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四、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的融侨

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由于英国的侵略和挑衅,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投降妥协,导致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承认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其他地方作工,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明令废除海禁。清同治五年(1866 年),英、法又与清政府签订招工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在此形势下,处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地区大量破产穷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便利用沿海有利的地理条件,漂洋渡海到国外去录求生计。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力,被殖民者招募和贩卖到殖民地去从事苦力劳动。这个时期西方殖民者掠运华工的重要形式就是臭名昭彰的“猪仔”贸易。从鸦片战争(184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共109年,在华侨历史上福州地区与全国一样是大量华工出国形成高潮的时期,也是华侨民族意识日益高涨,并开始在侨居国当地形成华族的时期。

根据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南京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7月,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纷纷前来中国东南沿海掳掠华工出国当苦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法国在厦门贩运契约华工出洋时,就从福州直接招募华工到留尼旺岛去。据载:清咸丰二年(1852 年),美船“包恩号”上“猪仔”暴动,余生 17 人劫船遁琉球国(今日本),途中遭英美舰队围捕,内有“罗有”(译名)与“顾有”(译名)两个福清乡民。咸丰五年(1855 年)2 月,英国和记洋行经理塞姆租赁的齐特兰号船,在福州附近的信奉天主教的南台村装运苦力,当年,英国商人就在福州招诱 1901 名契约华工,由葡萄牙舴艋船运往汕头,再由等候在那里的“长搭利亚号”轮船转运出洋。福州南台村,是贩卖契约华工的据点,西班牙籍传教士苏玛索,一面在福州设教堂传教,一面派遣福州西门堂神父江朗川把数以百计的福安教友招诱去留尼旺岛当苦力。据留尼旺岛福建会馆的记载,到该岛的福建人 30000 余人,最后一批华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 月 15 日到达,有 808 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英国在福州招诱 169 位契约华工,运到北婆罗洲建铁路。英国乾记行包揽招工,“给资出洋”,旋因条件艰苦,死亡颇多。“家属屡向英商滋闹”并提出申诉。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2 月,法国商人魏池,在法驻福州领事高井和福州天主教会的协助下,于福州马江(马尾)开设“下北顺”(又译为“喇伯顺”)洋行。魏池利用这个洋行的名义,“诱拐 1500 名华工,其中 1000 名拟去马大嗄司嗄(即马达加斯加)作官,500 名去海裕呢翁(即留尼旺)群岛作农工事”(《清外务档案汇编》(一)第 224 页)。由于这批契约华工备受虐待,因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福州发生了群众要求营救华工回国的闹事案。为此,闽侯知县曾逮捕了几个拐骗犯以杀一儆百,行刑时,还邀请法国领事到现场观看。但主犯魏池,仍继续进行拐卖华工的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底,魏池又利用修筑滇越铁路及墨西哥招工的机会,在福州附近各县大肆诱招华工,他出版了招工报《鲤报》进行宣传还专门印刷《清国福州工人出洋工作合同书》,书后附有《清国福州工人出洋工作地点全图》。当时福州的契约华工主要运往墨西哥、巴拿马、布尔邦岛(留尼旺)、马达加斯加等地做苦工。魏池在福州永福馆设招工所,关押契约华工的住所除所谓洋行之外,还有祠庙、鸦片馆、饮食店、旅馆等等。首批招到的福州人王振新等 520 人,运往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洲罗西里(圣罗萨利亚)宝流铜矿公司劳动。到墨西哥后,魏池将这批华工遣到山台三里野处作苦工,死亡甚多。魏池又招有闽工前往法属安南之西贡作苦工,惨被苛虐,逃亡死数过半。”当魏池租船强运之时,福州商学界群起反对,水师统带吴少岩派水兵装扮成华工,混入马江“猪仔馆”中策动华工逃跑,最后查封马江“猪仔馆”,人员全部遣散回家。

“契约劳工”,命运如“猪仔”、“奴隶”,生命毫无保障。当时福州亭江、马尾一带流传过一首民谣:“飘洋过海当“猪仔’,三死六难罕见一回头。”后来有些在海外幸存下来的“猪仔”,继续留居在海外,也成为当地比较早期的华侨。而这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有的在当地成家以后,就渐渐的被当地所同化,以至没有文字记录保存下来。


19 世纪末,殖民者亦在福清设立许多移民公司或移民代理公司,诱卖乡民出国为奴:邦加锡矿矿主通过日城种植协会在福清海口镇设移民代理公司,招募契约工人前往采矿;香港十二公司和澳门马拉坑(葡萄牙语,意为“猪仔馆”)勾结厦门、马尾的福清客栈店主招募契约工人,客栈因此被称为“猪仔馆”;新加坡口岸“猪仔”经纪人通过福清县城一家移民公司雇一批农民运往新加坡。光绪二十年(1894 年),本拟运往马来西亚的农民移往曼谷。光绪十二年至民国 6 年(1886~1917 年),一家移民公司从福清运走契约华工 2 万人,超过长乐历年总和的 1 倍,仅次于永春县。印尼网甲州文岛有林八记“猪仔馆”与新加坡“猪仔馆”、海口客栈主联系,每转卖一名华工,客馆可得荷银 40 盾(折合新加坡银30 元),费用仅需 12 元,林八可得 80 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福清华工前往的国家与地区主要有:菲律宾、日惹、邦加、印尼、西加里曼丹、新加坡、曼谷、德里、日本、马六甲、槟榔屿。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德国人温德司在福州招收三四百名华工往太平洋中萨摩亚岛。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德国还从福州招去 450 名契约华工运往萨摩亚岛。中国海关《通商贸易年册》记载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00~1908 年)从福州口岸出境的契约华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运往北婆罗洲 169 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运往留尼旺 808 人,运往马达加斯加 764 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运往墨西哥 620 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运往萨摩亚岛分为 300~400 人、450 人。总计 3121 人。

在招诱华工的过程中,为了满载多装和防止华工反抗,船启航前,工头们把华工一个个绑起来关进底舱的夹层里,饥饿、潮湿使疾病蔓延,每天清仓,就把病号推到甲板上,让风吹、日晒、雨淋,看上去无法救治的,半夜就把他们抛进大海, 其中死亡率往往达一半以上。清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十四日,从厦门港开出的一艘载 250 名华工的运奴船,到达古巴哈瓦那时只剩下 98 人,途中死亡 152 人,死亡率达 60%以上。船到目的地后,根据契约,他们身负的债款,包括船旅费、垫付的利息,在契上写明的“身价钱”、“安家费”,全部被工头吞没。在服役期间,雇主和工头通过高价供应生活用品,设赌局,开烟馆,苛刻勒索。有的华工连续卖身五六次之多,直到被榨干血汗,老死异国,也无法赎身。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一月,清政府派陈兰彬等前往调查契约华工的情况,据其写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谈到:85%以上的华工,都是被殖民者开设的“卖人行”诱骗、拐卖甚至绑架运走的。据陈兰彬在古巴访问来自长汀的华工陈林口述:“咸丰二年(1852 年),从厦门上船即开给我订八年合同,收洋钱 12 元,未见过官。到夏湾拿(即哈瓦那)卖入糠寮。我一帮十人,管工常用粗棍打……因为派的工,我无力做不完,头两三年常锁脚镣……做满八年,同帮只剩六人,有三人是寻死,一人病死。”华工骆永胜、纪阿乐控诉:他们亲眼看到六名福建人同时自缢,一人食烟膏死,一人投糖锅自杀,漳州谢某甚至被打吐血即时毙命,另二人自刎而死。
与“契约劳工”出国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自愿组合集体出国垦荒谋生,这是近代史上福州人出国的第二条重要渠道。

清代末年,闽清人黄乃裳,鉴于清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携眷南渡,先至新加坡,后经其女婿林文庆博士介绍,与当时砂罗越国王拉者查理士布洛克签订荒条约。准许黄乃裳回中国招工前来垦荒。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 年),黄乃裳先后回国招工三批:第一批 72 人,第二批 535 人,第三批 511 人,总共 1118 名,全是福州府所属各县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少数知识分子。诗巫原是荒野之地,经过黄乃裳招来华工垦殖,很快繁荣起来,所以当时世界各地的地图上,都把诗巫称为“新福州”。现诗巫已成为马来西亚沙劳越州的第三省会,亦为沙劳越的第二大城市,人口 10 余万人。这里的华侨、华裔 80%以上是福州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另一闽清县人徐秀卿在福州、新加坡等地招募 400 名福州籍劳工,到法属安南垦拓农田。

与黄乃裳开创“新福州”的同时,另一支集体出国创业的是对马来亚实兆远的开发。当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吡功州实行土地开放政策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由新加坡美以美教会(后称卫理公会)祖籍福建的德国籍牧师柳依美以及林德美、方鲍参等人,到闽侯、古田、福清等县招募 500 多名华工,前往马来亚开发实兆远的“甘文阁”,为福州人开发实兆远的先锋。翌年 3 月,新加坡美以美教会代表,与马来亚吡叻州英殖民当局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开垦实兆远地区的协议。协议中规定:吡叻州政府负责支付 1000 名福州新客南来的船费每人18 元,每人拨给耕地 3 英亩,新客抵达后头六个月的口粮费由州政府支付。第一批抵达实兆远的新客共 400余人,他们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8 月从福州的马尾港上船,乘坐“丰盛号”轮渡过茫茫的南中国海,先到新加坡,后到达实兆远垦荒区,在艰难的旅程中,病死 16 人,60 人失踪,有 366 人到达目的地,其中妇女 72 人,儿童 15 人。以后又有第二批 303 人、第三批 60 人,先后在同年 9 月间抵达实兆远。这三批福州籍新客用勤劳的双手,在新垦区开辟稻田、菜地、果园,开办商店,兴建医院、学校、码头。从此,福州人在马来亚半岛又有一个新的基地,后从这个基地移居槟城、怡保、巴生、吉隆坡、劳勿、关丹、永平、加亨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后,由福州前往实兆远、天定的移民逐年增多,到民国 19 年(1930 年),实天县(包括实兆远和天定两个地区)的华侨人口已增加到三四万人之多。实天县遂成为福州华侨比较集中的又一个定居点。

早期前往新加坡谋生的福州人,有一部分是原拟前往沙劳越诗巫和马来亚实兆远垦荒的农工。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12 月,从福州马尾乘英轮“丰美号”前往沙捞越的第一批农工 91 名,路经新加坡侯船前往诗巫时,有 19 人违约未登轮去诗巫而留在新加坡;又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8月从福州乘坐“丰盛号”轮船前往实兆远的 479 人,到达新加坡送往棋樟山检疫时,途中死亡 12 人,60 人不知去向,只有 407 人抵达实兆远,这些不知去向的人,估计是留在新加坡自谋职业的。

此外,因生活所迫,或是为寻求生活出路零散到海外谋生的也不乏其人。光绪八年(1882 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宏瑞,由其继叔(福清港头占阳人)何学云,带往印尼爪哇岛谋生。光绪十七年(1891 年)冬,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张长森为逃避债务,偷偷乘搭篷船,经 3 个月到达星洲。刚到星洲由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靠乞讨为生,后才谋到拉黄包(人力车)工作,维持生活。

光绪三十年(1904 年)福清新盾棉亭村人郭可济,时年 18 岁,到新加坡帮助堂兄(郭福成)料理杂货店。光绪年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诸娘弟,绰号曼加梨,当兵退役,看到张长森从南洋带回大洋 100 多元,认为“过番”是出路,于是只身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现他的后裔华弟还侨居新加坡。清宣统元年(1909 年)三月,福清东瀚人林孝楼,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下,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谋生。宣统三年(1911 年),福清新厝棉亭村人郭可模前往新加坡当教师。宣统年间(1909~1911 年),新加坡的福州人(含福清人)已有数百人。

清朝末年,福清渔溪苏田石竹村民×××在兵荒马乱、苛捐杂税难以度日的困境下,典押仅有的几块田地,凑了盘缠,携带全家出国谋生。先来到马来亚柔佛洲新山坡来港拓荒,以种橡胶园为业。后由于不堪热带猛兽的侵害,又举家迁徙新加坡杨厝港碗窑村。

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的30多年间,国家内外交困,战祸连年,自然灾害频繁,社会治安混乱,盗匪纷起,广大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出现了现代史上又一次华侨出国高潮。

民国 5 年(1916 年)福清商人俞昌茂携资出国到印尼泗水开设“远和公司”。民国 6 年(1917 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兆复出洋,先在印尼泗水俞宏瑞的振练店内作工,后与俞建鋆在三宝垅埠合营布业。为了协助福清人出国,民国 7 年(1918 年)俞兆复特地回国,在福州马尾设立“福清华侨协会马江客栈”,给福清华侨出入境提供方便。是年,福清协泉丰商号筹款一万银元,汇往泗水,并委派俞昌茂的兄弟俞昌檀到印尼泗水和俞昌茂共同经营远和公司。当时主要是以土特产出入口贸易为主。
据《新加坡华人社团沿革史》记载:1921 年新加坡的福州人 17863 人,占华侨总数的 4%;福清人 5852 人,占华侨总数的 1.82%。这些福州人和福清人,有从家乡直接去的,也有从马来亚、沙捞越等地迁去的。

早年,福州人一般不敢贸然外出谋生,他们往往要先学会一门手艺,掌握一把刀的技能,才远走异国他乡。因此,有不少福州籍华侨自称是“三刀”(即菜刀、剪刀、理发刀)走天涯的人。新加坡一位年纪 70 多岁的福清籍老理发师林仁森说:他在少年时,家乡福州的日子不好过,人人都想到外洋谋生,有文化的人就带着满腹墨水到南洋当教师,没有文化的人便以“一技旁身”为本,学会一门手艺后才到南洋闯世界。他于民国 13 年,念完 4 年私塾,跟随理发师傅学艺,学了 3 年半后,才离开家乡前往新加坡,找到开理发店的叔父,当了一名理发师。

民国 14 年,福清县渔溪乡郎官村遭土匪抢劫,被抢走 3 条渔船和许多财物,被杀死 3 人,被绑票 7 人,勒索大洋 1200 元。为避匪祸许多村民迫不得已,逃亡到海外谋生,有的逃往印尼,有的逃往马来亚、新加坡,黄乞食婆、黄吓龙父子逃往印尼。

据民国 17 年福建省侨务委员会福州办事处的统计,福州地区在海外的华侨有 20 多万人,其中沙捞越诗巫的“新福州”及附近各地共约 10 万余人,马来半岛西部的实兆远有 3 万人,新加坡有 2 万人,马来半岛柔佛州之南株巴合及永平港各地有 5000 人,马来联邦及非联邦各地有 1.5 万人,爪哇、西伯里、苏门答腊等地约 3 万人,缅甸有 1.5 万人,日本有 1.2 万人,安南、暹罗等地也有福州人。

民国 19 年,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陈经荫、郑吓吉、林吓命仔、林红红4 人乘驾鳌轮到厦门,再由厦门搭双美轮船直达星洲。到达星洲后,由亲友介绍到一个锯木厂当搬运工人。民国 24 年福清东张人周维桢南渡印尼,在侨居地马辰就任中华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1937 年)后,许多沿海民众难以忍受兵灾战祸等灾难,而背井离井,前往海外谋生。著名印尼华人企业家、祖籍福清的林绍良就是为了躲避抓壮丁,加上家中经济状况也不大好,就于民国 27 年跟随一同乡到印尼爪哇岛古突士镇,投靠叔父林光玉和长兄林绍喜。据《福清民报》载:民国 26 年三四月间,福清出洋人数达三四百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东南亚,有不少华侨逃回家乡避难,也有不少华侨回国探亲因战争爆发,交通受阻,华侨回国后无法出境。抗日战争胜利(1945 年 8 月)后,大批滞留国内的归侨申请返还侨居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政府行政救济总署在福州设站,办理华侨出国复员的登记遣送工作。到民国 36 年 6 月底止,福州遣送出国三批 2054 人,其中新加坡 1001 人,沙捞越 622 人,柔佛 126 人,吡叻 79 人,实兆远 28 人,吉隆坡 28 人,槟椰屿 74 人,暹罗 24 人。8 月止共申请出国达 8274 人,其中马来亚 2322 人,缅甸 3326 人,英属婆罗洲 623 人,苏门答腊 236 人,爪哇 1151 人,菲律宾 54 人,越南 45 人。福州共遣送归侨出国3000 人。福州荷印(即今印尼)归侨的复员登记作,民国 36 年 7 月 23 日开始办理,由于当时荷印各地间有战乱发生,或秩序未复,或难民众多,难于容纳新返华侨,故遺送名额及地点均有限制,爪哇方面:万隆 50 人、宝垅72 人,马达维亚、泗水及其他各地均不在遣送之列;婆罗洲方面:坤甸 325人、马辰 35 人、三马林达 1 人、打拉根 3 人、其他各地 128 人;西里伯方面:孟加锡 141 人、美那多(万鸦老)67 人、巴礼 2 人、龙目 24 人、安汶48 人、其他各地 14 人;苏门答腊方面:印加 10 人、勿里洞 12 人,巨港、棉兰(日里)及其他各地均不在遣送之列。

