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解放前夕福清南区区委的一次扩大会议

何爱先

1949 年 2 月，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共福清县委作出“发展党组织，扩大游击武装，继续开展除霸、反‘三征’斗争”的决定。是时，我就读的国立海疆学校（在泉州）刚开学，忽接何本魁、余孔华同志的来信称：“我们龙高地区白色恐怖已过去了，叛徒郭祥厚、何祖庆已伏法，县委指示所有革命同志立即‘化零为整’，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我征得学校地下党负责人老林的同意后，即以母病重且家贫无力续学为由申请休学。第二天校训导长陈庆姚（副教授，本市新厝人，曾任三青团福清县干事长、国民党云霄县长等职）找我谈话。他说，学校膳食已是全公费，只有日常文化学习用品等开支，他可以资助，要我一定坚持学习。我婉言辞谢，改称先行请假回家探母，才得以离校。我无钱买汽车票，只好步行三天到家。
在此后短短的三四个月里，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缴枪、募金、募粮、减租、减息、反霸等斗争。化南地区 63 个村（现分鹿港头、三山两镇）相继成立了农会并组织了民兵武装。我们工委会另成立一支由十几个同志组成的武工队。这时，国民党化南乡公所瘫痪了，各村保长也龟缩在家，我们工委会和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是时，龙高地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我们翘首企盼着早日与解放大军会师。
在 1949 年农历六月初一抗击国民党 96 军的战斗之后，六月初十，中共福清南区区委在瞻阳村召开扩大会议（也称会师大会），总结“六一”战况，开展小整风，统一思想，整顿队伍，准备支前，迎接解放大军。我们化南工委会担任大会后勤工作，并负担会议的一切费用。
会议在瞻阳村何如家的大厅楼上召开。到会的有各工委会游击队骨干 100 多人。首先由郑寿恩同志教唱革命歌曲“游击队之歌。”大会由吴文光书记主持，县委派来南区协助工作的念长金同志首先讲话，总结几个月来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尤其“六一”战况。然后大家从总结“六一”战斗入手，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发言中，出现了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互相指责的场面。工农干部认为在这次战斗中，知识分子怕死，不勇敢。知识分子干部认为工农干部有偏见，应看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何况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是胆小怕死的。两种意见争吵不休，那时还不懂得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直到德高望重的施孝仁老师站起来作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加强团结的重要发言，才平息了这一场争论。
会议还就高山刘道照的保安中队逃台一事，纷纷指责陈××同志出于私惰，任其下海投台，无视党的事业等等。陈同志感到十分委屈，思想不通。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他一个人躺在条椅上不吃不喝。我当即捧一份饭到他面前，劝他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必须振作起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那时我还不懂得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陈和我成为知友，他在福州工作，我每次上榕，他必热情款待，他回福清，必看望我，过从甚密。
下午，会议部署下一段工作，要求各工委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筹集粮食，抢修龙高公路，准备支援解放大军。最后由区委组织委员王命灿宣布调整各工委会成员名单：
龙田工委会：主席魏继泉，委员施圣初、施传福、张端机、张端淑。
江德工委会（含江镜、江阴两地区）：主席谢阿宝，委员施联惠、吴文鼎、吴忠孙、陈信龙、王犬仔（江阴）。
化北工委会：主席王命灿，委员余孔华、余孔玉、陈侨共、高端盛。
化南工委会：主席何本魁，委员薛天俊、方敬斗、林相如、何爱先。
平化工委会：主席俞长田，委员俞礽兴、薛希贵、何本善、李为泉、俞长庚、李大汉。（平化原负责人俞礽兴因病，改由俞长田任主席）。
高山工委会：主席林平妹，委员叶修瑞、叶在源、陈书丰、陈传镜。
东瀚工委会：主席陈家冠，委员林孝银、魏敦俊、魏敦琦、林圣缄。
会议由协助工作的归侨革命干部陈泽顺作了总结性发言。最后由吴文光书记宣布会议结束。晚饭后，已是薄暮时分，南区区委领导吴文光、王命灿、魏继泉、施信炎、谢阿宝以及化北工委余孔华等同志留下来协助我们审理化南后郑村谋害人命一案，其他与会同志连夜赶回。

县中抗日记事

曹于恩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浪潮席卷全国，福清县抗日救亡活动也在中共福清地方组织领导下开展起来。县立初中决定停课一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下乡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出发前，学校负责人林舫孙向学生进行动员。他从戚继光、俞大猷抗倭 t 的英雄事迹，讲到日军入侵东北的种种血腥暴行，引文天祥《正气歌》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反日热忱。俞肇琦、林紫辰、林云钦等，许多同学，分别到海口、城头、东张、渔溪一带巡回宣传。
1936 年，教师陈云官与明义中学学生陈振先带领县立初中部分同学到海口斗垣村，张贴抗日标语，演唱《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时，群众情绪激昂，村民们与宣传队员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等口号。翌日，宣传队到海口镇及岑兜、霞楼两村宣传，沿途边唱抗日救亡歌曲，边喊抗日救国口号，唤起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
时执教于县立初中的音乐教师江宝琛，利用音乐课，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他从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里得知日军入侵热河，整个华北沦陷，以及义勇军抗敌战况后，漏夜编辑油印《福清快报》，无偿地分发给县城各机关团体、商店，又托人分送到各个乡镇。1932 年至 1936 年夏，他在校内组织歌咏队，亲自带到县城闹市处，指挥歌咏队合唱《开路先锋》、《大路歌》、《流亡三部曲》、《码头工人歌》、《在太行山下》、《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声感人肺腑。他经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带领“晨呼队”，走街串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斗志。他还自编自导《杨武从军》话剧，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当他带领魏周群等演员到宏路洋埔演出时，被国民党侦缉队发觉，幸得友人秘密通知，才免于难。
在平潭县建立第一个中共地下组织并为革命作出较大贡献的周裕藩，1934 年至 1937 年就读于福清县立初中。在校期间，除传阅革命的进步书刊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是学校演出队队员，经常参加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

二、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周裕藩初中毕业奉命回平潭，以进岚华初中复读三年级为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但到祖籍地福清、出生地平潭，还到长乐、永泰、间清、阅侯等县及福州一带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这段时间，县立初中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更加活跃。学校组织宣传队，演出田汉编的著名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反映东北沦亡时，一对父女哭诉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悲惨状况剧情凄楚，情节感人，群众看了无不义愤填膺。
1938 年暑假，由县立初中教师陈绍辉，学生丁康华、郑式言、杨学俊等 30 多位师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到东张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每天晚上都到各村祠堂或小学演出。主要演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凤阳花鼓》等，也演短剧，揭露日本军队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等罪恶，激发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感情。
1939 年 12 月，县立初中以“增进粮食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内容，分赴各乡发动群众，搞好冬耕生产。还发动师生在春节期间为群众书写抗日春联，如“是炎黄子孙不做汉奸，保中华国土责在吾民”；“大丈夫献身建国，好儿女壮志凌云”；“为整个民族求解放，从长期抗战谋复兴”等。春联内容富有鼓动性、战斗性，看了使人振奋，倍增爱国激情。

三、宣传抗战文化

1939 年，因发动“驱王”（驱逐反动校长玉子吉）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县立初中学生吴端升，不得不转到明义中学就读。在那日军人侵、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血气方刚的吴端升反抗外族侵略的愿望愈益强烈遂于 1940 年 5 月 4 日，与其弟吴干民及几位要好同学林定炯、林家靖、林贞瑞、陈经纬、江汉秋等发起组织原野读书会，县立初中也有 30 多位师生参加这个读书会。读书会编辑出版《原野》半月刊，宣传抗战文化，打击汉奸卖国贼；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揭发贪官污吏，暴露社会黑暗面。共出 19 期。从第三期起，聘请陈云官为编辑部主任。县立初中教师张振文也参与具体工作，校友陈联章在印尼积极资助。《原野》半月刊，在中共地下党党员陈振先、吴源生参与支持下，发行量不断扩大，影响更大更广泛。

