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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拂先生及其与王安石的关系
陈华光
郑侠(1041-1119),福清人,字介夫,号一拂居士。其生平事绩,《宋史》、《景定建康志》、《闽书》等均有详载。他的一疏《流民图》,使宋室克服了一次社会危机,声名昭著天下,后世称颂。而奸佞以《流民图》诬陷郑侠犯上“惊奏”,讪谤变法,几置于死。时论亦谓郑侠奏疏献图,反对变法,思想守旧,是变革的保守派……云云。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郑侠为宋代名臣,对其生平应放置在当时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对其做动态的检视,即联系时代背景,对其政治活动的全过程及其思想进行考察,才有可能理蕴含于其中的有关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才能正确了解其人的思想品质和情操,才能把握住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态度。本文仅就这个问题,阐述个人的浅见,以就教读者郑侠的一生际遇与王安石有密切的联系,研究郑侠就要了解他与王安石的关系,而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也颇具传奇色彩。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郑侠方弱冠,随父官江宁(今南京市),读书江宁上元县清凉寺。侠闭户苦读,不交人事。时王安石寓江宁,以中书舍人居忧,闻而奇之,邀与相见。郑侠携诗文课业往见,安石读后,大加赞赏,勉励有加,遂叫其徒杨骥依郑侠学习,郑侠与杨骥居清凉寺瑞像阁(见宋·周应合篡《景定建康志》卷 48《直臣传·郑侠》。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郑侠夜半却拉杨骥起来,雪夜饮酒,诗兴勃发,登阁观雪,赋诗一首,诗日:
浓雪暴寒斋,寒斋岂怕哉! 书随更漏尽,春逐酒瓶开。 一酌留孔孟,再酌招赐回。 酌酌入诗句,同上玉楼台。 (诗句依《四库全书·西塘集》)
后来,杨骥把此诗吟诵给安石听,安石听后,甚是称许,对诗中“书随更漏尽,春逐酒瓶开”二句,尤为叹赏,说郑侠必将高中。郑侠常向安石虚心求教学业,安石益加称励。由是安石与郑侠增添了一层师生关系。
治平四年(1067),郑侠登甲科进士,释褐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这时王安石丁忧除服,起任江宁知府,与郑侠相见愈繁,交情更笃。不久,郑侠调任河南光州司法参军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郑侠到光州上任,时安石亦得神宗擢升入参大政。
郑侠在光州勤于政务,其时光州有四、五起积狱疑案难以断决,原来审理案件的官员,对案情审议多有偏差,于法于情都说不通,郑侠重新审理,依照法律条例,对每个案件逐一审核,反复推究,查明案情,把冤案推翻,并将案件呈报王安石。“安石省其详明,报下无不如请。”(《闽书·郑侠传》)安石对郑侠在光州的政绩十分满意,而郑侠更加“雅重安石”,师生的情谊日益深厚,“故称莫逆交”。(见叶向高《一拂先生祠录(二)》)
王安石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长期在勤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兴修水利、改革学校,并试行贷谷于民,出息还官的试验,颇见成效。早在嘉佑三年(1058),仁宗调他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即上万言《言事书》,倡言变法革新,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而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赏以财不足为患也”的主张,但仁宗未采纳。熙宁元年(1067),神宗登基,年方二十,雄心勃勃。其时“宋承平日久,事多积弊,神宗励精图治,欲除其弊,王安石以富强变法谋进。”(《宋史·王安石传》)神宗极为重视,立即调安石进京,次年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1070),擢升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神宗深信安石变法能够革故鼎新,富国强兵,对其兴利除弊的种种倡议无言不行。