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爱国爱乡 兴教育才功高德劭 风范长存

李圣穆  郑昆鑫

花圈如海,哀乐低徊。3 月 11 日上午,在福清虞阳中学有 1800 个座位的大礼堂,以及过道上、门厅里、礼堂外,挤满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虞阳中学领导郑昆鑫先生以沉痛的声音,宣布追悼会开始。人们含泪肃立。在校领导曾庆南先生致悼词时,会场上一片抽泣声……。

灵柩过处,几千人自动排着长长的队伍,缓缓走过数里长街,为一位97 岁高龄的老人送行。

他,就是虞阳中学的创办者、首任校长、现任校董事会董事长,渔溪教师退休协会、渔溪老人体育协会名誉会长,致公党福清市委顾问郑伯聪先生。

这位世纪的同龄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充满着艰辛的历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郑伯聪先生 1902 年 2 月 3 日出生于福清市渔溪镇。自幼好学,力求上进。16 岁考入著名的鹤龄英华书院。1929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获教育学士学位。1930-35 年,他先后任福清、同安、晋江等县教育局长。对当地教育的调整与改革做出成绩,至今仍为人们怀念。1935-46 年,他先后在南平、晋江、建阳等地任教,在福清县立初级中学,明毓联中任校长,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辗转迁移,物价飞涨,教职工生活困难,他积极克服,使学校得以维持。

1946 年,虞阳中学创办前,福清全县只有三所初级中学,其中县城二所,龙田一所。渔溪区(相当于现在渔溪、上迳江阴、新厝四个镇)学生求学困难。为了升初中,他们必须跋涉 30 至 100 里路程,挑着粮食和行李步行到城关去。由于交通不便,县城二所中学录取名额限制,以及家庭经济困难,每年全区大约只有 10%小学毕业生能够继续升学,有 90%的学生不得不辍学。

郑伯聪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在家乡渔溪创办一所中学。1946 年夏天,他向明毓联中校董事会辞去校长职务,返乡着手筹备创办中学事宜。

在旧社会要创办一所中学谈何容易。经济、校舍、以及通过政府“立案”等许多难题摆在他的面前。

经济问题先通过借、赊、募来解决。他向热心教育事业的归侨,向渔溪镇上富有的商人劝募一部分,又用下学期的学费作担保,以高利贷向人家借一部分实物如黄金、谷子等:向木作坊赊课桌椅等校具。学生收的学费,只够发教师工资的一部分,同时采取一人多职,节省开支。在艰难的创校时期,郑伯聪先生“名为长、兼多职”,既当校长,又当工友。郑伯聪先生的夫人不辞辛苦,义务为教师备办伙食,在学校经费困难时,她把自己的金饰典当,充作教师菜金。大年初一,郑伯聪先生一家吃发霉的地瓜干过节,而把海外儿女生活汇款作为教师生活费。

校舍暂借渔溪中心小学一间破烂的小礼堂“中山台”。正如郑伯聪先生描述的那样:“厢虚顶漏雨声陪,屋内积尘埃,空壳中山台,经收拾,虞阳校开”。

当时政府极端腐败,根本不管教育,而且对地方人士热心办学设置重重障碍,规定办学要“立案”。“立案”的条件是学校要有固定经费来源。郑伯聪先生绞尽脑汁,把他父亲遗留给他七兄弟轮年的两张店屋契据送上,谎报每月可收店租若干。这样,才勉强得以“立案”批准。

经过一番苦心的筹措,“虞阳中学”的牌子才勉强挂了出去。1946 年9 月,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 90 人。在郑伯聪先生的努力下,总算正式开学了。

但是,没有校舍,寄人篱下,没有经费,靠借赊募,总非长久之计,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困难的时候,郑伯聪先生寄希望于旅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渔溪区有不少侨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侨资较雄厚。他们出国之前,多出身贫寒,饱尝失学之痛苦。他们都希望家乡教育事业发达,子孙后代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有可靠人主持校政,学校有雏形,他们是会捐献校舍和支持经费的。

开学后,郑伯聪先生即托人绘制学校远景计划图,张挂于渔溪镇闹市区“文武祠”门口。并复制多份,分寄海外各地同乡会、侨领,请他们认建。当时不但没有校舍,连校址都未定。有人讽刺说:“虞阳中学建在纸上,挂在墙上。

不久,新加坡侨领郭可济、郭可模两位先生首先响应,认建最大的校舍各一座。1947 年春,郭可济先生亲自回国,实地勘察选择校址。几经周折,选择渔溪区较中心的山东埔建校舍。于是“本游堂”、“本安楼”及“道隆斋”三座校舍相继落成。虞阳中学迁入新校舍后,万隆玉融分会,爱国华侨庄明耀、郑万蟾诸先生又续建宿舍、教室。至此学校才初具规模。

为了解决办学的经常费用,郑伯聪先生决心去南洋募捐。1948 年 10月,他自己出面借谷子 50 担,做为路费。翌年 1 月,在兵荒马乱之时,飘洋过海,万里奔波,前往南洋各地。终于得到热心办学的华侨捐赠一笔现款,还清了各项积欠,并购置了一批校具。

解放后,在党的侨务政策光辉照耀下,郑伯聪先生继续努力争取爱国华侨捐资办学。1957 年印尼华侨捐建 1674 平方米的教室“虞阳楼”一座。林子金先生捐赠人民币 6000 元,在当地驻军支持下,用推土机开辟了面积30 多亩,有 400 米跑道的大操场。这一年学校增办高中部。海外侨胞负担三年经费,又捐赠大批仪器设备,学校不断发展。到 1966 年 9 月,学校已有高初中 24 班,师生 1301 人。学校贯彻全面发展党的教育方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得到各方好评。

郑伯聪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对学校的创办和发展,都做过贡献。不料,1958 年竟受到委屈而遭清洗。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他用心血培植的学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郑伯聪先生含怨二十载,终于在 1978 年下半年得到纠正。学校召开平反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因为他的问题而受到株连的亲戚朋友,有关部门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郑伯聪先生不念旧嫌,不计较个人恩怨,且深感党的政策英明、在 81 岁高龄时写下“逝如斯、夕照满青山,晨昏一”的诗句以明志。

在上级党政和侨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郑伯聪先生不顾八十高龄,积极倡导恢复校董事会,为学校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1981 年元旦,校董事会成立了,他不负众望,又挑起董事长的重任。

校董事会成立后,郑伯聪先生老当益壮,继续积极做好华侨捐资办学工作。郑伯聪先生以身作则,在捐资办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80 岁生日之时,回国省亲的儿子要办筵席为他祝寿,他不同意。他说:“你如有力量,就贡献给虞阳中学吧!”他生活俭朴,衣着饮食,从无苛求。他经常回忆创校初期大年初一吃霉地瓜片之事。他说:“现在这样生活太好了,不要忘本。”他儿子在国内有一笔投资款,每年的利息,他全部充作学校奖学(教)金。

在郑伯聪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几年来,爱国侨胞捐资为学校建教室、宿舍、科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礼堂,修整体育场,增添教学设备以及奖学(教)金等,计 1000 万港元。他旅居海外的长公子独资兴建教师宿舍“敬业楼”、校门,还捐资 140 万港元,设立“虞阳中学郑伯聪教育基金会”,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忠诚教育事业的教职员工。最近郑老先生长公子遵照其父临终遗嘱、捐资 250 万港元,兴建虞阳中学郑伯聪体育馆,做为对郑老先生的永久纪念。这个工程已进入设计阶段,即将动工。

郑伯聪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为教育事业,为虞阳中学的创办、发展而付出的心血与功绩,人民将水远不会忘记的。半个世纪以来,虞阳中学培养出来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更不会忘记他。在他的追悼会上,省领导陈明义、袁启彤、王良专分别以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英华外语学院董事长,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的名义,送了花圈。送来花圈的还有福清市宋克宁、邱玉清、朱健等领导,以及省、市领导和侨务部门、海外侨团、乡亲、他生前友好和学生等。这是对郑老校长一生的最好评价。

魂兮归来!敬爱的郑老校长!渔溪人民怀念您!虞阳中学的师生怀念您!

记述郑伯聪先生的几件事

林长贤

福清虞阳中学创办人、首任校长、现任校董事会董事长郑伯聪先生逝世已 3 个多月了。他老人家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功垂青史,风范长存。我因消息迟缓,未能及时前往送殡,深感内疚!

