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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七辑

 
福清机灵弟 发表于 2019-2-17 17:0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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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 ( 内部发行 ) 新第七辑

政协福清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九八八年九月

目 录

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福清旅日华侨职业的变化………………俞建龙 (1)
二、何春光烈士和他的一家………………………………………张端机(12)
三、旅日爱国华侨林孝楼 ……………………………………………斯文(15)
四、福清第一中学校史……………………………福清一中校史编写组(19)
五、解放前福清教育资料三则……………………………………翁鸿猷(34)
六、福清血防史 …………………………………………林厚耀 董性俊(37)
七、福清县金融业纪要……………………………………………俞肇琦(41)
八、解放前《福清县政府公报》发行情况…………………………敖翔(49)
九、1942 年福清土地陈报简介 …………………………………王源瑞(51)
十、福清岛礁形成、名称及现状………………傅作安 余长通 施友乐(53)
十一、大湖洋海啸为灾回忆……………………郑茂忠 郑寿康 郑寿錃(60)
十二、解放前福清县驻军概况……………………………………杨玉庭(63)
十三、解放前福清城关与城郊匪患四起…………………………何崇奇(65)
十四、翁其法其人其事……………………………………………杨玉庭(68)
十五、戚继光在福州抗倭大事记…………………………………肖忠生(70)
十六、叶向高资料六则……………………………………………俞达珠(78)
十七、一部诞生在日本的志书
…………………………………………《福清县志续略》 朱育平(84)
十八、灵石寺重修缘起 ………………………………………灵石寺常住(89)
十九、福清部分姓氏渊源…………………………………………曹于恩(91)


再苦,也别忘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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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机灵弟 | 来自福建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福清旅日华侨职业的变化

俞建龙

福清是我省著名侨乡,共有华侨人口46万(包括港、澳、台同胞),分布于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海水所到之处便有华侨”之说。福清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据1986年统计,全国共有旅日华侨66939人①,而在1980年,福清旅日华侨已达8907人②,虽然现在没有确切数字能夠说明目前福清旅日华侨共有多少人,但据近几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估计已逾万人。故福清旅日华侨的人数居全国之首。福清旅日华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艰苦创业,二战后的努力进取,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仅次于印尼华侨。要研究福清旅日华侨的经济状况,职业问题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拟就二战前后福清旅日华侨职业的变化作一番初浅的探讨。

福清人东渡日本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清时期,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的记载。据考,嘉靖廿六年(1547年),朝鲜王李岖把所获福清人冯淑等幷货物解往辽东,“咨称闽人向无讯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③此后,福清人仍有海商前往日本进行贸易。又据载,顺治11年(1654年),福清黃檗寺隐元禅师应日本僧人之邀,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可见,早期赴日的福清人主要是商贾和僧侣。同时,这一时期福清人赴日人数较少,且多数是进行贸易或作短时期的居留,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华侨。福清人大批赴日,是在十九世纪末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形成了旅日的高潮。

从这一时期开始,才能算是定居在客地创业的华侨。幷且,人数较前众多,职业范围也相应扩展。从1987年8月和1988年3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组织两次对福清高山地区(包括高山镇、三山乡、东瀚乡、沙埔乡)200戶旅日华侨的抽样调查中,可以看出福清旅日华侨大多数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日本的,也有少数是在解放后和最近几年去日本的“新客”。

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范围同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扩大,幷且从二次大战前后的职业对比看,变化甚殊。现将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福清旅日华侨的职业变化分述如下 :

一、二次大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的状况

二十世纪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生活上困苦不堪,政治上倍受欺凌压迫,不得不摆脫数千年来安居家园的传统观念,背弃祖庐,漂洋出海,到异国他乡去谋生。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內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历尽艰辛到了日本,有的在节衣缩食之余,用极为微薄的资本经营一些小生意,有的身无分文,只能到处打短工,有的仅凭一技之长的手艺谋生。

绝大乡数处于异常艰难之中开始创业的。这从对福清200戶旅日华侨在战前所从事的职业统计表中就可以看出来。

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一览表
( 注共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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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前福清旅日华侨所从事的职业有以下几个特点 :

1、所从事的职业范围极为狭窄,基本上局限在小商贩和传统的“三刀”

行业(厨刀从事料理业,剪刀从事裁缝业,剃刀从事理发业)之中。200人中,从事贩布、料理业、理发 ;开布店、服装店、小摊贩、共计178人,占89%,职业范围幷不广。这与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到东南亚去的华工、华侨相比,虽出国途经不同,从事劳动性质不同,但就职业范围而言,都是极为狭小的。

2、经营的都是小本生意。如贩布、小摊贩。而料理业、布店,也都是小本经营,规模不大,无需多大资本。其他诸如理发业、商店伙计等,不过是凭着简单的手艺和体力谋生而己。

3、在狭小的职业范围内不断变动 , 一般人职业难于从始至终。由于贩布业极为艰苦,许多人稍有积蓄后,便马上转而从事其他行业。调查对象的200戶中,仅由贩布转为从事其他行业的就有33人,如东瀚东庄村华侨陈厚发转为开饭馆,陈兴文转为开旅馆,高山西江村华侨林宗盛转为开服装店,林圣经转为开布店。也有因开张店铺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重新走上卖布生涯者也不乏其人,如东瀚南盛村华侨杨和椿由开饭店转为卖布,东庄村陈吓梅由开切面店转为卖布。此外还有在不稳定的职业范围內不断变化的,如东瀚西安村华侨刘济怡就卖过布,当过帮工,万安村詹垂金也曾卖过布,当过店员。

4、地域流动性较大。由于战前福清旅日华侨没有稳定的居住地点,赴日谋生只是想赚些钱回来养家糊口,抑或完成人生的几件大事,大多数人沒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因此,他们在日本期间经常居无定所,到处流动。尤其是贩布这一行业,哪里生意此较好做,哪里可以推销更多的布匹,哪里可以多赚钱,他们就背着市篓,或骑着自行车,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就到了那里。许多人为此而长年奔波,进行跨县、跨地区的长途流动。如东瀚东庄村华侨陈兴利就到过横滨、长崎、神戶、京都、大阪等地,南盛村华侨杨和椿到过京都、长崎、函馆、神戶、东京、宮城、鹿儿岛。这样大的流动,就如同古代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这也是客观条件所促,不足为奇。当然,其他如从事料理业和一些固定职业,象开杂货店、摆小摊点、厨师、种田等,生活就比较稳定,居住处也无多大变动。

値得注意的是,传说的“三刀”行业在战前福清旅日华侨所从事的职业中幷不占主导地位,从事料理业和理发业的充其量不过41人,仅占20.5%,开布店和服装店者多是经营原料和成衣而己,从本质上说幷不都是裁缝业,而理发业更是无足轻重。可见,人所共认的旅日华侨是从“三刀”起家之说,也许是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旅日华侨,而就福清旅日华侨而言则未必尽然。而流动贩布才是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第一大职业,共104人,占52%。究其原因,大抵有如下几点 :

(1)从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看、自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批的女性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投入纺织行业中去。二十世纪初,日本棉纺织业、人造绢丝业飞快地发展起来,棉花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位,人造绢丝出产数居世界第二位。昭和七年九月(1932年9月),日本纺纱工人有127742人,织布工人31491人,纺织工人共计159233人④。1933年12月,日本主要的纺织工场有东洋纺织、大日本纺织、钟渊纺织、富士纺织、日清纺织、包敷纺织,锭数8525222锭,撚纱830040锭,织机83676架⑤。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大量布匹涌入市场,需要一批布匹经营者和推销者,使布匹迅速转化为消费品,促使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样,在流通领域內就出现了一大批布匹批发商、布店和许许多多流动小布贩,而这一时期,福清旅日华侨初到日本,一无经济基础,二无社会基础,语言又有障碍,投入较低层次的贩布领域,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故有“福州帮的侨胞,多以贩卖绸缎吳服为主要贸易”⑥之说。(2)从福清旅日华侨本身来看。出国前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不仅缺乏财力,更缺少文化技术,且多数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到日本后旣无法从事知识型劳动,更谈不上拥有资财从事大资本经营,只能做些小买卖。

而贩布这一流动性职业,对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日本社会来说,实际上是与出卖劳动力赚取工钱无异,对他们来说是再适当不过了。由于福清旅日华侨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要找到合适的职业幷非易事,而贩布则无需多高的文化程度,只要学会几句本行业的常用语卽可。因此,虽然贩布非常辛苦,获利亦薄,但对福清旅日华侨来说还是适宜的。

(3)从旧中国农村传统来看,不论走到哪里,宗族、乡谊的凝聚力是相当大的。许多福清人就是在亲属、乡亲的牵引下去日本的,由于先前到日本的许多福清旅日华侨也是贩布为业。因此,这些新到日本的福清人就去投靠他们的乡亲,在他们的资助下、引导下,从事了贩布生涯。况且,以宗亲、地缘关系聚居一地,也便于互助、互济。这样,也就形成了许多以宗亲、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聚集点,如高山薛港村的薛姓华侨多集中于东京都、神戶,长安村的华侨多集中于高松,三山塘北村的华侨多集中于熊本,这对华侨寻求职业亦不无好处。

(4)战前福清旅日华侨多从事贩布业,可能同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侨的政策有关。据不少归侨回忆,在日本未定居三年不得开张店铺,幷且只能在服务性行业中选择职业。三山塘北村归侨张仁灿兄弟俩于1933年抵日本九州门司口岸,在塡写入境登记表时,日本海关只允许在职业一栏中塡写贩布,否则不予上岸。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尙待查证。但就战前日本政府而言,这种限制是有可能的。

以上原因使贩布业成为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的主流。但从事贩布业是相当艰苦的。据不少归侨回忆,他们多数是借助乡亲的扶持,以微薄的本钱,到布匹批发店去买或赊来布匹,放在篓里,背在肩上,走街串巷,或到偏僻的乡村,沿途叫卖,起初由于语言不通,极为不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心应手,所得利润也很微薄。有时分文未赚,连住旅店的钱都无法支付,其处境艰苦于此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后,有的人买了自行车,处境才有所改善。由于旧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縳,许多人经过一两年后,积累了一部分钱,就回国娶妻,或盖房子,再者就是修祖坟。经营发迹者就这样往返数次,经营不善者,只好滞留日本。比较有眼光的人,稍有节余后,就转向从事料理业,或摆摊设点,结束艰苦的卖布生涯,走上稳定的生活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从事料理业和开办小商店的越来越多,成为二战前后期福清旅日华侨职业的第二大主流,人数从38人增至71人,占35.5%。

中国菜早就蜚声世界,在日本经营料理业的福清人也有个别菜馆煑的是日本风味小吃,如东瀚乡东瀚村华侨郑克泉在日本岩手县盛岗市开的菜馆,深受日本人的欢迎。由于,从事料理业,开饭店,菜馆、餐馆、资金周转快,获利较丰,有的开始开张小店铺,步入商业流通领域,以期有利可图。这些行业的赢利自然胜过贩布,也便于资本的积累,为战后从事开拓性行业和大型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战后福清旅日华侨走向职业多样化的首要因素。

二、二次大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的状况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1937年“七 ? 七”事变日本大举侵华战爭爆发后,旅日华侨的处境发生了严重困难,因担心日本政府的迫害,许多福清旅日华侨回到了祖国,没有回国的华侨,由于战爭的破坏,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他们在战爭期间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被囿于战前的职业范围内,幷且还有收缩的趋势,境况大不如前。幸赖华侨艰苦奋斗,在逆境中求生存,战胜困难,巩固根本,始能达成战后经济之复兴和发展。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接受占领国的监督,而旅日华侨,则作为战胜国的侨民,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可以享受种种优侍,如不受粮食配给的限制,华侨摊贩行商可以贩卖一般统制品等⑦。同时,由于战爭的破环,日本经济倒退了二十五年⑧,一片惨淡的景象,这些因素,为旅日华侨发展经济造成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有利形势下,福清旅日华侨也勇于进取,自由地发展各种商业活动,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幷在战前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了许多现代化行业企业。参见下表:

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包括子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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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上表仅就调查对象200戶中有涉及职业问题的150人加以统计。

从总体上看,战后福清旅日华侨所从事的职业,是在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衰败的背景下应时而起的。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并迅速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福清旅日华侨紧跟日本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摆脫了传统职业,新一代华侨子女更是勇于竞爭,富于开拓。因此,战后福清旅日华侨所从事的职业,除了保留某些传统行业外,日益趋于多样化、现代化。其表现知下 :

1、1937年中日战爭爆发后,随着许多老一代华侨纷纷回国,第二、三代华侨早已不从事贩布业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流动布贩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战前占主导地位的贩布已被新的商业流通领域荡涤得无影无踪。但开布店这一传统职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不过人数消长变化不大,战前占9.5%,战后占10%。

