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兴修水利造福人民——50 年代福清兴修水利概况

曹于恩

福清属于闽浙丘陵地带的一部分。由于地体构造古老，在地质年代中大部分时间都露出海面，加上气候高温多雨，风化和剥蚀的作用特别强烈，过去许多高山多夷为丘陵，造成丘陵地形广泛分布。境内河流短小，落差不大，上游流域植被较好，河流冲刷作用较为缓和，河床不深，河水流量少。东南龙高半岛及沿海岛屿植被较差，土壤多沙，水源较为缺乏，水土流失严重。在地质历史上海岸过去下沉较大，以后上升较小，使河口三角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大片平原，造成平原分布零散，面积狭小。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造成福清降雨远流的时空分布很不均匀，因此易旱易涝，洪涝干旱交错出现。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五天不雨成小旱，十天无雨闹大旱，连天降雨遭水灾”的景象，沿海岛屿更是“屋檐雨水滴，田中洪水积；三日无雨小旱，五日无雨大旱”的局面。当时群众过着无雨哭天，雨来苦淹的日子。

据史料记载，唐代，福清有四江（龙江、迳江、南匿江、海下里江）；一河（龙首河）；十四溪（鹿角溪、西溪、东溪、涧溪、关溪、交溪、无患溪、前亭溪、芦溪、可溪、苏溪、渔溪石塍溪、龙溪）；九十五塘（东西塘、官塘、游塘、莲荷塘、乌焦塘、宅舍塘、竹头塘、白鲛塘、磨洋塘、周重塘、梁塘、前塘、古塘、章塘、业塘、凤塘、愿塘、郭塘、麻车塘、陈坑塘、刘坑塘、王洋塘、后塘、淡塘、西陂塘、东陂塘、古龙塘、占计塘、黄檗海塘、洪塘、萧塘、林塘、东禅塘、石臼坑塘、漳塘、林陂塘、场前塘、黄塘、镜塘、池家塘、姚塘、王塘、如塘、官塘、径塘、南湾塘、笋坑塘、下莲塘、牛台塘、横溪塘、桥头塘、孤结塘、官塘、牛天塘、麻昌塘、马槽塘、加塘、游塘、施塘、洪塘、光贤里横塘、永宾里后塘、新塘、化北里蟹塘、括塘、井得里木椎塘、郑塘、圹塘、倪宅塘、潘古塘、闽王筑大塘、曹塘、葛坑塘、龙潭应塘、信坑塘、福坑塘、东一龙塘、平北里白塘、吴田塘、寺家塘、郭塘、叶塘、化南里鳗坑塘、嘉塘、缺塘、马屈塘、高岭塘、林子洋塘、江阴塘、江阴里道场塘、陈塘、林塘、沈塘、潘塘、临江里薛塘）；一百三十二陂（元符陂、祥符陂、溪田陂、洞子陂、石塍陂、后塘陂、刘洋陂、修仁里郑前陂、膳陂、马陂、陈陂、岩陂、许陂、西陂、滩陂、王陂、翁前陂、漳塘陂、小洋陂、里洋陂、双亩陂、昆仑陂、寺后陂、章东陂、百众陂、永福里曾舍前陂、林陂、高陂、屯塘高陂、基陂、东圳陂、后塘陂、贯林陂、东下陂、窑叙陂、黄沙陂、南洋陂、湖潭陂、北洋陂、郑塘肢、赵塘陂、官塘陂、后溪陂、卢塘肢、郑平陂、陂头陂、清远里卓宅陂、黄陂、庆陂、沱陂、马陂、姚陂、姚下陂、石蛇陂、万安陂、后陈陂、清源里上姚陂、潘陂、严陂、官陂、天竹陂、才溪陂、玉盆陂、方兴里薛洋陂、新洋陂、岭口陂、下洋陂、龙潭陂、潘兜陂、张洋陂、大洋陂、景洋陂、段平陂、里头洋陂、长潭陂、北洋陂、南洋陂、郭陂、张陂、程陂、新陂、董陂、吴陂、官陂、小陂、简陂、游陂、磨陂、龙溪陂、师姑陂、大营陂、文殊陂、下宅陂、大洋陂、周陂、溪西陂、郑马陇陂、新宁里龙陂、郑神陂、生牙陂、两尽陂、贮引陂、永寿里神官陂、无患陂、张塘陂、杜嵩陂、田源陂、善福里林塘陂、王奥陂、古塘陂、秋芦陂萧塘陂、前门陂、隆仁里郑塘陂、灵石庄陂、洪福庄陂、应天前陂、朱步岭陂、卓岭陂、溪田陂、万安里西洋陂、法海陂、苏溪肢、后溪陂、林塘陂、东渡陂、漆林白獭陂、程溪陂、择善前陂、建临陂、龙潭陂、永宾里东溪陂）；四洋（灵石白麟洋、蟹屿洋、绵亭洋、大湖洋）；五沟（南沟、中沟、北沟、横沟、得洋里赤漏沟）；二坝（永福垂马栖坝、遵义里石滩坝）；六湖（南门外白水湖、南湖、新宁里北湖、光贤里竹湖、三十六胶湖、汜湖；万安里香岩五峰港；永东里琵琶槽；苏田里黄柴郑渚。

尽管在福清历史上有过许多江、河、塘、陂、洋、沟、湖等，但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淤游积，或填平，有的在福清土地上自然消失；福清也还有唐天宝元年（742 年）兴修的天宝陂水利工程，据记载它也只能灌溉十三洋二十五墩 3600 亩，且由于过去县衙、县府不重视农田水利，缺乏养护，甚至破堤缺口，仅有一处的较大水利，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总之，福清人民长期以来无法解除旱涝的威胁。古代劳动人民面对旱涝无可奈何，于是只得求神拜佛，遇水则送水神，遇旱则迎水神（水帝爷佛象），即上山祈雨南宋乾道九年（1173 年）逼出县令刘敦上龙卧潭祈雨。当时五马潭、东际潭、柏山潭、龙门潭、大兰潭、横山潭、扶门潭、灵岩潭、九渊潭、三十六胶湖等，就是遇旱祈雨场所。每逢祈雨，涌出成千上万群众，有的披麻带孝，有的手执纸魂旗，烈日当空，他们不能带伞，不能戴斗笠，人人光着头皮，敲锣打鼓，悲声惨切。以此妄想能使水帝爷发出慈悲。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全县旱 156 天，仅高山平化乡统计就饿死 98 人，沦为乞丐 141 人，断炊的 634 户，吃一餐的 813 户，吃草根的 917 户，卖儿女的 158 人，卖壮丁的 100 多人，妇女改嫁 76 人。

兴修水利，从科本上改变“十年九旱”的福清自然面貌，应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1949 年 8 月 16 日福清解放，福清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共福清县委和福清县人民政府，在百孔千疮，千头万绪的情况。

下一手着重抓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政权工作；一手着重抓安排福清山河，改变自然面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工作。现仅就 50 年代福清水利事业发展概况介绍如下。

1949 年冬季，福清县人民政府即派人查勘测量设计兴修 4 处水利工程：五洋水利，江镜围堤建闸，玉峰洋斗门，天宝陂防洪墙。1950 年 2月，灭组织水利查队测量中小型水利工程 30 处。至 1950 年底，共兴修34 处中小型水利：五洋水利修好石坝 36 米多； 兰下坝设水槽 66 米多；建成天宝陂防洪墙，疏浚水渠 4000 米，苍霞洋疏浚水渠 400 米多；马山洋疏浚水渠 166 米多，西亭洋修浚水渠 100 米；洛阳坝疏浚水渠 333 米；玉峰洋修建斗门 2 座；北厝溪新辟水渠 133 米多；里美洋新辟水渠 186米多，修浚水渠 400 米；塘头洋修辟水渠 766 米多；柏渡洋新辟水渠 1033米多；山前洋新辟水渠 600 米；松潭洋修浚蓄水渠 766 米多；东荞地修建斗门 1 座；江镜围堤坝 3333 米多，建造水闸 5 座，新辟港渠 2000 米，修浚水渠 6666 米多；坂头村修浚水渠 66 米多；南湾洋修筑石基土堤 26 米多；后岐梧岭溪修建石圳 86 米多，土坝灰石柜 40 米；梧岗洋修浚水渠350 米；前塔洋修筑海堤 11 米多；塔山洋修筑海堤 9 米多；后岐坝修浚水渠 5 米；九重坝修浚水渠 16 米多；桥爱头修浚水渠 14 米；南湾海堤修筑土堤 30 米；中山坝海堤修筑土堤 12 米多；顶坝修建石水坝 53 米多；南上村修浚水渠 266 米多；南宅洋修浚水渠 333 米多；周店洋修浚水渠100 米；水头村修浚水渠 83 米多等。上述水利工程的兴修，为福清以后农田水利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1953 年，全县旱地仍须靠“天水”润苗。能灌溉水田的水利只有：天宝陂（灌溉瑞亭、海口两地的部分水田），渔溪的曲安坝，港头的化北河，东张的马洋坝，茶亭的连目坝、罗汉坝，城头的建林陂，坂顶的孔雀坝以及大湖洋（包括海口、龙田两地）等地灌溉条件较好，也只能保证4.6 万亩水田的用水，与当时水田 20 万亩比相差甚远。

1954 年，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整修沟、圳、池、坝，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兴修水利 13 处：兴建化北河双孔排洪闸 3 座，开蓄水河 4 公里；建陵陂筑护岸 550 米多，拦水坝 1 座，截剥闸 2 座，小涵洞 10 座，移排水闸 1 座；修筑曲安坝河岸护坡 30 米，修坝 18 米；40 米观音圳坝加高20 厘米，筑箱形渡槽 130 米，渠道改道 100 米，开蓄水河 4000 米；20米官圳坝加高 2 米；建孔雀坝长 18 米、高 2 米，渠首护岸 29 米；开挖漆林渠道 2000 米；搬运占泽渠道淤积沙 7500 立方米；建石坝 3 座，挖渠道4000 米；建大埔坝 120 米；大湖洋挖河建闸；斗垣围堤建闸；天宝陂整修渠道、水闸。受益农田 6.13 万亩。

1956 年，兴建江镜东宵的“共青河”（长 243 米、宽 13 米、深 3 米）、江阴大厝的“三八塘”等小型水利 10 处，增加灌溉 3163 亩；围塘 742处，增加灌溉 2.11 万亩。1957 年，建成 10 项重点水利工程：茶亭区仕边乡的剪刀溪水库，宏路乡的南山水库；渔溪区潘厝乡的里家底水库，洋中乡的虎坑底水库；龙田区占阳乡的北庄水库，吴塘乡的火烧山水库，玉瑶乡的共青库；高山区泽岐乡的天炉坑水库，海瑶乡的埕边水库，龙潭乡的南坑水库。完成小型水利 1462 处，增加灌溉 4.37 万亩。1958 年，全县完成中小型水利工程 5783 处，增加灌溉 8.85 万亩，改善灌溉 3.18 万亩，防洪保护耕地 14 处 1098 亩，排涝 24 处 3113 亩。建成最大的水利工程是东张水库，其次是文祥水库和官路水库。

东张水库，1957 年 11 月动工兴建，1958 年 12 月竣工，1959 年 5 月9 日，第一次试放水。坝型为钢筋混凝土宽缝重力坝，坝高 38 米，坝顶长 219 米。集雨面积 200 平方公里。水库总面积 15 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 54 米，相应库容量 1.85 亿立方米。渠道纵横贯穿全市 12 个镇、220个行政村、4 个农场，计灌溉面积 26.8 万亩。兴建东张水库，迁移 1 个镇（东张镇）、2 个乡（尚里乡、玉井乡）、48 个自然村，2687 户、15449人；淹没房屋 12188 间，土地 13524 亩。花费移民费 459.38 万元。移民户除在温溪、宏路、洋下、前亭、三星、斗华、倪兜等地建立新村外，还选择东张较为中心地点——玉井村建新东张镇。东张水库的建成，根本上改变福清“十年九旱”的面貌。