从熙宁二年起,凡所有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事相继施行,这便是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郑侠对神宗重任王安石,励精图治,振兴国故的举措,十分赞赏,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以为尧舜三代君臣相遇,有为于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见宋·周应合篡《景定建康志》卷 48《直臣传·郑侠》)这种看法在郑侠《上王荆公书》一文中,还有多次表明:“始某于浮光(浮光山,代指光州),见朝廷议行其事,固尝与民吏士大夫辨其为利矣。其稍有知识者,亦莫不以为善。”又说:“侠每见朝廷举一令新一事,未尝不与三代尧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有识者,莫不欢欣鼓舞,以为真得利民之术,而太平可坐致也。”显然,新法施行之初,郑侠是衷心支持和拥护的,甚至把神宗、安石推行变法,与尧舜三代先贤的业绩相提并论,评价是很高的。时论谓郑侠思想守旧,一味反对王安石变法,这种见解,实欠公允。
郑侠在光州任职,十分关心新法推行的成效,不幸的是,“及行之期年,则可厌矣!”(《上王荆公书》)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新法推行一年,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厌苦的弊端,郑侠心里非常难过,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不能不对新法进行重新思考,对王安石试法,更不能无动于衷,一方面是因为他“雅重安石,平生以尧舜君民自任,深感知已,欲尽忠告。”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了“新法之行,民间不以为便”的现实。因而,熙宁五年(1072)春,光州任满时,郑侠不等朝廷重新任命,就心急火燎赴京去晋见安石。在上京的路上,又细心对民间进行调查,遇见“田父野老,必从访问新法利害,答者无一人言是。”(《闽书·郑侠传》)本来他在光州就耳闻目睹许多民间对施行新法有“不以为便”的怨言,上京路上的调查,更加深了对新法的许多不完善之处的认识。到京后,他斋戒具书晋见安石,安石非常高兴,对他表扬赞赏。再次会见时,安石认为“侠明习法律,年少精敏,欲属用之。侠固辞。”第三次再见安石时,安石又问他有什么见闻?他简要回答:“青苗、免役数事,与边境用兵”等与自己的看法有抵触,安石不答。此后再没见到安石(《闽书·郑侠传》)但他还多次写信给安石,反复阐述自己的见解,却未得到回讯。后来郑侠被派担任监管皇宫安上门,行前向安石辞行,安石很生气。一日安石春社返,经安上门,郑侠照例迎接,安石看到郑侠,心里很难过,当面加以慰问。
安石虽然不高兴,但他非常尝识郑侠的人品和才华,一心要予以延纳,不久派其子王雱去请郑侠担任修经局检讨之职,讵料郑侠生性刚介,反作《愧诗》谢辞。安石又三次派其侄女婿黎东美找郑侠,传达安石之意说:“凡入仕且又改得一京官,然后可别图差遣,何得介僻如此?”郑侠回答说:“侠自光州入京,本求一席地执经丞相门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恶崇卑,不意丞相一旦当路,发言辄先官爵。丞相诚欲援侠,区区所言,行其一二,使侠进而无愧,荣孰大焉。”黎东美去后数日,复来问郑侠有什么建议要说?是时施行免行市利等钱法(即免行役法)。宋代京师官府所需货物,贯例向行户科配,免行钱则是按新法,各行户按收入纳钱,免除科配(不需纳实物),但免除科配后,又因免行钱定额过重,上下勒索,致贫下行商贾甚受其苦,如每征税百文,又补给事钱十文,还要收事例钱十文。虽挑水、担粥、卖茶之类,非纳行钱,不得贩卖。郑侠目睹其害,曾多次上书言于安石,现在东美传达安石向他征求意见,郑侠遂“又具书并陈青苗、免役等弊,”交东美呈献安石。
郑侠在给安石的信中,对新法作了非常深入仔细的分析,既肯定其正确的一面,又指出施行中出现问题的征结,并针对弊端,提出改进的建议。如“青苗法”,其本意是,鉴于农民在青黄不接时被高利贷盘剥太惨了,“故官为出常平钱以贷之,而只取二分息。所以抑兼并而更生贫乏,莫善于此。”可是“贪暴之吏,急于散(放贷)而取赏”,甚至强迫不需要贷款的人贷款,其比例竟超过半数以上,“至于收成之际,又不稍缓其期,谷米未干,促之而急”,农民只好贱糶于市,本来可卖十成,只能得五六成。无法还贷款的,就典当财物,甚至于“无衣褐而典解。”结果“是法所以甦贫乏反而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郑侠认为,不是“青苗法”不好,他说“夫如是无知者,便为青苗为不便,不知贪暴之吏坏之也。”