2、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中国烹调技艺,在旅日华侨社会也结出了硕果。

如沙埔西叶村华侨叶金菊曾获全日厨师此赛第三名,足见中国烹调技艺名不虛传。从而为中华料理业在日本兴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又为料理业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且经营料理业利润高,资金周转快,因此,福清旅日华侨经营料理业较之战前有长足进步,从战前38人占19% 发展到战后55人占36.7%,成为战后福清旅日华侨职业的主流,其中有的规模相当可观。高山院西村华侨林学书在仙台开办的“醉花楼”北京料理店,有固定职员一百多人,东汗西安村华侨刘金福在长崎开办的一家菜馆,最多时一次可承办酒席一百多桌,足见其规模之大,目前,许多在日本的中国菜馆,设备整洁,布置典雅,古色古香,使各国人士留连其间,品尝中国风味。由此看来,若能不断进取,精益求精,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潮流,加強竞爭能力,料理业的发展仍是方兴未艾。

3、战后初期,服装业曾盛极一时,当时,“许多盟军太太及多数日本女性均羨慕中国旗袍之美观,每个人都以穿中国旗袍为时髦”⑨。此风之长,使中国服装店生意兴隆,后因“日本家政学校均尽力教授中国服装裁缝技术”⑩,这些学员毕业后,开办的服装店同中国服装店掀起激烈的竞爭。再者,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进入七、八十年代后,日本服装企业的高度现代化生产,使成品服装充斥市场,加上国际市场 ( 如香港)的竞爭等,对华侨的服装店造成巨大的冲击。遂使中国服装店停滞不前,且有日益萧条的趋势。但从经营业主的阵容看,福清旅日华侨开办的服装店还是由战前的6人发展到战后的11人,由战前占3% 增长到战后占7.3%,看来幷无多大发展。在目前竞爭激烈的形势下,其前途是很严峻的。

4、理发业本非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主要职业,战前也不过3人,占1.5%。

战后,由于“日本设立短期理发学校甚多”,,且日本女性多喜习此业,幷与美容店逐渐合流。而华侨子女,多不愿为此。据有些华侨回忆,有的华侨的理发店倒是僱用了日本人。因此,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理发业为数甚少,从调查资料中看,仅有1人。

总之,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服装业幷不景气,理发业更不足挂齿。

“三刀”之中,剪刀、剃刀巳失去其锋芒,只有料理业尙大有可为,仍保持“一刀独秀”的地位。

5、从事自由职业的有23人,占15.3%, 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新客”。如东瀚镜口村华侨郑时眉一家13人于1985年赴日后,均是做工。

6、战前,摆小摊贩的只有8人,占4%,且只是一些低档次的物品,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后福清旅日华侨开办的杂货店,发展到12人,占8%, 幷向高层次发展。如高山曹厝村华侨曹清宋开的珠宝店,院西村华侨刘又彰开的古玩店。

7、自六十年代后,日本开始全面经济起飞,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人口十分密集,地皮日紧,地价昂贵,房租高,城市居民住房拥挤,业佘时间很需要到娛乐场所消遣。因此,福清旅日华侨从事娛乐业,开办咖啡厅、游乐场、电影院,正是步入了日本现代生活圈子的一种表现。

8、随着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流动逐渐增大,旅游业成为全世界均具勃勃生机的新兴行业。近年来,福清旅日华侨也发展了旅游业,如开办旅行社、旅馆等,这也是适应日本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9、随着战后世界经济普遍高度发展,国际经济大循环日益加強,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进出口贸易也不乏其人,虽然人数不多,仅有4人占2.7%,但在华侨社会中拥有相当实力,令人瞩目。

10、随着旅日华侨子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许多第二、三代华侨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后,掌握了科学文化技术及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遂使战后福清一些旅日华侨开始涉足工业领域。据现有的调查资料统计,开办工厂的有七人,占4.7%。幷且,这些工厂都有一定规模,如东瀚文关村华侨林优开办的福建制果厂,工人有四百多人,东瀚村华侨林斯土开办的织布厂有工人1300人。

11、随着第二、三代华侨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据统计共有6人大学毕业,他们长期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敢于摆脫老一代华侨的传统观念,勇于开拓、进取,有的另立门戶,有的帮助老一代华侨共创大业。同时,为了适应日本高度发展的社会需要,战后福清旅日华侨的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房地产业、金融业、运输业等应运而生,甚至有的成立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实行多元化经菅,资本日益雄厚,其发展形势,令人刮目相看。如高山院西村华侨任道福经营的房地产业,建有“福建大厦 " 九座,东瀚乡东瀚村华侨林修金的大儿子医科大学毕业后,开办的医院有各种职员两百多人,还有如沙埔西叶村的林康治,东瀚乡的林亦土等均已向多元化的经营方向发展,其资本增长较为可观。

综上所述,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起飞,国际形势的发展,华侨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幷向高层次发展,不论是职业的类型,还是企业的规模,都是战前无可此拟的。但对整个华侨社会而言,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八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強国以来,各财团之间的垄断越来越严重,竟爭和摩擦越来越严峻,整个社会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对日本的华侨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加上日本政府对华侨经济的限制,“日本华侨经济较之南洋各地的华侨为差”-,资本实力有限,华侨经济在日本社会中未能象东南亚华侨那样迅速发展,同华侨最大居住国印尼相比,从职业范围看,旅日华侨的职业虽有较大发展,但还十分狭窄,而印尼华侨经营的行业有“化学药品、工艺品、手工艺品、染料、纺织品、罐头、建筑材料、印刷、文具、种植园、林产、畜产、水产、矿业、机械部件、岛际运输业、药房、大米、蔬菜、烟草、陶瓷器、家俱、装饰品、服装、食堂、理发、汽车修理等等,涉及到所有的经济领域”.,旅日华侨与之相此,未免大为逊色。从财力看,旅日华侨经济在日本社会所占比重相当微弱,而印尼华侨经济则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水泥业、面粉业、金融业、纺织业、建筑业、塑料业等。而福清旅日华侨则不能与其相提幷论。

三、二次大战前后福清旅日华侨职业之比较

从二次大战前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大致有以下特点 :
1、福清旅日华侨战后的职业范围比战前广阔。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职业,概括起来只有两大类,卽小商业和杂业,为贩布、布店,服装店、小摊贩等属于小商业,理发、伙计之类,可划分为杂业。而战后则扩大到工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娛乐业、医疗卫生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发展到进出口贸易,足见其职业范围之广阔。无可否认,不论战前战后,料理业均是福清旅日华侨从事职业的一大主流。不过,这把菜刀越磨越快,发展到战后,料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远胜战前。

2、福清旅日华侨战后的资本、财力比战前雄厚,且有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前所述,战前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职业均为小本生意或无本职业,旣是小本经营,卽所谓小本小利,当然没有什么财力可言。而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某些职业,如果没有雄厚资本,根本就无能为力,如开办工厂、经营房地产业等,这些职业,付出大本,自然就获大利。因此 , 财力也就愈来愈雄厚,随着资本、财力的日益雄厚,有的华侨开始有能力进行多项经营。如东瀚乡东瀚村华侨林桐春经营有中国百货公司,中央纤维厂、制约厂、北京饭店、房地产等。但这也有战前资本积累的一份功劳,离开这一条,就无战后资本、财力可言。

3、福清旅日华侨战后的职业逐渐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战前,由于绝大多数的福清旅日华侨出身于农民,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因此,他们只能从事一些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职业,如贩布、开小商店,只要懂得一些简单的本行术语和小数目的加减乘除卽可,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第二、三代华侨子女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没有知识就无法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一些需要高深学问的知识型职业不断发展起来,如开办工厂,需要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能力,开办医院,需要医学知识 ;充当大企业的会社员,需要掌握有本行业的基本知识,这些职业,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能胜任。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战后福清旅日华侨从事的职业开始逐步走向知识型转化。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新技术浪潮滾滾向前,不难预见,从事知识型职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释
①《福建侨乡报》1988年2月21日
②《福清华侨史略》福清县侨联会编
③明 :茅瑞徵《皇明皇胥录》卷一《朝鲜篇》
④王揖唐《东游纪略》第41页
⑤王揖唐《东游纪略》第42页
⑥《华侨志—日本》第189页,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5年出版。
⑦《华侨志—日本》第158页
⑧《世界现代史》下第18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⑨《华侨志——日本》第155页
⑩《华併志——日本》155页
《华侨志——日本》第155页
《华侨志总志》第167页,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6年出版。
李国卿(日)《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中译本第180页,引自印尼陆军机关报《武装部队报》
同 . 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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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光烈士和他的一家

张端机

何春光烈士又名何可通,一九一九年生于原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大比拉埠。烈士祖籍在福清龙田南陈村(现属江镜乡)。烈士少时一边跟父母在家庭小橡胶园劳动,一边进当地华侨办的三民小学读书。三十年代初,小学毕业,卽到附近甘文阁镇升入南华中学继续学习至毕业。一九三七年,祖国发生“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战爭。烈士在学校陈景洪老师教导下,参加海外爱国华侨声援祖国抗日救国活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烈士刚从中学毕业。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配合德、意法西斯侵略战爭,一面增強侵略中国的军事力量,攻占中国广大领土,一面准备分兵南侵东南亚,囊括英、美、法、荷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企图独霸亚洲。在此形势下,何春光烈士与同学林春芳 ( 渔溪人 )、陈德康 ( 古田人)、林龙山(闽南人 )、吳添新 ( 广东人 ) 等,在老师陈景洪领导下,在华侨羣众中开展“声援祖国抗日救国”活动。一九四一年,日军将要侵犯马来亚,他们开始秘密组织“星马”华侨抗日游击队,准备武装抗击南侵日军。他们深入广大马、华羣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但当时英殖民地政府竟敌视为“马共”地下武装活动,百般进行镇压。一九四二年初,何春光等被逮捕拘禁。陈景洪老师与其他同学被迫退入山区继续活动。一九四二年冬,南侵日军侵占印支、呂宋后,分兵进攻马来亚北部,英殖民军败北,向南马、星岛溃退,把所拘“罪犯”押到上河里时才释放。何春光等被释放后,立卽又投入抗日斗爭活动。他们先到星加坡参加华侨义勇队,不久星加坡亦被日军侵占,守岛英军失守逃离。何春光等乃离开星岛,由南马过柔佛河进入內地山区,联系上游击队,找到根据地,又跟陈景洪老师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华侨抗日游击队已与其他游击队联合,全星、马抗日游击武装组成为“马来亚抗日人民解放军”。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广泛地发动马来族人民和华人、华侨,一齐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马来亚抗日人民解放军”建立后,卽按英殖民统治马来亚时所划分的八个州,把分布在八个州的游击队分编为八个抗日游击独立队。何春光等与陈景洪老师是在第五抗日游击队,他们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互相配合,声东击西,袭击警察所,困扰日军营地,使日兵不敢远离城镇及驻军营地更不敢进犯热带密林山区——游击队根据地。但日军凶恶残暴,在沿海平原地区大肆屠杀人民羣众。仅从星加坡到芙蓉埠,两百里沿海地带,被虐杀的无辜羣众逾万人。日军每到山区农村则肆意烧杀后离去,残暴至极。

何春光所在的第五抗日游击独立队时与敌人遭遇,给予痛击。日军不敢进入热带密林山地,却巡逻山地边沿,以防游击进入沿海城镇。

一九四四年八月,何春光等秘密到上河里活动,正要潜入沿海城镇不幸被日兵侦知,即遭抓捕。日军令把所抓捕的游击队员和所谓“通敌羣众”,用铁线捆扎串连,押到远离游击区的海边,用机枪扫射,十余名抗日志士全被杀害。何春光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

烈士父亲何贤顺,早年因家境穷困,被传教士方鲍生招募为劳工,带往马来亚霹雳州卖身当苦役,为外国资本家、庄园主开“山巴”(卽荒山),辟橡胶园,建热带作物种植园。他在马来亚荒山里艰苦劳动,过了十多年非人的苦工生活终于交清了抽头钱,还清了卖身钱后,孤身在外国谋生,他经过多年的奋斗勤劳节俭,终于积蓄了一笔钱,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异国“山巴”回到祖国家乡娶亲。时年已三十六岁了。家乡人羨其为“番客”,身边有银、有金,龙田东营村一农戶将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余瑞玉配给他为妻。他与余瑞玉成婚后,于一九一八年携妻再度出国,到马来亚大比拉埠,以其所积蓄向英殖民地政府买下荒山地数十亩,夫妻二人居住荒山,养猪养牛,开荒种胶,经过数年的勤苦劳动,慢慢地也开辟了一小片家庭橡胶园。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何春光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后又依次生下四男五女。

他们在婚后二十多年,儿女一个一个的长大了。那时长子何春光已成为一个思想进步,爱国抗日的革命青年。烈士弟妹也相续进入小学及中学,因受长兄的教导,有的思想也进步了,跟其长兄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如烈士二弟何可明也曾上山参加抗日游击战斗。烈士爱人和他的三弟则深入羣众、秘密搞抗日宣传活动。

烈士的母亲余瑞玉,年已八十六岁,现住龙田三村人们尊称“九姆”。

在祖国抗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在马来亚积极支持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日军入侵马来亚时,她支持儿子和许多爱国抗日华侨青年上山打游击,幷以住家作为抗日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自己又担任联络交通工作,热情接应秘密来往的抗日游击战士,接济物资,通报敌情,日夜为抗日战士操劳。

