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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Sun� | 来自福建
我的父亲何友家

何可澎

我的祖父何仿濂,是前清秀才,以坐馆教书为生,家道贫寒,他生四子一女。长子友忠,次子友厚,三子友传,四子即我父亲友家。

我祖父曾在我外祖父林谋义家坐馆,教他家的几个孩子读书。我父亲那时年尚少,跟读到林家。林家开酱油厂,颇有资产。我父亲随我祖父到林家读书,以其好学、老诚得到我外祖父的青睐,竟不嫌我家道寒贫,将他的次女许给我父亲。据我母亲说,她过门办了很多嫁妆,一对结婚时的珠灯,就值很多钱。又说她分娩时都是外婆家送补品来给她坐月子。外婆家与我家只隔一个面积四百多平方米的池塘——官塘池,我家就居住在池塘北向原明朝宰相府第内。因离得近,我母亲坐月子几乎都是外婆家照应的。由此足见,我父亲结婚时,生活仍很困难。这时我祖父已去世,除遗下从叶家买来的几间房子外,并无其他财产。

祖父逝后,大伯友忠开小布店为生。二伯友厚提出分家。分家时小布店尚欠债几百银元,分家后因我三伯父与我父亲都未成年,所以仍与大伯父一起生活,几年后,大伯去世,我三伯父成为一家之主,那时布店已有牌号,名叫“连利”。我父亲负责经营国内的连利布店,三伯父在印尼泗水与昌檀合伙经营“远和”布店。他把在南洋赚的钱寄回来给我父亲充实连利店的资本,从此店铺愈开愈大,我家渐渐成为富户。1939 年我三伯父又从印尼带回一大笔资金,加上我父亲与昌檀于 1938 年合伙开办“远和汇兑局”也赚了不少钱,我家的经济实力更为坚实。连利布店(后来发展为百货商店)的资金此时在福清可说是无人可与匹敌。除福清外,福州还有商行,上海也有商行。

不幸的是 1940 年在一次日机轰炸福清县城时,我三伯父受惊得脑中风病。昏迷几十日终未能救醒。他的死是我家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有办企业的头脑,他一死,办工厂的事未能实现,此时三房即以我父亲为主,他独自肩起发展连利布店的重任。

我父亲与我三伯父,没有上过洋学堂,只接受我祖父的儒家伦理的教育,虽是商界人士,却具有儒生风度,他们有许多优良品德,值得我学习,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我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首先是夺去我家经营企业的能手三伯父的生命,又在 1941 年 4 月福清沦陷时,我 4 岁的四弟半夜逃难时受风寒未能及时治疗而夭折,我母亲在逃难时也因惊恐过度而流产。两年之内,日本侵华战争夺去我家三条命。更为严重并影响极深的是,战争改变了我家的经营方向,从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倒退日军退却福清收复之后,日机仍不时来轰炸。我父亲担心商店会被炸毁,财产将毁于一旦,因而转移一部分资金去购买房屋与耕地。用现代的说法是经营房地产。我父亲在福清县城买了大小二十多座房子,福州也买了三座。他买房子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保值。买地也是这样。我父亲缩小资本主义性质的投资去买房买地,是在战争环境中采取保全资金的办法。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资金的唯一的安全出路也只有买房与地。我家前后买了150 多亩的田地与二十多座房子,都是在 1941 年之后与 1948 年之前买进的。我三伯父生前最反对买地与房子收租的。他认为这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蠢事。可是我父亲却在环境逼迫之下,不得不去干这蠢事。

我父亲与三伯父都是商人,后来成为资本家,而我却是个共产党员,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他们似乎不值得我怀念,可是我仍旧怀念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我三伯父也不是。我至今还找不到兄弟之间能像我父亲和我三伯父那样的亲密无间,经济上不分彼此。我三伯父赚多少钱都交我父亲经营,我父亲赚的钱也都交公房,三伯父死时,他儿子可杰已成人。可杰兄继承父志,叔侄之间亲密如初。1943 年可杰去印尼讨回三伯父在印尼时被欠的款目,回国时也将这笔款全交给我父亲。时局不稳时,我母亲主张购买金条储存,反对买房买地,我父亲不同意,不同意理由是:买不动产财产明摆着,将来三房分家时好分,买黄金就说不清楚了。由于我父亲没有私心,购置不动产从不以他的名字,都是用何如海、何祥如的化名。

生活上我父亲非常节约、俭朴,虽然家产丰润,但抽的烟还是自己买手摇卷烟机卷的,我就帮他卷过。深夜从店铺回来,吃夜宵也只是一碗稀粥。记得我兄弟随父亲去印尼时,他给我们买的船票是普通舱。当我兄弟随三伯父回国时,坐的却是二等舱。我父亲自觉地为维护公房的利益过着俭朴的生活。因之,他不但得到他的三哥的信任,也得到他侄儿可杰的信任。我敬重我的父亲就在于他的正直、无私。同时我也非常敬重我的三伯父。像他这样热爱大家庭的兄长,堪为后世楷模。我们家庭是典型的充满儒家伦理观念的家庭,也许,这也是东方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地方。

也正由于我父亲封建伦理观念严重,在婚姻问题上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给孩子婚姻自主权,这是我最不满意我父亲的,但不因此而抹杀他的诸多优点。

我认为我父亲不是一个除金钱之外,什么都不顾的人。他虽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但这不妨碍他热爱祖国的情怀。

福清第一次沦陷时,我跟父亲还有个伙计逃到乡下去。在路上我拣起一张日本侵略军散发的传单,内容无非是宣传中亚共荣圈等等谬论,我父亲一看,愤怒地把传单撕成碎片一言不发,继续走路。不料半路上忽然从树林里钻出几个国军来。他看到我们三人是城市装束的,断定是从县城出来的,怕我们是奸细,盘问之外还搜身。我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我父亲扔掉日军的传单,此刻被搜岀来,就说不清楚了。我佩服我父亲痛恨敌人的立场。

福清沦陷了,作为商人,生意还可照做,他不是政界人物,他不必逃跑,也混得下去。可是他绝不愿意生活在太阳旗之下,仇恨侵略者的爱国心驱使他甘愿受跋山涉水、餐风宿露之苦,在安顿好家属后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党部的几个头头后撤到内地去。福清再也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像他跑那么远去。

福清光复之后,他在清理字画时,将一位书法家给我三伯父写的挽幛“孝友家风”抽出来烧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可惜此人是个汉奸”。原来福清沦陷时,此人曾在维持会里当差。

我不但钦佩我父亲的民族气节,同时很感激他在解放战争时对我参加革命活动的支持。

我父亲是个性格宽容随和的人,即使发现个别员工有偷窃布店的东西,他也不会发火或给以严厉处分。店员有困难,都会慷慨解襄相助,因而换来了员工对他的忠心。“连利”百货店的发展与全体员工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我父亲知道,不和员工建立感情的老板,就不能最大限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立感情的首要一条是尊重员工的人格,充分信任他们。对员工如此对待子女可想而知。他从不大喊大叫责骂孩子,更不轻易打孩子,我一生中只有一次。约七八岁时,因逃学被轻轻地打一巴掌。此外他从未打过我,我也从未看见他打我的兄弟或妹妹。

我在外读高中与大学时,他从不限制我的开支。他像相信他的员工一样充分相信我不会乱花钱,从来不交代福州、上海的司帐限制我取款的数目,这就给我参加革命后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家在上海开设的义丰申庄,成为当时的联络站、我负责接待经上海转道上武夷山的同志,保证过往同志的安全,并提供食宿路费。他从不问我钱用到什么地方去。我给同学或同志衣服或金钱,他从不责备我。我在干什么?他是知道的。不但他知道,义丰申庄从经理到炊事员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义丰申庄成为福清籍旅外学生革命活动的基地。暨南大学党支部就设在庄内,公开在庄内翻印《新民主主义论》与共产党的文件;上海民盟学生区分部与民盟上海市委办的《学生通讯》的办公地点也在里面;上海美专党支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的学运活跃分子,都在义丰申庄出入活动过。义丰申庄成为福清籍革命学生活动的大本营。暨南党支部置了一架收音机,专收新华社电讯,并在义丰庄内刻腊板、印刷,第二天即散发到各大学去张贴。我父亲当然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寒暑假回家时他从未向我提出批评或警告。他难道不知道这些革命青年万一败露,义丰申庄必将遭殃吗?他知道但从不阻挡我,他只装作不知道。

有一年寒假,我回家,那时有几位同志调去闽北,来要我提供活动经费。那时国民党法币如同废纸。我只好向父亲说明此事,他就同意并交给我的需用的经费。

我父亲为什么会支持我革命呢?他难道不知道这得冒杀头的风险吗?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劝阻我过。有时我向他介绍延安解放区的情况时,他从不拒绝听,也从不提反问。我分析因我父亲是个爱国者,只要能使国家兴旺的事,他不反对。能复兴中国的政党,他知道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龙高一带党的领导人何胥陶就有来往。那时我还年少,也不知道何胥陶是共产党。但我父亲肯定是知道的。再则就是国民党的腐败断绝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之路,这是使他从早先拥护国民党到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根本原因。解放战争时期,尤其 1947 年之后,通货膨胀,今天卖出一匹布,明天就买不回一匹。无论多么精明的老板,不论如何提高货物出售的价格,总是赶不上国民党印钞机轮子的转动。“连利百货店”也面临这个问题,帐面年年几十倍增加,而库存实物却年年减少。然而税收却是按帐面值收取,当局根本不管实际上是亏是赚,只管横征暴敛,弄得商家叫苦连天。这种局面,不但我父亲反感,所有与义丰申庄来往的客户,几乎没有一个不大骂国民党的。这就是我们革命活动能够以义丰申庄作为大本营的客观环境。加上作为店主的我父亲不阻挠,使我们这帮年轻人更大胆地干起来。当解放大军将渡过长江之时,我们就在义丰申庄写了大量的欢迎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标语,还叫人画毛主席的像。我兄弟三人在上海念大学,我哥哥可频是民盟盟员,我先也是盟员,后来和我三弟相继参加了共产党,三个念大学的儿子,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我父亲的思想开明分不开,与他的宽容、不仅从不干涉还大力支持儿子的政治活动分不开,家里没人拉我们的后腿。

福清解放,我回家,因我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在平潭。所以平潭的同志要我去平潭接管私立岚华中学。未去时,平潭副县长高飞同志带八九个人去福州开会,路过福清在我家投宿。我父亲亲自下厨操办一桌酒席款待他们。

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指责共产党的话。只有一次,我告诉他地主的地要分给农民,财产多的人,要分给穷人。将来社会没有穷人富人之别。他听了不相信,冒出一句话:“那怎么可能”,在他的思想里,没有穷富之别是不可想像的。把有钱人的财产分给穷人,穷人富不了,富的变穷了,不是使大家都穷了吗?这是他对共产两字的直觉理解,也是他不赞成平均财富的表露。这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他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

他带着这个思想疙瘩于 1951 年初再度出国去印尼。1961 年,我三弟可秋获准出国去印尼侍奉年老多病的父亲。1965 年农历七月初一日,我父亲病逝印尼泗水,终年 68 岁.父亲逝世已 29 年了,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尊重孩子走什么生活道路的选择,不但不阻扰而且支持。他不惜重金聘请名师为我及我的兄弟补习功课,他希望我们学有所成,并没有要求我们学他的样去当商人。他给我们充分发展的机会,他是尽了个做父亲的责任的。但我特别赞赏他的是政治上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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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3 1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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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福清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张君明

