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整合优势   抢抓机遇

乘 风 破 浪 立 潮 头

——福清改革开放二十年回眸

邱玉清

福清是著名侨乡,雅称“玉融”,位于福建东南沿海,闽江口南岸,为县级市。全市辖 19 镇 1 乡 1 街,市域面积 2430 平方公里,人口 117 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地瓜县”,乘改革开放之浩荡春风,发挥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华侨爱国爱乡的优势,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谱写出一曲曲社会主义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1988 年初国务院批准福清为沿海开放县;1990 年12 月国务院批准福清撤县建市;1994年福清被国家列为全国首批综合改革和农村城市化试点县(市);1997 年列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园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每隔几年就上一个大台阶,1997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143 亿元、农业总产值 47.17 亿元、工业总产值 213 亿元、财政收入 556 亿元,与 1978 年相比,分别比增45.6 倍、5.7 倍、269.6 倍和 30 倍。特别是“八五”以来,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年增长幅度均保持在 30%以上。1997 年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居福建省第三位,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业百强县(市)、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百强县(市)、中国县(市)投资环境百强、全国绿化百佳、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福清的两个文明建设得到了中央和省市的极大关注、支持、帮助。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乔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先后莅融视察,给我们的工作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福清侨乡在海外的形象和知名度大大提高。
回眸二十年创业历程,福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履痕,苍劲耀目。

一、全面深入把握市情,立足优势,牢牢攥紧历史赋予的每一次机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福清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山海资源优势。全市海岸线长达 348 公里,占全省 13%;山地 102 万亩,浅海、滩涂 92 万亩,耕地 52 万亩,山多海阔,气候宜人,可为各种投资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提供理想的用武之地。二是区位优势。福清东临台湾海峡,是祖国大陆与台湾岛距离最近的一个城市,最近处与台湾新竹市相距仅 84 海里,发展对台经贸前景十分广阔。国道福厦路纵贯全境,联结福建两大中心城市福州和厦门,可依托和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港口优势。境内港多水深,福清湾、兴化湾两大天然良港南北拱卫,拥有中型泊位40-50个,深水泊位100多个,最大可达 30 万吨级以上。四是侨力资源优势。全市共有 60 多万旅外乡亲,遍布东南亚、欧美等地,其中台胞 15 万人。融籍华人、华侨财力雄厚,急公好义,致富不忘故土养育之恩,爱乡恋祖蔚然成风。这四大优势是福清的基本市情,当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浪潮冲击福清大地之时,福清历届县(市)领导都能敏锐地攥紧历史赋予的每一次机遇,拉响号角,向更高、更新目标奋进。
一是以“侨”引路,拉启序幕。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程,无模式照搬,无本本照抄。因此,找一条什么样的路子才符合福清实际,这在改革初期,一直是当时福清决策者苦苦思索的问题。令人振奋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开国门之后,福清的海外乡亲如燕雀归巢,纷纷举家回乡省亲访友、观光旅游、寻根祭祖,表现出空前爱乡恋祖情,并萌发试探性投资意向。这是火样的信号、是烫金的来鸿。从此,以“侨”开头谱写福清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宏伟构想便在当时福清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头脑中开始酝酿。八十年代是海外福清籍华侨开始陆续进入权力交接时期,新一代华侨接管父权,担纲家业,老华侨放手培植,休身隐退已势在必行。然而,新一代华侨多在居住国成长,对家乡缺乏认同感,亲情联络难度较大,老华侨从青年时代飘洋过海艰苦创业,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对根的眷念痴心不改,能在有生之年为故土添砖加瓦是他们的真诚愿望。八十年代中期,一个以“侨”开篇的开放大文章开始有序铺展开来。我们高扬起爱国主义旗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各界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属的作用,主动、热情地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一封家书、一封贺电、一次慰问,加深与老一代华侨的情感沟通,不失时机地做好与回乡访亲祭祖侨胞的交友联谊工作,同时走出去,请进来,以传统民间节日为载体牵线搭桥,经过多方的不懈努力,1987 年4 月终于促成了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印尼工商考察团回融观光省亲考察。这次考察,翻开了福清历史崭新的一页,从此,在福清城区西郊的一块土地上机声轰鸣,一个以“融侨”命名的开发区正式启动开发,拉开全市大规模开放开发的序幕。此后的发展证明,三资企业的落地和发展成为福清经济腾飞举足轻重的一翼。
二是良导民资,匡扶“老乡”。在融侨开发区紧锣密鼓地开发、发展、壮大的同时,福清的决策者们感到,对于拥有占全市 80%以上人口的农村来说,不断挖掘启动新的经济生长点,是帮助农民早日实现小康,推动全市经济腾飞的重要一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福清雄厚的民间资金积累为我们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有利条件。民间资金增长主要有三点因素:
(1)成千上万的玉融青年东渡日本,南下澳州自费留学,他们以勤工俭学为主,每年为家乡汇回 20 亿元以上的境外收入。
(2)建筑力量雄厚,从最初的承包人工土砖工程,逐步发展到以专业承包和施工承包为主体,以劳务承包、装饰装璜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产业,每年从业人数达 10万左右,建筑业成为福清农民收入的一笔重要来源。
(3)农村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和优化,以“两水一牧一菜”(水果、水产、畜牧业、蔬菜)为重点的开发性农业生产发展迅猛,全市万头猪场、万只家禽专业户不断涌现,以高值水产品养殖为主的水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特别是淡水鳗养殖发展很快,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鳗鱼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之一,对虾养殖、网箱养殖等都位居全省前列,经济效益良好。
基于上述这些条件,我们从有利于发展再生产目的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把民资引向机制灵活、经营手法简便、资金周转快速的乡镇企业,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启动农村经济新生长的重点选择。经过几年的努力,福清乡镇企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即使在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期间,全国各地普遍因贷款规模受限影响了发展速度,福清乡镇企业仍然能够以雄劲的民资撑腰而一枝独秀展露生机,为福清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立下汗马功劳。
三是惠迎“南风”,扬鞭催耕。1992 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邓小平南巡谈话如春风激荡神州大地,一轮新的、伟大的经济革命风雨欲来。我们感到,福清地处开放前沿,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福清有责任、有潜力再造新优势,创造新业绩,走出新路子,为闽东南经济振兴贡献新的力量。于是,新一轮创业大潮在福清大地澎湃翻涌:
(1)围绕大办实业这条主线,大力开发农业和大挖开放型经济潜力,构筑三条经济走廊(福厦、福北、大真公路沿线),奋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以深化改革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力打好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县(市)这张“王牌”,努力用改革的办法去开启前进的大门,去攻克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模式,不断激活经济发展的生机和力量。
(3)以展示良好投资环境为主题,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构建配套完善、优美整洁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城市总体服务功能。
正因为我们认真贯彻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矢志进取,锐意攻坚,力争上游,“八五”期间,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创造了蜚声海内外的“福清速度”和“福清效益”,使这五年成为福清经济综合改革力度最大,对外开放最具成效,综合实力增势最强,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

二、抓好优势导向,稳定产业政策,坚持农业和外向型经济“两翼齐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用足用活优势,使优势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始终是我们工作中最根本、最关键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做大做活山海资源和侨力资源这两篇文章,坚定不移地把农业和外向型经济构筑成全面托起福清经济社会腾飞的坚强“双翼”。
一是注意将山海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优势。丰富的山海资源为福清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和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这一优势,我们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实现全市经济腾飞的坚强一翼,把发展重心放在“四大产业”(蓝色产业、绿色产业、畜牧业和乡镇企业)上,围绕“增产增效增收,瞄准宽裕型小康”目标,以粮食生产为重点,以乡镇企业打头阵,以推进农业商品化、产业化为支点,不断抓规模、抓产业链、抓农副产品深加工,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朝着建设现代化农业方向迈进。1997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 48.01 亿元,粮豆总产达 37.96 万吨,农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全省第一,农副产品在福州市场占有量达 60%以上。特别在发展高优农业、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上,取得很大突破,建成了瘦肉型猪、禽蛋、蔬菜、名优水果、花卉盆景、贝藻类、鳗鱼、甲鱼、对虾、网箱养鱼等十大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锻造了水果蔬菜、花卉苗木、粮油食品、生猪禽蛋、鳗鱼、贝藻等五条产业链。在水产业方面,为主依托广厚的海洋生物资源、辽阔的海域和浅海滩涂,围绕建设“海上福清”总目标,一方面巩固淡水、浅海、滩涂养殖,另一方面不断拓展深水养殖、珍稀水产养殖和远洋捕捞,全市现有水产业大户600多户。1997年水产品总量达17.31万吨,且呈较大幅度的年递增趋势。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十分注意抓规模、抓基地建设、抓产业链首尾衔,逐步建成了一批相当规模的“种、养、加”基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1997年全市肉类总量达 7.65 万吨,蛋品总量达 4.64 万吨。农业综合开发的蓬勃兴起,推动了一大批农业加工项目的相继建成。目前全市拥有 24 个乡镇工业小区,累计发展乡镇企业 2.66 万家,总投资达 77.9 亿元,进入福建省乡镇企业十强县(市)前列。
二是注意将“侨多、近台”优势转化为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
福清是福建省著名侨乡,旅外华侨众多,且财力雄厚,爱乡恋祖。引导好这支力量,融入福清经济建设大潮,化为开放型经济的强大动力,是福清历届决策者不懈追求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成功地实践了“以侨引台、以侨促台、侨台港外联合开发”的开放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福清先后上了 2 个国家级开发区(融侨开发区和元洪投资区)、4 个省级工业村(洪宽工业村、元载工业村、福耀工业村、友精工业村)和一批乡镇企业工业小区,初步形成了以福厦、福北、大真公路沿线为走廊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至 1997 年底,全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97 家,实际利用外资 14,85 亿美元,已投产试产的三资企业,1997 年实现工业产值 130 亿元,创汇 8.5 亿美元。初步形成了纺织、电子、玻璃、汽配、铝制品、食品、制鞋、塑胶等行业为骨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侨办特色迅速崛起的融侨开发区,区内现有三资企业263家,总投资15.30亿美元,主要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32个国家级开发区前10名,成为福清市乃至福建省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窗口;元洪投资区依托开发商实力雄厚,海外招商网络健全优势,在实践外商成片开发模式方面取得突破,首期开发 10平方公里已初具规模。1997 年,我们又把江阴半岛开发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新增长点来培育,在'97 福州国际招商月中隆重登场,一举签订火电厂、钢铁厂配套的 3 万吨级码头、吹沙造地等 4 个大型项目,协议外资达 43亿美元。开放型经济素质明显提高,一批骨干企业迅速壮大,成为同行业“台柱”。全市现有 7 家企业登上全国 500 强企业龙虎榜,有 20 家企业产值超亿元,其中冠旺化纤、冠捷电子、南方铝业等 3 家企业为目前全国同行业最大三资企业。全市涌现出冠峰妃娅娜化妆品、福耀汽车安全玻璃、天香花生油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产品。融台经贸交往空间不断拓展,南青屿台轮停泊点已经启动,台商举资来融投资形成热潮,台资企业已成为开放型经济一个“顶梁柱”。台资企业占全市三资企业 26%,被外界誉为福建“台湾村”的洪宽工业村已批准台资(含合资)企业 70 家,总投资 2.67亿美元,成为福建省利用台资的示范“窗口”。

三、致力完善城市功能,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创造配套高效的投资环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
正如“筑好巢,引风来”的寓意一样,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条件,几年来我们立足“夯实基础创一流”,把完善基础设施为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中之重来全力加强,先后组织开展“基础建设年”“环境建设年”活动,以超前意识,大胆举资,发挥侨乡优势,多渠道筹集资金近 20 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基础设施从制约型转变适应或适度超前型。公路建设快速推进,全市人均道路面积达7.2平方米,公路密度居全国前列;累计新建、改建上等级公路585公里,其中高等级路面 150 多公里;港口建设迈出新步伐,3 千吨融侨集装箱码头、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3 万吨级元洪码头、南青屿台轮停泊点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江阴 3 万吨级码头前期筹备工作已完成,福清“大口岸”格局正在形成;电力事业发展迅猛,新建 6 座 110KVA 变电站,扩建 1 座 220KVA 变电站,全市年用电量达 7.2 亿度;电讯事业日趋发达,全市程控电话装机容量达12.3 万门,实现 100%中心村通电话,电话综合普及率达 8.5%,电信建设居全省领先地位,进入全国邮电业务收人百强县(市)第 17 位;水利建设突飞猛进,先后组织实施两大水利工程建设,其中投资 3600 万元的一都溪引水工程已全线贯通投入使用,投资 8.2 亿元的闽江调水工程已完成第一期工程的 80%,全市日供水能力达 19.54 万吨,居全省前列,被评为全国发展水利经济先进县(市)。

四、不断解放思想,着力营造创业核心,善聚内力,巧引外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
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凝聚方方面面力量,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魄力去攻克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正是自始至终紧紧地把握这条准则,用“解放思想”这把金钥匙,去开启每次机遇,去化解每一次障碍,才推动了工作的开展。强调只要符合国家政策,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看准了,就要大胆去探索,去实践。要善于抓住机遇,用好用活政策,要把政策当作一个最活跃生产力,加强调研,把时间机遇、空间优势和政策环境结合起来,创意制胜。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针对区域开发配套滞后,政府又无力投入状况,采取让利兴业、放水养鱼的办法,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侨商、外商投资补充规定》和“五带七自”(即在符合国家政策情况下,采取带资金、带技术、带设备、带原料、带市场和项目自定、设计自选、厂址自择、基建自招、伙伴自找、员工自聘、管理自主)等灵活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使福清在基础条件较薄弱的情况下,外向型经济仍得到较快发展。
为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面建设力量,我们还不断开阔思路,丰富海内外乡亲大团结的内涵,着力营造创业核心,围绕“玉融是我家,振兴靠大家”这一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大做好海内外两篇文章。“善聚内力”,就是把各套班子的力量组织起来,通过他们把方方面面的积级性调动起来,特别是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使之形成齐心协力、团结协作的谋大业、办大事的局面。“巧引外力”,就是(1)争取海外境外乡亲和朋友的支持(2)坚持宣传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级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一方面大力宣传福清,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增进乡情乡谊,促进沟通;另一方面努力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注意巩固与老华侨联系,重视做好二、三代华侨、华裔的联络和交往工作。注意发挥侨领和港澳政协委员作用,勉励他们为家乡招商引资多作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工作,为福清走向世界、世界了解福清多倾精力。下大力气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积极开展优质服务,公开办事程序,建立强化外资投资企业“五个中心”服务功能,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的困难与问题;建立健全规范、高效的涉外体制,完善一幢楼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的涉外审批和办事机制;坚持“开放、开明、优惠、灵活、守信”的方针,牢固树立“你赚钱、我发展”的开明观念,用足用活国家、省市赋予福清的优惠政策;切实加强外商集中投资区域的治安防范,从速查处扰乱外资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真正使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各级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断得到改进,他们既是指挥家,又是实干家,发挥孺子牛、拓荒牛精神,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有了成绩不自满,面对困难不退缩,踏踏实实,一步个脚印地把事业推向前进。广大旅外乡亲为报效桑梓,也不遗余力,费尽心机。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福清市旅外乡亲在家乡捐资助学、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的总金额达 12 亿元。在兴办外向型经济方面,他们更是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以海外侨胞为主的一批侨领奔波四海,招商引资,为福清培育起强大的外向型工业体系。目前,在全市已批的三资企业中,由侨资独办或含侨资的约占八成左右,侨资成为带动福清走向世界的强大动力。
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经初露,福清市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全面推进新一轮创业。我们将进一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开发闽东南和福州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紧紧团结广大海内海外的玉融儿女,以综合改革为导向,以扩大开放为动力,以兴办外向型工业为重点,以发展港口经济为方向,推动福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体措施是:继续锻造”两翼(农业和外经),壮大“三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开发“三港”(元洪港、万安港、江阴港),构筑三条经济走廊(福厦、福北、大真公路沿线),实施“四大战略”(科教兴市、以港兴市、质量兴市、产业强市战略),加快“五大区域”(城市中心规划区、南部江阴半岛、西部旅游区、东部龙高半岛和海上福清)开放开发。力争通过三至五年努力,把福清侨乡建成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和闽东南地区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本文作者为中共福清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

