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旧时福清县城的风味小吃

倪朝铭

旧时,融城风味小吃丰富多彩,蕴藏着许多有趣的文化内涵,现凭片断印象,略述如下,错误之处,祈盼读者不吝指正。
(一)光饼类
(1)光饼,又名福清饼。据传古时福清没有烤饼,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师来融平定倭寇,为了袭击敌人,不让目标暴露,军中不能举火烧饭,于是才烧制烤饼做为干粮。烤饼中间钻孔,穿上麻线,挂在士兵胸前以充饥。此干粮为戚家军全歼牛田据点的倭寇立下大功,世称光饼。光饼制作手艺,后来传到民间。
正宗的福清光饼,系以上等面粉为主要原料,配上适量的食盐和碱,加水揉成面团,捏成饼状,拍上芝麻,中间穿孔。稍发酵后,放入事先烤红的特制饼炉内,再用当年新采的松针点燃烘烤,到酥脆后铲下出炉。饼色金黄悦目,气味芬香诱人,酥脆可口。虽然烤制光饼的工艺没有什么秘方或绝招,但奇怪的是:无论多么高明的光饼师,也只能在福清本土才能制作出上述色、香、味俱全的“福清饼”。一旦离开福清到别的地方去烤制,就不能达到同样的质量。有的说是水质关系,有的说是气候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迄今尚未探明。
旧时融城何厝巷口与学前街的光饼店都很有名,但饼质最精、饼面最大的当推大北街光饼店,许多居民,宁愿多跑一段路程到大北街去购买,以饱口福。
光饼价廉物美,携带方便,尤其是剖开之后,夹上蛎饼、海苔(俗称苔脯)、红糟肉片,食时内鲜外酥,更别有番风味。当然,俗话说:“光饼夹鲄,随人所好”,光饼究竟夹上什么馅最为好吃,那就得看各人的嗜好了。
(2)猪油饼。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福清饼”,它不仅是自尝的小吃,也是馈赠亲友的佳礼,许多海外侨胞,一踏上故土,必先以尝尝家乡的光饼为乐事;远方来融的朋友要离开福清时,也一定要带一串福清光饼回去。“福清饼”真是名扬四海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佳品!
“福清饼”要趁鲜就吃,过夜就变成“隔暝(夜)饼”失去了原有香脆特色。为了满足华侨与远道的光饼爱好者携带需要,聪明的饼师就使用适量的熟猪油,渗进原来光饼面团,揉搓均匀,然后再放入炉里烤制成为“猪油光饼”,简称“猪油饼”,其酥脆程度超过一般光饼,入口即化。把它装进饼干箱,密封起来,即使经过一两个月也不会变质。光饼店一般不零售“猪油饼”,需要者必须预先定制,方能满足。
(3)软烧饼。坏了牙齿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他们咬不动酥脆的光饼,只好“望饼兴叹”,于是,光饼师又制作出一种“软烧光饼”。它是用原来制作光饼的胚剂,除去芝麻,入炉以后,降低火力,软烤到熟,故称为“软烧饼”。出炉之后,抹上一点熟油,质地松软,易于咬嚼,特别受老人小孩的欢迎。
(4)夏饼。夏天来临,为了庆祝小麦丰收,县城各家光饼店又互相竞制出一种“夏饼”,以招徕顾客。“夏饼”的原料和烤制工艺与光饼相同,只是形状不一样。“夏饼”是用木刻的印模,把制饼的面团放置模上压平,然后拍上芝麻,放进饼炉烘烤而成。有“状元骑马饼”、“弥勒欢笑饼”、“猴子抱桃饼”、“公鸡叫更饼”、“小鸟飞翔饼”、“手枪饼”等为儿童喜爱的各种造型。立夏时节,福清城关居民有“做夏”的习俗。那天家家户户都要买上许多造型别致的“夏饼”,用红线穿串挂在儿童的胸前,让他们边玩边吃,尽情欢乐。
这种儿童玩夏饼、吃夏饼的活动,为福清民间“做夏”习俗的部分内容。
(二)蛎饼
蛎饼是由于用海蛎做馅而得名。
海蛎即牡蛎,味荤而不腥,鲜美无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乳”之称,亦是福清海味三宝之一。
蛎饼的制作方法是:用大米跟黄豆按4比1的份量混和,加适量水浸泡后磨成浆,以海蛎、紫菜、肉片为馅,先把少量浆放置在特制的蛎饼瓢上,装进内馅,再糊上浆,成为饼状,然后放进油锅里炸熟即成为蛎饼。蛎饼,颜色赭黄,外酥内软,喷香诱人,是夹光饼,配扁肉的佳品。旧时县城居民过年,家家户户都排长队去磨米浆,准备炸蛎饼。这种热闹的场面,成为过年旧俗的一道景观。
平时,小吃店一般都有鲜炸蛎饼应市。如今,蛎饼仍是福清人民十分喜欢的风味小吃。
(三)煎饼和肉饼
(1)煎饼。是用上等的面粉擀制薄皮,用猪的后腿肉切成薄片,渍上酱油、糖汁,再加嫩韭菜作馅,包裹之后,放入特制炉中,用炭火煎熟。其皮薄、馅香、韭味四溢,香酥可口。
(2)肉饼。肉饼是用猪板油加入上等面粉擀成薄饼,包上猪肉、香葱、水油,放进光饼炉,用松针火烤熟。具有皮酥、馅油特点,入口即化。