缅甸归侨滯榕等待遣送出国的达 1000 多人。当缅甸失陷时,这些华侨冒着千难万险,越过中缅边界,由云南、广西长途跋涉回乡。因他们产业都在国外,回乡后生活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曾有二批约 300 余人自费在南平购汽车,由陆路前往缅甸,车至云南畹町时卖掉,徒步进入缅境。

当时,福州海外华侨协会,鉴于大部分贫苦侨民,回缅缺乏资金,特申请缅甸政府代表宇吞貌,请由厦门来榕办理返缅华侨登记工作,同时来榕还有联总遣侨专员安培金及随员柯苏女士、宇氏随员等人。登记工作自民国36 年 8 月 15 日开始,至 8 月 26 日结束,经甄审返缅合格华侨共 1036 户,准予候轮返缅。
抗日战争胜利(1945 年)后,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挑动内战,于民国 35 年 6 月底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发动内战,国民政府到处抓壮丁,派苛捐杂税,搜括民脂,物价暴涨,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福州有不少人被迫出国谋生。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融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就业人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改善,基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大量出国谋生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相继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各国政府先后采取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因此大批华出国定居的现象已经基本结束。但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申请出国探亲、定居。

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申请去东南亚的归侨、侨眷,有的是为夫妻、子女团聚,有的是为了继承财产,有的是为了照顾年老的双亲,但由于有的国家限制中国移民入境,除极少数出生于侨居地的归侨获准入境定居外,大部分仍滞留于香港。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少福州华侨、华人和移居台湾的福州人子弟,赴欧美留学,有的学成后便留居当地就业并加入当地国籍。港、澳地区也有一些祖籍福州等地海员移居美国,在纽约、三藩市、洛杉矶等商业口岸城市定居,以后又带走他们的亲属子女。1975 年后又有成批祖籍福州的印支难民移居南加州。至 80 年代中期,定居美国的福建华侨、华人达 1 万多人。散居加拿大及南美、欧洲、非洲、澳洲的一些国家的福建华侨、华人则只有几百、数千至二三万人不等。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反华、排华事件,在这段时期内约有 50 万名华侨被迫离开侨居地回祖国定居,其中有 10 万人到福建定居。1975 年越南南方北方统一后,越南当局由北而南全面排斥迫害华侨,许多人被剥夺就学和就业的权利,有的甚至被注销户口和口粮。从 1975 年初开始,先后有 80 多万难民(包括福建华侨、华人)被迫离开侨居地,在海上丧生的难侨就达 25 万多人,其中 26 万多名越南华侨、华人回到祖国,到福建定居的有 2.2 万多人。在福州市辖区的工矿企业、农场安置的有:福州华侨塑料厂、福州华塑二厂、福州味精厂、福建客车厂、福清东阁农场、福清江镜农场、连江长龙农场及部分城镇。“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归侨、侨眷因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很少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1971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凡因要求夫妻团聚或需要出境继承直系亲属产业或助理业务的归侨、侨眷亦可经由香港出境转国外定居。1972 年以后,全省获准出国或去港、澳的归侨、侨眷人数比过去增加。1978 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国家对归侨、侨眷申请出境的基本原则是: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的,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因此每年福建仍有近万名归侨、侨眷申请获准出境,但除少数人得以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定居外,要求前往东南亚定居的归侨,绝大多数人仍滞留港、澳地区。

1979 年开始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并为公民出国提供方便。1986 年 2 月,国家第一部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和实施细则颁布后,福建省因私事岀国的申请人数和被批准数逐年增加。许多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团聚、定居。也有一些人以旅游名义出国后转为定居。有不少人申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自费留学。有不少自费留学生和少数公费留学生,学成后在当地谋职。还有不少人申请到国外一些语言文化学校学习外语,边学习边做工。据签发护照单位统计,福州地区公民申请前往日本的人数目为多:1987 年 2434 人,1988 年 33406 人,1989 年 3534 人,1990年 3626 人,1991 年 2105 人,1992 年 2337 人;前往英国的人数亦在不断增加:1987 年 879 人,1988 年 2190 人,1989 年 2972 人,1990 年 4017 人,1991年 1786 人,1992 年 3019 人。这一时期,赴日本的福州地区公民以留学进修为目的占绝大多数,据 1989 年和 1992 年抽样分析,1989 年赴日留学进修 1094 人定居 42 人,探亲 272 人;1992 年赴日留学进修 1394 人,定居 188人,探亲685人,其他81人。赴美国的福州地区公民,以定居为目的占多数,据 1989 年和 1992 年抽样分析,1989 年赴美定居 542 人,探亲 124 人,留学进修 73 人;1992 年赴美定居 2685 人,探亲 232 人,留学进修 100 人,其他 4人。

自 1980~1994 年的 10 多年间,福州、福清、长乐、连江一带,出现出国留学的热潮。据出国管理部门的统计,这一时期私人出国以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留学进修的占较大比例。

1980 年至 1997 年 10 月,福清出国人数(不包括赴港、澳、台 26362人)达 34359 人,其中前往日本 14820 人(定居 4341 人,留学 2795 人),前往新加坡 6669 人(定居 69 人,留学 76 人),前往澳大利亚 1159 人(定居 419人,留学 37 人)前往美国 658 人(定居 332 人,留学 33 人)。

1979 年改革开放后,福州地区还由政府和民间协作,办理多种劳务出口。通过“劳务出口”的途径而到外国定居成为新一代的华侨。

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诞生记

郑敬平

楔子:新加坡的福清大厦

新加坡爱伦比路 2 号,有一座集中华古建筑文化与西方现代建筑文化于一体的大厦,号福清大厦。它是新加坡福清会馆的会址,也是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常设机构秘书处的住址。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诞生,与福清大厦有关。

新加坡福清会馆是福清旅外乡亲最早成立的一个同乡社团组织,她诞生于清宣统二年,农历康戊九月初二日(公元 1910 年 10 月 3 日)。1919 年,会馆创办华文培青学校。1951 年至 1965 年,会馆发展团体会员 8 个:海口玉屿同乡会、江兜王氏公会、东张镇同乡会、融侨俱乐部、天书堂、联侨体育会、福清公建普渡社、福邑公建普渡社。

新加坡福清会馆自成立起,两次买房三易其址。爱伦比路 2 号是 1974年以 162 万新加坡元标得一块厂地。由于建馆耗资巨大,筹资没有成功;且理事会意见不一,故历经十年没有结果。1984 年,新一任主席林日顺主持“福清大厦筹委会”工作,同样面临着建馆资金不足的问题。他与林绍良过从甚密，友情甚笃,非常了解林绍良的为人,于是便向林绍良求助。林绍良没有二话,他自己出大头,并联络印尼同乡林文镜、陈子兴蔡云辉夫人、姚春桂,加上林日顺本人,共认捐 550 万新元,终于解决了十年悬而未解的建馆资金问题。福清大厦工程于 1984 年 11 月 22 日破土动工。

“人有旦夕祸福”。1987 年 4 月 30 日,福清大厦临近竣工之际,林日顺先生因操劳过度,痼疾复发,汤药无效,溘然谢世。海内外乡亲无不万分悲痛,恸悼狮城失侨贤。

眼看福清大厦工程陷入群龙无首境地,林绍良挺身而出,撒下手中庞大的企业集团工作,从印尼飞抵新加坡主持福清大厦建筑大局,促使福清大厦最后大功告成,于 1988 年 9 月全面竣工。

时值新加坡福清会馆诞生78周年,培青学校创办68周年,加上新会址福清大厦落成,福清会馆理事会决定在当年金秋隆重举行“三庆”活动,并一致推举林绍良为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主席,出任“三庆”筹委会主席。林文镜、陈子兴等同时被推举为福清会馆永久名誉副主席,出任“三庆”筹委会副主席。

1988 年 10 月 13 日,举世瞩目的新加坡福清会馆“三庆”盛典,由林绍良主持,在新加坡福清大厦礼堂揭幕。来自中国、印尼、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福清同乡团体组织领袖、贤达乡彦代表三百余众出席了这个盛典。原福清县委书记陈元春、县长邱玉清特邀参加盛典,并在主席台就坐。新加坡原总理王鼎昌、社会发展部部长庄日昆莅临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新加坡新闻媒介为庆典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原因:同乡团体组织的新使命

林绍良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三庆纪念特刊》发刊词中明确地阐明了成立同乡团体组织的意义与作用。他说:“华人移居海外,谋生创业,为图生存而团结,为求发展而互助,因而有社团的设立。且以离乡背井、远适异域,怀念故乡风土习俗的意识为炽热,乡人遇见,倍感亲切;而中华传统文化以家族为重,乡亲社团的设立,亦势所使然。”又说:“乡土社团的意识,不同于普通社团的意识,自有其独特的内容,是以地域共同性为媒介,而社会文化等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其共同性,实即一代代相沿传统的生命的结合。由于乡族观念所产生的爱力,就成了团结乡亲的爱力;有此爱力,则产生共同意识。因此,乡族社团比其他任何形态的社团,更加显著而亲切。”

有文章对同乡团体在新时期的意义和作用颇有微词。文章说:历史上,会馆会馆,无事不管。大至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赈灾救难、调解同乡纠纷;小到帮忙料理红白喜丧事、代写书信,甚至证婚等。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宗乡团体组织除了推动乡亲间团结方面将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外,“会馆”什么都管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年轻一代乡土观念单薄,宗乡团体组织原有的作用随之削弱。

林绍良却不这样认为。1988 年 10 月 14 日,新加坡福清会馆三庆的喜庆气氛还弥漫在狮城上空,林绍良又假新加坡华乐酒店,主持召开“世界各地福清同乡座谈会”。他说:“连日来我非常高兴,世界各地的乡亲代表能在这里聚会,这是福清人有史以来的第一回盛事。我们福清旅外乡亲散居在世界各地,估计有 40 多万人,多数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目前,世界形势趋向和平稳定的局面,东盟各国是正在前进中的国家。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突破地域走向世界,团结同乡多做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我提议,我们福清同乡应当借此机会,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请各位乡亲对我这个提议多多发表意见,予以深入的讨论,做出结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

旅日乡亲追溯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离乡背井的最初的日子里,“头顶别人天,脚踏别人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何等凄凉!是同乡组织带了温暖,凝聚起勇气和力量,与命运抗争,向环境挑战,赤手空拳打天下,打出一个天地。

新加坡乡亲缅怀先辈荜路蓝缕拓荒精神,纵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之迅速,生活在一个科学昌盛的太空时代,没有理由不迅速突破地域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印尼乡亲说,即使我们国籍不同,但乡情依然存在,应该保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加强联络,再过两三代以后,这份乡情就会被淹没了。

……

最后,与会代表取得共识,一致通过林绍良关于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提议,推举林绍良为“世联”主席,并产生副主席 15 人,都是原先各国各地区同乡组织的负责人,副主席当然是各国各地区分会的主席。林文镜、陈子兴等排名副主席之首。

当天下午,“世联”主席团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大议题:1、“世联”的联络中心放在新加坡,设常住机构秘书处在福清大厦办公。2、创办会刊《融情》,筹组世界福清同乡商品展销中心。3、次年九月(1989 年)在新加坡隆重举行世联”第一届主席团暨会员代表大会。

诞生:树起一面爱国爱乡的旗帜

1989 年 4 月间,“世联”秘书处组成 7 人访问团,走访了印尼雅加达、泗水、万隆、客迫利、三宝垄、梭罗、日惹和望加锡。8 月间,又走访了日本东京、神户及台北市。故乡福清之行,更是山山水水都走遍。所到之处,都受到同乡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行程几万里,满载同乡情。有效地推动了会务。不久,两大任务先后告捷:

—1989 年 8 月 25 日,《融情》问世。大十六开本,铜板纸印刷,全书彩色,图文并茂。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部长庄日昆,在《融情》发刊词中写道:“福清会馆的理事们都是时下一些具有远见卓识之士。他们亲切地了解到处于今日之世界,促进同乡间团结与交流的重要性,因此毅然发起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以及定期出版会刊《融情》。这两项措施都具有深远意义……”

—1990 年 9 月 24 日,世界福清同乡商品展销中心开幕。这个“中心”设在福清大厦底楼,分九个单位:国际厅、福清馆、雅加达馆、东爪哇馆、日本馆、台湾馆、新加坡馆、其他馆,为长期性展销中心,住有专职营业员服务。林绍良说“建立这个中心主要是介绍福清同乡商品给世界各地人士认识,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促进和激励福清同乡从区域走向世界,以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庄日昆致词说:“这是林绍良主席领导下的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具体的成果。”

1989 年 9 月 22 日,“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第一届主席团暨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新加坡福清大厦礼堂举行,150 多位来之世界各地的福清同乡代表到会。随之鞭炮声,从而揭开了旅外乡亲同乡社团组织历史的崭新的一页,写下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的光辉时刻,以及创始人林绍良的英名。

林绍良在会务报告中指出:“‘世联’应本着联络感情,关心同乡,发展商务,支持家乡经济建设的四大宗旨开展工作。”他提出“世联”今后任务是:“第一,为了争取长期生存,必须积极参加居住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工作,为繁荣居住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第二,我们家乡正在进行经济建设,我们虽然身居海外,但是家乡的经济建设社会繁荣和提高乡亲们的生活水平,我们是有责任的;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家乡建设,是义不容辞的。

林绍良强调:“大家都知道,今后的世界是以科学技术为重,要靠智慧、学识、本领去寻求和创造生活和财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关心下一代的前途,先替他们做出安排。我希望我们各地福清同乡组织能注意这个工作,把它列为工作重点之一。为了普及教育造就人才,首先可以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由一个小组负责处理。我相信一定会做出成绩,使下一代受惠不浅。”

最后,林绍良号召旅外乡亲要教育下一代讲华语、讲福清话。他说:“语言是交流感情和思想的桥梁。无论在国际任何场合,大家用华语和方言交谈,会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为了教育下一代认识家乡,热爱家乡,首先要教导他们讲华语和家乡话。这样,我们炎黄子孙的福清人,乡谊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水远不忘祖,世代不断根。”

会上,第一副主席林文镜还介绍了家乡融侨开发区建设情况,并承诺要在五年内使家乡福清工业产值翻五番会后,台北市同乡代表把一把宝剑送给林绍良主席,希望他用这把宝剑领导指挥旅外同乡走向光明的前途。

林绍良在狮城树起的福清同乡旗帜,必将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发史林瑰宝 扬黄檗文化—郑成功等人致隐元信的发现及出版始末

刘福铸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明俨,又字大木,由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名成功,故又称朱成功、赐姓爷、国姓公。成功为南安石井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其父郑芝龙,为早期华侨,后降清。母田川氏,为日本人,后被清兵所杀。郑成功毕生从事反清事业,为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兼有汉和两个民族血统的杰出的中华民族英雄。可惜的是这位民族英雄只活了 39 岁。他一生戎马倥偬,席不暇暖,因此流传下来的文章墨迹十分罕见,传世的就更为稀罕了。

