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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Sun� | 来自福建
福清革命烈士陵园碑文诞生记

何爱先

1957 年 12 月,中共福清县委决定在瑞云塔旁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坐北朝南,面对五马山峰,墓碑以青石细琢,上面镌刻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牺牲的烈士芳名 197 人。墓后耸立高达十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座四面有福清党政军团体等的题词。但碑文怎么写呢?当时的福清县委常委曾有过一番争论。
是年,我住在县政府“县长楼”一层宿舍,10 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县委常委在楼上开会,我听到楼上有争论的声音。少顷,王建道县长叫我上楼。只见会上有县委书记纪平、副书记温秀山、李昌德、胡进虞、王建道、林清成、陈振亮,常委郑鸿章、张其载、张双喜、陈春炎等。王建道对我说,我们常委研究,在革命烈士陵园中要写一篇纪念碑文,请你来完成。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自感水平有限,难当此任,就说:“我怕写不来。”王建道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写。王建道又说,福清的解放,一种意见认为主要靠解放大军,另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地下党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常委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福清的解放,既靠地下革命斗争,又靠解放大军,二者相辅,才结出胜利果实。你就按这个精神去写。然后,纪平书记和陈振亮副书记各交给我一份分别为解放军解放福清的战斗和地下革命斗争情况的资料,供我作参考。纪平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会写好的,我们县委相信你,不要犹豫,去吧!”第二天,王建道县长又对我说,碑石镌刻一个字,要花人民币一角钱,因此,文字要力求简练。
接受了这个繁重的任务,我诚感力不从心,但县委领导交办的事,再困难也要办好。福清解放前夕,我和南区化南工委诸同志忙于支前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没有亲身参加解放县城的战斗,因此,我走访了几位当时知情的同志。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写出了初稿。但自感文字功力不够,我于星期天邀请福清一中林学杜老师到我宿舍帮助我推敲润色。最后报送县委常委审阅定稿。
后来,碑文就镌刻于福清革命烈士陵园坟碑上。现录全文如下,以存史料:
福清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坚持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
1949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 0019 部队,冒炎暑、沐暴雨,翻山越岭,渡江涉水,日夜兼程,向前挺进。同年 8 月,与游击队胜利会师。15 日,攻县城,首先击溃敌人前哨,次日攻敌五马山、瑞云塔等外围阵地。敌凭高据险,企图顽抗。在我军指战员英勇冲杀下,击退敌军数次反扑,乘胜追歼残敌,解放全福清。
在长期严峻革命斗争中,不少党的最优秀儿女,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在刑场上慷慨激昂,从容就义;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写下了壮烈不朽的史诗。他们是伟大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在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日子里,福清各界人民饮水思源,缅怀先烈,特建墓立碑,泐姓名石上,与瑞云塔、五马山峰长相辉映。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的伟大精神,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成为推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无穷力量。
195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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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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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融美附小西迁积库纪略

薛守维

近日,在与我的中学老师、八旬老者薛惠光一起散步时,获悉当年融美附小曾西迁积库村。此事迄今已六十载,作为积库人的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条旧闻记下来。
1892 年美国教会组织——卫理公会在福清县城创办培元书院,4 年后迁址龙田“美会堂”。1907 年,更名融美中学堂,并在龙田草埔垱北面有了新校址。1924 年融美中学堂改名融美初级中学,又设立了附属小学。此前龙田镇已有个“毓贞女子小学”(俗称“妇女学”),也是教会办的,但学生数不上 50 个,而且几乎都是女教徒或她们的女孩。
1939 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在福清上空耀武扬威。为躲避日机轰炸,各个学校决定向山区和乡下转移。此年秋季,融美初中班向东张疏散,附小则向龙田镇西部的积库村迁移。
积库村距龙田镇 5 华里,村西面和西北面有几座山,山上岩石星罗棋布,沟壑纵横交错,是躲避日机袭击的天然屏障。融美附小西迁积库村,暂借“薛氏宗祠”上课,白天三餐也在祠堂里吃,晚间则在离祠堂 300 余米的“小宗祠”寄宿。“薛氏宗祠”座南朝北,内有 4 个天井,前部当中为戏台,东西面各有 1 个阁楼,中部中间是大厅,左右两厢是耳房;后部是宫殿般的神龛,环境还算幽静,只是光线较差。
融美附小只收三年级以上学生,三年级与四年级合在个班,采取复式教学五、六年各一班,所以实际上只有 3 个班,学生数仅百人左右。附小教员有薛惠光(薛港人)、曾融生(平潭人后为学部委员)、林智达(岑兜人)等。留守校园的原校长薛永香先生(时年 56 岁)以校为家,早出晚归,天天要往返于龙田、积库之间。当时他的两位女公子也随迁积库就学。
融美附小由于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所以学生除了要上语数课外,还要上英语课。遇到星期天,师生们都要到教堂做礼拜,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校规。
那时师生们都十分艰苦,白天上课一遇到日机空袭,他们就纷纷向百米外的“石叠石”山头疏散。生活上清贫且不说,最难过的是天天提心吊胆,除了防空外,还要防匪。当时江镜发生了一起土匪绑架学校师生的事件,引起了学界的惶惶不安。为预防不测,学校决定让附小师生夜晚回龙田住宿,但三餐仍旧在积库吃。这样小小年纪的学生每天都要来回跑,若遇刮风下雨,更是苦不堪言。直到 1940 年初,融美附小才回迁龙田,在积库村前后历时一个学期。
融美附小西迁积库祠堂,虽然时间很短,但师生与村民相处融洽,许多亲历其事的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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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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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追忆海口小学片断
俞达珠