我和郑伯聪先生的认识是从解放初期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3 月在闽侯专署干校学习时开始的。当时干校设在闽侯义序,校长是专署专员陈亨源兼任,副校长是由副专员温附山兼,校办公室主任由专署文教科科长吴康民专任。那一期学员共 100 多人,来自专署辖区 8 个县,多是县教育行政领导、中小学领导或骨干教师。全校学员分为两个中队,闽侯、连江、罗源、闽清编为第一中队,教导员张耀兰,中队长林长贤;福清、平潭、长乐、永泰编为第二中队,教导员尹笃义,中队长(名字忘记)各中队下设 4个学习小组。学校为着加强学习的研究讨论,另设一个研究组,全组学员共9 人,其中有闽清黄开统、刘我辉、黄素琼(女);福清郑伯聪、张端机、林贞瑞、吴衡均;连江林长贤,长乐郑歧生。

我们那一组是住在一家民房里,8 个男同志一起睡地铺。郑伯聪先生年纪最大,个子最高,为人诙谐,喜谈笑,彼此感情甚笃。他热爱劳动,每天清早轮值打扫卫生时,他都准时起床打扫周围环境。学员每天早上有早操跑步,他总是跑得满身是汗,不掉队,人们都称他为老大哥。当时学校学习主要课程有:《国内外形势》、《社会发展史》、《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中共与中华》等。学习方式是听报告、小组讨论、出墙报或大组辩论等。

我记得学习《社会发展史》时,讨论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还是由上帝创造的?争论最激烈。郑伯聪先生十分赞同劳动创造世界,因此他在整整 3个月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改造思想,认真写发言稿,积极参加学校有关规定的体力劳动。我记得学习快结束时,学校举行一次毕业文娱晚会。我们那一组自编自演一个小节目《返老还童》,大家各执一件小乐器,郑伯聪先生叩小木鱼,我敲小锣钹,9 个学员边打边吹乐器,边唱《小朋友》歌:“排排坐,吃果果,学校里头朋友多,朋友多好唱歌,唱起歌来歌声和。”博得全体学员热烈鼓掌,捧腹大笑。

学校结业后,学员们各回原单位工作,我被留下任省立闽侯中学校长。到1954年9月,我调来福清一中工作,郑伯聪先生是住在渔溪,彼此都没有来往。一直到 1983 年福清二中 90 周年校庆时才见到。他回渔溪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信的内容是:“长贤同志:义序一别至今三十余年,二中校庆时再遇到你,不胜欣喜。在二中校庆时,我讲了话,这也是我的人生观。兹抄正谨请赐教。谨颂教安。八三老弟郑伯聪 1983、4、5”。我接信后深感郑伯聪先生为人谦虚诚恳,富感情。他年龄比我大 20 岁,还如此谦逊称呼,实在担当不起。于是我及时回给他一封信:“伯聪老校长:大作意简言赅,能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赞颂园丁的辛勤劳动及其功绩,并针对时弊列举历史上正反方面人物为论据,阐述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读后令人敬佩,难得难得!”。

1990 年郑伯聪先生病重住入虞阳医院,我曾专程前往探视。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遵照医嘱不得接见。后他竟起死回生,真是奇迹。到 1993年,我因主编福清教育志,曾去渔溪拜访,他在寓所接见,畅谈甚欢,并提供有关教育资料,我深表感谢。不意此别,竟成永诀,悲哉!

郑伯聪先生以 97 岁高龄逝世,真是寿享期颐。他在生前“财、子、寿三般齐全,功、罪、冤一律过去”(郑国荣语),死可瞑目了。

何隆朝先生的创业历程与爱国情怀

方家章  刘鸿龙

（一)爱国情怀

金秋七月,盛暑季节。我们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三宝垄,拜访了久已仰慕的何隆朝先生,乡亲会晤,倍加亲切,何先生的淳厚诚挚、襟怀宽广与那虚怀若谷的豁达风度,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何先生的爱国爱乡情怀、溢于言表:他说:“赤子思归,眷鸟恋林,我们虽在异国,但时刻思念祖国乡土,祖国的一山一水,家乡的一草一木,无不使我们牵挂于怀。”何先生善于言辞,在一个多小时的畅谈中,他抒发了许多感慨和体会,他为今日祖国的富裕强大、繁荣昌盛,能够屹立于世界列强之林而感到十分自豪;为家乡的经济建设、旧貌新颜,各项事业莲勃发展而无比欣慰,他把今天的强大祖国与六十年前的腐败社会对比,真是天壤之别,这翻天复地的变化,使海外侨胞感慨万千,同时感到荣幸和自豪,而何先生是亲身经历了这半个多世纪历史沧桑变化的过程,自然其体会更为深刻。

当我们向他介绍家乡经济发展的情况时,何先生多次查询闽江调水工程进展、江阴半岛开发、大真线公路完成情况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进程。他是心怀桑梓,情系故里,言辞之间表述了对家乡的关切,他语重心长地说:“要不失时机,加速家乡的经济建设,使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海外侨胞的唯一愿望”。何先生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启迪,从而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廿年,家乡的经济建设得到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资助。他们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永远铭记于侨乡的史册之中。而何隆朝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功不可没的侨贤,因而赢得了家乡父老的爱戴和敬仰。

(二)创业历程

何隆朝先生 1928 年出生于福清市江镜镇江镜村,因家道贫寒,父母亲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印尼谋生,幼年时期的何先生只在本村读过二年私塾,不久便辍学在家随祖父生活,家庭杂务与轻微的农业劳动都由他一人承当,勤谨耐劳,苦度时日。1937 年秋,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入侵,我国的东北华北地区危在旦夕,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何先生当年只有 10 岁只好离开家乡,随乡亲前去印尼,从江镜至厦门转道香港、新加坡至印尼,海上航行 20 多天,历尽艰难苦楚,度过重重难关,此时海域已不安宁,惊险之事时有发生,风雨兼程,终于当年12月27日到达印尼,父母惊喜交集,跋山涉水赶到雅加达把他接走,一家四口居住在中爪哇小镇淡满光地方,何先生继又入学,好景不长,只读二、三年便又失学。1941 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大举南进,东南亚遍地烽火,不久印尼部分省市相继沦陷,白色恐怖笼罩千岛之国,所有侨团、侨校尽被关闭,他无法求学只得随父母到处奔走谋生,销售日用品,经营小生意,苦度时日。1941 年底,日寇实然袭击珍珠港后,接着占据马来半岛、菲律宾、泰国和缅甸。1942 年初,日军从西爪哇的孔雀港、万丹等地登陆,3 月 5 日占领了雅加达,淡满光地区也开始动荡不安,何先生一家只好迁至三宝垄乡下避居。三宝垄位于爪哇中部,是中爪哇省府所在地,印尼三大商埠之一,人口约一百万,华侨占十分之二多,三宝垄属于古老城市,社会比较保守,风气比较淳朴,当地人民较为友善,易于相处,所以何先生一住至今,成才创业的基础也在此地。

到三宝垄后,他在叔父店里协助经营布疋生意,由于边远地区民众往来不便,经销布疋必须手提肩挑,到农村兜售,终日奔波,十分劳累,但他刻苦耐劳,不辞艰辛,而且待人处事,诚挚热情,得到叔父的充分信任。1955年与其叔父合资开设一家小规模的针织厂,虽然一切都很简陋,但这个厂毕竟是何先生走上创业的第一步,是个良好的开端,也是目后业绩辉煌的基础。针织厂开始时专织圆领上衣,不久后发展成为多种产品的厂家,凭着他的资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厂务日在扩展，资金也日益积累,至 1962 年初,规模比针织厂大,独资经营的爪哇纺织厂创办成功了,从原棉进厂到组成布疋,形成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工人二千多人,棉纺机一百多台,分布在三个车间,五年之间,他的事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时他刚三十岁出头,治厂就非常精明能干、富有魄力,从生产经营、资金运转,人事管理以及内外联系工作,都显得比较成熟干练,厂务井井有条,生产蒸蒸日上,规模不断扩大,在当时印尼工业不发达的情景下,这个厂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企业,同时,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企业家形象出现在三宝垄社会上,受到了企业家的注目和重视。其实,早于十年前,何先生才廿多岁,就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出众的能力,1955 年4 月,举世闻名的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侨胞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接着,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各地区的华侨社团,相继成立了迎接祖国亲人的接待筹委会、筹备处等机构,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何隆朝先生被指定负责后勤组,他亲自着手准备迎送、住宿、车辆以及保卫安全等事宜。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印尼社会都比较复杂,为了安全保卫总理和各级官员,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何先生前后忙碌一个月,日以继夜事无巨细,都是躬身而为,亲自察看沿途线路,安排交通车辆,组织警卫队伍,疏导迎送人群,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得到了国内外亲人的高度评价为万隆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5 年国庆节时,国务院邀请了一批为万隆会议作出贡献的印尼有代表性华侨时,何隆朝先生是其中一人,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这个荣誉使他经久不忘。这次会晤,他对我们历述了当时的情景,并表达了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何先生的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七十年代之初,三宝垄市政府制定市区扩大的发展规划,土地价格极为优惠。何先生高万瞻远瞩,看到土地开发的发展前景筹集大批资金,购买了市郊大片土地,用于地产开发和建立新厂,不出所料,七十年代后期,地价开始升值,效益颇丰,资产日增,进一步奠定了其经济基础,并在新区内又相继创办了几家中型企业,开始形成系列业务和联网规模。八十年代初,他开始进入金融业,创办三宝垄经济发展银行,初期形势甚好,中期之后,由于印尼经济波动,金融业首当其冲,受到强烈冲击,发展银行也遇到资金周转不灵,业务受困,经济蒙受损失。但何先生毫不气馁,以务实进取精神,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然后再辟新途,以求更大发展。用他的话说就是:“顺利之时不大意,曲折之时不惊慌,企业总有风波,但须审时度势,务实求进,就能取胜。”这一番话确是经验之谈,这时期他十分注意了解东南亚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企业动向,同时又进一步调查印尼本土的产品需求,这一切都为他后来创办保利塑料厂与玻璃纤维纸厂,找到了理论依据和企业信息。