游击战士们讚她为“爱国抗日好妈妈”。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战败投降,英国殖民者又捲土重来,继续血腥地统治星、马殖民地,对战时坚持抗日,打击日军战斗在马来亚山区的游击战士,却抱敌对态度,借实行反共政策,对游击战士视为马共地下武装分子,要加以消灭。自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到一九四九年,殖民地政府对星、马八州居民,经数年秘密调査和登记戶籍,把抗日游击战士和支持抗日斗爭的羣众,属马来族者则加以拘禁,属华侨、华人者则驱逐出境。逃亡入密林山地者通缉。烈士母亲余瑞玉和烈士二弟何可明都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先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二人现年纪都已老,均居龙田三村。烈士父亲一生坚持生产劳动,年老逝于马来亚。

烈士其余弟妹现仍留国外,分居在星、马等地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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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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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爱国华侨林孝楼
斯文

林孝楼,福清东瀚乡人,清末民初福清著名的旅日爱国华侨。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担任国民党海外仙台直属支部负责人,中国旅日华侨同志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

他热爱祖国,憎恶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腐败,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盼望国家能独立富強。抗战爆发后,他宣传抗日救国,募捐巨款支持抗战。他时刻盼望收复失地,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但终因战乱流离,含恨而殁。


林孝楼诞生于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十二月九日,幼年因家庭穷困仅读了几年私塾,从小就帮助家庭从事放牛、砍柴等劳动。当时清廷腐败,接连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统治者又橫征暴敛,疯狂剥削,致使农村破产,民生凋敝,而十年九旱的福清尤为严重,破产农民四处逃荒,流落异乡。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下,林孝楼于宣统三年(1909年)三月,横下一条心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县谋生。

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幷走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道路,而国內的清政府却更加腐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林孝楼亲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思想上萌发了反清的情绪。正好他所经营的“四海楼”餐厅,经常有流亡日本的同盟会人士来往,他耳濡目睹,心扉顿开,深深感到 :唯有推翻清政府,才能走上兴邦救国的道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组织,开始投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斗爭。他的餐厅成了同盟会党人聚会的联络点,他自己担任了同盟会仙台地区的联络员。为了防止日本当局的迫害,他秘密掩护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幷且发展了仙台地区一些爱国侨胞加入同盟会组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林孝楼欢喜若狂,更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自己出资护送流亡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回国斗爭,他也被委任为同盟会海外仙台支部的负责人。自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推翻清政府的伟大斗爭。他四出奔波,团结各地旅日华侨加入覆清活动。为了更好发挥侨胞支援国內革命,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林孝楼被推选为委员。通过“同志会”组织,带领各地旅日侨胞开展声援国內革命的各种活动,其中筹募资金是该“同志会”的主要工作。经过他的努力,筹措了巨额款目资助同盟会。
由于他的功绩卓著,不久被选为“同志会”委员长。

袁世凯篡权后,中国革命发生逆转,林孝楼痛恨袁世凯,骂他是“国贼”。

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妄图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強烈反对,林孝楼等旅日侨胞也声讨袁世凯的罪恶。1914年7月,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林孝楼坚决拥护孙中山,仙台支部成员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 ( 后来又称为中国国民党海外直属支部)。这次会议,孙中山亲切会见了林孝楼,幷与他合影留念。( 注 :该照片原由林孝楼之孙林斯能保存,可惜“文革”时被毁。)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伟大革命运动,林孝楼都积极拥护。由于林孝楼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幷作了许多的贡献,他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但他无心于政治舞台,每次会议仅例行出席罢了。


林孝楼出身农家,虽然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要职,但他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甚为不满,后来他无心于政界活动,转而致力从事在日本的商业活动,由于他的勤奋劳动,到二十年代末期,他所开设的布摊发展成大布店,进而买地盖房发展地产业,又进而开拓餐馆业,办起一座有几千平方米的三层大洋楼“四海楼”大菜馆,这菜馆专办中国风味的名菜,生意兴隆,备受欢迎。

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极大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脫危机,对內加強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对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 ? 一八”事变。这个打击对林孝楼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他所经营的服务业一下子萧条下去。然而经济上的打击对他来说还是次要,他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战爭。他不能沉默,要起来抗爭。他通过昔日旅日华侨同志会的关系,四出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募资会,向各地旅日侨胞筹募了巨款寄回国內支援抗日战爭,他还经常到各地召集爱国侨胞聚会,宣传国內抗日斗爭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东北三省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喚起侨胞的爱国热忱。他对侨胞们呼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亡了,华侨无家可归,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儿!”他的吶喊和宣传,喚起了广大华侨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936年,日本军人“二 ? 二六”事变后,日本军部建立法西斯內阁,在国內全面的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于中国的旅日华侨加強监视控制,对参加宣传反对日本侵略的侨胞实行严厉镇压。林孝楼的反对侵略战爭活动,引起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仇视,下令通缉林孝楼,在危急的关头,幸得日本友人的掩护,林孝楼遂于1936年9月,携带妻室急促脫逃回国。路经上海、南京时,国民党政府都隆重迎接,幷且留他在政府任职,但他根本无意涉足政坛,执意要回故里过农村生活。林孝楼回国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夕,他向国民党当局慷槪陈词,主张要坚决进行抗日,其报国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抗日战爭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半壁江山沦在日军铁蹄之下,林孝楼无比愤槪。1941年和1944年,日军两次侵犯融城,国民党军队均不战脫逃,林孝楼痛心疾首,责骂国党政府的腐败无能。1944年11月5日,他未能看到山河光复,贲恨而殁,实是可哀!


林孝楼出生在贫农家庭,自幼热爱劳动,后来他东渡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居然积财致富,但他虽然是发家了,却一生崇尚节俭,疾恶奢侈。他赤手空拳漂泊日本,靠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他初到日本时,自己肩扛贩布,终日走街穿巷叫卖推销,妻儿就沿街叫卖米时粿,在艰苦糊口度日之中,一个子儿一子儿地积攒资金,然后开设布店、搞房地产业、经营餐馆业,这样从小到大、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起来。人家称赞他生财有道,他说 :“知果说有道,就在于节俭”,又说 :“没有节俭,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将来。”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很値得称道的。

他个人生活虽然极为俭朴,但却乐于花大钱支援国家和桑梓的建设事业。

当国难当头之时,他能慷槪解囊,拿出几百万元报效祖国。甚至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枪口下,他也不惜甘冒全家生命的危险,坚持抗日宣传,倾自己的资财贡献与国家。尤其可贵的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许他抗日活动,下令通缉他的危险关头,他却能抛弃掉用几十年心血积攒的财产,毅然返回祖国。

他这种一心为国家的高风亮节,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林孝楼不仅有贫贱不绥志,富贵而不淫的高尙品德,而且对高官厚禄也看得很淡泊。当年他返回祖国之时,国民党当局曾经让他在南京或者上海挑选一个好去处,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却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恶习,宁愿舍弃城市的奢侈豪华生活,孑然回到故里去过清贫的田园生活。这种安贫乐道的品德在那个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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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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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第一中学校史

——福清一中校史编写组

创业维艰,乡贤苦心办乡学

民国初年,福清仅有两所美以美教会办的初级中学(卽龙田融美中学和县城的明义中学)。这些教会学校以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拥有种种特权,旣不向中国政府注冊,也不许地方教育当局过问。招收学生以教徒子弟为主,对非教徒子弟入学,规定了种种条件加以限制。学校的监学、校长均由外国传教士充当。他们強制学生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严厉制裁反帝斗爭,幷利用种种手段进行奴化教育,以泯灭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培养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和宗教壁垒,把广大莘莘学子拒之门外,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学生只好跋涉省城求学,而省城学校费用昂贵,一般人家是负担不起的。因此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全县初中以上的学生总共不及千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的横行覇道,严重损害了福清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強烈的反抗,羣众性的反教会事件不断发生,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民国初年,全县爆发反教会的“教案”达十余起,其中龙田镇施氏族人羣起进行夺回被美国女传道师呂底亚霸占土地建教会学校的斗爭,便是福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光辉事迹。福清人民痛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福清人民強烈盼望创办自己的中学。

1925年,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反帝浪潮风起云涌。4月8日,福州学生数千人向省公署请愿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结果被军警枪杀七人,伤数十人,造成“福州惨案”。消息传来,福清人民极为愤慨,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次召集会议,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暴行,幷一致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必须自己创办教育。在同盟会元老郑忾辰先生的支持下,县教育局长杨健鸣先生召集教育界以及地方上爱国爱乡人士聚会,决定筹办福清县初级中学。

1925年秋,将“福清县第一小学”,“福清县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幷为县立初级中学 ;租赁高巷陈家祠堂为校舍。办学经费一部分来源于附征粮串屠宰稅,又由在省教育厅任职的邑人吳石湖先生说通省府,把花生油捐充为办学经费 ;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地方热心于教育的士绅募筹的义款。派林骥(舫孙)、吳志陶、吳国华(思唐)三先生为委员。公任总务、教务、训育三课主任。

学校初创,诸多困难。各项支持办学的经费,入不敷出。学校设备也十分简陋,因此初办时一个班近八十人,一年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但在困难中教师仍十分努力,尙能勉強维持住局面,中学的国文 ( 语文)、英语、数学、音乐、美术劳作、体育各课程均开设齐全。有的教员是义务教学,不计报酬。如担任国文教学的是三位前清举人,都是有名望的老先生,他们都勤恳执教、严谨治学。

1927年,陈家祠堂也不适应于教学的需要(此时已有三个年级),遂迁校舍于明德书院。由于杨健鸣先生的努力,省厅正式承认“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为公立中学,幷立了案。旋卽改委员制为校长制,教育厅任命郑毓和先生(郑忾辰先生之长子)为第一任校长,幷逐步充实学校各方面配备,至此,初级中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

群情激愤,公庭抗争收校址

福清县立初中在北伐前夕成立,那时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革命,在各地加紧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因此,县立初中一开始就受到外国教会势力的压迫和排挤,同教会学校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时县立初中校址(明德书院)隔着较场埔(现在一中操场)与教会学校明义中学毗邻相对,由于教会的歧视,摩擦事件时有发生。早在1923年,美以美教会以办慈善事业为名,骗取福清县政府把较场埔的一半场地批给建贫儿院,但贫儿院建成后,教会公然背约,把贫儿院划归明义中学所有。福清各界人士义愤塡膺,虽几经交涉,都无奈其何。

1926年12月中旬,北伐军不战而克福州,全省反帝浪潮进一步高涨。进步青年俞肇兴等人回福清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首先收回被明义中学占用的贫儿院,作为福清县党部筹备会的办公处所。但美教会大肆控告,县党部筹备处竟被迫迁出,羣情为之哗然。县中师生不畏強权,在社会人士及留省学生唐修德、张端樵等羣众支持下,乘县党部迁出之机,把校本部搬迁进去。当时教会学校的当事者竟又向省府控告,定要占用这座被收回的院址,被激怒的羣众冲入明义初中把当事者揪出游街,沿途高呼反帝反殖口号,以伸张护校爱国正义。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与美、日帝国主义勾结,省政府屈服于教会压力,不敢处理。于是,刚刚上任的第一任校长郑毓和先生义愤塡膺,率众上省据理力爭。公庭之上,郑先生声泪俱下,慷慨陈词。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爭,教会终于败诉,福清县中以二万六千元作建筑补偿费收回校址。于是县中遂扩大为两部,把新收回的校址定为校本部,內设办公室、教室、仪器室、图书馆,羣力楼(现办公楼)顶楼作为部分教职员宿舍,加上明德书院,一时颇见宽敞。此时,学校初具规模,计有教职员12人,学生四班120人,分设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

1928年,郑毓和先生调离县中,第二任校长是永定人郑永祥先生。他在任职的二年期间,进一步整肃校风、学风,倡导严谨治学,学校在福清的声誉日渐提高。他目击乡村教育落后,县中生源质量不保,特附设乡村师范班一级,为农村培养师资。郑先生为福清教育多有建树,离职之日,全校师生挥泪遂别。

远涉重洋,奔走海外募校款

1930年,陈汝翼(佑民)先生为第三任校长。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扩大县中规模,充实学校设备,陈佑民先生于这一年远涉重洋,辗转到达荷属印尼诸岛,向热心于国內教育事业的福清籍华侨募集了大笔资金,于1931年回到福清,旋卽动手增建宿舍一座命名为槪尘楼。这座楼上下共十六间,可容寄宿生一百六十人。1931年又派总务主任林彬文二度出国,又募得一笔资金,建得化学实验室两间,幷充实一批仪器设备。

陈佑民先生尊重教师,团结同仁、爱护学生,颇得师生爱戴。学校呈現兴旺景象。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后,学校不少学生参加抗日爱国宣传工作。是年十二月,县中校友在省县两地示威请愿,声援福清人民歼除反动军阀林靖匪军的正义行动,也得到陈先生的支持。

