的，眉头画有犬形图象的印记，和“告示”二粗字，下书“众兄弟鉴 ：本宅喜（丧）事，早已纳例，诸兄弟不得进扰，违者严惩不贷。”末签养济院及年、月、日字样。一般乞丐见有红纸“贴票”，便悄悄离去，不敢啰嗦強乞，但若遇善良的东家主，也会给一些残羹剩饭。“养济院”规定各乞食行乞所得的钱物当日归公。这样，雨天院里可供稀饭，疾病可给便药（中草药）。

乞食死亡，乞食头则叫几个乞食把尸体抬到山上挖坑掩埋了事。

北壇“乞食馆”址在城关小北门兜北壇后（现城建后面），亦称“没底甲”乞食帮会。这里的乞食在行乞时提的藟仔下面沒贯穿一条黃麻，以示与养济院乞食的区别。羣众一见便知是属“没底甲”乞食，或是住在城隍庙门口的乞食。这些“没底甲”的乞食，谁都管不了，他们可以自由行乞。

北壇是个小寺庙，香火旺盛。这里的乞食头收入有香客捐的油钱，数目可观。还有民家举行“过关”、“送船”、“做药师”、“施蒙山”、“施焰口”等迷信活动所送的饭菜、果品也都由乞食头收去。其中好菜如香菇、木耳、金针都是乞食头妻子享受的。除此之外，我邑有的富裕人家人丁少的，生下孩子拜乞食头为谊父，借以辟邪。他们每逢阴历初一、十五都要送饭，送肉，送钱给乞食头，结婚之时要请乞食头坐东一位，以表敬意。乞食头是乞食中公推有威信的担任。外地来的不入院（馆）的乞食，在行乞时如遭本地乞食打击，或遇雨天、病疾，乞食头一槪不予保护、照顾。

民国时期历任知事、县长名单

颜慈习 曹于恩

备考
1、林庆澜，据二史馆资料记载，1917年5月曾任福清县知事。
2、黃颐，据1947年9月福建省民政厅科长职员名冊记载，黃曾任福清、林森等县县长。

福清鱼牙见闻

郑添恩

福清县城是闽中地区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东南部的龙高半岛是福建沿海最长最大的半岛，北临福清湾与长乐相连，南拥兴化湾与莆田毗隣，东与平潭岛一衣带水。海岸线漫长曲折（全长约430公里），港湾多且优良，岛屿星罗棋布，滩涂面积达90万平方公里，沿海大陆架的等深线在10—60米左右，与平潭县的海域连成一片，是天然的鱼类和贝类、海藻类的繁殖场所。因此，一年四季，大量的鱼鲜、贝类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福清县城地处福（清）、长（乐）、平（潭）三县的中心，自然成了水产品的集散地，而城內最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区，便成为闻名遐迩的鱼市街。一个县城最繁华的竟是鱼市街，其鱼市贸易之发达可想而知。

鱼市街原名一佛街，明时因鱼市昌盛，人们便称为鱼市街。早时仅是鱼贩集市，后来形成鱼牙行会。自民初至解放前夕，一直保持十八家鱼牙。这些鱼牙自后埔街街口向西至官驿巷口，两旁店铺依次排列的店号是 ：长兴、协和、春顺、长顺、协远、振丰、源盛、隆盛、瑞发、鼎源、恆兴、兴盛、源来、森兴、乾顺、盛兴、通盛、长时等。鱼牙的牙纪（老板）多是地方的官僚、地主、豪绅充当，如源盛老板江水妹，其子江修源与平潭县县长林荫是把兄弟，后来当上福清县参议会议长。隆盛老板陈升杰，其子是国民党特务王赞河的幕僚。瑞发老板之子龚忠贞是福清最大布庄连利布行的“掌盘使”（掌柜）。恆兴老板陈于恆，善于钻营，勾官结吏，日军陷融时当上伪维持会要职和伪县商会会长，后以汉奸罪被枪决。有的鱼牙老板与地方官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如高巷头陈家两兄弟陈 xx、陈 xx 依靠自己的恶势力，为一些牙行包领牌照，包下捐稅，剥削小本鱼贩。