至于“免役法”,郑侠认为“比之青苗又其善者”,百姓“每年出免役钱,比之旧所费百不及一。”但施行中贪暴之吏把免役钱转稼到穷人身上,弄得他们“无衣褐饣亶粥者。”究其原因,又是“贪缪之吏坏之验也。”又如“免行钱”,上文提过,郑侠已陈其害,他建议“最豪者每岁倍费之半”,而“贫弱者,则一例免放可矣。”再如“商税法”郑侠建议,按商贾大小及其盈利多寡征收商税,“实贫困非大商贾之家,所饶不及五十文以上者,不得于商税院收税钱,收税之限不及一百者,与免市利钱。此何患法之不久行,行与民不得利哉!”郑侠在信中一再肯定新法是好的(“为善”、或“又其善者”),对于安石变法,更是赞赏他“有利民极物之心”。这些都充分说明,郑侠屡屡上书安石,并非一概否定新法,主要是针对新法中“不以便民”的错误,提出改进的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郑侠对行新法出现“不以便民”的原因作了深刻的探究,概括而言,他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安石用人不当。郑侠认为,“君相所寄耳目腹心于是人者(指吕惠卿、邓绾等人)”,都是坏人,这些人“其事系于面目、声音、笑貌之间,其心乃无廉耻,暴戾而贪忍,曾不若禽兽者。先生亦不得而尽知耶!”可悲的是,安石对自己身边“付之权任”的坏人,却“不得而尽知。”因此,郑侠愤叹指出,“此圣君冕旒之下,贤相聪明之前,贪暴之吏,坏败良法之明验!”后来事实证明郑侠的忠谏是正确的。二是,各级官吏腐败。郑侠在其奏疏及给安石的信中,多次指出,从京师至地方,各级官员十分腐败,从政府的中枢看,“台谏默然,具位而不敢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而左右辅弼之臣,又皆贪猥近利。”中央的官员如是,怎么能领导好变法!而地方的官员又如何呢?则多是“贪暴之吏!”他们利用新法,层层追加税额,横征暴敛,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使“良法”败坏,使变法成为灾难,以致民不柳生,流离失所。三是,施行新法急功近利,操之过急。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是“理天下之财”,实即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内容涉及转输之均、用度之通、货贿之制、以及敛散之术等,其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图富国强兵。它涉及社会经济及军事等领域,规模宏闳,触动面广。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大变改,王安石竟没有分阶段、有重点的逐步进行,而是全面推开,未免操之过急。郑侠无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以贪缪之人,急功而要利,督促以成就,不念民之休戚,势之缓急可否!”(《上王荆公书》)这样急切地推行新法,加上连年干旱,严重的蝗灾、兵革不休,饥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必然要出大乱子的。因此,他建议安石要考虑百性的困苦,要根据现实情况,对新法要有轻重缓急,逐步施行。而对自己的建议,如果丞相能采纳“行其一二”,那么他对知己进言忠谏,就会心中“无愧”,就是“荣孰大焉!”可见,郑侠是衷心希望王安石能够接受他的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克服新法施行中的弊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郑侠思想守旧,一味反对王安石变法,漫说他是新法的反对派,更是过于轻率失之偏颇。因为郑侠“上不谀公唧,下不原乡党”。(《大庆居士序》)
黎东美很快就把郑侠的书信呈交王安石,过了几天,令下:“小夫裨贩者免充行(即免行役钱),旧税重者十减六七,其大者,将谓以次施行。”(《闽书·郑侠传》)可见,安石对郑侠的建议,还是重视的,作了一些更改。可惜改正得不够,“其大者”“竟寂无闻”。(《闽书·郑侠传》)从“其大者,将谓以次施行”的令文看,安石对郑侠的建议,确有改正之意,但由于奸佞吕惠卿、邓绾之流的阻挠,竟没有施行,以致失误未能得到及时纠正。