但是,我国历史学者陈智超先生却于 1993 年访日时,在字治黄檗山万福寺发现了一批中土人士致隐元的书信原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是郑成功写给隐元的亲笔信。

这封信共 25 行,计 241 字,字体为行草书。全信书法遒密酣畅,犹如行云流水。其用笔使转得法,跌宕多姿,酷似黄道周风格,又似有张瑞图遗风,显示了郑成功有很高的书法素养。所以此信对于研究成功的书法、文章以及他与黄檗寺隐元禅师的关系都极有价值。不过包括郑成功在内的这批中土人士致隐元信的发现,带有凑合机缘,因鲜为人知,本文特简介其发现及出版经过,并对这些书信的价值略作评说,另移录成功信于文末,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1993 年 4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已故的者名历史学家、佛学家陈垣的孙子陈智超先生应邀访问日本。陈先生此次是为了编纂明代旅日高僧心越兴俦(1639—1696)的诗文集而访日的。他在日本将有一个月的逗留时间。

赴日后,陈先生主要由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多年的日本友人杉村英治负责陪同,到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及寺院去搜集和核对有关心越禅师的资料。他们对照史料,循着心越当年的足迹,从关东一直到九洲,凡心越当年走过的地方,他们几乎都走遍了。按心越禅师号东皋,明未杭州金华人,他于日本延宝五年(1677)应长崎兴福寺灯一禅师的邀请东渡弘法,日本元禄九年(1696)57 岁时圆寂。心越是曹洞宗僧人,但是据史料载,他也曾上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拜会属于临济宗的隐元弟子及继承人木庵性瑫。因此,陈先生在杉村的陪同下,最后也来到了宇治黄檗寺查访。

巧合的是,万福寺黄檗山文化研究所次长、美术史专家大 幹郎先生正是杉村的朋友,承其接待,陈先生顺利访问了万福寺,而且在京都的三天就住在黄檗山万福寺的招待所,那里离京都市区只有半小时的车程。遗憾的是,陈先生在万福寺没有查寻到有关心越留下的遗迹和史料。

然而,得失相倚。初夏的京都,那几天都在下雨,因此当参观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奈良东大寺以及国立博物馆后,陈先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万福寺顺便再看一些料。他向万福寺大機先生提出了观看隐元和尚遗物(包括隐元东渡时带去的书籍以及他的来往书信)的请求,这位和善的日本友人慷慨地答应了。

大機先生打开好几道重重加锁的万福寺文华殿书库之门后,首先取出给陈先生观看的是隐元从福建带去的书籍,除佛教等方面书籍外,其中有好几部竟是黄道周的著作。黄的著作引起了研究历史的陈先生的特别注意。

按黄道周(1585-1646),号石斋,福建漳浦人。他是南明隆武帝的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南明弘光元年(1645)七月,黄率数千义勇自福州北上,经延平、建宁、崇安,准备与金声所部的徽州抗清义军相呼应。但因孤军前进,他于 11 月底在江西婺㶊被清兵击败后俘获,次年 3 月在南京被害。被俘后的黄道周曾作诗明志,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隐元对这位具有气节的抗清英雄是深为敬佩的。其集中就收有多首怀念黄道周的诗作。如《挽石斋黄忠介公殉节》诗,其中有句云:“浩气浑天象,英风扫麓阴,忽闻顾命语,泪咽不成吟”,“虽然今去也,反复在明朝”。又如《怀石斋先生诗二首》中也有“黄河千里血,点点尽忠心”,“君死成名节,吾生何足云”等警句。正因为隐元对黄石斋怀有特殊敬仰之情,以致他在远涉重洋时,仍将黄的多种著作随身携带。

所以,陈先生后来在阅读大機先生取出的 5 个书札卷轴时,就特别留意隐元与反清人士的往来书信。当阅读到《诸居士书札》卷轴时,一封没有署名的第 15 号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因此信中作者自称“本藩”,而且一反常例,在写到“本藩”时,竟都提行拾头。信中还述及隐元东渡系由他“拨船护送”。凭着职业的敏感,陈先生意识到写信人必定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陈先生决定要查清“本藩”究竟是谁。

在日本,研究黄檗文化和隐元的书籍资料十分齐备。有关隐元的著作,则以平久保章编纂、东京开明书院 1979 年出版的 12 巨册《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简称《隐元全集》)最为完备。承杉村的介绍,陈先生与住在医院治病的平久保先生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平久保惠赠的《隐元全集》一部。在全集中所附录的隐元弟子独耀性日的《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及南源性派的《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两部隐元年谱中,陈先生查到了隐元东渡系由“藩主”、“国姓公”在中左所(即今厦门)拨舟护送的确切记载。

《普照国师年谱》甲午年载:“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廿一日,藩主备舟护送。”

《隐元禅师年谱》甲午年载:“六月初三日到厦门,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寄锡……念(廿)一日,拨舟相送。”

至此,这封自称“本藩”的信作者为郑成功已无可疑。陈先生随即把这个重要发现告诉大機和杉村这两位日本友人,他们也都表示了由衷的高兴。

随后,大機先生又慷慨同意陈先生把这封郑成功致隐元书信以及另三位与南明有密切关系的人物—郑彩、张光启、独耀性日(姚兴公)的另外三封信一并复印带回中国作进一步的研究。

回国以后,陈智超先生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再次确认甲午年(1654)在中左所(厦门)只有郑成功一人才能自称“本藩”,并且只有他才有能力派船护送隐元赴日。此后,陈先生开始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发表于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8 期。继而,《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晚报》都先后播发了消息或文章。海外一些华文报刊以及日本的《读卖新闻》也报道了这个发现。从此,郑成功致隐元书信开始为世人所知。

自从公布郑成功致隐元禅师之信后,陈智超先生有感于日本黄檗寺珍藏的这批中土人士致隐元书信的巨大的文物和史料双重价值,他又有了将这些书信全部汇集出版,嘉惠学界的大胆计划。

1994 年,陈先生正式向日本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提出请求。嗣后又通过日本友人大機和杉村俩先生的大力斡旋,日本黄檗宗宗务总长内藤文雄先生终于同意在中国出版这批罕见的珍贵书信。全部书信的影印件仍由大负责提供。收到书信影印件后,为了保证书信集编纂注释的质量,陈先生又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明史专家韦祖辉和清史专家何龄修共同参与工作。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得到日本友人杉村的无私资助,陈先生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1995 年3 月,《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藏: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一书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临京古籍印装厂印制 350部正式面世。全集收入中土人士致隐元书信手迹计 117 通,因纂辑者另从《隐元全集》中辑得部分复信附于原信后,故称为《来往书信集》。

这部书信集是研究南明抗清史、清初福建军事政治史、佛教禅宗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集,其价值早已远超出了郑成功致隐元书信的范围。集中除那封最重要的成功之信外,尚有其他一些明遗民和抗清将领的书信亦值得重视。如南明鲁监国政权的东阁大学士、长乐人刘沂春及其侄刘元蔚,隆武政权的兵部尚书、仙游人唐显悦,还有郑成功族兄、建国公郑彩,郑成功部将张光启等人。

书信集中的人物以闽人居多,而闽人中又以福清缁素占绝对多数。因此,书信集更是研究福清地方史、佛教史、海交史及书法史极有价值的一座宝库。如书信作者为福清黄檗寺僧或隐元徒子徒孙的就有费隐、时学、真桥、性日、行弥、道岳、道海、行鉴、性杲、性宗、如沛、海宁、性愿、性遍、性询、性会、性确、性常、性海、性潡、性心、性乐、性宣、真净、性瑫、性浩、性泰、性中、性平、性莹、如一、道皎、性彻、道节、隆宓等;护法之福清人士则有叶向高曾孙叶进晟以及林德馨、林云京、林启芬、林茂枝、林森发、林郁、林介、陈民怀、陈从教、周通、林怀、张一试、林继京、魏之琰、林守穑、陈浩、何高材等等。如果加上书信中提及的人物,则总数在 220 人以上,这其中不少人物与抗清活动有关。

因此,已出版的这部《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实在是一个文史宝藏,它尚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开发和利用。

附录:郑成功致隐元信

得侍□□①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口佛,自当驻□囗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口口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顾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照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口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专帖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慎。

注①:原信件中之抬头放行处,移录后以空二字表示,下同。标点新加,为印刷方便,异体字、繁体字均改为规范字。

② 注②:此信据陈智超研究,写于甲午年(即 1654 年)7、8 月间(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8 期)。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历史沿革

龙华职业中专学校供稿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座落于福清市区风光秀丽的龙山南麓,龙江北畔,在一片花团锦簇中,显示出她的蓬勃发展的职教办学生机。
学校原名“福清龙华中学”,1987 年,时届福清举行甲子瑞云塔灯庆盛会,旅印侨胞林宝春、何隆朝、许孙雄先生,在印尼三宝垅率先发起筹集百万港元,以赞助此次民间灯会需用,为了铭记侨贤爱国爱乡之隆情,县府领导倡议,将此款作为创办龙华学校的用资。此议深得侨贤林宝春、何隆朝、许孙雄等先生鼎力支持。后又捐集港元百余万。于 1987 年 7 月在福清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关怀下,在东皋山征地 30 亩,并于当年动工兴建,历时九月告竣。为福清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奠下光辉基业。
学校创办之初,第一学期借用瑞亭小学、722 医院几间教室上课。初为综合性中学,初中为普通教育,高中为职业教育,只有财专、建筑、服装三个专业,四个班、216 人,教职员工仅 29 人。建校以来,在薛守民校长及学校领导带领下全校教职员工,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坚持“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自我完善”的办学方针,使学校逐年上一个新的台阶。
学校虽刚创办几年,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社会的肯定,先后被福州市、福清市评为“福清市教育先进单位”、“福州市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福州市勤工俭学先进集体”、“福清市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1991 年11 月学校正式被福州市教委认定为福州市示范性职业学校。
1992 年经福建省教委批准升格为职业中专学校,更名为“福清龙华职业学校”。
1993 年经福州市“创建文明学校”领导小组对我校《创建文明学校》进行达标评估验收,认为达到省级文明学校标准,并荣获“福建省中小学文明学校”称号。同年,为了集中力量办职业教育,学校停止初中招生,成为独立建制职业中专学校。
1995 年经省政府批准,国家教委确认为“省级重点高级职业中学”,更名为“福建省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十年来,学校办学,历经艰苦创业,艰辛曲折的历程,坚持走“产教结合”、“校企结合”的办学道路。扩大了校园面积,校舍面积,添置了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扩大了学校规模,提高了办学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93 年学校又征地 16 亩。1995 年市长宋克宁在我校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当场决定再征地 30 亩。现在校园面积 76 亩,校外实习基地 80 亩,总占地 156 亩,校舍面积 25000 多平方米,拥有教学大楼、实验楼、综合楼、艺术馆、体育馆、图书馆、电教室、功能室、标准教室 100 多间,以及师生食堂和膳厅、女生公寓、男生宿舍、教工住宅楼等 10 幢现代化大楼,开设了财会(计算机)、税务代理、计算机应用、电子应用技术、音像设备与维护、服装设计与制造、市场营销、企业管理、中英文秘、涉外公关和幼师等 16 个专业、51 个班、在校生 2400 多人,教职员工 240 多人。拥有现代化先进的配套齐全的教学设备,有现代教学管理的教学监视闭路系统,有微机、电子、电工、车床、电焊、气焊、电化、英语语音室、音乐语音室(电子琴)、钢琴室、舞蹈活动房、形体练功房、制图、美术画室、英文打字、财会模拟室等 30 多个实验室,保证了各专业的教学和实习的需要。
从 1989 年到现在,共向社会输送各类专业毕业生六千多人,毕业生就业率达 95%以上,成为我省一所办学“起步迟、发展快、效益高”的规模最大的职业学校并享誉于省内外。同时,在平潭职专辐射两个专业班。1995年起面向全省招生。
如今,福清市龙华职业中专学校,抓机遇,求发展,开拓进取,办好学校。目前已经成为闻名省内外的一所省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我们当感激旅外侨胞的兴学育才,造福桑梓的拳拳情怀,值此我校建校十周年盛大庆典,全校师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校庆、创国标”,力争在近年内为把学校办成一所“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而努力。

福清旧志补考

刘福铸

贾枚先生在《福清文史资料》第 15 辑刊发《福清方志小考》一文,对福清已佚及现存的一些邑志、类志作了考述,这对了解文献名邦悠久的修志历史及教育今人珍惜前贤著述均有意义。现笔者据所闻见,对贾文未备的一些古佚志及一些类志,如山水寺庙志、乡镇志和游览纪行志等略作补考,借窥福清方志之全豹。拙文侧重于志书源流考述,间对一些旧志成书时间提出异议,望博雅君子,有以匡正。

一、邑志类

1、《福清图经》宋•范处义倡修、林亦之纂
图经古亦属方志一类,它一般是地图和文字说明的结合。因地图轴幅较大,易于破散,难于保存,故清学者章学诚说:“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者,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图经最早出现于东汉,盛行于宋代。据不完全统计,仅宋代图经见存名目者就达二百多种,《福清图经》为其一。
《福清图经》也纂修于宋代,其书早佚,但宋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福清人、官至兵部侍郎的林栗所撰写的一篇《福清图经•总叙》却完整地保存至今。据《总叙》载,当时福清知县、东阳人范公(处义)有感于福清人登科之盛,而“无图牒以贻来者”的缺憾,乃委邑硕儒海口人林亦之(字学可)编纂《图经》。亦之虽亦自谦不能胜任,但他最终还是努力完成了,于是邑进士林栗作了《总叙》,概述其书之编纂经过。正因为林亦之曾主编了《福清图经》,他才另有《玉融志》之编著。
关于《福清图经》,笔者仅见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 128“福建路”叙“福清县沿革”中引录此书一次。书中载曰:“福清县,在州东南一百七十七里……《舆地广记》云,梁开平改为永昌,后唐同光复为福唐,晋天福初改为南台。《图经》云:伪闽龙启改今名。”这里引的《图经》正是《福清图经》。由此可见,福清的修志历史可上溯南宋淳熙元年(1174)(范处义于淳熙元年任福清知县),它比梁克家的《三山志》成书(淳熙九年)还要早几年。
2、《玉融志》宋•黄锷撰
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莆田人林富于嘉靖十二年(1533)所撰的《福清县志•序》载:“宋先贤林亦之、黄锷著有《玉融志》,已澌灭无传。”乾隆《福清县志》卷首之“修志姓氏”亦载:“宋•林亦之,字学可,邑人,著有《玉融志》。黄锷,字忠甫,邑人,著有《玉融志》。以上二志岁久无传。这就清楚地说明林、黄二人各著有《玉融志》。因黄著此志早佚,故亦未详卷数。考黄锷,字忠甫,读书精博,不交世事,除著《王融志》外,尚著有《容安拾草》一书,事迹见县志《文苑传》。
3、《玉融志》明•马英修、陈璜补订
乾隆《福清县志•人物•教洋》“陈璜”传云:“《玉融志》修自马英,(陈)璜搜残补缺,重加考订,义例简严,学者称之。”可见,明代尚有一种马修陈补的《玉融志》,而且此书受到学者的称道,惜此书早佚,未明卷数。但此志被公认是明代福建最早问世的方志。
考马英,字德华,邑之永宾里人,洪武四年(1371)举人，授泉州同知,善为文,宦游江阴治农时,有遗稿,今则不存。其生平见县志《文苑传》。又考陈璜,字孔声,为邑之东隅人,天顺三年(1459)举人,司教程乡(今广东梅县),致仕居林下 30 多年,日以著述为事。