辛亥革命中的融侨

余贤龙

一、 华侨与辛亥革命

1911 年(农历辛亥年),中国爆发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的多次武装起义,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斗争,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废除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
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首先是从华侨社会开始的。华侨在发展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宣传、参加武装起义、捐筹革命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孙中山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卓越贡献,做了形象而客观的评价“华侨乃革命之母”。
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突出表现同他们在国内外的辛酸遭遇和固有的爱国热情有密切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经济频临崩溃,人民群众谋生困难,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残酷。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的穷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不得不离乡别井,或充当“契约华工”,或通过其它途径到海外去找出路。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前,沿海各地出国谋生的更多。这时,华侨已经遍布五大洲,总数约 600 万人,其中东南亚 480 万人,占华侨总数的 80%清政府却长期把华侨看成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严禁出国。凡官员兵民“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均被以“通贼论处”。以致华侨不仅在海外、在侨居国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清政府的保护,带着千辛万苦的积蓄回国时,也常常受到敲诈勒索。1903 年,闽浙总督许应欂在奏折中指出:华侨回国往往受到官吏、市侩的欺凌,而官府却不能给予保护。清王朝也承认:“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藉端苛索,或诈重贿,或勒索捐资。不得已具情控诉,官不为理。甚至挟资归来不数月而倾家荡产者。”(《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因而广大华侨对清政府的华侨政策和腐败统治极为不满。孙中山到海外打起“驱逐鞑虏”旗号,鼓吹推翻清王朝,自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热烈响应。

二、 融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世界各地近 300 万华侨华人中,祖籍福建、广东的占95%。其中,祖籍福清的不上 10 万人,且聚居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和日本等国。在辛亥革命中,融籍华侨与其它各地籍的侨胞一样,踊跃参加革命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热心捐筹革命经费,做出很大贡献。

三、 踊跃参加革命组织

1905 年 8 月,为了更好地领导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总会设在东京。同盟会发行《民报》,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嗣后,孙中山委派并亲自带领革命党人,分别到西贡、安南及南洋各地,鼓吹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成立同盟分会、支部。据当时统计,加入同盟会的华侨有 500 人。福清乡侨参加同盟会的究竟有多少,无从查考,但成为同盟会基层组织的中坚、骨干的却不乏其人
在日本,19 世纪末到日本长崎谋生的薛港乡侨薛水龙,从现有资料看,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福清人。孙中山每次到日本、去长崎,他都给予热情的接待,积极的支持。1909 年东渡日本侨居仙台的东瀚乡侨林孝楼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接触后,受到教育影响,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才能救国兴邦,才能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强烈的革命愿望的驱使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仙台联络员。在他联络鼓动下,仙台一带参加同盟会的华侨逐步增多,不久便成立了同盟会仙台支部,林孝楼被委任支部负责人。
在荷属印度尼西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同盟会建立之前,就传播开了。但由于荷兰殖民政府的禁令、华侨社会中保皇势力的影响、以及孙中山被限制入境等原因,直到 1908 年汪精卫到达巴城(今之雅加达)后,各埠才先后建立了同盟会支部。1908 年刚从福清里美村飘洋过海来到印尼泗水市的乡侨俞兆复,在国内对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王朝就十分不满。到印尼后,看到侨胞受到欺凌,诉告无门的遭遇,听了同盟会的宣传,更使他认识到,不推翻对内残暴无能,对外奴颜婢膝的清王朝,就无以振兴中华,改变海外侨胞的处境。遂毅然加入同盟会,并用亲身的经历、目睹的事实向同侨揭露清王朝的腐朽反动,并带头剪丢辫子,鼓动侨胞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经过他与其他爱国侨领的奔走呼号,同盟会在泗水发展了不少会员,扩大了影响。

四、 捐筹革命经费

捐资筹款是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同盟会所发动的历次起义,都是由华侨捐助军饷的。辛亥那一年,仅南洋华侨捐款就达五六百万元。在捐资筹款中,融侨的表现十分突出。
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旅日乡侨林孝楼献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笔现款,资助滞留在日本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增强起义的领导力量。为了更好地发动华侨筹款损资,他在仙台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通过同志会筹捐了一笔巨款寄回祖国,充为军饷。在筹款募捐中林孝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侨胞中威望日高,被推选为仙台同志会的委员长。
旅居印尼望加锡的镜洋洋尾村乡侨王月俊,也热心为革命军筹款捐资。王是望加锡德高望重的侨领,通过同乡会多次发动华侨捐款,功绩显著,先后荣获临时革命政府四枚金质奖章。
泗水融侨也踊跃捐款支持革命。1911 年 11 月 13 日,福建革命党人武装占领了福州城,成立了福建军政府。海外闽侨闻讯,欢欣鼓舞,踊跃捐款支持。在泗水的俞兆福,通过同盟会泗水支部发动闽侨,筹募了一大笔钱款寄给福建军政府。其中,融侨俞宏瑞一个人捐献了一万块银元。
辛亥革命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但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独裁政权,中国人民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买办的重压之下。为了卫护革命成果,反对封建复辟,孙中山于 1914 年发布讨袁宣言和通电,掀起“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并妄图恢复帝制做皇帝。袁世凯的复辟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海外华侨也愤怒声讨袁氏的窃国罪行。林孝楼等旅日乡侨把袁世凯骂为“国贼”,群起以攻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并改组同盟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发起“护国”、“护法”运动。林孝楼闻风而动,带领仙台同盟会全部会员,集体参加中华革命党,投人“护国”、“护法”斗争。孙中山深为感动,专程到仙台会见林孝楼等革命侨胞,同他们合影留念。随之,其它各侨居地的同盟会也纷纷改组重建。印尼同盟会泗水支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泗水支部,俞兆复任支部监誓,负责主持入党宣誓工作。在中华革命党泗水支部领导下,俞兆复与泗水革命乡侨一道,继续追随孙中山,护国护法,革命到底。
1920 年前后,俞兆复与安昌平、吴修德等革命党人一起离开印尼,回到厦门,加入闽南北伐队,直接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