流光易逝,弹指间,我离开唯一的母校——“海口区国民中心小学”已经五十多个春秋。因我唯此学历,故每忆起当年的校园生活,记忆犹深。
一、办学起始和昔日的校园
清朝末年,掀起废科举办学堂而应社会变革的浪潮民国三年(公元1914 年),海口墊师林宜恒先生的私塾学校顺应社会潮流,主动向政府申办新学,定名为“海口龙江初等小学校”(即后来简称为“初小”),林宜恒先生自任校长。校所假林氏支祠。一是宗祠,一是支祠(民间俗称大宗、小宗)。至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升为高等小学校(即“完小”),校址移到谢氏祠堂(民间俗称谢厝祠)。学校虽“请官立案”列为官办,但其给养仍取之于民:五谷牙每年捐助 300 元,鱼牙每年捐助 400 元,道头(小码头)每年捐助 40 元,当铺每年捐助 6 元,其他各店铺每年抽半个月店租捐助。由于经费不济,初办的头几年,学生的课桌椅均是石条与砖头砌架的,虽简陋如此,但不影响教师的执教情绪和学生的读书,其书声琅琅,不亚于享誉八百多年的当年龙江书院。
我入学时已是 1943 年,学校早已更名为“海口区国民中心小学”,校址迁移在淡塘池西岸的舍人庙。历经三十年的历届校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海口民众的扶持,此时的校园已初具规模。校舍虽是单层平房,但排列有序,自西北至东南,成曲尺形的六间教室,西北角的舍人庙旧址改作礼堂,礼堂内正北靠墙筑有讲台,每周一的第一课“周会”和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在此举行。进校门正中一块空地种植各种花木点缀校园,因此,学校虽小却不失玲珑有致。舍人庙西边另辟约 20 亩地的大操场,四面筑 2米高的围墙,操场内有旗杆、沙池、单杆、双杆、篮球架等体育设施。靠北墙中心有观礼台,周一至周六的升旗仪式、早操、课间操、学生运动会均在此举行。
二、在战乱中坚持办学
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寇飞机不间断地轰炸海口地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预防敌机的突然袭击,海口民众自发筹办“警报台”,设在龙山顶(俗名塔顶山),架设一台手摇警报机,雇人日夜值班了望,一发现敌机远远从海面方向飞来,即摇机报警。让群众预先逃避。听到警报,学校就敲紧急钟声,让学生逃离学校,分散隐蔽。警报解除后,再回校上课。1944 年下半年,敌机轰炸频繁,为了避免学生伤亡,又能坚持办学,学校采取“晨昏上课”办法,早上 5 点至 8 点和下午 4 点至 6 点上课,避开敌机通常在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的轰炸时间。那时没有电灯,学生自备煤油灯上课。
处于战乱时期,国民党政府无力支付教师薪水,要教师们自己去桥头大王庙改作的粮仓提取储存的陈年番薯丝抵数,每位教师每月 100 斤,有时还领不到。敌机的轰炸,生活的艰辛,没有使一个教师擅离职守,一直坚持到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
三、令人难忘的师德
历史进程已到了 20 世纪四十年代,“五四”运动所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反孔的思潮已波及全国各个角落,具有不可阻挡之势。然而,先师们所创立的“为人师表”应具有的师德,却深深扎根在当时老师们的心中。有几件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首先是遵循“有教无类”的宗旨,老师们从不看轻出身贫寒家庭的学生。无力交学费的,经查明属实,学校就予减免。我即受惠三年才得以读完小学。我同班有三位同学不仅交不起学费,连书籍簿册的费用也无力支付而中途失学。级任梅老师通过家访了解到其真实困境,就为他们代交了书籍和簿藉费,感动了家长,他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其次是老师们的持正不阿,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穷家小子,均一视同仁,学习好品行端正的,同样表扬鼓励,调皮爱打架斗殴的,一律严责,全不顾及他们家长的社会地位如何。有一巨绅的孩子违反校规又屡教不改,还挨了板子(虽然体罚学生方法不对,但在当时却显示了公正),由于老师们的师德昭著,虽是小学,但在古镇中仍具备“学府”的尊严。被责学生的家长从不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学校向老师们发难。
再一事是不计较学生无知的过激行为。我就亲自经历过一件感人至深的事。那是 1949 年 4-5 月间,同班一个同学违反了校规(因何事犯规已记不起来),被一位林老师打了掌心,这位同学手掌虎口生疮被打破流了血,全班学生为之不平,而我和另外四个同学都以此事为由带头煽动罢课周。这是海口小学创校以来因校内原因发生的唯一一次罢课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此事又和当时全国各地反内战的学潮混在一起,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警觉,怀疑是地下党所煽动的(其实纯是我们几个学生无知的盲目行动),老师们为了保护学生不受迫害,挨家上门动员复课,为了平息事态,校方不得已对我们带头罢课的五个学生各记两大过处分。当时学校对受记过处分的学生实行扣分。因此我学期考试的名次一下子落到第 25 名。又逢父亲病故,家庭无力支持我读初中,从此结束了我升学的机会。到 1950年底,已在海口区公所做秘书工作的林老师,知道我失学又失业在家,就出面介绍我参加工作,他不记怨我带头罢课给他的难堪,为我寻求出路,我之有今天,实在是因为有了这位胸怀宽厚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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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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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亲历倪埔小学的创办及发展