鱼牙营利丰盈，互相竞爭激烈，为了减少彼此间的矛盾，加強对渔民和小本鱼贩的剥削，成立鱼牙总会，各牙纪中推选财势最強者为会首，如振丰鱼牙、源盛鱼牙的老板均为会首。这种组织主耍是协调各牙行的业务范围、规定征收牙佣标准，以及调解內部的摩擦。这实际上是封建的行会组织，形成了強大的地方把头势力，一切鱼鲜海味必须经过鱼牙的仲介方可发售，不许他人涉足其间。各地渔民和“走水客”（专门从事从产区转运海味品的掮客）运来的水产品必须运进牙行，由牙纪把持定价后发售，牙纪从中抽取牙佣。牙纪还采取各种手段盘剥渔民和“走水客”。一是“剎价”，就是渔汛发海时运来的鱼货多，牙纪便进行剎价收购，然后高价发售 ；二是直接派人到鱼产区收购运回发售 ；三是直接在鱼产区收购鱼货腌制成咸鱼成品再运回发售。四是给渔区渔民借贷，然后，以鱼产品抵贷。此外，他们还为渔民代购一些渔具设备（如制渔网的芋麻、染渔网的红柴等），从中收取佣金。对于小本鱼货摊贩，绝对不允许私自向渔民直接进货，否则将会断绝货源而倒摊。他们为了控制小本摊贩，有时也允许先提货后付款，甚至月底付款也可以。对于缺乏资本的摊贩也给予借贷，从中进行高利贷盘剥。由于牙行的控制，小本的鱼货摊贩只能忍受他们的榨取而无耐何。

尽管鱼牙有牙会组织，但因剧烈竞爭，纠纷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同时地方官僚等权贵不时制造事端对牙行进行敲榨。为了维护牙行的自身利益，他们也进行过联合经营，大约在三十年初期成立了总牙组织，后来在总牙组织的推动下，出现了三次大联合。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家鱼牙联合成立总牙，但没过三年就闹內哄而散伙。

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当时平潭县高诚学等人，深感平潭渔场出产的大量水产品难以向內地发售，而福清这个鱼货集散地极有吸引力，因而经过多方活动，联络了福清几个牙纪，组织成“福平鱼业总牙”，在福、平两地开设牙站，进行水产品联营。福清的总牙址设在城关郑巷“七里客栈”隔壁第四家內。开头几个月业务进展很顺利，平潭的大宗水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福清，生意蒸蒸日上，后来双方在利润分成方面引起冲突，福清的牙纪们要求增加成数，平潭方面反对，双方爭执不下，最后不欢而散。

第三次是在一九四六年，担任福长平三县指挥官的许国均，他对福清鱼牙的暴利极为眼红，勾结何援等人，纠集福清三青团的一些骨干人物，策划以三青团的名义，成立“福长平海味供应站”，強行把十八家鱼牙合幷起来，进行垄断。幷在五镇成立分站，意图控制三县海产品，从中牟取暴利。当时规定，“海味供应站”的利润按“四六分成”，卽三青团分四成，十八家鱼牙分六成。为了控制“供应站”，派特务王赞河为总理，陈升杰为襄理，陈鸿金为财政，全面接管了福长平三县水产品经营。可是这个“海味供应站”，由于剥削苛重，引起牙纪们和鱼贩的反对，结果不上一年时间就寿归正寝而告终。

〔补充与更正〕

1915年年初福清人民的反柴捐斗争

陈长河

省政协文史办公室转来陈长河同志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两则有关我县1915年在“柴捐风潮”中扩展为反盐斤加价斗争的档案资料，与我刊新第三期俞奋初先生等四人合写的《盐案三则 > 之第一则两相印证，时间上有很大矛盾。兹全文刊登陈长河《1915年年初福清人民的反柴捐斗争》
一文，供研究参考。（编者 )

民国四年（1915年）一月底，地处福建省东部的福清县，曾发生一起震动省內的羣众反抗斗爭——“柴捐风潮”。

笔者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阅档中，曾接触反映这一反抗斗爭情况的档案资料。文虽简略，但颇珍贵，特写此文介绍，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历史档案中有关这一反抗斗爭情况的记载，见之于当时福清县二等邮局长陈家桐分别于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及同年同月二十六日两次致福建邮务长的报告中。下面分别予以披露。

这场羣众性自发的反抗斗爭，从县城开始，由反柴捐进而反烟酒捐，又进而反盐斤加价，斗爭规模逐步扩大，几有不可遏止之势。据陈家桐二十四日致福建邮务长的详报称 ：“昨（指二十三日）午福清县因柴捐风潮极形剧烈，福平永烟酒捐总局、海运公所、盐务分局，均被捣毁，西门、后埔等街停止贸易。查福清县原无设立柴捐，数月前绅士郑国桢、徐洪福等出为稟请创办，经前任知事郑应麟转详批准在案。日内将行开办，业卖柴者以及全县人民，皆啣恨之，集众千余人，将郑、徐二绅之住屋幷郑绅所开之药铺，一幷碎毁之。知事、营长亲临弹压，奈军警分派各乡镇办案，驻城只数十名，顾此失彼。顽民纷纷议论，烟酒捐亦属苛政，无异柴捐，亦当摧除之。俟又提及盐斤加价，竭我人民膏脂，乘此时机而灭之，以泄平日怨愤之心，逐羣赴海运公所、盐务分局而去。正在毁除之际，知事、营长带同军警赶至。惟该公所、该分局已被捣毁一半矣。尙不肯退，军警不得已，向天开枪，绅士一面出为调停，方各散去。”