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1940 年暑期，县立初中校友周裕藩与曾焕乾一起，在福清、平潭一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周裕藩任副指挥兼队长，在大阪（时属平潭，后划归福清）、三山海瑶开展抗日活动。1941 年 4 月，福清、长乐、福州相继沦陷，周裕藩奉命回平潭组织抗日武装队伍。6 月，他指挥游击队在平潭海面歼灭了到大富一带扰乱的伪军张大祯部。1942年五六月间，周裕藩又组建了闽中沿海突击队，并任指导员，在闽江口至乌丘岛一带海面开展活动。1944 年 8 月，周椅藩被调任中共福长平海口特区书记。10 月，日军再次入侵福清、长乐、福州。他在福清松潭小学召开特区区委会议，决定利用三青团战地服务队的合法名义，成立一支有学生、教师、农民参加的抗日武装队伍，县立初中校友周述銮为指导员，活动于松潭、安民、李厝、西岐、倪埔、霞楼一带。之后，周裕藩又奉命集中闽中沿海突击队 100多人，在长乐壶井成立抗日游击队。接着周裕藩带一部分人到福州鼓山，成立一支以平潭、福清青年为主力的鼓山游击人，周任队长兼政委。与此同时，他又在长乐上下丁地区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1945 年 1 月中旬，周格藩奉命重建闽中沿海突击队，在长乐东洛岛一带开展活动。1 月下旬，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中牺牲。
1941 年 4 月 20 日，福清第一次沦陷。县立初中校友俞昌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福（清）长（乐）抗日游击大队，任第二中队队长，在福清梧屿、海口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县立初中学生俞兆清走出校门，加入共产党人陈金来领导的福清抗日游击队，并于是年 8 月 4 日参加长乐琅尾港伏击战。这次战斗击毙田中岛中佐及村野分队长等日军官兵 42 人，是福建抗日游击战中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斗。1946 年 7 月，俞兆清在平潭县牺牲，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何华龙

年纪稍大的人都记得，福清一中校内的凤凰山上曾有一座烈士陵园，它是 1942 年国民政府为悼念抗日阵亡将士而修建的。但是现在在凤凰山上已找不到一丁点的痕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拂去历史的尘埃，一段悲壮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眼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福清。福清第一次沦陷是 1941 年 4 月 20 日。此时，侵华日军的气焰极为嚣张，妄图封锁我国东南沿海，为其南进做准备。广州、厦门失守后，日军便开始实施这一战略，把矛头指向福州地区。4 月 19 日，日军华南派遣军第四十八师团和近卫师团联合出兵一万多人，从连江、长乐海岸登陆，由左右两翼包抄福州。福清是福州的右翼屏障。日军要攻取福州，必先占领福清。19 日夜，日军津川联队 400余人，在松下登陆后占据星桥村。第二天清晨，该股日军在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沿首溪、五龙、塘头、白渡、望美直扑福清县城。驻守海口一带的国民党第 100 军 75 师焦克功团，不战自退。日军前哨部队到达里美时，焦克功团有一个失去联系的连队与进村敌人遭遇，奋起抵抗，牺牲 30 余人后，撒向宏路。下午 4 时许，日军从里美分兵三路入侵县城并于 20 日全部占领县城。
4 月 24 日，福建省江右地区保安纵队司令部严令第 75 师焦克功团 5 天内收复失地。4 月 22。日晚上，焦克功团会同福清县长吕思义，在宏路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攻。以第 75 师焦克功团为主力，主攻大北门、玉屏山、凤凰山，另派一个连队埋伏龙山牵制东门、小北门之敌。县自同卫队 4 个中队和武装警察主攻西门和南门。是役国民党军队投入战斗的兵力达 1500 余人。24日凌晨 4 时 30 分，各部按时进入阵地，约定准 5 时发起进攻，却由于焦团于 5 时·30 分才发信号弹，致使军队未能及时出击。此时天已明亮，国军暴露了目标。日军集中火力轰击西门国军阵地，县自卫队奋勇冲击，伤亡不少。焦克攻团误期攻向玉屏山，遭日军顽抗，伤亡惨重。至上午 8 时许，海口日军赶来增援，国军遂撤出阵地。这次反攻是福清失守后的第四天进行的，也是福州地区国军首次对日军发动的反击战。敌人始料未及，伤亡重大，十分震惊，将司令部设在县中学（现一中），并疯狂掠夺各种建筑物资，在东门东皋山、西门过溪山、北门玉屏山、凤凰山等地加强工事建筑，密布铁丝网，以图固守。
5 月初旬，福州日军抽调兵力进犯泉州、厦门、漳州。为牵制敌人，国民党第 25 集团军决定在间江两岸同时行动，并命令江右司令部在福清反攻。江左司令部在连江发起攻击，以进行配合。江右地区司令黄珍吾受命后，带省保安团第一团到福清东张镇，并把江右司令部从仙游迁到东张香山村，建立江右地区指挥部，坐镇指挥。他从闽西调省保安部队最精锐的两个团队，加上县自卫队四个中队、武装警察，组成反攻联队，总兵力达 4000多人。黄珍吾在香山村召集江右地区八县县长会议，要求地方组织力量配合反攻。福清县长吕思义组织地方游击队和民众 2000多人支援。5 月 13 日深夜，部队向县城进发，全部进入预定位置。14 日拂晓时分，指挥部发出信号，国军各部同时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刹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枪声、炮声震天动地，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凤凰山是日军战地指挥所，也是国军反攻的最主要山头。敌人在该山建筑多座碉堡，山上铁丝网密布，配备有众多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山炮等，是敌人重点防守的阵地。担负主攻凤凰山的保二团第六中队，原为十九路军部队，参加过淞沪“八一三”战役，士气高昂，勇敢善战。中队长杨生佛事先侦察敌人凤凰山阵地，趁黑夜带领全队战士摸索上山，刺杀敌人哨兵，全歼山头守敌后，猛烈向设在县中学的日军司令部开火，一鼓作气冲进县中学操场。日军司令部遭到打击，十分惊慌，准备撤逃。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保二团的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凤凰山高地，而且负责主攻玉屏山的部队又太迟攻下大北门，这就直接影响了第六中队的作战。日军发现冲进操场的我第六中队孤军作战，遂组织兵力进行反扑，玉屏山遂又被日军占领。第六中队陷入玉屏山、县中学和圣迹寺三面日军的包围。杨生佛带领队伍与敌决一死战，敌人死伤累累，但第六中队终因孤军无援，90 余人全部壮烈牺牲。杨生佛砸毁短枪、烧毁文件钱物后，以佩剑自般殉国。
在进攻城西双旌山时，保一团第六中队中队长陈忠汉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冲入第二道防线，与敌人短兵相接，肉搏格斗。他连续杀死几个敌人，腰中 2 弹，还坚持战斗，直至牺牲。陈忠汉的部下分队民侯文胜，带领战士继续冲过第二道防线，杀死 1 个日兵后，被手榴弹击中，站不起来，顽强支撑身躯，挥手指挥战斗。他向同伴们高喊：“我已经找回了本钱，再杀几个就是利息，你们努力前进啊！”说完气绝，悲壮殉国。在进攻西城门时，保一团机枪队队长韩郁文在带领士兵进攻时，手臂中弹，血流如注，但他神色不改，坚持指挥战斗，突破敌人防线，冲人敌阵时，腹部又中 1 弹，仍不肯下火线，最后实在无法支持，才让救护队抬下战场送到野战医院。负责突击任务的保一团第一中队分队长佟振球，冲人敌群打死 8 个日兵后，身中流弹，毫不畏缩，临牺牲时向战友高呼：“杀敌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万岁！”他们宁死不屈、为国捐躯、气壮山河的英烈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此役后人传颂 13 位壮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他们冒死冲入城中，集中机枪火力，射杀不少日兵。可惜后援不继，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日军仰慕他们的忠勇，曾集合士兵把烈士的遗体礼葬于凤凰山麓，并立碑记述其事。凤凰山得而复失，影响反攻全局的成败（后来保二团团长杨岳森因此被撤职），同时南门桥久攻不下，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此情况下，进入西门衔的保一团未能向街中心推进，只好守在西门街。14 日入夜，指挥部命令第一线部队严守阵地，准备半夜再次发动进攻。不久江右指挥部得悉：“因我江左友军未能同时开始进攻（连江），福州日军接到福清日军求援急电，急忙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增援。其中一股 400 余人日军已经到达永泰塘前，拟偷袭国军后方黄坑。”这表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至子夜，指挥部下令放弃攻城，回师东张狙击来犯之敌。部队迅速转移，县保安队分别撒向渔溪、宏路、塘头一带，狙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到此，第二次反攻又以失败告终。
8 月 25 日，国民党省保安纵队司令部调旅长许国钧为指挥官，率保安一、四、九团准备再次反攻。福清县城的日军在国军压境下，异常恐慌，乃于 9 月 2 日凌晨，以飞机掩护，全线向海口方向突围。是日上午国军收复福清县城，下午四时收复海口镇。自此福请人民重见天日，万众欢腾。
在福清第一次沦陷期间的抗日战斗中，国民党军队阵亡中队长、分队长 21 人，负伤 41 人；阵亡士兵 500 余人，负伤数百人。国军将士英勇杀敌，前仆后继，誓死捍卫国土、为国捐躯之精神，实可惊天地昭日月。因此，1942 年，国民政府顺应福清人民的意愿在凤凰山上修建了一座陵园，以悼念抗日阵亡将士。
陵园的人口处在凤凰山东麓，面向较场埔，竖牌坊一座，横额：“浩气长存”四个楷书大字。牌坊两侧前方，各塑“醒狮地球”一座。牌坊下面用白花岗岩石条铺石阶一百余级，宽约 5 米，直通阵亡将士墓前。石阶中段有平坦石坪，正中建一白色花岗岩石台，高约 1 米，宽约 1。5 米，雕刻精美。台中央塑士兵一尊，高约 3 米，头戴钢盔，面朝东方，手执刺刀步枪，竖眉圆眼，威武凛冽，形态逼真。阵亡将士墓前，又有一片石坪，石坪左右各有小石阶十多级，宽约 1 米通往墓埕。墓为福清传统之交椅形，坐西向东，进深约 8 米，宽约 10 米，均用白花岗岩精细雕琢而成，唯墓碑用豆绿色花岗岩拼接，高约 60 厘米，宽约 3 米，人工磨光，上刻碑文及阵亡将士英名。瞻仰者攀登至此，对阵亡将士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
墓的背部竖立一座白花岗岩纪念碑，高约 8 米，呈四方形，四向均刻“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顶部有“青天白日”标志。碑座也呈四方形，径约 1。5 米，四面用绿花岗岩镶嵌。碑座下还有三级八角形白花岗岩石阶，造型优美，巍峨壮观。
陵园依山而建，布局严谨适宜，庄严肃穆，象征唤醒民众共同抗日，保卫世界和平，中华民族不可侮，抗日阵亡将士永垂不朽！福清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遵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将陵墓及纪念碑保护完好，并在凤凰山上遍植相思树，绿化美化环境，使陵园更臻清幽绚丽。
文革期间，由于红卫兵的极左行动，陵园遭受破坏，现已荡然无存。1999 年福清文光私立中学在凤凰山北麓平整土地，准备建设教学楼时，挖土机曾句出几块巨石，但谁也不知它是什么东西。当时福清一中初三年 4 班有几个学生在课间跑到工地玩，发现这块石头上刻有文字，他们赶紧向我报告（我是该班班主任）。我赶到石块前拂去石上的尘土，发现上面刻有一首诗，还有“国民党福长地区为纪念反攻福清而立”的字样。我向一些老教师请教，他们告诉我这里曾有过一座抗日阵亡烈士陵园。我查阅了福清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第十四期，猜测这块大石头可能就是文革期间被破坏的“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于是我赶紧向福清市文化局报告。但当时正值暑期，二个多月后文化局领导到文光中学工地察看时，已找不到这块纪念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西亭救亡剧团