玉融乡贤在印尼创业

和发展经济概况

曹于恩

唐末宋初,就有福建商人为了收购土特产和推销货物留在印尼“住冬”(又称“住番”),等候来年季风返航。随着中国与印尼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华侨把先进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传到印尼。1602 年荷兰在爪哇建立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之前,西爪哇就有华侨开辟的胡椒园和水稻田。如今西爪哇文登农民仍在使用 300 年前华侨蔡焕玉传入的中国犁。华侨还将养蚕织绸的方法,传授给印尼人民。17 世纪华侨引入蔗种,创立了中国式的榨糖坊。1681 年由福建传入茶种,此后印尼才有茶园。华侨在棉兰大面积种植烟草,并推动当地居民种植橡胶,使印尼橡胶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由于中国矿工的到来,使邦加和勿里洞成为世界最大的锡矿之一。
第一批融侨南来印度尼西亚,到现在已有 150 年的历史。融侨初来时,人地生疏,大家相依为命,租茅屋,替人打工,吃粗饭淡菜过活。后积有小本,开始贩卖糕饼,每天早出晚归,沿街挨户叫卖,生活上省吃俭用。随后进一步售卖糖茶咖啡。再后发展到雇印尼人挑担子贩卖布赂杂货等有的发放贷款收息,少数人从商开店,经营布赂洋杂、土产等。
清末民初,南来的融侨日渐增多,凡是同乡南来爪哇,有亲友的就由亲友收容,为其安排职业,或做小本生意,无亲无故的就由某一位“头家”收容,以干会方式集资数十元至一两百元,引导他们独立闯天下。这一阶段融侨同乡充分发扬团结互助,刻苦耐劳,勤俭过日的精神,并和印尼住民友好相处,建立深厚的友谊,为以后融侨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20年代~30 年代,融侨在商界和华侨社会中渐露头角的有俞宏瑞、曹敦梅、戴祥慈、俞昌檀等,这几位融侨名人,对华侨社会、对家乡文教福利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就。
俞宏瑞,海口里美村人,光绪八年(1882 年)14 岁,由其继叔何学云,带往爪哇岛谋生,初营小摊贩,仅能糊口后得到亲友资助,改营小本生意,并从巨商林登科的振大栈批购布匹转售,渐致小康。再后得到林登科的赏识顾为店员,成为登科的有力助手。不久,登科忽罹急症死亡,其妻述招宏瑞入赘。宏瑞掌有巨额财产,一跃而成为百万富翁。宏瑞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有非凡的经商本领,接办振大栈后,除开办泗水批发栈外,又在万隆三宝垄等埠增设分栈,业务蒸蒸日上。1918 年,由“协泉丰”筹款 5000 元,委托俞宏瑞在福清开设“捷远”汇兑局,代汇款 1 万元往泗水。那时福清经营国际汇兑的局所,都是从国外汇回福清的,而从福清倒汇到荷印殆未曾有。万元汇款在当时实为不可多得,宏瑞经办此汇,讶为仅见。
俞昌茂,融城西园人,1916 年赴泗水开设“远和”公司,旗开得胜,引起协泉丰股友重视。为扩展“远和”公司业务,其弟俞昌檀于 1918 年受诸股友推举轮渡泗水埠,时年 26 岁。昌檀刻苦经营,采购、运输、入仓、发售等一应杂务,事事亲躬。他还善于窥测市情,长于随机应变,别具慧眼。如一个时期,国际上橡胶价格惨跌,胶园废驰,割胶用的无座盛杯成为废品,堆积如山。昌檀以贱价全数收购,加工改制为家用的盛水碗和口杯、酒杯等,投放市场,获利数倍。再如,他经营土特产,有一年曾在任抹一带产区以贷放种子、肥料方式全数预购这一产区的黄豆,收获后投放市场,待价而沽,获利颇多。由于他精明强干,又很勤俭,仅 10 年时间“远和”公司便迅速发展,其分支机构遍及荷印的泗水布罗洛可、多隆亚郡、茉莉芬等埠,业务与积累超过老富侨俞建鋆的“远茂”等货栈。从 30 年代~40 年代,“远和”业务更日臻扩展,除经营布业及土特产外,又兼营房地产、橡胶、烟厂、糖厂、织布厂等。这时,他的财富进而超过千万富翁俞宏瑞,一跃而成为当时福清首屈一指的富侨。
30 年代南来的融侨,多数是年青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居多,年青人对融侨在印尼创业和发展经济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那时西爪哇万隆的年青融侨发展经济,就开始转移到纺织工业方面,他们合资创办纺织厂,可以说万隆融侨是创办纺织业的鼻祖。
1942 年日军南侵,爪哇岛沦陷,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十分萧条,大家都抱着观望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期,融侨的经济发展处在停顿状态。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两天后印尼宣布独立,整个形势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忍辱含恨的华侨重见天日,摆脱了心惊胆战的痛苦日子。那个时期,爪哇岛被分为荷兰占领区和印尼共和国独立区,互相对抗。荷兰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企图以此来扼杀印尼的独立斗争,这时,融侨年青一辈,在各地区都得到印尼独立军政的支持和协助,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千方百计突破荷军的封锁线,暗中进行贸易,为印尼提供短缺的各种物资。陆路,东爪哇以章邦为基地,中爪哇以沙拉笛加、普若那里为中心,用火车及其它运输工具,装运土产,从芝千北、加拉横等地运入雅城;海路,以直葛为基地,用帆船装运椰干、白糖等土产,突破荷军的海上封锁线,运往星州,换回印尼所需的各种物资和军需品。融侨冒险的贸易,不但冲破了荷军的经济封锁,而且对印尼独立斗争也作出了贡献。通过合作,和印尼军政方面建立了关系,奠下友好的基础,为融侨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为了对付荷军的经济封锁,印尼政府采取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融侨配合默契,积极办工厂,发展生产。如办烧糖油厂、肥皂厂、茶厂、纸厂、花生油厂、丁香烟厂、纺织厂、花裙厂、家俬厂、化妆品厂、薯粉厂、米粉厂、酱油厂、纱线厂等各类的工厂,改变了融侨经济结构,为以后融侨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9 年印荷圆桌会议后,印尼的独立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雅加达成为印尼政治经济中心。融侨在发展经济方面更加活跃。雅加达的小南门(过去号称华尔街)、泗水的巴杀磅、三宝垄的堪哇当、梭罗的顺白勒丹等几个主要市场的纱布赂交易,都掌握在融侨商人的手中,连整个印尼的纱布供销也是在融侨同乡控制之下。至于铁赂和五金方面,在泗水的加里马地和雅城的加达街这两大市场的供销商,也多是融侨商人。
50 年代,融侨已经开始向金融进军。第一家印尼私营商业银行是由施得顺和郑伯森(郑年锦之叔)发起组织的,第二家即中央亚细亚银行是由林绍良会同几位好友合资创办的。到了 90 年代,由融侨创办的私营银行有十多家,规模大中小都有。由林绍良为首经营的印尼中央亚细亚银行,成为印尼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拥有 150 间分行,分布印尼全国各地,资金总额达印尼币 26000 亿盾以上,林绍良个人拥有该行最大股份,中央亚细亚银行属下的保险部,扩大为独立的中央亚细亚保险公司。他又设立鸿图银行中央金融财务公司、第一太平金融公司、第一太平投资公司。还收购旧金山的海伯尼亚银行了。其金融网,遍布整个亚太地区。
许珍华创立的大望集团,也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同时有股票上市。盐仓集团蔡道行的金融机构是印尼哈利银行,总行设在泗水,属下有 15 家企业。黄俊发,1969 年他与几位亲友合作开设雅加达私营民族银行—金宝银行,并任副董事长;1980 年他同美国国际集团保险企业合作,在印尼雅加达开设印尼美国国际保险公司,黄俊发任董事。王良英是雅加达友联银行董事长、海神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印尼哈拉班集团主席陈子兴属下有 3 家银行 ; 恒荣银行(BANKHARAPANSENTOSA)、古那银行(CUNABANK)和山革银行(SAKEBANK)。在他的精心运筹下金融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阔,现在印尼全国各大中城市有250 多间分行机构,从事储蓄、财务、信贷、投资、保险等业务。1992 年6 月,恒荣和美国政府达成一项银行装置的技术服务协议,加速恒荣国际化进程。1993 年 7 月,恒荣又和美国运通信用卡(AMERICANFXPREXL)签订合约,代理在印尼发行地运通信用卡金卡业务。并在美国开设银行。哈拉班集团已成为印尼金融业的重要支柱。
50 年代融侨的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各行业中都有融侨事业的“据点”。60 年代融侨有远见的人土林绍良、郑年锦、林文华、林学善等。开始面向工业,在经营商业的同时,把大部分资金逐步转移去办工厂,为 70 年代后投资办厂打下坚实的基础。
1965 年“九·三 O”事件发生后,苏哈托总统执政,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开放改革政策。对外以优惠条件吸收外资,合资引进技术设备,开发资源,对内大力鼓励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印尼经济。融侨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本身已有的工商业基础以及丰富正确和有效的业务管理方法,并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银行的信任,同时与印尼原住民中有地位有名望的社会人士,进行多种多样的合作,大力发展印尼经济。
70 年代中期起,融侨纷纷投资办厂,并与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家同乡同业联系,积极引进华资、外资,发展到直接与外资合作经营。因此有一部分融侨商业资本,此时能够转化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一些 60 年代在印尼排华中逃离的融侨,也以外资形式到印尼投资办企业。一些家族企业逐步扩大投资范围,突破了原有行业和国界,形成一批垄断某一个行业或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国际性财团。在印尼经济建设中,融侨有一部分人不但成为印尼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同时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家。纺织业是融侨传统的行业,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的更新,70 年代以后,纺织企业家中的郑年锦、姚春桂、许珍华、王良英、黄秀焰、黄季钦等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促使印尼纺织业步入自动化生产。郑年锦与日资合营的沙拉笛卡纺织厂,占地 80 公顷,下有 6 座纺织印染分厂,拥有23 万纱锭和 4750 台织布机。后他又与日商合作,投资 4000 万美元,在雅加达郊区兴办自动化晴纶丝厂,从美国进口石油渣,用电脑控制,经过 36道工序,可纺出晴纶丝。郑年锦在印尼雅加达商界极负盛名,有棉纱纺织业巨头之美称。
姚春桂在印尼投资创办纤维制造厂及纺织厂,1976 年他引进西德技术,进口塑料米加工晴纶丝,其工厂规模仅次于郑年锦的晴纶丝厂,其庞大的事业,使信誉远驰亚细亚各地。
大望集团董事主席许珍华,1929 年 16 岁随叔公到印尼,先学卖布。22岁起涉足纺织业,历尽艰辛,勤学苦练,积累了不少经商技巧和纺织经验。1973 年他创办女装织品厂,这是大望集团前身的起始企业。1988 年他创办专门制造纺织原料绦纶纱的工厂,是一家大型综合纺织厂,从而创立了大望集团。鉴于印尼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日渐扩大,大望集团努力扩充纺织品和绦纶纱的生产设施,加强印尼纺织业的力量。大望集团有了生产绦纶的工厂后,很快发展成为印尼数一数二的纺织公司。它生产的绦纶纱,不仅能满足本厂生产纺织品的需要,而且还大量供应其他纺织厂,为印尼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从此大望集团在工商界声誉日隆。90 年代公司的纺织原料产品种类包括绦纶片和各种绦纶长丝,织成品有各种乔其绉纱、罗缎、提花罗缎和提花布等。许珍华成为印尼纺织业巨子,拥有 3 家化纺织厂,两家纱厂和一家生产化纺原料厂。
王诺集团主席王良英,50 年代在三宝垄与友人合营 N.V.BRANTASENA”织布厂,并创办“DASASILA”织布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梭罗市合股创办“N.V.SANGIDOE”织布厂,出任董事长。60 年代,他迁居印尼首都雅加达,先后合资创办“DAYAMU 一 LIA”织布厂、“DANAAGUNG”织布厂。70 年代,在万隆与香港两家纺织厂联营创办“DASATEX”纺纱厂及“DAYASAMA”纺纱厂,出任董事长。1973 年印尼工业部长亲自授予国家工业奖状。1978年他作为印尼全国企业家代表,在印尼总统府独立宫受副总统 ADAMMALIK亲切接待与宴请。1975 年,他参加发起成立印尼全国纺纱厂公会,任中央理事兼第一财政。王诺集团已拥有达沙玛和达沙德纺纱厂、达雅利亚贸易有限公司、达娜康置业有限公司、达基发展有限公司、巴林都合板厂有限公司、桑尼达置业有限公司、巴林玛有限公司、达新棉业公司等 10 家公司。王良英现任印尼全国纺纱厂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全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
富士纺织工业公司董事长黄季钦,现在印尼万隆经营纺织厂、印染厂、制衣厂、化纤厂、鞋厂等。纺织厂有 2000 多台织机,其中 1000 台为喷水织机。化纤厂占地二十多公顷,第一期于 1993 年底投产,日产原料 25 吨,到第三期生产,日产量可达 75 吨。黄季焰于 50 年代初在海外经营土产和服装生意,1965 年起创办纺织厂,1978 年增设印染厂。由于他经营有道,商誉日高,事业兴盛,宏图大展。
林子金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不断开辟新的经商门路。抗日战争时期,他收买荷兰军队的旧车和旧家具,经翻修后出售,并经营零售百货布匹。1947 年他迁居万隆,开始经营布匹批发业。翌年去雅加达、三宝垄、井里汶等地与人合资创办公平贸易有限公司,仍以经营布匹为主。1949 年起开始经营鞋业。1960 年,他在香港创办力达皮鞋厂。70 年代又在香港开办开源贸易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在世界各国设有十多个附属机构。70 年代中期,他返回印尼,在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地开办十多个渔业冷冻厂,并创建装备现代化的捕捞船队,主要收购虾类,用自备的冷冻船运往日本、印度、美国、欧洲各地销售,仅此一项,年赚外汇 1.6 亿多美元。他在印尼还开设鞋厂,专制意大利名牌球鞋,日产 14 万双。后又在日本北海道建一座冷库;在香港建有可贮存 3 万吨水果的 3 座冷库;在新加坡创建复发中汇私人有限公司;在美、日、台湾等地设立贸易分支机构,经营冻虾业;还与泰国、澳大利亚一些公司签定合同,成为它们的远东代理商。林子金投资经营的范围广泛,不仅拥有装备现代化的捕捞船队,十多家渔业冷冻厂,多家制鞋厂,还经营进出口海产、水果、食品、鞋类、杂货等,业务遍及印尼香港、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美国、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现任香港开源贸易公司、开源冷产货仓有限公司、联合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隆朝是印度尼西亚著名企业家,他掌管的企业包括纺织与针织厂、塑胶编织厂、B.O.P.P 工厂、水泥、牛皮纸袋、塑料化工用袋厂等。1942年日军侵犯印尼,他在三宝垄叔父的布店里协助经营布匹批发生意。1955年,他与叔父合资开设一家小规模的针织厂,编织圆领背心,经济实力逐步增强。70 年代末,三宝垄市政府制定市区扩建计划,他购入的一大片地皮,获利不少。80 年代初期,他所经营的三宝垄经济发展银行资金周转不灵,蒙受严重经济损失,但他毫不气馁,迅速在三宝垄创立宝利塑料厂,以后又发展成东南亚最大的塑料袋有限公司,生产塑料袋、化工用袋、养虾饲料袋、米糖袋等,产品销售印尼、日本、中东、澳州等地。90 年代他又投资兴建塑料玻璃纸厂,包装纸厂以及录音带厂,产品 50%出口。在香港他还有亚华贸易有限公司,代理从中国输入机械、化工产品等业务。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1943 年担任侨团理事总务,1950 年担任三宝垄布商公会主席、新友社副主席、三宝垄玉融公会主席、三宝垄中华侨团总会主席。1957 年起,他担任新友中小学董事长、垄华中小学董事长、华英中小学董事部秘书长、中华医院董事。现任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印尼三宝垄区副主席、新加坡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主席。
陈德发、陈子兴父子由经营小型机动车装配开始,发展经济。60 年代初,他们只靠手工装配销售自行车,陈德发的金匙集团,每年装配销售日本川崎摩托7万辆,意大利三轮摩托2万辆,他还与日资合办印尼最大的模具厂,并引进英国技木生产平板玻璃。其事业遍布印尼、香港及福建等地。经营项目有工厂、农园、畜牧业等。他在印尼本岛,购得一块面积 635 公顷小岛(bojonegara),耗资亿元,兴建一座化学原料工厂,1992 年投入生产。
陈子兴,1962 年 19 岁开始从商。1965 年以独到的眼光,选择电单车事业,同日本、意大利厂家合作,从代理商很快地发展成装配生产商,和日本山叶合作在印尼创办野马哈电单车装配厂,1966 年获得装配经销日本野马哈摩托的专利权,几乎垄断了野马哈在东南亚的市场。70 年代初成立哈拉班集团,他任该集团主席。其分厂遍布印尼各大埠,每年产销 40 万辆。1974 年他在雅加达建起全市最高最大的卡惹玛达大厦,现在他的总部就设在这幢大厦的第二十六层。成为印尼崛起较快的新兴财团之一。该集团还投资于房地产等各项企业。80 年代末,印尼经济突飞猛进。他抓住机遇,在印尼各大城市购买了几十段的地皮,并精心策划,分片分类发展。进人90 年代,地产业蓬勃发展。他和友人合作,在雅加达城西,离市区仅 10 分钟的路程,兴建购物中心、酒店、高楼公寓、酒楼、夜总会等,占地 7 万平方米;投资约 3 亿美元,在雅加达城北靠近安科著名的批发中心,建成一座兼容酒店、办公大楼和综合商业的大厦,占地 10 万平方米,哈拉班集团在此项目中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在雅加达城西,距市区及机场不远的胜地,和合作伙伴一起建设五星级酒店、高级豪华公寓、购物中心、综合商店和高级别墅式洋楼住宅群,占地 200 万平方米;在日惹兴建一个四星级日惹酒店,内设 500 个豪华舒适的房间,占地 6 万平方米,1996 年竣工投入营业;在接近BUMISERPONG1公里处,被发展成一个新的卫星城,占地3000万平方米,修建有 36 洞的高尔夫球场,度假酒店,酒业城,大型娱乐中心,高尚住宅区等。
融侨还投资冶炼和电器装配行业。郑年锦于 1978 年与日本红瓦财团共同投资 4000 万美元,兴建钢铁厂,采用日本电脑技术,以废钢铁为原料,自动控制炼钢。
金锋集团童事长林学善,50 年代初创立爪哇铝锅厂,奠下他创业的里程碑。从 60 年代~80 年代,他又先后创办了印大铝片厂、塑料五金厂、PVC管厂、家用电器厂、不锈钢炊具厂、不粘锅厂、搪瓷厂等二十多家工厂,同时在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地开设公司或办事机构,逐渐形成金锋集团。90 年代初期,吸收先进的外国技术,在印尼创办合资公司,其工厂扩展到三十多家,产品数千种。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市场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铝厂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而家庭用品种类数目也无与伦比姚春桂,70 年代起投资设厂装配家用电器,在印尼 12 个城市设有分厂,厂房总面积达 20 公顷。总代理日本示声牌电器,成为印尼最大电器入口商。
印尼太平洋万国钢铁厂集团董事长薛天顺,白手起家,先在泗水奠下事业基础,然后趁着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进军雅城,创下钢铁王朝。太平洋万国钢铁厂集团,生产项目极多,与莆田人陈水云合作设厂,专门制造生产自行车零件,与台湾厂商“清豪”集团合作,生产欧美各国自行车零件,供销欧美各国市场。其业务遍布印尼全国各地,以泗水与雅城的规模最大,在钢铁界拥有崇高的信誉与地位,在钢铁界有了稳定的基础上,他亦向房地产方面发展。
在土产加工行业中,有印尼烟草大王蔡云辉及其儿子蔡道行、蔡道平经营的古当茄朗(即盐仓牌)丁香烟,丁香烟成为当地人民最喜爱的中档名牌香烟。由蔡云辉创设的古当茄朗烟草公司,与“惹隆”和“朋杜”两家烟草公司,并列为印尼三大烟草公司。1926 年,蔡云辉才 13 岁,就到三宝垄的叔父蔡国强经营的制烟作坊去做工。不久,他自己也开了一间家庭卷烟小作坊,生产“辣椒牌”丁香烟。1949 年,印尼从荷兰殖民统治中挣脱出来,宣布独立,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蔡云辉便与叔父合作经营“九三牌”丁香烟厂。1958 年,他租用东爪哇谏义里埠即原为盐仓的房子作制烟厂,并以“盐仓”为牌,生产“盐仓”丁香烟,于同年 6 月 6 日开业。“盐仓”开业的头 4 个月只生产手卷玉蜀黍皮丁香烟,接着另设车间生产手卷纸烟,第一年共生产两种丁香烟 5100 万支。随后丁香烟生产不断向现代化机械进程迈进。1980 年生产过程全部自动化,年产量达 250 多亿支,相当全印尼香烟产量的 2/3。1989 年达 410 亿支,员工 48000 人。厂区总面积 302公顷,有 9 个单位厂群。还投资 5000 万美元,于 1989 年 3 月建成占地 21公顷的“苏利亚西萨”烟纸厂,年产烟纸 6000 吨。生产的烟纸不但自给,还有 50%的产量投放国内外市场。该厂还兼生产复写纸和幼庄印刷纸。同时在马都拉岛开垦烟草种植园,在外南梦拥有丁香种植园。由此,丁香烟迅速占领印尼本土市场,“盐仓”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5%,并向国际市场拓展,从新加坡、港澳和马来西亚扩展到加拿大、日本、英国、夏威夷、沙特阿拉伯、瑞士等国。实现年产值 13 万亿印尼盾,年盈利 8000 万美元。丁香烟生产所提供的税收占印尼国家财政收入 3%,“盐仓”上缴的税收占全国烟税的 40%。90 年代初,又投资开设第二卷烟纸厂,收购新型的印刷厂、药厂。盐仓厂群内有 4 辆救火车的消防队和 730 辆货车的运输队,还配备了3 架直升飞机,这在印尼大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在泗水建设“哈林银行”,并涉足旅游业,建国际大旅馆;在谏义里开办娱乐场等。
如今,蔡云辉生前所缔造的这个璀灿的世界丁香烟王国,由其遗孀陈淑贞携其儿女共同承继。大儿子蔡道行,1985 年 9 月出任董事总经理,主持盐仓集团后,经营有方,业务大有进展。目前属下集团在印尼拥有制烟厂、造纸厂印刷油墨厂、银行、酒店等十多家公司。二儿子蔡道平、三儿子蔡道安均担任副总裁,四儿子蔡道升任生产部经理,女儿蔡吉花、蔡吉莲,均进董事会任董事。
乡贤在印尼创业和经济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百业大王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和林氏集团。1952 年,林绍良将经营业务迁往印尼首都雅加达之后,业务逐渐扩展成多元化进而国际化。初期创设的自行车轮胎厂、铁钉厂、纺织厂、制衣厂、汽车装配厂等数百十家,原由林绍喜、林绍根、林绍良三兄弟分别经营。由于业务繁多,兼顾难周,为便利管理,于 1964 年组织三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将三兄弟所掌握的所有业务,合并统一管理。三林集团就是以“三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基础而建立来的,大部分投资于印尼,其属下公司超百家。
后林绍良又将营业范围扩大成国际性,与乡亲林文镜及星马台湾财团等合作创建水泥厂、面粉厂等大型工厂,藉以吸收外资入印尼。又在新加坡、香港及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处开设或收购银行、酒店、建筑、地产、百货、投资等业务。
林氏集团主要由林绍良家族与林文镜家族组成,股份相同,统辖华仁谊集团和香港第一太平集团,在印尼、香港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美国、荷兰等地约控制 30 家上市公司。1988 年在印尼国内拥有几十种行业的公司 192 家,包括投资业及一般商业 56 家、金融业 11 家、建造及房地产业25 家、汽车装配业 14 家、金属业 9 家、食品业 24 家、纺织业 7 家、化学工业 12 家、木料业 5 家、水泥业 5 家、造纸业 4 家、药材业 2 家、养畜业 1 家、运输业 3 家、电器业 1 家、玻璃业 1 家、塑料业 1 家、采矿业3 家、勘探业 1 家其他方面则有 7 家。因此在印尼,林绍良有五个大王的称号,即丁香大王、面粉大王、水泥大王、商业大王和金融大王。当今,林绍良已功成名就,实现他所梦寐以求的百业王国,人们公认他是东南亚现代史上杰出的百业大王。
与林绍良携手合作的印尼民族企业家、林氏集团董事总经理、华仁谊根扎那集团第二董事长林文镜,于 60 年代中期成立了华仁谊有限公司。正是这家公司,成为他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后来,他与林绍良携手合作,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迅速向各行各业拓展。60 年代后期,以华仁谊公司为基础,发展成了实力雄厚的林氏集团。
林氏集团在印尼建有许多工业企业,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印尼保佳沙里面粉厂,居印尼首家,年生产面粉 160 万吨,整个印尼的面粉生产与供应由该厂担负,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现任面粉厂经理是林文镜胞弟林云辉。由面粉厂衍生出许多面食加工企业,其中以快熟面规模最为庞大,年产值 4 亿美元,它不仅满足印尼国内需求,而且还源源输出国外。二是印尼水泥厂,1990 年年产量达 1000 万吨,占印尼水泥总量的一半以上,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大的水泥厂之一。水泥厂总经理为林文镜本人。
林文镜与林绍良携手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与林氏集团的关系企业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界朋友,不断推动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及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增进与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在增强林氏集团实力的同时,也为不断壮大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实力与影响力作出贡献。