侨乡第一颗明星——东张水库

詹训楷

东张水库坐落在全国著名的侨乡——福清市。位于福厦公路的西侧，与福建省十大风景名胜之一的石竹山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潭清彻碧绿的葫芦状人工湖，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在福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逢勃发展的今天，她以诱人的魅力和不息地奔流，为福清的经济腾飞作出惊人的贡献。

解放前福清农业生产环境恶劣，全县仅有一座灌溉面积为 3600 亩的天宝陂水坝。涝则溢、旱则裂、小灾减产、大灾绝收，是个有名的十年九旱的“地瓜县”。水利不兴、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的发展。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福清人民致力“治山治水”，年年与旱涝灾害作斗争。兴修小型水利 3 万多处，并拨给补助费，有效地减少了灾害的损失，解决了灾后的生产和困难。但是，仅仅靠小型水利和国家的补助，永远也满足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党和政府认识到：“福清经济要腾飞，人民生活要提高，必须具备富足的引水资源。”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福清对水源的需求，的确是刻不容缓。

经过专家们的实地勘察和工程师的精密计算，选择了戴云山脉环绕的东张镇地形，建立大型水库。并于 1957 年 11 月间破土动工，历经十几个月的奋斗施工，至 1958 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水库的总体规模。据统计：建库总投资 1206 万元，投工 580 多万工日，完成了土石方 890 多万方。淹没的有 1 个镇（东张镇）、2 个乡（玉井、尚里）的大部分，计有 54 个自然村，10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迁移的户数多达 2804 户，人口 12115 人，土地面积 14811 亩，房屋 10829间，作坊 19 座，晒场、宅地等 300 余亩。其它还有果树、森林等等。在水库工程大，淹没范围广，移民多，损失大，经费少的情况下，福清人民团结一致，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解决了移民的安置处所。并做到“家家有居住、人人受安置、生产有保障、生活有出路”。这是我省第一座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巨大工程。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供水、航运、旅游和渔、果、林等综合开发利用的国家级大型水库。水库的拦流坝的混凝土宽缝动坝长 210 米，高 38 米，2 条高干渠长 115 公里，42 条支渠长 254 公里，水库积雨面积达 200 平方公里。另外还从太城溪引水入库，总库容量 1.85亿立方米。水库形成的人工湖面积达 15 平方公里，还配有 2 台总装机容量 2100 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日产 3 万吨的自来水厂等；

东张水库的建成．彻底改布了福清十年九旱的历史面貌。可灌溉面积24.8 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近一半。受益范围遍及福清城关、宏路工业开发区、3 个国营农场、15 个乡镇、234 个自然村，71 万人口。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全县农、林、牧、滥、工业的全面发展。灌区内旱涝保收田，稳产高产田大幅度增加。大片海滩地得到开发和利用。许多秃坡岭都披上了绿装。根据有资料记载，建库前 1957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 1.1 亿公斤，建库后连年增产，至 1979 年首次跨过 2.5 亿公斤大关。同时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和水果的产量也逐年上升。今日的福清成为一年 3 熟的渔米之乡。

198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89 元，水库所发的电量每年达 300 多万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供电所供电的紧张局面。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融侨工业开发区，工业用水基本上也已缓解了燃眉之急。水库管理局将筹积大量资金不断地扩大日夜供水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库 35 年以来，不断地进行维修、养护、更新、扩建和配套。并于1965 年对堤坝再次加固，扩大供水量。每天可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 3 万吨净化的自来水，铺设 3 公里的水管道，解决了融侨工业区用水的困难。近 20 年来，先后还在灌区建起了许多地面库、电灌站、机灌站、形成了长藤结瓜的水利网络。同时一水多业、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积极开发水库周围的各种资源，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水库每年可向市场提供 1万多公斤水果，2 万多公斤的鱼产品，并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各项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东张水库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均具有优越性。气侯温和，居亚热带海洋性气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其资源丰富，是个理想的投资地。

1、水资源有保障，水库每年可为发展高产农业、经济作物和淡水养殖提供优质用水量达 1.8 亿立方米，建库 35 年来从未干枯过。

2、发展水产业有利：水库内养鱼面积可达 1.7 万亩，有 130 亩的鱼苗池、暂养池和养鳗场等设施，有利于发展淡水养殖。库面网箱养殖更是前景看好。

3、开发果林潜力大：水库周围有可植果造林地 6000 多亩，可种植荔枝、龙眼、枇杷、柑桔、葡萄等优质水果 300 多亩。

4、发展旅游业更是得天独厚：水库与“雅胜鼓山”的著名风景区石竹山交相辉映、风光旖旎。山口有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刹石竹寺，有奇峰怪石名胜古迹和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水库中央有座酷似鲤鱼摆尾欲动的鲤鱼岛，俯视烟波浩森的人工湖，远眺层林叠翠的鲤尾山和挺拔屹立的紫云塔，足使游客们心旷神怡，留连忘返。水库周围气温稳定，空气新鲜，四季如春，又是一个避暑的好场所。

5、服务业日臻完善：随着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各项服务业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现库区内有游乐园，空中转椅、登月火箭等妙趣横生新颖别致。以及停车场、石竹大厦、餐厅、摄影部、冷饮厅和各地的风味小吃应有尽有。为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提供了旅游的种种方便。

东张水库管理局的空体干部和职工，几十年如一日，风风雨雨，默默无闻地坚守在水库的第一线。为水库工程和下游广大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灌区工农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干部和职工不断地提高管理水平，多次获得了县、市、省乃至全国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历史证明没有东张水库，哪有举市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东张水库，哪能实现福清几年后创百亿产值的设想。今日东张水库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是福清工业向前迈进的动脉。这颗侨乡的山间明珠，在改革开放腾飞的浪潮中，更加焕发出她那璀灿的光芒。