二、专志类

1、《玉融人物志》明•何源汇撰
乾隆《福清县志、•人物•孝友》“何源汇”传云:“(源汇)所著有《敬止集》、《草木子纂》、《太平广记钞》、《玉融人物志》,识者以为与其父《无庵集》同旨云。”由此可见,除明代的叶向高、清初的郭文祥等人各著有《玉融人物志》外,何源汇亦曾著同名志书,是书是否付梓未详。
按何源汇,字聚九,龙田人,明末从其父何师亮弃儒偕隐,以孝友闻名,殁于清康熙间。大学士、安溪人李光地(1642-1718)曾为之立传。源汇县志亦有传。
2、《玉融人物志》、《玉融小纪》等清•黄师升撰
俞达珠先生辑《历代福清人物志•清部分》(载《融霞》1982 年 1 期)据史料编“黄师升”传云:“(师升)所著有《寥寥数言》、《秋窗消息》、《亦成篇》、《空山滋味》、《舟车所至》、《亘云诗集》、《玉融歌谣集》、《玉融人物志》、《玉融风土志》、《融异》、《累朝遗文》等书。”按《秋窗消息》、《亦成篇》等当为篇名而非书名。其所著《玉融人物志》、《玉融风土志》今则不可见。所列之《融异》一书,当即《玉融志异》,此书今尚存福建师大图书馆。
黄师升尚作有《玉融小纪》,此书今未见,但《玉融小纪•序》则保存于其《玉融志异》稿本中。《序》中交待了写作此书之缘起,略曰:“福清邑志,自宋明数修,然宋人究极心性,于史例史笔,反所不求;明代公私诸书,大抵多立子目,丛碎纠绕,且妄意改削,彼其所修国史,犹愧三长。况边远下邑之志,任意立法,无人勘争哉。而吾邑志,尤可疵也,昔尝与三兄议改正之,去其泛,订其误、塞其漏,然此事体大,非遍巡全地,集名人文字,延以日月,多其友朋及舟车之用,卒不可成功,以故言而未行者久之。光绪戊子秋试,仍刖卧于家,思先志其小,消磨无聊之晷(下缺)”。
按作者黄师升,号亘云氏,上径人,居城内石狮巷,父黄金山(字项士)为同治进士,其兄弟师乾、师晋均举人出身,而师升补廪生后未再应试,专心著述。从序中可知,师升有感于福清邑志之疵,曾与其三兄(师乾)有改编邑志之议,唯因条件限制而未行。光绪戊子年(1888)秋,他开始写作《玉融小纪》。但此纪终因未梓而不传。而其弟黄师晋民国初年亦曾与邑绅林兆年等人设局增修邑志,惜亦因时局动荡而未成。看来,黄氏兄弟应算是近代福清修志的有心人,在玉融修志史上亦应记上一笔,以昭来者。
3、《故乡风物志》清•涂之尧撰
此志又称《故乡风物记》,撰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内容主要叙万安城之兴建始末及千户所之军事配置等情况,志中又兼叙福清之人文历史、名胜古迹乃至于滨海人民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以及邑内水陆物产等等,与其《风物志》之名相副。此志文字简炼雅畅,颇有史料价值。俞达珠先生著《玉融古趣》书中附录此志。按涂之尧,字子是,号紫峙,东瀚万安村人,少时在万安海滨苦读,清顺治十一年(1654)由闽县县学中举,知山西石泉县。后入籍。因怀念故乡风物,故作此志。

三、山水寺庙志类

1、《瑞岩山志》元•陈英辑
瑞岩在海口,素为邑中名胜,明欧应昌之《修瑞岩山志•引》云:“顾闻岩旧有志,辑于元至正间陈积中英,至我明成化,挥使丘公宣又重梓矣。然皆蠹蚀烟销,不可复得。后得残编于镇东傅氏,阅之,乃旧时诗刻,而非所谓山志也者。因敢出其散帙,条析而论次之。”由此可见,瑞岩有志,始于元至正年间(1314-1370),纂辑者为陈英。考英字积中,海口人,洪武间成贡生,曾任昌邑知县。瑞岩石刻中,今尚存多处“里人陈积中之题刻,由欧氏之记可知,陈英之《瑞岩志》成书后曾刊行,明成化间(1465-1487),指挥使丘宣又重刻一次。但至万历时,则唯存残编。后欧志出,陈志遂不传。
2、《瑞岩山志》明•欧应昌纂
据欧氏此书“自识”可知,其书是在元•陈英山志残编基础上重修的,纂辑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该志修成后又经林朝赓、郑材、郑之良、郑谦等人的参订补葺。计四卷,内含胜迹、建置、贞珉(题刻)、沙门、艺文等志并附山图。山志编成后曾授梓,后刻本失而以抄本传。1994 年,此志收入《海口志》出版。
按欧应昌,字世叔,号莲汀居士,东瀚万安人,明万历间监生,性耽山水古迹,喜著述,与内阁首辅叶向高及邑名士林皋卿等过从甚密。
3、《福庐灵岩志》明•叶向高、曹学佺原纂福庐、灵岩两山皆在龙田境内。福庐为叶向高开辟,灵岩为万历时进士龙田人施兆昂所辟。旧传叶向高、曹学佺纂有《福庐灵岩志》(《福州府志》作《福庐山志》3 卷)。其书据载原藏厦大,已佚。民国九年(1920),福清县知事、宛平人董荣光曾主持据明刻遗编重刻一次。又一种为龙田人施醒云之抄补本二册,福建师大图书馆收藏。1995 年 8 月,龙田镇文化站将俞达珠先生搜集重编之《福庐灵岩志》排印行世。
4、《石竹山志》、《黄檗山志》清郭文祥撰清顺治八年(1651)举人、邑人严卓(字志特,知梁山县)在其《游灵石寺》诗序中云:“余束发徙三山,福唐名胜多未游,灵石其一。读郭孟履先生诗、《志》,若身游焉。先生又有石竹山、黄檗山《志》。柳州奇山水,得子厚之文益传。先生福唐之子厚也。爰言以记游。”(见清昙现等纂《灵石山寺志》卷 5)
按乾隆县志《人物志》“郭文祥”传云:“(文样)手辑《福唐风雅》、《玉融人物志》及诸名胜纪。”此“诸名胜纪”即指《灵石志》、《石竹山志》、《黄檗山志》等书。根据分析,这些名胜志因均以一人之力撰写,所以规模都不会太大。但它可说明,郭文祥除主纂康熙壬子之 12 卷本《福清县志》外,确曾另撰有灵石、石竹、黄檗等山志,且均在其纂修县志之前。由此亦可知,石竹山之有志,实自郭文祥始。惜郭志已不传于世。
5、《玉屿志》清•翁源轩纂
玉屿即江阴岛之别称。据载此志系续修前人之作,则玉屿在翁氏之前已有志,今已不可详考。《玉屿志》一名《玉屿旧志》,今残存抄本二册,为江阴严曦先生收藏。志中有关玉屿风光之诗多已刊布。源轩为江阴东山村人,万历至清顺治初在世,诸生,曾倡建“龙泊书院”等。一生以课徒为生。除续修《玉屿志》外,尚著有《江阴八景》等书。
6、《灵石寺志》清•昙现等重修
此志又名《灵石山寺志》。灵石自唐武宗时俱胝和尚开山后,蔚为法窟,主其席者,皆宗门巨匠,因此,灵石自古亦有志,只是“至明,僧徒不振,谱牒散失,无从查究”(《灵石寺志》卷 3)。灵石修志具体始于何时已不可知,当在宋元时代。迨至清康熙乙已年(1665),灵石监院僧昙现等人发起重修寺志,此即传世之 6 卷本《灵石寺志》。此志有著名高僧鼓山住持道霈及顺治六年进士邑人施起元之序。清乾隆六年(1741),灵石副寺慈修、本周、清来等人又加以重纂,这就是现在看到的 8 卷本《灵石山寺志》。另外,郭文祥别著有《灵石志》已不传,顷又闻灵石有重修寺志之议,未悉付诸实施否。
7、《黄檗寺志》明•圆悟原纂、费隐等续修
黄檗山为唐代正干禅师开辟,是玉融著名古刹,古代僧会司一度设于该寺。考黄檗之修志应于明代万历以前。据郑丽生说:“曩游是寺,得读万历刊本山志,字大刻精,是书未见著录,后留意访求,不可见矣。”(《纪念隐元禅师诞生 400 周年组诗》注)可见，万历时黄檗已刊行山志,但今可考者,则以密云圆悟(1567-1647)倡修、费隐通容续修本为最早,此本又经居士林伯春(字荩夫,明来监生)，僧行玑辑录而成。此志又名《黄檗山寺志》,成于明崇祯十年(1637),可称为崇祯本。该志成书后并未授梓,今但知其“志为一册”,篇幅 6 卷,原貌已不可窥。唯幸存崇祯丁丑(1637)县令费道用和崇祯戊寅(1638)岸先居士王志道所撰的二篇完整序文。
8、《黄檗山寺志》明•隐元纂•性幽编订
现存世的《黄檗山寺志》为 8 卷本。书首之《凡例》云:“旧志六章,今列为八”。可见,明代黄檗山旧志为 6 卷。此书各卷首均有“重兴隆琦隐元祖师原本,门弟子性幽独往等编订(续修)”字样,黄檗山志至性幽编订之后基本定型,不再增加卷数。可惜的是此次重修山志之序文,今唯存性幽所撰的一篇残缺之序,故未详具体始末。该序末署“辛卯孟夏浴佛日前三日,门弟子性幽薰沐百拜手……这里的辛卯应指顺治辛卯年(1651),即修志时间为 1651 年农历 4 月,故可称为顺治本。此次修志遇通容等续修山志 14年。
此志编订者性幽,乃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始终是一位反清义士,山志不载其生平事迹。据有关隐元弟子的资料介绍,性幽,号独往子,俗姓欧,名琪,字全甫,侯官县人,少聪颖,读书过目成诵。17 岁时,府、县试均不遂,乃自署“天下奇童欧某”,径向学使者投试,学使者奇之,试以七艺,补为弟子员冠军。性幽为人慷慨激昂,工诗而喜饮酒,以击剑弹棋自肆。南明隆武朝灭亡后,他与同色人齐巽、江不空(亦曾为僧)起兵抗清,兵败,齐,江殉难。他变姓名入广东削发为僧。顺治辛卯年(1651)始师事隐元,襄编寺志,其后,性幽仍参与抗清活动,不知所终。性幽与隐元关系甚为密切。
9、《黄檗山续志》清•释清馥等续修。
据清道光甲申年(1824)黄檗寺僧达光道暹《黄檗重修寺志•序》及黄檗住持了馨清馥的《黄檗山续志•序》载,黄檗自隐元所修之志刊刻 170多年后“未有嗣续”,而旧志“版图残缺,简牍消灭”,于是,住山僧在道暹,清馥的倡导下,“共襄其事,重辑纂修”,成为《黄檗山续志》,此志后由监寺道昱等人校刊行世,可称为道光甲申本。此志比性幽前志,增补了不少诗文作品,这就是《序》中说的“集群彦之诗词作为冠篇。”山志中隐元、性幽及雍正、乾隆、嘉庆时人的那些诗文,显然多是这次增补进去的。但此次修志所费时间不长,据序称是“重辑纂修,不数日而成功矣”可见,内容方面的增加,不会太多的。
10、《黄檗山寺志》清•释清馥等原本,民国刊本。
现尚存世的《黄檗山寺志》刊本为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全书 2册。这个民国铅印本各卷首除列“重修隆琦隐元祖师原本,门弟子性幽独往等编订续修”外,尚列有监寺道昱等、副寺惠秀等、同静寺宗堂等“校刊”字样,这是黄檗山志目前所见的最后一个修本。1989 年整理出版的《黄檗山寺志》即此本。这最后一个本子虽无序记等说明重修之事,但从志书内容仍可看出它较道光甲申本是又有所增补的。因为清馥、道暹续修的山志完成于道光甲申(1824),而清馥圆寂于道光七年(1827),即志书成后他尚在世数年。现在,我们在山志中却查到了达光道暹及清馥二人的生平传记,生卒年记载,显然,这不可能是他们二人续修甲申志时自己写入的,而只能是后人重刊山志时补入的。还有山志卷 8 收有清馥弟子智茂慧秀的一首诗偈,有序云:“癸未岁,张邑侯巡方省俗,驾驻檗山,见寺宇倾颓,命本师通馨(清馥)和尚募化重修,即于次年本师进方丈开法。迨丙成夏,寺方草竣,师已归西矣。
现缺主席,因而有感,爱成八韵。”可见这些篇什都是清馥重修山志以后再次补进的。我们未敢断言这些内容就是民国重印时搜辑增补的,但可以肯定,明清以来的黄檗山志在历次重刊时,内容方面是均有所增补的。

四、乡镇志类

1、《龙江特志》清•林以采撰
此书据林以采自序称名《龙江特志》,后通称《海口特志》。本志纪海口一镇之疆域形胜、山水风俗,寺庙书院及选举耆贤等等。据书首《小弁》末署时间为“顺治甲寅年桂月”,但顺治无“甲寅”年,故今人都认为应是撰于康熙甲寅年。不过笔者则发现,书中记载了不少康熙以后如雍正、乾隆、道光朝代的人物科第,其中最迟的为“清明经”“林宜翰,号墨西,光绪二十三年(1897)岁贡,就职县丞”。
因此,这部书的成书时间很值得研究。如果根据《海口特志•小弁》称,林以采与“郭莲峰先生”是“同学同社,互有切磋,迨先生登黄甲,而某落落于家”。郭莲峰即郭文祥,为崇祯九年进士,主编康熙《福清县志》,以采果与之交往,则为同时代的人,那么,此志之一些科第人物必为后人所增。总之,或以采为光绪时人,《特志•小弁》是伪造的;或以采为康熙时人,《特志》中部分内容为后人所增,两者必有一是。按此志亦已收入《海口志》出版行世。但缺少成书时间考辨。
2、《海口续志》民国•林宜恒撰
此志一名《续海口志》,一名《续修海口志》。据林宜恒自序称,书成于“中华民国乙丑年荔月”,亦即 1925 年 6 月。序中说:“民国六年(1917),邑侯荣光董君,同邑绅师晋黄君、兆年林君联合诸同人设局增修邑乘,派予为方民里采访员,意至美也。”后来修纂新县志之事天折,林氏就把搜辑的一些史志材料,编成此匕志,以补《海口特志》之未详及阙如者。
此志所收多前人篇什,也增补了一些有关当地名胜古迹,经济习俗,学校教堂等方面的新资料。但有些文章已见录于县志,只是作者为海口人就又收入此志,意义不大。今《海口志》收录的此志已予删略,这是合理的。
作者林宜恒为海口象渚楼人,一度在林氏支祠设塾课徒。民国三年(1914),他呈请改办其塾为龙江初小。民国九年,又添设了高等小学。

五、游览纪行志类

1、《白屿记》宋•翁朝宗撰
据《福清县志•文苑传》载,翁“聪敏通诗赋,尤长于序记,有《白屿记》及《潮州海阳宝寿记》为时所称”。
按“白屿”亦江阴岛别称,此记是否即明末翁㶊轩《玉屿志》所谓之“前志”,未敢断言。作者翁朝宗,字国老。江阴西山村人,无科第可考,当为布衣名士。
2、《游石竹山记》明•王世懋撰
此记收入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王奉常杂著•名山游记八种》。目录称“一卷”,其实也就是一篇。此记收入县志，改题《石竹山记》,新修《石竹山志》袭用县志之篇名。按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江苏太仓人,万历时曾任福建督学,故有机会游览石竹山。
3、《石竹山纪胜》明•施兆昂
据《福清县志•文苑传》载,施兆昂“闻佳山水辄心动,尝手辟福庐三天门及灵岩啸台,礼斗坛诸迹。邑有石竹山,何氏九仙所栖,为记其胜,累累数千言,其高怀旷朗,非人所及。”可见此纪胜文可算是一篇较长的作品,惜施氏著述多已散佚。按兆昂,字颙昆,龙田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擅著述兼工书画。
4、《福庐游稿》明•曹学佺撰
此书目见于《中国禁书大观》之《清代禁书目录》,此书据查为 1 卷,刻于明崇祯年间。按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万历进士,他是叶向高的好友,曾与叶同纂《福庐山志》。今《福庐灵岩志》中尚存其诗文十多篇。
5、《灵石录》清•释道霈撰
《为霖道霈禅师还山录》卷 4 载道霈自述其著作云:“余在鼓山有《秉拂录》一卷,《鼓山录》六卷命……在温陵有《开元录》一卷,在玉融有《灵石录》一卷……道霈(1615-1702),字为霖,自号旅泊,非家叟,俗姓丁,建安(今建瓯市)人,明末清初著名高僧,长期住持福州鼓山寺,清康熙三年(1664)任福清灵石寺监寺,他除为《灵石寺志》作序外,尚著有此志。该书有存本。
6、《龙江重兴录》清•郭文祥撰
清•林以采《海口特志》“瑞峰塔”条载:“至于近塔名构及诸致,则有郭莲老别记,载《龙江重兴录》,不赘。”按郭文祥,号莲峰,故这里称郭莲老。以《特志》所记推之,郭氏此录之内容乃是记载瑞峰塔附近的一些有名建筑和风光景致的。而且当时很可能是以刻本传世的。因郭记已载,故《特志》言“不赘”录。据县志载郭文祥著有“诸名胜纪”,此当亦为其中一种。