这时的何先生已是五家工厂的董事长,在三宝垄企业界算是中流砥柱的人物之一,在历经廿多年的创业生涯中,往事历历在目,他总结出创办企业并迈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有这么几方面,给人以很大启发。一是信心在怀,事业为重,不能左顾右盼,失去良机,在依赖外力之同时,深信自己的创造力和内在因素,要忠于职守,亲身介入,从中摸索出一整套甜酸苦辣的际遇和对付的办法;二是笃守信用,真诚至上,不轻易许诺,也不随意推诿,言必有信,树立企业的信誉感和责任感,一切从长计议,不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并要承受得住社会各界严格要求的考验;三是维护优质,以质取胜,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为提高质量而花钱值得,即使降低利润也在所不惜,产品质量要赢得国内外市场的良好信誉,然后高产才有意义;四是善于团结,严于治厂。治厂不是一、二个人就能管好,而是几个层次和若干部门同力协作,精诚团结才能管好。所以上自工程师技术人员,下至职员工人,都要关怀爱护,相互信任,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从严要求, 持之以恒,形成一整套稳定而有秩序的管理方法。何先生十分扼要地概括了廿年来创业走向成功的要诀,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当然,这与他的待人处事诚恳和蔼,豁达大度,以克已助人为乐,以笃守信用为本,从而得到全厂上下和社会各界人土的信赖和仰慕而获得成功是分不开的。

1982 年,新的一轮创业起步了,何先生筹建的一家大型企业保利塑料编织厂于这一年建成投产,该厂位于印尼城郊,占地四十多亩,工人三千多人。我们承邀于 7 月 16 日参观了全厂,厂内有五座大型车间,十多条生产线,还有设计室、化验室、动力车间、机修车间、成品仓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从原材料到编织、缝袋、印刷、检验、包装组成生产全部流程,生产水泥用袋、化肥用袋、饲料用袋、食糖用袋等几十种多功能编织袋,年产量达到二亿张,除供应印尼国内市场外,还售向日本、南韩、泰国等廿多个国家和地区。保利塑料编织厂是东南亚同类行业规模最大的一个厂,厂内有三百台编织机,生产一片繁忙,产品供不应求,厂区环境优美,生产运转很有秩序,工人忙而不乱,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极好的印象。参观结束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厂有与众不同的几个特色:各工种之间分工合作十分默契,既独立完成指定工序,又关注上下工序的密切配合;二、质量检查就在车间进行,技术检验人员直接下车间质检及时检验,以免返工;三、机修力量强,机械故障少,产量稳定,质量优越;这个厂还能自己设计,组装编织机,何先生给我们介绍已组装完成的 10 台编织机,准备运回福清江镜,开设保利分厂之用。

下午,我们来到厂区的西部参观何先生创办的另一个大型企业玻璃纤维纸厂,五台压平机在宽敞的车间排列着,生产规格不同的多种玻璃纤维纸,可用于食品、香烟、化装品、日用品、针织品等 200 多种外包装之用。产品 60%出口,远销东南亚各国,40%供当地内销,该厂聘用日本技术人员任工艺监督,聘用外国人员负责经营推销。该厂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在国内外信誉很高。此外,还有中等规模的录音带厂、汽车配件厂、包装纸厂等几个工厂,近年发展也都很快,他在香港还设有亚华贸易有限公司,代理从祖国转销的化工、机械等产品业务。

何先生从1955年创建的第一家小型纺织厂发展到1996年拥有十多家的联合企业,这四十年间,他勤于建业,劳于奔波,既有欢愉,也有辛酸。遇到印尼经济衰退和市场不景气的时期,尝过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和排挤的苦处,也面临设备更新换代,产品技术更新的种种压力,但他都能面对现实,应付自如,从艰难险阻走向坦途。何先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创业信念、经营思想、治厂方式,不是一般企业界人士能做到的,他的守诚笃信、以质取胜、簿利多销、服务至诚等守则，已经形成他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业守成的要策,同时,已溶化于企业之中,成为大家所公认的企业特色。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何先生的热心集体、造福社会、服务民众的精神。不仅海外侨胞对他赞仰备至,也不仅实业界同仁对他的尊重推崇,就是当地官员和社团领袖也是十分拥戴和器重他的。他在印尼的三宝垄、泗水各地区具有很高威望,被推选担任许多社团负责职务。1943 年,他才 16 岁,就担任侨团理事会总务,1950 年任三宝垄布商公会主席、新友社副主席和三宝垄玉融公会主席、三宝垄中华侨团总会主席。1957 年起,担任新友中学董事长、华英中学董事部秘书长、中华医院董事。现任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三宝垄区副主席、新加坡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主席。他在担任职务期间,积极推动社团发展,开展一系列活动,并为发展教育事业集资捐款,为当地民众和侨胞服务,造福社会,甚孚众望,在此期间,凡是国内中央领导人和部委负责人,前去印尼访问,如 1956 年宋庆龄副主席,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到印尼访问;1963 年杨成武上将率军事代表团访向印尼;1964 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等,以及历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国内的重大庆典,何先生都是担任筹备工作亲自参加迎送接待,认真负责,竭尽全力,受到各界的好评。这是何先生热爱祖国、拥护领袖,关怀亲人的具体表现。

(三)造福桑梓

何隆朝先生从少年时代出洋谋生,到两鬓斑白创业辉煌的今天,前后半个世纪。而他乡音未改,乡情依旧。虽身在海外,而心怀祖国。家乡的山山水水他都记得,家乡的父老兄弟他都关怀,他经常查询国内及家乡建设情况,赤子之心,尽在言中。几年前,他被指定为融侨开发区经济考察团副团长回到福清,之后又几次回乡省亲考察,看到侨乡的变化,日新月异,旧貌新颜,城乡高楼迭起,道路四通八达,人民安居乐业,喜不自禁。他为祖国和家乡的欣欣向荣而欢欣鼓舞,回印尼之后还念念不忘且广为宣传。我们此次也向他介绍了家乡近期的几项工程,闽江调水、城市建设和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状况,他认真倾听且十分关注。何先生事业成功之时,始终不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力帮助,近廿年来,他慷慨解囊,捐资赠建许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为家乡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于 1963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就捐赠大批化肥、种子等农资支援家乡,当时企业中规模最大的清华糖厂创建时,他也投资出力;融侨大酒店创办时他也投入近百万元,对江镜镇家乡的公益事业更是不遗余力,他捐赠 120 万元,建造江镜中心小学教学楼;捐赠 100 万元,建造江镜华侨影剧院和侨联大厦,捐赠 60 万元修建医院门诊大楼;此外,还捐建老人活动中心和成立“老年人养老基金会”,去年还赠送一部救护车给江镜卫生院,此次又同意赠资 100 万元新建江镜镇卫生院。为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他独资捐建通往前宅电站的水泥路和供水设备、美化环境等项设施;对市龙华职业中专学校也是关怀备至,除个人捐资 50 万元外,还出面筹集资金供建造教学大楼之用,对发展教育事业出了大力,特别是这一次,他考虑到江镜镇发展经济必须创办企业,同意筹资二千万人民币,在江镜镇创办塑料编织厂,编织机已备好 10 台,不久后将运回国内,此项计划已经证实,镇领导正在安排。家乡亲人为何先生的慷慨资助,造福桑梓莫不有口皆碑,赞不绝口。何先生为家乡做出的重大贡献,乡亲们永远不会忘却,并将在史册之中谱写新章。

何先生不仅治厂有为,而且治家有方。家庭美满,子女成才。夫人林玉珍,祖籍本省龙海,是印尼第一代侨生,受过中文教育,热爱祖国,关怀家乡,何先生事业有成与夫人鼎力支助是分不开的。儿女成才立业,是何先生家族兴旺,事业发展的体现。大女儿何巧玲和大女婿从事木材业务;二女儿何秀玲在亚洲太平洋银行任董事,女婿是总经理;三女儿何美玲和女婿在淡满光种植烟草,他们也拥有一家烟厂在玛琅;第四公子何林,毕业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企业系;第五公子何平毕业自美国得撤洲化工系;第六公子何敏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财经系。他们几人都很有毅力和才干,帮助其父管理厂务,事业后继有人,资产日渐殷实,成功的喜悦洋溢在美好而幸福的家庭之中。

何先生的创业历程,艰辛而又辉煌,何先生的爱国情怀更令人钦佩、敬仰。他的事业如日中天,阳光遍地,他的发展前景光辉灿烂,他为祖国、家乡的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也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邱文椿先生简介

曹铭安

加拿大宝德集团主席邱文椿先生,侨居印尼时曾是万隆玉融公会领导人之一。他热心祖国建设事业,对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邱先生 1910 年出生于上迳岭胶村。曾祖是前清秀才,父邱世瑚于 1881年南渡印尼。其兄邱文镯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一直任上海复且大学教授。

1926 年邱先生随父前往印尼,定居万隆,背负肩扛走乡闯里贩布为生。由于先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至三十年代有了一些小积累,转而开设小旅馆,后又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1949 年,因商务需要,举家搬迁至香港,开设了“大华国货公司”、“参茸行”等商号,并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是时,邱先生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65 年,为了谋求事业上的再次飞跃,又迁居加拿大,出任宝德集团主席,经营房地产等。