陈祖宽

1938 年春夏之交，阳下西亭中心小学的校长、教师、工友和小部分学生经过充分的准备，组建了一个“西亭救亡剧团”。这个剧团属于福清县抗敌后援会领导，全称为“福清县抗敌后援会西亭救亡剧团”。剧团的团长由西亭中心小学校长陈学侨担任，导演兼编剧由教师陈师淹担任，工友陈祖玉负责后勤工作，教师演员有陈学侨、陈师淹、陈凤鸣、陈祖球等，学生演员有陈齐机、陈铁英（现在台湾）、陈兰英、陈康华、陈训合、陈祖铜……归侨青年陈训才也参加演出。他擅长京胡，拉一手好琴，还会演唱京剧。还有冯可光等几个青年组成乐队担任伴奏。我当时年纪小，也在剧团里跑龙套，常常饰演既没有名字、又没有台词的群众，有时也演日本兵“走正站歪”。转眼 66 年过去了，回忆起当时演出的情景，至今仍让我激动万分！
抗战初期，西亭中心小学师生大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打杀汉奸》、《在松花江上》、《抗战莲花落》、《黄水谣》……每天下午写字课前，安排 30 分钟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早晨升旗仪式后和傍晚降旗仪式前，都集中在操场上唱一二首抗日歌曲；群众组织的壮丁队穿上灰色军装，每天早晨、傍晚集中在北亭村鸭姆桥边的大厝埕上，进行队列训练，也学唱抗日歌曲；许多校外的青少年也都跟着唱抗日歌曲……形成一股大唱抗日歌曲的热潮。“西亭救亡剧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起来的。
剧团演出的内容，清一色宣传抗战，有闽剧、话剧、歌剧、话报刷、大合唱、独唱等。演“闽剧”，那简直是“四不象”，有唱闽剧曲牌，也唱京剧曲调，还有歌曲、民间小调，只要配得上，唱得顺口就成。演出剧目有闽剧《铁血鸳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话剧《班起投笔从戎》、独唱《在松花江上》等等。
1938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西亭救亡剧团”在北西亭村四榕公祠堂的大舞台上作建团第一场宣传演出。那天晚上，四榕公祠堂大厅上人头攒动，挤得满满的，真是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演出的节目有抗日歌曲大合唱、独隅，有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有闽剧《铁血鸳鸯》等。特别是独唱《在松花江上》唱到“流浪！流浪……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气，独唱变成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大合唱”。真是激动人心！当闽剧《铁血鸳鸯》演到一对热血男女青年冲破双方封建家庭阻力，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道路时，观众掌声不断，口号声不绝，掌声和口号声溶在一起，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当场就有陈训增等十几位青年报名参军，奔赴前线抗日。那个动人的场面，虽然过去60 多年了，至今我还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这个宣传抗日救国的剧团，从 1938 年春夏之交组建到 1941年 4 月福清沦陷被迫解散的三年间，仅停止活动半年。即 1939年下半年，西亭中心小学与县城的西城小学合并，校址仍然在西亭中心小学，校名也没有更换，校长和教师都由西城小学原班人马担任，还有一批原西城小学的学生前来就读。原西亭中心小学的校长和教师只好离开，到其他地方另谋生路，因而剧团也就停止活动了。1940 年春，原西城小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都回城去了，原西亭中心小学的校长、教师都回来了，剧团随之恢复活动。剧团组建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活跃在福清县北区的许多村庄，除了经常在北西亭村演出外，还经常到漈头村、后板村、上街村、东田村、阳下村、仕边村、作坊村、后连山村……为群众作宣传演出。演出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演员们提早在家里吃晚饭，然后集中在学校，大家扛着道具，带着服装和化装盒出发。到了演出地，马上动手化装、布置舞台……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自己收拾好道具、服装和化装品回校。当时宣传演出都是义务性质的，接受宣传演出的村庄，只负责舞台上照明的灯光和演出结束后的点心——煮几桶莱稀饭让演职员吃。那个时候的道具很简单，除了用木头制成的 10 支步枪和三支短枪外，其他的都没有，连舞台上用的前幕、边幕、天幕也没有。舞台布置，只是摆了桌子、椅子而已。下乡宣传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除了演出外，还经常利用节假日走村串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教唱抗日歌曲。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北西亭村的群众绝大部分都会引吭高歌抗日歌曲。西亭救亡剧团的宣传演出活动普及了抗日文化，推动了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

福清的“三反”、“五反”运动

余贤龙

一、“三反”运动

1951 年 10 月，在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要措施，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揭发贪污浪费问题。8 日，又发出《“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要把“三反”运动看作与“镇反”运动一样重要的大事，对贪污分子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十年九旱”的福清县，1949 年 8 月中旬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面貌焕然一新。但在大好的形势下，一些老干部（南下干部和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地方干部）滋长了享乐腐化的思想；数量较多的新干部和民国时期的留用人员，思想未得到改造，更容易受腐蚀犯错误。
据当时统计，在“三反”运动开展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福清发现并处理了 72 起贪污案件，涉及干部 76 人（其中南下干部7 人，地方老干部 14 人，新干部与留用人员 57 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 9。39%。贪污资财 77891300 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 46 人受到惩处。
干部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违法乱纪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新政权的形象。中共福清县委虽然及时处理了这些案件，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进行“三反”斗争的决定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立即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帷幕。
福清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951 年 12 月 7 日开始，1952 年 6 月上旬结束，持续了半年多。参加运动的干部979 人（其中共产党员 170 人，共青团员 266 人），勤杂人员 97人，外县干部 4 人，共 1137 人，运动分县直机关与区两部分进行。

