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他在明溪县一个农场跑业务时,由于天降大雨,他被滞留在那里。
当时的农场有很多因各种“错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曹德旺和其中两个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玻璃的想法。
那个年代,私人要办一家工厂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政府。
当时曹德旺需要解决四个主要问题:一是说服公社领导同意办厂;二是筹集20万元的开办资金;三是拿到办厂所需的10亩土地;四是解决两个知识分子的户口问题。
曹德旺凭着这些年做推销员练就的口才和攒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解决了上面的问题。这年10月,在政府的主导下,高山异型玻璃厂开始筹建。
不过,筹建处的班子搭起来后,曹德旺发现里面没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当了厂长,两位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用处,只有曹德旺可有可无。
最后,在两位知识分子的坚持之下,曹德旺被聘为厂里的采购员。这个职位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除了雇佣工资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无。
不过,采购员这个职位给曹德旺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那个年代,物资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凭指标。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
为了搞到玻璃厂需要的各种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和全省各单位的采购员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钱都拿出来搞关系,每天在澡堂请人抽烟喝茶吃东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
到后来,就没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标,甚至别的大单位搞不定的,都会来找他帮忙。如福建省物资厅困扰了好几年的指标问题,就是曹德旺出马帮忙解决的。
帮省物资厅跑指标时,曹德旺以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常驻上海,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们。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离开玻璃厂。凭他搞指标的能力,哪怕只是倒卖指标,都能随时赚一大笔钱。但此时,他在香港的一个亲戚又建议他去香港,说是可以帮他搞定身份问题。
曹德旺很想去香港,毕竟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灯红酒绿的香港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贯顺从的张凤英,却怎么都不愿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曹德旺无法决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签问佛,主要问两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离开玻璃厂。
求签的结果是:如果去香港,就会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厂,则会“虎啸凤鸣不觉奇”。
在曹德旺混得风生水起的同时,高山异型玻璃厂却一直陷在困境。工厂从筹备到建设,整整用了三年,才开始试生产。又由于技术不过关,生产出来的产品,一直不合格,最后还是曹德旺出马,从上海耀华玻璃厂请来了厉害的工程师,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开始正常生产。
生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管理不善,销售不力,高山厂依然是连年亏损。到1983年初,厂里前后换了6个厂长,始终未能扭转亏势,眼看着就要倒闭。
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条件是工厂的经营管理要由他说了算。他可以每年给公社上交6万元利润。
对公社而言,不光可以甩掉一个包袱,还能每年白得6万元,自然是千肯万肯。于是,曹德旺找了4个合伙人,把玻璃厂承包了下来。
第一招是打破大锅饭,把工人的工资由固定制改为绩效制,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倍。
如果说第一招还好理解,第二招,就有点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
当时,曹德旺发现销售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客户往往以不符合标准为由拒收,需要销售员去拉关系送礼,才能卖出去。
再仔细一查,发现“不符合标准”的原因,是国家不同部门之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他们的生产是按照建材部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较为宽松。但是当时的一机部采用的是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如果客户用一机部的标准来卡曹德旺的产品,一卡一个准。
曹德旺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单枪匹马杀向北京,直接找到一机部仪表局有关人员,获得了政策支持;又跑到上海找到具体负责标准落实的上海热工所,搞定了所长。
在曹德旺的一番运作下,当年热工所主办的全行业会议上,曹德旺也参加并上台发言。最后由所长宣布:以后各部门使用高山异型玻璃厂生产的玻璃,不要打开盖子抽检,厚薄公差按建材部标准执行。
搬掉了这个拦路虎之后,高山厂的水表玻璃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向了全国。高峰时,全国每年220万只水表,其中200万只用的是高山厂生产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厂仅仅一年,就将其从一个亏损的小厂,转变为大赚22万元的香饽饽。
除去上交政府以及分给其他合伙人的,曹德旺个人净赚6万元。同时,他还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并选为福清县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