倪鉴章

我今年 91 岁,亲历了倪埔小学的创办和发展,现忆述如下。
我于 1934 年秋,正式向福清县国民政府申请创办倪埔初小,不久得到批准。时教育科长杨庆暄面告我:“派你任校长,每月工资 26 元,公家发13 元,尚有 13 元,由村里筹给。”我认为当校长,要伸手向村人要钱,不大方便,于是答道:“只要不让村人负担学校经费,我不任校长没关系。”后来,教育科派林绍翼来任倪埔初小校长。其时是借倪氏宗祠为校舍。并借倪祠方桌框椅及大王庙的长方桌为课桌椅,又得归侨倪朝铨捐赠课椅桌十副,尚有不足的课椅,则由学生自备。从此全村儿童始得享受一段免费读书的时光。
1936 年抗战开始,省分配师范学生吴长聘(女)等二人为战时民教,至村任教并开设夜校。联系群众,宣传抗日,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1938 年,县里派陈仰曾任校长,林其伟、陈鸿钧、俞建华(女)陈华琴(女)等为教员。他们充分备课,认真教学,学校办得较出色,学生人数由此增加,课椅桌也不够了。当时我由霞浦回乡,陈校长以我热心教育,求请设法补充课桌椅。我当即与倪立业先生把此事联名报请县政府,果得批准。乃由停办之融城小学、上迳小学调拨来一批课桌椅及教具等物件,自此学校设备得以充实。
1949 年秋,学校停办,儿童就学无所。当时我已回乡。村干部及村民推我就长该校,聘倪和平为教员。乃于是年九月开学,但学校经费无着,故我们是纯义务教学。到了年终,旅印华侨周昌隆先生捐赠风琴一架,并汇来100 港元,时兑换人民币 40 元,当即以之给教员倪和平和我作工资,各分20 元。但我又拿出作为去福州运风琴回来之费用。此风琴时以 40 担干谷买来,质量较好,现仍可使用。琴盖上刻的“董事长周昌隆敬赠”字样成为周先生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之见证。1950 年元月,倪和平去参军,遗缺聘周继甫同志接充,但亦是义务教学。当时我一家四口,家庭生活依靠老伴为人接生挣得些微收入来维持。有时米缸告罄,则向邻居吴水宋借米接济。又自种辣椒 50 株,每周可摘二斤左右,星期天带去县城销售,换来些生活必需品,生活甚是清苦。直到 1951 年 1 月,学校始由人民政府接办,经费按月由公家发给。学校有了固定经费来源,也为村人减轻了负担。自此至文革,学校均为公立小学。
1972 年,县里派陈传厚为校长,陈祥铮、张克钦、吴昌纬、吴绍雄、林秀云(女)、陈纯华(女)、周继华(女)等为教员。乡聘教员(即民办教员)还有吴珠英(女)、王荣玉(女)、陈乐云(女)、刘瑞云(女)等。虽处文革之间,但他们组织健全,认真教学重视体育,学生成绩优良,还是深受村人和家长们的赞扬的。学校共办七班,学生 262 人,原有校舍不够容纳。陈校长就与大队干部协商,征求村父老同意,把倪氏宗祠拆除,利用原有土地及土木石砖作原料,建设新校舍。后于 1972 年 6 月 3 日动工,不数月,新校舍建成,时县里拨款 3300 元,大队资助 7500 元,旅印华侨倪朝彩、倪朝经昆仲亦解囊捐助。
时光荏苒,改建的校舍,历经 29 年风雨侵蚀,又日趋破旧,校墙破裂,岌岌可危,市里把该校列为危房。倪松大桥建成后,汽车从校旁转弯经过,也给师生交通安全造成隐患,因此学校已实有搬迁的必要。窃思余既为该校创办人,又是一位退休干部,责无旁贷。即与乡人商议,向市教委提出:由倪氏筹资 20 万元,捐建新校舍,建成后把旧祠堂归还倪氏。此后,经倪氏宗祠负责人与倪埔村委负责人签订协议,付诸施行。校园地址,原计划在村委楼西边,位置中心,幼童往返安全,甚是理想。可是该地已批给人家建房,所以只好改定在桥南。动工时,个别人对校址问题仍有意见,认为应该建在门前洋地点最中心,我即商请王双顺同志前往实地,经察勘后我们认为现农田已分到户,购地作路有困难,做三条四米宽村路代价也花不起,尤其是福厦铁路线将来可能由门前洋经过,校舍建成后,也不一定稳妥。但为了安全起见,午晚放学,学生当由学校老师护送过桥。这是新校为何仍选址桥南的原因。1997 年 11 月 26 日,市教委会同市教育工会、玉塘学区负责人等同往倪埔实地考察,此后商定建校经费来源,由市教委拨九万元,音西镇拨十万元,倪氏集捐二十万元,企业家周继盛先生捐助十二万,不敷之数由倪埔村委负责。新校舍座落于倪松大桥南端,坐北朝南,交通便利,校园面积计 6600 平方米。教学楼高三层半,有教室 16 间,办公室 4 间,造价 60 多万元。工程于 1998 年 12 月动工,1999 年年底竣工。2000 年 2 月正式启用。
今昔对比,原小学校舍,是借倪祠一座,而今已有新型三层半大楼一幢;原只有校长兼教员一人,现配备教师21人;原只有复式一班,学生30多人,现有教学班 11 班,学生 600 多人。目睹这些巨大变化,我的心情是无限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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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09: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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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南曹村教育事业的变迁