旧时县城宦街尾阿四煎饼肉饼店最为有名。他们白天做零售生意,晚上批发。小贩用红色圆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铁环的斗仔装着;拴上小绳挂在颈部,垂于胸前,手上提盏避风的照明蚌灯,穿梭于城关七街三十六巷,沿途叫卖,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收市。因是晚上叫卖,群众戏称之为“夜游神”。凡晚上加班加点,熬夜迟睡的人,听到小贩叫卖声音,或启窗户,或开房门,即可买进鲜热的煎饼肉饼充填肌肠,甚是方便。这种夜间送货上门的销售方式,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四)烧卖
烧卖俗称“小迈”,系以上等面粉擀制成圆形的包皮,以虾仁、香菇、瘦肉、葱等为馅制成。馅料需要预先用酱油、味精等调料渍好,然后把制好的包皮置放左手,用手指围成袋形,上有开口,右手把馅料从袋口装入,馅料的上层表面,盖上一层蟹黄(俗称蠘膏)成为生烧卖,最后再把生烧卖排列在甑床上蒸熟。
蒸熟的烧卖,袋形上边周围的白色粉皮,会膨大绽开,形如花瓣,袋形顶部的蟹黄,被蒸成红、黄颜色,好像花蕊。花瓣围着花蕊,下连柄蒂,宛似一朵鲜花。其色泽鲜艳,气味芬香,可称得上是一种色、香、味、形俱全的小吃佳品。旧时城关后埔街口切面店制作的烧卖最为有名。
(五)芋粿
芋粿系以米浆为主要原料,加上芋丝,虾油,放在蒸笼上蒸熟,待凉却后切成三角形,再把它放入油锅里猛炸,即成炸芋粿。
竽粿表面金黄悦目,掰开内部则白若凝脂,美味诱人,是著名的风味小吃之一。旧时融城以福顺芋粿店炸制的芋粿最为有名。据说,老板福顺的芋粿生意只做上午半天他的芋粿胚制量有一定限额,售完为止。由于老板喜好文体活动,下午时间,或下棋,或看球。因此上午购者十分踊跃,生意反而更加兴隆。
(六)烧饼
烧饼是用精粉为原料,加入适量的猪油和水,和成面团。稍发酵后,放进特制的烧饼炉烘烤。火候要掌握,猛了会烧焦,文了又欠香酥。烘烤完毕,铲出炉外,放置竹筛上面,趁热食用,酥脆可口。如果把它密封在饼干盒里,其新鲜气味和酥脆程度,能保持一个多月,是旅外侨胞,远道亲友喜欢携带的风味小吃之一。
(七)春饼和春卷
春饼和春卷,它们的主要馅料都是福清的海味特产蛏。春天是产蛏季节,蛏肥味美,春饼、春卷多在春天卷制,故称。也统称蛏卷。
蛏是福清海味三宝之一。有两片长指形薄壳,除去贝壳,可见人形蛏肉,雅称“美人蛏”。蛏肉甜鲜,不腥不腻,营养丰富。福清旧以港头所产的蛏最负盛名,称“港头蛏”。有民谣云:“海口桥,利桥塔,港头蛏,加儒蛤。”把海味与胜迹并举足见人民对它们的钟爱
(1)春饼。用精粉加水揉成面筋置于手中,然后粘在平底锅上旋转三百六十度,经锅下微火烘烤,即成一张圆形的薄饼皮。一卷春饼,要用两张薄饼皮重叠起来做为卷皮,以煮熟的蛏、笋肉丝、豆芽菜、韭菜炒洋葱等为馅料,把馅料分开装盘,置于桌上。食者各取两张春饼皮,用筷子夹取馅料放置春饼皮上面,然后动手把它卷成上有开口,下有封底的圆柱形春饼,蘸上蒜头醋再食用。食时人人动手夹菜卷饼,品尝其中滋味,边夹、边卷、边谈、边吃别有一番情趣。
(2)春卷。又称炸蛏卷。使用的饼皮(只需一张)和馅料与春饼相同,形状则比春饼短小,且上下底面都应密封缝隙处要用面粉拌蛋清粘住,然后放进油锅里,炸到微黄,即可出锅食用了。
春卷味香质酥,较之春饼略胜一筹。是春天的上等风味小吃。改革开放以后,富有经营经验的商人,把福清春卷,重新包装冷冻,不但变成常年食用的佳品,还可出口创汇。
(八)咸酥花生
福清各地均有种植花生,尤其是龙高沙质红壤所产的花生,果仁饱满,含油量高,是食用珍品。优质的“福清咸酥花生”就是以它为原料,加工焙制而成。
旧时,县城后埔街“双利花生焙”所焙制的咸酥花生,名闻遐迩。由于手艺失传,此种优质咸酥花生已绝迹多年近时超市虽然也有咸酥花生应市,但产品质量不高,既不酥也不咸,味同嚼蜡。笔者为了了解旧时咸酥花生焙制工艺,特地访问了一位焙制咸酥花生能手的耄龄老人。现将他介绍的制作过程简述如下:
首先选用龙高一带出产的优质花生,把新鲜的花生果洗净,放进特制的大楻鼎里,用百分之五的盐水浸泡,再用大柴火蒸煮熟。然后把花生捞起,摊在特制的大竹篦上晾干。以后再把晾干的花生连同竹篦抬放在焙花生的土坎上,土炊是用砖石砌成前低后高有斜度的灶。大柴放在灶门口燃烧,其热度顺空气通过坎道烘烤竹篦上的花生,最后通向烟囱。土坎之上,左右各置一竹篦,叫鸳鸯篦,以便将一个篦上的花生翻动到另一个篦上,把下面一层先焙熟的花生,翻到上面,如此翻动三次,约须十几小时,才算烘焙完成。
咸酥花生果剥开外壳,花生膜随手搓落,花生仁既酥且脆,又带微咸,十分可口。福清土话云:“花生那是壳,食了莫的了(意上瘾断不了)”。意思是说,咸酥花生一食就会上瘾,虽然唇焦舌干,还不忍释手,其诱人魅力,可想而知。
旧时县城居民生活简朴,常常端上一盘咸酥花生,拿出自酿的米酒或番薯酒,邀请二、三好友,敞开心怀,谈天说地。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也都备有咸酥花生,做为待客的佳品。