1951 年 3 月,福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底福清全县有 95196 户,415018 人,其中农业人口 371721 人,占总人口的 89.56%,耕地 57.6831 万亩,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农业县。据当时福清 117个乡统计,农村人口结构为:贫雇农占 42.81%,富裕中农、中农占 47.64%,富农占 2.6%,地主占 3.22%,其它成份占 3.73%。土改前,地主人均占地 6.4亩,贫农人均占地 0.65 亩,雇农人均占地仅 0.2 亩;土改后,地主人均占地1.01 亩,贫农人均占地 1.20 亩,雇农人均占地 1.38 亩,富裕中农、中农人均占地 1.36 亩,富农人均占地 2.26 亩。土改使贫苦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实现了梦昧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当时的福清土地贫瘠,水利设施差,素有“十年九旱”之称,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大部分农民生活贫困。个体农民特别是刚翻身的贫雇农,在经营农业生产中缺乏耕牛、农具,缺乏生产资本种子、肥料等,他们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更是束手无策,只好听天由命。翻身的农民渴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使生活得到改善,渴望共产党能够领导他们战胜困难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这是党在农村组织领导农民走互相合作道路的重要基础。

一、互助组的兴起和发展

在福清农村农忙时节,个体农民,为了抢季节、抢时间播种或收成,有换工互助的习惯。他们由三五户亲戚、邻居或附近农友自由结合,进行换工互助,农忙过后,即散伙。1950 年福清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变工组。

土改完成后,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1951 年 3 月,福清在第一届县劳模会议发出“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并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与方向,经过热烈讨论,劳模们对组织起来有了初步认识。回乡后就带头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组织了互助组。

刚组织互助组时,由于农民对互助组认识模糊;区、乡干部对组织起来意义认识不足,且业务生疏、领导不力,许多互助组处于松散、放任自流状态,互助组在抢救秧苗、夏收夏种、抗旱除虫、秋收冬种等生产活动中通过互助互济,克服了个体农户人力、财力、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劳动成果。互助组的生产实践使大部分农户感受到组织起来集体劳动,互助互济的优越性,互助组因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到 1951 年底,全县有固定互助组 208 个,3854 人,临时互助组及变工组 2846 个,38099人,组织起来的人口共 41953 人,占总人口 10.1%。

从 1952 年起互助组进入大发展阶段。1951 年 12 月,根据中央指示,福清县委把发展农业生产和大力组织农业互助组做为农村的中心工作,在全县掀起组织互助组的高潮。具体做法是:在 1951 年 12 月底召开劳模会议,1952 年 1 月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两个会议均以组织农业互助组为中心议题。会议使劳模和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并懂得如何组织起来;接着举办了互助组组长训练班。培养组织起来的骨干,巩固原有的互助组。在干部、农村骨干的领导和宣传鼓动下,全县互助组进入大发展阶段。到 1952 年 4 月底,全县共有固定互助组 2814 个,参加户数22280 户,占全县农业户的 24.4%。县委通过开展“爱国增产竞赛”活动,组织 54 个先进互助组,联名参加全国及华东区增产竞赛活动,通过竞赛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发挥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夏收夏种,检查评比工作,促进了互助组的发展。到 8 月份,全县固定互助组发展到 3736 个,参加户数29099户,占农户31.1%;临时互助组1912个,参加户数11385人,占农户 12.2%。合计参加互助组有 40484 户,170575 人,占农户的 43.3%。秋收时再次组织检查评比,互助组又得到发展。

互助组是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没有触及到农民根本利益,互助组组织规模小,每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户组成,便于统一管理,并且在农业生产上显示出优于单干。因此,在党的号召下,大部分农民组织互助组的积极性很高。但是由于互助组是在短时间内、大量组织起来的,存在着急躁冒进,盲目追求形式等问题,因而固定互助组出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自愿结合,能很好贯彻等价交换和互助互利原则的互助组。这类互助组使用了工票进行记工算帐,细致公平,并初步建立制度;订出农业增产计划,农副业结合好,骨干、积极分子多,实行民主管理。其中有些组有小量公积金和公有财产,如:有的合买耕牛、农具,共同开垦荒地、改良耕地、兴修水利;有的将个人拥有的大农具,水车犁耙折价归公。这类组已经初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模式。在农业生产上明显优于单干。如:全县第一个成立的陈金土互助组,1952 年粮油产量比上年增产 55.7%;林义忠互助组利用冬闲集体挖了 40 多年没人去挖的池土 5000 多担改良土壤,并实行精耕细作,1952 年粮食比上年增产 55%。这类互助组的占 18.9%。

第二种类型是等价交换不够明确,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的互助组。这类互助组有的评分不细致,有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组长与组员的自私观念严重等,约占互助组总数的 37.9%。
第三种类型是指导思想不明确,勉强拼凑起来的互助组。这类组违反自愿结合原则,有的划区编组,有的为贷款,有的凑热闹,有的有名无实。这类组多是农忙互助农闲散,垮台的很多,约占 43.2%。
针对上述情况,县委在 1953 年初开始整顿互助组。整顿克服了急躁冒进思想,纠正违反自愿结合原则的偏向,和耕牛、农具估价归公中存在的问题。对凡是不自愿的、群众意见大的耕牛、农具归公全部采用物归原主的办法。并提出实施简单易行的等价互利办法和解决互助组耕作先后矛盾的办法。
通过整顿互助组在农业生产上显示了其优越性,得到巩固和发展,单干的农民越来越少了。1954 年全县有互助组 5381 个,54482 户,占总农户63.9%。1955 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大部分互助组转为合作社,发展互助组的工作基本上结束。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与发展

(一)农业合作社示范点—音西乡霞盛社

在整顿互助组的同时,县委根据省委“逐级试办,稳步前进”的方针,派工作组到陈金土、俞其标两个组试办农业合作社。这两个组都是 1951年组织起来的先进互助组,在互助上有经验,农业生产搞得好。

茶亭区音西乡霞盛村陈金土互助组。共有 17 户(中农 4 户、佃中 5户、贫农 6 户、雇农 2 户),人口 67 人,男女全半劳力 41 个,土地 147.7亩(其中私人租入 27.6 亩,公共租入 7.6 亩),耕牛 5 头。1952 年粮食产量比当地平均数超过 35%。

1953 年 1 月 15 日县委工作组进入霞盛村开始向该组农户宣传农业合作社的性质,办农业合作社条件和优越性。之后,全组 17 户都自愿报名入社。接着在工作组指导下,具体讨论土地入股和分配办法及政策中一些具体规定,拟定了组织章程。

1、土地定产:以 1950 年至 1952 年三年产量的平均数做为定产数字。

2、土地与劳力分红:实行以“劳力为主、兼顾土地”的分红原则,每亩地划为定产和增产两部分。定产部分,土地得 35%,劳力得 65%;增产部分归劳力分红。

3、生产投资:全社耕牛 5 头,折价入社,分期还款;大农具折价入社,小农具自备;肥料、种子等付给一定的租额。

4、公积金:以农业收入定产部分扣除土地租额和生产成本外,抽 3%为公积金。

5、农业税:由土地占有者负担

6、评分记工办法:采取“按件论成、死分活评”的办法,全社男女全半劳力共 41 人,按劳力强弱技术好坏分等级评分, 全劳力一天最高评 12分,最低评 9.5 分。

还有社员出、入社和社员权利、义务等规定。

接着民主选举社干,建立各种规章,制定生产计划等。历时近两个月完成建社准备工作。霞盛农业合作社于 1953 年 3 月正式成立。

霞盛社由于较好解决集体劳动与私有制、个人利益和全社集体利益的矛盾。调动了全体社员积极性,发挥了农业社集体耕作,统一经营优势,1953 年粮食比 1952 年增产 16%。全社全年农业总收入计折谷子51744.75 公斤,付土地租额 15287 公斤,占总收入 29.54%,生产成本15531.4 公斤,占总收入 30%,劳动所得 20926.3 公斤,占总收入 40.46%。还有副业纯收入 3057.25 公斤,劳力分红谷子 23983.6 公斤,劳动日共3640个,每个劳动日分得谷子6.44公斤。全社17户中,有13户增加收入,2户保持原收入,2 户减少收入。这2 户减少收入的原因是劳力生病少出工。

霞盛社优越性表现在:

1、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种植,宜啥种啥;发挥土地潜力,增加收入(如打通田埂、土壤改良、改善水利)

2、集中经营有更多劳力和经济力量,易于改进农业技术,推广先进耕作法,如“稀播种”、“合式秧田”、“适当密植”。

3、统一调配劳力,做到农副业结合,生产和抗旱两不误。

4、社员政治觉悟提高。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观念增强,如带头向国家卖了余粮 5500 公厅。

5、克服了互助组中难以解决的“播种、收割”时于间先后的矛盾。

同时,霞盛社在经营管理上也总结了经验,如划分土地耕作区,组织劳动小组(每组 12-13 人,选小组长 1 人),耕牛农具预先调拨好,在评分记工方面,实行小段包工制,以小组进行评分等。

霞盛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在农业生产上明显优于当地互助组和单干户,显示了合作社优越性,并总结了一套成功的办社经验,为在全县办合作社起了典型示范作用。县委将霞盛社作为全县农业合作社的示范点。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县委采用“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在农村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1953 年 2 月,农村开始出现农民自发办社。先后有东阁乡陈华中、观石乡游添明等 9 个互助组自发土地入股办合作社。自发办社原因:互助取得成绩,粮食增产和互助组存在的耕作先后”矛盾难以解决,经过读“闽侯人民报”知道如何办社,经过酝酿协商组员自愿办社。针对这种状况,县委的处理意见是:首先要积极的进行说服使其回头,若说服不了,则要积极引导,使之提高到具备办社条件。

1953 年 11 月,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和在农村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积极性更高,全县有 137 个互助组要求办社。1954 年初,全县各区委开始选择好的互助组试办农业合作社,新办了 80 个社,加上经批准办的 9 个自发社、2 个老社,全县共有 91 个农业社,入社农户 1334 户,占总农户 1.44%,每社平均 14.6 户,最大社有 34 户。办社时,国家在经济上给予扶持,银行贷款 23594 元,给 91 个社,最多社贷款 710元,银行贷款解决了办社初期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由于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方针,明确办好试点社是带动互助合作运动向前发展,整个办社过程发展得较健康、稳当。这 91 个社社员生产积极性高,利用冬闲,集体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积肥、开荒等,掀起发展农业生产热潮,为翌年农业增产打好基础。

6 月,县委将 91 个社进行分类,开始整社工作,有针对性地处理、纠正了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并在县城举办会计训练班,解决农业社由于缺乏会计人才引起的财务混乱。

1954 年是个大旱年,全县粮食大量减产。面对大旱,农业社在抗旱中依靠集体力量,带头抗灾,显示了优越性,如音西溪前村,原先群众普遍认为“旱情越来越重,没法抗旱了”。但在当地 3 个农业社的推动下,在干涸的溪内挖出 5 处水源,每天能灌溉 40 多亩。并组织 80 多人,29 架水车,从远距 3500 米的顺炉坝车水到张厝、溪前洋抗旱,使全村 380 多亩晚稻得到增产或保产,大旱之年,91 个农业社中 53 个全面增产或基本保产,38 个社虽减产但比当地互助组的产量高。91 个社水稻平均亩产 636 斤,比全县平均亩产 513 斤高 24%。地瓜平均亩产 461 斤(地瓜片),比全县平均亩产 313斤高 48%。并且在收益分配上能贯彻以劳为主的分配原则,对受灾严重的田地,减少土地租额报酬,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社在抗旱中显示出的优越性对广大农民起了教育示范的作用。农民中流传着“农业社丰收,互助组歉收,单干户没收。”许多农户迫切要求加入老社,兴办新社。