略述福清手工业的演变

翁发熹 马邦荣

福清县的手工业生产，追本溯源，其历史是悠久的。1957 年，县人民政府兴建东张水库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获得人们使用的石器 1251 件，陶器 380 件，以及陶片 30 余万片。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及历史系学生 59 人考证，其年代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后来，在东张道桥 Q 万坑的后厝山、石马山又发现了古窑，经考证是宋代 4 公元（960-1127 年），古窑是瓷器制造业。由此可见，本县东张古镇自有人类栖息起，就开始了手工业生产。
本县幅员辽阔，有山有海，资源十分丰富。据清乾隆版的福清县志记载：可供采伐的木材有：松、柏、桧、杉、樟等 25 种，竹类有 20 种。县志还记载福清出产：荢布、麻布、焦布、葛布。蓝澱有两种：一种叶如蓼而圆曰蓼蓝；一种叶小者曰槐蓝。草席出永福里油园与方兴里下吴地方。龙须草金兰者为最佳。由此可见本县在历史上就拥有提供手工业生产的丰富资源。宋代福清生产的红蕉花布列为朝廷贡品，说明当时福清的纺织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名气。
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并不重视除了巧取豪夺他们的劳动果实外，对如何帮助开发资源，促进其生产发展，是无人过问的。由于手工业者长期受统治阶级的抑制和摧残，往往是人亡艺绝，即使有能工巧匠的继而萃新和创造，也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然而手工业生产，与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却息息相关，不可离之须臾，因而，它又自然而然地一代一代地沿袭继传下来。
民国时期，本县的手工业生产无甚发展，油坊、榨糖等多是季节性的手工业生产，正式开铺设店的只有打铁店、竹器店、金银铺、成衣店、水车店、细竹店、木桶店、打铜店、服制店、修理钟表、修理自行车、糊纸、纺织印染、理发店等。城乡手工业者只有千余人，且都是一家一户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旧县志记载：“商旅四出营生，比诸邑独多，在会城居肆贸易者，十居其七”。由前清到民国，本县就是个著名侨乡，旅外谋生和从商者众多，真正是本籍的从事手工业者，却为数少寡。据有关资料考查：铁、木行业工人多来自长乐县；缝纫、制鞋行业工人多来自福州市和闽侯县；铸鼎、理发工人多来自莆田、仙游县；竹、棕行业工人多来自永泰县。他们这一批人在本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传技授艺。他们在旺产季节，靠手工生产尚可渡日；到了淡季，生意萧条，加上官吏逼税，债务日积，就只好走街串乡，为用户修修补补挣钱过活。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中央“关于手工业的保护、发展、提高”方针，迅速组织手工业者归队，当时手工业生产归属县工商科管理。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稳定了他们生活。但是手工业都是个体经营的，是种分散落后的小商品经济。由于资金少、产品粗糙、销路短窄、经营分散、技术守旧，远不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因而有加以管理和改造的必要。1951 年 11 月，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设置了生产料，配备 3 名干部专管手工业生产，着手对全县手工业调查摸底，为引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53 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对全县 15 个区的个体手工业 1328 户，2197 人普遍进行了路线教育。是时，农村的互助合作化迅速发展，为树立榜样有个典型示范。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3 月 22 日，手工业系统的第一个生产合作社——福清县城关铁器生产合作社应运诞生了（即现在县农械厂的前身）。接着，高山镇铁器、海口镇铁器、东张镇木桶等，也相继成立了供销生产小组或生产小组。1954 年 6 月，福清城关陆续办起了木器生产合作社（后升级为国营）、纺织生产合作社（即现在的福清纺织厂），以及 13 个生产小组。加入社、组的人数达 336 人，占从业人数的 14.52%。1955 年 3 月，为支援国防建设（即龙田 5795 飞机场），全县组织了集体和个体手工业工人 476 人，发挥了主人翁精神，为该工地制造了大小工具和厨具 55 种，计 94778 件及时供应了工地施工和生活需要，同时还及完成本县和晋江专区工业科下达制造 220-250 公斤的机械糖鼎152 口任务。通过互助合作，集体生产劳动，改变了个体所有制，以及支援前线工作的锻炼，增强了国主义思想和国防观念，也初步显示了合作起来的力量和优越性。1955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手工业系统召开了第一届手工业生产社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社章程，选出出席省手工业代表 5 人，本届理事 7 人，监事 5 人，正式宣告福清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成立（简称为手联社）。1956 年春，随着农村合作化形成了高潮，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势如破竹。据 8 月份统计，全县组织手工业合作社 27 个，社员达 904 人；供销生产社 1 个，社员 60 人，生产小组 60 个，社员 660人；公私合营厂 2 个，职工 48 人；合计人数达 1672 人，占总人数 76.1%。把建筑、理发、钟表、米粉、线面、豆腐、糖果等 7 个行业也划归手联社统一领导和管理。
1957 年，全县手工业组织起来的社、厂、组计有 122 个，人数达 2083人，占总人数 88.4%，除分散农村的个体手工业 267 个外，基本上都引向合作化道路。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一轰而起，“一步登天”，因生产管理不善，盲目性很大，省手管局派来工作组 5 人，以手工业改造步伐迈得太快，生产过于集中，不便服务于群众为由，就把一部分大社分为小社，如城关成衣社为5 个小社，龙田铁器社分为 3 个小社，同时把城关成衣、鞋业、打铁等一部分社员放下去，让其在家庭生产名为“社员户”，每月向社交少许管理费即可。
1958 年，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提出“五社合一”（即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社、运输社、农业合作社）口号。是时，除城关铁器生产社、城关木器生产社、纺织生产社、铸鼎生产社、皮革生产相分别升为地方国营外，其他的统统由人民公社收归管理。县手工业联社也宣布撤销。这一年，归人民公社理的手工业社员共 1317 人，而手工业总产值却由 1957 年的 244.63 万元，下降至 182.89 万元，减少了 61.74万元。
手工业生产的指导方针是为“四大”服务〈即：农业、城乡人民生活、工业配套、外贸出口）。1956 每手工业生产产品的结构比例是：为农业服务占 38.4%: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占 61.6%，还谈不上为大工业和外贸出口服务。
1959 年 10月，为纠正“一大二公”的弊端，县决定了成立福清县手工业管理局。1961年上半年，福清县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即简称手工业 35 条政策），也及时恢复手联社机构，原从事手工业干部也相继归队。为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在6 大镇成立镇一级的手工业联社。除留下宏路、港头、三山、沙埔、城头等少许手工业仍由当地公社统一管理外，6 镇公社管理的原社、组全数重归手工业系统管理。原被平调的财产虽规定要如数归回，但由于机构变动的折腾，制度不严，管理不善，仅据有帐可核的资产，就损失达 25 万元。
1962 年，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下放和转入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计 140 人。这一年，总产值达 414.24 万元，利润达 20.1 万元，比 1958年和 1959 年有所回升。
自 1961 年 7 月至 1963 年 8 月，手工业体制恢复 2 年中，迅速调节了生产。1961 年前，全系统产品品种只有 185 种 383 样，到 1962 年底，就恢复发展至 374 种 597 样。名牌产品除 30 种如数恢复外，新产品还增 26种。当时，在做到渔、农具产品绝对保证不断缺外，还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小商品和生活用具，满足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求。据 1966 年本系统产品结构的比例分析，为农、渔业服务的占 39.3%；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占 54.81%；为大工业服务的占 6.2%；为外资服务的仍就是个空白。
1971 年 1 月，处于“文革”动乱中，“造反派”头目夺了本系统领导权，紧接着又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把全县手工业所属的厂、社、组又一次划归各公社统管，县手管局和手联社再次被宣布撤销，全体干部被下放到县“八一”钢铁厂等单位劳动改造，时间达 1 年之久。这一年全县职工 1276 人而工业总产值仅 225.28 万元，利润仅 9.9 万元，比 1963年、1964 年、1965 年都分别下降了。
1972 年 1 月，福清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下文指示要恢复手管局领导机构，被下放干部如数调回，同时再恢复了 6 大镇手工业联社。全体归队干部分头到各镇把被统到公社管理的厂、社、组再归回。这一次，被折腾时间短，生产影响不大，1972 年工业总产值达 332.39 万元，利润回升到13.6 万元。
粉碎“四人帮”后，社队企业蓬勃发展，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县手管局增设了社、队企业股，兼管了社队集体企业。1978 年 6月，福清县宣布成立社队企业局（即现在的乡镇企业局），县手管局的社队企业股一班子人马就输送给县社队企业局作为骨干力量。当时，国务院曾下文指示，把农村集镇的手工业应归口于社队企业局统一领导管理。文件下达后，本系统职工、干部思想大为波动，纷纷反映说：“手工业的命运为韭菜，一长就被割。”眼看又要影响生产了，县手管局领导和职工，总结了自合作化以来几起几落的历史教训，坚持以体制不变为妙，于是积极地以口头和书面向中共福清县委，莆田专署，省二轻厅进行反映，终于取得领导同意，保持了原体制，才一直稳定下来。1978 年，工业总产值达 914.29 万元，1979 年工业总产值达 1125.98 万元 生产在稳步前进。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时手工业系统的产品结构也起了新变化，以 1979 年为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占 9.91%；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占 59.29%；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占27.72%；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占 3.08%（竹筒席等产品出口）。为了适应新形势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是集体的生产社转为合作工厂，己具有大批量生产规模，向外向型产品经济转化。1980 年 7 月 17 日，上级批示专改手工业管理局为二轻工业局。1985 年 5月，把原手工业联社也改为二轻集体工业联社，手工业产品名正言顺地进入二轻工业产品的“正册”。各厂的隶属关系以及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原则也不变动。
1984 年，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行政管理人员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以实现利润为基本依据，超利润的分别按 23—34%等不同档次提取奖金，完成不了任务的，在按差额比率的一半比率扣发工资，促进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加强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二轻企业分期分批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
80 年代初期至中期，本系统的外向型产品大力发展，鞋类、服装、家具等均投入国际市场，因而整个产品结构比例又起了巨大变化。1986年为“四大”服务的产品值统计的比例分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占10.53%；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占 37.74%；为大工业服务的占 10.23%；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占 41.59%。由于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发展，所以本系统为农业和城乡人民生活的产品虽然有所减少，但也不影响社会上的需求。
总观福清手工业发展的道路，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从总体上讲，还是在螺旋形中发展的。在建国初期，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和扶持，由个体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由组织生产社、组转为规模较大的集体合作工厂，虽也受到左的路线冲击和折腾，但本县手工业直至二轻工业在发展道路上还是稳妥的，逐渐壮大起来的。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本县手工业充其量仅有铁、竹、木和裁缝、制鞋、铸造等 20 多种，且多是修修补补属服务性行业，生产性行业却寥寥无几，其门类是残缺不全，市场上的产品多是由外埠运进供应。自 60 年代起，手工业系统由主管局领导到职工，立足于自力更生，采取技术革新，通过组织技工外出参观学习等，自行生产了各种新产品，为本县填补了空白。如：五金行业的家用门锁、弹子锁、自行车链盒，“65”型打谷机等，就是本县的能工巧匠一双巧手制造出来，并投入大批量生产，投放县内外市场供应，改变了以往靠“地销外进”的局面。
1963 年 6 月，县红旗铁器厂以自煤代木炭为燃料的试验成功，从而推广到全铁器行业，实现了白煤化。同年 8 月，也是县红旗铁器厂厂长称曲弟带领技术员吴善德到福州剪刀厂参观半机械化生产品到以弹簧锤代替人工锻打受到了启发，回厂后即组织同业者搞试验，由海口铁工陈亦果创造了翅板锤，红旗厂创造了弹簧锤，两家柔合各自的优点，终获成功，从而在全系统实现了锻打机械化。高山红旗铁器厂由 6 把 8 磅锤起家，不断采取了技术革新企业随之不断壮大，1977 年被评为全国“大庆式企业”，厂长林曲弟作为大庆式企业代表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他于 5月 11 日赴大庆油田参观，后转北京开会，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他于 6 月下旬返县，在往返之日，都受到当地主要领导送迎。
在铁器行业实现燃料白煤化、锻打机械化之后，在木器行业也实现了锯、刨、凿、铅 4 道序电动机械化。这些变化，不但高工效，而且极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荷。
70 年代初期，兴办了塑料行业，填补了空白。在五金行业中又增添了报警保险柜、铁质公文橱、冲洗机、和面机、米机筛、滤清器、汽车零件等新产品。80 年代初期，兴办了电子工业，也是填补县之空白。鞋革行业中又增添了塑料轻脂拖凉鞋。服装行业增添了牛仔衣、牛仔裤、茄克衫等。健身按摩鞋是县鞋革塑胶厂首家向国外仿制的，享有盛名，《厦门日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日报》都为此作报道。轻脂拖凉鞋、雨具、服装、钢木家具等外向型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外用户青睐，有的产品还成为抢手货。
1986 年底，二轻系统拥有 42 个集体工厂企业，职工达 4051 人，比1957 年的 1490 人增长 171.88%、1978 年的 2432 人，增长 66.57%，为社会解决了大批就业问题；工业总产值达 3555.3 万元，比 1957 年的 244.63万元，增长 14.35 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达 10800 元，比 1953 年的 817元增长 12.18 倍，比 1978 年的 4260 元，增长 153.52%；利润达 205.1 万元，比 1957 年的 9.6 万元增长 20.36 倍，比 1977 年的 77.5 万元，增长164.6%；税金达 171.94 万元，比 1957 年的 8.5 万元，增长 19.23 倍，比1978 年的 68.3 万元，增长 151.74%。
三中全会后，二轻系统的外贸出口产值逐年增加，占全县工业出口值比重也逐年上升。列表如下：

本县是省重点侨乡，二轻系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侨胞们回乡探亲访友，邀请其参观二轻工厂和产品，让其回到侨居国后，宣传介绍本县产品，引为兴趣，为外经工作大开方便之门，因而 1986 年对外贸易出口值占本系统工业总产值 41.59%，使二轻的产品结构，以外向型产品占主要位置了。
1985 年统计，全系统拥有金属切削机床 120 台（套），木工机械 113台（套），锻压设备 95 台（套），电力机械 141 台（套），塑料专用设备51 台（套），橡胶工业设备 4 台（套），工业锅炉 4 台，电动中、高速缝纫机 972 台，动力机 15 台，针织机 54 台，还有牛仔衣、裤生产线水洗设备等。原产值达 1000 多万元，一扫建国初期纯手工操作，笨重劳动负荷的落后状态。工人在技术素质方面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6 年统计，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达 2240 人，能操作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生产的工人有 1969 人，占从事生产工人数 66%。全系统的厂房建设占地面积 115988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71099 平方米，还建有工人住宅 4648 平方米，一扫建国初期作功简陋，甚至租赁民房和寺庙的荒凉景象。
截至 1986 年，设置的工厂除 6 大镇，镇镇有工厂外，也因地制宜地在山区和沿海开办有关综合厂，在 42 家集体企业中，有 12 家是年产值达数百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按门类划分，有 12 个较完整的二轻行业，产品种类达 500 多种，其中有 20 多种在省内外、国内外享有盛名，受过不同档次的奖励，现已逐步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布局比较得当的二轻工业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本县的二轻产品，特别是一些出口产品产量不仅有大幅度增长，而且质量逐年提高，花色品种不断创新，涌现出一大批档次高雅、款式新颖、质地优良的国际市场畅销品。二轻工业的发展，为活跃经济，繁荣市场，扩大劳动就业，为国家创收外汇支援国家四化建设，将越来越发挥其重要作用。
作者附言：本文数据的断限是截至 1986 年止，近几年来的变化就更大了，因无法深入采访，自 1986 年以后的演变，有待其他的同志去续稿了。

福清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述评

林金春

解放前，福清全县工业、手工业者共 226 户，私营商业 1109 户，从业人员 1978 人。
1955 年，县委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精神，在完成社会主义农业初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之后，就把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6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一个晚上“一步登天”实现公私合营的消息传到福清，大大促进了福清对私改造的进程。县委立即制订了“对私改造全面规划的初步意见”，并成立了领导小组。6 月份开始工作，至年底“私改”工作形成高潮。1957 年进行了整顿、提高、完善。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继续加强对残存的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与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农村未改造的小商小贩和已组织起来的合作商店（小组）又继续过渡到国营、合营企业中去，至 1958 年底，对私营工商业、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一）

