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到处，便有华侨”，移民东南亚，顽强生长的海外华人社会 ...

文/冀南
“南洋”一词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还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很早就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大批的中国移民潮出现在1860年到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间，大约有1500万中国人到东南亚寻找机会。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小手工业者远赴东南亚谋生，闽南移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中有的只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有的受过国际化的高等精英教育，有的是白手起家，有的则是继承和扩大了原本的家族产业。闽南华侨大多从事商业经营，精英辈出，在当地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些华侨企业一方面不断与当地经济融合，展现出更多当地民族经济特色，一方面在国际商业竞争中长袖善舞，争得一席之地，并返回大陆投资，反哺祖国。
1949年以后，大陆方面暂停了海外移民的进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侨眷才被获准前往香港中转，最终抵达东南亚。随着世界各国陆续与中国建交，大陆对外移民又逐步走向正规和常态。现代中国社会特别是闽南地区向东南亚的新移民呈现出更多的形式，以留学、投资、商业经营居多，早已不是当年走投无路而被迫“下南洋”的概念。

“海水到处，便有华侨”

唐朝时中国人便开始移居南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鼎盛时代，在对外贸易、航海事业方面发达。这时期有些中国人开始旅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的高僧义净，671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古国名，当时为大乘佛教传播中心）居住，前后共十二三年。有学者认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之一。
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南部的巨港中国人最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9世纪末）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此时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唐朝强大，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国际威望很高，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唐人街”，这个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华侨下南洋乘的是风帆，要依靠季候风向，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只好在当地住下来，待次年再北返。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便于商品交易，渐渐有中国人在当地居住下来，娶妻生子，一住就是10年、20年，称为“住蕃”，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华侨。
16、17世纪，南洋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难者外，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南洋各国，到19世纪末，除暹罗（今泰国）外，整个南洋地区都成了西方殖民地。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性情温良，廉价，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从事矿山开采、园林种植和公共设施修建等工作。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华工便成为南洋华侨的新构成主体。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总人数已接近100万，分布更加广泛，出现了更多华侨聚居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城市的华侨都在万人以上，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政府从执政之初就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严厉禁止私自出海。清末战争之后，随着《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被迅速合法化。而在1840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国内的自然经济被严重破坏，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处谋生，开始大规模到他乡寻找机会，久居南洋而不再返回“唐山”的人逐渐增多。南洋华侨人数又一次急剧增加，以东南沿海省份为主，每年平均在10万人以上，足迹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处，便有华侨”的格局。其中闽籍华侨规模庞大，有不少在矿场与种植园工作，更多是从事商品经营，富商迭出。我们熟知的黄奕住、陈嘉庚、李清泉等都是华侨商人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以华治华”间接统治

无论在世界何地，华人均被视为最勤奋与平和的群体。在这些国家，华人移民多从事当地人不乐于或无力从事的工作，节俭勤勉，吃苦耐劳。在当时英属新马和荷属东印度，华侨多为商贩、工匠、矿场和种植园劳工；在暹罗、菲律宾、缅甸和越南，华侨多为商贾、工匠和果蔬种植者；在日本和朝鲜，华侨多为商人和佣工；在美洲、澳洲和非洲，早期华侨几乎全为华工，后期多转为商贩和城市佣工。
东南亚规模较大的华侨社会，大多数存在于贸易航道上的重要城市，如新加坡、马六甲、槟城、雅加达、泗水、马尼拉等港口城市中，而最早的唐人街则是靠近这些港口城市的码头。
当大规模契约华工涌入南洋后，分布区域日益广泛，由沿海延伸至内陆，由都市扩展至乡村。
由于华侨勤勉节俭之天性、经商之才干及华侨间密切联系之商贸网络，南洋华侨经济实力迅速扩张，在商贸零售业、采矿和商品种植业中渐居举足轻重地位。随着华侨数量的增加和经济力量的成长，华侨私塾、学堂、华文报刊等也相继出现。较大的华侨聚居区已成为社会功能完备、相对独立于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
为方便统治和征税，当地统治者对聚居之华侨多采取“以华治华”的间接统治方式，将华侨集中于某一社区，指定华侨头领管理本族或本乡华侨。在当时荷属、英属南洋，称为甲必丹；在安南、暹罗称为社长、县长；在矿区或种植园，则多为集秘密会社首领甲必丹和矿主园主于一身的富商。