为此,县委于是年 10 月将办社同抗旱工作结合起来,对要求办社的互助组进行站队,开始大规模办社。县委发挥示范的作用,利用示范社的经验在培训办社骨干的同时,发了很多指导办社工作的文件,如“怎样办一个农业社”、“音西乡广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政治上贯彻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在经济上较好地解决农民在办社中最为关心的分配问题,如:规范土地租额报酬在评定产量的 30—33%之间。

在县委领导下,到 1955 年 1 月全县共新办农业社 747 个,入社农户13647 户,占总农户 15.3%,每社平均 18.2 户;老社在同时期内也进行扩大,90 个老社(1 个老社已合并)入社农户为 2329 户,占总农户 2.4%,每社平均 25.8 户。新老社合计 837 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17.7%。

随着农业社数量的增加,入社农户面的扩大,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接踵而来。因而 1955 年 1 月,县委开始整顿、巩固农业社。县委根据新办社情况,将新办社分为:“办得好”、“办得稍差”、“办得不好”三种类型。第一、二种类型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社社员入社股份基金定得不合理,社员负担重,交不起,意见很大。

第三种类型(约占新办社的 11.6%)是在办社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轰起来的,办社中执行政策偏差较大,生产搞的差,有些社强迫命令,损害中农利益,少数社闹不团结,社员顾虑多,10%社员要求退社(有的已退社),个别社已垮台或有垮台危险。

还有 343 个未经批准的自发社。

县委把整社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股份基金、三类社、自发社三个间题上,结合各社在春耕和夏收夏种中的生产情况进行整顿。整社工作一直延续到 8 月。通过整社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1、解决经营管理问题。建立了“三定”(定工、定成本、定产)和劳动组合等制度,搞好生产。2、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要求退社的社员 80%以上不退了。3、清洗混入社的阶级异已分子(指地主、富农、坏分子)。4、砍掉 200 多个不具备条件的自发社,恢复为互助组,具备条件的 66 个自发社整顿后给予批准认定。

整顿后全县有农业社 925 个,入社农户 18349 户,占总农户 20.18%。

从 1953 年 1 月至 1955 年 8 月,是福清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县委能较好地贯彻落实“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方针,采用“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办了一批农业社,总结出了一套办社经验。对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能够及时通过整顿加以解决。广大农民切实感到“合作社优于互助组、互助组优于单干”,农村互助合作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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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过程。

1955 年 9 月,县委召开有县、区、乡干部、合作社社长、互助组长等共 1636 人参加的扩干大会,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判、克服县委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贯彻阶级路线,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形成农业合作化高潮。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9 月到 12 月,全县自上而下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使初级社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入社农户由原来的20.18%猛加到71.38%。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底开始。由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中央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迫切要求办高级社。1956 年春节前后,在初级化高潮的基础上,掀起扩社、并社、转办高级社—高级合作化高潮,到 3 月底,全县办高级社 254 个,77728 户,占总农户 84.5%;初级社 315 个,10133 户,占总户 11.2%;合计占总农户 95.7%。至此,福清的农业经济,已经由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转变到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为什么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积极要求入社,参加合作社能够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呢?从当时情况看,首先福清农业互助合作,从 1953年 1 月县委试办第一个合作社---霞盛社开始,经过 2 年多实践,证明了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优越性;其次经过宣传,广大农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生活美好前景的向往。再加上国家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从经济上帮助贫下中农解决初参加农业社时缴纳股份基金的困难。极大地调动了贫下中农入社积极性。对于富裕中农这个阶层,他们大部分要求入社(约占 60%),相当一部分勉强入社,一部分非自愿入社(原因是入社后会减少收入不入社在政治上有压力,又担心今后个体经营,遇到困难难以解决)。富农、地主、坏分子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合作社,他们只是到实行高级合作化时,才被分期分批安排入社。并且富农经济在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统销统购过程中,加上雇不到工,已经受到限制或消灭。

(二)合作化高潮导致了农业生产高潮

随着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全县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冬季生产和春耕生产高潮全县种下了 29.1 万余亩大小麦等农作物,比上年扩大了 3000 亩。为了争取冬季农作物丰收,许多社都增施肥料,“推广”技术,加强田间管理。1956 年大小麦获得丰收,全县236828 亩大小麦总产量达 16317930 公斤,比上年增产 149.44%,大大地减少了春荒口粮和春耕生产资金的困难。全县掀起了备耕兴修水利的热潮,共修了 4070 处水利,增加、改善受益土地共 131738 亩,缩减旱灾 89581亩,占全县受旱面积的 23.63%。全县共开荒 15503 亩。

音西乡是县委合作化基点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走在前头,起典型示范作用。1956 年 1 月成立的音西高级社(一乡一社)显示了优越性:夏收作物获得丰收,883 户社员中增加收入达到 95.2%,保持收入的 1.8%,减少收入仅 3%。一个全劳力每天报酬达 1.66 元(在当时处于全县最高水平)。收入的增加大大激发社员参加生产的积极性,社员出勤率从 77%提高到 90%。

1956 年全县 259 个高级社,有 199 个增产,占总数的 77%;保持产量有37个占14%,减产23个占9%。参加高级社的78445户中,增加收入户达82%,保持收入户占 10.4%,减少收入户仅 7.6%。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壮大了 1956 年 3 月,全县共有 197 个支部,拥有 3198 个党员,占农村总人口 0.569%。

(三)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业生产,但在短时间内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也带来许多问题和矛盾。

1、经营管理曾一度出现混乱影响了生产。在 862 个新社中有 176 个社“大堆”生产,578 个社没推行包工。西云社一天起 0.8 亩地瓜畦出动了 32 个劳动,4 头耕牛,造成“大堆”生产,浪费劳力和畜力。耕作粗糙,江镜区 13 个高级社,种植的 25%的秧田、黄豆,8%的地瓜畦不合规格。大埔、南山二个高级社,曾发生过两次罢工。

2、耕牛死亡多。由于没有处理好耕牛入社和入社后的饲养、使用问题,曾一度盛行农民卖牛风,耕牛死亡多。从 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4 月,全县牛共死了 392 头,其中冻死 62 头,饿死 18 头,跌死 16 头,打死 10 头,耕田累死 13 头,管理不善死亡 44 头,小牛被大牛压死 5 头。

3、果树入社,造成部分果农收入减少,要求退社。在高级合作化过程中,不但土地入社取消报酬,农民的果树也折价入社,造成部分果农收入减少。据 88 个社统计,果树入社的 4075 户中,减收的有 219 户,占 5.3%。渔溪区因果树问题要退社的有 66 户。

4、只重视粮食生产,副业开展不好。江镜高级社,怕群众养羊会影响农作物生长,要求社员养的 100 头羊全部卖掉。由于副业开展不好,群众意见很大,有的群众反映说:“没钱买油盐酱醋,没钱抽烟、理发”。

5、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取酬,使农村一部分无劳力靠土地租额生活的人口失去了生活来源。也使劳力弱的农户收入明显降低,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合作化高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县委只好采取边办社、边整顿的方法解决,1955 年 12 月抽调部分老社骨干(副社长、会计等)组成整社辅导组到三类乡帮助新社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整顿,大部分社建立了生产秩序。处理了耕牛入社、喂养和伙养问题,制止了乱杀耕牛现象。

1956 年初,随着大办高级社和高级社规模的扩大(每社平均 300 多户)。县委推广音西乡溪前高级社章程。溪前高级社是县委为了取得办高级社经验,在 1955 年 11 月开始试办的第一个高级社。溪前高级社章程共 12 章42 条。章程表明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取酬;规范了高级社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规定每个十成劳力交纳股份基金 70 元;实行生产责任制。全社划为 4 个大队,18 个小队,并把土地、农具、耕牛分配给各小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建立生产责任制。溪前高级社章程较好解决了规模大的社如何组织和经营管理、社员股份基金交纳、生产责任制等当时急待解决难题,被县委作为全县办高级社的指导性文件,对发展、巩固高级社起了重要的作用。

4 月,县委选派有农村工作经验的 52 名(相当区委委员的)党员干部到300 户以上的高级社担任副社长,以加强领导,巩固农业社,推动农业生产。

6 月,县委要求全县高级社对实行取消土地租额报酬后缺乏劳力,生活无依靠的烈军属、残废军人和鳏寡孤独的农户,在除政府给予必要的救济外,社应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安排,实行“五保"政策,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使其能够维持当地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县委还在音西高级社调查摸底,全社贫苦的鳏寡孤独残农户或仅仅有轻微劳力户占全社人口的 0.9%。对他们实行:保吃、保烧、保穿、保教、保葬的五保制度。五保资金来源于政府救济款和合作社公益金。五保标准:根据不低于“五保”户本身入社前生活水平确定。

9、10 月份,县委又以整社工作为中心。

整社,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和矛盾,对巩固合作社,推动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当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许多问题和矛盾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四、农业合作化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和富农经济的消灭,标志着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五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首先,农业合作化把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了土地公有,消除了产生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两级分化。同时,农业合作化解决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兴修过去个体农民难以完成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在 1956 年开始兴建 1958 年竣工的东张水库,灌溉面积达 26 万亩,彻底改变了福清“十年九旱”的历史,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低水平地保证了城乡人民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需要,使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有所改善。

农业合作化经验:一是根据我国农村的特点和农民习惯,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过渡形式,引导农民逐步摆脱私有制而走向社会主义,减少、避免了因短时间内变革巨大,给农业生产力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二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原则,运用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减少了阻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三是贯彻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团结了广大农民共同走合作化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特别是1955年9月以后,也出现了缺点和偏差:一是把正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当做“右倾”保守来批判,不断加快农业改造的步伐,致使工作过粗,改变过快,遗留了不少问题影响了生产。二是在所有制方面,只允许清一色的公有制,组织形式简单划一,在计划和管理上采取高度集中的体制,统得过多过死,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影响到广大农民积极性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三是对农业改造目标只注意变革所有制,忽视了发展多种经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忽视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原始的、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的任务,农村的状况未能得到更好更有效的改变。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继土地改革运动后,在农村进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又一次伟大的运动,他牵涉了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的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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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党同航行与民共呼吸—中国民主同盟福清市委会十年历程纪略

程承忠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结束了为虐10 年的文革动乱。党实行伟大的历史转折,揭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为了实施这宏伟的兰图,党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营造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迅速恢复全国 8 个民主党派组织,并赋予他们参政党的地位、职责和使命,重新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有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成为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从而使党的统一战线出现新的格局。民主党派迎来了第二个灿烂的黄金时期。

根据中共中央 1986 年第 19 号文件精神,民盟福建省委、福州市委首先在福清建立市县一级民盟组织决非偶然:福清是著名的侨乡,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这些人文的因素为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民盟福清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充满生机的地方建立起来。

今年是民盟福清组织正式成立 10 周年。10 年来,民盟福清市委会在中共福清市委、政协福清市委、中共市委统战部和民盟福建省委、福州市委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 4 个阶段发展,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在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监督、海外联谊等方面,为祖国统一大业,为社会咨询服务,为培训人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年我是建盟筹备组的成员,作为历史见证者,现在我把民盟福清市委 10 年来发展情况记述出来,为研究新时期福清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在县市一级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情况,提供一份佐证,是很有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