县委遵照上级“私改”的有关政策，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有计划、有领导，按行业分步骤地对工业、手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工业方面，1955 年 8 月 8 日，首批“私改”工作组进入城关农产加工厂联营处和酒业联营处，这是福清县工业对私改造的开始。1956 年，在基本完成合营工作的基础上，全县的加工厂、酒厂、烟丝厂、酱油厂、印刷厂、铸锻厂等全部改为公私合营企业，翌年又过搜到地方国营工厂。
手工业方面，在 1956 年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者纷纷申请入社，据当时累计入社的有 1793 人，占总数 2274 人的 78.8%。
1957 年，省委派来工作组，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手工业改造步伐过快，生产过于集中，不能方便群众，决定把部分大社分为小社。
商业方面，主要形式为经销、代销、订货加工、合作小组、经营小组、合营、赎买等。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油棉布等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1953 年 10 月，城镇中私营粮商 70 家，改为国营贸易公司的粮食代销店。1954 年底，全国经营棉布私商 60 家中，转为经销店的 30 家，安置转业的 30 家。
1955 年 12 月，县委采取“统一规划，统一行动，分组准备，集中申请，一次批准”的办法，宣布首次批准百货、京果、医药、文具行业“一步登天”转为国营商业。此后，全县共批准私营企业直接过渡到国营和合作社门市部的有 1580 家，全部实行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有 16 家，合作商店 302 家，经销和自营 16 家，并实行按店核算，共负盈亏，四马分红（即盈利分红为公积金、公益金、劳动分红、股金分红）的经济核算制度。
1956 年 4 月，又相继成立了百货、食杂、食品、医药、针织、纺织、文化用品、专卖药材等 10 个专业公司，共有干部职工 2885 人。
1957 年 4 月 1 日，进行政企合一试点，并接收县供销社工业品零售业务，成立批零兼营零售商店。至此，以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商业为辅助的商业体制目益巩固壮大，初步实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

刘少奇同志提出：“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 1949 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1、从我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1955 年下半年，全国性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掀起公私合营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1953 年至1956 年，福清县国营、供销合作社业务日益发展，私商经营相对下降，公私比例拉大。实践表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据统计，1956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416174 元，比 1955 年增长 36.94%；
私合营生产率 11315 元，比 1955 年增长 59.19%。福清酒厂原来是亏本的企业，合营后年产值提高 35.45%。当时，90%以上的商户都迫切要求改变生产关系，摆脱剥削，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因而，“对私改造”是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历史潮流。
2、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削弱。1955 年，全县私营工业只有 11户，从业人员 197 人，个体工业 9 户，从业人员 26 人，占工业总户数的0.85%;在商业机构批发额中，国营、合作社占全县总销售额的 94%以上；在零售额中，国营、合作社占 70%以上，其中又有 65%的营业额已纳入经销、代销及批购零售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削弱，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企业困难重重，要求改变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部分资本家与私营工商业者唯利是图，偷工减料，渗假掺杂，偷税漏税，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影响国计民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广大职工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增强主人翁的观念，才能逐步清除他们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行为。
这一切表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大多数资本家经过党和国家几年来的利用、限制、改造，在阶级力量和经济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离开国家的加工订货和经销代销的任务，离开国家对生产原料的统一安排，就不能独立存在。资本家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非眼进来不可了。

（三）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创举，对私改造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得到大部分被改造者的拥护，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我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打倒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官僚资产阶级，没收全部官僚资本，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民主革命时期采取保护的政策，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并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它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2、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曾给国家资本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我党根据这一论断，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好形式，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繁荣市场，发展了经济，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的需求，同时也使国家、企业、工人、资本家四者都得到好处。
3、对民族资本主义应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创造性的运用了“赎买政策”的理论。实行赎买政策，不是由国家拨款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是在一定时间内给予一定的代价向他们赎买生产资料，这笔赎金也不是利用现款一次付清，而是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同时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赎买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
4、改造企业同时也要改造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要消灭资产阶级。但这不是把资产阶级分子从肉体上消灭掉，也不是把他们驱逐出境，而是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结合起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5、利用原工业者的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
对私改造的高潮是在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剌激下出现的，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完成的。尽管福清县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但还有失误，表现为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其一，在过渡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越大越好的思想波及各行各业，片面认为私营经济是危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的大患，以至一个晚上所有的行业“一步登天”。由于个体经济全部转为国营，这样国家包揽一切，无形培育了“大锅饭”的温床，职工皆有“铁饭碗”思想，似乎已登社会主义“天堂”了，既不利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又不方便群众生活。尤其是商业网点过分集中，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官商”作风，传统串街过巷叫卖、送货上门的风味小吃、流动小贩等一度几乎绝迹。本来适应分散各家庭业余生产的个体手工业，如修理竹器、木工、缝衣、补鞋、补伞等，强调集中，不但家庭辅助劳动力受到限制，甚至祖传技艺失传，如金银首饰的加工艺术等有绝后之危。
其二，离开了我国国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总路线的提出，要求把原设想的经过 10 至 15 年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后，再开始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步骤，提前到 1953 年，并使之同实行国家工业化同步进行，这就砍走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把原来要利用资本主义一起来发展的过程，变为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这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的思想，既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消极面和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作了夸大的估计有关，又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有关。
其三，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对资改造工作的重点，本来应当根据党的“八大”决议的精神，转移到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上来，同时对他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但由于对形势估计不当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而是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方法进行改造，对某些原工商业者的使用也不很适当，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也受到损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原始经济的解体，私有制的产生、存在和消灭，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人为地追求所有制的突变，是行不通的，急于求成求快，脱离实际，只能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生产关系领域里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步骤，只能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过程中因势利导，而不能强求。

抢修福清天宝陂概况

倪鉴章

福清天宝陂，位于融城镇西门外南端，南临音西洋北依五旌山，距城有 3 里许，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 742 年），集雨面积 85 平方公里，坝长289 米，坝高 3.5 米主干渠一条长 23 公里，沿渠尚有大小建筑物 70 多座为我省有名的水利工程。查阅有关资料记载，充分说明天宝陂从天宝年间建成之后，对我县的农田灌溉、农业用水、解除久旱威协、调节气候、美化环境、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都起有很大的作用，至今收益仍很显著。融城镇、海口镇、音西镇的 17 个行政村以及东阁华侨农场都是受益单位。并供给福清糖厂、钢铁厂的工业生产用水，灌溉面积达 17600 亩。因而福清人民对天宝陂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在封建年代，水利不受重视，工程无人管理，天宝陂多次发生崩溃，且造成灾害。据传在清威丰年间，因堤坝崩溃造成 13 洋 23 村群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而工程又久久未能修复。工程损坏面积日积月累更为严重。后来地方集资 2 次修过堤坝，但修得不彻底，水从地下漏光，蓄水量大为减少，不够供应灌溉，因此引起松潭与下楼两村械斗，争水纠纷先后连续发生 3 次。清朝官吏乘机借口制止械斗，维护治安，向人民群众勒索巨款，饱入私囊，人民痛苦，罄竹难书。可见天宝陂如不修复牢固，不仅不能供应农业用水，而且对人民群众生活也有许多威协。
抗战胜利后，天宝陂坝道崩溃长达 13 米，亟待修复，时由国际救灾总署拨付一批面粉为抢修天宝陂水利资金，由理事长林承鎏（下楼人）经办，用 270 担谷子修好缺口。
1950 年 6 月 2 日，因久雨不晴，山洪暴发，天宝陂河床又一次被洪水冲倒长达 30 余丈。当时正值福清解放初期，省县各级党政领导对此十分关心，及时组织抢修，由李毅县长主持，成立抢修天宝陂缺口指挥部，李毅任工程总指挥，林承鎏任工程副总指挥，省水利局林奋为工程处主任，刘景湘为总工程师，林木为县建设科长。当时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制定修复方案，初步预算以水泥混凝土修补天宝陂缺口，约需白米 200 万斤，耗资巨大，实有困难，且受益田仅一万多亩，经济效益不大。大家认为得不偿失，但不修亦不行，于是动员指挥部全体技术人员，开会研究，出谋献策，千方百计，用最经济办法，修复该项工程。当时林承鎏建议：采用壳灰调黄土和石头土棍合料办法堵塞缺口，既省钱又省工，且能保证天宝陂坝道工程质量，比用水泥大大减少了费用。这项建议，得到各级领导的同意，并立即付诸实施。于 1950 年 11 月动工，在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经过日夜抢修，艰苦奋斗，终于 1951 年 5 月缺口全部修好，并建白水湖及下楼前 2 座排水闸附属工程。共用工料费计白米 3000 担。修复后的天宝陂蓄水量大为增加，可灌溉 15 洋直至岑兜东阁等地，受益田达 25000亩，解除了历代人民争水纠纷，年年丰收，改善生活。
抢修天宝陂完成后，李毅县长召开表彰大会，奖励参加抢修工程有关人员，并颁发给林承鎏《公以忘私》奖状，以示鼓励他热心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林承鎏同志担任天宝陂水利委员会理事长 7 年，未领工资和补贴费，多为义务协助精神可嘉。在庆功大会上，23 村代表计 80 多人，一致认为林承鎏积极努力，应予表扬。
水利工程修复后，对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都起很大作用，特别是遇到久旱无雨之年，蓄水源源不断长流而下，解除旱情，夺得丰收，所以天宝陂引水工程对福清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福清幼儿教育发展之梗概

倪朝铭

幼儿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初阶段，在造就人才的整个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奠基作用，是教育工作基础的基础。我国古时候，自儿童出生起，就注重其道德的培养和知识的教育。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或者说，要及时地用正当的教育手段启迪儿童的智慧，培养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地成长。所以，古时候称儿童教育为“童蒙教育”或“蒙养教育”。许多有远见的教育家早已认识到，在幼年时期对儿童进行良好的启蒙教育，形成正确的知识、品质、行为、习惯，就能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受益终生。所以说：“盖房要在基础上下功夫，育人要在幼儿时出力气，要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应该教好儿童。”本文拟就福清幼儿教育发展的概况，提供见闻所及和初步调查搜集的资料，提出个人的初步见解，意在抛砖引玉，希望热心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贡献出有关福清幼儿教育的宝贵史料，以供关心福清幼儿教育工作人士研究时参考。