“闽变”事件人物内幕与后情

杨玉庭

1933 年 11 月 21 日,“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现叙述如下:

策划政变者,以李济琛、陈铭枢为首。以十九路军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为主。尚有失意政客黄琪翔等。李济琛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军长,与何应钦、程濳、唐生智、张发奎等齐名,他与陈铭枢先后任过广东省省政府主席。他两与蒋介石政见素来相左、李曾被蒋软禁汤山六年。陈接替李后多年、也被贬职、先后流亡香港、侍窥时机、东山再起。

十九路军前身,原是广东部队的六十师、六十一师、其师长为蒋光鼐、蔡廷锴。是李济琛一手培植的旧部。有铁脚夜眼神仙肚精悍善战铁军之称。

1927 年,中共“八一”南昌起义后,六十师、六十一师与转入东江一带活动的叶挺、贺龙两部打得火热,像拉锯式齿轮战,彼此一来一往,谁也占不了便宜。笔者少年时就曾耳闻目睹其事。

接替陈铭枢的陈济掌,担心蒋蔡两师不为已用,欲排挤之,而蒋介石则想拉笼他们,以是把蒋蔡两师拼编为“十九路军”。升蒋光鼐为指挥、蔡廷锴为军长。调离广东、驻扎上海吴淞、闸北一带。其军费原由广东负担,调离后改与南京分担。其时南京政府的经济固难, 蒋的滴系部队只有七成的军饷,因此十九路军经费在当时算是全国最充裕的部队。

日寇继 1931 年“九、一八”侵占东北四省后,次年一月二十八日,以白川大将为司令发动侵犯淞沪时,狂妄地声言:“三天内进占上海”。不料为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力支援。

蒋介石见民心沸腾,抗日气势高昂,为掩饰他不抵抗臭名,派其谪系张治中的第五军赴沪支援。(张治中有八面玲珑与各方面合得来的人物)他的支援更鼓励了十九路军将士的士气,同时也激励了第五军的斗志,两军并肩战斗,前扑后继,激战三月余。日军无法前进一步,敌酋白川狂言破产,连老命也断送沙场,复有国际舆论压力下,迫使日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双方撒出淞沪。蒋介石原来打着如意算盘,命令十九路军转移福建休整后,择师闽北,围红军。不料十九路军只听命于李济琛,反其意而行,将全国人民捐献的巨款,向德国购买武器、装备,捐兵买马、扩充兵力,编组一支先遣部队,声言“北上抗日”支援东北义军。不料先遣部队甫入浙境,即被蒋军阻拦,折师回闽、其后即将先遣队改编为补充师。由谭启秀任师长。同时增编一个直辖指挥部的特务团,不久又增编一个特务第二团其时十九路军计有三个师、两个特务团之外,兼辖原驻福建的张贞部 52 师、刘和鼎的 36 师、芦兴邦的 42 师、声势颇壮。

在此之前、李、陈已与广东陈济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福、黄绍雄有三位一体之称)、陕西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三秘密结成讨蒋抗日救国联合阵线、编组五个方面军,以冯玉祥为第一方面军、阎锡三为第二方面军、李宗仁为第三方面军、陈济棠为第四方面军、蒋光鼐为第五方面军。其后又与红车订立“民主抗日同盟”一切部署就绪后,于 1933 年 11 月 21日,在福州宣布“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诞生。升起一颗五角黄星嵌黄边的国旗。喊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坚决抗日到底,实行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这时笔者胸前已改佩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九路军的符号)。不料仅一个星期之后,福州和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即遭蒋介石空军轰炸,并撒下传单,指谪李、陈等为叛国、反党。鼓动军士和福建人民起来造反等等。遭轰炸后第三天,我服役的特务一团第二营随总部参谋长黄强,移防驻扎厦门禾山、高崎一带。至 1934 年 1 月初,风声四起、纷传蒋介石调数十万大军包围福建。不久即见蒋军兵舰游戈海面,向我们驻地鸣炮,有勇敢的军士用机枪还击,即遭上级制止。次日全营官兵听参谋长黄强训话,他说:我们已被四面包围,进退无路,唯一的出路只有投诚接受改编,且有优厚的待遇,每一个官兵可得三个月恩饷,放假三天,不作炊事由百姓供应伙食,自由活动,准许赌博三天等语。就这样被金钱收买,厦门被解决了。七天后全营开驻金门整编为蒋鼎文的“东路讨逆军总指挥部特务团”。有不愿留的官佐,任其去职,留下来的各升一级,营长黄冠西晋升为团长。

厦门的叛变有一定影响,后来得知,六十师师长毛维寿也叛变,张贞、芦兴邦、刘和鼎也宣布拥蒋反李。两广和两西观望,红军为王明路线控制不出兵,不声极,形成内有叛乱,外无支援,四面受敌形势。李等首脑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解散“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接受改编。李等精心策划的“闽变”不到三个月就这样偃旗息鼓夭折了。苦心培植的铁军就这样解体。令人痛惜。

十九路军官兵百分之八十为厂东人,历来都有反蒋情绪不愿为蒋服役,改编后调离福建,行军时士兵纷纷逃走,有的携枪弹离开部队后,把枪弹丢给百姓,拿些钱作路费。当官的闭一眼看士兵开小差,无法制止。据说,库存福州的新购德制枪弹,整箱的投入乌龙江。其他各地的库存也分散给百姓。又如驻防古田潭启秀补充师,其中有一个团与蒋军三个师激战天三夜后撤退溃散,其武器也送给百姓。福建民间枪多就是由此而来。

十九路军指挥部参谋长黄强,后来证实他是国民党“蓝衣社”潜伏很长时间的特务份子,李、陈等的密谋早已被他密报南京。因此,蒋介石能以迅雷之势,调遣数十万大军,从容部署,收买十九路军内部叛变,策动张贞宣布反李拥蒋据说,当初五省密谋,只订成立“五省联军”,由福建发难,通电讨蒋,四省响应,以造成声势,迫蒋改组南京政府,并无与红军结盟,另立国号,撒换国旗之议。由于节外生枝,事态逆转,以致孤军无援,惨遭失败。

“间变”事件,来得突然,败得也快,其原因与内幕有关各方都不曾公开,因为它与两广两西有敏感的政治关系,故为一般人疑惑,后人颇多评论,有的认为,蒋介石当初如准许十九路军北上抗日,支援义军,不致有“闽变”发生,国家有这支善战军队抵抗日寇,无需迁都重庆,或许还可缩短八年抗战时间?这些见解实难评说。

尚幸李、陈、蒋、蔡有急流勇退之见,免遭生灵涂炭。乃不幸中之大幸。

李等及其部将戴戟,谭启秀等失败后流亡香港。一直到 1949 年 10 月1 日新中国诞生,才在天安门楼露面,李济琛还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开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颇为人们欣慰。往事已逾64 年之久,笔者写来憾慨万千,但限于水平,不够全面,不过都是笔者“三亲”的实事。如有出入望批评指正。

郑步事件忆片

林尉民

1943 年,福清发生了一件轰动闽省的事件,这就是本文所述的“郑步銮事件”。郑步銮时过半个世纪,为存史料,在政协办公室领导的支持下,遂依记忆,录述片断,不确之处,祈请指正。

一、郑步銮其人:
郑步銮系闽西永定人,中央军校毕业,后升任福建省保安处少将附员,于1943年3月下旬接任福清县长时,即穿全套少将军服,个头硕大,威风凛凛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系湖南人,而秘书长张开琏系闽西人,平常政务,可以代抵代行,所以在省政府内闽西帮势力膨胀,郑步銮就是靠如此夤缘谋得福清县长。
郑虽出身军校历任各职,然而政务不通,算是个糊涂官。是岁盛夏,旱情严重,赤地千里、田园龟裂,各村农民光头赤足,冒酷暑、敲锣鼓,直入县政府,拉郑到城隍庙祈雨。郑在宣读的祈文中,文辞怪异,词语不通,一时传为笑谈。其他不学无术之处,可想而知。

二、郑案简述
郑步銮谋任福清县长时,花了一笔钱,上任伊始,又要多方巴结上司,因此急于捞回血本,到任才三个月,贪桩枉法,无所不为,激起众怒,民怨沸腾。于是各界(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救火会)代表,联合写出控告郑步銮十大罪状(注 1),于六月初分别寄到行政院、监察院、第三战区,福建省政府,闽浙监察使等处。
这篇十大罪状全文,曾于郑步銮滥捕融报社编辑魏廷启后,刊登于1943 年 7 月 11 日《融报》、《青年报》、《海岸线》、《联合宣言》各报上,公诸于众。内容要点如下:
1、明目张胆,公开索贿:假借修缮县府“仙爷”楼为名。向官塘乾何姓两家勒捐一万元。借补税为名,屠宰业被勒去二万伍仟元……
2、勾结败类客同走私:安插爪牙在南宵等处走私,非法谋利六万元……
3、借口处罚走私,乘机勒索:当时物资缺乏,流通不畅，前任抓到一批所谓走私者,未及处理,郑步銮到任后,乘机勒索,如林阿秀亲人被索贿二万元……。
4、利用限价诈取财物,郑得到懋源号囤积生油密报后,向该号勒索去壹万捌仟元。安太、连利等商号,各被勒诈去貳万多元。安太老板娘送给郑妻四两重金镯,郑妻套在手上,高兴地说:“尺寸正好,不大不小。”
5、鬻官卖爵,中饱私囊。郑先后收高山经征处主任员额捌仟元。收高山副镇长一名员额陆仟元。还收元龙乡、后连山乡和永宾乡等员额,勒款伍仟元或陆仟元不等。
6、纵放罪犯,侵吞公款。大贪污犯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副处长阙文,经各界检举在押。他以 32 万元和 160 担大米向郑行贿,郑受贿后,纵放他逃走。此外侵吞公款十分严重,县里没收一批硝碱(制肥皂原料),拍卖款计捌万元。郑只上缴两万元,其余陆万元,悉被侵吞。渔溪赌徒聚赌,被郑破获,就在渔溪街被罚去陆万叁仟元。没有上缴,悉被侵吞。
7、浮报修缮费,掩护走私,挪用田赋代金,私设农产联营部,垄断花生油,以供销社名义经营个人生意等,举不胜举。

三、罪行暴露滥捕记者
当时日寇南侵,福清沦陷,侨汇中断。冬旱春荒,又继以风雨为灾,民生困苦,水深火热,又遭郑横征暴敛,怨声载道矛盾日益尖锐,随时可以暴发。1943 年 7 月 10 日清晨,鱼街旺巷口恒安中药铺门前的电杆上,捆着一个草人,草人胸写着“枪决贪官郑××”,说明了民众对他的痛恨。
融报是日撰文由副编辑魏廷启赶写题为“枪决稻草人”内容提到贪官罪行。郑步銮午宴后回县府看到融报这则短文老羞成怒,暴躁已极,命动员会秘书卢敷带了护兵到融报抓人。当时只有魏廷启一人在社被抓。郑在县长室,怒气冲冲地审问。
郑:副刊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魏:报刊编辑有责任为作者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你!
郑:只要你写悔过书,就放你出去。
魏:没有过失,何以悔过!
郑见问不出名堂,命令推出暂押。融报社社长闻知编辑被抓,立即会同县党部书记,派人交涉要求放人,郑置之不理。各界也极为愤慨,决定翌日罢市,以示声援。
当晚八时,融报编辑林尉民、青年报编辑方瑜庄,“海岸线”编辑李宏猷在青年报编辑部会商明日发表联合宣言,由方瑜庄执笔,写出《为福清县长郑步銮,摧残舆论滥捕记者联合宣言》及发表短论一篇《诛郑步銮》。第二、三版全文载“各界控告郑步銮贪污枉法十大罪状”。晚十二时文稿由林尉民拿回融报印刷厂准备排版。经过县坪前,被哨兵拦住。原来县党部为防备郑步銮再来抓人,外传召集武装五百人进城。为防不测、驻军进行宵禁。
当时由哨兵同林尉民至后埔街杨厝祠见到团长,说明原因,团长说为了维持治安,保持中立。命哨兵,护送林至融报印刷厂。
第二天融报发行,群众知晓郑之贪污枉法详情,对郑益加愤怒。
郑也于第二天,再度对魏谈话,这时态度有所缓和。
郑:我看你年青有为,融报没有经费,前途不大。你来我县政府主编报纸,保你前途无量。
魏:人各有志,我怎么会跟贪官同流合污!
郑拍案而起: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按战时勘乱法,你诬蔑长官,煽动群众属异党分子。给我拖出枪毙。当即有两个卫兵,一个提卜壳枪,一个用布条将他眼睛蒙住,威协要押到刑场执行。然后转来转去,走了几圈见无效果,再令回押。
第三天晚上,县警察局长突然来县党部,出示郑的手令,通知他们于明早将魏解省。但据警察局长云:外间纷传,要拦途劫犯。不能轻举妄动?同时又慑于地方民众威力,于是解省一着暂缓下来。但郑仍不甘心,还在想办法,以种种罪名加陷于魏。

四、郑案结局
自发生郑滥捕记者魏廷启后,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救火会负责人,齐集县党部,分别以同盟会元老、立法委员郑忾辰老先生个人名义,急电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请求立即查办郑步銮贪污枉法并立即释放魏廷启,同时急电旅永安同乡俞兆兴,他与桂系有关系,曾任安徽省亳县县长,回闽后,由刘建绪任命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科长。叶培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审,后来任永太县长。陈世耀:福建省社会处合作事业科科长。由他们通过有关方面,主要是省政府委员朱玖莹(后任建设厅厅长),是前清廪生,曾任中学教员,为刘建绪的师辈,受到刘的尊重。当刘建绪见到各团体联合文电后十分生气说:“岂容贪婪横行。”当即批示派朱玖莹委员前往调查。于是朱于 14 日离永安到福州,15 日经坑田至福清,为时只五天,可谓处理迅速。
郑得到消息,派出人马到坑田迎接朱玖莹一行五人,企图请进县政府说情,施以包围。朱已预先得到俞兆兴等在永安报告,决定住党员招待所,16 日同随行人员进入县政府调查案情。
查出修缮“仙爷楼”系由公款拨出六千元,决定勒索官塘乾何氏两家,各一万元贪污属实。查出拍卖硝碱系捌万元,而只入帐二万元,贪污六万元属实,旋即在党员招待所会客厅,会见各界代表及受害人。大家纷纷陈述情况,指证被害事实。朱细心倾听,随员一一记录。认为案情已经了然,遂于翌日(17 日)离融复命,不久省政府明令将郑步銮撤职查办,派朱××接任县长。
郑步銮从接任县长至被撒职查办前后,不及四个整月,可谓短命县长。
郑看到朱玖莹一行动静,知道事情糟了,无可挽回,乃作脱逃计。收拾赃物十余担,派爪牙动员会秘书卢敷,于 18 日护送妻子先行离榕,自已也于次日凌晨潜逃,到坑田时尚未满潮,强令开船,因恐福清来追也。
福清各界又急电福建省政府,报告郑潜逃,请求通缉。过几天省政府发出通缉令,新任县长派出本地籍侦缉员二人,到福州侦缉。传闻郑匿居在福州虎标永安堂及南门城边街园乡处。
当时福州属前线,宪兵团随省政府迁到永安,福州只留一连队,掌管军风纪。而队长是福清人陈绍璟,于是请他派出密探,根据通缉令,随时可以逮捕郑步銮,抓到郑步銮关进宪兵队。由于郑的同乡的活动,由省保安处来电要求移交解送。陈恐其中途做脚手,予以拒绝,由宪兵队派员解送到三元军法处归案后,由于闽西帮派活动,以保外就医为名,保释出外。
郑仍不甘心,去重庆活动。国民党中央集会时,潜入会场,散发传单,声明自己“含冤受屈”。并控告福清县党部林某,阻挠政令等等。戴季陶(考试院院长)看了传单,责问刘建绪:“福建对一个小小县长的案件,为什么也不能办好?”刘受责很不愉快,回闽后下令将郑重新逮捕,经过审判,予以枪毙。
郑步銮事件发生之后,有人说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有人说是福清民众利用新闻舆论抗除暴政的一次成功表现,还有其他评论的,但是不管怎样,把这一段史料保存下来,对于后来者会有一点教益。