一、“两坚持、两为主”,上靠下联立脚跟

民盟福清组织 10 年来历经艰难,经过 4 个发展阶段。民盟发展成员始终贯彻“两坚持”、“两为主”的方针,即坚持在工作中发展,坚持发展是为了工作的原则,坚持以文教口为主,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原则。

1986 年以前,福清没有民盟组织,只有 4 名由民盟省委个别联系的盟员,即清华糖厂党委书记、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许贻鳌同志,县教师进修学校主任、高级教师、共产党员陈仁瑞同志,另外是清华糖厂女技术员、许诒鳌的夫人王馨和同志,福清某中学教员王彩眉同志。

1986 年 10 月 29 日,民盟省委组织部长郑寿安、民盟福州市主委朱柽、副主委张家址等来福清拜访县委、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后,决定由民盟福州市委负责在福清县建立民盟组织。经过 7 个月,发展了 40 个新盟员,于当年 12 月 7 日成立“工作委员会”,建立 7 个基层支部,由许贻鳌、陈仁瑞担任正、副主委,盟员、原福州二技校教务主任敖瑞麟同志任秘书,负责日常盟务。

1987 年 5 月 9 日,第一次盟员大会选举产生中国民主同盟福清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许贻鳌、陈仁瑞、薛文栋、俞维帜、陈寿康、罗秋月、陈金榜、林学球、林期望、薛由钿。许诒鳌为主委,陈仁瑞、薛文栋为副主委。1988 年 4 月 24 日补选薛由钿同志为副主委。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教科文工作委员会,三胞联络工作委员会。敖瑞麟同志为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盟务工作。

第一届委员会盟员发展到 74 名,组成 10 个民盟支部:城关直属支部、师大分校支部、教育局支部、元洪师范支部、侨兴轻工学校支部、福清一中支部、福清二中支部、福清侨中支部、福清三中支部、福清高山中学三山中学联合支部。

1990 年 9 月 16 日,第二次盟员大会选举产生民盟福清市第二届委员会,选出委员:许贻鳌、薛文栋、薛由钿,纪国灿、陈圣标、林敦峰、林水霖、罗秋月、薛聿彬、林学球、程承忠;候补委员;陈寿康、董性茂、林华庭。选举许贻鳌为主委,薛文栋、薛由钿为副主委、敖瑞麟为代秘书长,程承忠为副秘书长,陈仁瑞、陈和明为顾问。增补在福清挂职担任副市长的高党诚为副主委。

第二届盟市委盟员发展 120 名,这届部委办除了与上届相同外,只增设社会服务部,下辖 10 个盟支部,同第一届。

1995 年 10 月 7 日,第三次盟员大会,选举产生民盟福清市第三届委员会,选出委员许贻鳌、薛文栋、薛由钿、程承忠、张旗荣、王江民、纪国灿、陈圣标、杨珠妹、刘福铸、林水霖、林华庭、林敦峰、黄国荣、童嘉音、高绍荣、程荣;候补委员:董性茂、薛世平、涂春生、薛希仁。许贻鳌为主委,薛文栋、薛由钿张旗荣为兼职副主委,程承忠为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纪国灿、林明和、薛天西为副秘书长、陈仁瑞、敖瑞麟为顾问。换届结果,委员平均年龄从 50.2 岁降到 46.8 岁;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从 44 岁降到 38.2 岁,基本实现新老交替和新老结合的目标。

第三届盟市委盟员发展到 174 名(截1996 年12 月止)下属部委办和基层支部与第二届相同。

由于盟市委坚决贯彻“两坚持”和“两为主”的组织原则,所接纳的盟员层次都比较高,政治素质都比较好。其中有高级职称的 37 人,中级职称 79 人(两者占总人数 67%),退离休的老教师盟员 42 人,出国的盟员 12人,下海经商的盟员 2 人。3 人担任人大代表,8 人担任政协委员,12 人担任特邀“四员”。

10 年来,民盟市委会之所能够站稳脚跟,并积极稳妥地发展,虽然遇到重重的困难,但是由于时时得到中共福清市委、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的关怀和指导,因而少走了许多弯路;民盟省、市委也时时雪中送炭,同时也与老同志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早在“工委”时期,民盟福州市委先后多次组织老盟员、中小学著名教师(如特级教师宁志芳,池伯鼎等)30 多人次,到福清部分乡镇分学科举办讲座、报告会、交流会;盟福州市委又组织一批文史、工艺美术专家学者到石竹山考察,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使福清市文教界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得到启发,消除不必要的顾虑而向民盟组织靠拢,为我盟工委吸收盟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盟市委在 10 年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二次重大的政治风浪而没有迷失政治的方向,这是与中共福清市统战部和民盟福州市委的关切爱护是分不开的。在“六四”政治风波中,原统战部高金德部长、陈祖官副部长,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沟通信息,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民盟福州市委领导朱柽、张家址、周运隆等多次莅融传达民盟中央和盟省委的指示,帮助我们了解事态,辨别政治是非,使我们民盟市委站稳脚跟,不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与地方党委保持一致。这就直接保证了我们盟组织顺利地发展。党的领导是民盟组织的生命线。

民盟福清市委建立和发展倾注着老领导、退休老同志和兼职同志的大量心血。许贻鳌主委 1952 年入盟,以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清华糖厂党委书记、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身兼多职心系民盟前程,经常来县主持盟务工作陈仁瑞副主委 1946 年参加共产党后,受党的派遣到民盟工作,解放后,在学校当过领导职务,他接受党和民盟组织的嘱托,组建福清民盟组织,感到责无旁贷。他虽年已花甲,仍然跑基层到中小学开座谈会,找盟友谈心,送上盟讯学习材料至诚金石为开,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先后有 92 名盟友参加了民盟组织,不少人成为盟组织的骨干。

历届盟机关只配一名专职干部,第一届是黄敏同志,后来辞职到澳大利亚留学,第二届是翁康明同志,于 1995 年退休,第三届是程承忠接任。上述专职干部都尽心尽责做了大量工作,既当盟市委的参谋又当机关的服务员。由于工作牵涉面较广且琐杂,因而大量的盟务工作主要靠诸如敖瑞麟、林学杜、陈宏荣、丁康华、陈份常和已病故的张在金、陈和鸣、陈能涧等一批退离体的盟员老同志支撑着。

在老同志的身传言教下,一批年轻盟员骨干迅速成长,使所组织工作和基层支部工作颇有成效的。薛文栋、薛由钿、张荣三位兼职副主委先后分管组织部工作。薛聿彬、何可华、陈圣标、陈金榜、陈寿康(已故)、黄国荣、林华庭等同志先后在组织部担任正副职。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不辞辛苦,到基层考核调查,对盟组织发展作出一份宝贵的贡献。盟组织部长黄国荣精心编写盟市委组织建设情况统览表,受到盟省委的表彰。在基层支部,林学杜、郭复华、罗秋月、林学球、林永霖、陈建辉、陈能德、林和明、杨邦棋、涂春生、庄春良、杨珠妹、俞维帜、陈训坤、陈圣标、薛希仁等同志,这一批年轻盟员也为民盟福清市委的巩固和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二、加强自身建设,跟党保持一致

随着我市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党的统战工作不断加强,盟组织不断的扩大,盟市委感到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10 年来,盟市委一直把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中特”理论,转变盟员的思想观念摆在盟的思想建设首位。盟员结合教学工作,基本通读《邓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学习中共十三大、十四大的精神,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整,反腐倡廉,对当前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对党制定的 2010 年的宏观目标等都有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盟市委负责同志先后多次参加盟省委、盟福州市委学习培训,直接带动全盟的学习热潮。盟支部根据自身条件,以各种方式宣传促进盟员学习。盟侨兴支部,盟师大分校支部,盟三中支部,都出刊宣传。盟二中支部与本校民主党派联合召开座谈会学习“中特”理论。1997 年 3 月 1日,盟市委召开了悼念邓小平同志大会,再次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重新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理解“中特”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精髓,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稳定、发展”作为国家大局彼此相互关系,从而不断地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特别指出,10 年来,盟市委十分重视在思想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在 1987 年、1989 年学潮泛起的时候,盟市委在盟省委、盟福州市委和中共福清市委统战部的关怀下,组织盟员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进一步深刻理解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意义,也掌握了一定的斗争方法。各学校盟支部盟员都以课堂为场所,以亲历文革动乱深受其害的现身说法劝说学生。民盟师大福清分校支部写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文章在校刊登出并进行广播。陈能涧、陈寿康、程承忠等老师分别通过座谈、对话、写信形式,做回乡的大学生的思想工作。盟市委全体盟员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10 年来,盟市委根据不同的时期,围绕着党的工作中心,组织盟员学习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引导盟员关注国家大事,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是我们参政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我们民盟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1993 年“8•16”苏联解体、东欧事变后,江总书记发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号召,立即得到全体盟员的热烈响应在校任教的盟员、福清三中高级教员、盟支委林华庭和盟员林康桂同志,对校内外学生进行“二史一情”的教育。民盟市委和福清中国银行联办的光明职业中学也邀请市政协方家章副主席,市人大陈晶副主任,高觉诚副市长,俞达珠局长,市武装部李政委等分别作了国情、市情、法制教育和国防教育报告,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各校盟支部又配合学校开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活动,如元洪师范盟支部协助学校举办展览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97 年 5 月,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盟市委邀请政协老委员、原福清三中校长林长贤,为光明中学师生作关于香港历史的报告,以进一步激发师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的热情。这些活动对于“防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主席发表了对台工作八项主张,精辟地阐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思想核心,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民族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时盟市委闻风而动,组织盟员开展“六个一”活动,即向在台亲属写一封信,通次电话,交一位朋友,牵一条线,提一条建议。盟市委负责同志与个别台商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江主席的八项主张,希望通过他们把大陆的真情带回台湾,让更多的台胞了解。今年春天,李登辉与台独分子沅瀣一气激起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无比愤慨。当人民解放军在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我们访问了一家台商,向他们进行解释,这位台商对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表示理解和关注,希望两岸当局以和为贵,携起手来,促成祖国和平统一。1997 年 6 月 21 日,举行迎接香港回归座谈会,进一步激发盟员爱国热情,提高和平统一祖国的信心。

10 年来,盟市委致力于提高盟员的统战工作意识,增强盟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盟市委多次请盟省委、市委,中共福清市委统战部和对台办分别作统战工作和对台工作报告。先后分送盟讯刊物一万多份让盟员学习,陈仁瑞副主委亲自编写盟史参考资料,并翻印《盟章》,盟市委多次召开大会对盟员宣传盟章、盟史,进行有关方面的知识测试。1990 年举办了《民盟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展览会和座谈会,1996 年 7 月 11 日,盟市委召开了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 50 周年纪念大会,重温民盟先烈的革命业绩。

1997 年 7 月 15 日,举办了新盟员培训班。这一系列活动使盟员进一步了解,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民盟的性质任务,让盟员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盟员继承和发扬民盟先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荣传统以推动盟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0 年来,盟市委宣传部纪国灿、刘福铸、程承忠和原专职千部翁康明等负责编写了 14 期盟讯和 26 期工作简报,直接配合盟员学习。

盟市委十分注意发展一定数量的女盟员,并且关注女盟员的“巾帼创业”活动。1997 年 5 月 3 日,召开盟市委第一次女盟员座谈会,邀请市总工会主席莫雪萍同志莅会指导,鼓励盟员自尊自爱自强,在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方面发挥女同志的优势,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使 38 位女盟员深受鼓舞。