（一）

解放前福清童蒙教育开展情况的资料

（1）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
这一时期新式学堂虽然已经建立，但还没有附设幼儿园（班），招收儿童入学。当时贫穷落后的福清，广大的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家长不得不将儿童放在家中无人照料。这些儿童不但没有就学机会，反而时有掉坑、溺水、玩火、失事等悲剧发生。只有少数有文化的家长和略识粗字的父母，自己填出空余的时间在家里亲自课督儿童读书，这就是“家学”。少数的官家、豪绅、华侨、商人则延聘著名学者来家教儿，称“请斋”（家塾）。亲朋戚友的子女前来附读的叫“帮斋”。学者自己设馆办学的叫“坐斋”（学馆）。这种“私学”在福清当时城关颇为兴盛。如举人林墨西先生、黄幼藻先生，廪生郑勉卿先生，秀才詹伯涵先生、杨光前先生、刘玉生先生等都先后设塾开斋办学。廪生王仿南先生被归国华侨陈春岩延聘，贡生何若溪先生被布商瑞春店陈十六伯聘请。我县私塾的类型主要有家塾和学馆 2 种。私塾里多数招收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也有出钱请斋的东家主和教师亲朋戚友家庭的儿童来帮斋附读，因而私塾也是对部分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
那时新式学堂虽然已经使用新编的教科书，不过新型的课本，搬洋书、赶时髦，缺乏编写经验，未能吸收和继承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优秀遗产，因而不切实用，不受人民群众所欢迎。正象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曾说过：许多农民不欢迎新式学堂，因为新学堂全说些城里话，不切实用。而宁可欢迎私塾先生，因为可以学会记帐写信，写春联等日用知识。因此，那时福清“家学”和“私塾”所使用的读本均是我国传统蒙学教材。主要的有下列几种：
《三字经》：世传为王伯厚所编撰。全书结构谨严、文字简练，概括性极强。三字成句，或二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韻，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诵。许多人少年时读过，竞终生不忘。全书仅干余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影响也最大。
《百家姓》：无编辑人姓名，以姓氏编为韻句，数满一百，所以称为百家姓。
《千字文》：是南朝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所编。它的撰作，相传还有一段故事：按梁史记载：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王善之书中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韻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嵌韻，而且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字斐然，确实令人称绝。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习称“三、百、千”。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三、百、千”各有所长。《三字经》言简意贩，内容丰富；《百家姓》常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转有致。王者配合使用更显得相辅相成。所以千百年来家弦户涌，几乎无人不晓。
《幼学故事琼林》是程登吉（允升）编著的。全书介绍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当时人们日常所用的文字及习闻常见的成语典故，在书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故有“读了《幼学故事琼林》会看书”的说法，该书也是当时风行全国的蒙学读本。
无庸讳言，以上蒙学读物受到时代限制，也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说教，和渗透着封建文化中极其腐朽的思想毒素。
（2）民国初年至解放前这时福清童蒙教育除了“家学”和“私学”的办学形式之外，还增加了教会、华侨与政府创办的幼稚园。
美国教会在城关创办的毅英小学，1919 年附设了幼稚园；馨英小学也在桃园底办起了幼稚班；毓德小学则在龙田镇开办了幼稚园；它们各招收了一个班的儿童入学。学生有会友的子女，也兼收附近居民的儿童，算是福清幼稚园的开端。华侨创办的西园小学，于 1937 年增设了幼稚班，开始招收儿童入学。
解放前虽然已经有许多人士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但国民党政府并不重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提倡，因此官办的公立学校极少附设幼稚园（班），学生也寥寥无几。据查，只有俞肇兴先生任名誉校长的公立梧屿小学，1934 年才附设幼稚班，招收儿童二十余人。城关公立玉融中心小学，1948 年才办起了幼稚园，招收儿童一个班。
20 年代之际，福清城关甚多居民的儿童都是在家庭接受“家学”，读的是我国传统的蒙学教材，有的也兼读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以便眼学校教育相衔接。笔者小时候就是由先母马镇宋担任启蒙教师，亲自督教《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字》、《幼学故事琼林》和小学的教科书，然后插班考进华侨小学读 5 年级以至小学毕业。那时先父倪大年任福清商会理事，曾在社会活动，深感必须有相当的汉文根底，将来方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在笔者小学毕业时，接着便被送到楼锦霞王仿南先生私塾斋中，再花 4 年多时间攻读《四书集注》、《诗经》、《左传》和古代散文，以加深汉文的修养，然后才准许升入初中学习。我家父母的这种作法，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据我了解，跟笔者同年龄段的人士，其家长多有类似的思想，因而也多数都曾经被送进私塾读过了几年的书。
至 30 年代，福清“私学”还相当的普遍，据 1937 年 1 月统计数字，那时全县有私塾 127 所，塾师 127 人，学生 1817 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儿童）。这些私塾到 1941 年日寇入侵，福清沦陷，绝大多数才停止办学。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恢复再办的私塾为数甚少。福清解放了，私塾才完全停办。

（二）

解放后福清幼儿教育蓬勃发展的简况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国民经济还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开始重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注意办好幼儿园，教育好下一代，使他们的身心在学前阶段得到健康成长，成为将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用之才。

（1）幼教事业发展的规模

1951 年全县幼儿园发展到 5 个班，入园儿童 218 人，教养员 7 人。1956 年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广大农村妇女迫切要求把子女送入幼儿园，幼儿教育遵照“群众办园，勤俭办园”的方针，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幼儿园有 103 个班，入园儿童达 3374 人，教养员 221 人。

1957——1965 年，幼儿教育事业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在 1958年“大跃进”中，幼儿教育事业盲目发展，特别是农村幼儿班急剧增加。全县开办幼儿园（班）182 个，入园儿童有 41457 人，教职工达 1364 人。1959 年全县幼儿园（班）有 1148 个，入园儿童总数为 45409 人，占全县应入园儿童的 92.7%，教职工有 1384 人。1961——1965 年经过调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较为稳定。1961 年有幼儿园 71 所，入园儿童 3841 人，教职工 148 人。1965 年有幼儿园 89 所，入园儿童 3945 人，教职工 135人。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中，幼儿园绝大多数停办。1974 年只剩下 6 个班，入园儿童 197 人。到 1975 年，幼儿园数虽增加到 20 个班，但在园儿童仅 725 人，教养员也只有 23 人。

粉碎“四人帮”后，县幼儿教育事业重新发展。1979 年有幼儿园 134所，187 个幼儿班，在园儿童 7311 人，教职工 206 人，其中公办 9 人，民办 197 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幼儿教育事业带来了美好的春天。县委、县府领导十分重视幼儿教育，幼教事业发展较快，我县在发挥侨乡优势，走多渠道集资办园道路，加强幼儿园管理，努力建设师资队伍，深化幼教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 1989 年，已经达到街街村村有幼儿园（班），镇镇乡乡有中心园。

1992 年福清幼教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共有幼儿园（班）456个，在园儿童达 25883 人，3——6 周岁入园率为 60%,6 周岁入园率达 98%以上。教师总数为 904 人，其中公办 147 人、民办 11 人、队办 746 人；幼师毕业 123 人，高中毕业 273 人，初中毕业 508 人。经过各种培训进修，达到“专业合格”的 143 人，教材教法合格的 107 人。

（2）幼儿教育的领导与管理

1951 年开始，幼儿教育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县妇联共同配合，并逐渐形成双线领导管理。一线由县妇联到乡、村妇联直接抓到各园（班），其主要任务是当好各级党政参谋，解决幼儿教师工资待遇及园（班）基本建设；另一线是由教育局、进修校幼教处，过各学区抓到完小各园（班），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幼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建立考核评估制度，加强园（班）教育教学管理，培训师资，搞好教育科研，提高教育质量。

1989 年，根据国务院（1987）69 号文件规定，幼教工作“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的原则”、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闽政办（1984）140 号《关于幼教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精神，本县原由县妇联管理的托幼工作移交给县教育局。于是从 1990 年开始，实行县、学区两级管理制度。县一级直接在教育局领导下，由初教股的幼教专干与县教师进修校幼教处配合，主要抓各学区中心园的管理工作。各学区在配备一名专职的辅导员的基础上，还成立了由分管校长、辅导员、骨干教师组成的幼教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的幼儿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教研组，由辅导员任组长，负责全区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全县两级幼教管理和教研网络的形成，有力地保证我县幼教工作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我市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全国幼教工作会议以及国家教委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幼儿园管理条例》和《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经过 1990 年至 1992 年 3 年间努力，把全市所有幼儿园（班）分批通过登记注册，进一步将幼教管理工作纳入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提高了保教质量，推动了全市幼教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3）幼儿园的学制、课程与教材

解放前幼雅园没有统一的学习年限。解放后，1952 年遵照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幼儿园暂行规程》的规定，招收 3 至 7 岁的儿童入园，城镇办全日制，农村只办季节性幼儿园（班），便于妇女参加生产劳动。1979 年教育部颁布《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县城幼儿园和各学区中心园均按规定招收 3 至 6 岁的儿童入学，并按年龄分设小班（3-4 岁），中班（4-5 岁），大班（5-6 岁）。原规定各班人数是：小班 20—25 人，中班 25—30 人，大班 30—35 人。由于幼儿园满足不了幼儿入园的需要，幼儿园各班人数均超过规定人数。县实验园、乡镇中心园办 3 年制，一般村级幼儿园（班）只办“学前班”，不分大、中、小班。

1952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试行《幼儿园暂行规程》规定幼儿活动项目有：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等科。1980 年按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大纲》设置的课程有：语言、计算、常识、音乐、体育、美工、游戏等科。

1950 年至 1965 年，幼儿园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教师只根据 1952年 7 月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教学大纲中规定的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卫生、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等科教学纲要的内容进行教学。到 1979 年，开始采用省编第二套幼儿教材，计有：语言、计算、美工、音乐、体育等 5 科教材。1983 年开始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统编的幼儿教材，计有体育、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游戏等 7 科 9 册。1989 年秋季，学前班大班使用省编语言、计算、常识、图画、美工等 5 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4）幼儿教育方法与文艺体育活动

解放初期，幼儿园教学强调实行保教合一，全面发展，按年龄分大、中、小班进行教育管理。1963 年，县教育局为了纠正幼儿教育中存在忽视年龄特点，违反教育规律现象，要求幼儿园切实做到按幼儿特点组织各班各科作业，不能要求过高过急。不开设时事课，严格作息制度。各班作业次数和时间应执行《纲要》的规定，不得自行增加，作业以外时间要大力开展游戏活动，各项活动之间应注意动静配合，使幼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教育部制定的《城市幼儿工作条例（草案）》和《幼儿教育纲要（草案）》，县教育局要求县、镇幼儿园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小学化”、“成人化”的错误倾向。

1986 年县实验幼儿园成立之后，县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教学、教研的领导，对品德、教学、游戏、体育、一日生活等方面，都提出严格的改革要求，促使实验园在全县幼儿教育中起带头示范作用。近年来，县实验园和城镇许多公办、私办、侨办幼儿园都添置了电视机、录像机、幻灯机、收音机、投影机等电化教具，开展现代化的电化教学，让幼儿扩大知识视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981 年 6 月 2 日举办首届全县性幼儿文艺调演，参加演出的有 18 个代表队、幼儿 220 名，演出节目 34 个。1982 年 6 月 2 日举办第二届幼儿文艺调演，有 17 个代表队，316 名幼儿参加，共演出节目 28 个。1986年 6 月 2 日举行第三届幼儿文艺调演，演出节目 25 个。1989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举行全县幼儿歌舞调演，县实验幼儿园舞蹈《花生娃娃》、《可爱的小猫》，城关小学幼儿园舞蹈《快乐的天使》获创作奖。同年 7 月县实验幼儿园舞蹈节目参加福州市少儿舞蹈调演决赛，全部获奖。其中《可爱的小猫》获创作奖和演出二等奖，《花生娃娃》获创作演出三等奖。8 月 1日实验园应市电视台的通知，带《可爱的小猫》赴榕拍了电视，8 月 23日在市电视台播放。

1983 年 5 月 29 日城关镇举办幼儿器械操集体表演赛，有 17 个队 700多名幼儿参加，表演了哑铃操、彩球操、红旗操、钱鼓操、乒乓操和花圈操等。

1985 年“六一”儿童节，县举办首届幼儿体育运动会，参加比赛的幼儿有 290 多名，比赛项目有拔河、小自行车、兔跳、棒球、投圈、传球等 6 个项目。

1987 年龙田、海口学区分别举行幼儿运动会，计参加 8 个队，幼儿运动员 446 名，其中最大的 6 岁，最小的 4 岁。

（5）幼教办学的类型和几所幼儿园的简介

（甲）教育部门办的：凡公立小学附设的幼儿园（班）都属于这一种类型。不过，其中很多都是由华侨捐资盖起楼房做为园舍，购买设备、添置教具交由学校管理的。如实验小学幼儿园的“舫孙楼”，就是由爱国华侨林金尧先生为纪念他的父亲，福清著名的教育家林舫孙先生，于 1988年捐资建造的。去年 9 月西园小学幼儿园新落成的“宝筠楼”，则是由爱国华侨吴宝琛、翁筠娇夫妇捐资建造的。其他像瑞亭小学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等，他们的园舍也都是融籍旅外爱国侨胞出资兴建交付学校使用的。