1934年,全省初级中学大半改为职业中学,因此,学校亦改为县立初级农业商业职业学校,先后招收商甲、商乙、农甲、农乙四个班,原来普初壬癸两班仍学习到毕业为止。第三年农业班迁往东张灵石寺,开辟农场,幷兼办农民补习班一个班 ;商业班与原来的普初壬癸两班仍设在学枝。

农业班课程设有理化、生物、土壤、肥料园艺、造林、畜牧、农具、病虫害、农业土木、农业经济、农业制造、农村副业、农场经营等。

商业班设有合作、商法、商业、经济、财政、货币、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薄记会计、统计、审计、商算、珠算、打字、汇兑等。

学痞当道,十年经营毁一任

1936年省教育厅命建瓯人王子吉为县中第四任校长,学校遭到一次大劫难。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全面法西斯化,蒋介石对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部门,实行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王到任后,卽投靠县长毛应章,強化了学校的军训,实行奴化教育,动辄体罚学生。一时间学校气氛显得十分紧张,进步师生便秘密策划“驱王”活动。1936年夏,临学期考时,以学生会学习股股长吳伟仪(端升)与商乙班长吳学仪为首的部分进步学生首先发难,发动罢考,散发“驱王”宣言,坚决要求驱逐王子吉。为弹压学潮,毛、王一方面強令教师分赴学生家里做分化工作,一方面又动用便衣队包围吳伟仪住宅。此次“驱王”学运终被破环,吳氏两兄弟被开除学籍,另十余人坚决转学他校,以示抗议。

1936年秋,王子吉趁学生毕业之机,以办农场为借口,把学校迁到灵石寺。学校迁址过程中,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散失甚多。学校设址灵石寺后,古剎胜地遭到全面洗劫。王子吉下令把灵石寺遮天蔽日的千年古木砍伐一空,驮运到各地当做柴薪贱价出卖,所得之款,充塞私囊。又把灵石寺中历代金身佛像洗去金粉,熔为金块,盜为己有。更有甚者,竟把数以万卷的珍藏佛经盜窃出境,卖与海外,中多海內孤本。至于唐宋元明难见版木,名人学者手画、书法、抄本均被洗劫一空。源远流长的灵石寺文物,竟一旦毁于学痞之手,而王子吉却因此成为暴发戶。

福清县中在王子吉的糟塌下,命脉几断。王子吉自知罪行累累,乃趁1937年“七 ? 七”芦沟桥事变之机,宣布学校停办,溜之大吉,十年惨淡经营的县中几乎断送在他的手中。

扭转危局,同仁苦心振校政

1937年7月,王子吉宣布停办学校,我县教育界、知识界人士极感痛心。

是年八月,公推校友林骥(舫孙)、陈云官、陈曾澜、林绍樵,偕同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倪镜民、吳石湖、俞肇桢、戴祥滋、俞玉廷、陈幼桐等多人,组织复校董事会,历尽艰难,征募校款,恢复了学校,又改名为“福清初级中学”。

省厅在批准复校的同时,任命徐君梅先生 ( 福州人)为第五任校长。徐是个教育家,在复校的过程中,不辞劳瘁,往复奔波,可惜徐任职仅三个月,卽被调离,教育厅又派陈应平先生为第六任校长。陈先生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为人正直,治学非常严谨。他接任之后,广泛延揽才高望重的名教师。当时平津已为日寇所占,在外地学习工作的我县佼佼学者云散回乡,陈应平先生一个个登门延请出任我校教员。如著名学者吳启瑤、王文杰、陈仰韩等多人都是此时进入我校任教。福清初级中学一时人才济济。因此虽然战局紧张,日机轰炸频繁,社会人心惶惶,但学校工作基本正常,教育质量仍然可观,培养了不少人才。

颠沛流离,满目疮痍尽喟叹

1938年秋,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大半江山沦陷,福清也朝不保夕,学校教育经费难以保障,陈应平先生又另聘他校,我校再度出现危机。1941年福清沦陷,福清县中亦遭日军铁蹄蹂躏,成了兵营和军火库。不到两年时间,校址迁移三处,先是迁到渔溪黃檗寺,接着又相继搬到洋下和溪前。

这一阶段,我校生员锐减,总共不过百人。且图书、资料、教学设备在迁移疏散过程损失甚大。学校领导层亦不能相对稳定。不到三年时间,校长換了四任,曾荣华继陈应平为第七任校长,不到半年卽为罗葆基所接,是为第八任,又过几个月,县教育局汪广度取代罗葆基兼任第九任校长,不久,省厅又派福州人陈开瑀先生出任第十任校长。1943年日军撤退,学校却被福长平保安部队许国钧部占为兵营。疏散在溪前的县中师生仍然有校难归。

教学主楼(卽现在办公楼)又因许国钧手下士兵搬动日军遗弃的炸弹,发生爆炸事故,炸毁了一大半。此时的学校眞是荒草与野花爭长,废墟同断垣共在,满目疮痍,令人触景喟叹。

残局难拾,凄风苦雨度维艰

1943年,教育局委派郑伯聪先生为县中第十一任校长,几经交涉,许国钧部撤出学校,县中又回到原校址。面对残破不堪的校园,郑伯聪先生不辞劳苦,向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劝募,乡贤亦慷槪解囊,终于筹得一笔资金,修复了教学大楼,又添置了一批急需的教学设备,学校基本恢复旧观。郑先生为人笃厚,眞诚待人,尊师爱生,深得师生和羣众的敬爱。因此,学校教育工作日有起色,教育质量也得到提高,可是不久又被调走了。1944年省厅另派我县硋灶人陈庆姚为第十二任校长,陈原任云霄县长,虽留过学,但不懂办教育,却又独断专橫,一味強化法西斯教育。校长进出校门,値卫学生都要举枪致意。学生动辄就是“犯规”,一“犯规”就被绑在大树下进行体罚,上押条,用假杀头威吓以示处罚,学生无心读书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

社会上学界及县中师生对此极为愤慨,曾联合一部分留省同学向省教育厅控告陈庆姚的恶行,迫使教育厅不得不撤了陈庆姚的校长职务。

1945年,省厅委派陈云官先生为第十三任校长。由于经费无着,且当时知识界对国民党的信心产生动搖,学校人才难于物色,陈先生自觉处于无所作为状态,学校工作只好维持而己。未及一学期,陈先生便坚决辞职而去。

1945年8月省厅委派郑国荣先生接任校长,任职至1948年1月,是为十四任校长,1948年2月陈云官先生再度出任县中校长,直至福清解放。

惨淡经营,为振乡邦办文光

1943年8月,福清教育界和社会上有识之士,感于本县教育事业落后于邻近各县,特别是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县,竟无一所完中,无数莘莘学子求学诸多不便,福清人才难以辈出,乡业难以振兴,于是公推郑忾辰老先生出面,召集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士王文杰、翁品嘉、杨贻福、王朝滋、刘天仇、戴圣昌、郭茂祈、俞愼初、陈云官、陈希雄、陈霖苍、叶佩丹、吳承铭等二十余人商议创办高中事宜,动员将“文昌阁”“奎光阁”两社的店业田产捐献,以赞助兴学。同时旅外学生也大造舆论,由吳端升先生执笔在《青年报》上发表《福清要有一所高中》的文章,爭取各方支持。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界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文光中学董事会”,推选郑忾辰老先生为董事长。经过各方筹措,募得十五万元资金,定校址于凤凰山麓的万寿寺(“三官堂”),取“文昌”、“奎光”首尾二字,命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公聘协和大学理学士陈霖苍先生为校长,又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生宿舍,幷立卽招收新生,1943年10月正式上课。

当时省厅不许创办私立普高,遂以职业学校备案,暂设农商两科,分高初两级,招生一百七十佘名,共四个班。

1944年,开办仅一年的文光职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成缋,遂得教育厅批准立案。至1947年经教育厅批准改为普通中学。

文光中学在创办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正如陈霖苍先生在校庆两周年时所说 :“吾校创办于抗战最严重之时期,亦适値地方经济最形竭蹶之秋,然卒能于艰困之时间空间中,奠其初基,则其存立也殆非偶然……吾融地处海滨,亦鱼米之乡,然以人口过密,地力不敷供养,因此受经济压迫,……故吾校开设农商两科,盖亦适应国家与地方之需要者欤?惜乎两年来寇氛不靖,学子动辄废学,又于裁员减政声中,一般均以出路堪虞,影响吾校实非浅鲜……”。但在此国敝民疲的困境中,文光中学的教员仍坚守岗位,融籍教师宁可少拿或不拿工资,也要让外地教师拿足工资,安心在我县教学。

1945年抗战胜利,陈霖苍校长离职赴台,由董事长郑忾辰先生聘请俞谨担任校长。当时因教室不敷应用,俞谨先生苦心经营幷多方奔走筹集经费,劝募谷物建筑“槪尘斋”(郑老别号)教室五间以纪念郑董事,使文光中学能在困境中得到继续维持,爭取发展。

文光中学从校长到教员资历都此较深厚,管理学校的水平也都比较高,因而教学质量十分优异。学校下属机构基本上与县中同,分设教务、训导、事务三处,教务处分设农商两科、教学、设备三组,及图书理化两室 ;训导处分设训育、管理、体育、卫生四组,事务处分设文书、庶务、出纳、营业四组。

学校课程有职业学科和普通学科,普通学科计有公民、军训、体育、国文、英文、算学、史地、音乐等八门 ;农科职业课程有理化、生物、土壤、肥料、园艺,造林、畜牧、作物遗传、育种、蚕桑、测量、气象、合作、农具、病虫害、农业土木、农业经济、农业制造、农副业、农场经营等二十门 ;商科课程有合作、商法、商业、经济、财政、货币、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薄记、会计、统计、审计、商算、珠算、打字、汇兑等十七门。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教本来源困难,多由教师自行选择材料,编印讲义或笔记,教材內容则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未来需要编订。

这样,一所比较完整、组织比较严密、职能比较健全的完全中学在福清县站住了脚。

1945年,福清教育界又创办了“闽海中学”,校址设在原城隍庙。在办学过程中深得热心教育的地方人士的支持。如陈绍辉、陈则骏等都慷慨解囊,支持办学经费。在五年的办学过程中,培养了一些人才,但终因经费不能支持,在解放前夕停办。

县中、文光、闽海这三所中学不管办学形式如何,都一样走过曲折的路,都渗透着全县人民以及旅外侨胞的爱国爱乡热忱,他们都为发展福清的教育事业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在这几所学校任教的教师,也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不少教师是跨校任课,有的同时在三校身兼职务。当时教师经济待遇甚低,许多教师不计较报酬,有的—个月仅有四元钱的津贴,但仍然勤恳工作。总之,建国前我们的学校大都在多事之秋度过,但不因此而无所作为,相反,却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惨淡经营,逐步发展着,为福清为国家培养出不少杰出的人才,这无疑是对福清文化事业的贡献。

学潮汹涌,渴望自由争民主

福清一中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紧随时代步伐,在各个革命时期,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爭,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1926年,县中刚成立不久 , 就成立学生联合会,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战爭,大造“打倒列強除军阀”的革命舆论。他们每到“五九国耻日”(指日本強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廿一条日子)城关学生都去参加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羣众抵制日货,购用国货、斗巫婆、提倡科学。

1929年县中学生俞建曦、张端哲等加入共青团组织,在校內传播革命思想,幷与何希銮、谢毓骝等革命青年联络,在深巷道南小学,秘密设立据点开展学生运动。

1932年俞建曦、王文杰、林庆森、刘天仇、陈聪章、何希銮、郑润耀、俞建镳(愼初)等与明义中学地下革命者陈炳奎、余长钺等拟定简章,组织“同攻读书会”幷公演《阿 Q 正传》。

1934年一1937年,县中教师俞建曦、陈聪章,在校发展进步学生周裕藩(曾任中共福长平特委书记)、周宏水、周述銮、周裕平等。

1937年12月,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爭爆发,校內进步师生组织公演著名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1940年吳端升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成立原野读书会,发行《原野》半月刊,本校师生参加者二十余人,在共产党员陈振先、吳源生直接参与支持下进行文化反“围剿”,本校教师陈云官,张振文均参加具体工作,陈聪章在印尼积极支援。

1941年校友俞昌黎参加闽中福长平沿海抗日游击队,领导一个中队从事抗日。

校友俞兆清(名列县烈士墓)走出学校,参加新四军吳韵思部,参加了长乐狼尾港伏击日军,击毙日司令中岛等多名敌兵。

1943年富侨之子邱章梅,慷慨捐赠白银五千圆,购买进步书籍,使不少进步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啊。

1945年,文光中学地下党员,学生吳继威、陈立茂、俞文焰等相继奔赴革命。

1946年教师何天林(何胥陶之叔),陈则辉等参加地下组织,还筹组三青团,假此掩护学生进步活动。

1947年一1949年,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县中教师陈拓夫与地下游击队负责同志俞建海联系,教师陈剑森与陈义德联系,张超然与陈振亮联系,县中教师郭茂沂和文光学生吳继盛等都先后参加闽中游击队上大洋打游击。