（一）县直机关“三反”运动

县直机关的“三反”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发动群众，领导层层下水，干部个个检查。
12 月 7 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动员报告后，分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行“三反”运动的决定和省地委的有关文件，讨论领会文件精神，表示对运动的态度和积极参与的决心。接着，领导带头检查层层下水，干部个个自我交代，“三反”斗争在县直机关全面展开。
运动初期，由于县委领导对“三反”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用以往对待学习、整风运动的一套方法对待，因而，未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走了近一个月的弯路。1952 年 1 月上旬，接到中共中央、中共闽侯地委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后，县委批评了一些不“下水”检查的领导干部，严厉批判了不敢批评、不敢斗争、不敢检举揭发的右倾思想，并对问题较严重的一些干部进行“点名坦白”、“限期交代”，还抓典型，开大会批斗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大贪污分子。从而发动了群众，扭转了局面，运动掀起了高潮，随即转入“打虎”阶段。
第二阶段：“打虎”。
把贪污分子称为“老虎”，并组织“打虎队”对“老虎”进行内查外调，严格审查。
1952 年 2 月 8 日，县直机关的“三反”运动进入雷厉风行的“打虎”阶段。
在批判纠正了怜悯“老虎”，怕出意外冤枉好人等右倾思想后，县直机关各单位都订出“打虎”计划，并抽选 663 名干部组成 27 个“打虎队”，对“老虎”实行“三包”一一包打、包剿、包完成任务。县委领导具体分工，亲自上阵督战。对“打虎”力量薄弱的单位，加派工作组支援。．由于斗争情绪高，声势大，从 2 月 16 日至 3 月 1 日，仅半个月时间，就揪出 38 只大“老虎”。
在“打虎”高潮时，“打虎队”对一些顽固不化、拒不坦白交代的贪污分子进行“道、供、信” 县委领导虽然及时制止纠正了这个错误，但它还是成了一些贪污分子翻案的借口，教训十分深刻。
第三阶段：定案处理。
专案人员通过学习政策，分清是非与定罪界限后，用“民主讨论、领导批准、由小到大、逐级处理”等方法步骤，对贪污分子进行甄别定案、退赃追赃、组织处理。
对大小贪污分子进行甄别定案后，为了及时追回被贪污的赃物赃款，县委召开了 500 多名干部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会后，各单位包干、包追，扭转了“打虎”紧、追赃松的情况，加快了定案处理的进度。
对于浪费与官僚主义，检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通过检查批判，认识其危害性，一般不做组织处理。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浪费被提到“极大犯罪”的高度来认识。各单位的开支超过中央统一规定的标准，就是浪费，就要进行检查，接受批判。而官僚主义又是“贪污浪费的温床”，因而，存在贪污浪费问题单位的领导，都对官僚主义作了深刻的检讨和自我批评。
第四阶段：新制度建设。
通过整风整党，批判官僚主义作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进一步提高干部对“三反”运动的认识。在绝大多数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明确必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上，各单位制订节约计划，建立反贪倡廉、克服抵制官僚主义作风的新规章制度。

（二） 区“三反”运动

区“三反”运动开始于 1952 年 5 月中旬。
5 月 14 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第十次扩干会，把全县 8个区的 380 名干部（其中共产党员 70 人，共青团员 134 人）集中到城关，开展区“三反”运动。区“三反”运动采用与县直机关基本相同的方法步骤，也分四个阶段进行。但四个阶段没有明显分开，且吸取了县直机关的经验教训，没有提“打虎”口号，没有组织“打虎”队，也没有犯“逼供信”错误，因而运动进展较快，仅 20 多天就完成了任务。
福清的“三反”运动揭发出的贪污浪费与积压资金、小公克大公等问题，当时认为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全县参加“三反”运动的979名干部中，682名沾染了贪污行为，占干部总数的69%。贪污受贿总金额达 11。57 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千万元以上的 38 人，贪污 6。31 亿元；百万元至千万元的 137 人，贪污 4。39 亿元；百万元以下的 507 人，贪污 8666 万元。全县共造退赃款（包括赃物折价）10.37 亿元。全县浪费资财 1。65亿元。贪污干部受行政处分的 92 人（县直机关 66 人，区 26 人），其中，警告 7 人，记过 41 人，降职 4 人，撤职 17 人，开除 23人；受刑事处分的 23 人，其中管制 7 人，劳改 5 人，判刑 11 人；畏罪自杀的 1 人。
福清的“三反”运动，与其它各地一样，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群众说：“共产党、人民政府得救了，不会变质了。”
福清的“三反”运动批判了官僚主义，发扬了民主，掀起了前所未有民主运动。运动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蔚然成风，机关作风明显转变，正气日益上升。
“三反”运动使福清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贪污浪费的可耻与危害。“三反”后，踊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自觉地与贪污浪费作斗争，堵住了财政收支方面的各种漏洞，各机关单位的办公费用都由超支转为节余。

二、“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不仅揭发出大量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与国家干部中的贪污腐败分子相互勾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还发现干部队伍中贪污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行为有密切联系。于是，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随即在全国各城市展开。

解放初期，福清县城的 943 户工商业者对福清的经济建设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性却没有改变。他们行贿腐蚀干部，非法牟取私利，盗窃国家资财，也给福清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因而，中共中央进行“五反”斗争的指示一下达，中共福清县委就闻风而动，于 1 月 29 日召开会议，对如何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城关区开展“五反”斗争，进行专门研究，并做了部署。会后，即先后抽调 60 名干部组成一个“五反”专案组，四个“五反”工作组，展开“五反”的宣传发动和专案工作。

四个工作组分别向工人、青年学生、工商业者、居民进行宣传发动，使工人提高觉悟，消除顾虑，自觉积极地起来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使青年学生通过学习文件，领会运动精神，积极参加宣传队，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让青年学生中的工商业者子女动员说服父母，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使居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与工人、青年学生共同战斗；对工商业者，主要是宣传“五反”运动精神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揭发不法商人、资本家的“五毒”与破坏“共同纲领”罪行，指出他们的出路。

运动的头三天，90%以上的不法商人、资本家有抵触乃至对抗情绪，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有“五莓”行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反”宣传队声势浩大的宣传，特别是工人、居民起来检举揭发，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他们才开始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但仍顾虑重重，说明不说暗，说小不说大的，甚至有两个顽固不化的抗拒到底，畏罪自杀……

经过一周多的努力，至 2 月 9 日，专案组共收到 714 件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材料。其中的 370 件，未能查证落实清楚，犯罪的金额无法统计，按已基本落实清楚的 213 件统计，犯罪的金额相当大。

（一）偷税漏税。据被检举揭发与自己坦白交代的 138 家工商业户统计，共偷漏税 1.15829 亿元。偷税漏税的主要手段是“贱价购买”、“重用印花发票”、“偷杀猪羊、少报营业额、攻守同盟集体逃税”（如布业全体老板订立“攻守同盟”，统一报交60%税收，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底，漏税 15 亿元——没统计在 138 家偷漏的税款中）、买卖双方勾结起来偷漏税等。

（二）行贿。根据奸商自己坦白交代的 73 起行贿案统计，行贿金额（包括赃物折款）11110。44 万元。行赂的主要手段是“请客送礼”、入“干股”（入股不出钱）。

（三）盗窃。据检举揭发出来的 47 起案件统计，盗窃资财9237 万元。盗窃的主要方法是以少报多、以坏充好、偷工减料（盗窃工业原料）等。

（四）囤积粮食布匹，抬高售价牟取暴利 263 万元。

（五）欺诈。欺诈方法有 19 种。如：猪肉注水、白酒参开水、大米加细糠、商品冒牌等。欺诈案 213 件计牟利 465 万元。

2 月上旬，中共闽侯地委发出指示，要福清县委于二三月份集中力量搞“三反”，“五反”要在“三反”运动取得一定成绩时再发动。于是，福清城区的“五反”运动于 2 月 10 日停止。

福清的“五反”运动虽然只开展 10 天，但打击了奸商的不法行为，在工商业界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打造了国家可能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资料来源：

1、中共福清县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情况报告》（向中央）1953 年 1 月 9 日