福清市实验幼儿园简介

福清市实验幼儿园创办于 1986 年 9 月，园址设在融城玉斗园。现有 大班 3 班，中班 3 班、小班 4 班，共 10 个幼儿教学班，入园儿童 490 人。 现任园长陈振秀，副园长陈玄之。教师 22 人全部系福州幼师毕业生。员 工（含临时工）总数共 51 人。该园 5 层幼儿大楼，建筑面积 1897 平方米， 基建费 30.8 万元。其中印尼爱国华侨任水顺先生捐资 21.8 万元，地方财 政拨款 4 万元，侨办拨款 5 万元。园舍占地面积 532 平方米（由于场地较 小，幼儿活动受到一些限制，市府领导已答应在旧城改造时适当扩大其校 园面积，以帮助解决场地不足问题）。大楼之内设幼儿教室、幼儿寝室、 盥洗室、厕所、医务室、厨房、小礼堂、办公室、值班室、教师宿舍等大 小 37 间。楼顶设有露天小游泳池。设备经费由华侨任水顺先生捐助 3 万元，落成剪彩时各单位捐赠 1 万元，其余则是政府财政拨款和学校收费提供。该园购置的大型玩具活动机械有游乐亭 1 个、6 人荡椅 1 个、滑滑梯攀登架 1 个、摇船 1 个、木马 10 只、小乒乓桌 3 付；电化教具有彩电 2台、黑白电视机 1 台、录放机 1 台、投影机 3 台、幻灯机 1 台、屏幕 1幅、三用机 11 架、扩音设备 1 套；音乐教具有钢琴 1 架、风琴 10 架、手风琴 3 架；此外还设置幼儿生活用具有课桌 100 张、椅 600 张、小床 200架、被褥 200 套、以及幼儿图书 3000 册。该园全体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认真搞好教学改革，在我市幼儿教育中起实验性、示范性作用，历年均获得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乙）私人筹资创办的
福清市青年企业家张忠恩经理，为了缓解龙田镇适龄儿童入托人园难，使幼儿智力得到早期开发，乃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430 万元，在家乡龙田镇创办了迄今全国最大的幼儿园——福清市龙田侨兴幼儿园。该园占地 10亩，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3 幢设计新颖气势恢宏的大楼拔地而起，其由 2 幢是教学大楼，内设 22 套教室，每套教室 130 平方米（其中活动室60 平方米，寝室 50 平方米，卫生间连同盟洗室 20 平方米）。与之相对的一座综合大楼 2200 平方米，设有家长接待厅、电教厅、舞蹈厅、健身厅、游戏厅、阅览录相厅、会议厅，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幼儿食堂、幼儿糕点房、职工食堂、幼儿晨验室、隔离室、保健室、保安室、车库等系列配套。另外一座占地 660 平方米的大型幼儿游泳池和幼儿男女澡堂，也正在兴建之中。幼儿园与托儿所共可容纳幼儿 1080 人，并已于 1992 年 9 月 1 日开学。目前已开办大班 2 班、中班 4 班、小班 4 班、小小班（托儿所）1 班，计有 350 个幼儿入园就学。在福清市教育局关心支持下，福州幼师毕业的幼教后起新秀黄珠平荣调该园任园长，主持全面园务工作，尚有一位副园长为福州幼师毕业的张爱梅。教师则由幼教职高毕业生中严格筛选出 34 人到福州幼儿师范培训一年，再送到福州各幼儿园实习半年，然后回来上岗工作。同时还招收后勤保健人员 12 名。该园从园长到教职员都采取聘用制，她们没有铁饭碗，有压力才有动力，方能调动积极性发挥工作效率。据了解，她们年轻，肯学肯干，有一颗奉献给幼儿教育事业的红心和爱心。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在该园特聘的福建幼教系统权威、省特级幼师陈玲玉常任雇问的精心指导下，正不断地丰富教学经验，提高办学水平，为我市幼教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其办学的效益是预期可待的。侨兴幼儿园花园式的建筑设计，环境宁静优美，为儿童学习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该园领导还加强管理，其中设有简托班、日托班和全托班，根据年龄又分为大班、中班、小班和小小班，分别由教师送路队，免费送队和定点幼儿专车有偿接送。为了加强幼儿保健防范安全工作，2 辆幼儿专车特派保安跟车，按接送卡进行接送，每天安排入园晨检。幼儿的一餐两点，则指定专人提前半小时先吃，然后才让小朋友吃，以保证幼儿日常饮食的安全。
近来张忠恩经理的企业越办越红火，他的侨兴商厦有 10 大门市部、超级商场、邮电代办所、中行储蓄所、招待所、酒家、娱乐场所（卡拉OK、酒吧），并在福州、泉州设有百货中转站。于事业有成之际，他独具慧眼，更加痴情兴学育才。去年他决定再投资 700 多万元，在融城征地48 亩，创办福清市私立儿童学园和福清市玉融小学，招收 800 名幼儿和1500 百多名小学生，为融城地区解决学前幼儿、学龄儿童入托入园难的问题。此举得到省市各级领导高度赞赏和重视，并已获得政府批准，现正抓紧基建，力争今年秋季开始招生。学校教学设备，将按最新一流配套现代化建设。这是一所新型的私人独资兴办的学校，将为我市培养造就更多更好的人才而贡献出宝贵的力量。
（丙）侨胞捐资兴办的
我市是著名的侨乡，有众多爱国爱乡热心教育的旅外侨胞。由侨建、侨助办起来的幼儿园为数甚多。至于全部由华侨捐资兴办的幼儿园则有：海口的牛宅小学幼儿园、新厝的江兜幼儿园、蒜岭幼儿园、高山的西江小学幼儿园、院西小学幼儿园等。现将新厝镇侨办的幼儿园情况简介如下：
新厝镇辖 12 个行政村，27600 多人口。其中有归侨侨眷 23120 人。侨胞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国的约占 80%，居住在国外的总人口有 32000 余人，超过新厝镇本地人口总数。在过去漫长的睁蝶岁月里，他们军路蓝缕，开荆拓莽，创下了一代伟业。旅外侨胞在事业有成之后，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父母之邦，养育之地，时刻关心着家乡各项建设。他们爱国爱乡，每年有 300 多人次回国探亲旅游观光。自 1979 年至 1992年侨胞捐资就达 23893600 元，还有价值 203 万元的捐赠物资，其中旅居印尼著名企业家、印尼哈拉班集团主席、祖籍新厝镇蒜岭村的爱国侨胞陈子兴先生一家为首的蒜岭旅外乡亲，先后在自己家乡投入的资金就有1000 多万元 1979 年至 1992 年新厝镇用侨胞捐资兴办的中学、小学、幼儿园的经费就有 690 多万元，为祖国为家乡培养了大批四化建设的人才。北京大学生物系 32 岁的陈章良教授便是新厝镇界下村人。他曾在硋灶小学、江兜中学受过教育，后来成为获得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的第一个中国人。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每 2 年评选一次，被推荐者需要在自然科学研究和新学科等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年龄不得超过 35 岁。陈章良教授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取得几项开创性成果，引起国际同行广泛注意。1987 年他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和北大同事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现新厝镇有中学 2 所、小学 18 所、幼儿园 18 所（其中侨办的 14 所）。江兜村由华侨王发祥先生捐资 16 万元盖一座幼儿大楼，并亲自对报考的幼儿教师进行面试，从中挑选出五官端正、面貌端庄、会讲标准普通话、特长唱歌跳舞的 5 人担任教职。该园现办大班 2 班、小班 2 班，就学儿童 100 多人，教师每月工资与幼儿园的办学经费，均由侨胞出资供给。蒜岭村幼儿园连同科技文化中心及灯光球场
则是由印尼乡亲爱国侨胞陈老先生捐资 35 万元于 1985 年建成的。目前幼儿园办有大班 1 班、中班 1 班、小班 1 班，就学儿童 150 多人。办园经费由侨胞提供，实行半免费寄托。
（丁）群众集资创办的
由群众集资创办的幼儿园，较为出色的有东营村幼儿园，现简介如下：
1968 年龙田东营村创办了红儿班，1979 年更名为东营幼儿班。1989年 11 月 16 日经市教育局批准升格为龙田第二中心幼儿园。
红儿班起先设在私人大院里，分 5 个点办 5 个班，每班约有儿童 20人。1979 年秋季，东营大队委领导研究决定，把分散办班的红儿班集中办在祠堂里，队聘 2 个教师开办 2 个班，入学儿童约 120 人。“参天大树幼苗起”，随着改革开放，生产发展，群众送儿入园日渐增多，为了使幼儿能在良好的学习环境里苗壮成长，村委领导一致认为：“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于 1990 年拨出村财 14 万元建造了一座双层 8 间幼儿教学楼，占地面积 835.56 平方米，建筑面积 521.56 平方米，厕所面积 23 平方米，户外活动地 300 平方米。原祠堂与幼儿园毗邻，它的面积875 平方米则做为室内活动场所。该园现有大班 5 班、中班 1 班，教师 8人（高中毕业 4 人，初中毕业 4 人），其中 5 人经考核合格领到“专业合格证书”。为了能使幼儿在愉快中学到知识，近年来总共拨出 2 万元购置大中型幼儿活动器材，有全方位的滑滑梯 1 架、环形排列摇动飞机 6 架 1台、荡秋干 1 架、环形摇马 1 部、浪浪船 1 条等。村委非常重视办园工作，每年拨出村财 4000 元做为各项经费开支，有的节日还另行拨款慰劳教师。今年“六一”节，龙田学区幼儿会演，全区只有 3 个节目荣获一等奖，该园就占了 2 个，殊为难得。村委领导尚利用假期拨出专款让教师到厦门参观学习，扩大眼界交流经验，大大鼓舞了教师办学的积极性，提高了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
（戊）企业单位出资开办的在知识和人才倍受重视的今天，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已被企业单位领导所认识，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三资企业蓬勃发展，经济日益发达，集体富裕了，从积累的资金中划出一笔经费开办幼儿园是完全符合广大职工的愿望的。据了解，我市这类幼儿园已有 13所，像三资企业渔溪清华糖厂就用 15 万元建筑了一座 635.78 平方米的幼儿楼，同时配有占地面积为 1671.21 平方米的宽敞活动场地。市商业总公司也为职工办了幼儿园经费由下属 5 个公司集体筹措 10 万元用于建筑园舍和添置教学设备，每个公司每年还上交 1200 万至 2400 元做为幼儿教师工资补贴款。