喜见侨乡新景象

——重点侨乡梧瑞初访录

林尉民 李圣穆

梧瑞位于福清市渔溪镇西部十多里处,现属联华村委会。西靠黄檗山、佛座山。后有大麦洋小盆地,前有朱里洋小平原,迳江上游贯穿其中。山青水秀,景色宜人。梧瑞为著名侨乡,华侨多聚居印尼万隆。故万隆有“小梧瑞”之称。
梧瑞华侨有几个特点:
1.在渔溪出国最早;
2.以户数计,出国人数占百分比最高;
3.最早开发万隆,最早创办现代化纺织厂,为万隆成为东南亚纺织城市的先声；
4.办公益事业最早,而且涉及各个方面；
5.在家乡办实业最早;
6.侨贤辈出,是华侨事业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保证。

一、 出国户数比例大的原因

华侨出国历史悠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天灾人祸加剧,出国人数与日俱增。梧瑞僻处山隅,出国之风,迟迟吹到。1887 年方有人出国。除普遍原因外,其特定是无地耕种。田地是黄檗寺产。有钱也买不到地。土地是农民命根子,没有田地,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浪迹天涯。

二、 渔溪地区最早出国的人

黎阳郭枝评、陈于理、郭伯履 3 人于 1887 年出国。他们家庭都很困难。郭枝评长兄当长工,次兄在福州扛轿,他与弟在家种田。陈于理、郭伯履各有兄弟 2 人,都居长。听人家说到南洋如何如何,故决心冒险。拜别父母兄弟,首先离开家乡。

他们步行到泉州,乘帆船到厦门,辗转到马来亚、爪哇。初来人地生疏,谋生不易,遇闽南人陈新居,开杂货店,得其资助10盾,每人3盾,以同宗关系,陈于理多借 1 盾,用作本钱,开始叫卖糕点,以后走乡串巷,推销零星布料,略有得利。有人眼红,作弄他们。陈于理主持公道,对那些人说:“大家都是唐山人,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流落异地,谋一口饭食。爪哇天地宽得很,每人都有一个饭碗,要互相帮助,你们如敢‘苍地’(‘作祟’的意思),敢叫你乌炭变红。”于是才能立足。

于今事过百年,最初出国的华侨后代,提起往事,仍念念不忘“陈新居”的名字。

三、 梧瑞华侨出国多而快的原因

三十年代前出国人数与户数的百分比:据估计梧瑞、朱里达百分之百,黎阳达百分之七十多,西山达百分之五十多。

1.亲帮亲,邻帮邻。出国的人回转后,就携带亲人一同前往。如郭枝评回国五次,先后带去 15 人。带人去要帮助旅费。于是出现亲友各尽力量凑款。有的兄嫂,姐妹变卖金饰相助。到达居留地后要安排食宿,筹措本钱做小生意,向批发商作担保等。几年后这批新客变成老客。他们回国照样携带新客。他们多数回国三四次。如此反复,新客与时俱增,多数一家数人,都先后出国。

2.梧瑞华侨和福清其他地方华侨一样,多数经营小本生意,肩扛布料,走乡串巷,零星叫卖,货物随进随卖,没有储备,没有积压。如果要回国,货底及客户,交割给乡亲,随时可启行。

3.初出国华侨,家乡观念重,对亲人关心。他们又多数是 20 岁左右未婚青年。几年后第一件事就是结婚,解决终身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造墓,为父母报孝。以后回来就是建屋,一次不成,分几次完成。这样回国次数多了,也吸引青年人,络绎不绝地出国。至抗战军兴,交通梗阻,才中断出国之路。

四、 艰苦创业

1.最先开发万隆:梧瑞华侨,早期分居西爪哇各地,除继续卖布料外,也有养猪种菜,摆摊设点,开设店铺,经营面逐渐扩展,财富也跟着积聚。因此招集乡亲,移居万隆至三十年代,万隆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梧瑞的华侨日益增多,这就是万隆被称为“小梧瑞”的由来。

2.最先创办现代化纺织厂:印尼地处热带,椰风蕉雨,人口众多居民虽穿单衣、沙郎,布料消费甚大。当地只有木机织布,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要依靠外来供应。质地好的来自欧洲、一般的来自印度、日本。日本货质量虽差,但价格便宜,充斥市场。

当时印尼为荷兰殖民地,未曾扶植当地工业。二十年代万隆附近有一家荷兰资本的机器织布厂,引起一些梧瑞华侨的兴趣。只因资本庞大,又缺乏经营管理技术,未敢问津。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各地也举行反日运动,抵制日货,布匹来源顿缺。日商贴出通知:“休息五分钟”,意谓中国人抵制日货,不能持久。“五分钟”之后,不能不销日货。于是激发了华侨布商的义愤,于泗水集会商讨对策。1933 年第一家梧瑞华侨织布厂,就应运而生,名为“华安织布厂”。以后发展增办“建安厂”、“永安厂”。

五十年代印尼独立后,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纺织业为民族工业重要支柱。出现了“棉纺大王”、“纺织大王”,多是福清华侨。

梧瑞华侨由小商小贩而积累分散资本,办起企业,纺织业之外,还经营其他业务。

五、 兴办公益事业一瞥

1.梧瑞华侨旅外能立足且有积蓄的时候,他们就想对祖国对家乡有所贡献。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他们大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1916 年由郭师道(履洲)倡议回乡创办新制小学。开办时借用渔溪民房,以后搬到梧瑞庙宇。1920 年兴建梧瑞小学校舍,这是全县第一座漂亮的侨建校舍。立有碑刻,捐资者 97 人。捐款六千余荷盾。1958 年在“兴祥桥”西新建教学及办公楼一座。1982 年建“怀慈楼”,又建围墙,更新楼板。共用建筑费 40 万港元,经常费 5 万元。

2.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小学发展到 12 个班级,就增设初中班,以满足梧瑞以及周围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 1983 年改为独立的梧瑞初级中学。现有 12 个班级,几年来华侨捐资 150 万元,经常费 5 万元,陆续增建“忠泮楼”“兴祥楼”、“乐育楼”、“隆华楼”作为教室、办公楼、师生宿舍、食堂,规模日臻完备。

中小学在“兴祥桥”两岸对峙,校舍巍峨,环境优美,书声琅琅,俨然是个学村。中小学多次评为先进学校,成绩优良。可以告慰华侨办学殷望。

3.修桥铺路,自古以来视为善举,华侨对此一向重视。迳江源出其境内黄檗山,因山洪暴发,冲毁梧瑞旧桥。于是梧瑞华侨集资修建,于 1919 年建成,命名为“兴祥侨”。献资者 168 人。捐款六千余荷盾。

越十年新桥又被冲毁,再次有 202 人,集资七千余荷盾。改建为钢筋水泥桥,保持至今。梧瑞至渔溪路长十余华里,经十几个村庄,其中黎阳至后郑桥一段,几年前梧瑞华侨修沙石路。1992 年华侨郭则惠偕孝佳,献资人民币 71 万元,铺设水泥路,命名“枝钟路”。行人称善。梧瑞桥路,系通往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放寺院黄檗山万福寺必经之路,有利于对外交流。

4.医疗保健事业,也为华侨所关心。1979 年,他们献资 3 万元,创建保健站,有利附近各村人民治病健身,以免小病也要到市镇就医之苦。

5.尊长爱幼,是我中华民族固有优良美德。华侨于1984年献资5万元,兴建《伯恒书院》一座,作为老人休息娱乐场所。

六、 创办实业

1.郭师道于清末中了秀才之后,由其亲人带到印尼,看到乡亲已可立足,且有余力办教育。1916 年倡议筹办梧瑞小学。同时在渔溪文武祠后面,购地几十亩,栽种木棉及靛青经济作物,发展生产,以免资金外流。

郭先生受近代维新运动的影响,深信《教育以开民智,实业以增国力》。他可算是福清第一个办实业的华侨。

2.梧瑞西倚佛座、熨斗山,宜于种茶。1961 年,华侨集资 20 万元,兴办梧瑞华侨茶场。可容纳归侨、侨眷一百多人。

3.电力为生产动力,同时供群众照明,便利生活。1981 年华侨献资 120万元,兴建龙潭水电站,并免费为全联华村各户安装电线。设 3 个变压器。

七、梧瑞华侨早年兴办公益事业,留有碑刻,迄今保存良好

1.始建兴祥桥碑(1919 年)

2.重建兴祥桥碑(1931 年)

3.兴建梧瑞小学碑(1921 年)

石碑屹立于兴祥桥头,作为历史见证,让人们洞见华侨一片拳拳爱国之赤诚,以及创业之维艰。其中捐献最高额为 500 荷盾,最低为 2 荷盾,都值得珍视。以示群策群力,聚沙成塔,众擎易举。

八、采访后寄语

华侨在家乡贡献公益事业,比比皆是。这是我炎黄子孙,虽浪迹天涯,眷恋故土,休戚与共,血浓于水优良美德之表现。从这次采访梧瑞华侨情况,得出一个印象:华侨贡献事业近百年,捐资几百万,关键何在?足而令人深省,而为侨乡工作之借鉴,总结一句话在于:侨贤辈出,认真从事,效果显著,是华侨公益事业世代相传,历久不堕的保证。

办公益事业,有赖于群策群力,领头人本身应信誉卓著,才能此呼彼应。正如现存碑记所录,当时负其责者,如督理、董事、监事、财务、会计诸君,皆一时侨界佼佼者。已泐碑志念,不再一一提及,理应名垂青史,而为后人所景仰。

再则一事的成功,需后方密切配合。每项公益事业,有时由华侨派人回乡主持。多数情况是委托家乡人士料理,认真从事,不负所托,乃能赓续不断。这里要提到几位热心为家乡华侨公益事业服务的人士:

郭孝镗:回乡安度晚年。几十年间经办家乡华侨公益事业。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侨汇中断,与校长陈文瑞艰苦支撑,且给垫款。煞费苦心(1977年逝世)。

郭忠笑:向来热心华侨公益事业。1931 年重建兴祥桥时为发起人之一,缘首。1953 年举家回国定居。担任渔溪侨联主席、福州市及福清县侨联副主席,虞阳中学、虞阳医院董事长。在担任梧瑞中小学董事长期间,多方擘划,为家乡华侨公益事业开展新局面(1977 年逝世)。

郭孝极:随父郭忠笑回国,任中学教师。被推为渔溪侨联副主席,梧瑞中小学副董事长,两度到印尼,经收华侨捐款,深得华侨信赖。(1981 年逝世)

郭良洁:侨生、退休干部,担任渔溪侨联主席。1977 年接任梧瑞中小学董事长,两度赴印尼探亲,联系各项侨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这里特别要提到郭毓秀先生,早年毕业于福州中学,旅居印尼,热心侨界事业,担任椰城玉融公会主席,印尼华侨总会副主席。

在侨界声望卓著,为我国政府所器重。担任旅居印尼梧瑞董事长,为家乡公益事业,操心逾半个世纪看到祖国欣欣向荣,家乡兴旺发达,中小学成绩斐然,都令华侨高兴。因此于 1986 年、1991 年回乡主持梧瑞小学 70 及 75 周年校庆。且兴致勃勃,对大家说,将于 1996 年以百龄高寿回乡庆祝建校 80 周年。祝愿身体健康,如愿以偿。

来日方长,为了使华侨公益事业持续不断,必须后继有人,藉以紧密团结乡亲,已推郭则惠为接班人,继续推进梧瑞旅隆董事会会务。深信必能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有厚望焉。