邱先生身居异邦,情系故国家园。1949 年至 1970 年,其家乡岭胶小学的办学经费大部分由他及海外侨胞赞助。在他的关怀下,岭胶小学得以三次扩建校舍、建造新礼堂、整修操场、修筑围墙、安装电灯等。岭胶小学今日的规模、岭胶村今日的新貌,无不凝聚着先生挚爱家乡的深情。1955年,为了支援家乡发展农业生产,先生赠送岭胶大队各生产队耕牛一头、水车一架、双铧犁一张、日产电动灭虫机一台,并进口化肥 20 吨。翌年又赠送岭胶大队大型货车一辆,帮助家乡发展运输业。东张水库建成后,大干渠经过岭胶村,为了让父老乡亲安全方便地往来于干渠两岸,先生捐款 4 万港元建造了座桥(此桥名叫“七星桥”)。1958 年,先生发动海外侨胞捐款购买“福克森”牌拖拉机 10 台,赠送渔溪拖拉机站。该站因此而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乡镇级拖拉机站。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香港组织公司,代办海外乡亲寄回家乡的各种物品,为家乡度过难关立下汗马功劳。

八十年代以来,祖国改革开放,形势喜人,邱先生爱国爱乡之情愈益炽烈。他独资 220 万港元,献建虞阳中学礼堂、教学楼各一座。为纪念其先严先慈捐资 120 万港元,献建虞阳医院门诊大楼一座,并赠送救护车一辆及医疗设备一套。捐资 160 万港元,献建福清市人民政府圆形大会堂一座。独资 11 万港元献建“玻峰敬老院”一所。1996 年为建“邱氏纪念馆”及老人活动中心,又捐资港元 75 万。此外,还捐赠扶贫款 2 万元。由于邱先生为家乡的公益事业不遗余力,贡献显殊,1985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颁予“金质奖章”,以彰其勋。

邱先生对祖国家乡一往情深的美誉早已驰播四裔,而他言传身教激发子孙后代不忘桑梓的良苦用心更是令人钦仰。早在共和国甫诞之时,就把长子邱章胜送到祖国东北航空学院深造,以期儿子为祖国航空事业做出贡献。先生父母仙逝后,把父母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在岭胶七星山下,以便子孙后代永志祖籍乡邦。如今先生已是 87 岁高龄,但为了联络乡情乡谊,仍不顾年迈、旅途劳顿,经常携带子孙回国,沿途着意介绍祖国河山、风土民情,增进子孙对祖国的了解与向往。回到家乡后,总是率领子孙一一拜访父老乡亲,培养子孙热爱家乡眷恋乡亲的情感。因此,邱家后辈虽然生长在异国他乡,但他们对祖国家乡都怀着一颗拳拳丹心。

既是老归侨又是老同志——何希銮先生简介

余贤龙

福建师范大学离休老同志、老归侨何希銮,是我市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我市第一个党团混合县委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侨居印度尼西亚 18 年,参加党在印尼的地下组织,在华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民主爱国运动,一直是领导、推动进步社会活动的骨干分子,为抗日救国、为印尼的独立、为促进中印(尼)建交,增进两国友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3 年,何希銮出生于福清城关一华侨家庭,其祖父、父亲先后侨居新加坡、印尼,颇富裕。1927 年,到福州二中读初中后,认识了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人黄孝敏,受到党的革命教育,先后参加了人道互济会、革命同志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1929 年,遵照黄孝敏指示,回福清发展人道互济会和革命同志社,进行抗租抗税、反帝反封建宣传。1930 年,在福清建立共青团组织,成立了 3 个团小组,并初次发动县城近郊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活动。同年 9 月,中共福清县委(实为党团混合支部)成立时,被吸收参加县委,负责共青团工作、妇女工作。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的政治面目暴露。国民党内部有人透露,他在福清可能被捕,因而于 1931 年初以升学名义去了上海。在上海求学期间,参与发起组织福清“同攻”读书会。“同攻”读书会是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把马列主义、普罗文学书刊介绍给福清青年的进步社团,成立一年多就被国民党当局取缔。看到家乡“实无活动余地”(1),加上家庭的压力,1935 年 11 月,他随其伯父前往印尼,侨居泗水,先在侨贤俞昌檀店里当会计,后参加泗水新华中学筹建工作,被聘为该校级任教员。这期间,他结识了流落到泗水的进步侨青黄复明、洪文楚等人,加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到了《资本论》中译本。在新华中学,他把自己学习到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融会贯通,向华侨子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新华中学后来成为东爪哇第一所红色中学,与他的宣传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新华中学任教期间,他参加了泗水《玉融公会》,并负责主办《玉融周刊》。周刊报导国内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情况,揭露家乡的阴暗面,反对侨胞中的封建迷信和帮派斗争恶习,思想性、战斗性强,发行面广(发行印尼各埠),影响大,在华侨中拥有很多读者和支持者。因而受到右派、反动势力的攻击。玉融公会与新华中学内的顽固派互相勾结,从政治、经济、舆论各方面施加压力,导致周报不能维持出版,被迫停刊。何希銮也被新华中学解聘,离开泗水。

1937 年,何希銮迁居马辰市。

马辰也是融侨聚居的城市,东张人特别多,倪朝龙烈士的亲属也不少,故有“小东张”的称号。何希銮到马辰后,受聘于马辰中华会馆主办的中华学校。1938 年,曾与倪朝龙一起在东张发动过抗交“鸦片捐”、“团捐”斗争的进步融侨周维祯先生接任该校校长后，又聘用了几个爱国融侨任教，学校的民主爱国力量迅速增强。何与陈聪章、林民友、陈燕生等进步教师一起，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多次组织师生，通过义演、义卖、游园、游船等活动，筹募的钱物全部交给在新加坡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1940 年，何与在延安从事革命工作的邑人陈仲武、陈元晖等取得联系后，前往新加坡带着南侨总会的介绍信，取道滇缅公路回国，打算通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北上延安，参加抗战工作。可是到了昆明，即受到该地侨务处和留滇海外学生联合会的劝阻、恫吓，无法继续乘车北上，只好返回马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侵、马辰即将沦陷，何与周维祯、陈聪章等中华学校教师一起转移到东爪哇泗水市。

在泗水，何希銮加入地下抗日组织称“民大”），成为该组织的领导小组成员，经常往返于梭罗、泗水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4 年，黄复明、洪文楚等在何希銮家召开秘密会议，成立共产党小组。党小组直接领导“民大”工作，何是党小组的 5 个成员之一。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何希銮在中爪哇茉莉芬、卜诺乐等地活动，从事“汇流”周刊的编印工作。“汇流”鼓吹支持印尼独立运动，强调华印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应互相支持并肩作战，影响颇大。

1946 年下半年，何迁居玛琅，在玛琅与当地“民大”成员一起发动组织了玛琅生活促进会，并担任该会的秘书。促进会发出请柬，先后两次召开印尼共和区华侨进步社团代表大会,统一了各社团支持印尼独立与开展民主爱国运动的思想,促进了印尼独立和华侨民主爱国运动。

1947 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分化了印尼独立运动的力量,印尼局势发生了逆转。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生活促进会改组为青年侨团新力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力社成为东爪哇最早拥护新中国的侨团。同年 6 月,何重返泗水,任泗水玉融公会执委,负责青年部工作。为了取得更多的独立性,避免会内右派的插手干预,青年部对外改称玉融青年会。青年会经常召集侨青座谈会,进行反控制、反独裁与民主爱国的宣传,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社团之一。此时,何还被选为华侨服务团的副总务(相当于副主席职务)。服务团在争取侨胞靠拢新中国、抛弃国民党顽固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48 年1 月,何希銮接受改组“民大”,建立地下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简称“新民会”)任务。“新民会”成立后,经常组织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重要文件,努力提高会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1949 年 3 月,泗水地下党支部成立,何希銮任支部的组织委员。同年10 月,泗水党支部联合泗水大众社、生活促进会,融侨青年会等 20 多个华侨社团召开侨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电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 年初,何希銮受聘担任泗水新华中学校长。这时的新华中学校董会,经过侨贤高志荣、俞昌檀、蔡钟四等的努力,进行了改组,清除了校中的反动势力。这一年泗水玉融公会执委会改选,何被选为玉融公会副主席。玉融公会依靠曾通电拥护新中国的 20 多个侨团的协助,召开东爪哇地区65 个侨团代表大会,成立了东爪哇华侨促进中印(尼)缔交工作委员会。何以玉融公会代表身份参加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促缔工委会与雅加达、井里文侨团一起,分别致电北京、雅加达中印(尼)双方政府,呼请迅速建立邦交;同时发动华侨和印尼群众进行签名运动,请求印尼政府关闭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此外,还领导开展升旗斗争,在各地降下国民党旗,升起五星红旗。

1950 年 8 月,中印(尼)正式建交,何被选为泗水五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赴雅加达欢迎我国首位驻印尼大使王任叔;9 月,再次受派赴雅加达迎接大使馆派往泗水与侨胞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刘丹一领事。

1951 年,侨团中的国民党右派捏造事实,诬蔑爱国华侨参加颠覆现政权活动,大造所谓“中共第五纵队”与印(尼)共阴谋颠覆舆论,进行造谣中伤,因而发生了“8•16”大逮捕,东爪哇地区被捕 200 多人,其中华侨 24人。何希銮与俞昌檀、何崇坤 3 人亦同时被捕。何被拘禁了 14 个月又 14天才被宣告“无罪释放”。