三一教在福清

余长通

若将我国传统文化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道、儒、释三家便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元素。所谓儒家,指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学术派别,道家则指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儒家和道家都是作为别一宗的学术派别而出现的,不过无论就其思想体系的博达来说,还是就其现实影响的深广而言,儒道两家在当时都可谓“显学”。

那么,儒家和道家各自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儒家思想的特质即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内进行身心道德的修养,以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对外推行“仁政”,以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从正面担当了中国历史的伦理、政治的责任。道家虽然也有入世,理政、治民的思想和抱负,然而却站在儒家的对立面,采取“无为而治”的方略。因此,道家主要从负面充当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批判的角色。总之,儒家和道家孕育、发展于中华文化的母体,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滔滔大河。必须指出的是,道家和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道家哲学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因此,从精神气质上说,道教与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汉魏以降,西域佛教涌入中土。佛教认为宇宙人生都不过是刹那生灭的现象,一切存在没有固定的本性,人生是苦难的聚集,只有爱欲绝灭,烦恼断除,到达清凉、寂静、自由自在的“彼岸世界”才可得解脱,免受轮回之苦。显然,佛家的义理与儒道的精神是有甚契合的,一种外来的文化要立足,就必须迎合本土原有的“定势”,而在佛家的义理中,恰恰也有着与儒道相通的文化因子。例如,佛家提倡“普渡众生”善行,举行“积极为人”的准则,就同儒家倡导的“仁义”、“忠恕”相似。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初,极力伸张了与儒、道相契合的一面,因而得以共存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格局。

综上所述,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儒、道、佛三家的融通,调和成了强劲的时代潮流。而恰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三教合一论由来已有,也不乏其人,但其理论大多只是片言只语。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则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三教合论的倡导研究上,他为了宣明三教合一之宗旨,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苦心创立几十年,著书立说万余言,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魏晋以后三教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

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

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常明先生,混虚氏,无始氏等,门徒称之三教先生,林三教,三一教主,晚年又称夏午尼氏道统中三一教度世大宗师。他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享年八十二岁。福建省莆田人,出身于世宦之家。莆田林氏在福建是十分显赫的望族。始祖林颖随晋中宗过三江入闽,为闽南始祖。颖公裔孙于隋初迁往莆田北螺村,传至唐朝林披时,迁居莆田澄渚村。林披字茂则,幻聪慧,过目成朗,年 15 写六经,年 20 以经业擢弟,授监汀州郡,历惠州、睦州刺史。娶妻妾三人,生九子:长子林苇,唐德宗建中初明经及弟,授瑞州刺史;次子林藻,贞元七年进士,宫殿中待御史;三子林著,贞元六年明经及第,授横州刺史;四子林荐,贞元十二年进士,授韶州刺史;五子林晔,明经擢第,授通州刺史;六子林蕴,贞元四年明经及第,终邵州刺史;七子林蒙,终循州刺史;八子林迈,明经及第,迁雷州刺史;九子林蔇,明经擢弟,迁福唐刺史;故谓“九牧林氏”

①。林兆恩为瑞州刺史林苇之后的第七世,世代居住在莆田城东的赤柱巷。其祖辈、父辈及兄弟辈,三代又有进士九人这样一个以书香门第为荣的子弟,他 6 岁入小学,显得愚钝,“每读书数行,须数十遍方能认识”②,16 岁“文窍始通,下笔如流,撰博士家言,词锋景煌”③,18 岁时,督学潘公潢阅兆恩的卷子,评为“见理之文”,“拨置为高等礼邑弟子员”④。自此后,林兆恩连续又三次参加省试,但均名落孙山,没有考上,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时的林兆恩,对走考试中举,荣宗耀祖的道路,灰心如土。

明代,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政坛风云变幻,宗教信仰也在发生变化。有些宗教随着旧的社会解体而消失,有的宗教随着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而兴盛。嘉靖二十五年(1546)即林兆恩 30 岁那年省试不第,他从此放弃了科考求取功名的道路,而专心寻师访道,遍叩儒、道、释三门。在广泛接触三教九流的过程中,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得遇明师,授以真诀”⑤开始创立三一教,公开倡导三教合一而招收门徒。至嘉靖三十二年(1533),追随者已数十人。嘉靖三十七年,林兆恩在莆田东岩山学孔堂讲道传经，三一教的影响逐渐扩大,“时远近闻风求拜者,蒸蒸云集”。从此后,林兆恩决意终身从事于倡导三一教的活动。

应当指出的是,林兆恩在初创三一教时,还采取了以“艮背心法”亦称“九序心法”为人治病的手段吸引群众的信仰。什么是“九序心法”?

九序心法具有祛病延年的功能。是创始者林兆恩修身养性之法。它内容一是:“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二是:“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极”。三是:“通关,支窍光达以炼形”。四是:“安土敦仁,以结阳丹”。五是:“采取天地,以收药物”。六是:“凝神气质,以媾阳丹”。七是:“脱离生死,以身天地”。八是:“超出天地,以身太虚”。九是:“虚空粉碎,心证极则”⑥。“九序心法”就是由这九个逐渐深化修持的程序而组成,这九个程序又围绕着“心”这一本体展开,故名“九序心法”或“九序”。一直流传至今。

九序心法在三一教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立本,入门,极则的内心修持工夫具体化和步骤化。“在传授九序心法之前,要求门徒以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践为立本工夫,先尽人道,再求修圣登真,类似于道教内丹法的“筑基阶段’。尔后才授于九序心法,从一序至九序吸收了儒家的志一动气的原理,运用佛教的“观想”方法,全面继承道教内丹家的以神为用,养神炼精,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理论,顺序渐进”⑦。同时三一教的教规明确规定,九序心法不能泄露给教外之人,只能在三一教内互相传授。

林光恩创立的九序心法为人治病是有传统医学基础的,它包含着科学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在缺医少药的当时,确实能收到祛病健身功效,特别是“艮背心法”简单易行,深受人们、尤其是无力问医的贫苦百姓欢迎的,这样促进了三一教的对外传播和迅速发展。

三一教的传人

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它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与人类文明史同步进行,它的影响所及遍布全国及东南亚各地。

信仰和民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人们文化生活的浅深各个层次,它既是历史形成的,同时又是历史需要的。在那灾难深重的封建社会里,受苦受难的小民百姓的出路在哪里呢?宗教告诉人们:信仰上帝,积修来世,死后灵魂升入“天国”极乐世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任何出路,人为宗教“指点迷津”,人们有了慰籍。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值“嘉靖壬午,浙寇既猖,闽壤为震”⑧。“闽八郡东南衽海,外控于倭,福清滨海为邑,舟上下广渐,群不逞倭之出没,固要害之地也”⑨。嘉靖年间,倭患最为严重,经常骚扰福建沿海,福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仅嘉靖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1546—1564),倭寇入侵福清就多达 14 次,倭寇每次攻城屠戳民众,焚烧民房,强暴妇女,民生之恶,罄竹难书。还有惨无人道的暴政,加之瘟疫盛行,人多病殁,死者相枕,白骨遍野,触目惊心。人们在如此深重的灾难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对现实失去了希望,只好求助于神灵的庇护,依附于超自然的力量,追求精神上的安慰,而摆脱绝境,这是三一教传入福清的历史背景。

林兆恩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在其传统的孝友仁义的家风熏陶下,从小就乐善好施。此时他除招收门徒,倡导三教合一论外,大力协助官方抵御倭宼,变卖实田产恤民还卷,施棺收埋尸体,募建寺观,修葺桥塔。林兆恩能毁家纾难,赈民救灾,百姓对于林兆恩的义举无不交口称赞,深得人心。同时,林兆恩创办的三一教又以“艮背心法”为人治病,三一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在人民需要救世主时,林兆恩便挺身而出。同时,林兆恩提倡门徒之间人人平等,要求门徒患难相帮,同舟共济,这些主张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是有具大的吸引力。这更吸引了不少群众的信仰。嘉靖四十五年后,三一教招收门徒的标准大大放宽,下层群众如农民、小商贩、手工业者、跑江湖的自由职业者、渔民和码头苦力、僧道均可参加。此时,林兆恩的活动场所虽均在莆田、仙游一带。然而我市新厝桥尾地方与莆田仅一水之隔,据《林子本行实灵》载,明万历戊戍年(1598),林兆恩指派门贤闽清人王兴同福清人林则勃、林则育、林则志等到上泽(泽字误,应为上洋)埔创建三一教,传播三一教,这是林兆恩在世时除了金陵和仙游、福清各一座外,其余均集中在莆田。由于地域上的关系,桥尾与莆田江口相邻,居民多讲莆田话,容易勾通,三一教就这样传入了福清。至明末清初,“达到鼎盛”,“从者云集”。

目前,属于尚阳书院的三一教教徒有 878 人,主要分布在新厝的桥尾、钟前等村,但更多的仍属莆田江口一带民众。

三一教的活动场所一尚阳书院

明万历二十六年,林兆恩指派门徒在福清桥尾创建三教堂,当时的匾额名称,无从查考。但据史料,多称三教祠,三教堂、三教祠堂等。到了清康、乾年间,清廷多次谕令地方大臣严厉禁止“邪教”,三一教也在打击之例。因避其祸,当时有些祠堂改名文昌阁或玉皇殿。还有些祠堂改名为书院,才得以保存。因此,当时人们把上洋雅称为尚阳,用“尚阳书院”这个名称,是否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还有待考证。

尚阳书院座落在新厝镇桥尾村(旧日地名为上洋埔),走进寺院里,既有儒学之持重,又有道家之清高,还有佛门之出尘,充分体现了儒道释三教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滲透,互相吸收的“三教合一”氛围。书院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清嘉庆已亥年(1815),莆田江口锦江前会村董应阶捐资重修。民国乙卯年(1915)由莆田江口善官人士蔡臣权,张琴等信士倡募,在原书院后又兴建《集草楼》。1990 年由港澳台三胞以及旅外华侨和福、莆、仙各村的善男信女又在《集草楼》前凌空而起,盖了一座以信徒尊称林兆恩为“夏午尼氏”的《夏午亭》。所谓“夏午”,夏者,大也;午者,正也。言今纲维午运,林夫子应运而生,倡明三氏大中至正之道而一之者,教之所由始也。“尼”者是模仿孔子字仲尼、老子字清尼,释迦字弁尼而言。⑩夏午亭为单檐庑殿式屋顶,出檐深广,屋顶脊兽,全由黄绿色琉璃瓦组成,正脊两端各塑雄狮戏球,中间起盖一座三级宝塔,更为书院增添了壮丽气派。

尚阳书院,前后三座,殿宇多为明清以来所建,总计有五十多间,规模可谓恢宏矣,沿中轴线由南往北,逐层递高。

第一殿。第一殿出檐斗拱形制古朴,虽经多次修茸,仍保留明代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形制归整。殿前门上匾额“尚阳书院”,系莆田末科翰林张瑟所书。大门两则有幅楹联“尚阳传经传道德,书院真经真文章”。厅堂祀奉三一教教主林兆恩,殿面横宽三间,进深四间,中间佛坛阁子里塑有林兆恩金身坐像,形体丰满,线条流畅,色彩辉煌,面目清润。有一幅楹联写着“功圆行满号称三教先生,耳大乳垂宛似一尊弥勒”。殿内两侧供奉桥尾地头神衹,左间为“尚阳宫文武烈圣”,右间为“水兴社文武烈圣”。殿前左“云坛元师”,右为“关圣帝君”。所塑也都造型生动,各有姿态。殿堂前间梁上悬挂着民国国府主席林森题赠的匾额《函三超一》。两旁墙上描绘了 40 多幅神化林兆恩一生的彩绘,其中有把林兆恩出生于正德十二年丁丑说是应证了“丁丑之岁,弥勒下生”的古谶。其母李氏是“梦丹轮明月飞入帐中,遂怀孕”。林兆恩出生之际,“人见李氏的房屋,祥光烛天,异香袭人”。又如鼓吹林兆恩创立三一教,除了“得遇明师,授以真诀”外,“复得孔子仲尼氏梦中授以《鲁论》微旨,老子清尼氏通之以玄,释迦弁尼氏悟之以空,而教主始言三教”。壁画把林兆恩描绘成一个能超度鬼神,解冤释结,书符驱魇,法力无边的神仙。林兆恩的坐像前隔板上书写着三一教主《夏午尼经训》敬、听、戒、勉的经训,现抄录如下:

敬敬敬。心为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对越在天不少为也。敬敬敬,出门使民,当主一而无适,尸坐齐立,惟俨然而若思。

敬敬敬,仁帷生道,诚乃实理,而敬则生道不息,实理无亏,令人常自惶惶而不放逸也。敬敬敬,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听听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于孝。听听听,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故人之罪莫大于不孝。听听听,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胥远绝,以乖我兄弟之情。听听听,家人睽必起于妇女,毋用妇人之言,以间我一家和好。听听听。

戒戒戒。你毋以强而凌弱,尔毋以富而欺贫,尔毋以公而济私,尔毋以刻薄而伤邪道,尔毋以少壮而侮老成人。戒戒戒,尔毋好斗而健讼,尔毋酗酒而喜赌,尔毋妒贤而嫉能,尔毋面是背非而存诈, 尔毋利己害人而占便宜。戒戒戒。

勉勉勉。尔有父母,当知所以孝敬而承顺。尔有兄弟,当知所以友于而克恭。尔有子孙,当知所以提携而教训。勉勉勉,尔为士者,当知进德而修业。尔为农者,当知所以服田而力穑。尔为工者商者、当知所以居肆而服贾。勉勉勉。

第二殿。从第一殿后门拾级而上,经《夏午亭》即为集草楼殿,第二殿为上下楼建筑,楼下为传经场所,楼上眉额《集草楼》,中间为正殿,两旁为厢房,民国八年(1919)和 1981 年做过两次较大的修葺。殿前有幅楹联:董圣各处能继三传,莆阳两郡全皈一贯”。所以,第二殿系祀奉三教的三传弟子董史。

董史(1624 一康熙年间),字直庵,福建莆田尚阳人,秀才出身,中年放弃举子业,拜陈衷瑜为师,顺治十二年(1655)奉陈衷瑜遗命主持三一教门,时称三教三传弟子,殿堂上有一楹联“道明一贯继往开来,教合三氏归儒宗孔;道明一贯万古春风,教合三氏大明夏日”。右侧厢房供奉佛教护法神韦驮。

韦驮,是佛国中的“神行太保”,以善走如飞著称。这尊护法神已被彻底汉化,手执武器瞪着双目,造型优美,做工精致,成为地道的中国武将。 ⑫殿堂右侧供奉道教护法神关羽。

关羽,三国时蜀国大将,俗称“关公”。自宋以降,声威大震。宋封其为“义勇武安王”,明朝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道关圣大帝”。 ⑬神龛上的关公塑像身着绣龙刺风战袍,端坐在太师椅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佛道两家都争夺其为护法神,在这里以道教的护法神出现。