（三）

要真正把幼儿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并扎扎实实地为之工作。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就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奋斗才能实现。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要靠他们去继承，二十一世纪的祖国要靠他们去建设，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因此，抓教育应从娃娃抓起。总之，关心下一代，让儿童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都要从培养跨世纪的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做好儿童少年工作的重要性，真正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优化教书育人的环境，为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把儿童少年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福清自共和国成立之后，即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早在 1952 年，县实验小学幼儿园就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共同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深受家长欢迎。1961 年城关镇各街道分别召开母亲座谈会，还组织家长观看电影《朝霞》。1982 年 5 月，县妇联召开好妈妈、好奶奶、好阿姨座谈会，交流幼教经验，使家长们认识到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教育孩子的重要作用。
1984 年 7 月，福清成立家庭教育研究会，同年全县 21 个乡镇也相继成立分会。渔溪镇各行政村还成立家庭教育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如何搞好家庭教育工作和办好家长学校。家长学校主要活动内容是听讲座（讲述儿童心理特征、卫生常识、科学育儿知识），看儿童游戏，听示范课等，使家长们明确：爱孩子是天不父母心，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独生子女的政策，家庭人口的结构趋向金字塔型，底边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间是父母，顶端是“小宝贝”。如果对“小宝贝”过分宠爱，就可能变成了“小皇帝”。“严是爱，宠是害”，独生子女过于被娇纵的这种“四二一”综合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其实，对儿童教育既要严格又要得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例如汉时孔融，4 岁就知道把大的梨子让给哥哥吃。王勃 6 岁时就写一手好文章，后以写《滕王阁序》著称于世。骆宾王 7 岁就会吟《咏鹅》诗，后写了一篇《讨武曌檄》闻名天下，与王勃同列“初唐四杰”之一。杜甫 7 岁就会作诗，后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尊为师圣。以上诸人均是幼年时家教有方，并受到严格训练，才能学有成就，成为历史名人。解放后，由于年幼受到了良好教育而成名成家的人，不胜枚举，现仅述近事一例如下：
我省漳浦县赵厝小学学生赵长正，10 岁前就迷上了水果的栽培技术。由于他父亲的言教身传，严格训练。小长正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亲手操作、砍枝、切砧木、剪接穗、嫁接、捆绑 ……失败了不灰心，总结教训，再学再干，终于在果树品种更新换代的科研实践中颇有造诣。他嫁接的果树成活率在当地数一数二，被称为果树栽培专家。每逢节假日，本县和外县的果农都争着聘他去嫁接果树和指导栽培。这一年多来，他被聘嫁接的果树就有 500 多亩。今年 13 岁念小学 6 年级的赵长正，就获得全国“最佳劳动小能手”的光荣称号。这个对儿童教育成功的好事例，值得我们借鉴，从心理上理解孩子，方法上适应孩子，是家庭教育的一门学问。古语说：父母爱子无所不至。高尔基说过：“爱自己的孩子，那是连母鸡也能做到。”所以仅仅出于生物本能对下一代的爱，是远远不够的。对儿童应该努力理解，严格要求，以身作则，而且还要教育得法，不能纵容，不能溺爱，更不能使用打骂等粗暴方法。闽剧有《容仔咬奶头》这出戏，讲的是溺爱纵容孩子，得到报应的悲剧故事，至今流传不衰，足为殷鉴。眼下有些家长工作忙、时间少，对孩子不是耐心说服教育，而是采取打骂体罚的简单粗暴办法，但这收效甚微，甚至带来反作用。6月初《福州晚报》登载，有位同志在办公厅里讲一个故事：他的一位亲戚带了 7 岁的孩子去欧洲某国探亲。一天，她和孩子上街，孩子乱跑，差点让车撞了。她把孩子拉了回来，揍他的屁股。谁知这情景，让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了，招来了警察。警察以虐待罪把她带到警察局。经她丈夫工作的我驻外机构派人疏通，才免予吃官司。据说，该国法律规定，监护人不许打孩子。打自己孩子的屁股，在中国司空见惯，而在某国却犯了法。我国国情跟某国不同，当然不必硬搬来学，但可以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使用打骂的粗暴体罚手段，代替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是缺乏人道的不文明行为，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好心家长都冷静地思考一番，并得出合理的结论。该报还载，前两天从《新闻出版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北京市重点学校史家胡同小学，一年级某班的 48名学生中，挨过家长打的有 47 名，其中有 27 名是用棍子打的，18 名被脱了衣服打，25 名被拧过腿、屁股，20 名挨过脚踢。原因是由于淘气不听话，或者不愿意去学琴、画画。当然绝大多数家长是由于爱之太深，恨铁不成钢才打孩子的。然而，这背着十字架的“爱”，与虐待又有多大区别呢？未来的社会分工，需要今天的孩子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孩子的天资做因势利导。我们今天的教育，如果仍然浸透着千篇一律的“满堂灌”的基调和“唯分论”的主调，为了升学，为了升重点学校，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摔打得焦头烂额，折腾得心疲力竭，那是会犯错误的，也是徒劳无功达不到教育目的的。如果因而采取“打骂教育”，其结果也往往会适得其反。轰动全国的受斐、受辉事件及沈阳市 6 位少女出走现象便是明证。即使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家长也要冷静下来，面对现实，耐心地教育孩子，学习成绩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奋发进取的精神。大家都听说过，爱迪生上学3 个月就被学校以“智力迟钝”为名开除；达尔文小时候也是个“平庸无奇”的儿童；还有爱因斯坦、牛顿、海涅、拜伦等许多杰出人物，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然而，他们靠长期的奋发努力，终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这些故事鼓励孩子树立信心，利用假期补上学业上的不足，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才是家长应该采取的正确方法。如果孩子贪玩、不用功，荒疏学业，家长也可以用诚挚之爱感化孩子。在这方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彼得·塞曼的母亲堪称楷模。塞曼年少时嬉戏游玩，不肯读书，考试成绩很差。他的母亲告诉塞曼，他们的家乡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地方，人们为了生存筑起了拦海大坝。1865 年 5 月 24 日深夜，拦海大坝决堤。这时在一条小木船上，她咬紧牙关，与风浪搏斗，生下了塞曼。母亲泪流满面，悲切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平庸无为，我当初真不该在波涛中挣扎”，诚挚的母爱，深深地感化了塞曼。翌年，他递上一张令母亲欣慰的成绩单，表示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当个有作为的人。孩子从小伴随父母，不但亲近，而且信赖。因而家长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大都会被孩子所仿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都是由于耳濡目染的结果。在品德上也是这样，廉洁者虽然清贫，但其子女大多朴实可靠，不少成为出色人才。祖籍福清的我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平时“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还经常给贫寒者以资助。这些德行，像朦朦春雨，滋润着林则徐少时的稚嫩心灵，直到他成为栋梁之才后，还时常以父亲的这种德行自励。年轻的家长们，都希望独生子女长大成才。要让希望成为现实，首先要自己品行端正，勤奋努力，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此外，务请孩子的父母、孩子的老师、社会的大众，都应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意识——儿童少年属于家庭，更属于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明天，也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孩子是社会的，是国家的，而不是个人私有的。家长要树立“为国教子”的观念，紧密跟教师、社会互相配合，孩子从小就享受真正的爱，既不是带棍棒的爱，也不溺爱。在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合力的作用下，把孩子教育好。使他们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苗壮地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跨世纪接班人。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老师，身兼教养员和保育员二职，从早到晚和儿童们形影不离，对儿童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了如指掌，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儿童们有什么心里话，受到什么委屈都愿意对老师讲，老师不仅是儿童的好奶奶、好妈妈，也是儿童的好朋友。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爱满天下”。幼教的园丁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实践着陶先生当年未竞的教育理想，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不朽的奉献。让我们以诚挚的感情，向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的园丁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梧瑞小学建校等碑记三则

林尉民

一、 梧瑞小学建校碑记

距邑西 40 里有梧瑞村，环而居者数百户，商于南洋数百辈。财力殷厚，足以教育其子弟，而学校缺如。民国五年春，郭君师道亲自南洋归，乃同村人创设私立小学一所，限于经费，不得不因陋就简，暂以住屋并续迁寺庙为校舍。越四年，郭仲康再由南洋各埠募得建筑费荷盾 6000 有奇，折合中币 3000 余元。即以其款，择地于兴祥桥左畔，鸠庀材终始其事，凡十阅月，工程告竣，于是学校规模悉具。虽然教育非暂时事，子弟之待学于斯者不知其几何许，财筹措基金，充积学款，诚不可缓事也，愿、乡之人更进筹焉，庶几斯校，可大而可久乎！余适长斯校，爱贡其言如此。量民国十年冬校长吴钟祥序。

二、始建兴祥桥碑记

事有创者有目者。当此民生调敝，财政罗掘之秋，守者不易，创者更难。吾乡郭君履周，居里之西南有溪焉。惊出大帽，流达迳江乡，于左右岸之十百数，其往来交通，则必道于斯溪焉。每值盛夏暴雨倾注，溪流暴涨，涉而淹者数。观乡人苦之状，终不能舍此溪而他适。履周凤抱济世之志，时里社倡议造桥，屡为财厄而止。而其心不止也。里之人侨于南洋者颇多，南洋各商埠，财之数也。履周于民国三年，以一介书生，乘风破浪，涉七洲洋、过新加坡、过荷属之爪哇，募得荷盾 3000 有奇。而犹有不足。幸赖郭君仲康，江君忠渊，再往发起。蒙经里人郭君仲雍、江君本金、郭君伯英等广为劝募，复得哇盾 3000 有奇。前后 2 次共募哇盾 6000 有奇。时也哇地银水跌价，折得我国通行洋银 6000 余元。爱于七至正月立案，度地定规，推举职务，召匠人、估工料、尅期兴此桥。为弓形，以尺计，高十有六，长八十有零，广九，弓门计则有三，而门各宽十有六尺，上翼以栏，下砌以壩，溪之旁路之，路之旁亭之。己未阅月二十桥成。额曰：兴祥。盖从父老谈祥瑞之意也。间有里余，再迂后郑石桥一座，高七尺，广半之，长倍之。是役也，共用银 6817 元。而有桥、有路、有亭。履周语余曰：是不可以无桥、是桥不可以无碑记。子能为我记之乎？余濡笔书此，以见乎天下事无论创业多艰，得有志如履声者，皆不难而易矣。兴祥虽小，亦其例也。
邑人唐应玑撰、赖鸿宾篆额拜书

三、重建兴祥桥碑记

梧瑞之兴祥桥，创自民国己未，阅时未十稔，雨圮于水，行人之病涉如故也。昔之董其事者，靡有不抱重建之志。惜靳于赀而未举。庚午春，郭君家期，重赴南洋，晤其族人忠笑仲康二君，即与策划，所以建斯桥者，乃分头劝募，期月募赀 7000 元。工兴于斯岁之仲秋。桥成于翌年之季夏。昔用石砌，今易以钢骨水门汀，盖求其坚固耐久，非徒饰外观也。高低广狭，悉仍旧制，唯化三门为两坎，藉以疏畅山洪，亦所以巩斯桥也。是役也，计费国币 4000 余元。以其余货，复建后郑、后美两桥。桥成之日，欢声遍野，顾行人不复有病涉之苦，与夫可望不可即之叹矣。余适避乱异邦，邦之君子嘱为之记，而又不得以不文辞，谨为之记。
泰宁邱炎发撰