1953年2月,何希銮办好手续由组织遣送回国,5月在北京参加整党学习,9 月接上组织关系分配工作。曾先后任泉州华侨大学政治、外语教研室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现离休在福州安居。

怀念亡友王辉

邹访今

香港王辉墀先生是我多年肝胆相照的好友。好几年没有接到他的音息了,正在怀念之际,从张宏同志那里传来了王辉墀先生的噩耗,说他不幸于1994 年病逝。闻悉不胜悲痛。
王辉墀先生原名王桂森,福清市渔溪镇人。1922 年出生。早年毕业于仙游师范学校,后深造于香港南方学院经济系。毕业后于四十年代末南渡印尼,历任雅加达玉融公会秘书长兼文娱部负责人,是知名的爱国人士。
我知道他的名字,始于五十年代初,那时,在印尼华侨社会中进步与倒退两派势力斗争激烈,表现在新闻战线上就是拥护不拥护新中国的斗争。我常常读到他发表于爱国侨报《生活报》和《新报》的杂文和漫画。他的文章和文艺作品,都富于时代精神。有时象犀利的匕首,猛烈地投向旧势力;有时象深情的赞歌,热烈地颂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有时象催春的锣鼓,激励人们奋勇向前。它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极富于思想性和战斗性,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和说服力。
我认识王辉墀先生始于 1955 年我主编《生活报•文艺副刊》时候。那时,为了充实副刊文娱版内容,我亲自拜访了王辉墀先生,并聘请他为文娱版影艺评论员。从此开始了交往情如骨肉,亲如兄弟。当时,中、印两国文化交流频繁,新中国电影和香港进步电影源源不断输入印尼。代理这些影片的有两家公司。其中一家是福清籍华侨林日顺所开办的影业公司。这些公司每每在新片公映前都专场放映招待报社编辑部人员。每逢这个时刻,我都邀请王辉墀先生及其夫人林瑞红女士一同前往观看,并请王辉墀先生撰稿。王辉墀先生大都能及时写出评介文章见报。他写的影艺评介文章,独具风格,又多变化。有时侧重于主题思想分析,有时侧重于影片艺术结构介绍,有时又侧重于演员演技介绍,多种多样,并不一般化。他能文能画,间或寥寥几笔勾勒出影片的特写镜头做插图,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和宣传效果。据记忆所及,从1955 年到1960 年10 月报社被迫停刊时止的近六年中,他断断续续在《生活报》发表了二百多篇影艺评介文章。六十年代结集分成两册在香港出版,发行海内外,影响不小。
王辉墀先生作为雅加达玉融公会文娱部负责人,积极参与和领导雅华戏剧活动。五十年代中、末期,雅加达玉融公会为爪哇各地侨校筹募经费、为赈济印尼灾民等社会公益事业筹款而公演的各种传统剧目,如《秦香莲》、《追鱼》、《柳毅传书》和《白蛇传》等戏剧,王辉墀先生都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曾多次回国取经和邀请中国名艺人到印尼传经送宝。每当戏剧演出前后,王辉墀先生都在台前幕后忙个不停,或组织人员排练,或撰写和组织文稿出版专刊、或接待华、印有关知名人士等等,花尽了他的心血和力量。雅加达玉融公会演出戏剧的成功,在印华社会获得良好的反响和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同王辉墀先生的忘我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王辉墀先生心地善良,不惜出钱出力扶危济困,促进华、印两大民族友谊。五十年代末,雅加达闹水灾,不少印尼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中。当地政府号召各族各界人士捐资救灾。雅加达玉融公会除演出戏剧筹款外,还动员人马上街募捐。王辉墀先生和同仁一起积极投入救灾工作中,穿街过巷,走家串户,为劝募奔波不息,同时又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救济灾黎。
1959 年秋,印尼总统第十号排华法令颁布后,华侨人心惶惶,县以下地区贫难侨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嗷嗷待哺。伟大的人民祖国,关怀印尼难侨派出了接侨船奔赴印尼各地,贫难侨都集中在雅加达、三宝垄、泗水等各大城市候轮归国。当地侨团、侨校都腾出地方作为贫难侨接待站。雅加达玉融公会会所及其所属新文学校都成为贫难侨临时接待站。作为玉融公会领导人之一的王辉墀先生积极地投入紧张的接侨工作中,或为贫难侨搬运行李,安置贫难侨,或陪同我国驻雅加达外交使节慰问贫难侨,或在门前站岗放哨,等等,表现出他同广大华侨心连心的深厚情谊。
1965 年“九卅”事件后,侨团侨校侨报被封禁,情势急转直下,印尼华侨处于困境。1966 年下半年,王辉墀与我同船归国。他在福州华侨新村的别墅住了一段时间后出港定居,在那里,他参与经营“开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实力雄厚。下属有十四家分公司,分布于荷兰、印尼、新加坡等地。经营范围很广:进出口海产、水果、食品、鞋类杂货与货仓。王辉墀先生为了料理业务,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国,席不暇暖。他这一段的从商经历和他的辉煌岁月,为他后来热心乡梓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王辉墀先生热心乡梓建设,遐迩闻名,亲友同钦。1979 年十一届三中会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回乡投资建设,王辉墀先生是第一人。他作为海外和香港同乡投资家乡建设的总代表多次回乡联系。经过他的努力,穿针引线,搭架金桥,不久便先后在渔溪办起了糖厂、在宏路办起了罐头厂,之后又在宏路等地办起了花丝厂和鞋帽厂等,为繁荣乡梓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看着今日福清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能不令人怀念当日支援家乡建设的开路先锋王辉墀先生吗?
如今斯人已去,但其业绩永存。他爱乡爱国爱侨的可贵精神,永远无法磨灭,将永远留在后人心中!

身在异邦、心怀祖国的两代人

翁发熹

著名的旅日侨贤林康治先生,祖籍福清市沙埔镇赤礁村。他有一个儿子名林天佑。父子虽生于日本、长于日本,但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向往祖国的炽热之心,他父子的爱国情怀和典型事例,可催人泪下。
林天佑自懂事起,在多彩的梦中,“中国梦”是他最流连的梦怀。多少次,当他爷爷对他讲述着福清家乡的风光,讲述儿时在老家海滩沙涂上捕捉鱼虾时的情景时,他总是搂着爷爷的脖子说:“我也要去看看家乡的海,也要回老家去捕捉鱼虾”。他念中学时,多次对学校扼杀学生创造性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发出怨言并请求父母:我要回祖国,上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去读书。毕业后好参加祖国建设;多少次,当人们劝他“别做不实际的幻想”时,他理直气壮地说:“当年父辈创建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时,不是也有不少人反对,不理解吗?而最终大家不是都同意,都理会了吗?”他这一番话说出了他对实现“中国梦”满怀信心,并且要促其实现。但那时中日两国中间隔着无边的大海,他怎么能实现呢?
1971 年秋,林天佑为了要见到日夜怀念的祖国。他到处打听回中国怎么走法?终于了解到横滨港常有中国商船在那里停泊。他想:“也许我能偷偷地上船,请求他们把我带回国去。”他这样想,也真的准备着这样做。1971年 10 月 19 日,他带上了精心准备的途中用品和食品——20 听罐头、20瓶饮料、一瓶威士忌、巧克力等,还有尼龙绳、固体防水布带……暂时瞒着父母,从他的住处熊本出发了。经过了 80 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横滨港。他注目观察中国的商船,终于在艘艘巨轮中搜寻到了!距出港口处,有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商船!船体是天蓝色,旗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他喜出望外,心中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可是怎么攀登上船呢?自己水性不好,天黑风浪又大。用木桶还是用木板呢?最后选择了用木桶浮游一段然后登上商船。此时此刻就要远离父母了。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一切,写下远行前对父母的最后一次问候,而后,把用不上的东西连日记本寄放到附近横滨公园的一家小卖店,麻烦寄往熊本交父母。他将要带的东西装进一只木桶里,扶着木桶,朝那艘中国的商船游去……。
当年10月26日,林康治先生得来噩耗,他赶到横滨港看到从海水中托起来了儿子的遗体。
林康治光先生无限悲伤,老泪纵横,带着儿子的骨灰盒,离开了横滨港。守着儿子的骨灰,林先生在悲痛中又等来了一个小邮包。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打开,一本小日记本捧出儿子的一颗心。日记上匆促间记载着当日的行程和对父母的问候以及行前即将实现愿望时的喜悦:“爸爸、妈妈、我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去了。我不知此去前景如何,但我坚信:只要回到祖国,我未来的生活必定充满阳光无限温暖。不久,我也会回来看望你们。”
1972 年,林康治先生总算盼望来了中日正常邦交的时刻,那一天,当听到中日邦交的广播时,他是怎样地激动啊!他立刻带着儿子的骨灰盒和遗像赶回中国。
捧着儿子的骨灰盒和遗像,他来到了北大校园,拜见当时周培源校长:“孩子啊,你看,你来到北大了,这是你的校长”!他对周校长恳求道:“孩子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北大的学生求您收下他吧!”
捧着儿子的骨灰盒和遗像,他走遍了祖国主要城市,孩子,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祖国!捧着儿子的骨灰盒和遗像,他来到故乡沙埔镇赤礁村海边滩涂上默默地告诉儿子道:“这是我们家乡的海,你看多大的虾!你生前的心愿,爸爸为你完成了,你可以满意了。”
1991 年 10 月 19 日,是林康治先生儿子林天佑 20 年前为回祖国献出了年仅 17 岁生命的日子。20 年后的这一天,第 31 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在福州隆重举行,并在福清活动一天,林康治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又一次实现了儿子未遂的心愿,林先生当时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不知这是巧合,还是缘份?这一次他携带夫人来了,他的 10 个兄弟姐妹也都来了 9 个。他们感到儿子林天佑和他们一起站在家乡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戴祥滋先生的三桩善举