与此同时,三校教师为爭得民主自由,在选举伪国大代表时,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爭,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让步。

1947年,以县中进步学生林学跃、吳秉均、谢忠琛、陈军等和文光中学的进步学生何佩钦、林月英、陈科瑞、俞昌墀、俞昌筹、张华敏等为骨干,先后组织两校师生打国民党县长汪冰。1948年又组织驱逐县保安队队长马国藩,同年文光师生反对国民党抽壮丁,斗爭了伪县府秘书黃建屏,幷联合城关各中学示威游行,这几次反蒋民主运动,都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让步。

不少进步学生和教师还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宣传新民主,动员蒋军驻融部队起义。如福清《学报》上发表陈剑森的《论两种民主》,郭茂沂的《为谁牺牲》,在当时都有良好影哬。

在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的鼓舞下,在中共福清地下党的领导下,我校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內战、反迫害、反饥饿”、爭自由求民主的斗爭,给反动派沉重的打击,在“三反”斗爭中,辛亥革命前辈郑忾辰老先生对革命师生的活动深表同情而且多方暗中保护。如教师何天林等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在此危急时刻,幸赖郑老先生挺身而出,面斥当局滥捕无辜,迫使伪团长胡季宽释放被捕员生。

1949年解放前夕,闽中游击队组织进攻国民党县政府和警察局的战斗,部份武器弹药先期藏放县中门房工友庄哥处,严守秘密,妥为保护,使这次战斗得到有力的支持。

绝处逢生,三校归一沐春风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县中、文光、闽海三所中学,由于人心未定,经费不继,处于瘫瘓状态。

是年8月16日,福清解放了,这三所中学获得了新生。福清刚庆解放,人民政府面临无数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仍然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腾出手来抓教育建设。

中共福清县委为了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派龚龙祥、徐佩辰等同志分别到县中,文光当联络员,执行“整顿、巩固、逐步发展提高”的方针,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训育制度和公民、童军、军训等课程,组织了校务委员会,陈云官仍任县中校长,俞谨仍任文光校长。1950年上半年俞谨辞职,林智彪接任校长,此时原私立“闽海初中”校产学籍幷归县中。下半年县又临时派原已委任长乐县中校长的张端机为文光中学副校长,张工作半年后卽离职。同时南下服务团施达德同志到校与吳章钟、洪德望等老师配合,开展文体活动与革命宣传工作,幷演出大型歌剧“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等,学校充满了新解放区的革命气氛。

1951年4月7日,县中与文光合幷为福建省福清中学,由县长李毅兼任校长,陈云官、林智彪任副校长。1952年李毅县长调任闽侯专署副专员,由新任县长杨伯厚兼校长。这年暑期全省教职员集中福州思想改造学习后,省厅派李晨光同志为校长,陈、林仍为副校长。此时,学校有党员四人,建立了党文部,增设了政治辅导处。1955年春,李晨光同志调动工作,由呂冠超同志接任副书记兼任副校长,牟广钦同志为第二副校长。同年7月,经省厅批准,改为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一中的发展。建国初期,先后拨款新建了“三间排”、“新生楼”、“互助楼”。1955年,校舍面积较1951年幷校时增加了63%,已有教室35间,宿舍能容纳860个师生。学生数量猛增,达1932人,此幷校时的730人增长了1.64倍。工农子弟入学人数大增,有1186人,占全校学生数的61.38%。华侨学生和侨属子弟的数量也不少,占全校学生数的18.2%。

学校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设立了几个教学研究小组,教师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逐步摆脫了旧中国传统办学思想的影响,改变了解放前“责骂、体罚学生”的错误做法,逐步培养了亲切友爱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学生“为祖国而学”,学习质量逐步提高。六年中,为国家造就了一批人材,初中毕业生1955年比1950年增长了7.56倍,高中毕业生1955年比1950年增长11.23倍。1955年高中毕业生投考大学录取率达90.61%。不少一中毕业生,现已成为国內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有影响的爱国侨领,国內重要部门的中坚分子,和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十年发展,桃红李艳仰东风
(1956年—1966年)

1956年到1966年这时期,领导稳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学校稳步发展。为适应当时“大跃进”的要求,1958年12月1日,福清一中、二中、侨中、福清师范、实小和一中附设的干部业余大学中文系、理化系合幷为福清大学,內设大学、中学(中文、数理两班)、小学部,但三个月后各部停办,各校仍旧分开办学,一中恢复原有校名。

1961年9月,张端机同志任校长,呂冠超同志专任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

校领导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对教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教师积极性很高,自制了大量教学仪器,无坝水力发电机、活用幻灯机,被省选送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展览会展出。学校在帮助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方面,注意以老带新,先后培养小学教员为初中教员的三十多人,培养初中教员为高中教员的二十人,培养高中教员升任高等院校助教、讲师的七人 ;各科有二十多位非本科毕业生参加华东师大,福建师院函授学习。教师被评为省地县积极分子的有76人,翁华珍老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吳继珍同志被评为省优秀辅导员。后勤部门的工作十分出色,千方百计为教学服务,从生活上关心老师,坚持办托儿所、福利社、教工食堂、教工之家。总务主任吳承香同志,1956年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1962年评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学校成为省41所重点中学之一,高考成绩居省上游。

这一时期,新建了跃进楼、七一楼、大礼堂、厨房,建筑面积4647m2,耗费26.1万元。1960——61年,先后砌起了两千多米的学校围墙。

学校重视对学生干部的培养,1958年至1961年间,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十一人。团委、学生会工作很有生气,宣传工作生动活泼,学校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娛活动,定期参加军训。以体育运动为例,1959年达到一、二级劳卫制标准的有一千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三十多人,国家少年级运动员、国家等级裁判员各一百多人。杜辉雄与另一女运动员合作获得1959年全国第一屆运动会的男女双人技巧冠军,薛行弼获得男子技巧第八名,张在远成为国家队跳远运动员。

十年动乱,浩劫之中难作为
(1966年一1976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环和损失,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下,学校陷于瘫瘓,历史向后倒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校舍被任意占领,1969年至1970年,全部校舍为部队机关所占用,教师被挤到红卫中学(现侨中)寄居。

1971年3月,二部宿舍被強行“外借”,限定住校教师三天內撤离完,校內教学仪器、图书、课桌椅等财产被任意破坏,随意搬走,或分给别校。

1970年10月,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校。在清队、“一打三反”期间,先后有五十几位校领导、老师被下放到各公社中学。1972年6月,方存泰同志来校任支书和校革委会主任,林友来、俞文泉同志为副主任。1973年5月,方调任县教育局局长,林友来同志为书记、主任,郭又生同志为支委、副主任。这期间,工宣队多次轮換,每一批都有一位任副书记,参予学校领导。

这阶段,学校班级增至四十个班,二千三百多人,实行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学农、学军,与县钢铁厂、农械厂、霞楼大队建立了“挂钩”关系。

由于“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的毒害,加上政治运动频繁,不少教师对教育前景丧失信心。退休的有27人,教师队伍青黃不接,老教师亡故和退休,余下为数已不多了 ;中年教师业务停滞,体力下降,工作和生活重担压得心力交瘁,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青年教师学历、学力都不足,羽毛未丰,缺乏辅导,有待提高。表面上教师数增加了,实际上力量削弱了。

林友来同志主持工作以后,一中支部对许多重大问题,如“马振扶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进行了抵制,对学校秩序、学生纪律、敢于管理教育,坚决抵制社会上的干扰,使学校在大乱中少受点损失。

整饬校纲,戮力同心复元气
(1976年一1979年)

十年浩劫,一中受到的摧残破坏特别严重,元气大伤,恢复起来困难特别多。中共一中支部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旣有长远打算,又有应急措施,善于解除教师的思想包袱,紧紧依靠教师,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推倒了“两个估计”,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认眞纠正寃、假、错案,解除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加在教师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在较短时间內为八十九位教职员平反。反右斗爭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也按政策给予复查改正,有四人因所谓不纯问题被处理的也予以复查纠正。

其次,广开才路,积极爭取教育部门和有关兄弟学校支持,调回下放教师8人,从外校或外地调进骨干教师25人,其中有不少是所谓沒人敢要的“老运动员”。调进的教师中,大专以上占97%, 八个教研组的11个正副组长中,有8个是这几年调来的。

第三,花大力气整顿校风。党支部根据新时期青年学生的思想,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学校的实际出发,把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学校思想转变,建立新的以教学为中心,以“三好”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正常的教学秩序。经过几年努力,形成了“严、勤、实、活”的校风。

第四,建立一支坚強、团结、敢抓敢管的政工队伍。从组织上配齐配好,组成一个严密的政治思想工作网 ;建立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 ;言传身教,培养政工人员的优良作风 ;组织业务学习,定期汇报交流,培养提高工作能力。

第五,建立以教学管理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着重抓教师岗位责任制 :明确岗位责任要求 ;抓措施落实 ;要求教师做到“五个认眞”(认眞备课,认眞上课,认眞辅导,认眞批改作业,认眞总结经验),教学上做到“五有”(有计划、有教案、有作业、有批改、有考核),对学生要求做到“两严”(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抓好“双基”,培养“三个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改进教学方法,力爭年级过关。在学生中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

第六,关心教师的生活和学习,减少教师的后顾之忧。1978年在四部新建了一座三层宿舍楼,十二戶骨干教师搬进了新居。学校利用工厂勤工俭学的部分收益,努力改善师生集体福利条件,办起了托儿所、服务部、小食部、理发室,还为每个教师订阅业务学习杂志。

第七,校领导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这段时间,林友来同志为校长兼书记,唐超、林贞瑞、陈玄梅同志为副校长。校领导同心同德,爱惜人材,敢抓敢管,勤于治校,带动了全体教工,奋发进取。

整顿后,师资有很大加強,98个教师中,本科71人,专科21人,高中3人,民办3人 ;教学设备不断添置充实,建立电教室 ;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 ;校容校风都有很大变化,学校工作取得了较出色的成绩 :1978年3月,被莆田地区批准为地区重点中学,评为省、地、县先进单位 ;1979年评为县先进党支部,省、地、县先进单位。仅1979年,就接待了省內外三十多批、四十多个单位近四百人参观指导。全国有二十二个省市一百七十多个学校、单位来人来函索要学校制定的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十三个省市三十多所学校来函来人要求交流教学参考资料。

改革创新,苦心擘划展鸿图
(1980年后)

经过三年的恢复整顿,福清一中的面貌煥然一新。校领导不断提高办学思想境界,引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1979年底,学校提出“用好教材,改革教法,改进教风”,把学生从题海、作业堆和繁多的考试中解放出来,使一度严重存在的“多、死、重、胀”现象有明显的克服。全国普教会议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指示发表后,校领导下很大的决心进行教学工作的两个转变,从单纯传授知识转变为以培养能力为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创造性劳动的新型人才。

1980年,学校被调整为省首批办好的十七所重点中学之一。上级加強了领导,师资设备等都进行了重点配备。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高 ( 以84年为例,初三年参加中考,全县总分450分以上的考生,一中占一半,几乎囊括了各科前10名)。高考成绩继续保持较好水平(80年,大专录取172人,占与考人数的56%,81年183人,占46.5%,82年181人,占44.8%,83年196人,占60%,84年111人,占88.8%)。学生学业负担比较适当,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第二课堂相当活跃,各学科有二十几个兴趣小组,参加人数有六百多人,在全国、省、市、县各科竞赛中获奖的有74人次。体育卫生验收双合格,达标率由1982年的53.8%、83年的80.2%, 上升到1984年的86.2%,王黎峯、何代朝分别获得全国业余体校五项全能的第一名,四项全能第二名。

学校认眞扎实地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加強教工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教师中建立党章学习小组,按照党的标准,先后发展了16名教师入党。组织学习蒋筑英、罗健夫、张海迪等先进人物的典型材科,学习模范教师陈学笼的感人事绩,及时表扬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的教职员工,幷抓紧新教师的传帮带。由于领导知人善任,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1980年后,评为省、市、县模范党员,教育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的有42人次 ;1982年,郭瑞熊评为省劳模,邹国宝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983年,郑丽玉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学校经费列入省级预算,国家对学校投资额大增。短短几年,先后新建了两千八百平方米的实验大楼一幢,三十套五层教工宿舍一幢,可容纳三百人的三层女生宿舍一座,高标准的澡堂、厕所两座,扩建图书馆,整修跃进楼、七一楼、教工之家,两千多平方米的高中部教学大楼正在加紧施工,总投资近百万。校领导在基建、美化校园方面,有总体规划,考虑周到,精心设计,讲究布局,使校容校貌大为改观。

1984年暑期,学校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林友来同志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唐超同志任副书记,周继光、郑荣麟、陈道端任付校长。校班子经过调整,原有的主要领导仍然留任,幷提拔了一批中年优秀教师到校处两级,第三梯队多安棑于教研组、年级领导位置,锻炼培养。