翁发喜

我的家乡是江阴镇南曹村,位于江阴镇西部,面海背山。自唐末宋初始,先民就在此拓荒种地,晒盐讨海,休养生息,繁衍后代。
家乡教育事业,清、明以上情况如何,已无从稽考了。但从民国至 1949年福清解放止,这个 400 多户的村庄,是没有正式的、象样的办过学校。我读小学,是渡海到镜洋方永中心小学(设磨石村)读到毕业的。1947 年,我处于失学失业时期,由学生自筹学米,我单人在村里办起所谓“国民初小”,可是开学不久,村里有两家角斗,一村民长子被误杀,村上混乱不堪,学校就解散了。我这次办学是教白话文,其他年份也曾有人办私塾斋,一些村童上学得到一些启蒙教育。只是办私塾斋是时断时续,故全村文盲仍是占多数。
民国期间,私塾斋的教学内容一般为:《三字经》、《大学》、《中庸》、《学而》、《先进》、《离娄》、《告子》、《诗经》、《左传》、《幼学琼林》、《大学注》等。聘请的私塾老师,据我所知,先后有翁义鸿、翁石头、翁明华、翁礼明、陈于丰、庄亚奎、杨邦兰(女)、吴寿成等人。学童因古文深奥难以理解(有的连老师也不解),只是死记硬背,故离开后不久又复盲了。长期以来没有新文化教育,村民思想落后,可想而知。
1952 年 5 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由海口区盐务稽征所奉调回江阴盐务工作组任副组长(正组长是南下干部陈凤),办公地址就设本村。我目睹家乡教育事业一片空白,心里很着急。经与陈组长研究,征得同意,就将收取的苦卤款(时各地作豆腐需用苦卤),充作盐民福利开支。我当时决定为民办两件实事:一、购买林苗和种籽,帮助家乡封山育林。旋即派员到宏路侬仔山苗圃买回林苗和树种(时陈春炎同志任林业科长,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在前后各个山头播种和栽植。二、创办日民校和夜民校。当即派干部王长佑到三山区(王系三山人)聘请一位女初中毕业生名陈珠英来当日校老师,夜民校教师就由我和王长佑、陈忠芳、陈文荣、陈嘉斌等盐务干部兼任。识字课本、笔记本以及铅笔等文具,均由公家发给。当时的盐村,主要是南曹和张厝。张厝村不久也办起民校(时张厝设盐务小组,办公地点在张金用家里),教师同样由盐务干部林霖燕、余长俊、郑学静等人兼任。两所夜民校学员达六、七百人,连四、五十岁的妇女都被吸引加入学文化。当时有评比,考试,奖励等制度。南曹村民校办得红红火火,被誉为“铁民校”。原先,有部分老村民封建迷信思想浓厚,认为“祖上坟墓风水坏”,根本学不来文化,命带“青盲牛”,故百般反对上学。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后,一些人才同意试试看。有一位老村民翁亚宝,看到儿媳木云和严凤娇不但会识字、写字,而且还会打算盘(时也教珠算),高兴地说:“现在风水转了,转了”,我及时抓住典型人物,以生活小故事形式,写了篇题为《“风水”转了》的文章,投寄《福建日报》,没过几天,全文登出。我把文章念给大家听,收到了较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许多在民校学习文化的积极分子,后来大都成长为基层干部,有几位还成为国家干部。
当时聘来的女教师陈珠英教的日民校学龄儿童仅 20 多名(家长靠孩子帮活,读日校则不重视),也没向县教育科登记,自名为盐民子弟学校。学校就办在南曹翁氏宗祠里,课桌椅是将祠内的“文魁”、“谏议大夫”、“九世簪缨”、“解元”等牌匾以及神龛、神主牌等拆下来改制成的,规格不一,量材而造,有的可坐两人,有的可坐四、五人不等。祠内的大厅,走廊、边房,都摆得满满的。盐民子弟日夜民校直办到 1956 年。
1957 年,盐民子弟学校女教师陈珠英转业到供销社当营业员。这时,县教育科才正式批办南曹初小班,但也没派公立教师来,只叫就地取材。当时干部们就物色我的胞弟翁发轫来任教。他时年 23 岁,在盐业营当统计又兼农业社会计。因家贫失学,他小学都未毕业,靠自学才提高了文化。当时被选为民办教师,其报酬是若干工分,每年折价不过百余元,别人多不愿干,但他却欣喜接受了。
南曹初小的校舍,仍设在宗祠内。班级仅一班,学生 24 名,其中女生仅吴昭明一人。上课的课桌椅也是利用民校那一套。黑板是利用“堵板(船舱板)”和墙壁涂锅烟, 所谓批办的学校,其设备就是如此而已。
1958 年,上级看到南曹初小的单人校办得较有声色了,就派一位公立教师名郭孝源来执教。那时,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缘故,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荒日甚,“瓜菜代”成为家常便饭。郭老师仅因多吃了生产队的一份口粮,就被人告发。政纪十分严明的当年,郭老师被以欺骗组织,多占口粮的错误而受清退回乡,终生务农。
1959 年至 1960 年间,上级又派一名公立教师(渔溪镇人)名马善恩来任教。此时,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教师的生活待遇,比其他公职人员艰苦。马老师耐不住清贫,主动向上级打报告辞职而去,这时,翁发轫又以单人校复式教学而苦撑坚持下去。
合作化中,劳动力的职业归口,南曹村民晒盐者多,成立了盐业营,村政权仿军事化,成立大队,两个领导机构合署办公,都搬进翁氏宗祠。当时,教育摆不上重要位置,南曹初小就被挤到村东一座叫“桃溪境”的破庙里。这座破庙,本已充作牛栏之用了,集体的八、九头耕牛,日常和夜间都羁在里面,脏不可言,同时,还有一位跛足残疾人、五保户翁恰之,也住里头。不久,那位五保户死在里头,严重影响了教学和孩子们身心健康。当时,农村经济非常困难,翁发轫就是在这样恶劣环境中坚持办学和执教的。60 年代初,随着学生数的增加,单人校已无法支撑下去。于是,1963 年,才吸收回乡中学生翁发健来协助教学。这时,县教育局开始每月补贴 16 元,其余按中等劳力付工分折价,但充其量也仅维持个人生活而已。
1970 年 3 月,各单位所谓的红色造反派开始夺权,南曹初小也不能幸免。成立了所谓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取代校长制,发轫免去校长,改任命翁发健为组长。当年 12 月,高岭中心校大办所谓“站错队学习班”,翁发轫被“请”进去,“学习”个把月才解脱出来。这时,原高岭中心校长黄凯鸿也“罢职为民”,被贬到南曹初小监视扫地。是时,翁发轫虽无权力,但还是劝说组长翁发健要让黄教书,以免浪费人才,也给学生造成损失。后果取得发健支持,黄才得以平静教学。1974 年,黄落实政策,调到下堡小学当校长。
1973 年 9 月,翁发轫又被公社宣教组任命为校长,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7 年 10 月。
1979 年 9 月在县教育局的支持关怀下,批转南曹小学为完全小学。学生名额增至 300 多人,迎来教师 5 人,学校由破庙搬回翁氏宗祠,同时盖起土墙瓦顶三间教室 180 ㎡这样,南曹学童初小毕业后就不必出村读高小了。资质较高的黄宏才、王国恩、庄荣祥、陈赛品等公办教师都来南曹完小执教,教学质量较好。
1987 年,江阴公社田头完小因人事变动,校长人选时难以物色,学区终瞧准翁发轫。南曹完小由林振瑞接任。次年,林校长不适应南小,组织上又把发轫调返本村任校长。
由 80 年代初起,南小学生已增至 400 多名了,原有的祠堂和三间土墙教室,已明显容纳不下,为此,在上级领导部门关心支持下,村民集资兴学,于1988年,又兴建起二层石混结构的新教学楼一座,上下层教室6间,建筑面积 200 多平方米。还有体育场,占地面积达 500 多㎡。此时,教室得到缓解,但因场所紧靠宗祠西边,又靠近村道,仍不是理想的校址。
为了建新校舍,在江阴镇党、政领导和村两委关怀支持下,成立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由村支书郑文耀担任,翁发轫、发兴任副组长。他们四出奔走,劝捐募资,终取得建筑专业户翁亚坤赞助19万元,加上镇政府拨款20万元,合计筹资 80 多万元。基建蓝图在市教育局设计下,地址选在村北幽静的金峰山下的五斗坪,设计兴建砖混结构三层 18 间教室,三层 9 套教职员工宿舍,建筑面积达 1830 ㎡,占地面积达 11665 ㎡,其中单体育场面积就达9800 多㎡。1998 年秋季,南曹小学教师 17 人、学生 480 多名搬进了崭新的教学大楼。现在,校里有图书室、音乐室、电脑室、运动活动室等,教学设备一应俱全。校园内,树木、花卉四周遍植,一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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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09: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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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宽小学的六十年历程

陈祖宽


洪宽小学位于福清市北部阳下镇著名侨乡溪头村,她的前身是“溪头学校”,创办于民国 30 年(公元 1941 年)春,学校设在该村的林氏祠堂内,学生只有 50 多人,教师 3 人,首任校长为陈承乾。民国 32 年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后,被改名为“溪头村国民学校”。解放前,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加上日寇两度入侵福清,烧杀掳掠,惨不忍睹,抗战胜利后,又坠入内战深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哪还有几个人能上学。学校办学 10 年,停滞不前,办学规模更谈不上扩展。


1949 年 8 月 16 日福清解放了,人民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农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周围的仕边、下坝、玉岭、刘下等村的农民,争先恐后地送子女到学校求学,学校的规模开始扩大,学生则猛增到 100 多人。1950 年秋季,学校正式更名为“溪头初级小学”,成为一所公办学校,校长由本村教员林振华担任。土地改革以后,在经济建设期间,祖国建设突飞猛进,人民求知欲望空前高涨,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就读。随着学生的增加,1968 年元月,溪头大队党支部、管委会研究决定,在祠堂的北面,因陋就简,建了一幢土木结构,拥有四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的新校舍,全校师生从此告别了旧祠堂,搬进新教室上课。
1975 年秋季,溪头初级小学改为“溪头小学”,成为完全小学,高年级学生再不要到北亭中心小学去读书。办学规模亦逐年扩大,原有的校舍又显得拥挤不堪,校舍问题成为该校领导和教师的一块心病,这段期间先后由林振华、李瑞清等担任校长。