三餐话旧

曹铭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龙高一带大多数人家的平常饭食相当粗糙。主食为番薯或薯片,米面等细粮极稀罕。每年农历九月以后至次年正月左右以番薯为主粮,其后开始食用干薯片,直至新番薯成熟。一日三餐中两餐为普通饭食,一餐为改善,农家称之为“更顿”。普通饭食有薯糜、煮番薯、煮薯片、番薯粥、薯片粥、薯米粥、调麦糊等。“更顿”有菜粥、咸饭、白饭、撮薯粉、调薯粉、薯糜仔面、薯片面、调麦糊(咸)、撮鼠仔、番薯咸、薯糜咸、薯粉面、切面等。佐餐小菜俗称“配”,也多是农家自制的萝卜干、菜酸、腊菜干、豆豉、咸鲑等。1978 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的饭食不再是农家灶台上常见的风景了,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忘。然而,这些饭食虽然粗糙,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龙高人,功不可没,故记下以存史。
薯糜:农家一年中有半年以此果腹。做法:用薯擦把番薯擦成粉末。加水搅成糊状,以麻布过滤,滤出的液体经沉淀提取薯粉。压干的薯渣与切块的番薯加水煮熟即成薯糜。擦薯糜的用具薯擦是用长方形的薄铁皮制成的。铁皮上面有许多用铁钉钉出来的小孔,小孔边缘有微凸的小齿。把铁皮较平滑的一面贴在木板中间,一端用铁钉固定好就成了薯擦。擦薯糜时,将薯擦斜靠在木盆里,把番薯用力按在薯擦上来回移动,番薯就擦成了粉末。擦薯糜很费工夫,家庭主妇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忙碌,到天亮方能做好早饭。
薯米粥:在当年是较好的饮食。做法:用一种叫铜擦的工具把番薯擦成麦杆粗细的丝即薯米。薯米与少量的大米起煮就成了薯米粥。煮薯米粥必备的工具铜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间拱起形似鳖壳的长方形铜板,拱起部分钻有若干排与板面平行的小孔,孔口较锋利。平视孔口,里面犹如小洞。另一部分是一块中间凿有长方孔的窄长形木板。把钻好孔的铜板固定在木板中间长方孔上,就可以擦薯米了。
薯片:大多数单独煮食,有时也与大米一起煮成薯片粥。番薯加工成薯片后便于收储,存放时间较长。每年农历九月末至冬至前因少雨空气干燥,是加工薯片的最佳时节。加工薯片的工具叫薯刨,由薯刨板与刨刀组成,结构简单,其工作原理类似于木工刨刀,只不过操作方式不同罢了。
调麦糊:有两种，一淡一咸。淡的做法:干薯片与水放锅中烧沸,慢慢撒下带麸的麦粉,边撒边搅,稀稠适中停止撒粉,但继续搅拌,直至锅中没有小粉团为止,小火再烧少顷即成。咸的做法与淡的相同,只是薯片换成了蔬菜。菜粥:加菜加油盐做成的粥。农家为了省米,经常掺入大量的薯米,有的地方称这种菜粥为“三合烧”。
调薯粉:番薯粉加水调成稀糊状,锅中咸汤烧开后放入青菜和碎面条(或碎粉干、碎豆飦),再烧开时将调好的番薯粉缓缓倾入锅中,并用锅铲不停地搅动,烧至大沸即可。撮粉:番薯粉与“料”一起加少量水拌成团,锅中咸汤烧开了,用三个指头(大拇指、食指、中指)将拌好的薯粉撮成一个一个小疙瘩下到汤里。待小疙瘩全部浮起后,放入青菜和碎面条(或碎粉干、碎豆飦),再烧开,调一点笋丝。所谓“料”,待客或逢年过节时用鱼片、肉片、蛏肉、海蛎等。平常改善时用的是小鱼干,炒花生米、萝卜干等。龙高地区的撮粉和城关一带的滑粉相差很远。
薯糜仔面:腐烂的番薯(必须是呈白色的,发黑则不可)剥皮经浸泡去除臭味后沥净水份晒干,或压干的薯渣发酵至烂后挤出水晒干,磨成粉备用。煮食时,将粉拌成团,咸汤烧开后,把铜擦架在锅口上,将粉团擦成丝直接下到锅里,烧开即成。
薯片粉面:把即将霉变的薯片或薯片皮洗净晒干磨成粉。煮食时,其做法与薯糜仔面相同,但比薯糜仔面难吃。与“薯糜仔面”一样,没有营养可言,为裹腹变的花样,食后恐有害健康。撮鼠仔:大麦或小麦磨成粉不去麦麸。煮良时,麦粉拌成团,咸汤烧开后把面团撮成小疙瘩下锅,小疙瘩上浮后,放入蔬菜和碎粉干或碎豆飦,再烧开即可。因煮熟后小疙瘩略似小鼠形状,故叫鼠仔。另一种不加菜不加盐,熟后调点糖,叫面疙瘩,多当点心。
薯糜咸:用薯糜渣或薯糜剩饭加上蔬菜盐巴做成的。
番薯咸:番薯切成小块,在锅中加少许油盐翻炒少顷, 放水烧至薯块烂熟,投入青菜和碎面条(或碎粉干、碎豆食)烧开即成。若能加上一些碾碎的花生米,会好吃一点。
佐餐小菜中的菜酸和咸鲑,如今已几乎不见了。咸鲑是用一种身体扁薄头顶有刺的三角形小鱼腌制而成。菜酸是用白菜叶、包菜叶、萝卜叶等做成的。做法:先把菜叶晒软,然后一层一层叠放进小缸里,灌上薯粉水(薯粉沉淀后的废水)淹没菜叶,最后压上一块石头。这过程叫压菜酸。经过若干时日,菜酸“熟”了,捞起洗净切碎,上锅炒干表面水份即可。