现在学校有教职员工181人,初高中计36班,学生一千八百名,校园占地134亩,居全省中学首位。14座楼房雄踞凤凰山麓,绿树掩映,景色秀丽,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完善,校办工厂产品远销省內外。全校师生员工决心遵照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在上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发扬优良传统,锐意改革,把福清一中办成一所高水平、有特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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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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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机灵弟 | 来自福建
解放前福清教育资料三则

翁鸿猷

一、解放前的学制及学区之划分

前清末叶,废科举兴学堂,我县也适应时代潮流,创办了第一所官立小学堂,设大班小班两班级,招收秀才及童生等为学生。校址设现在的福清县实验小学內一座旧式平屋,原名众母堂。后改称福清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

与此同时,高山镇设福清县官立第二高等小学。这是近代我县设校办学的开端。

民国初年,小学学制原定高等学年为三年,初等学年为四年。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分开设办。初等小学校名为国民学校,如崇昌国民学校、三宝国民学校等。以后国民学校改称初级小学。适1936年间,国民学校(卽初级小学)一律取消,规定小学为六年制,卽高级二年,初级四年。偏僻农村没有条件的,则只办初级小学,采用复式教学。卽一、二、三、四各年级学生合为单级班级,进行复式教学法教学。其学制沿用到解放前夕。

我县设小学学区始于1937年。全县划分为城区、东张、渔溪、高山等四个中心小学学区。翌年,东张中心小学学区取消,幷入城区中心小学学区。

原城区中心小学学区內的海口镇及龙田镇一部分小学划分为新设置的海口中心小学学区。每个中心小学学区指定一所完全小学为中心小学。如城区中心小学、海口中心小学、渔溪中心小学、高山中心小学等。各个中心小学管辖本学区內的所有小学,负有督导各校教学业务职责,定期视导,评定优劣,随时向福清县教育科汇报学校和教员情况。各学区中心小学校长应定期召集本学区的全体小学教员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议,探讨如何进行各学科教学幷主持举行几次各科观摩教学与参观听课等教学活动。但只是应付组织章程规定的要求,不过是奉行应付而己。

适1939年间,又推行所谓“保训教合一”制度,各乡镇中心小学或重点小学等学校校长均要兼任副乡镇长。其目的使各中心小学等校长也有实权,得以推动所有学龄儿童入学,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法规虽善,可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流于形式罢了。

二、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始末

逊清光绪未年,废科举,兴学校。我县于1904年创办了第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及县立崇昌国民学校、县立三宝国民学校、县立双旌国民学校。适1920年春,地方人士郑仲琛、林愼余、翁哲若、陈瑯、杜明琛等五人,在本县文庙隔壁的明伦堂又创办了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校。先后招收甲乙两班级学生共七十多名,均系春季始业,学制三年,幷择定孔子诞辰三月二十七日纪念日开学,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当时公推郑仲琛为校长,陈瑯、杜明琛两先生为专职教员。经费来源主要由福清县劝学所(卽前县明伦堂学官移来的)拨给本县文庙祭田及县学官学田(科举时县学官招集童生读经作课的膏火费用)。当年,郑仲琛校长南渡印尼,筹募建校基金。翌年,就县明伧堂前厅门地方,兴建两层洋楼一座,计五大间,楼下中间辟为通行门路。同时充实学校设备,初具规模。后来,学校陆续招收新生,不断发展,逐渐增加到八个班级,学生达三百多人,教师十一人。校址包括县文庙及县明伧堂两处古迹胜地。

1928年间,福清县教育局鉴于本县女子没有就学受教育机会,创办福清县立女子小学,聘请福建华南女子学院毕业生王恆石女士为校长,着手筹办,幷将县文庙腾出来为校舍,卽县文庙前进两边厅房及大成殿前而东西两庑廊各房间,稍加修葺,单独招收女生百余人。

1930年,王校长辞职赴美留学,县教育局委派郑昱洪接任校长,不久因病逝世。县教育局委派翁鸿猷继任校长,修建校舍,充实设备,学校规模,逐渐改观。翌年(1931年)学校调整,原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翁鸿猷调任县立西城小学校长,县立女子小学撤消,幷入县公立华侨小学,学校规模扩大,实行男女合校。至1933年始改称为福清县立融城小学。

1941年间,日军入侵,县城沦陷。学校设备荡然无存。同年,日军退却,福清光夏,原明伦堂校址被国民党三青团強占为福清县三青团分团团部。当时,陈维勋校长奉命筹备复校,暂就县文庙开学。因校址偏于东南地区,故一度改名为福清县立东南区小学。到1946年2月,又奉命改名为福清县玉融第二中心小学,同福清县玉融第一中心小学(卽现实小)列为兄弟校。到解放前夕,学校发展扩充达十二个班级,十七位教师和五百多个学生。解放后,学校易名为福清县城关中心小学。

三、福清县教育会沿革

逊清光绪末年(卽公元1904年),废科举,兴学校,撤消福清县学的渝训导与书院山长,改置福清县劝学所。第一任所长林寿芸 ( 举人),城关城隍巷人。第二任所长吳引吾(举人)城关东巷人。福清县学原址是本县文庙的明伦堂。福清县学原有学田,卽东门河两岸的田亩,所收学租充为童生的膏火费,改置福清县劝学所后,悉数拨充为该所经费。迨第三任所长杨声南(卽健鸣 ) 任內,于1920年前后,福清县设置县教育局,杨所长被委为福清县教育局长。同时县文庙明伦堂因地方人士筹办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县教育局设在城关较场埔墘,卽现在体育场路的杨氏祠堂。于是福清县劝学所改称为福清县教育会,仍由杨局长兼理。县教育会设坐办一人,聘请叶衡丞担任,会址设城关吳厝巷魏家洋楼门楼厅上的两个楼房。所以说福清劝学所是福清县教育会的前身,也可以说是福清县教育局的前身。

适1936年间,福清县长毛应章委派地方人士俞兆复为福清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俞把全县公产、公款统收归该会接管处理。福清县教育会的学租也不例外,被全部接管,县教育会就因此停办了。

1938年前后,抗日战爭时期,省府令各县组织民众团体。除原有商会、华侨协会外,增设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律师公会等。福清县政府指派福清县立城区中心小学校长翁鸿猷负责筹备组织福清县教育会。按省颁县教育会组织章则,应先由各中心学区(城区、渔溪、高山、海口四个学区)分别组成学区教育会。学区教育会选出理事三人,幷互推一人为常务理事,另推选县教育会会员代表四人。凡本学区內现任教职员为当然会员,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以上的地方人士也可申请入会。然后,各学区所推选的县教育会会员代表集中县城开会,推选五人为县教育会理事,幷互推翁鸿猷为理事长。会址暂设在福清县立城区中心小学內。当时县教育会具呈福清县政府,要求拨还原福清县教育会会产,可是福清县财务委员会负责人不予发还。没有经费,等于虚设。1946年间,福清县政府社会科派李宏猷为县教育会秘书,因没有固定经费,会务也无法开展,只应付一般工作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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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血防史

林厚耀 董性俊

我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境內丘陵交错绵延,山峦之间有十多个盆地平原,大小河流一百多条,总长280公里,其中与钉螺分布有关的龙江、太城溪、虎溪、大北溪、交溪、渔溪、逕江、苏溪等八条水系,流经大部分乡村田野,使血吸虫病得以扩散蔓延。

我县发现首例血吸虫病患者是在1936年。那年,福州协和医院外科医生甘氏解剖埔尾村肝硬化死亡的患者洪叮莲,经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证实肝组织含大量血吸虫卵。随后,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病理科主任罗伯逊会同福建科学馆唐仲璋先生来我县作实地调查,在埔尾及其它村庄检查农民大便,发现被感染的农民甚多,幷捕获大量钉螺带回福州检查,发现螺蛳为福清地区吸血虫的中间宿主。后将此种钉螺邮寄美国,经专家 Bartseh 氏鉴定,认为系新种,便命名为唐氏钉螺。

1937年,福清县惠乐生医院龚振东医师鉴于血吸虫病在当地严重流行而专门写了报告。因之,福建省卫生实验所派出陈国忠技师前来,调查55个乡村,在44名患者粪便标本中有25人查到血吸虫卵,阳性率为56%, 而且多是肝、脾肿大,发育甚差的晚期病人。

同时还检查35处的一千只钉螺,发现尾蚴者52只,阳性率为5.2%。幷对耕牛、猫、狗、猪等保虫宿主进行检查,除猪无发现阳性外,其余动物感染率在25—72% 之间。而耕牛因到处排便,所起传染原的作用为人类之一倍以上。

1938年,福建省卫生试验所派出防治队,在埔尾村设办事处,开展了以管理粪便为重点防治內容的试验工作。可惜,未及一年,就因日军入侵而罢辍。

血吸虫病给福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解故前受血吸虫病严重摧残的村庄有99个,死绝一千多戶,死于晚期者3520人,田地荒芜2537亩。那时候,流传着一首民谣 :“东家老汉哭声长,西戶儿女失爹娘,烧香拜佛不中用,人财两空好凄凉。”埔尾岭格村二百多人全部死光,成为无人村。下施的三角井村原有40多戶人家,解放时只剩下一戶。沶头溪边村,全村21戶138人,死于此病有65人,13戶绝了后嗣,其他8戸逃亡他乡。“沶头不出头,溪边苦泪流,十人八九病,田荒倒房楼”,这是当时的眞实的写照,如今断墙颓壁遗址尙在。患了这种病的人,面黃肌痩,大腹便便,遍体青筋暴露,终日脚酸手软,不是喘气,就是腹胀,不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还使青壮年失去生育机能,它象十万条吃人的不见血的毒蛇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在我县广阔土地上吞噬着无数生命,摧残人们青春和幸福,那时,一些晚期病人因苦痛难忍而投河,上呆自杀者,时有发生。龙田南井村黃木桃,病后腹胀如鼓,不甚煎熬,便横下一条心用钻子穿破肚皮,腹水喷出十几步远,直至腹水流尽而死。类似惨状,触目可见,眞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戶萧疏鬼唱歌。”

解放以后,经多次调查证实,我县血吸虫流行的地区有16个乡镇,139个行政村,一个农场,一个苗圃。受血吸虫病威胁的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病人54098人,其中晚期病人1799人,病牛3055头。钉螺面积达11563723平方米,为我省重点疫区之一。钉螺多分布于86条主要水流,315个源头,其孽生环境有山坑、溪坡、灌漑沟、烂泥田、荒梯田、田后壁、池塘、草埔、山坡及特殊环境(如岩石壁、古坟、涵洞)等十种类型。连海拔三百多米高的大帽山上,也曾发现。平均密度最高为灌漑沟,每平方尺达57只之多。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防工作,三十多年来,经历了调查准备,全面防治,反复斗爭,巩固提高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年至1957年)设立机构,做好准备。1952年设立了血防专业机构,1956年又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五人领导小组,副县长席宜庭兼任血防站长。组织人员调查摸底,澄清螺情病情,编造病人名冊,绘制钉螺分布图,制订消灭方案,同时进行灭螺治病,为以后防治工作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1958年至1959年)开展羣众性血防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8年省委书记魏金水在我县主持召开第三次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省委宣布派金涛任我县副县长,专管血防工作,幷组织三百多人的血防工作队深入疫区。县委根据省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血防任务,层层建立组织,做到专人负责,确定防治幷重方针。结合兴建东张水库,掀起了“送瘟神”羣众性灭螺运动。共投入150万个劳动日,开展全面防治,一举歼灭钉螺面积1020万平方米,消灭率达99.7%。同时抽调120人组成的粪检突击队,共检查40多万人次,发现20837个新病人,检查耕牛16519头次。先后组织43个治疗小组,收治病人25151人,病牛5302头,幷开展管粪管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但那年国庆节却宣布了我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未免为时过早了。

第三个阶段(1960年至1975年)坚持反复斗争,巩固发展血防成果。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财力、物力困难,加上轻率地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带来了思想麻痹,干劲松懈,领导机构松散,血防人员减少,结果疫情回升。

1963年县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要继续加強做好防治血吸虫病的指示,重新成立了九人领导小组,层层健全领导机构,初步扭转停滞不前的局面。

同年年底,县委副书记陈春炎同志出席全国第九次血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把血防工作提高到生产观点、羣众观点高度来认识。反复开展斗争,使疫情逐步下降,钉螺面积缩小,人羣感染率大幅度下降,成效显著。