大殿两旁壁上彩绘“二十四孝”图,工艺精湛,人物栩栩, 唯妙维肖。有一幅楹联“和平养无限天机,作事当思及利人;忠厚留有余地步,修身定为名传世”。

《集草楼》的后面是 1990 年建筑的“三教殿”,殿堂横宽三间,中间为主殿,高大敞亮,金碧辉煌,供奉儒道释创始人。正中莲花坐上是佛国第一大神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中国的孔子同时。释迦,是个部落的名称,意思是“能”。“牟尼”的意思是“仁”、“寂”等,合起来则是“能仁”、“能寂”也可理解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姓乔答摩,名悉达多。称“释迦牟尼”,据说,他在 29 岁的时候,既通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也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以及梵天创世的说教,于是出家修道,苦修二年,形容瘦削,后在菩提树下思索七七四十九日,悟出了世间无常和缘起诸理,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游历四方,导化众生,获得众多信徒被尊为“佛陀”。他的弟子把他的教法编为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释迦牟尼就被奉为佛教佛祖。 ⑬,仿佛正在给人们说法 塑像两眼向前凝视 ,造型生动,塑雕精致,肃穆之中又有亲切之感。

释迦牟尼东侧,是供奉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孔子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初为委吏和乘田等职,后周游列国,聚徒讲学,曾任鲁国司寇,并撮行相。他的思想包容天地,孔子的人生与时俱进。儒家的治政原则是以仁为本,以礼治国。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爱”、“汛爱众” ⑭。 在这个总纲领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力量的作用,认为君轻民贵,君为舟,民为水,要体己惜人,施惠于民。儒家还要求统治者为政清廉,与民同乐,以礼让治国,对民众要讲信礼,是待人接物的灵慧;忠则无欺,思则平安。孔子,是中国第一哲人,他的学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灵魂。 ⑮释迦弁尼西侧,是供奉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道教的创造人,后被道教奉为最高神三清之一——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子。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作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学问很大。据《史记》记载,老子在周朝呆了一段时间,因看到周室日趋衰微,逐弃官而去。至函谷关,关令尹喜强留老子,使著书五千余言,这就是后世流传的《道德经》。老子从此出关而去。不知所终。他用“道”来说明万物的演变,否定神造世界。“道”有“独立改,周行不殆”的永恒性,认为一切事物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无是更基本的。汉代以后,关于老子的身世越传越神,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道教,为与佛教抗衡,抬出老子为祖师爷,并尊其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历史上的老子由人成神后,道书说他在遥远的不可想象的年代里,经过许多个81万亿81万岁,托胎于玄妙玉女体内,怀孕 81 年之久,从左胁而生,因怀孕太久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称“老子”。 ⑯道教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也利用了老子学说中“道”与“自然天为”、“长生之说”等内容加以引伸附会,把“道”作为根本的信仰和制订教理教义的根据,尊老子为教祖。

老子的西侧供奉卓晚春(真人),卓晚春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卓晚春,莆田人,生于嘉靖间,自号无仙子,亦曰上阳子,人呼为小仙。他具有超验的神奇异能,幼孤行乞,八岁善算筹,指掌上虽千万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 ⑰留下了许多神迹和预言,被视为活神仙,至今莆仙一带仍流传着他的许多神话传说。林兆恩与卓晚春的交游开始于嘉靖二十年,林兆恩后来宣称“得遇明师,授以真诀”,走上了倡导三教合一的思想道路。后来林兆恩的门徒均把卓晚春视为“真人”来奉祀。

老子的东侧,是供奉众所周知,佛国众菩萨的首席观世音。

佛坛两侧有一幅楹联:“儒道释经书传天下;福莆仙教法化人间”。大殿两旁又有一幅:“尚香瑞气焚不断,阳德祥光照无边”。

三一教的教规教仪

由于三一教曾被清政府取缔,只能在民间流传,所以分裂出许多教派,主要有两种,一是悟本派,一是函三派。后又分裂出“祖祠派”、“明夏派”、“三一派”、“朱教”、“张教”、“卢教”等不同宗派,他们均有自家的教规、教仪,“尚阳祠”属于“函三派”。

(一)入教教仪:

入教者必须要有一名三一教徒介绍,经掌教师同意后,选择吉日在尚阳书院教堂内举行入教仪式。入教者须当空焚烧一张“入门启章”,后由主持入教仪式的掌教师面授艮背心法。同时授予“周天心法”,并告之《周天旋转乾坤秘诀》,《秘诀》是:

先天一气,原是虚无,初生太极,始定乾坤。

盘古首出,万象森罗,三皇继治,五帝相承,

创造俱备,礼乐由兴。禹汤文武,相继以承,

受天之命,除暴安民。至周大盛,道极彰明,

天生三氏,设教度人。仲尼祖述,惟一推精,

万世永赖,治乱兴平,君臣以义,父子以仁。

大明正德,道又重兴。月轮飞帐,三氏倡明。

归儒宗孔,人道永成。纲常立本,顿悟天真

存心养性,金铁混成。光明圆满,六虚贯盈。

男女信徒的“入门启章”内容有所区别。男的“入门启章”全文转录如下:

门下生某谨筮日齐沐介贽,启受三教先生心教,于是始知吾性之善即孔子,敢不战兢惕厉,凤夜奉行。誓发一性之识,学不至于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训,以三纲五常为日用,人孝出悌为实履,士农工商为常业,修之于家,行之于天下,以为明体适用之学也。至于义利之辩,不可不明也。沉湎之凶,不可不戒也。方刚之气,不可不创也。嗣续纲常,因于人为最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惩也。如或败纲乱常、不忠不孝、不士不家、不工不商、义利之辩、有所未明、沉湎之凶、有所未戒,方刚之气,有所未创,淫邪之僻,有所未惩,即是孔子罪人,将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为此肃启,不胜悚僳之至。

门下生某启受心教,既勤而行之矣。复自誓愿,自今以始,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讪谤圣贤,侵凌道德,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用妻妾语,违父母训。轻慢生灵,违逆上命。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分外营求。好侵好奇,凌孤逼寡。□□□□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乘威迫协。纵暴刹伤,受恩不感,危人自安,压良为贱。谩蓦愚人,好人之私,蔽人之善。弃法受赂,贬正诽贤。嫁祸卖恶,包貯险心。助人为非,毁人称直。自咒咒他,左道惑众。貌慈心毒,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行多隐僻。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刑。如是等罪,有一于此,便非人类。自今以始,敢不痛自惕厉,自创自惩。谨此肃启,不胜悚僳之至。

附启:

一、自愿日搜已过,痛自忏悔。某尝窃闻之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某亦众生也,而生平之所举止动念,乌行无罪,或为不善于明,而明为人之所非，或为不善于幽,而幽为鬼神之所遣,自今伊始,誓将以前日所为不足之事,自怨自艾,志心忏悔,更不敢有一毫自昧之心,如有不搜已过,不自忏悔,抑或忏之于前,而不悔之于后,即是获罪于天,惟天鉴之;

二、自愿诸凡所授心教,惟当勤而行之。所示明训,惟当遵而守之,哲发一念之诚,真有若上帝之临妆,更不敢稍违于终食,少离于斯须也。

女门徒的“入门启章”是:

三教门人率道徒女某,谨斋介贽,启领圣门传授心法。于是始知人性本善,敢不旦明惕励,誓发一念之诚,以求复其性乎?又敢不属守妇箴,以求副四德三从之教乎?自今以往,谨遵懿训,孝翁姑,和妯娌,洽邻里,宜家室。凡闺阃当行之道,必懔懔然佩服不忘也。至于妒忌之心,不敢不戒也;惨毒之念,不敢不惩也;淫乱之思,不敢不防也,针黹之功,不敢不勤也。如或不孝不顺,不和不正,不憨不贞,即是败纲乱常之妇。岂非背圣人之教,有愧于闺房哉?为此肃启,不胜悚恐之至。

附启:

一、自愿诸凡所授心法,惟当勤而行之。所示明训,惟当遵而守之。誓发一念之诚,真若有上帝之临汝,更不敢稍违于终食,少离于斯须;

一、自愿日搜已过,痛自忏悔;如有不遵明训,即是得罪于天,惟天鉴之。

一、每日持迁斋一餐

一、平常须戒杀生

一、不许败乱教门道规

一、不许忘师背祖 ⑲

焚烧“入门启章”后,掌教师宣读“入门须知”。全文如下:

我之法门,小而试之,可以去病养身;大而用之,可以成圣成仙成佛。此法门工夫,非眼能见,非耳能听,亦非空谈说怪,亦非定人生死,亦非判人吉因。只要求心身性命之学,作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真门弟子也。听之!听之! ⑳

(二)入教规则:

一、入门者以伦纪无亏,品行端正者,方为合格。二、入门者须得同门三人以上介绍,必经掌教师认可,亦得焚启告天。三、入门者须就自己心病上,先呈《誓戒启章》,然后筮日斋沐介贽,行入门仪式。四、入门者于焚启告天后,宜恪恭静听掌教宣讲入门规则及存养省察工夫。五、入门者对于度世大宗师行九叩首礼,对于掌教行三揖礼。六、入门者需遵守入教规则,如有不正当之行为,介绍人应尽规劝之道,倘不悛改,即行斥退。21 第四条中提到的《誓戒启章》转录如下:

具誓戒启章某境社弟子某诚惶诚恐,焚香百拜，为吁慈恩准誓戒事,言念某性质未纯,致多过失,兹蒙收录,感激弥深,誓愿自今以往痛改前非,力持善念,谨呈智戒条章,伏望三教度世大宗师、行教大宗师、陈大仙师,胡大仙师、赵大执法,黄大执法俯垂洞鉴。

以上共有 6 条,不敢一毫疏忽,如有违背,惟神鉴之,为此具启,不胜悚栗之至。22

(三)入教教规：

悟本派制定“卫道团规则”七条,函三最初承袭悟本教规,到了民国三年以战示形式发布函堂三堂规六条,民国八年又以乩示“洗心会会规”11条,翌年制定“函三堂规程”15 条,到了民国十五年,又以乩示发布堂规 12条,归纳起采用以下 10 条。

1、以继承龙江之道脉,以宗孔归儒,辟邪显正为宗旨;2、凡入本教者,以涵养本源,变化气质为先,而普度众生,明经阐教次之,至于济人利物又其次也。如有违背宗旨,与众共弃之;3、凡同门者谊同兄弟,务宜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扶持,肝胆相照应。毋尔诈而我虞,毋凶终而隙未。如有口是心非,与众共弃之;4、本教专以劝人为善,发扬圣教为多,至于有关黔陟理乱之事概不与闻,不许空谈时事,不许言人是非及秽亵事。如有违背宗旨,与众共弃之;

5、每月朔日须将一月内之行踪加以辩别,何事为功?何事为过?例而缕释之,呈明大仙师静候察核;

6、早晚诵念《林子明性真言》,朔望日加诵《性灵经》一篇,存卑养时间以于午卯酉时为率至少亦必卯酉二时。

7、不许毫无心得而高言玄机,不许对外泄露《九序心法》,不许无故聚饮,不许以卑愈尊,以少凌长。

8、凡遇集会之期,不得散处闲谈,宜齐集一处,随意取经书一部,互相讲解,或呈诗章,或呈心得之语,各录于籍,以考证吾身之进境为何。静坐期间,宜留心存养,不得临时逃避。掌教及辅教,监视宜随时稽查,列表报告,以凭处分。掌教,辅翼,监视为全堂之表率,宜严自修省,若有犯规情事,加等坐罪。

9、凡属慈善事业,见闻所及,务须同心协力,赞助实行, 不得始勤终怠。各堂收支款项,年终公诸于众。

10、门人凡遇冠婚丧祭及庆吊事,要在秉礼而行,不得过于繁衍,以节费用免酬劳为佳。21

三一教还把林兆恩的“敬辞”、“听辞”、“戒辞”、“勉辞”和“五切不可示戒诸生”作为教规公诸于众。敬、听、戒、勉

如前所说,“五切不可示戒诸生”是:

一、切不可为古先圣人之言,以济其私;

二、切不可流于荒唐枯槁,以断弃纲堂;

三、切不可以讲学为名,结交贵显者流;

四、切不可谈及理乱黔陟,言人阴私之事;

五、为学之序,切不可不知立本而遽用入门之功,不知入门而遽谈极则之大……。22

后来林兆恩的一传弟子卢文辉吸取了宗教的各种教规和戒律。并加以改造发展,编著了《龙华三会忏文》共 20 则,提出一整套清规戒律:1、的无窜等(先立本、次入门、终报则、不得超级窜等);2、无悖乱(要忠孝仁义,不得谋反作乱);3、无偏向(要内外兼修,周旋于人伦日用之间,不得弃家修道);4、无残忍(以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扶贫济危,不得傲慢侵陵);5、离财色(看破名利财色,安贫乐道);6、无凶暴(去方刚之气,忍辱和光,不饮酒沉酣);7、永戒杀;8、无妄发(不得谤仙讪佛侮圣,不得瞒天昧地欺君,不得异言邪说);9、无泄漏(不得泄漏教内秘密,不得趋炎附贵);10、无机械(遵守教规,不得狡诈奸邪);11、无亵慢(不亵渎天地鬼神,坚信因果报应);12、意业断(要六根清静,修戒定慧,去贪嗔痴);14、不懈怠(勤行九序心法,时时刻刻皈依三一教主);15、永不退(持斋奉戒信念坚定不移,始终如一);16、身常住(虔诚忏悔罪过,一心向道,以求顿悟本来身);17、绝病患(荡涤心病,永断诸凡情);18、离灾难(忍受灾难考验,远离诸烦恼);19、成无漏(摆脱轮回之苦);20、宜究竟(真心学道,直至顿悟本来相,无生无不生)。

(四)、讲经仪式规划:

函三堂制定《讲经章程》共六条:一、“本堂讲经时,分东西两行依次入席,以长幼为序”。二、“本堂讲经时,由监视先请钦敬牌,向上三揖,众人皆揖”。三、“讲经时须细心静听,不得闭目假寐,亦不得交头接耳”。四、“讲经毕,然后闭目静坐,约以一勾钟为限”。五、“静坐后由监视击磬为号,全体同时起立,向上三揖,两行对揖两退”。六、“本堂讲经时期,以每月朔、望、五十等日行之,至于外出宣讲,每月一二次或三四次,其地点与时间则由掌教临时指定举行之”23

教徒每月初六书院集会,并请一有修养的教徒讲经。集会时,“务要静坐,操守心法,体会自家本来生意。不可喧哗,妄言尘事,以乱教规”。讲经前,要在三一教主塑像前供奉香、烛果、疏告,举行“谒圣仪式”,向三一教主等神像行礼,全体朗诵“三一教主训言”,即:“勿起邪心,勿为邪事。

三教先生,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谁能不死?身死心生,方为不死。”讲经时,“应肃静听宣听讲”。上午讲经结束时,全体朗诵《醒心诗》:“一气天然相终始,屈伸阖辟自无穷。徘徊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勿以穷通明出处,惟将功用论穷通。浩然充塞如无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下午继续讲经,仪式如前,只是在讲经前,增加了宣读《告天疏稿》的程序。《告天疏稿》的内容转录如下:三教门人某等谨疏:窃念臣某等叩拜三教门下,修持心法有年矣。岁月蹉跎,工夫作辍,殊无进步之机。若不严加惕励，钻志进修,则迷障何由得开,妙理何由得悟?宁不自安于下愚不肖之归耶?从今伊始,誓愿精勤大道,悔谢前愆,必使内外兼修,务求始终一致。所传心法,顷刻不忘,时与日并懋其功,月与年俱奋其力。或因事而立功,或将功以补过,成已成物,自度度人。更不敢动心于毁誉荣辱,移志于利害死生。如或外饰内诈,慕虚名而鲜实意,始勤终息,亏一篑而废半途;心性精微,即忽焉而不加修,过恶深重,又安矣而不知改,即是自暴自弃,自昧自欺,罪不可逃,责将安诿?为此具疏一纸,当空焚告,庶几瞻天知惧,以自警惕,以自勉励,求不失为三教先生门下真弟子也 24。