关于作坊战斗史实的补遗

余贤龙

一

关于作坊战斗史实,《福清革命史》在第十一章第一节中是这样简述的:“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五师的第二五四团一个营留守融城,团部率两个营于作坊、兰田一线……堵歼溃逃之敌。18 日,向路东窜逃之敌,在金翅山,黄金岭一举被第二五四团拦截,4700 多名官兵全部放下武器投降。”《福清革命史》出版发行后,当年直接参加过作坊拦击战的二十九军侦察营三连连长、离休干部李尚盈给《福清革命史》编写组寄来一份题为《作坊战斗,消灭福州南逃之敌 4700 人真实情况说明》的来函,说他是作坊战斗的直接参加者,他的连队是直接参战单位,并详细介绍了作坊拦击战的情况,列出一些参战指战员的姓名地址,要求调查核实。他强调,革命史把作坊之战全写成是 254 团功劳,这不符合历史真相……应该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的真正面目。
笔者认为,李尚盈同志提供的是令人信服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应遵循求实存真的原则,对《福清革命史》中的作坊战斗进行拾遗补漏。兹根据李尚盈同志提供的史实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军史》中的有关史料,把作坊战斗的情况,做个简要的记述。
1949 年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解放福清县城后,军部命令侦察营三连二排进驻琯口,拦截从福州溃退出来沿福厦公路南逃之敌;命令侦察营营长刘建光、教导员张希平带三连的一排、三排和六零炮排进驻作坊,拦截从福厦公路东侧窜往海口、松下之敌。
8 月 18 日早上七点许,作坊西北边山坡上出现一二百名敌军。他们沿着山路缓缓下山,三连连长李尚盈向营长请示后即召集班排长开会,部署拦击战斗:一排从右侧隐蔽近敌,三排从左侧隐蔽近敌,营部与炮排在正面隐蔽迎敌。会后三路队伍迅速在山脚下布成袋形阵势,待敌钻进“袋子”后,听号声围以歼之。敌人对我军的行动毫无觉察,当其到达山脚下一片坟地时,一声冲锋号响,顿时枪炮齐轰,杀声震天,我军指战员们喊着“缴枪不杀”勇猛地冲向敌人。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凌厉攻势弄得晕头转向,慌乱一团,只得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此仗俘敌官兵 150 多人,缴获重机枪 6 挺,轻机枪 3 挺,步枪、冲锋枪 60 多支。
从俘虏口供中获悉,该部乃从福厦路东侧溃退敌军的先遣营,奉命进占作坊,掩护撤退。敌大队人马尾随在后,即将到达作坊西北面的金翅山、黄金岭一带。敌众我寡,情况紧急。侦察营指挥员一面向军部报告敌情,一面命令侦察连抢占山头高地,截击敌人。正在行进的敌军听到枪声,知道先遣队已遭歼灭,即分散占据了几个山头高地。我军用轻机枪、小炮向敌人较多的地方轰击,敌人也据险还击,双方对峙近三小时。
晌午时分,奉命支援的第八十五师二五四团的一营兵力到达作坊西南面。由于,大雨滂沱,视线模糊,二五四团指战员把正在与敌人对阵的侦察兵看做敌人,开枪射击,一侦察员脚部中弹负伤,侦察连赶紧吹号联络,才知误会没有再打下去。第二五四团随即占据侦察连阵地两侧,与侦察连并肩拦击敌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饥寒交迫的敌方官兵及随军家属见我方阵地扩大、火力增强,更加惊惶。他们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投降成了唯一出路。于是敌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下令停止战斗行动,并派副团长吴天兴带着他写在名片上的亲笔信,打着白旗来到我方阵地,要求谈判投降。我军第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接见了吴天兴,令其就地听候受降。18 日 18 点(傍晚 6 点),敌军六兵团,福州绥靖公署,独立第五十四师师部及所属第一四八、一四九团、宪兵第七团、特务团等 4700 余人就地放下武器,打着手电筒,冒雨下山投降。我侦察三连官兵在作坊村屋檐下挑选了 30 多名自愿参加解放军的俘虏兵,用缴获的三挺重机枪扩编了一个重机枪排。全连武器都换上美式轻机枪,自动步枪,卡宾枪和冲锋枪,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在打扫战场时,三连通讯员程时行捡到一包 16 公斤的金砖,上交军部后,受到第十兵团的表彰,三连连长李尚盈亦荣获二等功。

严家淦兄弟曾到江阴访宗亲

严 曦

孩提时代,就听家乡老人讲过,国民党党政要员严家淦曾到过江阴岛田头、门口村。为考究此事,我采访了回乡探亲的台胞严子鸿先生,又参阅江阴台联分会长严生明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现考述如下。
严家淦,江苏常州人,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抗战时期(约1938-1945 年)曾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投降后,他奉命与陈仪等收复接管台湾。
在台期间,他先后任台湾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副总统”、“总统”至病故。
严家淦在福建财政厅厅长任上,重视地方教育卫生事业建设。曾与其弟严家显倡办省医学院、农学院、师专学校,由严家显出任省农学院院长。时严家淦也到过福建沿海县市巡察。他曾到仙游县,在九鲤湖旁一块巨石上题写了苍劲有力的“飞雨奔雷”四字,今摩崖石刻犹存。
严家淦为何到福清江阴,此事与其姓严有关。当时任福州市市长的严灵峰(闽侯阳岐人),与该县下洋村严氏族亲关系密切,而下洋村民都于明代是从江阴田头村卜迁至此。严灵峰、严拱旺(下洋人)与严家淦曾为莫逆之交,交往中谈及福清江阴有十八严(即 18 个村姓严)之事,激起了严家淦寻根查祖的兴趣。后经下洋村族亲严拱旺、严师暹、严祖海、严孟楼等人与江阴严氏长老联络周旋,邀请严家淦严家显兄弟来江阴察访宗亲。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是江阴严氏村民的传统社日。于是当时就择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严家淦、严家显兄弟及随同人员十余人在严灵峰、严拱旺等陪同下,沿着旧福厦路乘车到新厝乡,再由双屿渡道乘船到下渚海滨,登上江阴岛后,改为乘坐吊轿至田头村。时江阴严姓长老及乡政要员聚集有二百余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田头村民也洞开祠堂大门迎接。是夜,由乡老严杨惠、严文灿、严昌华等召集百余人在田头祠堂参加恳亲会,专请严家淦兄弟赴席。在恳亲会上,严家淦听取乡情民俗介绍后,作了发言,大意是:中华民族皆兄弟,严氏族亲是一家,在江阴这个地方,严氏族亲应与邻村民众和为贵,真诚团结。江阴岛位置偏僻,要重视文教事业,创办学校,组织民众学文明,学礼貌,学品德,承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次日上午,严家溢一行游览了门口村严氏支祠与石帆社学，晚上回田头村观看社戏(福州戏),第三天始动身回省城。严家淦兄弟玉屿恳亲,也为玉融留下一段史话。