1979 年 3 月,爱国侨胞林文镜先生出于爱国爱乡之情,独资捐献 25 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一幢三层教学楼,建筑面积 1300 平方米,拥有 18 间标准教室,从此,学校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学校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1980 年 9月,当时设在玉岭村的阳下中学迁往溪头村,为了支持迁来的阳下中学,溪头小学把校舍让给他们,林文镜先生又独资捐献 30 万元人民币,建造了一幢四层教学楼,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拥有 16 间标准教室。
1982 年 9 月开始,林文镜先生更加热心支持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他郑重承诺,对溪头本村的学龄儿童,全面实行免费入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100%。除此之外,林先生每年都拨款给学校,添置各类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这时学校正式改名为“洪宽小学”。
1992 年 10 月,林文镜先生又捐资 70 多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一幢教师宿舍楼和六间标准教室交付学校使用,使学校的校舍总面积达 2700 多平方米,还有操场、篮球场、跑道、沙坑等配套设施。学校还拥有电脑 4 台,小霸王学习机 15 台,钢琴一台,各类图书 7000 余册,还有其他文体活动器材和电化教学设备,有教学实验室、图书馆、专用音乐教室、会议室、活动厅等等。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学校现有两个幼儿班,幼儿共 100 多人,九个小学教学班,学生 400 多人,教师 20 位,1994 年和 1995 年先后被福州市教委和福建省教委列为“福州市农村示范小学”和“福建省农村示范小学”,成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摇篮。这段期间先后由陈孝梁、陈绍发、冯云程、林士铿、高扬玉、陈而通等任校长。


改革开放以来,洪宽小学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日趋完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特别是实施素质教育以来,效果尤为显著,近年来被福州市、福清市授予“文明学校”、“文明单位”、“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家长学校”、“先进幼儿班”、“卫生宣教工作先进单位”、“先进班集体”、“先进中队”等荣誉称号。先后有学生林英、林美容、俞琴、陈金凤、林婧、林真的美术作品于 1999 年 5 月在福建省首届“金点子杯”少儿书画摄影邀请赛中获优秀奖;学生林英、林凯云、俞芳、游清基的美术作品在闽、琼、粤三省少儿美术、书法、摄影大赛中获优秀奖;学生吴剑青于 1999 年 3 月在福清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中获二等奖;学生林英于1999 年 6 月在福州市小学生“快乐杯”作文竞赛中获二等奖;学生吴明清于 2000 年 2 月在福州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中获二等奖。青年教师马晓霞在福清市“青秀”教学比武中获二等奖;1999 年 12 月青年教师马晓霞的论文《激情、开放、创新——浅谈数学教学中创新意识的渗透和培养》获全国“慈母杯”论文竞赛优秀奖,收入全国“慈母杯”获奖论文选。2000年 6 月教师张金火论文《营造良好的思维氛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全国新时期教育教改论文竞赛中获优秀奖,并汇编成册,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
现任校长张高贵、教导主任张金炎正带领全体教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党的教育方针指引的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搞好素质教育,满怀信心,健步迈向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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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0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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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华侨在日本创业概况