余长泓

戴祥滋字吉云,融北云中洋岭口村人,家道贫寒,青少年时务农为业。后南渡荷属爪哇谋生。他生活勤劳俭朴,做生意讲求信誉,待人和霭可亲,因此生意蒸蒸日上,积累资金颇为丰厚,堪称融北首富。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且乐善好施,名闻遐迩,有口皆碑。所做善事不胜枚举,笔者谨将其三项主要善举简介于下。

修路天吊岭

融北西部群山环抱,山上有六个小山村,分别叫做岭口、草厝、水壑、野竹竿、南楼和北楼。该处因山高云低,早晚云雾绕缭,故总称为“云中洋”。岭口村是戴氏聚族而居之地,人口最多,这里农民祖祖辈辈在深山密林里耕种,劳动或外出都要爬山越岭,因环境十分恶劣,山高日照短,农业产量极低,生活异常困苦。副业唯一依靠肩挑马尾松枝和松木块到 20 华里外的县城出卖,换回生产肥料和日常生活用品。但要进城首先必须向东爬越五华里长的山路,因山高路滑难行,所以叫做“天吊岭”。戴祥滋先生在荷属爪哇经商致富,回国后做的第一桩善举就是独资修建天吊岭石路,耗资数万元,开山凿岭,建了一条有一千多级,宽约一米余,长约五华里的石磴。同时订立乡规民约,不许砍伐天吊岭石磴两侧的树木,使之绿树成荫,古木参天。从此山里农民挑担进城,解除山路陡滑难行之苦。

独建可洛桥

自天吊岭到县城,必定要横涉“可洛溪”,平时水浅,而水底的大鹅卵石光滑,行人迈步涉溪十分艰难,挑担负重者就更难,尤以夏季山洪暴发,时有行人惨遭没顶之祸。戴祥滋老先生以仁慈为怀,授意其子戴圣昌(曾任福清县海外华侨协会会长),独资在可洛溪下游,外黄塘村至奎笼埔村之间,建座钢筋水泥桥,长约 30 多米,高宽均约三米,是可洛溪(全长约 25 华里)上唯一的一座桥,命名为“可洛桥”。两端桥头也用钢筋水泥浇成桥门,横额上书“华侨戴祥滋捐建”,从此过往行人甚是称便。60 多个春秋之后,此桥至今仍屹立于可洛溪之上。

铺后埔街石路

福清城关后埔街,原来路面狭窄,宽不及五米,泥路虽平坦,但无人行道。1936 年拓宽一倍余,但当时政府无钱铺路,听任泥土、小石头和碎砖块撒在路上,以致路面崎岖不平,行人十分不便,下雨天则泥泞路滑,行人苦不堪言。1939 年戴老先生,利用抗日战争拆下的城墙石条,独资雇工修铺后铺街路面,南起后埔街口,北至小北门口,全长约 1000 米,宽约 6 米,两侧均有人行道各约一米,均铺上石条,与一拂路同宽媲美,城乡行人欢欣雀跃。邑人感激戴老先生捐资修路之功德,经当时政府批准,将后埔街改名为“吉云路”。并在毅英小学前进东侧墙外,竖石碑一座,含碑座高约 2.5米,宽约 0.8 米。碑记由叶式钦老先生撰文,全文简练严谨,仅有百字左右。笔者不敏,当年未能背诵其全文,至今只能记得其最后的两句为“昔为畏途,今则坦坦”。隶书平底石刻,书法苍遒挺拔。惜此碑早于 50 年代初期被毁,是故邑人以先入为主,而仍沿旧称为“后埔街”以至今日。
戴祥滋老先生已仙逝将近 40 年了,但他修桥铺路的善举,将永远为人们所赞颂。

捐资兴业造福桑梓—记里美村华侨热心家乡建设的几项事迹

俞兆川

里美村是福清著名侨村之一,地处元华路中段,交通便捷,文化发达,地理条件优越,山海平原错落其间,是海口镇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侨村,现有人口一万多人,于 1983 年为便于管理,全村分设北店,隆中、坊底、南宅四个行政村。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海外华侨、华裔和港澳台同胞连同侨眷属将近 5000 人,不少侨胞在海外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公益事业慷慨资助,不遗余力,捐资兴学尤为热心,为祖国为家乡做出了许多贡献,家乡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与侨胞们的同心协力是分不开的。
里美村侨胞俞昌檀,名闻遐迩,大家一听到这位侨领的名字,人人皆知,他是热心办学的楷模。抗战初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呼吁海外中国同胞抗日救国,俞昌檀积极响应,义捐 5 万银元。并冲破重重阻力,以支援灾民名义组织泗水华侨赈灾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道积极劝募巨款,支援中国抗日。俞昌檀在 1941 年至 1951 年间四次被日寇、荷兰殖民当局被捕入狱,其中一次 100 斤黄金被洗劫一空,他以“求仁得仁何所怨”的古训安慰自己,表现了他的崇高气节。
俞昌檀富甲一方,但生活俭朴,喜粗茶淡饭,平常爱穿对襟布褂腰扎布巾,他饮水思源,对家乡公益事业多有建树。鉴于家乡社会风气不良,儿童失学严重,他决心兴学育人,以提高民族素质。1935 年,福清西园小学,俞昌檀便鼎力襄助,首先捐献 1 万银元兴建校舍,每月承担学校经费黄金四大两,前后共达 15 年。西园小学教学质量高,校风纯朴,校园环境优美,为全县模范小学,载誉海内外。陈嘉庚闻其名前来福清参观,曾住在西园小学一星期,对学校取得的成就,为之挥亳题匾,以示祝贺,中国海军耆宿萨镇冰也曾到学校参观游览。
1949 年,全国解放之后,俞昌檀非常关心中国的建设,为中国繁荣富强而高兴。他因四次入狱,身体遭受摧残;且感年老多病,但一直心系故园,对中国心驰神往。1953 年,中央侨委去信邀请其归国观光,他欣然应允。当他的专车抵达深圳时,中央侨委派专人迎接。至北京,受到中央侨委何香凝女士的接见。这次京都之行,使俞昌檀大开眼界。他决心在家乡颐养晚年。离京回闽后,他择居福州市仓山区表园路私寓。不久广东、福建省人民政府聘任他为广东、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广东、福建省政协委员,备受省市各界人士尊重和爱戴。为了报答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给他的崇高荣誉,在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俞昌檀先生先后在广东省、福建省投资,捐款数达一百万元,支援国家建设。
1955 年,他从印尼回乡省亲,自已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同时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科学教育落后,就会受人欺负和挨打,这个国家、民族就难以兴旺发达的原理。亲自到过福清水南等地,实地察看办学的地理条件,最后选择在水南西侧的山坡上,约占地面积有 40 多亩,捐赠几十万元港币创建一所“昌檀”中学,为国家为福清人民培养了不少人才,他是个不为名,不为利爱国兴学的福清早期侨领之一。该学校于 80 年代改办成“昌檀”师专,90 年代称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校规模越办越大,层次越办越高,教学质量办越好。1950 年,俞昌檀回到祖籍地里美村,在村木后南峰寺山,捐资几万元港币,开垦了 300 多亩荒山,办起了华侨果林场,现名称为海口镇华侨果林场,从办场至今,场内的桃树、梨树、龙眼树、荔枝树、桔树、枇杷等果树满园,从荒山野岭变成花果山,满山遍野;果树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为家乡的农业、副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0 年,俞昌檀、李明月(昌檀夫人)联系海外乡亲俞鸿基等几位侨胞捐资 2 万多元港币,在里美坊底建起了一座宽敞的二层楼礼堂,楼上楼下能容纳一干多人看戏看电影。礼堂门口还建了一个篮球场,为里美村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柏渡等农村工作片召开各种会议,如党团员活动会,农业生产观模会议等都在这个礼堂召开,各村小学六节开展文艺、体育比赛等活动,也在这里举行。此后,俞昌檀家属还一如既往,承担捐赠学生助学金及学校部分经费。1985 年,俞昌檀的后裔回国观光,并代表俞昌檀捐献13.5万元港币给西园小学;不久,又捐献43万元港币给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兴建“昌檀楼”及地面卫星转播站各一座,俞昌檀先生的高风亮节,至今家乡人还称赞不绝,名扬四海。
1965 年,华侨俞其帜从海外回乡省亲,听到乡亲们反映村里小学是俞氏宗祠改为小学,校舍破旧教室不够用,容纳学生数不多,学生体育活动没有场所,教师也没有宿舍,不适宜教育事业的发展。俞其帜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到印尼后马上联系海外乡亲,捐资 7 万多元港币,兴建了一幢二层楼混凝土结构的教学楼,解决了全村小孩入学难的问题。
1977 年,华侨俞其兰,俞肇洪等 20 多位海外侨胞共同捐资 21.6 万元港币,为家乡架设和安装了电路、变压器等,改变了过去乡亲们晚上只用煤油灯、蜡烛照明,既不方便又不安全的状况。从此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里美全村人口从 60 年代 6000 多人发展到现在有 1 万多人,小学生源激增,他们必须到海口或城关才能上初中。在乡亲们倡导下,家乡要办一所初级中学,方便家乡小孩就地入学。海外华侨俞肇丰、俞肇洪等 26 位侨贤积极响应联合捐资 33 万元港币,建造一座里美中学教学楼,解决村里小学生升中学困难问题。海外赤子热心支持,家乡父老铭刻在心。
1990 年,俞雨龄、雪龄、宝龄、建安四位兄弟,知道里美中学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塘头村、祥丰村、岭兜村等小学升中学的学生也在该校,教室校舍还是不足,为了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联名捐资22 万元港币,再建一座中学教学楼,以他的父亲名字,取名为“肇洙楼”。
此时俞继清夫人郑淑英和俞祥辉先生,又考虑到家乡小学生源增多,教室不足,必须短期内扩大小学办学规模,他们主动捐资 14 万元港币,独资建造一幢小学教学楼,取名为“继清楼”。
1992 年,俞其鑫、李桂英(俞其兰夫人)等 16 位侨胞回乡省亲,看到家乡村道崎岖不平,弯弯曲曲,需要建一条水泥路,他们联合捐资 40 万元港币,为家乡修桥铺路做好事,不久之后,一条三里长的里美主村道的水泥路终于建成,从此, 全村道路畅通无堵。同时,道路两旁增添了许多店铺,村前村后一派繁荣景象,热闹非凡。
1994 年,俞雨龄、雪龄、宝龄、建安四位兄弟听说家乡饮用水源紧缺,有些井水不卫生,有碍乡亲们身体健康。四兄弟联合捐资 200 多万元港币,为家乡建立自来水工程,从福清东门铺设铸铁水管,一直到里美全村,全长有 8 里路,将自来水引到家家户户,使里美乡亲能饮用清洁消毒的自来水。工程竣工时举行通水庆典,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邱玉清等领导同志莅临里美乡表示庆贺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海外侨胞为家乡父老造福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以上四位侨胞,于1994年又捐资115万元港币,将原来不适应的二层的旧教学楼拆掉,重新建一幢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三层教学大楼,增加了教室,开办了幼儿园,使 5-6 岁小孩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雨龄先生富有魄力,在创业历程中能刻苦耐劳,生活朴素,助人为乐,待人处事,热情诚挚,前景辉煌,是里美俞家的后起之秀,深受海外侨胞无比敬佩和爱戴,他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但不忘祖国和故乡养育之恩,多年来,他都是热爱祖国,关怀家乡,关心父老,他为家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家乡父老乡亲铭记在心。人们会水远记住他们业绩。
里美村的爱国爱乡侨胞,他们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竭尽全力,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这方面的优秀事例,不胜枚举,他们爱国爱乡的情怀和义举,给广大乡亲父老和在校师生以很大的鼓舞。
现在里美村中、小学在各级政府正确领导下,在爱国爱乡的华侨亲切关怀下,校舍崭新,校园绚丽,教学设备也日渐充实,教育质量大有提高,教育发展的前景辉煌,将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