(五)、祭祀仪式和规则:

建醮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三一教中频繁举行,《悟本规程》中规则有二条:一、“凡遇喜庆解谢事宜,请圣及进贡仪文照旧,惟午供则改用三献礼文疏,文中须发一善愿,随人家之能力而定其誓愿之大小。”二、“凡遇报本超荐事宜,经典忏文各仍其旧,但须随其力量之大小,阴阳并施,以票报本追远之意。其设施方法随主事者之意而定,在家在堂均可,惟盖函一则可以不用,由本堂给一往生文牒,付与该亡魂收执可也。”《函三堂规程》有四条规定:一、“凡逢准诸古礼,概不蹈二氏香花陋习。”三、“祭祀时主祭一人,陪祭四人及八人,举行三献礼以肃观赡。”四、“祭祀日以严肃为主,毋得踵事增华,及演唱戏剧。”实际上,三一教的建醮仪式十分繁琐,不同的建醮活动如圣诞庆赞、忏修、清供、喜庆解谢、报本超荐、普施、开光、安庆、毕婚、召魂、拔度、修殡等等在活动时间的长短、经师人数的多寡、祭品排列,诵念什么经、前后次序如何安排等等,都有详尽规定,《三教规条》和《内科行囊》二书对此有详细记载,恕不赘述。至今莆田仙游的三一教仍经常举行,建醮活动,最隆重的莫过于农历正月十四和七月十六林兆恩的去世和诞辰纪念。建醮时间最长七天七夜,一般一天一夜,并往往伴随着演戏25。

三一教的义行赈民

三一教教主林兆恩对于社会公益事业,不但自己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赈民救灾,把自己的家产付之一空,同时提倡人人平等,要求门徒以“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扶贫济危”。林兆恩的义行,据《林子本行实录》载刘锐查勘上报的,有 13 项:(1)恤民还券;(2)建义田;(3)立社仑;(4)倡平出粜之价;(5)乡村穷民之避寇城内者,施以钱米;(6)贫穷孤寡之不能自存者,分以粥蔬;(7)惠施棺材;(8)礼助葬埋;(9)与广东兵订千金之券,城池赖以保全;(10)募兵百余人协助守城之苦;(11)捐田 30 亩为倡建戚继光生祠;(12)忿乡夫守城之苦,而酒食迭赐于中宵;(13)率门徒数十人收埋全尸者三千余身,积薪火化者二万余数,以上一切费用,皆出之于其家产,故巨万家产变卖殆尽 23。

三一教的慈善事业,一直坚持到目前,民国八年制定的函三堂规程十五条中第三条:“凡同门者谊同兄弟,务宜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扶持,肝胆相照应……”。第九条“凡属慈善事业,见闻所及,务须同心协力,赞助实行,不得始勤终怠……。”

目前,尚阳书院成立有董事会机构,来处理慈善事务,施米、施药、施棺,赈济贫苦群众的慈善活动,从不间断。每年农历 12 月 25 日“发心”一次,赈济五保户、乞丐、困难户和外来人员,每年发放白米近百担,现金万余元。其中仅莆田湄洲岛就有 23 户,列为常年救济对象。二、建立“万善同归”殡葬地,为无主残骸收拾入坟近万具。三、仅近五年来,为五保户、困难户施济棺木 36 部;施济医药费用数千元;四、支持村镇修筑海堤,修桥铺路,架设自来水等万余元;支持桥尾小学修建校舍一万五千元,兴建尚阳老人会三万元,兴建桥尾露天戏台和文体活动二万多元。

以上资金均来自海内外的善男信女输入的缘金、香金、献资等。

注释:

(1)《福清文史资料》第九期;

(2)(3)《林子本行实录》;

(4)《林子年谱》;

(5)(6)《林子三教正宗统论》;

(7)《林兆恩与三一教》;

(8)(9)乾隆版《福清县志》;

(10)《林兆恩与三一教》;

(11)《夏午尼经训》;

(12)《中国寺庙二百神》;

(13)《佛教各宗大意》;

(14)《中国百科全书》;

(15)《孔子执着的人生》;

(16)《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

(17)《福建通志》

(18)《三教规条》

(19)《儒道释夏四尼宝经》;

(20)《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附函三堂规程》;

(21)《陈子会规》;

(22)《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附函三堂规程》;

(23)《陈子会规》

(24)《林兆恩与三一教》;

林则徐晚年在福州反侵略斗争

肖忠生

1842 年 8 月 29 日,腐败的清朝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其内容有 13 款,其中包括割香港给英国就是一条。这个条约完全是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的,它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是极不平等的条约。当时在严禁鸦片和抗击英军侵略立下大功的林则徐被清政府谪戍新疆,正走在甘肃途中,他得知这种消息后,非常愤怒,便日夜为祖国的命运着想。这时,他虽然手中无权,可是反对侵略的立场更加坚定。此后,他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为巩固国防、领土完整、抗击外来侵略等而献策献力。他更加关心东南前线局势、支持制造炮船和建立水军,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1)的抗英要诀,关心西北边防建设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林则徐晚年率领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城的斗争。

林则徐晩年时期,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城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二次,第一次时间是 1844 年至 1848 年。这一次主要表现在反对英人强占乌石山积翠寺,反对英国官员在福州欺侮人,捣毁不法英商的洋行,打击鸦片贩子等。第二次时间是在 1850 年,主要表现为林则率领福州人民驱逐英传教士强居神光寺的斗争。在第一次反入城斗争时,林则徐已被流放到新疆,但他对家乡人民的抗英斗争极为关心,当北京友人王庆云向他叙述英人进居城内,以及福州人民开展反入城斗争的情况时,林则徐非常愤慨。1847 年 1 月,他致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信中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弟方思咎不遑,又曷敢过问,要之始末皆在识者胸臆间,不知来者犹可追否耳?”(2)1849 年 5 月,林则徐在昆明;致友人刘闻石的书信中也说:“福州既有他族逼处,弟若与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3)。表达了他对英人入居福州之事的忧虑,他估计自己回乡后必会“招惹事端”,得罪主张妥协的当权者。

林则徐对英人侵入福州和地方官员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1850 年 2 月,他自南昌百花洲给姚椿的信中说:“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往,尚未可知”(4)。4 月 14 日,林则徐回到福州,住在文藻山的旧居,他亲眼看到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的福州城,疮痍满目,就十分沉痛地说:“家乡江河日下,人穷不聊生,原其所由,大约有三大害:洋烟也,花会也,举商而继以捐贴也”(5)。这种疮痍满目景象,归根到底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造成的。

1850 年 6 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官、代理领事金执尔违反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擅自代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向南门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侯官县令兴廉竟加默许,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印。这等于承认英人进城居住为合法,开创了英人在五口通商口岸进城居住的先例。英人强占积翠寺和神光寺以后,侵略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拾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6)。积翠寺和神光寺均是福州的名胜之一，神光寺又是我省“生童常川读书之所”;1821,林则徐还写过一篇重修积翠寺记,称它的景色为“胜地之冠”(7)。如今家乡被英国侵略者糟蹋,人民群众抗英情绪高涨,林则徐认为“民心可用”,他首先联合志同道合的人,联名上书给福建当局,主张严厉交涉,并率领群众对英国侵略者和当局妥协投降者进行斗争。当英人居住神光寺时,林则徐即联合一批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又带头联名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畲,要求效法广州,驱除英人。在《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中,警告英国侵略者说:“查贵国人在福州通商,本应依照原约,只能寄居港口。前有领事、管事等官,入住城内乌石山之积翠寺,本地士民本不情愿,只因各宪再三劝解,谓系暂时通融,我士民厚道相待,姑看将来,不肯遽如广东众人坚持力阻。明因本地士民从前稍肯通情,有得一思二之请,是不以厚道为可感,直以厚道为可欺,岂本城数十万家之人,不能为广东人之所为乎!”(8)在林则徐的号召下,各书院肄业生童和阖省士民,也分别在城内遍贴告白、公白数十纸,坚决反对英人租住神光寺。街头上还出现“某日定取夷人首级”(9)的粘贴字条,严厉警告违约进城的英国人。这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出省阅伍尚未回,主持福建政务的徐继畲害怕与英人冲突,以各种借口,对英国侵略者主张“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10)另外,对林则徐施加压力,并下令福州府县官吏密谕各书院生童,“勿再肇衅”(11)。这样一来,不但强租神光寺居住的英国传教士和医生不肯搬走,进城的英国人反而愈来愈多,气焰也更嚣张,他们放出谣言,声称要租闽县衙门前一带民房,“欲为英吉利等国办事,将房屋作为衙门”(12)。林则徐率领福州人民的抗英斗争并不因徐继舍的阻挠而停止,泥木工人不给英人修理神光寺房屋,附近一带的居民拒绝前往听经就医,以示抗议。半月之后“该夷人寄居萧寺,房屋穿漏,不蔽风雨,医病听讲之人,亦渐渐绝迹”(13),人民的斗争使得英国侵略者在积翠寺、神光寺不得安宁,狼狈不堪。

7 月下旬,林则徐再次与绅士联名上书徐继畲,指出英国侵略者“以神光寺为效尤,以县印为借口”,企图染指福州城,且“既欲硬占强租,势必往香港请数只兵船前来福州海口,以张强梁之凶焰,而吓积却之恒情”。他呼吁于调兵演炮,招募乡民,保障省坦安全,并表示绅民愿意“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14)。这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回到福州,三书院在学生员联名赴督署具禀,强烈要求刘韵珂下令驱逐神光寺英人。但是,刘韵珂对林则徐等人的正确要求和建议又是怎样呢?他反对林则徐等人的意见,认为:“若于无事之时,将炮台之炮,日日演放,炮台之兵,纷纷调集,又或雇募水勇,购备火船,此风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15)。而且,“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狯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效法粤省,似亦疏于计矣”(16)。也就是说,他反对林则徐的备战主张,反对林则徐率领福州人民驱逐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说明他与徐继畲狼狈为奸,都是屈服于英国侵略者的妥协派。对此,林则徐等人更看清了福建当局没有什么希望,要使反入城斗争取得胜利,只有发扬国民正气来抗衡。《闽侯县志》记载,“英夷……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17)事实正是如此。

林则稌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诬蔑给予坚决回击,他联络在京的福建官吏群起而攻之。8 月 25 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上奏,直斥福州官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英人强租神光寺,不加驱逐,“咎在官不在民”(18)。9 月 4 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上奏,详述英人强租神光寺实情,并附上福州士民致徐继畲信函及致英国领事馆公启。其奏折指出:“臣细加查阅,绅民之意,大约因广东有不许入城之举,力持界限,不肯使积翠寺外再占一”(19)。9 月 6 日,湖广道御史何冠英上奏,怒斥刘韵珂、徐继畲“公然袒护(英人),将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驱逐夷人为曲,岂彼之强占反为直乎”,“不知是何居心”(20)!在章奏纷陈的情况下,道光帝不得不命令刘韵珂、徐继畲复奏实情,但他们仍不回头,在复折上还多次攻击倡议驱逐英人的“在籍绅士”,说什么:“轻听捕风捉影之谈,无事自扰”(21),“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22),“喜事沽名”(23)等等,不指名地攻击林则徐。《鸦片战争》第六册记载:“闽者士民愤怨,时林则徐家居,尤为闽大吏所忌。”(24)又据《林文忠公事略》记载:林则徐“家居倡驱夷议,大忤当事,外夷方为敛迹,而当事思中伤之。”(25)但林则徐抗英的意志更加坚强,福州人民反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情绪也更加高涨。

其次,加强闽江口的防务。林则徐在反对英国侵略者占据乌石山积翠寺和神光寺的同时,估计到敌人可能把兵舰开进海口图恫吓和骚扰。为了保卫省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他以虚弱的病躯,“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26),调查情况,规划防守策略,奏准重修闽安水门炮台、田螺湾炮台和南北岸炮台等,并新建一些炮台。据《闽县乡土志》记载:“岸上建炮台,本林文忠造,台前树竹为障,我能窥敌,敌不能窥我,真夭险也”(27)。左宗棠在《林文忠公政书》的序文中也说:“……莅公桑梓之邦,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证以是书所云,益叹公忠诚体国,独有千古。”(28)据此,可知当时福州附近各海口所建炮台,大部份是出于林则徐的规划,并把炮台建得既牢固又隐蔽。笔者多次到闽江下游两岸,考察林则徐建筑的炮台遗迹,有此亲切感受。林则徐主张设重兵于闽安镇至五虎门一带,在巡视海口时,他做了一首五虎门观海诗:“夭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29)诗的意思是:福州海口的险要是在五虎门,好似是口上的唇,闽安好似是口内的齿。防守闽海必须据险抗守。由于林则徐的筹防,五虎门一带,乡勇已经组织起来,民气十分高昂。城内水部门、东门一带,募勇操练,劲气相联。这使林则徐感到安慰。他在致苏廷玉的信中,倾述密察五虎门海口形势后的感想说:“近日密察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不能不负此险。又水部门、东门一带,劲气相联,迩日亦甚著效,此差足以慰荩怀者耳。”(30)林则徐加强闽江口的防务工作在当时的反英斗争和后来的反侵略斗争中都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林则徐热情鼓励诗人林昌彝编录《平夷十六策》,以对抗英国侵略者。9 月,林则徐写《致林芗溪函》,推崇林昌彝的抗英诸策,并在信中追忆了自己在粤东的抗英斗争。林则徐推崇《平夷十六策》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画周祥,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港外,不敢对阵,皆此法也。”(31)

总之,林则徐率领福州人民,冲破福建省当局的阻挠,坚持向英国侵略者抗争到底,英人终于屈服,退出神光寺。这件事金安清有如下记述:“洋人据省城乌石山,闽督刘,百计迁就之,诸绅大哗。公家居,持论侃侃。洋人畏公,逡巡避去。”(32)

上面主要讲了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林则徐晚年在福州的反侵略斗争事迹。这些事迹仅是林则徐一生反侵略斗争的一部份,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崇高表现,影响是深远的。1850 年 10 月,在乌石山的英人“华尔克趁着中秋节群众上山游玩的机会,在他们中间散发宗教宣传品,结果引起暴动,孙先生( MY Jac San)仅仅排除万难才得脱身,他的房子却完全被抢掠。”福州人民用暴力行动教训了英国侵略者,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这是林则徐逝世以后的事,但斗争的胜利是与林则徐爱国精神的鼓舞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后来也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鼓舞着中国人民为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而斗争,其中包括为收复香港主权而斗争。

今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成果,是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宿愿,也是林则徐生前的强烈愿望。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我们纪念林则徐,撰写林则徐的爱国思想文章,这对于促进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释:

(1)林则徐:《致江翊云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夜于安西州。

(2)林则徐:《致郑祖琛》,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于西安;见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第 254 至 255 页。

(3)《闽侯乡土志》第三册,第 284 页。

(4)林则徐:《致姚椿书》,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于南昌百花洲;见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第 280 页。

(5)林则徐:《致苏廷玉节》,道光三十年暮春于福州;见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第 280 页。

(6)(12)(14)《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畲信函》,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 451 页。

(7)《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文章选集》第 155 页。

(8)《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附。

(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卷三,第 82 页。

(10)(11)(13)(15)(16)(21)(22)《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册,第 103 页、第 103 页、第 122 页、第 119 页、第 114 页、第 123 页、第 108 页。

(17)《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卷六九,列传五下,第 14 页。

(18)(19)(20)(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卷二,第 46页、第 54 页、第 56 页、第 125 页。

(24)《鸦片战争》第六册,第 166 页。

(25)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26)《福建通志》,列传,卷三十八,第 24 页。

(27)《闽侯乡土志》,第三册,第 284 页。

(28)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序,第 8 页。

(29)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三,第 1 页。

(30)林则徐:《致苏廷玉书》,道光三十年秋于福州;见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第 282 页。

(31)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 436 至 437 页。

(32)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