曹于恩

旅日华侨在明代中期以前以贩运贸易为业。清顺治至乾隆年间,以弘法、贸易为主,也有从事手工业的。
一、二战前
传说 100 多年前去日本谋生的融侨多从事食糖业。那时三山塘北村有张恒杰、张恒淋、张恒坦、张恒金、张恒康 5 兄弟,老五张恒康在一次东渡日本时,带了价值 48 个铜板的小杂货,回来时变成了 30 多两白银。如此往返数次,就积累白银 300 余两。张恒康在日本停留期间又碰上一批华人大糖商,于是他就当上了经纪人,发了大财。不久,5 兄弟都迁往日本,在长崎市开了仁隆、茂隆、福隆、兴隆、振隆 5 个糖行,被称为“五隆”糖行。 据说日本的食糖业曾一度被张家 5 兄弟控制。在长崎现还有张氏的祖坟,其后代张则浩仍在长崎市开设“锦昌号”糖行。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历尽艰辛前往日本,只是想赚些钱回来养家糊口,抑或完成人生的几件大事:回国娶妻,或盖房子,再就是修祖坟。这些福清人初到日本,有的节衣缩食,用极为微薄的资本经营一些小生意;有的身无分文,只能到处打短工;有的仅凭一技之长的手艺谋生,绝大多数在异常艰难之中创业。据 1987 年 8 月至 1988 年 3 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两次对福清高山地区(包括现高山、三山、东瀚、沙埔)200 户旅日华侨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出:200 人中,贩布的 104 人,占 52%;开饭店、菜馆、餐馆、切面店、当厨师从事料理业的 38 人(其中厨师 3 人),占 19%;开布店 19 人,占 9.5%;开服装店的 6 人,占 3%;理发的 3 人,占 1.5%;小摊贩(包括开杂货店、京果店、小当铺)的 8 人,占 4.;学生与种田的 3 人,占 1.5%;打工的 11 人,占 5.5%;职业不祥的 8 人,占 4%。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传说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刀)行业并不是旅日融侨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事实上流动贩布才是战前旅日融侨从事的第一大职业,这是因为融侨出国前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初到日本,一无经济基础,二无社会基础,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要找到合适的职业并非易事,而贩布则无需高的文化,只要学会几句本行业的常用语即可。因此,他们只能进入较低层次的贩布领域,故有“福州帮的侨胞,多以贩卖绸缎衣服为主要贸易”之说。再者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侨的政策有关。据不少归侨回忆,在日本未定居 3 年不得开张店铺,只能在服务性行业中选择职业。三山塘北村张仁灿兄弟俩于 1933 年抵日本九州门司口岸,在填写入境登记表时,日本海关只允许在职业一栏中填写贩布,否则不予上岸。
从事贩布业是相当艰苦的,他们多数是借助乡亲的扶持,以微薄的本钱,到布匹批发店去买或赊来布匹,肩扛篓背,走街串巷,或到偏僻的乡村,沿途叫卖。经常居无定所,哪里生意比较好做,他们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跋山涉水,就到哪里去。如东瀚东庄村融侨陈兴利卖布就到过横滨、长崎、神户、京都、大阪等地;东瀚南盛村融侨杨和椿卖布到过京都、长崎、函馆、神户、东京、宫城、鹿儿岛等地。卖布起初由于语言不通,极为困难,且所得利润也很微薄,有时分文未赚,连住旅店的钱都无法支付,其处境艰苦由此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省吃俭用有了积蓄后,有的人买了自行车,处境才有所改善。
由于贩布极为艰苦,许多人稍有积蓄,便马上转而从事其他行业。200人中,由贩布转为其他行业的就有 33 人。如东瀚东庄村融侨陈厚发转为开饭馆,陈兴文转为开旅馆;高山西江村融侨林宗盛转为开服装店,林圣经转为开布店。因开店铺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重新走上卖布生涯者也不乏其人,如东瀚南盛村融侨杨和椿由开饭店转为卖布,东庄村融侨陈阿梅由开切面店转为卖布。此外还有在不稳定的职业范围内不断变化。如东瀚西安村刘济恰就卖过布,当过帮工;东瀚万安村融侨詹垂金也曾卖过布,当过店员。因此,一般人职业难于从始至终,多在狭小的职业范围内不断变动。比较有眼光的人,稍有节余后,就转向料理业,或摆摊设点 结束艰苦的卖布生涯,走上稳定的生活道路。随着资本的积累,从事料理业和开办小商店的越来越多,成为二战之前融侨职业的第二大主流,人数从 38 人增至 71 人,占 35.5%。如东瀚村融侨林孝楼,初到日本时,自己肩扛贩布, 妻儿也沿街叫卖米粿。一点一点地积攒资金,然后开设布店,搞房地产业,经营餐馆业。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他在座面积有几千平方米的三层大洋楼内办起“四海楼”大菜馆,经营中国风味的名菜,生意兴隆,备受欢迎。
中国菜早就蜚声世界,在日本经营料理业的融侨多数经营中菜馆,也有个别经营日本风味小吃。如东瀚村融侨郑克泉在日本岩手县盛岗市开的菜馆,做的是日本风味小吃,深受日本人的欢迎。
由于从事料理业资金周转快、获利较丰,有的融侨有了资金就开始开张小食店,步入商业流通领域,以期获利更多。这些行业的赢利胜过贩布,也便于资本的积累,为战后从事开拓性行业和大型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成为战后旅日融侨走向职业多样化的首要因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日融侨的处境极为困难因担心日本政府的迫害,许多融侨回到祖国,没有回国的融侨,由于战争的破坏,财产亦遭受严重损失。他们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被囿于战前的职业范围,并且还有收缩的趋势,境况大不如前。幸赖他们艰苦奋斗,在逆境中求生存,战胜困难,巩固根本,才有战后经济的复兴和发展。
二、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接受战胜国的监督。而旅日融侨,作为战胜国的侨民,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可以享受种种优待。如不受粮食配给的限制,华侨摊贩行商可以贩卖一般统制品等。由于战争的破坏,日本经济倒退了 25 年,一片惨淡的景象。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并迅速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再则,战后,旅日融侨所从事的职业,是在经过几年及至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衰败的背景下应时而起。在此有利形势下,旅日融侨紧跟日本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摆脱传统职业,且新一代融侨更是勇于竞争,富于开拓。因此,战后旅日融侨所从事的职业,除了保留某些传统行业外,日益趋于多样化、现代化。福建师大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就调查对象 200 户中有涉及职业问题的 150 人加以统计,战后融侨所从事的职业:料理业 55 人,占36.7%;布店 15 人,占 10%;服装店 11 人,占 7.3%;理发 1 人,占 0.7%;自由职业(包括做工、伙计、职员、会社员)23 人,占 15.3%;杂货店(包括大小百货、电器店、古玩店、珠宝、首饰店等)12 人,占 8%;娱乐业(包括咖啡厅、电影院、游乐场)4 人,占 2.7%;旅游业 5 人,占 3.3%;进出口贸易 4 人,占 2.7%;开办工厂(制果厂、啤酒厂、织布厂、造船厂、电脑工厂等)7 人,占 4.7%;其他,医院 3 人,房地产 3 人,金融业(包括银行、信用社、储蓄所)3人,保险业 1 人,运输业(包括开办汽车培训班、汽车站、停车场、驾驶员)3人,合计 13 人,占 8.7%。
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中国烹调技艺,战后,在旅日融侨社会中也结出了硕果。沙埔西叶村融侨叶金菊曾获全日厨师比赛第三名。在日本的许多中国菜馆,设备整洁,布置典雅,古色古香,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又为料理业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旅日融侨经营料理业较之战前有长足进步,从战前 38 人,占 19%,发展到战后 55人,占 36.7%,成为战后旅日融侨职业的主流,有的规模相当可观。如高山院西村融侨林学书在仙台开办的“醉花楼”北京料理店,有固定职员 100多人;东瀚西安村融侨刘金福在长崎开办的一家菜馆,最多时一次可承办酒席 100 多桌;高山长安村融侨高广辉,在香川县高松市三越前经营的平安阁餐馆也颇具规模;融侨陈平顺在长崎创办和经营的四海楼,起初是为中国留学生提供饮食方便而开设的面食料理店,后发展为同时可容纳1500 名食客进餐(或宴会)的大餐馆,是日本规模较大的中华饭馆,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是陈名治(第三代融侨)。融侨薛来宏,在横滨开设的中华料理阳光楼大餐馆,也非常有名。横滨的中华街,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被列为三大观光点之一,每年游客 1500 万人,其中多半是为了来这里吃中国菜。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老一代融侨纷纷回国,第二、三代融侨就不再从事贩布业。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流动布贩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战前在融侨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贩布业已被新的商业流通所取代,但开布店这一传统职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人数变化不大,战前 19 人占 9.5%,战后 15 人占 10%。
战后初期,服装业曾盛极一时,当时,许多盟军太太及多数日本女性均羡慕中国旗袍之美观,每个人都以穿中国旗袍为时髦。此风之长,使中国服装店生意兴隆。后因日本家政学校均尽力教授中国服装裁缝技术,这些学员毕业后,开办的服装店同中国服装店掀起激烈竞争;再者,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日本服装企业的高度现代化生产,使成品服装充斥市场;加上国际市场(如香港)的竞争等,对融侨的服装店造成巨大的冲击,遂使中国服装店停滞不前,且有日益萧条的趋势。但旅日融侨开办的服装店还是由战前的 6 人发展到战后的 11 人,由战前3%增长到战后 7.3%。
理发业本非旅日乡侨从事的主要职业,战前也不过 3 人,占 1.5%。战后,由于日本设立短期理发学校甚多,且日本女性多喜习此业,并与美容店逐渐合流。而华侨子女,多不愿从事此业。据有些融侨回忆,有的融侨理发店雇用了日本人。因此,战后旅日融侨从事理发业为数甚少,从调查资料中看,仅有 1 人。旅日融侨从事的服装业并不景气,理发业更不足挂齿。“三刀”之中,剪刀、剃刀失去其锋芒,只有料理业尚大有可为,仍保持“一刀独秀”的地位。
战后,融侨从事自由职业的有 23 人,占 15.3%,主要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新客”。如东瀚镜口村融侨郑时眉一家 13 人于 1985 年赴日后,均是打工。
战前,摆小摊的融侨只有 8 人,占 4%,且只是一些低档次的物品。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后旅日融侨开办的杂货店,发展到12 人,占 8%,并向高层次发展。如高山曹厝村融侨曹清宋开珠宝店,院西村融侨刘又彰开古玩店。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日本经济全面起飞,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人口十分密集,地皮日紧,地价昂贵,房租高,城市居民住房拥挤,业余时间很需要到娱乐场所消遣。因此,旅日融侨从事娱乐业,如开办咖啡厅、游乐业、电影院等,正是步入日本现代生活圈子的一种表现。融侨刘友荣,在神户经营十多家大型游乐场,薛来宏在横滨经营游艺场等 15 家企业,高山院西融侨任道福创办咖啡厅。
随着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流动逐渐增大,旅游业成为全世界均具勃勃生机的新兴行业。20 世纪 80 年代后,旅日融侨也发展旅游业,如开办旅行社、旅馆等,这也是适应日本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薛来宏经营旅馆业,盖有一座 20 层楼的旅馆,是 80 年代横滨最大的旅馆之一。
随着世界经济高度发展,国际经济大循环日益加强,战后旅日融侨从事进出口贸易也不乏其人,虽然人数不多,调查资料中仅有 4 人,占 2.7%,但在华侨社会中拥有相当实力,令人瞩目。沙埔赤礁村的林其根是第三代融侨,他在长崎建有一座现代化大楼——林英大厦,成为他所经营的中日贸易、房地产、餐饮业的一个中心。融侨刘友荣经营不动产贸易。
随着旅日融侨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许多第二、三代融侨接受高等教育后,掌握了科学文化技术及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遂使战后一些旅日融侨开始涉足工业领域。调查资料统计,开办工厂的有 7 人,占 4.7%。并且这些工厂都有一定规模。如东瀚文关村融侨林优开办的福建制果厂有工人 400 多人,东瀚村融侨林斯土开办的织布厂有工人 1300人。
第二、三代融侨长期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敢于摆脱老一代的传统观念,勇于开拓、进取,无论是另立门户,还是帮助老一代共创大业,都是为了适应日本高度发展的社会需要。因而战后旅日融侨的新兴行业异军突起,如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业等。有的甚至成立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实行多元化经营,资本日益雄厚,其发展形势,令人刮目相看。如东瀚村融侨林同春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著名华人领袖。他在日本神户、大阪经营中国百货公司、中央实业株式会社、纤维厂、制药厂、饭店、房地产业等。由于讲求信誉,注重质量,商誉日隆,事业有成,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出生大阪、祖籍高山院西村融侨任道福经营的房地产业,建有“福建大厦”9 座,在大阪、东京、熊本等地拥有 17 家房地产公司。他还办咖啡厅、汽车装配等多家实业。1986 年他投资 100 万美元,与福建省合作,成立冲浪游泳有限公司。东瀚村融侨林修金的大儿子医科大学毕业后,开办的医院有各种职员 200 多人。高山院西村的融侨任道杉,1947 年毕业于京都医科大学,1957 年,获小儿科博士学位,是福建旅日华侨第一位博士,20 世纪 90 年代他在京都开办一家医院,取名“任医院”,每天就诊病人约 150 人。他 5 个儿子、2 个女婿均为医生,可谓医学世家。沙埔西叶村的融侨林康治、林瑞荣兄弟俩,1960 年在熊本市创办的微笑堂,开始时是从事服装业,逐步发展到拥有 158 间超级市场,散布在日本各岛,员工 4200 多人。他们也发展娱乐、信用贷款、专用商店、汽车零件和修理等多元化企业,年营业额逾 850 亿日元。1979 年,微笑堂在熊本市向东 8公里的武藏丘创立购物广场,楼高 5 层,总面积 9240 平方米,内设餐厅、菜馆,还有一个能容纳 1000 辆汽车的大停车场。1981 年与中国进行贸易,由经营羽毛衣料、山货、水产品扩展到一般衣料。贸易以中国为中心,旁及韩国,走向全亚洲。1984 年 9 月,微笑堂加入日本市场销售中心发起的“新系统”,即所谓“无店销货公司”。是年 12 月,开设汽车零售店,提供汽车、摩托车用品和保养服务。1985 年 4 月,微笑堂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合作,设立“超级市场联络网”,采用 ON-LINE 的方式与全日本厂商联系,交换商业资料等。1994 年 12 月,微笑堂股票获准在日本上市,该股票为华人在日本上市的第一家公司。微笑堂在中国投资创办 7 家大酒店和 11 家企业,其中有五星级的上海海仑宾馆及北京皇冠大酒店等。20 世纪 90 年代,微笑堂的合资公司已扩展到中国大连、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等地。东瀚村融侨林亦土等均已向多元化的经营方向发展,其资本增长较为可观。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战后旅日融侨从事的职业开始逐步向知识型转化。如开办工厂,需要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能力;开办医院,需要医学知识;充当大企业的会社员,需要掌握本行业的专业知识。这些职业,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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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华侨中学创办小记