福清人出国史略

曹于恩

福清人出国开始于何时?这向来是一个诸说纷纭尚未定论的难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说。传说:福清人旅居印尼有 500 年的历史。
第二说。1951 年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调查报告中说:福清华侨旅居印尼远在 100 多年前。
第三说。1958 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庄为玑教授调查晋江专区(斯时,福清属晋江专区管辖)15 个县 85 个侨村报告中载:1368 年(即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福清人最早至吕宋(现菲律宾)。
第四说。1985 年编《福清侨情调查报告》中载:福清 10 世纪 50 年代已有华侨。
第五说。1994 年 4 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福清市志》载:宋元之交的 13 世纪末,福清里美村民俞定则出洋,距今 700 多年。这是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福清华侨。
福清人出国始于何时,以至整个历史,有待探索。本篇仅就搜集到的史料整理成文,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起抛砖引玉作用。
福清长期以来属于福州范畴,或是福州组成的一个部分,或隶属于福州管辖,因此历史上福州籍华侨当应包括福清人在内。基于这种认识,当无确定福州地区某一具体地点而泛指“福州人”出国的史料,都编入本文。

一、汉至三国时的融侨

西汉武帝时,全国有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以番禹(今广州)居首位,次为冶县、温州、宁波。冶县即今福州。东汉时期,东冶县与交趾常有商船往来,交趾所产香料、象牙、珍珠玳瑁等奢侈品“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中国内地销售。海上贸易产生了流寓现象,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斯时,福建属会稽郡管辖,东冶就是今天的福州,交趾为今越南北部,澶洲系菲律宾群岛的古称。三国时期,东吴与南海诸国贸易频繁,建安郡与越南之间的航线上常见往来商船。斯时,福州属扬州建安郡这说明汉代、三国时,福州已有对外贸易口岸,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的发晨,福州就有人航海飘流到海外各地,有的人没有回来,便成为最早的福州籍华裔。

二、唐至明中叶的融侨

唐期初年在泉州设“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斯时,泉州代表福建全省的名称,州治设在今福州。据史书记载:泉州外事交往,有人侨居海外。可见唐初福州亦有人移居海外。唐末,黄巢起义军一度攻入福州,当时福州有一些人因避战乱而航海至南洋。公元 10 世纪,阿拉伯著名旅行家马素迪曾长期出国旅游,足迹遍及非洲、西亚、南亚、中国及南洋群岛。他在《黄金牧地》一书中写道,公元 943 年,当他到达苏门答腊岛时,亲眼目睹许多中国人在岛上耕种,尤以巨港地支为多,他们是在唐末黄巢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唐朝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而迁居印尼的。这些因起义失败而移居国外的群众只有长期定居国外直至老死,因此苏门答腊的华侨越来越多。
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诸省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长足进步;又由于贡赋、漕运多取海道,加上当时北通向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中断,北宋朝廷为了增加收入,采取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这些都促进航海事业的发展,使福州人到南洋经商的机会逐渐增多,侨居南洋的便成为华侨。《夷坚志》载:  (宋)绍兴二十年(1150 年)七月,有舟自东南飘至甘棠港(福州港),载三男子一妇人,沉檀香数千斤,家在南台,出国十二年始归闽县。“东南”是指东南亚各国。说明福州在宋朝时侨居东南亚的人数已经不少了。除东南亚之外,宋朝福州也有一些人侨居朝鲜、日本等地。据朝鲜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记载,北宋时,贩舶朝鲜的中国人不下百起,其中写明原籍是福建的,有福州 2 起,泉州 19 起,闽人 1 起,有的一起多达上百人。载明名字的福州人有卢煊、陈聚中、胡宗旦等人。胡宗旦还在高丽国权直翰林院任职当官。宋代,福州商人因经营海外贸易而侨居日的也不乏其人。据有关史籍记载;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福州外贸商人周文裔、陈文裕先后自日本归国之后,周、陈两人又屡次往返日本、福建之间,沟通中日贸易,促进两国的经济交流。
宋末元初,少数商人、官吏、文人及老百姓,因惧怕元军兵祸劫掠,或不愿臣服元朝统治,流离海外而成为华侨。福清里美村民俞定则就因经商流寓交趾,后尝尽别井离乡之苦,托里人带回《四景诗》抒发赤子之心。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文字考证的福清最早华侨。《四景诗》是:

春景

日暖泥融花盛开,阑干徒倚自徘徊。

燕寻旧垒年年至,独有斯人在未回。

夏景

转地光阴夏景长,薰风摇动木花香。

沙凫傍母眠方熟,遥想羁情忆故乡。

秋景

露菊新开玉宇秋,鸽原望断思悠悠。

落霞孤鹜齐飞处,万顷沧波一叶舟。

冬景

岁暮江空信莫通,孝思宁不念吾翁。

卧冰泣竹今难继,且让王祥与孟宗。

元朝统一全国后,继续推行对外开放和招徕外商贸易的政策。福州人之出国热,大部分就是为了经商。当时有一文学家吴海讲述到此种情况时说:“珠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舟行千日,而后始至…… 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不胜其富矣”(《闻过斋集》卷三《知止轩记》)。吴海是福州藤山人,他此话是对离其家不远的邻人(去城 30 里)说的。可见当时有颇多的福州人出国经商发了大财。据 1958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庄为玑教授在福建沿海侨乡的族谱调查资料证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福清县就有人移居到吕宋(即现菲律宾)。

元代虽是个不及百年的王朝,但福州人出国的却相当多。去而不回有,复回也有,有的十余年未归,使家属盼望。元代文学家刘仁年,作《闽中吟》四首,兹录两首于下:“海南番船尽回乡,不见侬家薄命郎,欲向船头问消息,荔枝树下买槟榔。当时郎著浅番衣,浅番路近便回归,谁知郎入深番里,浪逐鸳鸯浅水飞。”这是元代福州人出国的文字见证。所谓浅番与深番,大抵以距离福州远近为标准。