高诚学在“闽变”狂飙中

林世芳

高诚学,平潭县苏澳镇土库村人,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肄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农学系,其堂弟高名凯为著名语言学家,胞妹高名珠,适海口林家。高诚学之父高哲器曾在福清海口镇海口街设立盐馆做生意。
1930 年,高诚学流亡上海。据高诚学夫人杨坚女士回忆,在此期间,高诚学在一家小酒店邂逅江公怀,两人相识恨晚。随后,高诚学参加江公怀所创立的“生产革命党”。江公怀是福建德化县人,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参加北伐,后赴哈佛大学深造,时任大夏大学教授。通过“生产革命党”,高诚学还结识了另二名重要人物:丘岛人,十九路军师长丘国珍胞弟,曾追随彭湃在广东海陆丰从事农民革命活动;张文理,燕京大学毕业生,曾留学美国,赴苏任聘。其时,江公怀筹资三、四万元交给高诚学,创办虹口养猪场,以所获的利润作生产革命党活动经费。
此时,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虎视中华。1932 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浴血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赞扬。但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排斥、阻挠十九路军爱国行为。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驻防福建。在此之前,十九路军前将领陈铭枢在上海组织“神州社”,延揽爱国知识分子。“生产革命党”与“神州社”关系极为密切。后来在“闽变”中由陈铭枢出任由生产革命党为基础组成的新党——中国人民生产党总书记。据杨坚回忆,高诚学在上海期间还结识并聆听过邓演达的报告。邓演达为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与周恩来同事,后创立“农工民主党”。
十九路军调防福建省,所到之处,均受到福建人民热烈欢迎。高诚学受江公怀派遣,潜返福建平潭县土库村。据高诚学胞妹高名珠女士回忆:高诚学抵家后非常繁忙,经常派她去传唤林ⅹ(平潭县官井人),高飞(平潭县苏澳人,解放后任中共霞浦县委、南平专署副专员),陈常林(福清县东壁岛人,“闽变”失败后遭处决),和他们聚会碰头,商议大事。他们知道十九路军将领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势同水火。为了抗日救国,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1932 年 11 月 20 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琛、陈明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公布《人民权利宣言》及《人民政纲》18 条。据《申报》报道,全国各地如冯玉祥代表,张学良代表、胡汉民代表,都在大会上发言,“生产党”委派丘岛人发言。11 月 2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闽变”之前,中国生产人民党总书记陈铭枢,电召高诚学到福州。据高名芳先生(高诚学堂弟,平潭县政协委员)回忆,高诚学初抵福州时,即被平潭某人跟踪盯梢,并密告至福州警察局。警察局立即派人去高诚学下塌的三叉街小旅馆拘捕他。在警察局,高诚学要通了陈铭枢电话,很快获得释放。高名芳先生说:“那时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对大哥(高诚学)非常崇敬,他出狱后我们去接他,他对我们说:“现在是我们的人掌权,不要怕。你们去把移居福州的福清、平潭恶霸劣绅抓起来!我们几个年青人感情冲动,做事不顾后果,就和几个福清学生去抓土豪劣绅。”
陈铭枢接见高诚学,其时许彧青在场(许解放后为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受中共派遣进入十九路军作秘密工作,担任参谋,副官之类职务)。许彧青在解放后所写的《高诚学其人其事》一文中说:“高诚学口才极佳,滔滔不绝。当时戎马倥偬,高诚学竟能说服陈铭枢,支给数万银元,在福清海口镇筑堤围垦,简直不可思议,福建政府委任高诚学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丘岛人担任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诚学没在福州逗留多久,几天后就带着巨款到福清县海口镇筹备筑堤围垦工程。海口龙江出口有大片浅水海滩,如筑堤养淡,可拓建良田近万亩。高诚学任福安县长之前,先后在福清县城头、岑斗、后郑、高山、港头泽岐等地围堤养淡,对福清农业发展有一定贡献。
1934 年春,“闽变”失败。时高诚学还在海口镇勘测地界,招募民工。他知道大势已去,便草草结束筑堤围垦工作,上榕城与十九路军将领会集。据《蔡廷锴回忆录》说:十九路军将领决定撤离福州前,他们召见福清、平潭二县民军首领高诚学。鉴于高诚学在福清平潭二县拥有一定群众基础,同意拨给二百支枪,开展游击活动,继续抗日反蒋。随后他们驾车离开福州,至宏路时进福清城关县政府借宿,次日赴泉州。而高诚学则取道海口,乘帆船回平潭老家。
不久,以高诚学为首的福、平两县民军首领经研究决定,在福清县江阴镇小麦屿建立根据地,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麦屿地处兴化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活动范围大。其组织取名“福平民众武装自救锄奸团”。参加者大都为福清龙高一带贫苦农民,也有平潭苏澳官井贫苦农民与青年学生。据高名庄先生(高诚学堂弟)回忆:小麦屿锄奸团有多名大专学生,文化素质比较高,福清县参加者比较出名的有刘景树、陈绍辉、陈常林等人。王开泰先生曾偶然发现锄奸团文告,该文告全文已在《福清文史资料〉登载过,不另赘述。
关于福平民众武装自救锄奸团的重要活动,今简述如下:
一、攻打高山联保主任毛仲铨。
二、打劫从海口——厦门公平汽轮,获番薯片数百担,在惠安县山腰一带出售。
三、奇劫“鹭江客轮”,获二十万两白银。
四、据《福清文史资料》登载文章称,中共曾在龙高一带发动农民暴动,锄奸团派四人参加。暴动失败后,四人返回小麦屿。
另外,据俞兆英老先生回忆,三十年代革命老妈妈夏淑琼女士曾被国民党警察局诬陷,罪名是“与海匪高诚学有联系”,俞闻讯求援使夏免受拘捕。
这里着重介绍“奇劫鹭江客轮”事件,因为它震惊中外,引起蒋介石重视,电令福建省主席陈仪重兵围剿。是时,日寇准备全面侵华,预先派遣大批不法奸商潜入中国内地,大规模抢购黄金、白银硬通货,以便在侵华时使中国政府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据查阅《申报》,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曾四次破获日谍抢购硬通货案件,缴获近百万块银元。鹭江客轮为厦门华商泰利船行的船只,总吨位 900 吨，该客轮是从莆田涵江启航来厦。由张逸舟提供情报。据说该情报来自福清渔溪郑德明海匪部队。奇劫时间在 1935年 5 月初。高诚学部侦知鹭江客轮存匿日本不法奸商抢购的二十万两白银,预先派遣人员在涵江码头登轮,其中一位妇女伪装孕妇,把驳壳枪藏在身上。待客轮驶进平潭海面某处。此处海域两边悬崖峭壁,唯中间可容通过。高诚学部预先在悬崖上安置一挺机关枪,一梭子弹过后,船内团员从伪装孕妇处取来驳壳枪,抢占驾驶台,然后其他团员乘舢板船驶近客轮,配合奇劫。经搜查情报所言不虚,果真发现二十万两白银。据高名庄先生回忆,当时获取的银元“用水桶挑”,大家兴高采烈。由于“鹭江客轮”上有外国人,该事件国内外报纸均有报道,故引起蒋介石重视,电令陈仪围剿。陈仪先派福建省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率领海鹰、海鸥、海凫、海鹤、海鹍五艘艇及水警二百多人,前往江阴小麦屿围剿高诚学部。经过一场激战,自卫团击溃省水警舰艇。陈仪闻讯大惊,严令难违,遂拟动用两个保安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海陆空攻打小麦屿。该情报被高诚学部侦知,高诚学深知困守孤岛,独力难支,决定疏散部属,每人发给一百元生活费,自己带着林荫、高飞等人飘泊海上,四处避难。不久后,福清东壁人陈ⅹⅹ被保安团捕获,他和藏匿他的兄弟都在福州被处决。那二十万两银元存匿在福清高山牛头尾村郑宝绪处,他把巨额银元秘密放在一条破船里。不多时,国民党军队海陆空封锁平潭岛。高哲器老人带着全家老少漂泊逃难。一连国民党兵进入土库村,焚烧高诚学家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六扇房屋,今颓垣焦壁还在。另外国民党兵还焚烧了高氏宗祠“江夏楼”。
后来,高诚学潜往台湾,又被软禁在日本。1935 年秋,陈铭枢、李济琛等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派遣刘抱一先生和林植夫先生潜往日本,告知高诚学“大同盟”委任他为福建省行动委员会委员,福建第一路总指挥,负责闽中武装斗争。“大同盟”政纲为抗日、反蒋、联共。高诚学欣然接受委任,在日本华侨的掩护下,他乔装前往上海,辗转到达香港。杨坚女士回忆说:高诚学初抵香港时与组织失去联系,香港当局又把他当作海匪通缉不得已到采石场打石子谋生。后来与组织联系上了,组织安排他住在铜锣湾,与尹时中(李济琛机要秘书)、傅柏翠(省政协委员,龙岩著名民主人士)住在同一间屋子。林荫则在一个私立小学任课,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为止。
〔附注〕本文参考高飞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高诚学》,刘浑生撰写的《高诚学先生生平》,张圣才先生撰写的《漫谈高诚学》等,特此鸣谢。