福清县人民反柴捐、烟酒捐等的斗爭，一月二十三日自县城爆发，至二十五日，由县城发展至沿海高山、龙田、海口等重要乡镇。斗爭形势，方兴未艾，迫使地方官府派人向省城请兵镇压。据陈家桐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致福建邮务长的详报称 ：“昨二十五日晚，又据敝局第八十一号邮差由高山、龙田返局称 ：龙田盐埠亦被毁抢，埠员幸获脫险等语。本早晨，又据盐务员云 ：海口海运办事处、售盐埠两埠、屯盐包八包，于二十五夜一幷被民焚烧，盐无被抢，祇海口城关埠与民居毗连，但毁埠所而已。自县城二十四日风潮后，影响各村镇。闻地方宫已专人上省请兵矣。现地方安靜如恆。惟柴把尙无进城，深为可虞。”

至反柴捐斗爭结果，档案中尙未见记载，容后补叙。

陈家桐一月二十四日、一月二十六日两次致福建邮务长的详报材料，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邮政总局全宗档案中。

(1986年9月18日初稿）

我所知道的何遂先生

何愛先

偶阅《福清文史资料》新第五辑中的《解放前夕福清县国民党竞选闹剧侧记》一文，其中关于何遂的一些问题，似有出入，特就所知，提供参考。

一、何遂祖籍福清县瞻阳村，原名绪基，比我小一辈，敝乡辈份是“先”、“基”、“光”等。1948年初他回乡时，曾手书一幅“民享”赠我，上款是“爱先宗文惠存”，下款是“晚叙甫赠”。

二、何遂的祖茔座落瞻阳与杭下村交界处。在瞻阳尙有其同房亲人何青先等。

三、文革期间、曾有调查组到瞻阳大队调查何遂的三子何康社会关系情况。何康现任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长

四、早在1937年，何遂就结识了抵达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周总理、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曾称赞他同冯玉祥等组织国民军，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是进步的行动。在一次宴请中共代表团时，叶帅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強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卽把家中的四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叶剑英找过何遂，请他向山西国民党有关军政人士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何遂卽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煥庸等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何遂接董必武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舘，见到董老，向他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幷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老，叶帅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答谢。

解放战爭时期，何遂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同志经常接触，对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眞地去完成。

解放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司法部部长、华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俞昌檀先生事略》一文的更正

俞肇琦

拙文《俞昌檀先生事略》在《福清文史资料》新第五辑发表后，昌檀先生的子女看后同有感慨。他们为继承先人的捐资办学遗志，又捐资四十万港元为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创办“昌檀图书舘”，为国家培养人才继续作贡献。

笔者在撰写上文时，虽然多方采访，却间有讹漏之处，承昌檀先生哲嗣俞肇斌先生从海外来信补充、订正。兹摘录如下 ：

( 一）《福清文史资料》新第五辑第41页第5行“时有三子（昌茂、昌檀、昌芝）”，应改为“（昌檀、昌芝、昌茂）；


( 二）同辑第46页末段“昌檀先生有子女十七人”，应改为“十八人”，幷补列云贞一人 ；

( 三）同辑第45页第19行“当时他在印尼的企业有二千多幢房地产”，肇斌先生的意见应以“有二十五万多平方公尺的房地产”较为确切。又在同页第20行以后关于昌檀先生回国前后的情况，应补充如下內容 ：

新中国宣布成立，昌檀先生无限欢喜，他深感在异国受人欺凌屈辱之苦（曾四次被荷印拘捕），盼望祖国繫荣富強，因此在臥病之中急切想回国定居，便多次函催国內诸子出国接班，而肇斌等都不愿申请出国，却去信力劝其父回国养病，适好中侨委去函邀请昌檀先生回国观光，欢迎其参加国庆节观礼，他欣然接受，于1953年秋返国，初抵国门，中侨委及广东省侨委卽派人到深圳迎接，中途停留武汉，受到湖北省领导盛情欢迎。抵京后，何香凝主委延见，慰勉有加。回广东后，受聘为广东省人大特邀代表、省政协委员。回福州定居后，深受省、市领导的尊重。他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国家实行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初期、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分别在福建、广东投资和捐资，受到政府的赞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