何爱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清许多旅外侨胞纷纷把子女送回祖国深造,他们渴望家乡能有一所培育华侨子女的学校。
是时,爱国华侨、副县长、县侨联主席高至荣先生,与我们县教育科和侨务科负责同志商讨,拟参照夏门集美,创办一所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并决定由县教育科和侨务科指派专人负责筹备工作。师资方面,县教育科调派城关中心小学校长林恪,具体负责办学事宜,并选送几位有大专学历的待业人员或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任教员;借用西门水陆街的双旌祠,稍加修缮作为教室;课桌椅除新制一部分外,则发动热心办学人士捐赠或借用。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就这样因陋就简,于 1955 年 9 月,福清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开学了。学校设两个教学班,学生 100 多名,均是具有初中程度的华侨子女,开设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补习一年后,再报考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
县委对补习学校很重视,于 1956 年春季,调派袁鸿飞为补习学校校长。由于教师的认真教学,学生的勤奋学习,经过一年的努力,许多补习学生被高一级学校录取,继续深造。
高至荣先生根据侨胞、侨属的要求,想在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华侨中学,就找我(是时主持县教育科工作)和施友铿(时任县侨务科长)商讨。适值以张鸣琴先生为团长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回融,在高至荣副县长的主持下,我们和张鸣琴先生等几位侨胞座谈。侨胞提出,要办一所华侨中学,校舍、设备由华侨负责修建、添置,但教育经费(含教员工资)则要求人民政府支持。这件事,县里无法解决。因此,会后我就到闽侯专署找教育局秦兴华局长,并一同上省,请示教育厅林汝南厅长、王于耕副厅长。为鼓励华侨办学,厅领导同意我们提出的方案,采取私立公助的办法,创办福清华侨中学。教育经费由政府负责,教员由教育行政部门调配;校舍、设备由侨胞捐助;管理体制方面,与福清其他中学一样,自 1956 年 9月起,由闽侯专员公署下放给县人民政府管理。
在海外侨胞的努力下,华侨中学第一座教学楼落成了,定名为“新生楼”,为二层建筑,每层 4 间教室,总建筑费用为人民币 3 万元
1956 年 9 月初,福清华侨中学开学了,招收初一年学生 6 个班,300 多人。县委调配原任县统计科科长的彭雁初任华侨中学首任校长。
至 1978 年,侨胞计捐资 35 万多元人民币,建有向阳楼、东风楼、食堂、膳厅和宿舍等,建筑面积达 3787 平方米。1979 年后,侨胞蔡云辉先生先后捐款 300 万元人民币,兴建教学大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师生宿舍共 8 幢,计建筑面积 168951 平方米。1988 年,高山西江村侨胞林先生捐建教学楼一座,1470 平方米,并赠送电教设备一套。旅居港澳的 400 多名校友,在香港设立“福清华侨中学旅港校友奖教奖学基金会”,共捐集基金 32 万元港币,还捐赠价值 12 万元的旅行车和其他教学设备。
45 年来,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师资雄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现已成为二级达标的省重点完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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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福清“社日”活动