江春霖结缘黄檗寺

刘福铸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生于与福清毗邻的莆田待贤里梅阳村(今莆田县秋芦梅洋村)的一个书香世第。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撰文处行走及江南、辽沈、河南、四川等道监察御史。江在御史任上,先后参奏弹劾朝廷亲贵和封疆大臣达数十人。其中尤以严劾军机大臣袁世凯和奏劾庆亲王等几次最为著名。宣统二年(1910),江以奏劾庆亲王奕劻力,连及尚书徐世昌,还有侍郎、总督、巡抚等权臣竟达数十人,轰动朝野,时论以江直言敢谏,不畏权贵,誉称为“有清一代御史第一人”。江后以“朝旨再责”贬官,他眼看朝纲已颓,无可挽回,当年遂称疾归乡。次年,辛亥革命暴发,清朝灭亡。
江归里后,热心公益事业,赢得社会好评。他又工书法擅诗文。归老事亲,结缘方外。他与玉融名刹黄檗寺的善缘也是这时结下的。
江与黄檗寺结缘始于黄檗住持启曜禅师。启曜为宣统年间黄檗寺住持,籍兴化,为江的方外之友。春霖归里后,启曜邀他到黄檗寺游览。只是当时交通不便,江至黄檗山后,因时间匆促,未能周览,但从此对黄檗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第二年,春霖又有一位旧友名赵长志,受清廷恩惠,辛亥革命后,因不愿为民国之官,于是也赴黄檗寺,依启曜禅师削发为僧,并取法名“学真”,字自守。故启曜、学真师徒二人皆为春霖方外挚友。
后来,启曜、学真师徒二人因阅黄檗旧志,见内载寺原有天王殿、三门等建筑,而当时已仅存遗迹。师徒二人遂发愿“锐志修复”。当时有渔溪乡施主名林阿渠,慷慨首捐巨资,但考虑到修寺院耗资甚巨,独力难支。于是,启曜师徒二人想到了江春霖,他们二人不辞艰苦,特地跋涉至梅洋向归乡隐居的著名御史江春霖求写修寺募缘序文。意欲借江氏在社会上的声望来广募缘资。这与明代黄檗寺曾倚重叶向高声名而得以复兴有相似之处。只是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民生凋敝,因此,江春霖虽然热忱地撰写了《募修黄檗寺万福寺序》一文,情文并茂,产生一定效应,但其效果终不能与叶相对黄檗寺的影响相比。不过,启曜、学真师徒虽没能完全修复黄檗旧观,但还是修复了多座建筑。这些建筑 1928 年遭山洪暴发之劫,损失严重。1949 年的一场大火,更使古刹遭受灭顶之灾。
江春霖与黄檗寺结缘尚不止于撰写《募修黄檗山万福寺序》文章一事。近代鼓山涌泉寺著名住持振光禅师六十寿庆并传戒时,黄檗寺为表示祝贺,住持启曜又特赴莆田,请江春霖代写七律贺诗二首,送呈鼓山申贺。此二诗内容如下。