当时大旱日久,自熙宁六年(1073)七月,至七年(1074)三月不雨。两河及陕西一带大饥荒,流民不问贫富,扶老携幼涌向东南求食,或者食草根啃树皮。朝廷虽然派官员赈恤,但都隐瞒了流民实数,十不报一。至于欠青苗钱免役钱的就更多了。官吏又追逼甚急,以至有砍桑枣,卖房屋以偿还官债的。还有,身披刑具,扛木负瓦者,不绝于道。安上门每日有无数流民往来,郑侠在安上门亲见其事,心里非常痛苦,遂又多次上书,要求晋见安石欲以忠告,但“门扃圈系,不许出入,是以先生之耳,无郑侠之言,先生之庭,无郑侠之迹。”(《上王荆公书》)郑侠无奈,深感安石难以忠谏,遂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郑侠善书画),把所见饥民流离困苦之状,如实绘成《流民图》,于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连同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起上呈,奏疏诣閤门不纳,遂于本门急书短笺,发马递于银台通进司,假称奏密急事(称为惊奏),并自劾擅发马递之罪。时韩维管银台通进司,他对新法也有抵触,把郑侠书图呈奏神宗并为之请旨,神宗特予赦罪。据《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海南出版社 1992 年版)转载,郑侠于本门急草短笺上疏的内容如下:
“窃闻南征北战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仅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神宗览书阅图,大为震惊,“长嘘数四,夜寝不寐。”便把短揭和卷轴拿到后宫,让皇族阅览。《流民图》使后妃们惊骇万分。有一张图描绘难民饥寒交迫,在大风雨中流浪。另一张图描绘半裸的男女在吃草根啃树皮。还有许多人拴着铁链搬负柴木来缴税,其状惨不忍睹。神宗和后妃们都不禁掉泪。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涕泪对神宗说:“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悚听, 埀欲止。”(《宋史·后妃传·仁宗皇后本传》)太皇太后一席话,深深悚动神宗。翌日,命韩维同开封府府尹停行免税法,三司察量市易,司农发常平仓赈济灾民,三卫司追查用兵实况。又下旨青苗、免役款停催,方田、保甲等并罢,几乎十有八事。民间欢呼相贺。四月初一日,神宗下诏自责,并以四事请内外臣直言批评。越三日,果然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雨。初七日早朝,群臣贺雨,神宗乃出郑侠谏疏及《流民图》,责备群臣说:“卿等言法度修明,礼乐兴行,民俗恬泰,尧舜三代莫之或先,今何至此!”群臣皆惶恐谢罪。于是朝野始知连日降旨变更法令,乃郑侠谏奏书图所致。神宗问安石:“郑侠是何如人?”安石对曰:“尝从臣学。”(《闽书·郑侠传》)是日,安石上书请辞职。而惠卿、邓绾等更为忌恨郑侠,切齿争言郑侠狂言,诋毁新法,还有擅发马递直奏惊驾等等,乞请把郑侠治罪。此前,郑侠上疏献图,已蒙神宗恕罪,但因群奸谗言,只好复令开封府审查。郑侠不愿连累他人,自己引罪,请求不要惩治递兵。我们从郑侠献《流民图》,神宗发怒,安石回答神宗责问,以及吕惠卿等仇恨切齿讪谤郑侠,并乞请置罪郑侠的事实,可以看出王安石确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神宗问他郑侠是什么人?他只答是自己的学生,再没有说郑侠一句坏话。这与吕惠卿、邓馆之徒成了鲜明的对照,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贼,泾渭分明,一清二楚。而王安石在郑侠的心目中,是自己所敬重的老师,是一位贤者,是贤相,他不厌其烦上书安石,直至奏谏献《流民图》,始终是为了忠告知已,郑侠这种对安石的赤诚之心在王安石去位后、自已被吕惠卿等好佞陷受审查时,对安石之弟王安国剖白得很清楚(安石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都反对新法,痛恨吕惠卿)。一日,“侠从定力寺,谒秘书阁校理王安国,安国迎劳曰:‘君独不惧,可谓贤者。侠曰:‘向侠屡言丞相,望丞相更变一二,以救生民之急,不意率无所改,乃出金陵,岂侠区区之心耶?”可见,郑侠冒死奏谏献图,仍然盼望安石对新法作一些更改“以救生民之急”,这也说明郑侠自始至终没有一概否定变法,始终都是说“更改一二”,只此而已。想不到安石竟自动请罢相位,出知金陵!郑侠心里是不无惋惜之情的。