盟市委会 10 年来做了大量的组织建设工作。首先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通过三次换届基本达到“年轻化、知识化和革命化”的要求。又开展“支部达标活动”、“支部创优活动”不断促进盟支部开展工作,涌现出如侨兴轻工学校盟支部、福潸三中盟支部、元洪师范盟支部等先进民盟支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党盟关系非常密切,群体素质非常好,盟务活动比较正常、比较制度化、规范化。盟市委对发展盟员和基层盟支部干部选拔是十分慎重,一般都通过推荐、考核等程序。对盟干部也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学习,包括到福州盟市委,兄弟工委去取经学习。盟市委干部还经常下基层开展谈心活动为盟支部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盟市委根据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议的精神和盟省委的要求,对中青年后备干部的培养工作,十分重视,并不遗余力地向中共福清市委提出推荐意见,使民主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摆上中共市委的议事日程,于是1997年3月我会薛文栋副主委增选为市政协副主席。不少盟员在学校受到重用:盟副主委张旗荣和盟员骨干陈建辉、林永霖陈裕贵、林邦平等五位同志在侨兴轻工学校担任正(副)科长,盟员骨干庄春良在元洪师范担任教务处副主任,俞建枝任福清三中副校长,林道挺任福清三中教务处主任,林昌国任姚世雄中学教务处主任,王长敏任三山中学政治处主任,王江民任高山中学教务处主任,黄诗和任宏路中学教务处主任。

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领导放得开,先走了一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项工作虽刚起步,而且存在不少的困难,但已经使我们认识到,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已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将更有利于调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更有利于民主党派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盟市委曾组织盟员到厦门、泉州、到元洪开发区等参观学习。盟市委经常开展盟员之间送温暖活动。盟市委干部经常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号盟员,协助盟员家属料理丧事。不断増强盟组织的凝聚力。

三、踊跃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是参政党的首要工作。参政议政作为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必然要求我们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议事处事的能力。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发表意见,体现真诚、客观、公正、得体”的原则。

10 年来,盟市委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参政议政:

盟市委发挥自身的优势多次组织盟员进行专题调研,写出了一些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报告,如 1987 年的林学球、程承忠写出《关于福清侨乡实施义务教育法几个问题的探索》(已载入《福清教育志》),薛由钿、林华庭、林道挺分别撰写《农村中学教育工作的调查汇报》、《十年教育的反思和对策》等八篇论文;1991 年韩祥霖、程承忠各写一篇关于《福清旧城改建的建议》,1995 年林华庭、林道挺撰写两篇《关于当前农村中学严重缺员的症结与对策》《当前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996 年程荣撰写一篇《培养具备适应世界能力的跨世纪人才》,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10 年来,盟市委经常出席中共福清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政府会议和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半月谈、双月谈、季度谈等会议。盟市委对人大、政协“两会”总是全力以赴。1989 年,盟市委通过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盟员向“两会”提出《关于教育立法问题》等六项议案。1991 年 3月就我市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为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十四项建设性提案,1994 年3 月担任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盟员继续就农业兴废、农民负担、教育投入、教师待遇等问题提出 20 项提案。1996 年 4 月盟市委集中盟员意见,在“两会”上就当前科技兴市、普及科技知识、职业教育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土地管理、市政建设,反腐倡廉等问题,提出 26 件提案。其中 2 件提案评为政协优秀提案。1997 年又提出 27 件提案,盟市委在两会上参政议政,提出的议案,从数量到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1996 年 5 月盟市委派员参加人大、政协组织的检查团,下乡镇检查“治安”、“严打”、“计生”工作。写了二篇调研报告:《福清文化市场的状况》(评为政协优秀调研报告)、《福清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查报告》都受到市委充分的肯定。

1992 年后,盟市委选送 12 名盟员担任“五员”(监察员,税务监察员,人民陪审员,教育督导员,廉政监督员)工作。这些同志都尽心尽责。参加教育局组织“两纲一法”(《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纲要》和《教师法》)讨论,分别向上述有关单位提出“以法廉政,改变作风”、“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强化职业教育的领导”、“防止犯罪低龄化的趋势”的中肯意见。

不过我们也向市统战提出意见,希望“五员”工作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流于形式。

10 年来,盟市委十分关注社情民意,不断参与协调,为社会化瘀活血,作了一些工作:

1995 年 10 月,盟员在城头养鳗,当其鳗鱼被盜,资金被人侵吞时候,盟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通过中共市委、市府关注得到解决,避免了一场群众性的械斗。

1996 年 3 月 10 日,福清市染印厂下岗职工十余名,联名向我会反映,二轻局原领导与承包商勾结,用低估资产的手段,侵吞了巨额的集体财产。我会当即召开职工座谈会,弄清事实后,先与市总工会联系,得不到解决后,在市政协支持下,用提案方式与原二轻局领导交涉、协商二回合,解决了该厂下岗职工补偿费,才使这场打了三年的官司划上句号。

1996 年 5 月 2 日,阳下镇农民带着 4 月 28 日《福清时报》向三资企业荒地借耕,因之与镇党委、政府发生冲突。我会接到情况反映后,一方面作农民的思想工作,请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市委、市府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与有关部门领导协商,终予平息这起争端。

1997 年 2 月 20 日,春节过后,福州市人大代表、盟支部主委陈圣标怀着高度责任感写信向盟市委反映,虎溪饮水源头受到严重的污染。盟市委副主委薛由钿立即带着盟员同志前去察看了解情况,尔后以政协提案向市委、市府反映,得到高度的重视。宋书记对该提案做了批示。朱市长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到现场察看,推动解决水源污染问题。

总之,10 年来,盟市委在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已经感到这是中共市委和福清人民对我们的充分信任,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和统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因而都努力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为民盟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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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三胞”联谊工作,引进外资建校办厂

我市盟员 90%有“三胞”关系,这对于开展“三胞”联谊工作是十分有利的。盟市委通过“三胞”联谊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盟支部做了一些工作。

1989 年中秋,三中盟支部为回乡探亲的台胞施先生举行中秋茶话会。是年冬天,为台湾学者吴绍杰先生举行茶话会。盟三中支部与吴先生互赠文史资料和一些名著,留着纪念,加强彼此联系。盟市委负责同志薛由钿、敖瑞麟、陈能涧(已故)走出国门,向海外乡亲介绍祖国和玉融家乡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敖瑞麟同志兼任融城侨联主席,1993 年为城关中心学引进侨资 18 万元建造一座教学楼。陈能涧同志为侨中退休教工联谊会争取一笔基金,陈和明同志(已故)争取侨资 500 多万元为海口家乡捐建医院、中小学。盟市委“三胞”工作委员会主任林敦峰,1993 年引进侨资 1310 万元为西园小学建教学楼,改善了该校办学条件。

引进外资,建企经商也是盟市委为经济中心服务一项重要的成果。许贻鳌主委担任中外合资福清清华糖厂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外合资福清清华人造板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外商独资清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多次出国,引进侨资数百万元,学习考察、引进先进工艺技术,以业为业,多种经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还有一些有侨属关系的盟员,也引进外资办厂,如赖开渊开办中日合资石板材厂,林学球协助外资开办东林五金厂,林敦峰支持台商开办香佳食品厂,张在厚开办咨询服务中心。

五、创办首家社团学校,心系“两个文明建设”

原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多次提出“民盟工作要围绕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所长,献计出力”。我盟市委从参政党的基本职能出发,动员广大盟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同时利用自身的智力优势,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办实事做好事:

(1)1993 年 6 月,经福清市人民政府批准《综政(93)117 号文件》民盟福清市委与中国银行福清支行联合创办“光明高级职业中学”,开创了我市首家社团办学的先例,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迈出可喜的一步。“光明高级职业中学”由中国银行福清支行无偿提供在霞盛的校舍,由民盟市委许贻鳌主委牵头,在侨贤林运茂、朱正先生支持下,筹措了四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光明职业中学走联办的道路,起初是得益于民盟市委副主委、原福清市副市长高觉诚、副主委薛由钿和民盟福建省委委员、中国银行福州支行副行长林友惠等同志的牵线活动,也得力于中国银行福清支行行长潘昌驰、欧存颖、俞青峰、工会主席林国辉、人事科长俞家兴等同志鼎力相助。办学过程一直得到中共福清市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音西镇党委、镇政府和民盟福建省委的关怀和支持。学校成立了董事会,许贻鳌任董事长、薛文栋、林国辉、高觉诚、李洪元任副董事长,敖瑞麟、俞家兴任正副秘书长。原政协主席张宏同志也参与董事会工作。三年来学校走过艰难的历程。原校长林学杜、副校长敖瑞麟、丁康华、欧存颖等同志通力合作,呕心沥血,大力贯彻校董会所制定的“德育为首、教学为主、育人为本”办学原则,作出显著的成绩,赢得社会声誉。1996 年,学校调整了领导班子,由丁康华任校长,欧存颖任副校长,薛文坤任常务副校长;林学杜、敖瑞麟为正副名誉校长。充实了教学与教育的力量。1996 年,首届涉外工业财会和英语文秘两个专业毕业生经过五个月下厂实习,70%的学生已被推荐到三资企业任职,扩大了社会影响。光明职业中学收到办学的初步实效,为我市教育改革史和福清盟史写下了光彩的一项。盟市委十分感激中共福清市委、市政协、市府、福州市教委、福清市教委、中行福清支行、音西党委、民盟福州市委等各级领导的爱护和支持,也感谢光明中学员工的无私奉献。

(2)盟市委积极推动盟支部开展教育支边和教育咨询服务工作。

1987 年 12 月,我市政协教育组领衔,盟内十多名老教师和教坛新秀参加政协讲师团在薛由钿、薛文栋两位副主委带领下分赴南岭、沙埔、一都、以及六一初中班等边远地区开展教育咨询活动,就如何提高教师素质,抓好初中毕业复习工作,进行交流,畅谈体会,并做了现场教学示范,事后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这些地区办学存在问题和困难,受到欢迎和好评。1987年 4 月,国家教委颁布《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后,民盟师大福清分校支部林学杜、佘兆华等主动为县教育局承担师资培训任务,为国家节约资金三万元。

1988 年秋季,盟市委与有关部门协商创办了“融城补习学校”,陈和明、林期望同志等六名盟员承担了主要领导和教学工作,使高考落第生升学难的问题得到缓解。

1988 年秋季,民盟福清三中支部开办“光明日语班”16 期,学员 700人,基本满足当地自费赴日留学青年的迫切要求。

1993 年盟市委为福清高考工作更上一层楼,也出过许多力。盟市委文教工委主任程荣同志,应邀请到福清三中,就高考作文应试问题进行讲课交流,受到好评。盟市委曾多次邀请福州教育学院盟员黄向明同志莅融交流语文学科高考分析资料,也受到热烈欢迎。

1995 年,民盟高山中学、三山中学联合支部林学球、薛希仁、陈希龙、王长敏等为社会知青开办了升学补习班,又为民办教师升考中师和在中师函授的教师义务授课 200 多小时。同年,民盟侨中支部俞维炽、杨珠妹、何可华、陈锦等也为驻军同志义务补课 200 多小时。青年盟员黄敏为东张40 多名不具备合格学历的小学教师义务讲授中师教材。

1996 年春季,盟市委副主委程承忠、张旗荣,教科文委员会主任程荣、副主任庄春良,光明职高校长丁康华,副校长薛文坤,盟组织部副部长林华庭等同志到南岭贫困乡中小学讲学支教。盟市委又发动全体盟员为南岭中学赠书,献一份爱心。侨兴轻工学校盟支部,得到所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赠送三台电视机给南岭中小学,满足了中小学师生业余文化学习的需要。