最大的华人社区

自明代以来，马来半岛就是中国海商的重要海外贸易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又招徕了大批华商华工。在19世纪后期以前，各地都形成规模不等的华侨社会，由殖民政府或马来土侯委任的华侨首领管理华社内部事务。在南洋各殖民地中，英属新马殖民政府政令相对开明，经济发展程度在南洋最高，又是南洋华工的集散中心，因此英属新马是华侨最密集的地区。19世纪后期以降，新马华侨社会已然成为南洋华侨社会的中心。
1641年荷兰人攻占马六甲时，当地人口锐减，华侨亦仅存三四百人。荷殖民政府为复兴马六甲垦殖业和城市商贸，开始大量招保华人，并取消人口税以抚慰留存华侨。1819年，英国殖民者开埠新加坡也开始大力招保各国移民尤其是华商华工。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时期，马六甲城华侨多为商人和工匠。
早期华侨大多来自福建，其次是客家人。两者约占移民总数的60％。华侨社会风俗习惯均与国内相同，城市的格局规划，房屋样式，皆为中式，俨然海外之中国城市。除福建人外，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和海南人也为数众多。
17至19世纪间，绝大部分中国移民为单身年轻男性，部分人娶当地女子，其土生后代亦颇具规模，尤以马六甲、新加坡为最。据1881年的人口统计，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的土生华侨共25268人，占华侨人口的14.5%。土生华人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当地语言和环境，富裕者多有父辈积累之产业与殖民政府和洋行关系密切，能充任代理商、买办乃至公共事务管理者。因此，新马华社侨领多为土生华侨，其著名者如陈笃生和陈金钟父子、余有进和余连城父子、章芳琳、林文庆、胡亚基、宋旺相等人。
整体而言，华侨是殖民时期新马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力。在马来半岛，华侨成为商贸零售业之龙头。18世纪初，柔佛约千家华侨，绝大多数经营对外贸易。英国人开埠槟城后，商贸多由华商经营。新加坡成为自由港后，英国大商行控制进出口贸易，华侨作为中介商，占领各埠和乡村小镇，在纺织品、金属制品、零售商等领域独占鳖头。
80年代的新加坡勿基一带，沿岸商号有80余家，六成为华商拥有。这一时期从事贸易业、采矿业、种植业及航运业的华侨大企业虽不断出现，但融资多仰赖欧资银行或印度钱商。马来半岛内地商品经济之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华商的推动，马来半岛的商品作物种植业也多是华侨经营。
华侨在新马不仅从事商业，也注重保留和传播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各帮派和富商均创办华文学堂，大多以方言教学。至1884年，槟城有华文学堂52所，新加坡51所，马六甲12所，均为私塾。华文报刊是传播华人文化，沟通华人社会的最有效媒介。1881年闽籍海峡华人薛有礼创办的《叻报》，以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和报道中国与各地华埠消息为主，是英属新马第一份华侨创办的较有影响力的日报。1890年，新加坡印刷商林衡南创办《星报》，日销300余份，次年由林文庆、黄乃棠接办，改名《日新报》。

曾被迫害甚至居杀

在欧洲殖民者统治南洋时期，华侨多数都受到限制和迫害，以菲律宾华侨最为严重。1662年郑成功因华人受虐待而向菲兴师问罪，后不幸病逝。
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300多年间，曾5次对华侨大开杀戒。菲律宾是距离闽南最近的岛国，是早期闽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与中国一衣带水，交通和经贸往来最为方便，但由于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华侨的苛政，相对南洋其他殖民地，西属菲律宾华侨社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反而最小。
菲律宾的华侨多为商贩，少数从事工匠行业，与缅甸华侨同为南洋华侨社会商人比重最高者。西班牙人殖民菲岛初期，为发展中菲贸易即招揽华商。华商克勤克俭与吃苦耐劳的精神，非西班牙人能比，能深入穷乡僻壤销售和收购货物，构建商贸网络，故在商业和零售业长期居优势地位。除商贩以外，菲律宾殖民初期的各类工匠大部分也为华侨，主要集中于马尼拉、宿务和怡朗等三个港口城市。华侨工匠建造的许多教堂、修道院和堡垒，迄今矗立岛上。
菲律宾华侨社会形成于16世纪末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华侨社会。西班牙人占领菲岛初年，为繁荣菲岛贸易而招保华商，华侨往来和居留不受限制。1581年，殖民当局为便于控制华侨，开辟马尼拉王城对面巴瑟河南岸处为马尼拉华侨居留区，称八联，非天主教徒的华侨被集中居住于八联，不得前往马尼拉以外地方定居。这是西班牙人对华侨的隔离政策的开始。八联四周建有高墙，设哨监视。若无当局书面批准，华侨不得前往离马尼拉6里以外地区。入城华侨在每晚城门关闭之前，都必须回到八联居留区，违者将处死刑。八联华侨聚居区域先后变动7次，但都在王城炮台的炮火射程范围之内。因此，殖民当局对马尼拉华侨多次大开杀戒时，华侨几乎都逃无可逃。

16世纪末，八联内的华侨人数通常在两千到四千人之间。此外，每年尚有2000多从事中菲贸易的华商在此暂居，华侨店铺约有200间，是当时海外最大的唐人街区。八联设华侨首领或甲必丹，协助殖民政府管理华侨。到17世纪初，菲律宾华侨已达3万人，是当时海外最大规模的华侨社会。
1603年，殖民当局大批屠杀马尼拉华侨，华侨殉难者2万多人。这次屠杀不仅使马尼拉华侨社会覆灭，也使东亚水域的华商元气大伤。在1639年、1662年和1686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3次大规模屠杀华侨。由于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残暴，此后闽粤出国者多去往南洋其他地区，而远离菲律宾。直到18世纪中期，当地华侨社会才恢复到150年前的规模。18世纪初以后，中菲贸易有所复兴，又开始有大批华侨奔赴菲律宾。到1740年，马尼拉又聚集了2万多华侨。1749年，全菲华侨达4万人。1755年，菲总督阿兰地再次颁令，除了接受洗礼的515名和1108名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华侨外，驱逐其他所有华侨出境。此后菲律宾的排华政策不断，华侨社会逐渐萎缩。
1864年，西班牙沿英法与清朝签订《北京条约》之例，与清朝正式签订通商条约。西班牙殖民政府对入境及居留限制越发宽松，寓菲华侨数量迅速增长。到1870年华侨人数激增至4万。1886年，更达9万人。华侨经济不断发展，逐步演变为华人经济，从而融入当地民族经济，并涌现了大批经济实力比陈嘉庚、胡文虎、黄仲涵、黄奕住等老一辈华侨资本家强大得多的华商，他们在东南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放眼整个东南亚地区，新一代华侨的知识结构和素质已大大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成为高级文教科技人才，在当地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华人也冲破种种阻力，积极参政，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
（参考资料：《历史上的大移民：下南洋》《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南洋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