十年“文革”浩劫,血防领导小组名存实亡,机构被撤并,专业人员被下放,器材资料被毁散,血防工作被迫停顿。1969年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要重新抓紧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后,才恢复机构,发动羣众,开展工作。全县投入18万多工天,反夏查灭钉螺面积120万平方米,改变钉螺孳生环境8个螺区,计52万平方米。对213个非疫区大队作了调查,新发现两个有螺大队,治疗早期病人6200人,晚期脾切除345人,还培训不脱产血防人员1176人,取得一定成绩。至1975年,经历了23年的漫长时间,才宣布我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第四阶段(1976年至1986年)转入分类指导,巩固提高,向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进军。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 血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基本消灭向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挺进。1978年2月,县委召开全县血防工作会议,认眞贯彻南方13省(市)区血防会议和省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重新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靳秉恭为组长的血防领导小组,后改由县委常委、副县长郭有从任组长,连续开展十次查灭钉螺羣众运动,查螺面积达七亿多平米,发现钉螺面积25万平方米,投入劳动十多万工日,及时予以消灭。同时对高山、新厝、东张、龙田4个公社50个非疫区大队进行查螺,没有新的发现。对26023人的历史粪检阴性者进行了直肠镜检查为主的综合查病,发现病人5296人,设立86个治疗组,组织医务人员268人次,深入疫区治疗病人5201人。此外,加強了粪管、水改工作,新建三级化粪卫生厕所120座,水井416口,结合农田基建改变钉螺孳生环境688590平方米,造田面积877亩。

我县血防工作进行了三十四年,共开展九十次查灭钉螺,累计查螺面积三亿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平方米,灭螺面积四千五百八十七万三千平方米,累计投入劳力三百二十九万六千多工日。1985年全县发现三十五个螺点,钉螺面积5941平方米,比原有下降99.94%。1973年至1985年共解剖检查钉螺47294只,无发现阳性钉螺。全县病人已全部治完,病畜也已全部治疗或处理。在病情方面,自1980年至1985年重点疫区査病19529人,均无发现阳性 ,粪检普查耕牛19865头,无发现阳性病牛。由于査不出病人、病牛,也无新感染的病人,经考核验收,1986年6月省血防领导小组已批准我县为消灭血吸虫病的县份。至此,全省同时宣布消灭血吸虫病。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随着血吸虫病的逐步被消灭,我县人民体质大大提高,羣众性活动蓬勃发展,1985年被国家体委誉为“田径之乡”。1986年又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阳下乡北林大队西埔头村晚期病人林国水自幼患血吸虫病,身材矮小,腹大知鼓,被称为“小老人”。解放后,治好病获得新生,成为生产能手。

音西乡朝阳村有一对兄弟何金梅、何金珠,解放前父母死于血吸虫病,兄弟两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由于染上此病,腹胀如鼓,连裤带都结不住,30斤重的担子都挑不动。解放后,经免费治疔,身体康复,能挑150斤。兄弟俩结了婚,生了孩子,盖了房子,过着幸福生活。解放初征不到一个合格兵员的埔尾村,如今人寿年丰,羣众生活改善,大多数农戶盖了新房,80% 以上有存款,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3万斤以上,从1955年起,已有几十人参了军。羣众高兴地说,现在埔尾村地变了,村变了,人也变了。昔日被血吸虫吞噬的山村,如今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千百年来,摧残福清人民的血吸虫灾害,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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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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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县金融业记要

侖肇琦

建国前的福清县金融业有 :当舖、钱庄、民信局、民间借贷、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信用社等,建国后则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兹分述于下 :

一、当 舖

从前清到本世纪40年代,典当业遍布全县各乡镇,多达60余家。各家竞爭营业,所以规定的利息不高,一般为1分8厘到2分。当额在20元以上者,有的只收月息1分6厘。抵押品以金、银首饰,被服,布疋为主。金银估价可当七成,被服等可当三、四成。龙田高山一带,也有以牛羊或家具作当者,不必入库,称为信当。以金银信当则可当十成。这只限于信誉较好幷与当舖有交情者的短期借贷,非信当则可延至30个月期满,听当舖发售或留用。

在旧社会里,贫苦羣众多,需要借贷也多,则向当舖押借。富裕人家,多以典当业谋利较为稳当、沒有亏损的风险,却有固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物质抵押,有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因此,富裕者多乐于经营典当业。

每家当鋪,只用五、六人。负责看赃、估价、打票、保管及勤什等,职责分明,人少利多,当票系以毛边纸木刻刷印好空格左右两联。面积约20x20公分,內容有 :当物品名,号数,当价,期间,利率等,中间骑缝加编大写字号幷加印章,掣左联交当戶,以凭取赎。全县当舖的牌号及老板或经理姓名列下 :(在括号內者为老板姓名,钱庄、民信局同此。)

城关镇有 :德远(俞宏瑞)、祥光(戴吉云)、福同(陈育生)、福舖(吳思唐)、福生(马崇山)、资舖(夏必焜)承舖(吳淑彬)、言兴(敖朝杰)。

其中言兴号开业达百年以上,尙有翼舖、丁舖、相舖等、均系先后承接上列当舖继续经营的。

龙田镇有 :鼎裕(施光斗)、德厚(余敷春)、仁通(王洪祥)、福远(王命清)、福成(张端秋上祖)、厚余(余由开)盛舖(张亚宋)、协通(王亚命)、乾新(何细细俤在南西亭)。

高山镇 :厚舖(翁红红)、振舖(林银坤)、德舖(翁吓义)、瑞舖(翁亦祥)、中和(王贤铿)、秀舖(林永焰)仁通 ( 王康所)。

龙高两镇。开业百年以上者,有鼎裕及厚舖两家,他们以千字文编号,每月用1个字,编完一本千字文还续开了二、三十年。

港头乡 :王成(王菊花妹)、源泰(王命冲)、协通(何吓祥)、源成(何吓昌)。

江镜乡 :隆泰(何雅善)、裕光(何存有)、乾元(何五四俤)、明光(何天庆)。

三山乡 :诚泰(王钦祥)、诚和(王开礼)。

海口镇 :禹舖(陈禹田)、广义(陈和荷)、耕舖(俞幼耕)。

东张镇 :宏茂(俞宏瑞与何茂良合股)、源和(倪家理)、松舖 ( 陈慕曾)、源隆(傅克若)、珍舖(杨永卿)。

渔溪镇 :通舖(杨书香)、裕康(郑寿康)、厦门(林民信)德余。

上逕乡 :远团(林克福)、北垱(林克寿)、饼场埔(林克祿)。

阳下乡 :同春(陈书仁)、和美(莫亚先)、宏源(林宏源)。尙有城头乡的“街头当”与“街尾当”以及宏路、桥尾、江阴等处的当舖,前后共有60余家。

1939—40年间,因法币贬値,典当业全部亏本,相继停业。

1943年,本县国民党政府开设公典局,由福清华侨协会会长戴圣昌负责,供侨眷短期周转性贷款,不数月,便停办了。

二、钱 庄

福清系老侨区,工商业较为发达,工商业家,侨眷及社会上富有的,除经营工商业或投资开设当舖以及购买土地之外,还有余剩资金的,必须找流通渠道,在1930年前本县尙未成立银行机构,则存入殷实的商舖,钱庄因此应运而生了。

工商业戶兼营钱庄业务,吸收闲散资金,贷给工商业戶或其他人家,存入利息,约在8厘至1分,贷出则收月息1分3厘到1分5厘,视贷额及贷期而定,一般信贷要立契承保,保证人也要有殷实戶,或以田厝契等不动产作抵押,工商业家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或因基建等急用款项,数额较大者,则向钱庄拆借。

城关镇钱庄有 :恆和(赵维新)、公大(吳贶卿)、乾春(陈春光)、捷大(林吉卿)、福源(海俤)等五家。

高山镇有 :同益(翁礼昌)、振铺(林银坤)。

东张有 :东来(郑积仁)、大东(倪长声)、祥和(倪必礼)三家。

渔溪有 :厚经(郑伯玲),龙田有龙文布店兼营、全县共有钱庄12家。

规模最大的“恆和”钱庄,吸收大量存款。幷发行纸币,贷款谋利。老板赵维新,阴谋倒闭,先将贷款收回不再贷出,又将所有客戶存款及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数购买黃金后捲逃出国,为数在十万银元以上,存戶多系归侨及侨眷,也有本县工商业戶。纸币流通全县,受害者遍及全县,为本县钱庄及票号倒闭的最大事件。

三、民 信 局

我县为全国重点侨乡、侨汇的收入,在本县的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位置,经办侨汇业务,系在国外的华侨工商户兼办收汇,幷在国內设庄或委托国内大戶工商业家代解。

民国初年,国外侨汇汇到福州汇丰银行,该行多以银行解付,归侨或侨眷从福州的內河交通船运到长乐坑田,后雇人肩挑回县,数量多的,则雇驴驼运回,间有中途被土匪劫掠者,后又雇武装兵警押运。福州中国银行于本世纪20年代成立后,本县侨汇,多汇到中国银行解付。可以领到中行纸币,但中途仍有被劫者,(民国24丰间,振声局被陈伟匪劫去68000元,侨汇由戴吉云赔付,破获后,陈伟被枪决,追回赃款由振声局捐给后埔街修建吉云路)。

本世纪20—50年代,本县民信局列下 :

城关镇有 :捷远局(俞宏瑞)、振声局(戴吉云)、乾春局(陈春光)光远局(俞建鋆)、福余(陈十六哥)、振兴(林金俤)、福泰(吳海珊)、远和局(俞昌檀)、平安庄(俞肇玉)、南华局(王钦芳)、集大庄(周慕铨)、联丰庄(杨清柏)、侨声庄(施贻潮)、星光庄(张培元)。

渔溪有 :厚经号(郑伯龄)及代理振声局的泰顺布店。

龙田有龙文布店兼办(何贤义)。

高山有瑞余及友华等局(林银坤等)。

港头乡有 :源泰局(王命冲)、耀辉局(王九俤及王臭妹)。

东张镇有永宁局(陈慕曾)、大东局(倪长声)。

其中 :建国初期仍继续经营者有集大、平安、侨声、南华、联丰、星光等家。

在抗日战爭期间,法币贬値、物价上涨,有的民信局以延解侨汇以剥削侨眷,到1942年夏,日军侵入东南亚,香港等亦遭占领,我县侨汇卽中断了。
到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才恢复通汇。

但是好景不长,1946年蒋介石发动內战,法币贬値造成的灾难,首先遭害为本县侨眷,在打內战期间,物价一日数涨,法币大幅度贬值,侨汇汇到侨眷手上,一般要经过月余,常常不及原汇値十分之一。例如“远和公司”收的侨汇,委托本县连利布庄代解,连利在上海设庄采购,侨汇直拨上海,连利卽利用侨汇作为资金,采购大批纱布,运回福州各县发售(以黃金计价)。当时连利布庄执福州市纱布业的牛耳,称为本县首富,主要是从侨眷身上剥削而来的。

1948年后,侨汇改以黃金计算,但也被短秤少两或成色不足等尅扣了(参阅福清县档案馆內民国卷宗內有倪埔村倪某控诉连利布庄延解侨汇的事件,虽经判给赔偿,仍得不偿失)。

本世纪60年代后,本县民信局相继停业,侨汇业务,由中国银行办理。

四、民间借贷

民国后期,本县当舖和钱庄因法币贬値相继停业了,贫民告贷无门,忍受重大剥削,向富有者借五分以上的高利贷,好似饮鸩止渴。
高利贷约有七种形式 :

(1)月割 :俗称“孤老利”(卽早年向麻疯院首领借的债,利高且必须如期归还)。以9角当1元借来,还时还要加利五分以上。

(2)番仔利 :3日一转,5日一合,系高利贷中的期短而利最高者。

(3)标会 :多系一年一期,贫苦人家参加标会,如有急用,可出高利五分以上标回应急。

(4)卖青苗 :在青黃不接之时,农民缺乏口粮,只得忍痛将未成熟的农作物低价贱售,收获时还实物,或折现金,有的还加给利息。

(5)卖白水田 :在岁暮年终,贫苦农民无钱度岁,(有的系被人逼债),便将未下种的田地,予售明夏的农作物,或以田地作抵押而售出明年的作物,到期照还本息。

(6)民间私当 :也仿当店铺方式,借债要实物抵押、计息则比正式当店高三倍,在货币贬値期间,向私当借款者,多被折成实物,还时另加重利。

(7)实物高利 :也有叫做斗牛角,例如借谷加息还麦,借麦还谷,复利计算,借实物一担,一年作两三期翻算,一般一年要翻两三番,有的贫农借本还息,或只得将仅有的田地贱卖,使农村经济更加萧条。

共和国成立以后,属于高利的民间借贷,报告村农民协会处理,给予免还或少还。因此高利贷几频绝跡。国家银行配合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基本得到解决。高利贷的阵地被挤跨了。

1959—61年严重灾害,造成农村经济困难,高利贷又有所活动,因币値贬低,所以借还均以实物计算,但面不广,数款也不大。

1962—76年,币値比较稳定,民间借贷以标会为主,带有互助性质,利息约在2分到3分。

1978—1987年,因个体和集体可以经营工商业,从事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需要大量资金,国家银行与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资金,仍不敷周转,城乡的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又有所活动,特别是标会,各乡镇普遍组织,本县的海口、城头等乡镇最盛,地下钱庄以高利三、四分吸收存款后,以四、五分放贷,数额达数百万元,也有的从事赌博滋事,殴打盜窃,影响及治安及民刑事件。也有的捲款潜逃者,目前政府虽已注意取缔。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大,对国家银行及信用社的存款利息较低,余款戶多提回存款作高利放贷,尙无具体的取缔办法。