1996 年元洪师范盟支部为学校举办书法、艺术、体育培训班承担教学任务。

还有林学球、罗秋月、李廉义、林永霖、陈建辉、薛文栋、庄春良、周怀瑾等同志分别参与全国师专或中专有关学科部分教材和教学资料的编写。

(3)盟员发扬专长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盟市委副主委,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学研究会会员、全国中师书法教研中心组组长、福清市书协主薛文栋同志,多次组织福清市书画界同仁,邀请省市部分盟员书画家莅融举行表演和作品展览,常年不辍地培训青少年学习书法艺术,使之在省内外频频获奖。薛文栋同志,以书法会友,经常参与海峡两岸和国际之间书法文化交流,为增进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谊,做出一份贡献。

盟市委“三胞”联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著名业余摄影家纪传荣同志,退而不休,以其精湛的摄影艺术在国内外报刊和新加坡《融情》刊物上,大量的报道福清改革开放的新成就;1995 年在福州举办《纪传荣澳洲风景画》轰动了榕城,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反响,开劈一个窗口,为宣传福清,促进福清走向世界,作出一份贡献。

盟市委副秘书长、高级编剧纪国灿同志和民盟三中主委、福建音协会员程熙同志,分别在戏剧和音乐,表现出横溢的才华,在国家级和省级大赛中频频获奖,为繁荣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正气,作出一份贡献。

曾任民盟省委学术委员会委员、民盟市委文教工委主任,现任民盟市委离退休工委主任林学杜同志担任福清市政协《融光诗社》社长,担负诗社领导工作,创作大量的诗歌作品发表于《福建诗词》和师大分校校报等,热情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讴歌福清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赞美祖国,赞美家乡,赞美人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他以诗会友,发挥统战作用,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盟市委宣传部长、师大福清分校副教授刘福铸同志教学成果丰硕,近期积极参与福清南少林遗址的考证工作,为福清古迹的挖掘,为旅游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宣传部副部长薛世平同志担任师大福清分校学报编辑,工作很出色,作为科普作家又积极推广科普知识作了一份贡献。

盟员翻译家韩祥霖、檀水钿同志为三资企业和各界群众出国留学、劳务等提供翻译咨询服务。

盟员美术家林永霖、陈裕贵、林青、陈国华,张雄斌,他们在出色完成美术教学工作之余,积极参加省内外美展,为社会培训美工人才,为三资企业设计商标广告和产品造型,作出积极贡献。

盟员涂春生、程承忠,以其气功、中医知识,为来访群众服务。

(4)盟员立足本职,工作成果丰硕。

10 年来盟员同志不负组织的厚望,兢就业业地工作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 200 多篇论文,受到各级党组织、政府、学术团体以及各级民盟组织的表彰,树立了盟员良好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获得劳模称号的:国家级一位,即福清三中俞建枝同志,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省级的一位,即清华糖厂总经理、教授、高级工程师许贻鳌同志;福州市级的 2 位,分别是福清文联秘书长、二级编剧纪国灿同志,福清三中林和明同志。获得先进工作者荣誉的:省级的有林学杜、张旗荣、陈建辉、林永霖、薛世平五位同志,福州市级的有 11 位同志,福清市级有 5 位同志;受到各级盟组织表彰的:省级的有 4 位同志,福州市级的有 3 位同志,福清市级的有 3 位同志。

参与各种学术活动,获得国家级荣誉的有薛文栋、刘福铸、程承忠、程荣、林华庭、林道挺、王敏勇、林玉兴等 8 位同志,获得省市荣誉的有21 位同志,获得福清市荣誉的有 5 位同志。

陈仁瑞、许诒鳌、庄春良、陈建辉、程承忠、林昌国、蚁凤高、俞建枝、林道挺、张旗荣等 10 位盟员同志,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盟市委对盟员同志们在政治上不断地追求进步,在业务上不断地探索,在教育战线上,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光荣。盟员同志们之所以能够展示他们的才华和精神风貌,是与他们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也是所在单位领导的关怀、教育和支持的结果。

六、结束语

10 年来,盟市委在中共福清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民盟省、市委精心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致力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在促进福清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和民盟的自身建设,提高盟员的总体素质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

匆庸讳言,民盟市委的工作还很稚嫩,带着“拾遗补阙”的性质。这些工作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的盟员已经分享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温馨,展示了莘莘学子为国效力的赤胆忠心,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共福清市委当年决定在本市兴办发展民主党派的举措,是具有开阔的政治视野。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正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在 1995 年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但不能削弱,还要不断地加强”,李瑞环同志又很恳切说:“共产党离不开兄弟党派的支持和帮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是作给人看,一定要扎扎实实,积极稳妥,要取得实效”,“要坚决抵制西方关于政党问题对我党的挑战”,我们聆听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倍受鼓舞,得到许多教益,从而进一步正确认识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不断地开拓进取;期盼着更多的同志,关注和参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更加完善,获得更大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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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方言废绝词汇存赏(之一)
贾 枚

因地域处闽东闽南两大方言区衔接部之故,福清方言历来词汇十分丰富。加上地处边陬,交通隔绝,还保留了不少古语音古词汇,更显得古扑悠远。随着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有些古人常用的词汇渐渐少用,乃至废绝了。为了给后代研究福清方言者留下一点资料,特搜集部分废绝词汇,并作简要注释,分几期刊发。
[八股索]福清地处丘陵,古时交通不便,除海运外,陆路运输全靠人力挑运,北经相思岭,石湖岭,南由桥尾桥,西循龙江峡谷与外县相通。挑夫多以竹筐为运输工具,前后各一筐,每筐系四根绳子,以竹扁担穿起挑运,故古时把挑夫行业称为“八股索”。笔者曾在江西乐平县高峰村访问一位老者,他年轻时曾以“八股索”为业,从江西挑米来福清,一路上把米一一留在打尖住宿的客栈里,一直到福清刚好把 150 斤米吃一半又留存一半在客栈。返程时挑 150 斤盐,一路上把留在客栈的米吃着,一直到家。
[亻年]即长工。古时穷人无地耕作,只好给有钱人家雇用种田,打短工的称“点工”,常年的称“彳年”,意即把一年作为帮佣的期限。古时“彳年”很苦,不但要帮财主种田,还要帮其干家务事,吃的是馊饭剩菜,还要挨打受骂,受尽欺凌。
[坐横桌]帐房先生。古时店铺柜台多是隔断型的,直冲铺面把顾客拦在外方,而帐房先生为了监督店伙计,便把案桌置于抬台一头与柜台成 90度横向交角,故称之为“坐横桌”,后来此词意义又延伸为公务人员及不用卖苦力的高级佣工。
[影戏]即电影。十九世纪末叶,发祥于西方的电影传来中国,1898 年即有传教士在福清城内放映无声电影,时人呼之为“影戏”。至解放初期,乡下人仍然把电影称之为“影戏”,到五十年代中期,电影之名方才普及,“影戏”之称亦由此隐退。
[酱园]酱油厂及酱菜作坊。古时生产酱油及酱菜的多系小作坊,前店后厂,店牌多为“××酱园”。公私合营后,先后成立了酱油厂、酱錡厂、食品厂,酱园之名才慢慢被人遗忘。
[壮丁]原泛指青壮年男子,后专指适龄入伍的男丁。民国时期,实行抽丁制兵役法,规定一定年龄的青壮年均应当兵服役。但由于官场腐败,地主富商子弟通过行贿,可免征服役,于是缺额部分须四处抓捉壮丁充数,这就是解放前人称“四害之一的——抓壮丁。
[丫头、义女]婢女。古时富家买来当佣人使用的女子。因为是主家用钱买来,故备受欺凌。虽然也有仁人志士提出废婢,但历来屡废不绝,直至建国后才由于实行男女平等彻底废除封建制度,才禁绝了蓄婢制度,丫头之义也仅限于对小女孩的昵称,又义女则为干女儿(谊女)之方言词。
[族长公]封建时代宗族中年长且有望德者,后多演变为族中年长且豪富或退隐官宦者,是封建忠实卫士及执行者,享有许多特权。解放后随着废除封建制度,族长公也成了古董。
[拳头馆]古时收徒习武的武馆。多系一位拳师收徒练武,习拳腿,以保卫乡社或备以与他乡械斗,不少被地痞流氓掌握,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解放后废。[书斋]原指古时私塾或族塾,后来借以泛指学校。而今已为各类学校、学院之类所替代。又学堂,义同,今偶有用之。
[碓臼],古时春米的工具,以花冈石加工,多为斗形,内凿圆洞,稻谷置其内,以石制的米锤(另注)捣成米,今已为机器碾米机所替代。
[米锤]石制春米工具,与碓臼配对,形如垂鼻,上方下圆,中凿小孔楔入木柄。[番薯糜]古时福清人日常饭食之一。将番薯洗尽,置特制的“薯糜擦”上不断磨擦成糊状、加入碎薯块或少数大米,猛火煮熟。以前福清十年九旱,水稻难以生长,乡人多栽种番薯,番薯糜便成主食。[麦糊]古时福清人日常饭食之一,将大麦舂碎去壳,再磨碎,与薯干同煮,今已无人以此为主食了。[砻]古时加工稻米工具之一,以竹篾编成外壳,内填以海边黑胶泥,中夹竹片,转动而把稻谷的米与壳分开。今已为机械所替代。[草履(LIA)]一种以茜草编织而成的便鞋,是古时许多贫民夜间穿着的鞋子,因其价廉,轻便而风行。现多为塑料拖鞋或其他鞋类代替。[臭沟、臭沟糜]古时福清缺水,民间多在门口挖坑以貯生活废水,作为浇蔬菜之用,因废水久积而发臭,故称臭沟,臭沟内泥士与有机物沉积,成黑臭的淤泥,称臭沟糜,是当时农家肥之一种。随着化肥普及,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这种孳生蝇蚊的臭沟遂被一一填平。目前很少看到此类人为而成的臭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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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首幅政区挂图问世始末