庄端先生与新加坡福清会馆

翁发熹

庄端先生祖籍是现江阴镇沙塘村。他年青时举家迁居福州,同时在福州中专学校读书。接受现代化教育,很有学问,算是一位人才。
20 世纪初,庄端又举家迁居新加坡谋生。是时,英国商人垄断新加坡经济的局面,也使得大多数福清人经营的工商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只有少数人因祖上留下较为雄厚的基业,自己又经营有方,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并有些小发展,如“王万高,拥有多间屋业和不少园丘,还经营汽车零件兼代理英国著名礼里牌(Raleigh)脚踏车,长袖善舞,生意蒸蒸日上。”(杨武风《点点滴滴福清人》)当时庄端先生和另一位江阴岛过歧村人的李春先生以及周福、何兴春的家景都很不错。他们致富不忘贫苦人,每当看到已破产的乡亲流落街头乞讨,或因破产典妻鬻子,家破人亡的惨况,便痛心疾首。尤其是被后人誉为“光贤”的庄端先生,更是寝食不安。他本来就是一位急公好义之人,目睹此情此景,安能袖手旁观呢?当时,他不顾一些压力,多次挺身而出,召集光贤里棉亭村等融籍乡人中有资产者聚会。会上,他慷慨激昂地指出:现在新加坡的融籍乡亲,所以造成破产,所以冻馁街头的原因,除了当局的苛政猛如虎外,还因为大家忘却了先辈的祖训,没有很好的团结和互助。他号召大家慷慨解囊,同舟共济。他带头捐资赞助,力倡组织会馆“联络商情,敦睦乡谊,团结乡亲,以达互助互惠之益处。”(《新加坡会馆宗旨》)。庄端先生的及时疾呼和倡议,立即得到了王万高、李春、周福等 21 人赞同,遂成决议。
清宣统二年庚戌岁次九月初一(1910 年 10 月 3 日),庄端与同籍乡亲李春、郑八十等人共同起草会馆章程,向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呈请注册,获得批准。次年五月,集资 7500 元,购置了小坡奎因街门牌 88.89—1,89—2,89—3 的五间房屋充作馆地(严中兴的《新加坡福清会馆史略》)。就这样会馆宣告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庄端先生理所当然的,深孚众望的担任了首任总理,副总理由李春担任,王万高、杨克贡主理财政,郑八十、郭本李负责核帐,加上诸董事,形成了 33 人董事会的坚强核心领导组织。庄端担任首届总理,连选连任到 1913 年才卸任给王万高担任。
会馆成立,当时当务之急是抓了三件大事,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迅速的落实。
第一件大事:迅速摸清旅新乡亲的散居地及具体人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分工董事们积极奔波,很快摸清了情况。这时期旅新乡亲分散居住在弄仔底(今安歌烈街麻津一带);后马车路(今乌派亚律——柔佛律一带);新街仔(今莫津);红毛打铁(今猛街一何罗卫巷一带);以及大坡北津,丹绒巴葛等地。他们因缺乏联络和团结精神,人力单薄,振作不起。
第二件大事:解决乡亲就业困难。董事会要求凡乡人开办的工商交通企业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乡亲中的失业者。这一决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时,动员有影响的乡人帮助失业者找职业。这项措施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如在邮政局工作的杨枝梅,颇得当局爱戴,凡我乡族人士欲进邮局工作者,有优先被录取的机会。
第三件大事:建立工商信息网点,交流商情。任务的落实,使一些频临倒闭破产的乡人企业得以东山再起。如:李招仁、严德和、杨孙抚、林金城等人从商业转向交通业,集资购置七座位的巴士车,开辟了被英国人忽略的大坡丹巴葛到牙龙车站的行车路线,避免了破产。
在上述三大事及时完成后,庄端等人还频频致函旅居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滨,高棉等国的融裔侨商,寻求同情和赞助,都得到了热忱的支持。
会馆成立之初的活动,使会员和非会员的乡亲都受益非浅,贫病交迫者得到赈济,单身者居住进会馆内,不再沦落街头巷尾,年老欲还乡者,得到会馆的资助盘川,免至客死他乡。
会馆初期的活动无疑地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扶危济困,舍已为人的优良传统,照顾老弱病残鳏寡者成为旅新乡亲的良好美德,乡亲友谊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庄端先生为人和蔼可亲,贡献很多,福清会馆现在在新加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融侨们都在怀念这位创始人。他为后人永远纪念着。(翁发熹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福清大学(大学部)办学的回忆

林长贤

1958 年“大跃进”时期福清办大学,曾轰动一时,其中中学部、小学部办学情况,近年来《福清市志》和《福清教育志》、以及福清一中、二中、侨中、实验小学等校校史中均有详述,但大学部办学过程记载不详。为着后人对这一阶段办学情况有全面的了解,本人追忆所及作如下记述。

当时大学部具体领导是由原福清一中副校长牟广钦负责。在筹备过程,他约我和林友良同志就办学地点、学校规模、课程设置、招生对象和教师配备等重大事宜共同研究商讨,拟出初步方案,后又邀请福清一中部分高中骨干教师开会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考虑,最后作出如下决定,报请校本部党委核准施行。

一、学校规模:根据当时福清实际情况,先办文、理两班师范专修科,修业年限两年,毕业后担任初中教员,以解决本县各中学师资的不足。

二、办学地点:设在福清一中凤凰山麓原三间排平房(现拆建改名为尊师楼),中间一小间设大学部办公室,左右两大间作为文、理两班教室。学生宿舍由福清一中总务处负责。食在福清一中食堂,男生住在福清一中原上下两层的四间排教室(现拆建改名元洪楼),女生宿舍在红砖楼。

三、招生对象:以福清机关业余大学文、理两科学生为基础,另招收一些在职小学教师或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总人数约 50 余人。

四、课程设置:一年级文科班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理科班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每天下午另加课外自由活动一课时。理科教学采取课堂讲课与课后实验相结合;文科教学采取课堂讲课与课外讨论相结合。并设辅导课,以解决学生提出知识中的疑难问题。

五、人事安排:大学部设办公室,由林长贤和林友良共同负责。林长贤分管教学业务兼文科班主任;林友良分管思想政治教育兼理科班主任。办公室设办事员 1 人,由葛和卿同志担任。科任教师语文林学杜、赵宗江,数学佘兆华、钱桂清,政治林友良(兼),历史林长贤(兼),地理陈立鸾,物理王良增,化学翁华珍。当时翁华珍老师因担任福清一中高中毕业班化学课程,时间安排不下,所以大学部化学课暂停,改在第二学期开设。

以上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1958 年 12 月 1 日正式开学。为着吸取办学经验,学校于开学后还组织各科教师去福建师范学院(现师大)取经。当时我到师院拜访檀仁梅教务长,请教关于拟定办学方案问题,并拜访师院历史系主任王文杰教授,请教有关历史教材教法问题。回校后,各科教师即开始着手拟定各科教学计划,准备大干一场。但学校只开办 4 个多月,忽奉上级通知大学下马。于是大学部遂于 1959 年 5 月宣布停办。教师回原福清一中任教,学生返回原单位或另安排到县内各中、小学工作。

当时大学部师范专修科办学时间虽短,但由于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而且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受益匪浅。那两班同学中如夏仁俊、李火星、陈家就、李鸿坚、余朝金等后来都担任中学的行政领导或骨干教师。

忆福清侨中创办初期的几件事

林一霹

座落在融城镇风景美丽的凤凰山麓的福建省福清华侨中学,现在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规模宏大,师资雄厚,校舍新颖,设备齐全,校园雅致。这是人人皆知。1998 年夏季又迎来了高考喜讯:高三年学生李彬,高考理科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录取清华大学计算机学系。侨校的声誉雀起,全市家喻户晓。然而,回首四十余年前侨校初期情况却鲜为人知。我于 1958 年大学毕业分配来校任教,已整整四十个年头,纵观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着既有美好动人的日子,又有风风雨雨的时刻。学校在不断壮大,苍桑巨变,令人难以忘怀。现仅把建校初期的一些片断,回忆如下:

一、 福清县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的创建

校名更迭是历史的脚印。五十年代中期侨校的前身,由县管理,名福清县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次年,侨校正式成立,名福清县私立华侨中学。六十年代初,提升省市直接管理,称福建省福清华侨中学。文化革命期间,由县、公社管理改为福清红卫中学,并设宏路,马山两个分校。七十年代末期,恢复省市管理,升格省二批重点中学,复名福建省福清华侨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海外侨胞向往祖国,渴望自己家乡有一所培育华侨子女的学校。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和县华侨联合会联手筹备创校事宜,资金由海外侨胞勇跃捐赠。福清著名爱国归侨、县侨联会主席高至荣先生亲自主持华侨补校创建工作。高先生一手抓校舍建筑、一手抓借用祠堂,聘请教师和招收华侨子弟。两项工作同步进行。百事开头难。高先生分别派出专人、调动城关小学校长林恪、指定侨联经济代表李开霖等共同密切配合,赶着临近的开学时间,日以继夜地工作:师资不足,协调县教育科,查阅社会人士学历档案,派人基层摸底,选择可行对象,以保证教学质量;临时校舍只能先借用西门水陆街的双旌祠。祠堂内原是县卫生院所用,不久卫生院刚迁移他处。高先生就出面协商借用;几间房屋年久失修,只好稍加修膳用作教室罢了;课椅桌严重不足,如果全数全新加工,资金、时间都不允许,高先生派专人与林恪四处设法。甚至发动热心人士捐赠、借用,这样一来,你出一张桌,我添一条椅,终于把两间教室排得满满。1955 年秋天,福清县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正式开学。林恪任教导主任,是校负责人。教职员有林恪(兼),陈举呜、翁章发、李开霖(兼)等五、六个人。设 2 个教学班,学生 100 名左右,学生均是初中程度华侨子女,开语文、数学两门课,补习一年后,报考高中、中专。本学年下期,袁鸿飞为补校首任校长。次年,招生 4 个班,学生 200 人左右,又增教职员何尔团、李文兰、高月明、何崇奇等。这时,教学条件虽然简陋,但学风高尚,白天按课程上课,晚上教师自觉来校备课,学生集中自修。教师善教,学生好学,升学率很高。经过一年补习,许多学生考取高一级学校,成为社会有用人材。首届学生许孙堪,从小兴趣音乐,经过补校学习后,在老师指导下,报考音乐中专学校,录取福州艺术学校。毕业后又考入福建师范学院音乐系,深造钢琴艺术学科。大学毕业后回福清母校任教,培育学生。移居香港后,栽培大批青少年一代音乐人材,并经营乐器商务推广乐器精品,深得港人称赞。在音乐领域作出贡献。

二、 福清县私立华侨中学成立,吸收归侨、侨眷就业

1956 年夏天,华侨补校创办进入第二个年头,福清县私立华侨中学正式成立。创建工作由县侨联主席高至荣先生为主决策行事。他发动海外侨胞捐资,负责建校全部费用,并经常来到校舍基建工地,了解工程进展,查问建筑质量在县政府领导下,在海外广大侨胞和县侨联、高至荣先生共同努力下,一座标志福清华侨中学的新校舍落成了。校舍座落在融城镇风凰山麓,座北朝南,方位优越;背山旁水,面向开阔的平地,为今后发展扩建创造条件;四周草木繁茂与闹市有一定距离,环境幽静,是个读书、办学的好地方。新校舍二层建筑,每层四间房屋,总共可作八间教室,建筑经费人民币 3 万元,起名“新生楼”。校舍落成之日,举行落成典礼。全校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县府、教育科、侨务、侨联领导同来祝贺。大会由彭雁初校长主持,高至荣先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海外侨胞热心捐资支持创办华侨中学,鼓励师生努力工作、学习,把学校办成一所出色的侨校。教师代表林挺雄登台表示,要树立以教为荣思想,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决不辜负祖国和华侨的期望。努力培育国家有用人材,把毕生献给教育事业。侨校成立第一年又增加教员林挺雄,林民松、陈希亮等人。招收初一年学生 6 个班,人数 300 多人。

五十年代后期,学校速迅扩大为完全中学,分设高中、初中。刘学文任校长,教职工增至 40 多人。六十年代初,陈道银、牟广钦分别任校长,员工增至近百人。教工队伍中最具特色是与华侨有关系的归侨、侨眷、侨属占三分之二。他们是获得县侨务部门和高至荣先生的关怀和器重,或是由外单位、兄弟校调来的;或是原来未获得工作,而请来任职的。担任的职务和工作是按需分配,量力安排。从教导主任到厨房工友都有。由于侨务政策在侨校得到充分落实,员工们都有感恩之情,感激政府,感激学校。很自然地他们就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忘我地劳动,勇于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在讲坛上的教师对学生一丝不拘;图书管理员,把图书室办成师生向往的知识窗口;管理财务的会计、出纳,把复杂的帐目整理的一清二楚……。教导处陈泽华,是印尼融籍侨领俞昌檀先生的媳妇、福清县侨务局俞肇祥局长的夫人。从北京调回后,工作适合,家庭团聚,除本职工作做好外,还热心协助华侨办学事业,通过县侨务部门和俞昌檀先生及其家族,对华侨中学增加经费,教学设备及红心楼基建起了不少作用。也对昌檀中学,西园小学的办学帮了忙。年轻的侨校由于大家群策群力,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使,学校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三、 广招华侨儿女入学,解决侨胞后顾之忧

建校之初,在招生方面也别具一格地体现出侨校的特色。海外侨胞信赖祖国文教事业,喜闻家乡有了华侨中学,纷纷致函致电有关部门,要求安排子女亲友入学就读。学校方面也主动面向全县侨区、侨乡招生,全面招收侨属学生。一些学业成绩优异和具有统战对象的华侨子女破格录取,优先注册入学。全县各地凡属华侨关系的学生几乎都集中侨校学习。这时全校学生数中侨属占绝大部分。有的一个教学班侨属学生就占 80%以上,学校成为名符其实的华侨学校。这批学生彼有报负,有奋斗精神,有的决心学成之后为国服务,为家争光,海外有经济基础的则打算学好本领,赴海外继承祖业。因此,他们勤奋学习、钻研知识的精神很强通过了中学阶段,学业有成,品学兼优对社会做出贡献。学生林梅英,是世界华人巨富、印尼侨领林绍良先生的养女。六十年代初在华侨中学就读。初中时我任其班主任。当时国家重视对林先生统战工作。县侨务部门请林先生之母到福清医院长期疗养。我和校人事干部经常到海口牛宅林先生家里和福清医院进行家访。六十年代中期林梅英高中毕业,后定居香港,仍关心母校。她的香港寓所,成为林绍良先生联系省市领导、家乡乡亲的接待站。对我省、我市引进侨资和侨资办学等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学生林日珠是新加坡电影业首领林日顺先生胞弟和学生林可英两人,六十年代华侨中学高中毕业,赴港后业绩不少,两人多方支持母校办学。在港组织香港侨中校友基金会,报答往日之恩。

六十年代初,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尚未过去,远在地球赤道的印尼,政局日趋恶化,排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批华侨被迫携儿带女回到祖国。每当海外赤子有难之时,祖国的大门永远是畅开着。福清接纳了许多难侨、贫侨。这些侨胞的子女有着中途辍学的危险。华侨中学伸出援助之手,热烈欢迎这些从水深火热的地方回到祖国的侨胞小兄弟姐妹们。学校颁布优惠的规定:对难侨子女免收学杂费、送给书籍课本、发放助学金、增添口粮、可以免费在校看病等等。顿时,学校所有年级、教学班都来到许多新同学。初中低年级人数显得特别拥挤。这些新同学,家庭经济低下,学业程度参差不一,言语不通,对新环境不适应……。一时给学校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这一新动向,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首先在学习、生活上给新同学很大优惠和照顾。住宿编排征求本人意见,做到食宿方便。教室座位新生同桌,眼力不佳的排在前面座位,教师讲课一律说普通话,不用方言。课后自修,发动老同学帮助新同学,教师课后加强对新生补课,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普通话。另外,为提高侨生思想水平和学习素质,做好侨生管理工作,学校还派人前往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交流办学经验,学习管理办法。回校后,根据本校侨生特点,制定出一整套管理办法,确保学校教育正常运行,提高了侨生的德智体素质。这部分侨生,年纪很轻,多在12-17 岁之间,家境虽苦但人有骨气,学习努力,不悲观,有进取心。待人礼貌,尊敬师长,遵守纪律,服从领导。性格开朗,天真活泼。喜好文体,能歌善舞,深得师生喜爱。来校一段时间后,情绪安定下来,对新的环境已经习惯,学业就逐步上进。学校还根据侨生特点,丰富校园生活,决定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侨生文娱会演”。一个周未的夜晚,学校礼堂迎来了会演的时刻。同学整队就座,全场显得十分拥挤。当帷幕徐徐拉开时,全场鸦雀无声,台上一派浓郁的热带风光呈现在大家面前,一曲轻歌迷人的乐声和阿娜多姿的舞步,把观众带到异国他乡的丛林中。接着又表演侨区的生活和劳动节目、演员演得认真、逼真,观众如痴如渴地欣赏,尤其侨生深受感动。他们回想在印尼的艰难日子,不竟毛骨悚然。会演进入高潮,一首印尼民歌“哎哟,妈妈”女声表演唱大受欢迎。唱出了侨生回到祖国怀抱的欢乐情绪。最后的压台节目,是印尼民歌“梭罗河”抒情感人的曲调,回荡在整个礼堂,也回荡在师生的心中。通过文娱会演,广大侨生更习惯学校新环境,安下心来,努力学习,视侨校如自己的家。