2、《福清县城关区开展“五反”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福清县委

3、《区“三反”工作第一阶段汇报》 中共福清县委秘书室 1952 年 5 月 20 日

4、《区“五反”工作第二阶段汇报》 中共福清县委宣传部 1952 年 5 月 26 日

5、《福清县“三反”运动总结报告》中共福清县委秘书室 1952 年 6 月 15 日

福清医院与福清卫校的创建历程

郑钦镛

福清医院与福清卫校的前身是接受美资津贴的福清惠乐生医院及附属惠乐生高级助产护士学校。
一九五一年春，土地改革的风暴席卷福清大地。三月的一天，音西农民进城，要求惠乐生医院交出当时正在医院任会计被评为地主的吴某。在农民冲击及搜寻的过程中，医院的院长兼校长刘某因私置三支猎枪，涉嫌遭拘，引发院校上下一片混乱。
为避免医院资产流失及保证学校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应院校职工及全体学生的要求，县长李毅特派县民政科的陈家朝代表政府到惠乐生医院，主持召开院校全体职工学生大会，成立院校临时管理委员会。会上，推选内科主任郑美娇医师为主任委员、兼职教师郑钦镛为副主委，暂时负责院校的日常事务。
惠乐生医院和学校原来实行的是全封闭、家长式的管理制度。院长妻子掌管总务，财务比较混乱；门禁森严，日夜值班，学生进校之后，除上课之外其余时间均从事各类无偿劳动，一律不准外出校门一步；并且不问是否自愿，每日早晚均须集中礼堂大厅参加所谓“祷告会”，全体职工也无一例外。
临管会成立之后，除取消限制人身自由的违规管理守则外，通过民主管理、积极开放，激发全体职工及学生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自觉改变原来对贫苦大众的漠视态度，勇敢面对社会、服务群众，学习白求恩的精神，一切以救死扶伤为前提，积极为人民服务；对危急患者采取先收治再计费原则，不问贫富，一视同仁，悉心诊治，以树立新的人民医院的形象。广大职工和学生高兴地称其是第二次解放。
正是在解放了思想的全体职工、学生的积极支持下，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不久即全面完成了院、校资产清点盘存的任务，保证了医院的门诊、住院病人的看护及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学校招生的工作中，也革除了以往内招的暗箱操作积弊，实行公开平等的考试制度，为以后国家的顺利接办和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月下旬，闽侯地区抽调马江中心卫生院李言保、李同庆、朱玉墀及一位女同志组成一个接办小组进驻医院，开始了院校的接办事宜。由于临管会的积极配合，全体职工及师生的支持，一切均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九五一年国庆节，福清的闽侯专区医院（即福清医院前身）终于宣告成立。成立后的医院正式任命李言保为院长（后为福州市第二医院党委书记）、李同庆为管理员、庄子长（后为福州人民医院院长）为医务主任。
此后，学校与医院随即准备分开，作为中专定名为福清卫生学校，校长由闽侯地区卫生局长袁万采（后为省卫生厅环保处长）兼任；日常行政事务由秘书吴海泉（后为东张医院院长）负责；任命陈美博代替郭希苹为教务主任；林万青为教务副主任；朱玉墀为团委书记（后为福清三中党委书记）。除了原来兼职教师继续任教外，还充实了一些基础与专业学科的专职教师如教数学的兰奎贤及教语文的林友捷等，以保证学校规模扩大后的需要。
为了祝贺闽侯地区医院在我县的成立及欢送接办后首批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全省各地卫生机构，当时的福清县委书记尚志（后任永安水泥厂厂长）还特地出席院校全体职工师生庆祝宴会并致祝酒词。
正是由于本届学生积极参与临管会民主管理及移接工作的具体实践锻炼，有幸全部分配到全省各地的这一届学生均意气奋发地走上工作岗位并表现出色：原来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林锦珍首先被分配到省卫生厅任职；学生会委员吕云娥自愿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后被推荐升入东北军区大学深造，毕业后转业回福清在医院任小儿科主任医师：俞德光分配在省妇幼保健院，不久被提为护士民；林敬光被分配在长汀、翁华芝被分配在南平、林学兰被分配在政和、吴章惠被分配在崇安，她们都是作为助产护士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奔赴山区为缺医少药的贫苦农民日夜奔波服务的。由于积劳成疾，翁华芝早年去世；林敬光分配在长汀之后又自愿、支援边疆奔赴内蒙古为草原牧民服务，身上染了多种疾病，动了多次手术才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命来；唯一被分配在福清虞阳医院的林惠訇，因工作积极，表现卓著，一九六 0 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县文教群英会上与笔者相逢，举杯共庆。
福清卫校接办伊始既无校舍也无教室。依靠福清县政府的支持，他们就利用福清的城隍庙（现福清体育场及体委游泳池原址）加以装修粉刷，从全省各地招收了近百名的调干生，办起了医士班；又在原有两个护士班之外，加收了一个助产士班，总人数超过二百余人，相当于原来规模的五倍。尽管如此，似乎还无法满足解放后人民亟需改善医疗条件及人才的需要。不及一年，医士班中的调干生有的就先机出发分赴各地。学生会主席王贵首先被分配在福清任卫生局长；其他有的回原单位；有的则重新分配到全省各急需用人的单位。
一九五二年秋季以后，学校逐步走上正轨，每年均定期向全省公开招收二至四班医士、护士新生。随着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在北大街的相继完工，教学仪器的大量充实，教学质盘的不断提高，福清卫校也就成为我省有数的重点医疗教学单位。