第一首

回首披缁削发年,抛将韬略自参禅。

功名岂屑论勋阀,色相从知静俗缘。

大地山河原泡影,空门衣钵足流传。

笑他宦海浮沉客,老至犹营扑满钱。

第二首

涌泉自昔有名师,说法登台恍见之。

地是灵源开洞处,人如喝水诵经时。

丰干饶舌传来远,甲子从头数去迟。

不灭不生真谛在,延龄何用祝厘词。

二诗格律谨严,禅味浓厚,切人切事。据虚云法师《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载,振光禅师,名古辉,俗姓周,湖南湘乡人,出身行伍,随军入闽,于 40岁时出家于泉州崇福寺,后为鼓山涌泉寺第 128 代住持,示寂于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由此可见,黄檗启曜与鼓山名僧振光关系密切,也说明近代黄檗、涌泉二寺亦有密切的来往。

又考当时尚有莆人俗名子恒者,亦为江的朋友,因慕黄檗之名,赴寺出家。江春霖当时作有《送子恒往黄檗祝发》一诗纪其事。诗日

胜败兴存事固然,底须搔首问青天。

辨奸昔有苏明允,排难今无鲁仲连。

到此眼真空一世,亏他心妄想千年。

山河大地原泡影,好向丛林早释肩。

诗中用北宋苏洵(明允)作《辨奸论》及战国鲁仲连喜为人排难解纷两个典故,似是说明子恒际遇及出家缘由。

清初隐元及弟子性幽等所纂之《黄檗山寺志》,对清以前黄檗事迹记载甚详,但隐元以后之近代黄檗寺史则几乎是空白。实际上,黄檗寺在隐元以后的乾隆、道光、光绪等朝均曾重修过。1923 年,日本黄檗宗会访华团一行五人也曾至黄檗祖庭参谒。而近代著名御史江春霖与黄檗寺的结缘,同样为黄檗寺史增添了一段佳话。因此,将来倘能重修黄檗寺志,这些史事应增载入志,不使湮没。