回忆华侨中学建校之初的几件事,只是片断,零星的。但祖国、学校和海外侨胞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永恒的。海外侨胞热心创建侨校,侨校又以不同方式关怀侨胞,培育华侨子女。而完成工作和学业之后,从侨校走出去的侨属、侨生又反过来答谢母校的恩情,这就是侨与校的鱼水情,校与侨的手足亲。这种关系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进程,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鼓舞了所有海外侨胞的心。

百年老校展新姿

——北亭中心小学历史沿革

陈祖宽

北亭中心小学的前身是新明学堂,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本世纪以来,她有过光荣的历史,也走过坎坷的路程,在几十年的艰苦历程中,栉风沐雨,苦心耕耘,为北西亭村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为祖国输送一批又一批建设者。她是北西亭村民的希望,也是北西亭村民的骄傲。

学校历史源远流长

1898 年“戍戌变法”,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各地先后创办许多新学堂。北西亭村社会贤达陈树堂对新学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认为科举取士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知识面狭窄,不利于培养人才,所以要创办一所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学堂,培养后代,为国效力。他邀集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资办学,于 1901 年春季在东田村宏济堂创办了福清县北门外第一所新学堂,取名为“新明学堂”,亲自出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聘有两位教师。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北西亭村,但没有女孩子入学,课程设有国文和算术两门学科,比原来各地的私塾先进一些。北西亭村离东田村有五华里,由于该村学生来往不便,家长纷纷要求把学校迁到北西亭村。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便利学生就近入学,于 1912 年春,学校迁到北西亭村回榕公祠堂书院,改名为西亭学堂,校长由秀才陈汝楫(宜舟)担任。入学的学生仍然都是男孩子。因此,这一时期北西亭村一带的读书人大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1931 年由政府接办,改名为福清县立西亭小学,政府派陈学侨担任校长。

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1933 年 9 月,中共福清特支书记何文成应聘到西亭小学任教,中共福清特支委员陈炳奎也在该校任教。他们利用这一阵地,不断向学生和家长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罪行,同时在北西亭村一带创办夜校,组织文艺队,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的戏剧,宣传革命道理,深入各自然村巡回演出。为革命播下了星星点点的火种。
1933 年 11 月,何文成获悉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要释放政治犯,便同陈炳奎一起上福州接回被拘留三个多月的中共福清特支委员余长钺,把余长钺安排在西亭小学任教。这时,该校六位教员三位是中共福清特支领导人,三个是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因而,西亭小学成了真正的红色小学,成了中共福清特支机关的驻地,成了福清农民革命的指挥部。他们在办学之同时,陈炳奎、何文成、余长钺等又经常餐风宿露,昼伏夜行,奔波于北西亭、海口等地,使这一带农民群众觉悟不断提高,从而走上革命道路。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西亭小学招收了第一批陈兰英、陈铁英两位女孩子入学,她们俩成为北西亭小学第一代女学生。第二年又招收了陈瑶玉、陈清宋、陈婉宋以及从印尼回国的陈玉华等女孩子入学。从此以后,学校的门开始向女孩子敞开,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女知识分子。陈铁英于1942 年毕业于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后,应聘回西亭中心国民学校任职,成为该校的第一位女教师。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飞机疯狂滥炸福清县城,许多市民死在日军罪恶的炸弹之下,因而,县城的市民都疏散到乡下去避难,西城小学师生也不例外。1939 年秋,根据县政府通知,福清县立西城小学师生迁出与县立西亭小学合并,校名仍然是福清县立西亭小学。原来西亭小学的全体教师都离开学校,另谋出路;由县政府委派原西城小学校长担任合并后西亭小学校长,林兆铭担任教导主任,教师有郑梦周、许其莹、杜寿康等十多人。学生食宿都在学校,成为西亭小学第一代的寄宿生。1940 年春季,原西城小学的校长、老师及学生均回县城就学。留下原西城小学搬来的设备充实西亭小学,校长仍由陈学侨接任,教师有陈师淹、陈维勋、陈齐钧、冯仲畴、陈凤鸣和陈康华等。这时,正是抗日战争非常时期,学校组织“救亡剧团”,由师生合演群众喜闻乐见的闽剧《铁血鸳鸯》和歌剧《放下你的鞭子》,大唱抗日战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抗战莲花落》、《保卫黄河》、《黄水谣》……,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1 年政府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学校又改名为福清县立西亭中心国民学校。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福清县立仁义乡第一中心小学,学生约有 150 人,县政府仍委派陈学侨担任校长,他一直连任至 1949 年。这一阶段,由于教员工资被拖欠,加上货币贬值,真是雪上加霜,教师无法生活,不安心学校工作,多辞职他就。解放前夕,青年教师陈齐进、陈训杰、陈佑等配合地下工作者刻印传单,大搞宣传工作,积极配合当地干部迎接解放军南下解放福清,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1949 年 8 月 16 日福清解放了,学校得到新生。新中国建立后,西亭小学第一批被人民政府接收为公立学校,改名福清县北西亭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由冯仲畴担任,1950 年秋季,人民政府委派该校进步青年教师陈齐进担任校长。在新形势下,翻身农民纷纷送自己的子女入学,学生数猛增至440 多人。在任务加重的情况下,学校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同志李昌德、俞昌墀、曾焕章等均住在学校,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把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使学校成为土改、反霸斗争的活动中心。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亭村支部成立了,校长陈齐进担任团支部书记。1951 年元旦,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即今天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一批吸收陈训敬、陈祖坚等三十几位优秀学生入队,成为该校第一代的少年儿童队员,建成一个中队,陈训敬担任中队长,总辅导员由该校教师陈祖宽担任,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任中国儿童队辅导员。1951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上演了一幕由陈师淹老师执导的儿童剧《黄大宝变好了》,演出十分成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使广大家长都一心一意地配合学校教育好自己的子女。1951 年夏季,小学毕业生参加全县升学考试,陈训敬同学在全县考生中夺魁,轰动全县,给该校教师树立了信心,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工作搞得好上加好。1951 年秋,学校改名北亭中心小学,并成为学区中心校,学区校长均由中心小学校长兼任,负责辅导北门外各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业务工作。1955 年陈齐进调到教育局工作,1955 年秋季以后,先后由王守霖、莫光安、陈训清、林朝文、林其耀、陈训永等担任校长。1959 年秋季随着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招收 120 名小学毕业生,创办初中班。次年,初中班改名为福清县第八中学,第三年下马停办,学生并入福清县第二中学。1975 年秋季,又增设北亭初中班,80 年代中期初中班独立办学,改名为福清县北亭初级中学。

学子成才报效祖国

经过近百年的历程,北亭小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的人才,该村的读书人 90%以上就读于北亭中心小学,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省级、厅级、处级和高级职称人员有 200 多人。烈士陈炳奎 1925 年毕业于北西亭小学,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福清县委委员、福清县委书记、闽中特委委员等职 1937 年 6月 23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 29 岁。陈登英小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4 年 12 月在襄渝铁路线建设中,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19 岁,被铁道部追认为烈士。陈仰曾生前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训敬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职称,现任福建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福建干部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要著作有《经济法通论》、《台湾经济概论》等。陈则生现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中共福清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邱玉清也是该校优秀毕业生。

承前启后再创辉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北亭中心小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先后由林庆熙、陈齐连、陈训美和陈训永担任校长。由于旧校舍拥挤不堪,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和爱国侨胞的关心下,拨巨款建成一套设备齐全的新校舍,于 1995 年 10 月 7 日迁入。校园面积 16756.56 平方米,教学主楼一幢5层37间,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配套生活用房400平方米,新建 7200 平方米的田径、篮球、排球、门球等运动场,体育设施较为齐全。目前该校少先队部,广播室、体、音、美、自然实验室、图书阅览室等配套齐全,图书馆里有近万册图书,供教师进修和学生课外阅读。电化教学设备已初步形成。校园绿化工作搞得很好,已绿树成荫,群芳争艳,美化的校园,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现有 1-6 年级的 6 个年段,共 2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1334 人,教职员工 62 人,其中高级职称的 12 人,一级职称的 26 人,占教师总数的 61.29%,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农村中心小学。解放 49 年来,学校坚持党的正确办学路线,取得显著的成绩。70 年代末,北亭中心小学的小学生篮球队代表福清县小学生参加莆田地区的小学生篮球锦标赛,荣获冠军。近年来学校被评为“福州市文明单位”、“福清市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福清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还被定为“元洪师范教学实践基地”。

北亭中心小学成为北亭学区,辖有东田、作坊、高厝、下坝、洪宽、仕边、玉岭、阳下、新局、北林、油楼、芦院、埔尾、奎岭、漈头、梨庄、北山等完、初小,辅导这些学校搞好业务工作。现在北亭学区校长仍由北亭中心小学校长陈训美、陈训永兼任,陈训美还兼任学区党支部书记。

北亭学区从 1993 年以来,先后出台了《教学常规管理条例草案》(第二稿)、《考勤管理条例》(试行稿)、《班集体管理考评条例》、《德育管理条例》、《学校管理评估条例》《年度综合考评条例》等,使年度考评工作逐年完善,便于操作,大部分工作评估有章可循,指标量化明确,激励了在职进修培训、承担教研开课任务,为评优晋级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大大减轻职改工作的压力。学区领导坚持抓岗位成才,在全面提高素质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教坛新秀,成为各学科带头人。

现在,北亭中心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教育工作任务,健步迈向新世纪,为祖国培养更多合格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为北亭中心小学百年校庆献上一份厚礼!

融台关系史话

刘福铸

福清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据测量,福清与台湾新竹港直线距离仅 80多海里。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站在福清海坛岛(今平潭县)的大姨山上,“当日未出时,极目有如空青,微露水面”,那便是台湾。福清虽然不像闽南漳泉地区那样,有大规模移民台湾的历史,但因地缘相近,人员来往较多等因素,融台关系仍显得甚为密切,而且源远流长。本文就略作考述,供研究融台关系史者参考。

一、 融台地缘及古文化关系

古地质学研究证明,在远古时代,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体的。从地质构造及地层分布看,闽台地质构造多为相同相似。近年来在闽东北的福鼎地区已经发现了石炭系复理石沉积,在闽东博坪岭也发现大量的硅质岩,而在台湾岛中央山脉同样发现了大南澳片岩(大南澳片岩系由石墨、石岩、云母片石、石英片石和大理石等变质岩构成),而且分布很广,总长达 150 公里,据研究,它们同福建的硅质岩同属于海西、印支地槽的沉积。而福清的地质,也正是以各种沉积岩为主的,故可以说,两者是一脉相通的。
从古生物古文化方面来看,融台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地缘上,福建包括福清与台湾同属于亚洲大陆板块,在更新世早中期,台湾海峡多属干地,闽台两地不止一次地连成一体。三万年前的台湾最早的古人类“左镇人”和稍后一些的“长滨文化”的主人都是由福建步入台湾的。到了更新世晚期,由于气候转暖,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台湾与福建分离,才开始成为岛屿。但尽管分离了,考古研究和发现又表明,两地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特别是在青铜时代,闽台之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考古发现的两地同一时期的文物,属于同一类型文化遗存便是证据。彭适凡教授在《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一书中指出:“商代前期,以闽侯昙石山遗址上层,福清东张中层的为代表”、“台中的高雄凤鼻山上层贝丘和桃仔园贝丘,台中的大肚乡营埔,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都有这类遗存的分布,它们都属于一种以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自然,几何形印纹陶的发展脉络也大体超于一致。”福清东张的彩陶及青铜器出土于旧东张镇的白豸寺(遗址已没入东张水库)。年代相当于西周前期(1958 年进行发掘考古)。以这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台湾出土的同期文物比较,可证融台早在史前就已有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和遗存。
据林钊《平潭史迹漫记》介绍,原属于福清的平潭岛在六、七十年代,在南垅、北厝、敖东的滨海山麓或坡地,存留星散的以蛤蜊壳为主而形成的文化堆积层,个别遗迹保存较好,而当时人类使用过的许多石器工具如石斧、石锛、石镞、陶纺轮、陶网坠等以及日用生活陶器残片都可随手拾得,这种遗迹和堆积层在华南和台湾等沿海地区都曾发现,这种遗址也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贝丘文化遗址”。“贝丘”指的是以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大量贝壳为主要遗物的文化堆积,也称壳丘、贝冢。原属福清县的海坛岛壳丘头贝丘文化遗址,1985 年至 1986 年,经省考古队发掘,出土的各种贝器、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就达二百多件。
而在台湾的风鼻山、桃子园、圆山、番子园、八卦山、苑里等地,也都已发现有与海坛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远古贝丘文化遗址。叶文程、林忠干的《福建陶瓷》一书还在“闽台史前文化的渊源联系”一节中从古人类的制陶技术方面,说明福州地区与台湾的渊源联系。书中指出:“分布于台湾中南部的凤鼻头文化,早期类型称为红陶文化,距今年代为 4450—3450年。…。。…器物中撇口矮唇,圆腹的圈足罐,撇口浅盘高圈足镂孔豆,与昙石山(在闽侯昙石村)文化中期同类器物形态相似。圆柱足的鼎,与昙石山文化晚期东张(在福清)遗址出土的相似。”作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昙石山文化的先民,横渡台湾海峡而创造形成的。”