我所经历的上山下乡的前前后后

陈仁杰

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那一年，我 15 周岁。
1969 年“九大”召开后，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文攻武卫”基本结束。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都无所事事。从 1969 年的下半年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
1969 年秋天，复课的内容变学“最高指示”为读报。第一次读报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介绍兰州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一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一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文章，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来一个动员”等“最高指示”。上山下乡由此拉开帷幕。
同年秋天，各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城镇户口的老三届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我们年纪尚小，不知天高地厚，未尝世道艰难，而且思想觉悟特别高。我们都是带着狂热的激情和崇高的政治抱负投身于这一场上山下乡运动的，都争先恐后报了名。
1970 年元旦，学习班结束。我们被预定分配到古田县插队劳动。1月底，插队的地址出来了，大多数的社队都带着一个“洋”字。如“长洋、塔洋、七茶洋、朝洋、洋洋、杉洋……”等等。山区是啥样子，我们没去过。凭汉语知识和文字结构推测，“洋”肯定是一马平川。这一点在当时，倒是谁也没有怀疑过。
1970 年元旦我还不满 17 周岁，身高 1.49 米，特别瘦小，父母不同意我少小离家，学校则指派我的邻居倪姓的教师带着一名工宣队员，上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倪老师说：“古田很好，家家户户都有电灯，村村队队都有公路。而且工分高，口粮多，我随工宣队考察过了。”工宣队员则说：“党和政府怎么会把这些孩子往火坑里推呢？！而且，他们还有 230 元的安置费，还有一年的口粮和食油，政府为他们想得非常的周全！”父母信了，依了我。我兴高采烈地报了名。
临上山下乡前，我们在学校领到了毕业证书和一本盖有“福清县革命委员会”鲜红印章的馈赠品一一《毛泽东选集》，离开了学校。2 月初，我们这些知青都到小桥街“人民百货商店”领取救济的棉衣、棉被、挎包、背带、雨靴等日用品。说好了是补助，不用掏钱，我们都非常高兴，就等着迁户口。
1970 年 2 月 5 日（农历大年三十），学校通知我们迁户口。那天一大早，数百名知青来到小桥街公安局排长队办理迁户口手续。
1970 年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七）清晨，一千余名知青汇聚在小桥街，在那里早就停满了数十辆大货车，每辆货车的前后分别写着各插队地方的名称。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对号人座。八点二十分齐右．主队鱼贯时出小桥街。尔后，不知何因，车队在西门拖拉机站前的马路上，滞留了大约半个小时，九点许，才慢慢地北上。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达闽侯县白沙镇时，我们都已经饥肠辘辘。大约是下午 2 点，我们才吃了午饭。
吃过午饭，车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一路兼程那时的山路尽是土路，可谓一路风尘，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卷起黄龙般的尘土，让坐在后面车辆的知青苦不堪言。我们都戴上口罩防尘。除了一双眼睛外，一身泥土，一脸灰尘。一路上，我们彼此沉默，谁也不愿开口说一句话。
大约五点三十分许，车队在古田县大桥公社分道扬镖。我乘坐的知青专车到达吉巷公社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草草吃过晚餐，在公社会议室里，全体知青向伟大领袖“晚汇报”后，我们顺便到街上看着。公社的“大街”除了沿路两排土瓦房民居外，还有数盏靠当地小纸厂发电、到晚上十点钟便停电的昏暗路灯。“这就是公社所在地？”我们都疑惑了。
当夜，天寒地冻，压了一场厚厚的霜。第二天早上，我们依然乘坐昨日的“大蓬车”，满怀激情，一路高歌《战士胸有朝阳》，向深山迸发。从吉巷到北敦大队的新店村，大约乘坐了 20 里的路途。随后的 12 里山路，一级比一级险峻。我们到达新店时，大队早就派农民弟兄在那里欢迎我们的到来。以为是贫下中农，我们不好意思让教育者为被教育者挑行李，都打肿脸充胖子，尽量自己挑，他们倒也谦让。后来才知道，这些去欢迎我们的农民弟兄，都是“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到达长洋后才知道，这里距吉巷公社 32 里，距古田县城 120 里，距屏南县城 46 里。
原以为带“洋”的地方是平川。没想到恰恰相反。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凡带“洋”字的地方，尽是崇山峻岭。好比给人取名字，五行缺啥就补啥的道理一样，带“洋”字号的，没一个是好地方，我们都傻眼了。
我们大队的知青被拆散安置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队插队劳动。知青的工分特别低。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给我每天 3 分工分（以后每年增加 0.5 分），每分工分值 2。8 分人民币。每天劳动至少12 个小时，干一天活还挣不到 9 分钱。
第一年，我们有国家补助的 33 斤口粮和四两食油，以及每月 2 两的猪肉，还有每月 8 元的生活费。但我们没有自留地，一切都得掏钱买。第二年起，一切都没了，就靠我们自己上年挣的工分糊口，而且口粮特别少。1971 年，生产队给我的口粮是全年 280 斤谷子，折合大米还不足 200 斤。为了填饱肚子，我们知青只好用一百斤的谷物换一百斤的地瓜米充饥，经常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吃得我们胃胀胃痛。
第二年，我们都陷入了困境，身无分文。以为 230 元安置费除了上年领取的 96 元津贴和生产工具外，多少还会剩一点以解燃眉之需，但公社知青办给我们的帐务单上的开支明细表，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把所谓免费分发给我们的补助物资全部实价扣除，包括那本红宝书。处于极端弱势的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我至今清楚记得，1970 年 3 月 19 日，我上山插队后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一天一一下地翻土。上午收工时，两只手掌上起了19 个血泡，把锄头柄都给染红了。
那时，我们大队的田全都是梯田，而且距离特别的远，最近的是 4 里，最远的翻山越岭来回得五六个小时。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中午那顿午餐，农民弟兄都是自备粮草，带上锅釜在田间野炊。插秧时碰上梅雨季节，还得带上干柴。夏季耕耘时，午饭时分，经常是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让我们无薪煮饭，只好饿着肚子干瞪眼。
秋收时，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匆匆吃过早饭便匆匆上路。有时，走了十几、二十里的山路赶到田间，启明星还在东方闪亮着。
夏季等到夕阳西下收工，回来时都是摸黑到家。
1970 年 11 月开镰收割那天早上，匆匆吃罢早餐，又匆匆上路，残月破晓，万类霜天，迎面扑来的嗖嗖北风，真可谓寒风刺骨。马不停蹄地赶到十里开外的田间，启明星依然在东方闪烁着。
我们迅速脱掉毛衣、长裤，正准备开镰，不禁都愣住了：一夜之间，强大的寒流把所有的稻田都给冰封了，望着田野里白茫茫的一层厚冰，我和农民弟兄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可是大腿深、齐腰深的烂冬田哪！
反正死活都要过鬼门关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脚踏进冰封的田里，冰块立即发出撕人心肺的破裂声。仿佛有千万把刀子在切割着肌肤，身上直打摆子，我们都本能地迅速爬上田埂，冻得、痛得直跺脚。
看来不到中午，别指望田里的冰霜融化了。没法子，我们只得咬着牙淌进冬田里，双腿起先还有切肤之痛感，后来竟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失去知觉，直至如同楞木头般怎么也痛不起来，怎么也不听使唤，只是机械地在稻田里艰难地蠕动……
傍晚收工时，队长只给我装了两小袋谷子，我用于掂了掂，想说些什么，队长似乎看出我的心事，说：“能把它挑回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还以为队长不让我多赚工分，心里十分不快，很是生气。
开始往回走。我渐渐地落伍掉队，渐渐地不堪重负，两腿不断地颤抖，肩膀再也承受不了这重负了。天渐渐地黑了下来，空旷旷的山野好不吓人，我只好卸下担子，先把一袋谷子背出百米开外，然后再返回背另一袋。如此这般，别无选择。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回到了生产队的大院子里。队长用称称了称，说：“98 斤，今天给 9.8 分”。斤，超出我的体重 4.5公斤；9.8 分相当于我平时三天出工的总值还要多出 0.8 分。按每 10 分 0.28 元计算，得 0.27 元。
回到农舍，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吴运铎的《劳动的开端》那一课；想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垂泪啼唱，再看看肩膀上和双腿上留下的道道血痕，不由地一阵心酸，放声大哭一场。
1972 年 12 月，我结束了在农村两年又十个月的插队劳动生活，当兵去了。在我离开农村时，直到全体同学离开那里，长洋大队始终没有通电。山里，除了数条通往外界的羊肠小道外，还没有一条公路。

新加坡福清会馆

王华民

2004 年 6 月 19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 500 多名融籍海外乡亲返回故里齐聚融城，品家乡风味小吃，观家乡山水名胜，了解家乡改革开放新成就，共谋家乡经济发展之大计……这是继 2003年福清市成功协办世联会之后的又一次范围广、规模大的侨界盛事——新加坡福清会馆端阳恳亲会。
新加坡福清会馆成立于 1910 年。近百年来，会馆走过漫长的坎坷道路，在帮助福清乡亲安居乐业，融人狮城生活的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除团结乡亲，争取合法权益外，也贡献教育，于 1920 年创办了培青学校，后又创立仁泽医院，免费为同乡诊病，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造福了乡亲。一直以来，新加坡福清会馆对发扬中华文化以及促进家乡经济发展乃至中新两国经贸文化往来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会馆更是不遗余力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牵线搭桥，不断传递家乡信息，不失时机地提高福清走向世界的知名度。与此同时，福清会馆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会馆近年活动摘要