林一霹

福清地图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完善。清朝之前多以形象图形表示自然和人文景物的位置特征,清乾隆年间的县志,刊有县城城区并摸拟山水形态以及城廓驿道的示意图。把县府四周的景物位置绘画得一目了然。全县十景之一的“旌马环桥”(双旌山、五马山和利桥融为一体),景点显示有声有色。民国期间,所绘县图较少,爱国侨胞怀念家乡,印制有十六开大的县图,绘制工整,精度相当,能看出县城、集镇、道路、渡口港湾的全貌。第一张县地图却在海外出版。解放前夕,为旧社会统治者的需要,国民党陆军印制福建沿海县市 1:5 万分之一的大比例作战地形图,福清部分图幅达 1.5 米见方之大,可看出山河地势,村落道路的布局,印刷粗糙,谬误百出。
建国初期,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十年行政设施,生产建设,海防治安等工作中,深感印制一幅大比例尺的福清政区挂图的必要性。在欢庆建国十周年之际,又决定编纂福清新县志,重载千年古史,总结十年成就。
1959 年初夏,我从福清大学教学岗位被调到县档案馆,参加县志编辑工作。县志编纂办公室设在档案馆内,由陈章祈馆长兼管,剧团来的吴鵬飞为工作组长,还有法院俞昌辉、统计局何云和商业局施秋吟等人。馆员薛尔发、郑敬松,游建灿几人也配合工作。我分工县志自然地理部分,还有印制我县历史以来首幅政区挂图。在县领导关怀下,经过大家努力的工作,终于用了二年左右时间完成新县志初稿任务。
当编制县政区挂图的工作展开之时,正是大家三餐以瓜莱代的时期。处境艰难,地图纸张、经费从何着落,新旧资料严重不足,搜集途径无从着手,清绘印刷的技术门路在哪里?加上台湾海峡形势緊张,福清是海防前沿阵地,属国防重点禁区,要绘出一幅评细的地图,真是难如登天。
县领导鼓励我们,以不怕死精神克服一个个困难、敢闯层层难关,决心将绘制地图的任务出色完成。有关领导与我们探讨有利条件,共商可行途径,拟订工作方案。首先从底图做起。由县府办公室张宏主任出面与我县驻军联系,借用当时全国精确度最高的军用 1:5 万分之一福清部分地形图为基础,由我在档案馆用透明纸有选择地将内容描绘出来,晒成兰图,从兰图为本到实地核对当时现状,取舍、更改、增减图上内容,使兰图与现状一致。组织上指派游建灿(后为县委保密局局长)一起下乡。我们登山涉水,走南闯北,踏遍玉融大地。从新厝风迹到城头五龙龙卧寺,从一都溪到东海之宾万安城多为徒步行走,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结为朋友。游建灿当时刚从东北军工部门转业回来,部队作风很强,处处关心我,爱护我很受感动。我们路过城头五龙干柄村时,他邀我在他家住上一夜,他的父母把我当成贵客,热情招待。下乡之后,把兰图资料再作整理。确保地图内容,尤其行政区域的准确性。在张宏王任主持,共在 10 多次县级扩干会上逐个公社、逐个大队请代表核实社队村驻地和公社界线等。为保密起见,我工作场所均在档案馆内。为了方便工作,我就卷起铺盖搬进馆内食宿。这样晚上可以加班到深夜。档案馆原设在县府大院大榕树旁的排木屋内,夏凉春湿,环境安静,是个工作方便的场所。一天却在档案室内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蛇,墙的后面是县看守所,夜深人静时可听到审问罪犯的声音。这些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兰图的核实工作完成后。我们工作地点转移到福州,以便重描草图、清绘地图。在省民政厅支持下,我们分别住在厅招待所和省假肢工厂。省图办公室也借在厂内。我整整用一个月时间,将兰图上全新的内容重描在一张 1.5 米见方的透明纸上,描绘要求地形地物、政区界线位置准确,地名注字不能有错别字、漏字。夜以继日地每天工作 16 小时将政区草图完成真如历经一场战斗。任务完成之后,心情十分愉快,总算是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描好的草图,内容新颖。接着应请专业绘图人员,用高档次道林纸,按规定的标准字体、线条、图形描绘成清绘地图。为往后拍照制版做准备。我们雇用一位省地图办公室绘图员,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完成清绘地图。绘图费为 38 元,在当时算是不低。平潭张伟翔也在该室任绘图工作,对我们帮助不少。清绘地图工作两三个星期就顺利完成,接着是制版付印工作,为保证地图印刷的质量,制版付印选定上海中华书局。
去上海之前还要克服“禁区”间题及纸张、经费等困难,陈春炎县长亲自过问此事,在他目常处理外事和行政工作的百忙目子里。经常细心听取我们的汇报和建议,并由县府办公室张宏主任负责直接上报省府要求印制政区图。省府批准同意,并指派福建驻沪办事处向上海审批机物及上海中华书局联系;县府又决定请高至荣副县长出面办理,用国家外汇储备的美金从香港进口重磅 75 克道林纸 2 千张,用于印图;县府办公室特批数千元人民币用于印图费用。
1961 年夏天,我带着清绘地图赴上海付印。先到福州由省府转开给省驻沪办事处的介绍信。为了安全和携带方便,我把地图装入特制的铁皮长筒中,筒有一个人那么高,外配有锁匙。就在福州南门旅社住宿。那个晚上首要任务是请服务员把地图代管好,放于安全地方。不料次日起床后发现地图不见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快速向旅社治安人员报告,治安人员冷静地说,再找找看。原来是换班的服务员,把图又移到别处了。单身出外又带着要件,脑子里总是紧张着。早饭后我抱着形如爆破筒的铁筒奔向火车站。到了上海,请驻沪机构协助工作。在上海工作的福清藉干部热爱家乡、想念家乡,闻讯家乡派人来沪办事,就把我当做家乡亲人的代表关怀备至。我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俞洪庆,当时在沪任区领导,特意安排会见我。并询问了福清情况。他话语不多、但感情真挚,之后还请我一起上饭店用餐。到中华书局商谈印图事宜时,接待客气,有礼,把我当为福建前线来的客人。上海之行快结束时,我第一次用上长途电话,向县领导作了汇报。
1963 年秋末,我县有史以来第一幅行政区域地图,终于印制成功,从上海邮寄到我县。挂图正好一张道林纸大小,约 1.2 米见方,便于使用,比例尺为 1:7 万 5 千分之一,图名为“福清政区图”,图眉小字为“内部使用”,图面为平面图,突出行政区域特色,各公社界线明显,相邻公社着色不同,县、社、队、村行政等级分明,图上字体工整,线条流畅,图案新颖。全县二千多个村落历历在目,主要山峰和大小河湖齐全,东张水库像半个月亮悬于图中,新建交通和水利设施件件俱全,彩图共印制 1 千幅,另印 500 幅未着色图,便于专业科技使用。图中内容有两个方面精度参差,一是为海防安全起见,我们与中华书局商约同意将多条沿海公路作中断于海岸线之后处理,尤其高山沿海部分。二是一都部分,解放后才划归我县。当时我县驻军没有这方面的地形图,只好以国民党陆军地形图作为代用,所以精度有差。中华书局留下的我县挂图锌质原版,可以保存 10 年以上。原幅的清绘地图已存县档案馆,保留至今。
1963 年冬,县委、县府所有科室墙上都挂上我县自己印制的地图,当时全省只有一个县比我们领先印制。排名第挂图大大方便了我县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对生产建设提供方便。对各公社基层领导的工作有指导性意义,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把行政区的界线和内容以直观、通俗的形式显示于大家面前,从而树立了正确的政区和行政等级的概念,这对巩固政权起了一定作用。挂图又定正了洋下公社和闽侯县数公里长的边界。原先这里边界不清,农民常有山田和林地纠纷,甚至发生林火时互推责任,无人过问。我县从中也收回 50 平方公里之广的土地。定正后的县界,获得省、地部门和兄弟邻县画侯县的认可。
我县首幅政区挂图终于在困境里诞生,在历险中呱呱问世,实是一件罕事。她虽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为我县地图事业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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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4 11: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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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在城关内的建筑物
陈茂桐

叶向高家府

在城关后埔街口土产公司后面有一座明代古屋,俗称“双蝴蝶”,这就是叶向高的府第,其建筑为大六扇土木结构,古式三进相连且左右对称并连计六座状如蝴蝶,因而得名,是坐北朝南门埕开侧大门朝东。
相爷厅:在这叶相家府右侧二进为相爷厅,厅中置大龛,龛内端坐铜铸叶向高像,其体积与成人大小似头载青色官帽,有长方形帽翼,帽上不装珠玉不绣花纹,身着大红袍,浮塑金色龙纹,颜容端祥面部目字形,眉目清秀,五柳青须,左手平置左膝上,右手提扶玉带于胸前,两足八字分(据前辈传说:叶相的眉毛位置左侧低于右侧,左手小指屈曲),在龛前案上置大香炉,口径约二尺,为两翼三足鼎形,据说:相爷铜象和香炉均是七宝钢铸造,是广州铸品,厅上挂有两巨匾均为红地青字金色龙边,一题“风清两地”,一题“三朝元辅”,风清两地这匾是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任江西九江通判和广西养利州知州时的誉匾,三朝元辅是叶向高两次入阁、经万历、太昌、天启二帝而称。厅的两侧中柱、挂有一对楹联板,板为半圆柱形耋挂在中柱面,联文是叶向高自撰对曰:“黄阁误承恩、□□□□□辜负了金瓯玉碟、青山频入梦留衰年馀力,安排着竹杖芒鞋”。
双蝴蝶的左翼早拆建为土产公司,右翼亦部份扩建。

叶向高衙府

衙府是相国办公及官场来往的所在,它位于官塘乾(今羔点厂厂址),原为八扇三进大厝,坐西朝东,在大门埕开一口朝北门,以示向北谢恩,在第一进固有大门的两边各置一大型石狮,取蹲坐位,雎雄一对雄狮口衔石珠,前肢抱一锈球,雌狮前肢抱小狮,母子俯仰侧视,以示亲慈,由于门前有狮,故此府俗称“石狮底”。府的翼厝宠大,北至东巷,南至宦街,西近产塘街,东临官塘即西塘。

叶氏宗祠

现在的东方红小学的大门,就是前叶氏宗祠的大门方位,原建门额有石刻阴文“叶氏宗祠”金色四字,祠堂坐北朝南,祠堂前埕开东侧大门,在祠堂正厅中是大型神主龛,龛两侧一对联,左联“独□魁柄十三载”,右联失记,厅的左侧间为相爷厅,设有同家府一样的相爷钢象和七宝钢香炉,右侧间为其公子叶成学的泥塑象,祠堂大厅顶额同样悬挂和家府一样的“风清两地”与“三朝元辅”的红底青字、金龙纹边的巨匾二面叶家祠堂和其他一般姓氏祠堂的有三点不同:
(一)匾:孔豐有覽匾,一般姓名祠堂无暨匾。在这叶向高的叶氏宗祠有一廟匾,挂在正厅神主龛之额,题曰:[天恩存问]四字为红底金字和镂雕金龙匾边,对称环绕,匾额有玉玺雕,据说这匾四字题意是:[天子恩赐江南五省国事顾问]。
(二)接旨亭:在祠堂正厅内埕建造一长方形亭,翘脊、四柱朱漆,为接旨之处。
(三)麒麟照墙:在祠堂正厅外埕造一照墙,墙上画一巨幅麒麟图,麒麟的形象为龙样头角,牛样肢体,身批鳞甲,牛样蹄,尾短毛长,四足各踩宝贝,昂首腾步,为何画麒麟,可能麒麟是宰相的图腾,因为皇帝的图腾是龙,元帅的图腾是虎。

叶向高花园

叶向高的花园名“豆区园”(区音欧),意自谦为小园,园内胜景有“小篷莱”之誉,原建石石皆景,约大景百余,现多破坏,残存五十余景,具体的景象已于1994年文史资料第13期刊登,兹不重复,其实叶向高在城关内计开四座花园,比较成功著名的就是豆区园,其次在西门有“西园”,即今西园小学址,在后埔街顶有“金井园”,在古夏巷内有“积翠园”,原为叶培馨寓。

叶向高的其他建造

叶向高在城关的建筑物,除上述外,还有其他附属建造如马房,建在桧亭巷,即桧亭巷原有一排单房平屋就是,客房及仓库是在十五落,驿站是在官驿巷,因驿站是官方客栈称驿站,故此巷名官驿巷,还有书堂名“苍霞堂”,附建在双蝴蝶的西北角,叶向高的《苍霞草》就是在这堂完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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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4 11: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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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小学到宏路小学