前面说过,郑侠对安石变法,既肯定其正确的一面,又直陈其“不以便民”之害,并非一概否定。而时论谓郑侠思想守旧,否定变法。这种见解很可能是对《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的有关章句有不同的理解所致。如文中有句日:“方今之世,犹有可救,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质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笔者以为“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不等于是对新法的否定。应该理解为,新法施行中“不以便民”,敛掠生民财物的弊端都要“罢去”。这在郑侠《上王荆公书》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再看《闽书》中所引的郑侠奏谏是这样写的:“方今之世,犹可救疗,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罢诸有司一切敛掠不道之政,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这里的提法与上面引文是有差别的,是要求“诸有司”(指三司)在施行新政中,应当把“一切敛掠不道之政”予以取消。因为当时大旱日久,流民的处境极端困苦,罢去敛抗不道之政才能减轻百姓的痛苦,而且当务之急是请神宗赶快下令,“开仓廪,赈贫乏”,这样就能安定社会,安定民心,“早召和气,上应天心”,“天心”即民心。这是郑侠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再说郑侠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是在三月二十六日,他对安石之弟王安国所剖明自己上疏献图的一番心里话,是在七月间,王安国是变革的反对派,郑侠那一番话,当然不是客套话。因此,我们完全可认为,郑侠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他所说的“响侠屡言丞相,望丞相更变一二,不意卒无所改,乃出金陵,岂侠区区之心耶?”是他对变法的真实态度。
安石辞位出知金陵的当日(熙宁七年四月十七日),奸佞吕惠卿等乘机在神宗前泣言:“陛下数年以来,网罗英俊,忘寝废食成此数事,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殆废尽,岂不轻也?”神宗遂又决心复行新法,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不久代理宰相)。郑侠愤恨,上疏抗争,“及惠卿代相,先生斥为贼,本极论之,”奏人,吕惠卿不报。于是郑侠又用《唐书》魏征、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杨国忠卢杞等人物,画成两轴,题其中一轴日:《正直君子社稷君臣事业图》,另一轴曰:《曲邪小人容悦之臣事业图》,指讽当今在位吕惠卿等佞臣欺君误国之实,暗合唐朝奸臣李林甫之徒,而与魏征。姚崇、宋璟等忠臣成鲜明对照,各以类标题,复为本上奏,又不报。吕惠卿代相,结党营私,无所不为,其“弟升卿无学,引为待讲,又用弟和卿计划五等丁产簿,使民自供首实,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猪亦遍抄之。隐匿者许告,而以赀三之一充赏,又固保甲正长给散青苗,使押赴官,不遗一人,上下骚动。”郑侠极为痛恨,怀不能已,上疏直指惠卿罪恶,“郑侠疏惠卿朋奸壅蔽。”(见《宋史·奸臣传·吕惠卿》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初一日,郑侠复上书反对吕意卿代任宰相,其疏目:“臣所谓陛下独立者,谓无臣也,所为陛下无臣者,非无臣也,所谓大臣者,其高爵重禄,则日归于已,清资美职,则分授子弟。中使相望于道路,资金并聚私室,而天旱民流,百所失所,四方背侮,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此为大臣,则屠沽仆隶谁不克为?”吕惠卿得知大怒,上奏神宗,以为讪谤,送汀州编管(削职为民)。御史杨忠信为郑侠送行,他十分感慨对郑侠说,御史台不敢上谏,你一个小门监,却上书不已,谏奏的责任却落在监门,御史台无人也。忠信从怀里拿两册名臣奏谏交给郑侠说:“以此为正人助。”又赠银三十两资助路费。(见《闽书·郑侠传》郑使带家眷行至陈州,吕惠卿得知,“命舒亶往捕,搜侠箧,得所录名臣谏草,有言新法事及亲朋书,悉尽按姓名治之。”(《宋史·舒亶传》)吕惠卿兴大狱,奸臣邓绾等请处郑侠死罪。神宗不准,说:“侠之忠言亦自可嘉,但送英州安置。”(《闽书·郑侠传》)郑侠遂被贬逐英州编管(广东英德县)。郑侠被贬徙英州以后,吕惠就对王安石横施迫害,“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宋史·奸臣传吕惠卿》)其时王安石之子王雱与邓绾(两面人)联名上疏吕惠卿勒索民财五百万钱,惠卿心有不甘,怀恨安石父子,捏造种种罪名加陷安石。“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日:“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依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之失志倒行而逆施,去殆不如此。发其私书曰:勿使上知者。”(《宋史·王安石传》)吕惠卿把变法失误的种种责任全推到安石身上,反诬安石矫旨罔上,倒行逆施。甚至把安石写给他“无使上知者”的书信揭发呈献神宗。