1、1988 年 10 月 12 日，新加坡福清会馆隆重举行“三庆”：庆祝福清大厦落成、福清会馆成立 78 周年、培青学校建校 68 周年。近 2000 名嘉宾、海外乡亲及本地同乡心情激动地参加庆典，耗资 500 万元。融传统与现代风格于一体的福清大厦礼堂内，聚集着 1700 多位福清籍人士，其中 300 多位分别来自日本、印尼、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和加拿大等地。新加坡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应邀与会馆永久名誉会长暨三庆委员会主席林绍良联合主持庆典开幕式。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兼内政部政务部长李文献医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及各地侨领、工商硕彦出席。
与会嘉宾观赏了视听幻灯片《新加坡福清会馆简史》和家乡闽剧团的表演。之后，世界各地福清同乡一连两天在华乐酒店举行座谈会，一致同意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并决定把世联的总秘书处设在新加坡。
2、1991 年 6 月 14 日晚上（端午节前两天），福清会馆举行“福清端午节稀有习俗观摩会”。福清大厦布置得古意盎然，屏风上挂着爱国诗人屈原的肖像，展示着一幅又一幅福清人如何过端午节的图片和说明，同时还有菖蒲、艾草、香袋、鸡蛋袋等，传统小吃棕子、光饼、番薯饺、蛎饼等摆了一桌又一桌，让老一辈乡亲得以重温从前欢度佳节的情景，新一代体验传统节日的内容和涵义。
3、1992 年 1 月 5 日，福清会馆第一次举办“福清美食节”，参展的摊位有 60 多个，其中 30 个摊位卖福清美食，其余的是本地食品和年货的摊子。在会上亮相的福请美食有红糟鸡、切面、拗九粥、肉丸、福清米粉、番薯饺、面饼、豆腐冻、葱卷、肉粉、千层糕等，还有光饼、茶食和蛏饼等等，共卖出 2000 张美食固本，全天人流量近万人。有的乡亲从印尼远道而来，连客家人也来品尝福清美食。此后会馆经常举办美食节，传播华族美食文化。如 1994 年 3 月 18 日举办“南北风味小食节”、1997 年 7 月 13日举办“福清传统美食节”……
4、1992 年 9 月-10 月间，福清会馆主办三项大规模活动：福清闽剧团演出、福清书画家作品展和福清传统美食节。
福清闽剧团于 9 月 18 日-25 日，在黄金剧场演出，为华社自助会筹款。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青主持开锣仪式，各界嘉宾及福清乡亲千余人出席，福清闽剧团演出了七出精彩闽剧：《搜孤救孤》、《龙凤金耳扒》、《屠夫状元》、《边关审子》、《粉黛冤家》、《金瓶缘》。七场演出的门票全部被福清会馆包下招待会员。演出经费全部由会馆永久名誉主席林绍良、林文镜和陈子兴赞助。
9 月 21 日-23 日在福清大厦礼堂举行福清书画家作品展，参展的三大名家是石齐、余险峰与黄迪杞，共展出 125 件作品，展卖书画的收入也捐给华社自助会。书画展由陈子兴主持开幕，他当场定购了 4 万多元的作品，林绍良先生也由有关人士代为挑选好几幅作品，还有许多公众人士踊跃定购，使此次书画展取得成功。
10 月 25 日在会馆举办“福清传统美食节”，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柯新治博士主持开幕。
闽剧演出、书画展和福清传统美食节三项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华社自助会筹款。过后，林方华主席将 5 万元支票交柯新治博士代转。
5、1993 年 6 月 24 日，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福清民间艺术晚会”，来自家乡的演员，用华语、福清话，呈献了一出又一出洋溢浓郁乡情的歌舞、曲艺等精彩节目，大多数是第一次在新加坡公演，相声、双簧及木偶戏演出，妙趣横生，林康平、林玉珠和林端河合演的哑剧《约会》让人忍俊不禁，具有民间特色的擂琴演奏，更勾起“老福清”们思乡怀旧之情。这次“福清民间艺术晚会”，是会馆配合新加坡华族文化节主办的活动，当晚吸引了七、八百位福清乡亲及爱好表演艺术的公众人士，全场自始至终充满欢乐气氛。
6、1995 年 2 月 2 日，林方华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宣布公开征求会歌。会馆随即成立征求会歌委员会，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征歌启事。此后会馆陆续收到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哈尔滨、福州、福清、广州、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沙劳越以及新加坡等地寄来的参赛作品，共收到完整歌曲 28 首、歌词 27 阕。会馆邀请新加坡“音乐系列”——娱乐音乐制作室院长王振奋主持初选，选出 8 首入围作品，寄给北京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教授作最后评选。最后，王其桃作词、谷建芬谱曲的《乡亲情谊万年长》被正式确定为会歌。歌词为：“永福山绵，清源水长，玉融儿女志在四方，别故土，下南洋，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狮城开创新天地，根在唐山永不忘。会馆喜相聚，乡音暖心房，联络商情，团结向上，骨肉同胞心连心，乡亲情谊万年长。”同年 10 月 27 日晚，新加坡福清会馆隆重举行三庆活动，即庆祝福清会馆成立 85 周年、培青学校创立75 周年以及福清会馆会歌诞生。
7、1997 年 3 月，福清会馆组织春游团，到福建省旅游。行程包括福清、福州、武夷山和厦门。到福清的第二天，在侨办和侨联人员陪同下，参观了新加坡福清同乡办的飞龙食品公司和大顺汽配厂，游览了黄檗寺、石竹山等福清名胜。此后，1998 年 4月中旬福清会馆再次组团游山东 10 天、1999 年 1O 月第三次组团游黄山、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地……
8、2000 年 11 月下旬，会馆举行“三庆”（福清会馆成立 90周年、属校培青学校创建 80 周年和庆祝培青学校迁址）活动，除有图片文物展览外，还邀请福建省歌舞团赴新演出助兴，同时举办首届“世界福清小姐”选美大赛。
值得一提的是首届“世界福清小姐”选美大赛，福清共有187 位佳丽报名，经评委认真评选，48 位佳丽进入准决赛，其中22 人入围，赴新加坡决赛。这次选美大赛，选出世界福清小姐冠军郭艾文，亚军杨次燕、季军吴薇。吴薇从此走向世界小姐选美舞台，2003 年获得世界环球小姐中国赛区冠军，赴巴拿马参加总决赛。
9、2002 年 3 月 20 日-22 日，福清会馆第四次配合华族文化节而主办福清文化节活动，永久名誉会长林绍良先生、林黄秀玉女士、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参赞总领事黄晓健女士、文化参赞邵一峿博士、在新华族兄弟社团代表以及培青学校师生 300 多人参加。
这次福清文化节与以往不同的是，举办了新加坡福清会馆会员书画摄影展。设在馆内展厅的一半位置，留给了来自家乡的作品。参展者年龄最小的是 8 岁的小女孩，最年长的是 74 岁的资深会员。展出有书法、绘画、摄影、篆刻、歌唱专辑、微雕作品以及著作等 400 多件。福清代表团带去家乡文艺工作者的绘画佳作 30 幅、书法 32 幅、摄影 30 幅、篆刻 10 幅，以及福清籍作家已出版书籍 145 部。同时展出三个专题图片：一是玉融名胜，包括福清的旅游景点艺术照片；二是南少林寺，共有文物、遗址、新建的少林寺三部分内容；三是间剧掬英，展出近年在全国、省市获奖的剧目《魂断燕山》、《灞陵伤别》、《龙风金耳扒》等剧照几十幅。
三天的文化节活动，有薛文栋、林浴生、王渊华的书法表演，有家乡文艺代表团的精彩演出，还有 12 岁武术小明星的表演。可谓丰富多彩，美不胜收。
10、2004 年 6 月 21 日，新加坡福清会馆端阳恳亲会在融城商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新加坡、印尼、美国等 15 个国家 500多名海外乡亲以及国内融籍乡亲约 200 人参加盛会，主要活动有：举行“学讲福清话”光碟发布会、一都培青小学举行落成庆典、举办端阳习俗讲座、传统节日美食品尝活动，开展两地青年联谊活动和教学交流会。备受海内外融籍乡亲关注的 2004 年世界福清小姐选美比赛经过三轮激烈的角逐后，于 21 日决出名次，李密、郑晓丹、程海燕分别获冠亚季军。

二、福清会馆创建以来历届最高领导人

新加坡福清会馆自 1910 年创建至今，共有 12 位总理、8 位主席。12 位总理任期自创会起到 1949 年止，1950 年起，总理一职改为主席，一直沿用至今。以下为 20 位乡贤的姓名和他们的任期：
庄端总理｛1910 至 1913 年）
王万高总理｛1914 至 1915 年）郭本持总理｛1916 年）
郭本森总理（1917、1918、1922 年）王振奇总理（1923、1927 年）
李春总理（1924 年）
王禄梓总理（1925、1926、1946、1947 年）
王振嘉总理｛1928、1929 年）
王松年总理（1935 年）
郭可模总理（1941、1942 年）徐文治总理（1948、1949 年） 薛亚炎主席（1950 年）
郭可培主席（1951 至 1953 年）庄可麟主席（1954 至 1968年）郭贤良主席（1969 至 1972 年）
林日顺主席（1973 至 1987 年）
魏成辉主席（1987 年 9 月-1988 年）
俞进财主席（1989 年至 1990 年）林方华主席（1991 年至今）
在过去的会馆总理、主席中，人们特别缅怀崇敬庄端总理、庄为麟主席和林日顺主席，他们为会馆做出了特殊贡献，兹简介如下：
庄端：1910 年，牵头发起组织新加坡福清会馆，众望所归，被推为会馆首任总理。会馆成立之初，暂以小坡维多利亚街 221号作为福清议事公所，在庄端领导下，大家分头募捐，第二年即募集 7500 元在小坡奎因街购买五间房子，其中两间作为会所，另三间出租，所得租金用来维持会馆活动，资助贫病乡亲返乡，处理乡亲之间纠纷等等，那时，“开会馆门”解决问题十分隆重，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不敢轻易把纠纷*带到会馆来。庄端先生一直连任到 1913 年，由王万高先生接任。庄端倡议成立福清会馆，他的理想在历届理事会的努力下，正一一实现。
庄为麟：1954 年，庄为麟 34 岁，被选为福清会馆主席，直到 1968 年卸任，长达 14 年，是福清会馆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一位主席。任职期间，庄为麟于 1951 年召开理事会议通过建馆建校决定，成立建馆校委员会，筹募基金，购买一幢位于东陵高尚住宅区与商业区的洋楼，面积 2 英亩，价值新币 8 万元，数年后地价高涨，出售该地段获 200 多万元，再购爱伦比路二号厂地一块，奠下建馆基础。
庄为麟对新加坡交通业贡献良多，被选为新加坡华人巴士车主公会主席。此外，他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交际主任、新加坡玉屿同乡会主席、新加坡福莆仙公会副主席、新加坡国际青年商会理事等要职。庄为麟事业有成，乐善好施，深受各界人士敬重。
林日顺：富丽堂皇、名闻遐尔的福清会馆大腔，就是在林日顺先生担任主席期间筹建的。
林日顺先生六十年代到新加坡定居，1969 年加人会馆，1971年当选为副主席，从 1973 年起担任主席直至 1987 年不幸病逝，六度蝉联，历时 13 年。林日顺热心新加坡的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亦始终不忘记福清故乡和故乡的亲人。1980 年福清会馆成立 70 周年纪念，出版纪念特刊的印刷费用 46000 余元全部由林先生独资捐献。为增进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林日顺先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光辉篇章。1984 年和 1986年，他先后两次邀请并赞助福州闽剧团和福清闽剧团来新加坡公演；1986 年林先生慨捐巨款，邀请北京人艺到新加坡公演世界名剧《茶馆》和《推销员之死》，为此新加坡戏剧爱好者至今感念林日顺先生，新加坡政府在林先生逝世后追颁“艺术之友”奖。许多优秀的中国电影，正是在他的细心策划与安排下，才得以在新加坡公映，他还通过中侨集团，多次邀请中国当代杰出电影导演、演员访问新加坡，并每次亲自到机场迎送，细心照料访问团人员的生活起居。1987 年 4 月，积劳成疾的林日顺先生在送中国明星艺术团回国后不久就一病不起，终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与世长辞。