二、 隋代有台民定居福清

福清与台湾人员来往有可靠文献记载是始于隋代。据《隋书》的《陈棱传》及《流求国传》等载,隋炀帝即位后有一海师何蛮对他说:“每春秋二时,天晴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令羽骑尉朱宽与何蛮一同入海寻找,经艰难航行到达流求。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第二年,炀帝再令朱宽出海抚慰,但“流求不从”,仅“取其布甲而返”。炀帝十分恼怒,遂决定武力征讨,大业六年(610),令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周率领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州)出发,先“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当地土民,“初见船舰,以为商旅”,相继前来贸易,陈棱要求其主投降,遭到拒绝。于是隋军以张镇周为先锋,“频击破之”,斩其小王,流求酋长见儿子被杀,遂“率众数千逆拒”,陈棱亦全力进攻,“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最后是隋军大胜,“攻破其栅,斩渴刺兜(流求主),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
这些被隋军虏回大陆的男女,《隋书》没有交待其下落。但本省志书却有记载。明弘治《八闽通志》卷 13 福清“崇德乡化北里”条载:“宋归化北里,元安化北里,隋时掠琉球五十户居于此。”又明《闽书·方域志》“福庐山”条“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求五千户居此”。又“化北里”条:“上都,图四,宋归化北里,隋时掠琉球五十户居此。”可见“福庐山”条中的“千”当为“十”之误。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纪》亦说“福州之福庐山,当隋之时,曾掠琉球五千户置此,尚有其裔。”(“千”亦当为“十”）关于隋代的流求(琉求、琉球、流球)是否指台湾,虽曾有争论,但目前中外学术界都倾向应指台湾。早在 19 世纪末,法国学者LemarquisHerveydeSaintDenys 在关于《台湾与华人所称流球诸岛》一书中,根据《文献通考》论定隋之流求国,即为今之台湾。后来荷兰学者GustavSchlegeI 在其所著《古流球国考证》中,也从地理位置、衣饰、兵器等十二个方面,详细论证古之流求即台湾。此外,日本学者箭内亘氏、藤田丰八、白鸟库吉,台湾学者连横《台湾通史》,大陆学者刘大年《台湾历史概述》、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等都论定流求即今台湾。“流求”为《隋书》写法,唐张鷟《朝野佥载》又写作“流虬、留仇”,《元史》写作“王留求”,明代又写作“流球、琉求、琉球”等,均是同音替代,它们都指台湾。由此可知,今日福清境内,确有不少人应是古台湾人的后裔,只是年代久远,他们早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了,至于被隋兵所虏的古台湾人,为什么被安置于福清化北,这很可能是因风飘流而至而福清当时人口稀少正需劳力开发的缘故(时距置县尚有 90 年)。

三、 林贵和随郑和滞台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1),三宝太监郑和等率舰队七下西洋,促进了大陆与外国及台湾的交往。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地不是台湾,但因为台风缘故,故屡次滞留台湾。明连江人陈第《东番记》载:“永乐初,郑内监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窜不听约,于是家贻一铜铃使颈之……至今犹传为宝。”“东番”亦即今台湾之基隆一带。基隆原名鸡笼,《明史》卷 324“鸡笼山”载,明永乐时,郑和过台湾,对东番“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颈……”与《东番记》所记相同。清代《台湾府志》中也有三条记载郑和船队滞台的事迹。一记在府治西定坊大井取水事。一记在凤山县淡水社“投药水中”事。一记在岗山之巅种植“三保姜”之事。
郑和下西洋时,曾驻长乐造船,并由长乐太平港起航出洋,因此在闽省沿海招收了不少水手等有关人员参加航海。其中福清林贵和在船队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据《吴文定公匏翁家藏集》卷 75 及马欢《瀛涯胜览》等书载,林贵和担任的是阴阳官,“贵和通《易》,善卜巫之说,国朝永乐年间,从中贵人(郑和)泛西域,入诸夷邦,往返辄数十年”。林贵和掌管气候预测,航海天文等事务,他数十年随郑和五次下西洋,当船队滞台时,林贵和也多次滞留台湾,因此融台关系史上,不能不提及此人。
其实,明代福清与台湾关系已很密切了。天启年间(1621—1627),福建巡抚南居益上疏支持渔民到台湾捕鱼,每年从福建沿海到台的商渔船少则七八十艘,多则四五百艘。《明季北略》卷 5 载,当时,福清、莆田、惠安三县,远航渔船多至几百艘。天启以后,颜思齐、郑芝龙集团控制了台湾,这时至台湾贸易点的船只更不下万艘,其中不少为福清人商船。故明末叶向高曾概括说:“吾邑什三治儒,什七治贾”。

四、 郑成功与福清

清乾嘉时代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 346 回“现元神国姓归石竺,取厦金郑经遁台湾”中,记载着一个郑成功为石竹山鲤鱼精的传说故事。略曰:
国姓自隆武元年生,至永历十六年卒,时年才三十九岁,至台湾仅二年,惜哉!未至之先,有鲤鱼大如山,顺潮入内港,潮退不去,人皆以神鱼,不敢造次,皆建醮鸣金祭之。至潮起,复游出外海。明年又入港,乡人照旧祭之。未三日,鲤鱼自死港内,乡人抬高处掩埋。国姓驻台只二年卒,人皆以国姓乃鲤鱼精,人未到精先至,前后亦只二年。国姓死之二日,澎湖之人皆见云端有一大金鲤,向西飞出,乃应“见鸟须伏,见龙再出,七百年后,重会石竺”之谶也。国姓既卒,台湾诸将以国姓之弟郑袭护理国事。
说国姓爷郑成功是石竹山鲤鱼精,他在台湾死后西归石竹,这当然只能是神话,但由这个故事也反映出郑成功与福清是有密切关系的。
历史上,郑成功军队确曾驻扎福清海口等地。《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载,杨英系郑成功部队管军粮户都事官,他自永历三年(1649)至十六年(1662)凡大小征战,几无役不从。因为郑氏商船在福清长乐海上屡受“逆民”骚扰,影响助饷,于是杨英告于藩主郑成功。“藩得书亲督大师”,“先由南安小路达至枫亭登舟,至镇东海口等卫驻扎先时,海坛、松下、大小祉等逆民,每年我商洋船只至是,发谕诫之。松下逆民狂逞不服,径出旗号备敌。藩督戎旗,由镇抄进,时兵齐会,逆民不支,俱被剿杀。逆首陈西宾亦拥集逆来迎,故被我一鼓败之,西宾自缚乞降。委后军平夷侯周鹤芝镇守海坛。”
这位镇守海坛,随郑成功抗清的周鹤芝也是福清人。据清邵廷采《东南纪事》载,周鹤(鹤古字无鸟旁,故或讹为“崔”)芝,字九元,福清松潭人,少读书不成,投身绿林,为盗于海,尝往来于日本,以善射名,后就抚从军任把总。升平海将军,分统水师。及至清兵陷福州,郑芝龙将降清,鹤芝竭力劝谏,不果。遂投鲁王,参加抗清,封平鲁伯。顺治十年(1653),他曾随郑成功部队收复过镇东、海口二城。周鹤芝还曾与郑成功族兄郑彩等攻福州,克连江,收永福、闽清。转战南北,但最后却不知其所终。据传平潭敖东有其墓。
明末福清人与郑成功本人关系最为密切者,则莫过于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禅师。郑成功是抗清复明,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隐元禅师则是郑成功的知音。1654 年 6 月,隐元至厦门,郑成功不但馈赠隐元一行斋金,还派国姓军船护送隐元顺利抵达日本长崎。赴日以后,隐元与郑成功等人仍有书信来往。1993 年,中国学者陈智超在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发现的包括郑成功在内的一批明遗民致隐元书信便是明证。另外,《隐元全集》中尚收有不少隐元写给郑成功部领的书信诗文,也是隐元与郑成功抗清义军的关系实证。如他写给郑成功族兄,建国公郑彩的诗就有多首。其《赠建国公》诗云“寄锡仙岩上,贫眸彻古今。三朝天子佐,一片故人心。世变勋犹在,道存志可钦。虽然沧海隔,万里有知音。”隐元是郑氏兄弟知音不言而喻。

五、 福清黄檗宗佛教传入台湾

连横《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说:“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黄檗之徒,实授衣钵,而斋堂则多本禅堂。”又《台湾省通志·宗教篇》也载:“初期之台湾佛教,大略如此,随汉民族之移民而佛教亦同时传入台湾。……至于佛教之本流由福建鼓山及西禅两大丛林传来另一派由福清黄檗寺传来。”福清黄檗寺佛教传入台湾,当与黄檗高僧隐元和郑成功有密切关系以及融台地缘相近因素有关。当隐元赴日七年后的清顺治十八年(1661),隐元七十大寿,其时阁部鲁庵刘公、参藩沁斋陈公、文渊阁大学士泉州黄景眆等人都把寿礼寿文送至福清黄檗山,当时黄檗寺住持为慧门性沛,他就命弟子高泉性氵敦、晓堂道收赴日致贺。高泉曾转道台湾琉球再至日本。高泉后来也定居日本,开创宇治佛国寺,中兴日本黄檗山,成为日本佛教史上著名人物。
福清黄檗寺僧入台弘教,在台湾同样建有黄檗寺、黄檗庵。据《重修台湾府志》卷 19 载:“黄檗寺,在(台南府)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四周竹木,花果甚多。”《台湾通史》亦载:“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今圯。”孟大志为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人,他于康熙二十九年升迁离任,因此,黄檗寺虽由其倡建,但实际的建寺工作仍是由黄檗寺僧主持的。
据高拱乾《台湾府志》卷 9 载,清代在台湾府治之北还建有黄檗庵,此“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灾于火,岁癸酉,僧继成募缘重建。”
台湾黄檗寺有二件史事当与黄檗寺反清的传统意识有关。《台湾通史》载:“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总兵王化行改建北园别墅为海会寺。……自是以后,移民愈多,佛教渐盛,宏转法轮,以开觉路,徽音古德,代有所闻。而黄檗寺僧尤特出,岂所谓能仁能勇者非欤?僧不知何许人,逸其名,居寺中,绝勇力,能蹴庭中巨石,跃去数丈。素与官绅往来,而知府蒋元枢尤莫逆。一日,元枢奉总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则罪。潜访之,知为海盗魁,恐事变,且得祸,乃邀僧至署,盘桓数日,欲言又止。僧知之曰:窥公似大有心事者,大丈夫当磊磊落落,披肝见胆,何为效儿女子态哉!”日:‘不然,事若行,则上人不利;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踟蹰尔。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日:‘不慧与公有前世因,故一见如旧,今愿为公死,但勿求党人,不然竭台湾之兵,恐不足与我抗,曰:‘省宪只索上人尔,余无问。’僧曰:可’,命招其徒至,告曰:‘而归取籍来’。徒率众肩入署,视之,则兵卒粮饷器械船马之数。一一付火,元枢大惊。僧曰:‘我祖为郑氏旧将,数十年来久谋光复,台湾虽小,地肥饶可霸,然吾不猝发者,以闽粤之党未劲尔,今谋竟外泄,天也。虽然,公莫谓台湾无人者。”
这位黄檗寺僧原系郑成功部将之后,因谋光复事泄,为了与知府蒋元枢的私交,竟慷慨就缚,最后是被“送至省,大吏讯之,不讳;问其党,不答;刑之,亦不答,乃斩之。”连横在《勇士传》中感叹说:“台湾为海上荒岛,我先民之来相宅者,皆抱坚毅之气,怀必死之心,故能辟地千里,以长育子姓。而我延平郡王又策励之,遗风鼓荡,至今未泯以吾所闻黄檗寺僧之事,尤其著者,而事多隐灭,莫获示后,则旧史之罪也。
正因为黄檗寺有反清传统,清代台湾台南黄檗寺也是天地会八卦教的据点之一。天地会八卦教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最早出现的为乾隆五十年(1785)台湾彰化之八卦会,首领为段文经,后被官府镇压。至咸丰初年,彰化再次出现天地会八卦教,首领为戴万桂,以后接任者为其胞弟戴万生(潮春)。《台湾通史》:“八卦会者,环竹为城,分四门,中设香案三层,谓之花亭,上供五祖,中置潮春禄位,冠以奉天承运大元帅之号,旁设一几。 以(朱)一贵,(林)爽文为先贤而配之。”故后来戴潮春的起事可看作是林爽文事件的继续。台南黄檗寺僧所参加的正是这次起事。1953 年,台湾《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发表的缘珊庵《台南黄檗寺僧与天地会八卦教》就是论述该史事的专文,以未获阅全文为憾。

六、 融台相同之民间信仰

除佛教信仰外,融台相同的民间信仰还有不少,它们也可看出两地民俗之相通。举例如:
(1)妈祖信仰。妈祖又称天妃、天后,是闽台广泛信仰的海神。据载妈祖本为宋代莆田湄洲岛上一位渔女。她生前拯溺济渡,殁而为神。她自宋至清得到朝廷十多次加封,封号积至 28 字。而清廷对妈祖的赐封与施琅统一台湾尤有关系。融台均滨海,故渔民尤其信仰妈祖,据统计,台澎的妈祖庙共有 800 多座。而福清历史上,在龙山、万安城、海口镇东城、瑞岩、瑞峰都有妈祖庙,如今在新厝、海口等地仍有不少妈祖庙宇或配祀供信徒膜拜。
(2)观音信仰。观音本属佛教,但在民间早已被民俗化。在台湾观音又被称为观音佛祖,观音妈,定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为其诞辰,六月十九为其飞升之日,九月十九为其挂缨珞之日,这些日子,台湾各大寺庙几乎均有盛大祀典。在福清,民间信仰观音也很普遍。龙山寺、西门观音堂、东岳寺、双林寺、钟山寺等等都供有观音,石竹山的石竹寺,观音崖,江阴祖师岩,其观音大士的香火更是旺盛。
(3)城隍爷信仰。城隍之名来源于《周易》的“城复于隍”。台湾自从统入清朝版图后,各府治及各县治普遍建有城隍庙,奉祀城隍爷。而福清虽为一县,但据《八闽通志》载,却有三座城隍庙。一为始建于宋代的县治城隍庙(今存地名),二为始建于明洪武时的镇东卫城城隍庙(今仍香火不熄),三为建于明初的万安所城城隍庙(今随城弃而废)。
(4)关圣帝君信仰。关圣帝君俗称关公,即三国的关羽。因关羽生前扶危济困,忠心耿耿,大智大勇,死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崇祀。台湾早在明郑时期已盛行奉祀关公,至清代,关帝庙遍布台岛。福清县历史上各寺庙也多奉祀关帝,而且单独的关帝庙也不少见,上迳玻璃岭、新厝硋灶,至今尚有关帝庙。
(5)临水夫人信仰。临水夫人俗名陈靖姑,传说原为唐代福州下渡女,生前为巫,能呼风唤雨,解旱救灾,24 岁卒。死后据说在古田临水洞显灵,后来被尊为护胎救产,保赤佑童的女神。临水夫人在宋代得到褒封,声名益著。近世,临水夫人信仰传入台湾,如今在台湾各地主祀或配祀临水夫人的庙宇已达 67 处。福清为福州十邑之一,邑内民间宫庙也多奉祀,如镇东城隍庙就配祀临水夫人及三十六宫娘奶。
(6)开漳圣王信仰。开漳圣王指唐代僖宗朝的陈元光,他随父陈政入闽南,开辟漳州,安蛮拓土,以德化民,死后敕封为威惠圣王。台湾居民多漳籍移民,故台湾开漳圣王信仰颇为流行,台岛开漳圣王庙据统计至今仍有 40多座。福清虽与漳州相隔较远,但县城却也曾有奉祀陈元光的庙宇。《福清县志》载:“灵著王庙,在县西隅,神姓陈名元光,唐鹰扬将军,征蛮战殁漳州,宋邑人林少卿奉祀之。”可见福清奉祀开漳圣王的庙宇宋代就有了。
(7)三一教信仰。三一教又称三教,创立者为明末莆田人林兆恩,自明末创立后,曾远播江南各省及直隶,北京等地,近代又传到南洋诸国和台湾等地。福清与莆田相邻,故也是三一教的最早传播地之一。明万历时,福清化北上泽埔率先创建了三教祠。崇祯初,上洋(尚阳)人董应阶在新厝桥尾村倡建三教祠堂尚阳祠(又名尚阳书院),清康熙八年,应阶子、三教三传门人董史对尚阳祠进行重修扩建,成为东南三一教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至今香火犹盛。台湾的三一教也主要是由兴化和福清人传去的。台北社子、新竹香山等都是最早传播三一教的地方。台北至今仍存的尚阳书院、夏教龙山堂等便是桥尾尚阳书院的分派。
在闽南和台湾有众多信徒的佛教俗神三平祖师(又称广济大师),他原来也是福清人。据《福清县志续略》载“师产福唐,杨姓,幼不茹荤,观诸经论如旧习,过目不忘父出仕,师无意世缘,年十四依律师玄用剃度,二十七具戒。”三平义中后来由律入禅,成为一代高僧,寂后被尊为神。
融台相同的信仰其实还很多,如玉皇大帝信仰、吕祖信仰、玄天上帝信仰、东岳大帝信仰、五帝信仰、福德正神信仰、文昌帝君信仰等等,不一而足。