五、建国前官办的金融机构

1935年,民国政府发行法币时,福建省政府于1935年10月15日成立福建省银行,幷于1936年5月在福清成立办事处,经营储蓄存款、放款、贴现及代理财政金库等业务,1940年又在渔溪设立分理处。这时中央储蓄会也在城关产塘街设立分会,派薛某为分会会长,县邮政局兼办邮政储金业务,吸收社会上闲散资金。

1941年4月,日军侵入福清,“省银行福清办事处”迁避永安,是秋日军退出,始迁回福清复业。1944年9月,日军二度侵融,该行又迁到莆田,日军退出后,复移回福清。

1945年初,福州中国银行认为福清系侨乡,在城关后埔街设立办事处,专办侨汇业务,由于法币贬直,侨汇不通,业务清淡,于同年6月23日停止,行址移给“中国农民银行福清办事处”使用。农民银行业务主要经营农村生产合作放款和农村信用合作放款,有时也贷放化肥、豆饼、种籽等。

民国25年(卽1936年),民国政府实行合作化运动,除已在各乡保成立生产合作社外,又在各保发动成立信用合作社。计有 :里美、墩头、柏渡、牛宅、星桥、斗垣、五龙、城头、大厝、后俸、海口、龙左、龙右、港头、江镜、玉桂、玉崙、陈厝、岸兜、三山、高山、化南、东汗、沙埔、渔溪、梧冈、上逕,东张及江阴等乡保,全县设立信用合作社达116个。

当时信用合作社组织,没有吸收存款,组织好了向农民银行借款,每社约40—100人,社员自愿结合,他们顾虑到贫苦农民还不起贷款,会受株累,所以不肯接纳贫农入社。

县农民银行于1948年停业后,由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核贷,代省农民银行核放种籽肥科等实物,直到1949年8月解放时,移县人民银行继续管理。

六、建国后的金融机构

本县于1949年8月16日解敖了,8月20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南下工作团冯凡、宋钦玉、侯腾汉等人接收国民党的“福建省银行福清办事处”,当时库存幷无实物及有价证券,只剩下不能通用的金银元券,留用旧人员林星北等协办金融业务,成立“中国人民福清办事处”属于林森支行管辖。

1950年,国民经济情况日趋好转,币値稳定,银行的存、放、汇业务日繁,乃吸收文光高级商校毕业生及旧人员十多人、分设会计、业务秘书等股,又在渔溪设立营业所,改办事处为福清支行,隶属于闽侯中心支行,幷代理中国银行的侨汇业务。

1951年,由于业务扩展再次增员增址,把福清支行移设于后埔街原农民银行旧址內,行內增设侨汇、货管、农金三个股及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且代理交通建设两银行业务。

1952年,人民银行又在海口、东张、高山、桥尾增设四个营业所,全行职工人数达180人,比民国及解放初期增十培,本年保险公司单独设立。

1956年,本县撤区,保留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五个营业所,桥尾改为流动组,增设三山、音西两个流动组,停止代理交通、中国、建设三银行业务。

1958年,人民银行撤股,改设营业、办公两个室。在农村增设道桥、上店、玉林、一都四个菅业所(不久裁撤)。公社化五大结合,公社设财贸部,各营业所人员由公社统一领导,业务则归人民银行指导,信用社也归公社领导。

1960—1961年,全县营业所又幷为八个,卽 :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桥尾、江阴及城头,增设琯口储蓄所及城关、渔溪、高山三个派送站。

1964年1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福清支行,1965年9月又合幷于人民银行內。

1966年,各乡镇营业又扩展为14个,卽增设城关,江镜、镜洋、三山、港头、东汗等6个营业所。

196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人民银行进行军事管制。

1970年一1972年,增设一都、南社、沙埔、阳下四个营业所,到1975年又撤销了。

1968年,福清人民银行成立革命委员会,归福清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领导,于1973年撤销,仍恢复为人民银行福清支行。

1972年,恢复一都营业所。

1978年,县建设银行成立。

1980年,县农业银行及保险公司均单独设立(该公司于52年单独设立,58年又幷入人民银行),本年,县中国银行亦单独设立,有关侨汇外汇、外资等、均划归县中国银行办理。

建国前,本县侨眷等存在中国银行或外国银行 ( 指在中国设分支机构外商银行)以及中央、交通、福建等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因该行等逃到台湾或国外,存戶取不到存款,于1953年由人民银行清理代为偿还,本县共计偿还折合人民币22万多元。

1960年以前,本县发放农贷款共计有余额七百多万元,其中困难戶因 :

1、內迁的水土不服又迁返本县而生活困难者 ;2、水利贷款无效益而原有组织解体者 ;3、死亡绝戶者 ;4、特殊困难者,全县清理出共计有600万多元,呈报国务院,准由中央财政拨补,本县豁免去农贷款达600万多元。

1984年,县工商银行单独设立,对外只挂个牌子,业务仍与人民银行合幷,到1985年,始从人民银行正式分出来。

信用合作社,与民国时期所组织的不同,建国以前,贫下中农极难入社,建国后的信用社,却以贫下中农为主。业务方面,除放贷外,幷大量吸收存款。

1953年,在本县渔溪的双垱村,试点成立全省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本年4月,有社员460人,1953年底,增到2019人,全县共有15个社部,股金增为3.5万元,吸收存款10万元,贷款14万多元。

1959年,信用社社员增至22万多人,股金44万多元,存款增为303万多元,贷款为227万多元。

1984年,成立福清县信用社县联社。1987年全县有基层社,分社,站108个、社员存款余额达8993万元,放款余额达5965万元,分别为1953年的68倍及44倍。
1987年,全县金融业计有 :人民、工商、中国、农业、建设等5个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以及所属的营业所、办事处、储蓄所、信用社站等173个,从业人员达706人,编制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三十倍,存放款额则增至千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金融业业务从1979—1987年所增的数字较之1978以前30个年头数字的总和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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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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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福清县政府公报》

发行与停办始末

敖 翔

《福清县政府公报》的刊行,约在民国廿九年 (1940年 ) 七月,迄民国卅二年(1943年)停办。中间在职县长有呂思义,罗仲若、何绍兰、陈毓辉、郑步鸾等五人,历时四年之则。刊期有第一卷、新一卷、新二卷、新三卷等,最后一段时间,有改为新闻纸式出版,名为《福清公报》但没多久卽停办。
兹将公报的內容、形式、以及在当时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哬,分述于下 :

一、版式 :

《福清县政府公报》是仿《福建省政府公报》版式印行,卅二开本。每期有卅页至四十页之则。由县政府秘书室下设公报股主办。( 笔者兼司其事和主编)因当时正値对日抗战,物资匮乏,仅用至为粗糙的毛边纸印刷,由“启源居”私人印商承印,字跡不甚清晰。

二、內容 :

公报刊头题字全拷红,由当时値任县长署名,下标“秘书室编行”字样。

內容 :有“法规”栏,登载中央、省、县公布的各种法规、办法、大纲、细则……等。

“命令”栏,有福清县政府发布的民、财、建、教、军各类军教、军政人员的任免事项。

“公牍”栏,则登载具有各种较大的政令文件。还有“附录”登载县政会议曁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纪录以及保安司令部汇案通缉逃亡名单等。

三、刊期 :

呂思义任內(1939年11月一1941年8月)出第一卷,每星期一出版一次(现档案馆只有第一卷第十五期一期,余散失),每月报资四角。

罗 仲 若( 由 平 潭 县 长 兼 代 )(1941年8月 一1941年10月 ) 任 內, 由 于1941年9月20日日寇入侵,县城沦陷,政府內迁停办。

何绍兰任內(1941年10月一1942年4月),以新二卷卷名出版,每半月出版一次,报资毎月一元二角。

陈毓辉任內(1942年4月一1943年2月)仍接续以新第二卷卷名出版,仍每半月出版一次,出至四十六期止,每月报资二元。

郑步鸾任內(1943年2月一1943年9月)以新三卷卷名出版,每月仍出二次,每月报资五元五角。最后改为四开新闻纸式出版,报名《福清公报》,第一版仍登各项政令 ;第二版、第三版把政令改为新闻报导型,只不登社会新闻,第四版仍登各项公牍,但未及两三个月卽停办,以后各任县长均未续办,《福清县政府公报》至此完全“寿终正寝”。

四、发行 :

《福清县政府公报》的发行,毎期约发百份之则。对象是党、政、军、团、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社团。或分赠其他各县县府。凡刊登在公报的文件,明令均可作正式文件,不另行文。公报费可报销。城乡民办企事业单位,律师界和社会上头面人物,亦有订阅或设法取得,以冀获得政治气息。

五、作用 :

公报刊登的资料,多是全国性、全县性文件,与人民生产、生活均有密切关系。如公报第二卷第十期(民国卅一年三月九日)出版公布“保甲戶口编查办法”,限三十一年三月六日起,至同年六月底办竣。自此对人民生活卽起了严格的约束和限制迁居自由作用。特别是民国卅二年三月十五日由国民党国民政府公布的“兵役法”,全文七章卅二条,全国人民获悉后,恐慌万状,适龄壮丁纷纷逃亡,乡、保、甲长大肆淫威,大抓壮丁,从中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多少人被逼生离死别,背井离乡,成为空前灾难。这些法规,都是由公报首先发布的。

六、影响 :

公报对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如“明令”栏,登载全县公、教、军、财、稅务和其他人员的任免事项,完全是个“宦海沉浮”录,其影啊所及,使政客们各种各样的钻营、夤缘、拉拢、排挤技俩都活跃起来。特别是乡(镇)长的更迭消息。因为当时乡(镇)长是肥缺,权力很大,什么都管,什么都操纵,一遇有缺,卽羣起钻致,夤缘倖进,拼命爭当。其他如稅务部门,也是个很好是抢手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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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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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福清土地陈报简介

王源瑞

一九四一年底,“福清县土地陈报办事处”应时成立。土地陈报处设在城关河头巷14号民房內。上头任命徐大煊(福州人)为处长。下设外业、內业两个课,外业课管土地测量,內业课管归戶造冊(土地陈报单)计赋(计算粮赋额)。

土地陈报的第一步工作是招收培训土地测量人员。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全县招收相当初中文化程度学员一百人。为了便于实地讲课,测量员训练班设在城郊西门外溪前村。训练班授课一个月半,实地测绘实习半个月。

培训两个月后,卽一九四二年四月,把这些培训的学员分成十个分队当测量员。一个分队设分队长一个,助理员一人,测量员十人左右。

全县各乡镇分为两期测量。每期三个月,一个分队一期测量完一个乡(或镇)的土地。在测量小分队下乡前,全县各乡镇按土地归属情况选择乡镇与乡镇分界的路、溪、涧、山等自然地物为界测出“乡辖图”。然后再把乡图分出“段图”。按各村土地分布情况,大约一个村分一段或二段。每段方圆在500米以內,面积大约在五六百亩至八九百亩之则。这些乡內分段图,按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编出顺序号,也叫是段号。(卽第一段、第二段……)各个段图上还注出较大片的土名、土地等则(土地分甲、乙、丙三等 ) 等。

甲等每亩赋额是0.50元,乙等0.32元,丙等是0.14元。(赋额等级总金额是计算粮赋数据(如每元额缴谷子50斤)。

测量员进村后,是按预定的段图界线內,布线、立站(卽测站)。用照准仪照觇板折合出长度,按比例尺描绘出“坵地联络图”。土地编査人员按图号 ( 每坵地的顺序号)收标编号。全段测绘好后,与邻段图的测量员拼图对界。认为拼对无误后,进行图纸着墨,计算面积塡入业戶插标陈报的标內,最后按标內所塡內容,抄进段坵冊。

做完上述工序后,由测量队分队长、助理员检查审核后送交土地陈报处內业课归戶抄单造冊、计算赋额。第一期土地测量结束。同年8月又开始第二期乡镇的土地测量、陈报工作。

这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公告土地测量结果。据不准确的统计,全县当时可耕地有四十五万亩。

公告土地测量结果中发现部分村庄土地测量错误严重。出现错误情况有以下原因 :由于培训时间短,教学进度快,有些学员接受不了,《坵地测编法》沒有学会,测量技术水平低。加上当时测量仪器简陋,如有的用木制照准仪,以竹尺代卷尺,用简易的图形指北针,自制的觇板。简陋的仪器是不能准确的测绘出精密度较高的坵地联络图。其次因为有一部分地方保甲不配合工作,有的业戶不插标陈报,致使测量人员测绘工作难以进行,完成不了每月三千起(每起指一块地)测量任务,就来个拼坵分片乱割或因无人插标陈报,就把保甲长的名当业戶塡入。造成错乱。

—九四三年五月,福清县土地发照办事处成立,着手搞颁发土地管业执照。原来被遣散回家的测量员又被招收为“土地发照员”,下乡去接收业戶申请发给管业执照。工作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结束。之后,这些发照人员又被遣散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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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17: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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