田由

社,《说文》释为“地主也”,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土神,主宰村里的神祗。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老百姓把土地看成命根子,产生了地母崇拜,由此而衍生出来为人们礼敬献祭的对象物,于是便“封土为社”,人们便以虔诚之心敬村社之神,这便有了“社祭”。社祭的仪式十分隆重,于是社祭之日便成为民间十分盛大的节日。
福清的社祭活动在古时十分普遍。各村各里都有自己的社日,祭祀的规模、程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十分隆重。可是对于这方面的资料却缺乏记载,连洋洋数百万字的市志中也没有涉及,故有必要就我的一点模糊记忆把儿时在家乡参加社祭的情景回忆出来,以期引起对此有研究者的关注。
古时福清社祭日分为“春社”和“秋社”。“春社”系在春分节气,“秋社”系在秋分节气,这符合唐宋以来全国社日均在立春或立秋后的第五日的节习。
社日最主要的活动是社祭。社日前一天,社首就带领社众把事先准备好的壮猪宰杀,并在社日当天于供祀社神的宫前临时架起的大锅灶里煮熟,分装在大木盘中,和家酿的蕃薯酒一起供奉在社神塑像前的供案上。然后由社首唱喏,点起大贡香和红腊烛,焚烧金银纸箔。先由社首祈愿全村平安,五谷丰登,再依次让全村男女丁众跪祭。跪祭完毕,再由社首主持按户丁分吃社肉,名日“分社”。古时农村经济不发达,小孩子一年到头难得吃几次猪肉,因此对分社特别感兴趣,常常是在“分社”时跟随在大人身边,闻着诱人的肉香,听着社首一户一户唱名分肉,当分到肉时,小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撕下还带有余温的熟肉,当场吃了起来,其乐趣是今天小孩子无法体验得到的。而在分社肉的同时,全村男丁凡有酒量的便围在宫里分喝祭酒,大有一醉方休之势,故以增加了社祭的莫大乐趣。
社日往往还有许多娱乐活动,如演地方戏、讲评话、伬唱等,也有自娱自乐的锣鼓班,十番,高跷等。
社日活动据史书载,兴于周代,盛于唐宋,元明之后逐渐衰微。但在福清农村,却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直至五十年代中期,才与“破除迷信”“拆毁宫庙”一同被废除。其实这种民俗活动,只要引导得好,摒除其中迷信色彩的东西,保留文化创造方面的功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民间风俗文化行为,对于保留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很有裨益,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探讨一条去糟粕留精华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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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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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解放前融城字纸塔见闻

余长泓

解放前,在融城的大街小巷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六十开外的老汉,肩挑一对大竹篮。竹篮的形状和大小,基本上与当今办喜事送礼用的“城层”相似,但它仅有一层,上面也覆着盖子,竹篮的外围四面各写着“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所不同的是外表颜色呈棕褐色,与送礼的红色“城层”有鲜明区别。老汉的右手拿着一把约二尺长的铁钳,默默无声地用铁钳去夹地上散落的废字纸,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篮里。这个捡废字纸老汉的每月工资,是由一个民办的慈善组织负责的。老汉捡满了一担废字纸,就倒入“字纸塔”里烧掉。
“字纸塔”俗称“字纸炉”,全城仅建一座,高约一丈六尺,宽约三尺多,外观完全像塔,分为三层,底层是塔座,正面开一个长方洞,可以掏出纸灰。中层正面也开一个塔门,可以倒入废字纸。上层略小无门,顶端装一个葫芦,可以通气。中层和上层都有飞檐翘脊,整座炉用砖块和石灰浆建成。中层塔门两侧,有一副工整的对联,上联是“敬先贤先圣”,下联是“惜一字一功”。塔的外面是石灰的天然白色,对联的底色是蓝色,联句的字又是白色,小葫芦和飞檐翘脊是红色。整座小建筑物呈现红白蓝三色相间,色彩鲜明,虽不能称雄伟壮观,却也小巧玲珑。
字纸塔建于后巷,坐落在“豆区园”的南围墙的外侧,背贴围墙,面朝“官塘池”。字纸塔始建于何年?并无文字记载。福清是文献名邦,融城是文化古城,福清人早年修建小型的字纸塔,以收集焚烧散落地上的废字纸,前人认为这是一种尊敬先贤、尊重文化的行为。因古人认为,汉字为神圣所造,故须“敬惜字纸”。其实这是一种“文字崇拜”的文化遗风。不过从今天的环保角度看,敬惜字纸,不乱丢乱弃,对于保护城市卫生环境,还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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