七、 驻台征台之融籍将官

1683 年,郑成功孙子郑克土爽归降清朝后,清廷在台湾岛上设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光绪十一年(1885)始改为行省)。岛上的文武官员亦由清政府委派。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高拱乾《台湾府志》统计,单是清康熙一朝(1662-1722),其中选派赴台的武职将官中,就有福清人 16 位,这些人员及任职如下:
吴辉:行伍出身,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台湾水师协标。二十七年升山东宁福营参将,功加都督。
陈简:行伍出身,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澎湖水师协标左营游击。
方冰:行伍出身,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台湾水师协标左营守备。又改澎湖水师协标右营游击,升水师提标参将。
陈才: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台湾镇标中营守备,卒于官。
陈成功:行伍出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北路营千总。
章得贵:行伍出身,康熙囗十口年任澎湖协左营千总。
杨士珦:行伍出身,康熙囗十口年任澎湖协左营千总。
施定国:行伍出身,康熙囗+口年任澎湖协右营千总。
林腾:行伍出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台湾镇标中营把总。
薛起受:行伍出身,原籍江西建昌府,迁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台湾镇标中营把总。
林彪:行伍出身,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台湾水师左营把总,三十年拔补本营千总。
陈龙:行伍出身,康熙三十年(1691)任台湾水师左营把总。
王钦:行伍出身,康熙二十口任台协中营把总。
郭茂振:康熙间任澎湖协左营把总。
卢义:康熙间任澎湖水师右营把总。
倪昌名:康熙间任澎湖协左营把总。(以上三人均行伍出身,志中唯存“康熙囗+口”字样。)
在乾隆《福清县志》中也记载了一批赴台武功较著的融籍武官事迹。如县志《武功》所载的薛起受,字允孟,为邑福唐里人,顺治间任把总。康熙癸亥年(1683)被清廷调剿澎湖等岛,后攻占鸡笼(今基隆),破竹平,因战功卓著,加副将衔,授千总、升守备,后又升海坛总兵。1683 年之役,正是迫使台湾郑克土爽降清之战。
又如李琦,字宏圭,邑之上利人,以援剿守备,力御海警,随军转战厦门金门,攻占澎湖三十六岛,进抚台湾,累著战绩,任海坛镇标守备,功加左都督,升西宁镇游击。
又如胡宗明,邑之新安里人,康熙戊午任海坛守备1683年6月,参加攻克澎湖三十六岛,进剿台湾有功,拜他喇布勒哈番,升游击,再升川沙营参将。
又如何青,字无醇,邑之镇东卫人,任水师镇标守备。后以素习水务,随施琅将军东征台澎。以“所向皆有歼灭功,升授铜山镇游击。”
又如杨士珦,字王克儒,邑之大邱人,素习海务,后随施琅统一台湾。施元帅“委以招抚重任。”以功高升贵州副将。
又如林凤,字侯泽,邑之苍霞人,韫略才识过人,补金门守备,参加攻克澎湖之役,功加左都督、拖沙喇番,官终山东兖州参将。
又如方冰,字二水,多勇略,总督姚启圣异而拔之为攻台使领先锋,战多奇捷。后任台湾水师守备,再授泉州水师营副将等。
又如何誉,字会白皋,原籍泉州,迁居福清城内产塘街,以才略著,随军驻防澎湖,有奇功,加副将衔,管本营千总事,升长福营游击。
还有魏永鹳,字志鸣,由把总从军台湾,以功加都司佥事,官升参将。其人尚不在《武功》传中。如果把征讨台澎将官上溯明末,那么则不能不提刘应宠。应宠字汝绩,少有大志,英风猛气,飒飒逼人,精射击,万历庚戌(1610)年任本邑镇东卫指挥使,补福建抚标中军天启二年(1622)升水标游击将军。本年六月,荷兰人雷尔生率舰 17 艘犯澎湖,登陆筑城,“肆毒漳泉沿海一带,要求互市”,此事引起明廷强烈反应。1624 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命船队进攻澎湖,以打击红毛荷夷之侵略台澎。南居益“命应宠渡澎,分道并进,奋厥师,冞其阻,番城在内,舟环其外,乃发火,舟乘风疾赴,陆兵继之,红毛披靡,悉登舟远遁。”刘部打了个大胜仗,收复了澎湖列岛。应宠以“勘平红毛功绩,升南路副总兵。”此后又数至澎湖,声名远扬。
此外,明末福清名将呼良朋也曾率部赴澎湖征剿巨寇林凤,事具《县志》。

八、 融台互派之文职官员

台湾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建省以前,属福建管辖,按清代回避制度规定:“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只有无实权的教职武职人员不在此限。因台湾与福建原为同省,所以闽省文人仕台者均为教职,台人仕闽者亦然。福清文职官员仕台者也均为教授(府学教官)、教谕(县学教官)、训导(教授、教谕之副职)之属,具体人员及任职时间如下:
(1)以下任台湾府学教授:
张士昊:字明钦,康熙初年府学岁贡,知惠来县,康熙三十年(1691)任。
林庆旺:顺治副贡,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
吴应造:雍正八年(1730)进士,乾隆九年(1744)任(按 1993 年《重修台湾省通志》卷 8“职官志”作“闽县人”,此依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 3“职官志”作“福清人”)。
黄元宽:字聿振,乾隆二年(1737)恩科进士,知新安县。乾隆十二年(1747)任。
林元德:字永遇,乾隆二年(1737)进士,建宁府学教授,乾隆十五年(1750)改任。
任台湾府学教授的福清人尚有薛士中,此人台湾方志所载有误。据乾隆丁卯年(1747)所修的《福清县志·教泽》载:“薛士中,字仲黄,号心斋。雍正甲辰(1724)进士,任漳州府学教授,调台湾府学。台御史设立海东书院,延为师。崇齿让,励名节,敦诗说礼,海外旧俗易为彬雅之风。部推直隶昌黎县尹,台士子佩其德,勒《吾师图》留记看来薛在台还是颇有教绩的。他任职时间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三载为“雍正十年”(1732)。雍正十二年(1734)以丁忧归。乾隆五年(1740),士中丁忧期满除服,乃再任台湾府学教授。期满由福清人吴应造接任。薛士中应算是两任台湾府学教授。按士中为著名诗人薛熔(化南里人)之孙。
(2)以下任台湾县学教谕:
郑长济:康熙岁贡。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五十六年(1717)升四川兴文知县。
魏藻:字彦思,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五十七年(1718)任,卒于官。
吴光祖:乾隆元年(1736)举人,九年(1744)九月任。
陈云禄: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四十四年(1779)任。
郭廷筠:《福建通志》作“郭廷均”,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顺天中举,五十一年(1786)任。
(3)以下任凤山县学教谕:
郑占春:康熙岁贡。康熙三十七年(1698)任。任满,升山东栖霞知县。
郭涛:康熙恩贡。康熙五十一年(1712)任。任满,升直隶永年知县。
何奕奇:字嘉颖,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乾隆六年(1741)任。任满,升安徽太平知县。
吴若海: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嘉庆十年(1805)任。
何敦德:嘉庆九年(1804)举人,道光十三年(1833)任。
(4)以下任诸罗县学教谕:
施松龄:字青侯,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古田县学中举,嗣后任(见《县志》)。
林达:雍正十三年(1735)举人,乾隆九年(1744)任(《重修台湾省通志》)作“侯官人”,此依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 3 作“福清人”)。
陈芳祈:《福建通志》作“陈芳祁”,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任。
(5)以下任彰化县学教谕:
陈霞翥: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雍正三年(1725)任。七年(1729)升山东临淄知县。
黄长茂:乾隆十七年(1752)恩科举人,三十年(1765)任。
邱德孚:乾隆举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任。三十四(1769)又任。
(6)以下任嘉义县学教谕:
吴本国: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嘉庆二十一(18316)任。
(7)以下任建省后的宜兰县学教谕:
施天钧:同治岁贡,光绪十六年(1890)任。
(8)以下任彰化县学训导:
黄长茂:乾隆十七年举人,乾隆三十年(1765)任,三十二年(1767)又任。
邱德孚:乾隆举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任。
(9)以下任新竹县学训导:
施天钧:同治岁贡,光绪十一年(1885)任。
(10)以下任建省后的台湾县学训导:
施天钧:同治岁贡,光绪十六年(1890)任。
仕台福清文人中,有的是近代台湾诗坛的重要诗人。如历任新竹、宜兰、台湾三县县学训导的施天钧系明经出身,他是光绪十二年于淡水竹堑创立的竹梅吟社的主要诗人之一。该社中尚有渡台进新竹县为增生的福清人施延俊,也是主要社员之一。他们的诗有待专门搜辑。清代尚有刘世鼎等福清文人由台入仕。
流寓台湾的早期文人尚有名列《台湾通史》卷 29《列传.诸老》的“林英”。传曰:“林英,字云又,福建福清人崇祯中,以岁贡知昆明县事,有惠政,县人称之。永历立滇中,官兵部司务。及帝北狩,英亦流离凄怆,祝发为僧,间道至厦门,嗣入台湾。
另外,也有个别台湾文人被委派到福清任教职。如“陈志”,据《台湾府志》载为诸罗县人,乾隆四十四(1779)乡贡,嗣任福清县学训导。《福清县志》亦载此人。
又如《台湾通史》卷 34 的“文苑”传载:“黄敬,字景寅,淡水干豆庄人,学者称关渡先生,咸丰四年岁贡生,嗣授福清县学教谕,以母老辞,假庄中天后宫为社塾,先后肄业者数百人。”有的书把这位“黄敬”也列为自台湾赴大陆任教渝的人物,其源盖出于此。
泉州晋江人黄赐英则是先任福清县学教谕,后调台湾凤山县学教谕的。赐英字上佑,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以举人资格任福清教谕,“比台湾入版,分邑创学,上宪廉其教法,调风山为振铎始,融士攀舆不忍舍。”赐英为凤山县学第一任教谕,他把良好的教学方法从福清带去了台湾。据《台湾府志》载其赴任时间为 1687 年。
融台官员调动实不限于教职人员,据《清实录》载,雍正七年(1829)后,闽台两地互换官员成为一种惯例。因此福清知县也有调去台湾的。如张廷琰,号瑗度,桐城人,他于雍正元年(1723)任福清知县,他在任内“公明严毅,一出真诚”,是个政绩卓著的地方官。雍正五年(1827)调任台湾知县。任满升知州,太原知府等。《福清县志》及《台湾府志》均记载此人。

九、 融籍居台人数及现代精英

《台湾通史·开辟纪》载,元时,澎湖居民已有 1600 人《闽台六亲》认为,这些人除了漳泉人民外,还有福州、兴化的移民,而福州府移民中,自然包括福清人。福清隶属于福州府,因此在台湾统计大陆人士籍贯时,福清人都被统计在福州府籍中。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操纵的台湾总督府曾进行了一次台湾居民祖籍地调查。据 1928 年编成的《台湾各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表》统计,时台湾有闽籍人口三百一十多万人,占台湾总人口83.1%,其中福州府籍人口二万七千二百人,占总人口 0.7%,其中部分为福清人如今,在台湾的福州府籍人士及后裔人口已达 60 万。据近年报道,福清市籍的在台人口为二千五百余人。这个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其中却不乏各行精英。
1979 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其中就记载了一批融籍寓台杰出人物。现把其中较重要者转介于下:
施友忠:龙田东施人,1903 年生,福建协和大学学士燕京大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民族文化书院、燕京大学。1945 年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聘,任中国哲学、文学、文化史教授,至 1973 年退休。其间曾任台湾大学、美国加州三藩市大学、亚利桑那州大学等校客座教授。1978 年应马来西亚大学聘为校外考试委员。论文散见于台湾及欧美各学术杂志。他又能诗,著有《野鹤轩杂吟》诗集。
陈霖苍:1912 年生于福清,1938 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任福建国民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处主任、科长等。1943 年日寇犯闽,他应聘为福清文光职业学校校长 1945 年台湾光复后渡台,先后任宜兰、嘉义、屏东等农校校长。1946 年始在农学院(后改中兴大学)任教。1961 年赶美进修,获华盛顿大学农业推广硕士,著有《农业推广教育导论》、《农业推广计划》等科学论著。
魏宗泽:字振声,1912 年生于福清。193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同年考入上海中国银行。二年后调昆明办事处任外汇主任。1947 年始调越南,历任西贡分行襄理、副总经理前后 18 年。1965 年调日本东京分行任经理,1970 年升总经理。1971 年首任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
薛本贵:1913 年生于福清薛港,后自台湾赴日,毕业于日本关西学院。曾任日本东京中国贸易联营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会长、三福产业株式会社取缔役社长等。后任日本华商总会理事、留日福建同乡联合总会会长、东京中华学校监事、金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叶可根:1916 年生于福清,早年负笈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经济科。1945 年台湾光复时赴台。历任台北、台中区电力公司管理处经理。1952 年离台赴日本经商,创设株式会社东京大生行,经营电机。1954年在台开设大生行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理日本三菱会社有关重工业、电机、机械、投标报价等业务。1966 年创办大生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 年在台中潭子加工区创办菱生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多为外销。
陈德泰:1920 年生于福清。1947 年毕业于国立英士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任国防部史政局少校科员编审。后赴台,1950 年应印尼泗水民光高级师范聘,任文史地教师。二年后改经商,任印尼锡安贸易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印文化经济协会顾问、印尼慈光基金会总会副理事长、印尼丁已联谊会理事长等职。
林敦宁:字天野,东张人,1922 年生,国立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曾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及美利坚大学研究会计学,在台历任行政院主计处科长、中国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处及财务处经理、私立淡江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东海大学会计系主任。著有《初级会计学原理》、《中级会计学原理》、《成本会计规划及控制》、《成本会计基本原理及管理上之运用》、《制造业预算之编制及控制》等书。
陈泽亚:海口人,1928 年生,出身农家,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农业经济系。1970 年赴美留学,研究农业保险理论与实务。返台后任中兴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出版有《台湾水稻专业化育苗中心之经济分析》等农业论著。
据了解,在台融人尚有台湾大学教授余乃钅术等人,人物事迹有待进一步搜集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福清已开辟东瀚南青屿等台轮停靠点。近年,更有大批台资企业涌入玉融大地投资办厂,置产兴业,福清也有不少人赴台探亲考察,两岸人员来往日益频繁,融台关系,正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