吴学仪

宏路小学的前身为私立菁华小学。民国初期,宏路地方没有一所完全小学,学龄儿童求学很感困难。民国十八年(1929),留省学生唐思任、唐思尚、郑福华、倪秉周、唐思亮、林庆源、唐才荣等深感基础教育的重要,邀集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资创办“私立菁华小学”,由于校舍无着落暂借圣来寺附厝,稍加修缮作为教室。首任校长唐思任。先后担任教员有:唐才荣、唐思亮、唐维算、唐思尚、郑福华、唐振邦、叶维杰、郭则贵、吴素书、郑长春、王长敏、吴可存、唐英杰等。均为半义务性质教员当中,多为进步人士。中共福州地下市委得悉后,于 1930 年 6 月,派何希銮来校筹建团组织。同年秋,中共福建地下省委会委员李国珍派谢廷清筹建党团联合支部,教员唐思尚、郑致邦中分别加入党团组织,并兼任联合支部委员,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二十年(1931)由政府接办,改名县立宏路小学。1941 年,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又改名为:宏路中心国民学校,县政府派何耳、叶源泉先后担任校长,那时因工资被拖欠,教师无法维持生活,多辞职他就,又由本地人唐骏骧接任校长一直连任至 1949 年 12 月止。
1950 年由唐英池接任校长。那时因粮仓尚未盖好,校舍被征用,因此上半年停办,至下半年才复课。这时为了集中力量,便于管理,由唐英池请示有关方面,把东坪初小与大埔初小并入宏路小学。把校舍迁入东坪寺。第二年唐英池辞职他就,往后的十年多时间里,由俞宏俊、黄坤苏、张端楠、陈孔逸、倪立毅、林忠钦等相继接任。校舍仍在东坪寺。
1962 年 9 月至 1970 年 8 月,这八年间均由陈端齐任校长。由于学生数连年递增,端齐接任之初,校舍就已容纳不下,又将校舍迁至宏路后铁埔,并在棋盘山祠堂增设分班。
1970 年 9 月至 1980 年 8 月,由叶明俊、王光章、陈灿流、陈端齐、庄将春先后接任校长 1980 年 9 月至现在均由郑思旺任校长。历年来的各任校长对教学的设备和校舍的扩充都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但终因形势发展迅速,供不应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宏路地区经中央批准,定为经济开发区。外地迁入人口不断增加,由原来的二万多人增至四万多人。而原有的校舍虽经县、乡教育部门三次拨款扩建,但终接纳不了如雨后春笋的学生数。
现任中共福清市委常委张铣,原在宏路镇任党委书记,他对教育非常重视,于到任不久,即决定从拍卖一幢11层的商业性大楼中拨款650万元,并在宏路影院的后面,征地 30 多亩作为宏路小学校园用地,建起了三座相连的 48 间的教学大楼,大楼后面还建有幼儿园一座,可容纳 16 个幼儿班。总建筑面积为 8800 多平方米。
与扩建校舍的同时,也不断充实设备。现在图书馆里有近两万卷适合于教师进修和学生的课外阅读的书籍,仪器室里有教学用具 100 多件,动植物标本 100 多件,运动场上的体育用具完全按国家规定设备,达到应有尽有,校园的绿化网点都不断增加和扩大,现已绿树成荫,群花飘香,为学习提供优良环境。游艺室的设置也按各年段的需要,达到品种与数量俱多,可以按学生的兴趣自由选择活动项目。由于场地广大,体育与文娱活动的项目众多,使学生在课间与课外都能更换环境、调节精神,因而学习气氛很浓,优异成绩不断出现。
创办之初,只有复式教学的三个班级和六个教师,后来才逐渐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更快,现在已有 26 个班,1556 个学生。幼儿园也从无到有,现已有 500 多名幼儿。
市、镇有关方面对学校一直重视与支持,曾陆续拨款,总数在 1500 万元以上。在学校党支部和郑思旺校长一直辛勤耕耘以及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年年都有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被市教育局评为“先进教育工作单位”,1994 和 19995 年度被评为“小学教师见习培训先进集体单位”和“德育理论先进单位”“元洪师范教学实践基地”、“校园校舍管理成绩显著先进单位”。
注:本稿件承郑宗华、郑春龙协助采访,顺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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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4 1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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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福清城关正月上元节习俗

倪朝铭

据记载,公元两千多年前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做岁首,算是正月初一。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它是虞舜兴起的,迄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辛亥革命后,规定使用世界通用公历,也叫做阳历、新历,但不称元旦。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使用“公元纪年法”,定阳历一月一日为元旦,把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春节都在“立春”前后,往时我国以农立国,十分看重农业,由于农历正月属农闲季节,农民便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一些有趣的活动。
在福清,如果上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口平安、商业兴旺的话,城关各境主事者,就会相约出动,向境内殷实大户、富裕商店,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人士劝募钱款,准备大规模庆祝“上元节”,俗称“做上元”。因为农历正月十五日叫做上元,所以那天夜晚便叫元宵。也就是一年之中最早见着月亮圆的夜晚。因此,“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据传,汉高后八年(一 180)闰九月吕后驾崩,汉文帝刘恒登基,国家大权仍掌握在诸吕手中。第二年,周勃、陈平等人除去诸吕,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十五日,于是汉文帝便把这天定为节日,要臣民张灯结彩,燃放烟火以示庆贺,因此这一天又叫“灯节”。这种习俗流传下来,“上元节”便成为旧时福清民间最为热闹的节日,其热闹的程度大大超过春节,是旧时农历正月福清城关居民一年中热闹的最高潮、,和最欢乐的目子。也是象征着祥和、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该时农村的亲朋戚友很多都到城关做客,大家共乐一番。
现将旧时“上元节”主要活动简介如下:
一、做上元
上元节是福清城关民间最热闹的节目。节目有扎花灯、猜灯谜舞龙灯要狮子踩高跷、孩儿弟、划鱼缸、蚶精、搭台阁、地行舟、排鳌山放烟火等等。台阁、行舟上演的都是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里的戏出。演员则是由本境里选出容貌最漂亮,演艺最精湛的青少年男女充当角色,十分迷人,鱼缸内坐着岳母,手上抱了初出生的岳飞。因家乡河南相州汤阴县黄河洪水大发,鱼缸随着水势漂流,缸边还站有大鹰鸟保护,直淌到河北大名府黄县,才被富户王明救起的故事。由于人们敬仰岳飞,所以看的人不少,一双戴着面壳的孩儿弟,笑口常开,东蹦西跳,而且不时向观众小孩逗乐,极受小朋友欢迎,鳌山排在大商店或大富户的沿街门内,用木板搭成半人高的台棚,台面上根据戏出内容,使用各种道具装成府第、商店、假山、水流、人物、马兽、花草、树木,不但形象逼真,有的还装有小型机械,按预设轨道活动,独出心裁,屡看不厌,属最受群众赞赏的项目。鳌山花钱虽多,但也为东家主带来了哄动的效益,起了宣扬名声的作用。各家各户上元节夜晚都在大门口悬挂花灯,有些花灯料精工细,造型新颖,象料丝走马灯、玻璃丝大宫灯、凤凰灯、牡丹灯等都很耀目,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千万盏辉煌闪亮的明灯,把融城点缀成为火树银花不夜天。有些花灯还挂出灯谜,猜中者当场给奖,吸引不少观众。小孩子爱看踩高跷,因为高跷用木制长脚绑在腿上,增加了演员体高,像鹤立鸡群,小孩子不必费力就能看得见。特别是其中的三花丑角,装抹怪异、语言诙谐、表演滑稽,令小朋友印象非常深刻,博得了不少掌声。舞龙灯格外热闹,那舞龙头和舞龙球的司傅是舞龙灯的关键角色,如果他们的技艺超群,工夫过硬,就会把龙灯舞得伸蜷如意,首尾呼应,抢珠戏珠、花样百出,如同活龙一般。这些主要角色,舞得非常吃力,因此均需配备两三套人马,轮换休息,以保持足够的精力。
做上元,一般从正月初九开始。初九夜晚,城关各境便有些节目出街表演。初十至十四各个夜晚也有一些节目上街演出。十五上元节正日,各境所有精彩节目才全数出动。首先的目的地是县堂项,节目应该先向县太爷献艺,然后沿大街前进。沿途店铺或住家,只要燃放鞭炮,节目就会停下来表演。观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受人们欢迎的节目,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下半夜,表演仍无法结束。群众对质量好的节目,兴趣浓厚,要求再看,于是做上元的时间便往后拖长几天,以便尽兴。
二、看新人
城关各境,凡上一年上元节至本年上元节结婚的新娘,都得于正月十五夜晚,重新装扮起来,坐在新人房眠床边特设的米桶上,让群众观看,这就叫做看新人。有的好客的家庭,在开始做上元的初九夜晚,也装出新人,招待人们参观。新郎官则穿上新衣当招待员。新人房排着许多椅子,看新人群众进门, 新娘站起致意后,大家坐下,由新郎官端出瓜子、糖菓、香烟饷客。随即换一批客人进来。这样一直忙到更深人静,没有客人为止。笔者年少时也曾跟着邻居青年哥一起去看新人。走遍七街三十六巷,从天黑看到三更半夜。有的新娘结婚后生了小孩子,有的怀了孕挺着大肚子,也同样装新人给群众看。因为有新人不装,看新人的群众就会打门擂户,叫嚷着要看新人,有些恶少看不到新人,就口出恶语,那就十分难堪了。
三、过利桥、圜利桥塔
福清县城的龙首桥,群众叫做利桥,瑞云塔俗称利桥塔从县城南门直通利桥有一条街,名叫利桥街。旧时习俗,正月十五上元节日,士、民、官、商取“过利桥、圜利桥塔,全年吉利”之意。从白天到晚上,络绎不绝地参与此项活动。当人们行经利桥街,圜利桥塔一圈由利桥头走到利桥尾后,都向田堘边专门出卖小麦苗的农民买来一小束青麦苗,拿在手中,或戴在头上,夹在帽上,叫做“腊青”。表示越活越年青之意。新婚夫妇不是携手相偕,就是坐篼、坐桥过利桥,新人还向利桥港抛下红桔子,这样就会早生贵子,分娩吉利,回头时,除用麦苗“腊青”之外,还需购买两仗甘蔗,象征着生活节节甜,两口子甜甜蜜蜜的意思。身体健壮的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很多都饶有兴趣地爬上七层宝塔,观赏石刻浮雕,饱览节日风光。胆大的小伙子,还从宝塔第七层顶上的葫芦尾爬出去,骑坐在塔顶翘脊上,登高望远,全城风光尽收眼下、惬意得很。不过,在塔下仰视他们这种危险的举动,许多人反而看得胆战心惊,怕他们不小心会从上面掉下来,都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四、放烟火
放烟火,俗称放花。即燃放时所发出各种颜色的火花而供人观赏的东西。主要是在火药中搀入锶、锂、铝、钡、镁、钠、铜等金属盐类。并用纸裹成,种类不一。燃放时发出火花,同时变幻出各种景物。旧时福清城关上元节放花,大都是有钱人搞的活动,并出于下列几种原因:
1、家中老人做寿。
2、结婚后生了第一个男孩子。
3、番客(华侨)赚钱回唐山。
4、谢愿(向神明许愿待遂,表示感谢)。
5、升了官职。
6、经营生意发了财。
当时有专门制造烟火司傅,需要者可预先向其定制。烟花等级不同,按质论价。好的烟花,品种新奇,颜色鲜艳,放上天空,能够变幻出各种景物,煞是好看。也有个别司傅手艺不精,烟花点燃后只在地上打转,将火药喷向四周观众,受到人们大声痛骂,因而败坏了名声,来年无人光顾。
五、分红烛
旧时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上元节日要向本境所属各家各户赠送一合(一双)红烛仔,傍晚还要亲到本境奉祀的大王公神龛前点燃一合大红烛,以示添丁发甲之意。
以上是旧时福清城关正月上元节的主要习俗。也是笔者亲自经历和亲眼目见的事,但由于距今约有七十年的时间,记忆上不尽准确,更可能有疏漏的地方,请知情者给以补充和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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