吕惠卿是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安石之于惠卿有卯翼之恩,父师之义。”(《宋史·奸臣传·吕惠卿》)可是,一旦得志,竟忘恩背义,出卖安石。难怪苏辙上书骂道:“犬彘所不为,而惠卿为之!”神宗收到安石给惠卿的私书,非常生气,“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安石十分懊恼,回家责骂儿子王雱云:控告吕惠卿勒索之事,为何不事先告诉他。“雱愤,患疽发背死。”安石只有王雱这个独生子,儿子被惠卿气死,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了,“及子雱死,忧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后来,几度迁贬,终难消解心中忧愤,“终神宗之世不复,凡八年。”(《宋史王安石传》)晚年退居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按,惠卿为福建晋江人)安石、郑侠师徒二人皆受吕惠卿迫害,“吕惠卿、邓绾之罪,可胜诛哉”!(《宋史·郑侠本传》)
郑侠的一生多 而不平凡,抗疏献图,冒死直谏,进两轴与奸侯抗争,三黜岭荒,身处横逆,而爱国爱民之心不移,其勋烈劲节,非一般人所能为。郑侠之所以敢于冒死与权贵抗争,是源于他有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高尚的情操、理想正是他坚持真理的精神动力。我们从郑侠《赛谢明化寺土地文》一文的自述中,很可以窥视郑侠的精神世界。(按,郑侠被贬英州,家无居室,只好棲居“久无人居”的明化寺,乃作是文以言志)其文曰:
“侠虽不肖,不敢自比聪明正直,抑所以事君亲者,不敢不尽其心。知法之民物不便,屡请而不已。不敢自昧方寸,以苟避权贵而自容,至于与大臣矛相摩也。达官美职,人之所欲,侠不敢分毫凯于心。居有宫室,行有舆马,礼丰用足,妻孥喜美,亲属交旧,赖有取足,人之所乐,侠弃之如涕唾怡然而来此,神其亦曰:郑侠者,果何求为是哉!如侠不正直,以自叛于道,则神亦殛之。如果在于有道,当力辅大公,佑以庞福,然后可以上称。”
(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郑侠说,他深知新法“之于民物不便”,所以一再上疏谏奏,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他不能不讲真话,更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苟且迥避权贵。正是由于坚持真理,所以与大臣发生矛盾抗争。郑侠强调说,如果自己不正直“自叛于道(真理)”,那么神也会惩罚他的。
在这里,郑侠声称自已决不会“自叛于道”。“道”是中华民族最高的思想境界,道是真理,是正义。先哲们之所以求道,是为了“顺天应人”,“天”即是民。因此,忧天下忧君、优民是一致的。都是“顺天应人”。郑侠坚持不叛道”,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境地。因此新法“之于民物不便”,他自然不能苟同。他在《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说:“臣所以不避万死,深冒千万重之天阍,以告诉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中忧君,下忧生民耳!”为了道,为了“上畏天,中忧君,下忧生民,”他把身家生命置之度外。更把“达官美职”。“宫室”、“车马”、“礼丰用足”“美妾”+统统“弃之如涕唾!”所谓“君子谋道不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郑侠是也。为了坚持道,王安石五次请他当官试法,都坚决谢绝,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说:“如果在于有道,当力辅大公,佑以庞福,然可以上称。”
