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着中国心的“老外”，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卞英豪
昨日（8月21日），中国足协官方宣布，原巴西籍球员艾克森（原名：埃尔克森）正式入选中国国家男足。艾克森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无血缘归化的国脚。
今日，艾克森在社交网络，用中文发表了公开信《我是中国人，我想回报这七年里中国人民对我的爱》。并且将其在网络账号的国籍正式修改为中国，正式对外“官宣”——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因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有着“埃建国”美誉的艾克森入籍得到了球迷广泛的认可。其实不仅仅是体育领域，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老外”，他们虽然没有血缘联系，但他们对中国文明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让他们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有着“中国心”的中国人。
新中国首位入籍的外国人——马海德

“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37年，在美国出生的原黎巴嫩籍医生乔治·海德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如是评价这位从异国他乡远道而来的医学博士。
“从此我能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那天起，黎巴嫩人海德姆有了一个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中文名——马海德。

从小励志治病救人的马海德，来到中国本是为了考察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然而，当他踏上这片土地之时，他被深厚的华夏文明吸引，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吸引，更被无私奉献、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吸引。
1941年，马海德的好朋友斯诺准备启程回美国。而马海德毅然选择留在了中国，“因为我觉得这支队伍会有出息，我觉得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延安时期的马海德

马海德不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救死扶伤，救治了超过4万余中国军民。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穷其所学，不断传播医学知识，协助建立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为中国消除麻风病做出了突出贡献。马海德的研究更是得到了世界的瞩目。
马海德不仅是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1949年，马海德更是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特批，马海德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

马海德与毛泽东在延安

马海德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忘我献身。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据他本人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撒在中国的延河里，还有一部分由他的国外亲属带回美国家乡。
“马海德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是奋战在革命一线的医学专家、杰出的国际主义者”，邓小平如是评价马海德。

中国军歌之父——郑律成

谈起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音乐家，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聂耳、冼星海等人的名字。那么，你是否听过当时与他们齐名的郑律成呢？

出生在如今韩国全罗南道的郑律成，是一位地道的朝鲜人。1933年，郑律成的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亚洲人民无情的蹂躏，同年，饱含“抗日情怀”的郑律成继承牺牲的兄长的遗志来到中国。
“七七事变”后，郑律成结识了冼星海，并开启了两人长期的合作。此后，郑律成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创作了著名的革命歌曲《延安颂》。

“这首歌曲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迅即从延安飞到各个解放区，飞到全中国，飞到海外各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一代人唱着这首歌，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这段由著名词作家乔羽为郑律成所撰写的碑文，正是这首歌曲的最好写照。
1939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他为八路军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此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并流传至今。这位当时的朝鲜籍音乐家堪称“中国军歌之父”。

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郑律成同妻子回到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同年，他再度奔赴前线，和魏巍合作谱写了有着浓郁朝鲜风情的歌曲《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并与欧阳山尊合作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
1976年，郑律成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2009年，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郑律成

两次取得“中国国籍”的犹太奶奶——魏璐诗

“我是一个四川人。”
魏璐诗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向大家介绍着自己。这位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原名为Ruth F. Weiss。而在她此后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使用的都是魏璐诗这个中文名字。

魏璐诗

1933年，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魏璐诗来到中国，从此扎根中国，投身革命事业，这一干就是73年，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个她所深深热爱着的国家。
魏璐诗在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在这里他成为了宋庆龄的助手，并结识了马海德等国内外进步人士，同时和史良、鲁迅等作家成为了朋友，并为他们翻译著作。

魏璐诗和鲁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魏璐诗奔赴四川工作8年，不仅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川普”（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更是与苦难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魏璐诗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执教，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合作，共同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1939年，魏璐诗得到了当时的“中国国籍”。
抗战胜利后，魏璐诗回到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工作。在此期间会晤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并在自己家中多次保护身处险境的中国共产党员。1946年，她赴纽约与自己的中国丈夫团聚，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
1951年，魏璐诗在联合国任期满，毅然决定回到中国。而此时她的中国丈夫反而不愿回去，国民党驻美使馆更是没收了她的护照。最终，魏璐诗排除重重阻碍，带着两个幼子回到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儿子也是中国人。”魏璐诗此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道。
1955年，魏璐诗第二次取得中国国籍。此后的几十年里，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在完成人民画报社德文专家的工作的同时，不断为海外报刊撰写文章，讴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魏璐诗更是在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联邦德国等多地举办了多场介绍中国的演讲。
魏璐诗老人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了宋庆龄的陵园里，这不仅源于她和宋庆龄的渊源，也是因为老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样也是魏璐诗老人爱国情怀的最好证明。

魏璐诗老人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