翁独健教授回融讲学记

何爱先

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教授，出生于福清县化南里坑边村（现三山镇坑边村），与我家乡瞻阳同属化南里，仅隔 5 公里之遥。一向桑梓情深的他，对我这个乡亲倍感亲切，因此成了忘年之交。1986 年 5 月 28日，翁教授不幸病逝于北京。缅怀往事，不尽哀思，教授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今特就其回融讲学一节记述如次。
1963 年 5 月初，欣悉翁教授偕同夫人邝平章教授应邀回福建讲学。经请示县委，由县文教局、教育工会联合邀请翁教授回融讲学。5 月 9 日，县人民委员会派一辆专车，由福清一中王允铨、王良康 2 位老师前往福建师院面请。翁教授欣然允诺，当即随车回融，下榻于福清一中招待室。傍晚，我们备了一桌酒席，为翁教授接风洗尘。是时，因历经 3 年经济困难时期，市场上尚无光饼，我们特请制饼师傅，精心制好一盘小光饼。席间，翁教授对家乡的风味小吃，赞不绝口。但对于席上丰盛的酒菜，却有微词，认为不应该这样浪费。他说：
“我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今天吃到家乡的光饼、鱼丸，比什么佳肴都好，不必去搞这么丰盛的晚餐”。
饭后，我们在翁教授住处闲谈。要求他第二天上午向城关中小学教师和 5 镇教师代表作一次关于如何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报告。他欣然允诺，但十分谦逊地说：“我离开北京市教育局已多年，恐怕这个报告难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当晚，我想邀翁教授观看闽剧，他说，是家乡戏吗？我说是兄弟县的剧团。他说，那就不看，还是闲谈吧！他从儿时在家乡放牛谈起，继而谈到出国留学、讲学等。他谈锋甚健，其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言谈，使我们如坐春风。不觉时间已近 11 时，为不影响他的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我们离开之后，翁教授仍在书写讲课提纲，直至深夜才休息。
5 月 10 日上午，在福清一中礼堂，几百个中小学教师聚精会神，聆听翁教授的讲课，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讲述，博得全体听众一阵阵的掌声。同日下午，我和张端机、吕冠超、林长贤、王良康、王允铨、林尉民等同志陪同翁教授到豆区园参观。他对同中的一草一石都仔细观赏。看到小天井内竖立的“闲云石”时，对我说：“这块是国宝，你们文化部门应好好保护、珍存”。我们在园中合影留念，上书：“回融讲学爱桑梓，豆区园里乐同欢”。这时，我向他提出，部分中学历史教师想开个座谈会，就历史教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想向他请教。他说：“家乡教师的要求，我都应该做”。
5 月 11 日上午，城关及 5 镇各中学历史、地理教师共 20 多人，集中在福清一中会议室。会上，教师们纷纷把教学上遇到的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写上纸条。我收集好交给教授。他一张一张详细阅读，然后，逐条讲解，条条是道，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许多教师多年来教学上遇到的疑难问题，而参考书又无法解决的，翁教授却轻而易举地一一给予解答了。其学识之渊博，深得教师们赞颂。会后，教师们都说，这才是真正的“博”士啊！
由于翁教授还要到厦门大学讲学，我们未便久留，当天下午送他回福建师院。临别之时，他留下地址。嘱经常联系。
1965 年 9 月，我上京参观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他外出未归，未能造访。诚感怅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断了联系，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我甚是不安！1968 年 4 月 28 日我再次到京，当晚即到南池子翁教授住处拜访了他。他看到我非常高兴，又十分惊讶。他说：“听说你成了‘牛鬼蛇神’我很担心，今天总算看到你了，我们要作长夜谈”。正在厨房洗刷的邝平章教授捧上香喷喷的热茶。我对翁教授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些造反派说您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您安在福清的黑线人物……”他听罢哈哈大笑，指着书房满架精装著作，说：“感谢周总理的保护，我没有被抄家”。阔别多年，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他的 2 位“千金”在隔壁房间，一句也听不懂我俩说的话，就提意见说：“爸，您又说地瓜话（家乡话）！”他说：“我们是福清人，难得乡亲相逢，当然要讲地瓜话暖”。说罢，父女开怀大笑。不觉时间已近 11 时，我起身告辞。他依依不舍，一再挽留。我又坐了下来。时逾 12 时了，我坚持要走。他拉着我的手，拄着拐杖，一定要送我到大院门口。谁知，从此竟成永别！
值此翁教授逝世 7 周年纪念，特此为记，聊表悼念之忱！

余长资先生事略

余长泓

书香门第 家学渊源

余长资宇仰孙，1898 年生于福清市北门外阳下村一个小康耕读之家。祖父讳德崇字仰山，系前清岁贡考选县塞。父讳孔源字少仰，系前清秀才，以塾师为业。长资幼受家庭教育之熏陶，聪颖好学。1911 年毕业于福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后，随诸叔父作。1915 年起，其 6 位叔父相继南渡荷属爪哇经商，频频得利，乃命长资进入福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年孜孜不倦，刻苦攻读，成绩优异，精于国文，亦工书画。其文章笔锋犀利，辞令流畅，被选编入《全国中学生文库》者达数十篇。其书法苍劲挺拔，融北富户华侨建新屋者，多请其书写楹联。时阳下村新建施氏支祠，亦延其书写正楷之《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全篇，刻于屏门之上；北西亭村归侨张立基先生，曾收存其书画之折扇，视为珍品，不肯轻易示人，其文章书画名噪遐迩，可见一斑。时与城关郑毓和、后山顶村林绍樵、南宅村唐修德及东阁村陈绍禹齐名，被邑人并誉为福清青年5文杰。

才华初展忾公提携

长资 1920 年师范毕业后，先后任惠安县立中学教员及家乡阳霞初小首任校长。1925 年其 6 位叔父又集资促其进入福建大学深造，嗣转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本科，1929 年以名列前茅毕业，遂经辛亥革命元老郑公忾辰老会伯推荐，充任南京最高法院书记官（书记员）。在宁任职期间，他与忾老过从甚密，恭聆教诲，获益匪浅。1930 年初，邑人俞奋初东渡日本留学，便道谒忾老，在宁除长资外，还有陈东明、唐筠孟、郑毓彬、林詠唐等。忾公嘱长资通知诸友一起摄影，并写小序。长资请忾公斧正，公彻夜推敲。翌晨大家传诵，叹为奇文
（小序原文见本刊新一期）。

疾风劲草 高风亮节

1930 年秋，长资应南京考试院法官训练所初试，录取第 26 名，至 1932年，南京法官训练所第一届毕业，照章再试，名列全国第一。斯时吾邑芦华、汕头、嘉儒、东营及洋边诸村宗亲，咸以长资名列榜首，视同“状元及第”，欣喜莫名，奔走相告，相继盛情邀请其至祠竖匾，谒祖会亲置酒演戏，极一时之盛。遂由司法行政部先后委派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任候补推事（候补法官），旋转实缺推事，其间曾兼职持志学院法律系讲师。至 1940 年 11 月 8 日，法院被汪精卫伪政府接管，长资不甘事伪，逃离法租界。邑人嘉其志，福清《融报》（中华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廿八日第二版）曾以：“倭接收沪法界两院，邑人余长资拒伪引退，愧煞无耻汉奸”为题，载文“邑北门余长资先生，习法律供职沪法租界高等法院，颇著政效，此次法方竟同意倭方要求，接收法界高地两院（即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外交部除提抗议外，并令暂停职务。余长资不甘事伪做活愧俑，守住严正立场，不为胁，不为诱，从容办理手续，于最后同陈院长懋咸，洁身引退。一般在沪无耻汉奸，惟恐不能充任愧俑，视余长资君之洁退拒伪，不知作何感想”云云。斯时长资得以复调回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至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事爆发，该院又被汪伪接管，长资不甘变节，临危不惧，但被日伪监视，生活陷于困境，在诸旅沪同乡资助、掩护下，他详称迁居小屋以节省房租，数易住所，避开日伪视线，其间藏匿于旅沪同乡郑某某家达月余之久，终于 1942 年 11 月，当机立断，化装商人，携眷潜回福清。

长资两度拒伪之民族气节，国民党法界上司慰勉有加，亦倍受郑公忾辰器重。回闽后自 1943 年 1 月至 1946 年 12 月，先后委派福建高等法院闽清临时分庭、福州第四分院及福建高等法院任职。由于长资历年专司民事案件，复升高院民庭庭长。1947 年 1 月，又擢任南京最高法院推事（简任官）。嗣鉴于国共政治协商会议之破裂，乃拒绝参与伪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之选举。旋即请领律师证书，准备转业，终于 1948 年 11 月，毅然辞官回乡。

回顾长资在国民党法界任要职达 18 年之久，断案明察秋毫，屡平错案。他为官清正廉明，两袖清风，自奉俭朴，毕生未构一椽置片土；且当历史关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明智抉择，激流勇退，铮铮铁骨，殊为世人所钦佩。

同情革命 营救长钺

长资之亲堂弟长钺，在福清私立明义中学念书时，就已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并在《同攻》会刊上刊登“血与泪”及“尼姑庵”等抨击反动统治之文章，引起国民党政府注目。1933 年 9 月，芦华村青年余长桐，就读省垣某校，困传阅革命书籍被捕，供认该书借自长钺。新任福清伪县长甘昙，奉命亲率大批警察及便衣队，包围明义中学，逮捕余长钺，并在其书箱内搜出革命传单及地下党领导人陈炳奎致长钺之密信。证据确凿，举家惶惶，而伪县长甘昙则欣喜若狂，星夜解长钺到省保安处邀功请赏。亲属虽四出央人营救，然均束手无策。长资在沪闻讯，惊悸之余，即修书伪福建省保安处军法科，谓长钺年仅 15 岁，未届法定年龄，不得刑讯，亦不得科刑，否则法律责任应由贵科承担云云。当局慑于长资在法界之威望，弗敢轻举妄动，使长钺少受皮肉之苦。3 个月后，蔡廷销、蒋光鼐两将军率十九路军反蒋入闽，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长钺得以安然脱险。

长钺出狱后，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5 年冬，为筹集革命经费，亦南渡荷属爪哇安褥埠。翌年初秋，其袍兄长骝给大洋 600 元，作为 3年学费，命其回沪求学。长钺抵沪，即到法租界金神父路明德村长资寓所。长资、振涛夫妇热情接待，为其设法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攻读中医，长钺将大部分钱物寄存长资处，借求学之名，在沪与地下党接上关系，秘密参与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他常来长资处存取钱物及秘密材料，以长资寓所为“防空洞”，并向兄、嫂宣传共产主义道理。长资明知其行踪秘异，但感其志诚而坚，又时刻为长钺之安全担忧，乃告之曰：“革命应如孙中山先生，先有高深学间，才能领导革命，汝何不去苏俄深造”。果然，数周后长钺复来长资处，取去所有寄存钱物，并称将秘密赴苏求学。1936年冬，长钺秘密回闽，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1937 年 2 月 16 日在莆田参加闽中特委会议，被叛徒出卖。闽中特全部被捕，同年 6 月 23 日，在福州英勇就义。

海外赤子 爱国爱乡

福清解放初，长资曾任福清县立中学及文光中学教员，1950 年作为知名开明人士和郑忾辰先生一起，为福清县人民政府特邀代表，参加福清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1 年，长资得其胞弟长材邀请南疲经商，福清县第一区公所出具通行证，经福州市公安局审批转换正式出国通行证，顺利到达印尼泗水市。乃弟长材手足情深，慨将惨淡经营 20 多年之所得，剖分相赠。长资自维凉德，乃少却之，兄弟之爱，誉满同侨。于是长资成为中联公司之股东，并应聘兼泗水玉融公会顾问积极参与爱国社团活动。福清筹建华侨中学及侨联大厦时，长资、长材昆仲均积极捐献，他俩并踊跃认购省华侨投资公司股票。1956 年，阳下村干群倡议将公办之阳霞初小改为侨办之阳霞完小，需筹措大笔资金建筑校舍及办学经费。长资率先响应，慷慨解囊乐助，从而推动乡侨集资建校，实现乡亲之愿望，因而长资被阳霞小学建校委员会聘请为海外副董事长（董事长系长资胞叔余孔英先生）。1957 年 4 月 28 日，为其老母八秩寿辰，长资在印尼泗水市，长材则先期返国，同时分地举行祝寿以表孝思。昆仲秉承慈训，将国内外诸亲友贺仪，悉数捐献与泗水市侨众中小学、福清华侨中学及阳霞小学为基金。1960 年，国家遭受 3 年自然灾害，长资应福清县侨联主席高至荣之请，鼎力协助泗水玉融公会主席林国栋，四出奔走，劝募化肥及包菜种，无偿赠送邑人生产自救；同时长资在泗水市义务为同侨代办外汇到香港联大公司，购买面粉、花生油等，寄赠国内亲友，渡过难关。1965 年，长资回国省亲，县领导及阳下大队均设宴款待，他并参加我省组织之“五一节”赴京观光团，对祖国建设成就极表欣慰，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正确领导。1967 年长资与长材及次子忠谌移居椰城，组建太平洋贸易公司。1971 年 7 月，他病逝于雅加达医院，终年七十有囚。长资晚年确实为繁荣居住地及父母之邦之经济、文化事业倾注了心血，并作出一定之贡献。

后 记

笔者系长资之亲堂弟，虽不避自赞之嫌，然亦毋敢妄言，谬误之处，敬请贤达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