明朝朱元璋建立政权取代元朝后,因害怕沿海人民及走私商人下海私通倭寇,内外勾结,泄漏国情,危及海防安宁。因此,明王朝对外国前来中国贸易和沿海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改唐、宋、元各朝的做法,而采取保守、严防的闭关主义政策。自明洪武四年(1317 年)十二月起,明朝下诏宣布“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不准“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十四年、二十三年和二十七(1381 年、1390 年、1394 年),朝廷又相继下令严禁“交通外邦”,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若“敢有私人诸番互市者,必宣之重法”。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后来又发展到下令“不许私造大船”,严禁人民扬帆出海的地步。这种闭关主义的海禁政策,是违背人心,违背经济法则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海者,闽人之田也。”为了谋求生计出路,沿海一些人,迫于无耐,不得不挺而走险,冒险驾船出海经商和谋生,甚而有的结伙武装走私,但他们往往因惧怕朝廷问罪不敢返航,流寓海外而成为华侨。据史料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徙福清海坛乡”(现属平潭县),潘姓族众多流亡海外。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有所谓福州 36 姓到琉球定居的事,这 36姓是何姓?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其中有陈、林、郑、蔡、金、梁诸姓是无疑的。这 36 姓多为福州台江区的河口人。因他们多半善操舟造船,因此明朝廷为了与琉球国友好交往,遂派这些福州人,往琉球支援。他们到了琉球就不回来了,成为在琉球的福州籍华侨。至今琉球很多华裔仍然是当时36 姓传下来的。

明初经过四五十年的采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造船业也有长足进步。到了明水乐宣德年间(1408~1435 年),情况则有好转,出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经济繁荣的盛况,从而使明朝的国力蒸蒸日上,边防、海防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为了向海外诸邦“宣德化而柔远人”,创造一个四海安宁,万邦来朝,与中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局面,并且扩大官方的海外贸易。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自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 年),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多次是从福州闽江口的五虎门、长乐县城郊的太平港启航的。当时郑和舟师屡驻闽江口,在福州大平港修造船舶,招募水手,祭祀海神,伺风出洋。在建造巨舶期间,他在福州沿海各县亲自聘通事(译员),选火长,雇名 ,招水手,抽调从征将士。当年随舟师出洋的人为数不少,从福清万安卫所(现东瀚镇万安木村)抽调百名兵弁从征,这些兵弁随郑和七下西洋。福州府属各县一部分富有航海经验的闽籍人士和一些人作为使节,随他出使远航。有些人到了南洋就不回来了,在各旅居地拓荒创业,繁衍生息,成为当地新的华侨。马欢在《瀛涯胜览》以及《郑和家谱》中均提到,郑和使团中有一名专管天文、占侯的阴阳官林贵和,就是福建福清人。“贵和通易,善卜巫之说,国朝水乐年间,从中贵人(郑和)泛西域，入诸夷邦,往返辄数十年。”当时,随郑和的船队去爪哇、巨港,亚齐、马辰等地经商的闽人不在少数,有的从此定居海外。所以,郑和下西洋对福州华侨移居南洋起了直接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朝廷对民间私商的出海经商贸易,相对也稍有放宽据《闽都记》载:“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喇叭国(马六甲)者,有阮、芮、朴、樊、郝等姓,往喇叭国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当然,其间也夹杂着时宽时紧的政策调整。据《明史》卷183 载:明成化四年(1468 年)福清薛姓族人,时常出海与诸番通商互市,当他们听说福建副使何乔新要办他们时,就计划抵抗,结果都被何所杀,已出海者,自然不敢回乡,留于海外。

三、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融侨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至清代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前,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从政治上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和控制,经济上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榨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繁重的地租,苛刻的赋税,沉重的徭役,加上凶狠的高利贷盘剥使得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失地破产,穷困潦倒,迫使无地、少地的农民或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不得不背井离乡,冒险下海漂流到国外谋生。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福清人冯淑等人因通番在海上遇风,被朝鲜王朝李岖连人带货一并缴获解往辽东,这一次则明确记载为“咨称闽人向无讯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可见他们是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嘉靖年间,冯淑等通番福清人据载达 340人这是福清人与日本人交往的较早的一些记载。

明嘉靖年间(1545~1564 年),倭寇侵扰福州沿海达 20 年之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见记载的(年月不详)有福清人俞体仪长子为倭寇所掳,俞添祖之子被倭掳去。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冬至前,两名倭寇窜到福清占阳,村民何际福激于义愦,用长柄草革刀劈死两名倭寇,并在众乡亲帮助下率领一批乡亲出洋避祸。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正月,何际福与何延中曾乘船回到家乡占阳,称旅居地为“西夷红毛园”(安斯境内,可能属现在的美国)。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年),倭寇掳掠福清新厝人口。

明代中叶以后,福州地区有不少人移居日本,当时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东渡到鹿儿岛居住,在当地娶妻生子,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全家移居长崎。另一福清人何高材,也是海商船主,明崇祯元年(1628 年)移居长崎。明万历时,也有长乐人加入东渡日本的行列,因那时福清人与长乐人联合,发展成了造船、把舵、水手、银匠、向导、通事(翻译)等完整组织的海上船队,这些船由长乐起航,往日本贸易。除因商滞留定居日本的福州商人外,还有一些文人、士大夫也东渡扶桑。如明末福清县名门后裔俞惟和于明天启二年(1622 年)18 岁时随父俞乘权东渡日本,至清顺治四年(1647 年)病逝日本。俞惟和是著名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孙。又如,林时亮(字公琰),系明季福清文人,于明天启三年(1623 年)移居日本,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卒于长崎,年 86。明代,福州还成为输往日本的瓷器出口港之一,明崇祯四年(1631 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发出的一艘海船,内有瓷器 2700 件。

由于日本也是崇奉佛教的国家,所以福州人有不少通过弘扬佛教的名义在日本定居。明崇祯二年(1629 年)福州人王心渠(王引)、何高财、魏元琰、林仁兵卫等人集资在日本创建崇福寺,亦称福州寺。魏元琰、林仁兵卫及林的父亲林楚玉等都是久居长崎的福州人,元琰之子魏高、魏贵,从人魏喜都在日本世袭通事之职。及到明亡清兴,居住长崎的福州人,义不服清,改变姓名,但仍保持原有郡县之关系,如陈氏改为颖川,刘氏改为彭城,张氏改为清河等等,以表示不忘故国之情。明末清初,渔溪黄檗寺隐元禅师及其他东渡弘法的僧众,也是明清之际旅日福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元禅师的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民,为日本人,其父郑芝龙,为旅日华侨。当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时,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东渡日本。清顺治十一年(1654 年)六月三日,隐元自福清至厦门,二十一日赴日本长崎,乘坐的就是郑成功的“国姓爷”军船。此次隐元从福清共率僧俗 38 人,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其中 30 人为僧人。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禅师归里再带众生 50 人(一说 140)到日本。其后,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徒子徒孙先后赴日者尚络绎不绝,人数总共 100多人。由隐元开创的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派系。据日本学者官田安的调查统计,至今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碑者计 277 人,刻有死者的姓名、原籍、身份、去世的日期等。其中属闽籍者有 255 人,福州地区的福清县 96 人,长乐县 59 人,闽县 39 人,侯官县 13 人,连江县 1人,福州府内 12 人。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福州人赴日规模以及它所占的重要地位。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沿海地区有不少不愿降清的人迁居国外。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由旅居地安南携 2 子及家仆移居日本长崎的有福清籍大贸易商魏之琰等人。福州籍文人投奔日本也不少,所以当时在日本出现了“福州帮”。除了到日本之外,还有一些人到东南亚各国去侨居。

清代初年,郑成功退守台湾,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沿海一带人民支援郑成功抗清,屡败清兵。清廷对各地反抗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并于清顺治十八(1661 年)在沿海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清政府在福建省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 30~50 里的内地。因迁界抛荒田地 6436 顷。造成这个地区内的庄稼被毁掉,村庄住宅被烧光,不迁的人被杀光。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烧 2 个月,惨不可言”。福州人被迫迁界,无家可归者甚多,有一部分逃亡海外。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冒死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上有福建散商 32 人,内有福清乡民王一等人,还有零散亡命海外的福清人俞伯福、俞其惕之子、俞志炔等人。不少海坛岛(时属福清,现为平潭县)人,冒着“海禁”风险,偷渡出海,辗转漂泊异国。

明代中叶起,福建沿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商业资本利欲膨胀,要求扩大市场,扩大海外贸易,大批海商和小本商人,积极贩货海外。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海禁解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是年,厦门海关正式成立,厦门成立对外贸易港,但福州仍不失为一个国际开放口岸。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与日本官方贸易,命福州和厦门官员派船 13 艘,装运台湾沙糖,并命福州武官江君开监督,开往日本。当年开往日本的官船共 73 艘之多,所有水手、杂工等,大部分都由福州人担任,但他们没有名字,不见记载。这样的官方贸易,进行了 30 多年。在中日民间贸易中,福州商人王应如是第四十四号的船主,王应如的伙伴王君贻曾 8 次往长崎贸易。从事贸易的福州人有的移居日本,回乡时,都说“本国福州”,可见他们都是生于福州的。由于大量的福州人到日本定居,在日本的“福州帮”于清同治十年(1871 年)就成立了“福州公所”,这是在日本最早的华侨社团组织之一。

这一时期,福州人除往日本外,还往东南亚国家暹罗、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年),福州小商人和小贩往南洋一带经商者甚多,有的获利回乡,有的定居不返。闽剧中的《贻顺哥烛蒂》,那个小商人陈春生就是过番十年左右才回来的人,此事虽未必是喜,但可见那时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