在郑侠的思想里,有深笃的“忧道”观念,因此,他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以自觉的忧患意识洞察社会,思考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危亡。只要有关国家民族兴衰的大政他就奋不顾身进行忠谏。他在《十一月初一日奏状》和《十一月十一日奏状》的两篇奏谏中,一方面揭露吕惠卿、邓绾之徙误国殃民的罪恶,痛斥他们“戕害万民,危阽社稷”。说任用这些奸佞当大臣,那么屠夫、酒徒、仆隶之类的人,谁都可以当大臣了实际上这是两篇请神宗“清君侧”的诉状另一方面,对血气方刚、新登基的神宗进行忠谏。他以周公为例,劝谏神宗要谨慎治国。其文日:“周公作《无逸》,历陈人君之享国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皆由人君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诋惧,不敢荒宁,则有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生,则逸,则有短。”
这里,郑侠引述了周公治国的历史故事:周初,刚刚取代股而立国的周公,写了《无逸》一书,指出“能保施小民不悔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祖甲是前代殷朝国君,因为治国能够保护百姓,施恩于民,救济鳏寡,所以在位三十三年,天下安宁。还有,商朝的中宗、高宗等君王能以道治国,均能享国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而纣王无道,终于亡国。周公以这个历史为鉴,告诚他的侄儿成王治国要谨慎,不可怠政,不敢荒宁,要“知稼穑之艰难”,要关心人民劳动、生活之疾苦,这样方可“享国久远。”否则就要失去政权(则短)。郑侠以周公治国之道,给神宗为鉴(即镜子)是苦心孤诣的,是根据当时宋朝的国情对神宗进行忠谏的。其时,宋朝表面上是太平盛世,实际上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东北部和西北部有强悍的辽和西夏两个强敌,边境时有战事发生,宋朝虽拥兵百万(宋朝是中国历代养兵最多的朝代),却难保边境安宁,而西南的交趾(今越南)也不时犯境骚忧。国内的熙河(甘肃)、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夷蛮”(少数民族),几乎每年都发生“夷人起事”。因此兵革不休。再加上连年干旱、蝗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极为尖锐,而新法施行失误,使矛盾更加激化。郑侠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如果最高统治者头脑不清醒,不谨慎治国,“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克服新法“不以便民”的错误,国家就难以“享国久远。”郑侠对神宗的这个忠谏,在群臣中是仅有的,可见其忧患意识之强烈,洞察力之尖锐超人。难怪神宗看了郑侠呈奏的书图,惊骇掉泪,愤怒责骂君臣粉饰太平,误国殃民了。应该说郑侠以周公作《无逸》的故事给神宗为鉴,对后世也是殷殷可鉴的。
郑侠这种“忧道”思想,无疑是可贵的美德,这种美德闪耀出他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操,因而他“虽三黜而不忧”,自强不息,挫而复起,穷且益坚。他被贬徙岭南后,始终心怀对生民家国的忧他在《望阙台记》一文中写道:“忘忧乐,非人也。夫忧其可忧,乐其可乐,此人之义性也。……其乐其忧,吾于是得其师。故虽摈斥万里,而望阙思亲,思念古人,吾莫能已也。”郑侠的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
郑侠在英州谪居十年。元佑元年(1086),哲宗即位,郑侠得赦,朝臣苏东坡、孙觉、虞太宁联名为郑侠奏荐,郑侠得以复官,任泉州州学教授。任满,以诸生乞留,奏准再任八年。元佑八年(1093),郑侠丁父忧期满,再授泉州录事参军。元佑九年(1094),哲宗恢复新法,章惇为相,蔡京、蔡卞等亦入朝任要职,奸佞大肆降贬旧时诸臣,郑侠亦于元符元年(1098),再贬英州编管。1101 年,徽宗即位,郑侠得大赦东归福清。时朱师知广州,复上表荐郑侠,徽宗复旨复官,又任泉州教授。崇宁元年(1102),改差监潭州南狱庙,为蔡京所阻,遂罢归。崇宁五年(1106),复许叙用任将仕郎,是年侠已 66岁,以年老不愿再出。宣和元年(1119)卒于家,享年 79 岁。
郑侠一生坎坷曲折,自熙宁七年(1074)起,屡遭吕惠卿、邓绾、蔡京之徒的迫害,自神宗至哲宗,至徽宗,两贬英州,放遂二十年,三仕泉南,困厄流离,历尽艰辛,几濒于死,而忧国爱民,赤胆忠心,至死不移。一拂先生之名为万世所敬仰。苏东坡论荐郑侠之疏有句曰:“考其终始出处之大节,合于君子杀身成仁,难进易退之谊。”其论不虚明郭造卿有诗赞曰:“宋室百僚土,郑公千古人。一图匡社稷,两轴系经纶。”亦宜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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