三、福清会馆属下团体及馆属学校

会馆属下团体共有六个，分别是联侨体育会、江兜王氏公会、东张镇同乡会、玉屿同乡会、福清公建普度柱和天书堂，馆属学校为培青学校。
培青学校创办于 1919 年，在大巴窑度过 30 个年头。为了扩大校园、更新设备，1999 年在谈宾尼建新校舍，并于 2000 年初开办一、二年级，让居住在那儿的适龄学童提早入学。新校舍辟三间电脑室和一间让学生利用电脑运作的科技室，几十台先进的电脑可让学生从中学习语文、数学和其他学科技能，并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交流。近年来，新加坡会馆多次组织培青学校学生到中国过夏令营、参加恳亲会接受前辈故土传统教育等。
纵观新加坡福清会馆近百年历程，福清海外乡亲团结、拼搏、奋斗、创业的精神生生不息，眷念故土、爱国爱乡的情素源远流长，新加坡福清会馆堪称海外侨胞共同的家。

雅加达五融公会

卢贤春

好久以前，偶然间在一个福清同乡的家里，看到了一幅已经变黄了的长形像片，上面写着“吧达维亚玉融同乡会成立纪念”，日期要是没有记错，写的是 1933 年 11 月 9 日，像片上的人物几乎全已作古，问乡会的首任正副主席是林民镕和黄状五。
当时的会馆座落在格打邦大街 9 号，右邻是国家当铺，住着一家荷兰人（当铺经理），左边不远处是煤气厂，地方宽敞，屋前一片空地，可是当年没有看到有汽车停泊过。右边还种了几棵芒果树和椰子树，左边是篮球场，后面则是羽毛球场。正屋是公会办事处和干事住宿的房间。此外，左右两侧并排着十几间厢房，住着同乡会员，有单身的，也有带家眷的。当时的福清哥大多还是单身新客，分别定居在雅加达城区、干冬墟、老巴杀、丹那望和海口五个区。职业大部分是走干榜放数（零售放账），上午兼卖咖啡粉，下午则卖布料、纱笼和杂货。上午十点左右收完早数，城区会员会顺路转到会馆休息，喝茶谈天或者下象棋、打乒乓球。下午四点多钟收完午数后，一些会员会骑着脚踏车来会馆打篮球，晚上也会有会员到会馆拉胡琴、吹箫或者下棋。同乡会的工作重点是协助会员或其家属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
1938 年至 1940 年之间，会所曾经办过学校，校名叫“育华小学”，只有三间教室，开设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课程。当时学生只有四十名左右，校长杨伯荣先生，另两位教师是他的待嫁女儿。由于学生少，设备简单，收支不平衡，只不过两年就停办了。
玉融同乡会於 1942 年元月日军登陆爪哇岛时，即行自动解散，除丧事部仍然为同乡服务外，其他活动则完全停止。同乡会当时的主席黄状五先生则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时局紧张乘最后一班客轮回国，此后音讯全元。
当时，体育部属下的“健光篮球队”，虽然没有了会所，但仍然借用丹基的一个篮球场，在纪宗祥和杨青明两位先生的领导下，每逢星期天下午继续不断地练球，坚持到日本投降，由于独立战争治安不好，才不得不解散。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后，印尼处于独立战争时期，政局混乱，那时不知道谁是当权政府，到了联军（英军）接管巴达维亚之后，居民日常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再经过一两年的恢复时期，市面开始繁荣，生活步人正常。福清同乡为了团结乡亲，重新再过团体生活，于是成立了“雅加达玉融公会”，临时办事处暂借“迎宾旅社”的一间套房，草草上阵。临时主席是杨名树，以后再经过陈贤尧、杨一萍两位主席的努力整顿，1951 年会所搬迁到芒加勿杀大街 43 号固定下来，1953 年选出郭毓秀担任主席后，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福清同乡更加团结一致，不久后创办了“新文小学”，由于场地有限，只能容纳一两百名学生。那段时间公会文教部由戴教标主持，办过几年义务成人夜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和常识等。
由于会务不断发展，会员的活动不断增加，会所就显得不够应用，于是买下了加查玛达大街 174 号原来“新华旅社”的大厦，地方宽敞。为了建校，在公会右侧兴建一排三层楼的校舍教室，於 1962 年正式开办“新文中学”，学校在当时雅加达华社文化教育部门占了重要的一席，作出可贵的贡献。
1959 年政府第 10 号法令公布后，华人社会出现了回国大浪潮，尤其是小乡镇的华人，遭受迫迁的命运，很大一部分小地方华人出于无奈而举家回国，公会工作更加繁忙起来，经常要协助乡侨或会员办理回国种种手续，更要接待外地归侨，如安排住宿、交通、检查证件、接送等，使他们都能走上安全顺利的旅途。
从荷属东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改朝换代，几次的政权交替，福清人抓住种种良机，大胆走出干榜小生意，参与了印尼的经济建设，不但大大改善了同乡的经济实力与生活环境，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大小企业家、工厂、商号、银行，尤其是纺织工业，更是排在先进之刑，这些都是福清人刻苦耐劳、勤俭奋斗和努力拼搏的结果。
雅加达玉融公会的闽剧公演是一件非常突出的活动，更为人们所乐道。最初演出“起轿胶”是初试啼声，无论唱工、台步以及布景、道具等等，还是沿用老土手法，以后从国内聘请来闽剧导演，加上山东公会的京剧前辈的辅助指导，表演技巧才大大提高，舞台布景、道具、灯光等等也弃旧创新，逐步改良，以后连续排演了《斩世美》、《血手印》、《碧波仙侣》和《柳毅传书》，就一次比一次成熟，一次比一次精彩，尤其换景技术，做到了完全没有冷场的程度，令人赞叹不绝。最后一次假借新巴杀新华学校大礼堂一连演出四个晚上，场场满座，轰动一时。除了在雅加达演出外，还曾经移师万隆及三宝垄等地公演，极受当地同乡侨众的欢迎。可惜 1966 年华人社团学校被封闭之后，人们再也看不到这种精彩动人的闽剧公开演出了。
玉融公会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对印尼本土经济的发展，对华人社会的贡献，对同乡大众的服务，是众所周知并为人们所称道的，其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有赖于全体理事和会员的通力合作，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公会领导有方，一切为了公益，雅加达玉融公会可说是非常出色的华侨社团。
雅加达玉融公会 1966 年解散后，虽然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原来理事大部分还留在椰城，同乡和前会员间不管大小纠纷或碰上什么困难，总要找上主席伯帮助解决。丧事组同仁还是一样保持为乡亲服务的精神。因为没有了领事馆，公会经常为乡亲们写委托信、证明书，诸如申请子女出国，土地、房屋的证明，银行提款、过续等等，都要公会行文证实，所幸玉融公会所具公函，很得国内政府机关、银行、学校等重视以及各地侨办、侨联的尊重和信任。
历史必须要有记载，以便流传后世，使后人能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雅加达玉融公会的历史前后加起来还不到三十个春秋，如果有了正确的记录，可以让大众特别是福清人后裔知道雅加达曾经有过“玉融公会”的存在和她不可磨灭的事迹。
可惜玉融同乡会和玉融公会两次的解散，所有的文件档案都没有被保存下来，致使我们得不到其真确的记载。本篇回忆起来，只是把记忆的一鳞半爪写下，更多的事情却被忘记了，所以希望当年的会员前辈们也能把所知道的，或者所能记得的当年玉融公会的事迹写下来，使后人能够更完整、更清楚地知道以前的事，也可作为现在福清公会理事们的工作借鉴。
附 1966 年 5 月雅加达玉融公会最后一届理事名单如下：
正主席：陈贤尧
副主席：郭毓秀、和瑶、林敦松中文文书：卢贤春
印尼文文书：陈燕生财政：郭宣印福利部：陈承顺
丧 事部：吴金茂、林振泰文娱部：王桂生、郑年铨
体育部：纪宗祥、林民龙总 务：林民若
新文学校董事长：郑年锦
副董事长：张鸣琴、纪宗祥、杨名树中文文书：周维祯
印尼文文书：陈燕生
财 政：林绍良
建校主任：纪宗祥
中学校长：刘宏谦
小学校长：张青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