福清辖境宋代四状元史料

刘福铸

福清历史上的科第以宋明两代最为鼎盛,但宋代因历史久远,加上清代县志记载的缺漏,后人已难知当时盛况了。近代民间流传有“福清有宰相无状元”之里谚。这是说福清叶向高当上了相当宰相的内阁首辅,是最显赫的科举人物,至于状元则没有。这句里谚如果说是用来概括明代的科举情况,那是正确的。但用来说明福清历代科举,就不正确了,因为在宋代,福清既出过宰相级人物,也出过三位科举状元,加上 1958 年已划归福清的一都宋代状元黄定,这样福清辖境历史上实共有四位状元。其中黄定为文举正奏状元,林㟽为武举正奏状元,另二位为文举特奏状元。为弘扬文献名邦的光荣传统,笔者特对四状元逐一进行了查考,现述于下。
一、文举正奏状元黄定(泰之)
黄定(1130-1198),字泰之,宋永福一都龙屿(今属福清市一都镇一都村)人,南宋乾道八年(1172)壬辰科正奏(正取)文状元。本年与黄定同榜的福清籍进士有游士衡、潘元震(乾道五年已中武进士)、刘文礼(字季成,太师刘亮子)等人。
黄定为南宋殿中侍御史、勇于同秦桧作坚决斗争的忠臣黄龟年之再从孙(堂侄孙)。孝宗廷试对策时,黄定针对金兵压境,南宋偏安的危局,提出应“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是,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已之所独向”,该对策言词鲠切,深得孝宗赏识,乃擢为状元。后补签书州节度判官。淳熙三年(1176)为校书郎,四年,迁秘书郎。累迁国子司业。十年,出知温州,移知潮州,官终国子监祭酒。其间还入直显谟阁,任过广东提举等。
在知州任上时,黄定关心民间疾苦,铲除弊政,复苏民气,还拨官田为学田,赡养寒士,颇著政声。卒后归葬一都下倪山。今一都尚存黄定“状元厝”故居。
黄定有子四人,长子自求,亦官潮州知府;次子自牧,补国学上舍郎;三子自道,官迪功郎;四子自立,官秘书省校书郎。其孙辈亦多有功名。
黄定擅诗文,尤工填词,惜所作《风城词》一书已佚。新编《永泰县志》认为黄定“只《龙屿协济庙记》因载县志中得以流传”。其实,除此之外,明代《诗渊》抄本中尚录有黄定《鹧鸪天·寿》一首,该词曰:“闲世文章万选钱,明时平步八花砖。大开紫府瑶池宴,正是黄橙绿橘天。金烛里,玉堂前,翰林原是武夷仙。雍容草罢明堂诏,留得天香馥寿筵。”另外,宋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103、卷 104 中尚收有黄定的诗六首,分别是《参政谢公挽词二首》:“落落明良会,千龄际遇难。鸡香初坐帐,獬豸即峨冠。自抗囊封疏,长开黻座颜。西枢东府事,施设未全殚。”其二:“一自参机政,居然重本兵。尤优文与武,谥重敏兼荣。行矣跻三府,天乎梦两楹。鄱阳当日谶,端的付唐生。”
又《舍人崔公挽词二首》:“昭代培英俊,皇天独不仁。儒林埋鸑鷟,翰苑失麒麟。青史空遗字,黄麻半掩尘。唯余忠荩语,分付义方人。”其二:“昔会钱同舍,钦闻玉润姿。公时尚萦服,我亦去持麾。再起风斯下,重来雾怯披。方图问奇字,抆泪赋哀词。”
又《侍郎李公挽词二首》:“昭代论人物,如公实罕俦。行藏一无愧,才业两俱优。矜式新韦布,封章动冕旒。持荷簪笔地,犹想旧风流。”其二:“吏绩今无匹,邦人合去思。筑堤防水患,振廪粒民饥。历历新安戒,洋洋近古诗。经纶曾未究,空有典刑遗。”
以上吉光片羽,尚可略窥黄定诗词风格。
二、武举正奏状元林㟽(珙中)
南宋武科考试亦分正奏、特奏。林㟽中的是正奏(正取)武状元。㟽字珙中,福清东塘(今东门外)人,宋淳熙十一年(1184)武举第一名。据史籍记载,本年与他同榜的武科进士尚有福清人林获(字诚身,后又中嘉定元年文进士)、林可夫(古龙人,官阁门舍人)等。
《八闽通志》载,林㟽中武状元后,在家乡东塘建有“武状元坊”,后改“状元坊”。明代,东塘又增建“文武传芳坊”,这是林氏后裔为族人宋武状元林㟽、武解元林良宠及明代举人林洪、林槐、林信等人所建的一座纪念坊。林㟽漂卒后归葬于距融城十里的仁寿里锦屏山下(今属海口镇),其墓曾被列入《福建名胜志》。
省志、县志均载,林㟽中状元后,历任柳州、梧州(均在今广西)、潮州(在广东)三州刺史(一州之最高军政长官)。
关于林㟽的生平事迹,本省的各级地方志书几乎都没有什么记载,这大概是因为他一生仕履都在外省之故。不过,宋以后的历朝《一统志》以及《广东通志》、《潮州府志》中却都有一些记载。如《大明一统志》卷八十“潮州府.名宦”载:“林㟽,知潮州,爱民如子。州有白丁钱,民坐是失产,奏罢之,又置田得税,以充养士之费。构济川以便人之往来,惠政甚多。”
这段记载是说当年潮州官府有“临时壮丁钱”这项乱收费,农民因加重负担,被搞得濒临破产。林㟽到任后,他爱民如子,通过上奏申述,使这项乱收费得以免除。同时又购置田产,收取赋税,用以补充培养士子的经费,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至于修桥筑路、方便人民交通往来之类的惠政还很多。由此可见,林㟽不光是武科杰出人才,也是一位“惠政甚多”的著名地方官。
宋代武科考试,以比试武艺为主要内容,书面考试,也主要是回答一些有关兵法、战法之类的问题,因此武状元自然是以武扬名的。但是,林㟽却还是一位善于写诗的诗人。他虽然没有专门的诗集传世,但从今尚存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广东通志》、《潮州府志》等史籍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林㟽的六首诗,因不易见,特转抄于下。

题观稼亭(二首)

咫尺移文唤即应,此亭便可配韩亭。

溪流横过一湾碧,山色平分两岸青。

落日钟声鸣远树,半空塔影倒寒汀。

云烟满目皆亲种,留与邦人作画屏。

二

坐对高舂放晚衙,春米和石也穿芽。

鸥边云阔三千顷,树杪烟横数万家。

贮月未圆松琐碎,怯风无力竹欹斜。

叮咛好护湖山景,养得阴成宿暮鸦。

(以上见清雍正《广东通志》卷 26)

登潮阳东山

小雨上东山,层层着意看。

寻泉行处僻,就石坐来寒。

赤舄归周旦,苍山起谢安。

功能成底事,一抹暮云残。

九日题潮阳县斋

去岁重阳尚故乡,今朝官舍又重阳。

人情不似黄花好,处处相逢一种香。

(以上见明《永乐大典》卷 5345)

重辟西湖(二首)

镜奁平处小桥西,桥外轻鸥掠镜飞。

凿破青云放山出,拨开碧藓引湖归。

带烟插柳阴虽瘦,趁雨栽荷绿已肥。

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宽大此情微。

二

新堤喜绕几纡萦,挈榼携壶出满城。

萍破烟纹容棹过,石开云罅看人行。

亭浮横照波中影,僧拾残霞树杪声。

不必风凰山上问,此山东向面湖平。

(以上见《广东通志》卷 61,又见光绪《潮州府志》卷 42)

林㟽的诗景物描写生动,意境雄浑壮阔,与文进士之诗比较,毫不逊色。林㟽可谓是玉融历史上一位文武全才式的人物。
三、文举特奏状元林石(良显)
特奏即特奏名,也称恩科,为宋代科举名目。宋制规定,凡举人屡经省试或殿试未录者,遇皇帝亲自殿试时,允许由礼部贡院另立名册上奏参加殿试,及第者特赐本科出身,称特奏名,以别于礼部贡院合格奏名举人的正奏名。特奏名第一名,即为特奏状元,也称特魁、恩科状元。特奏名后来也分文举、武举二门。南宋福清所出二名特奏状元,均属文举(文科)。
宋《三山志》卷 32“人物类.科名”载:“文举特奏,林石,状元,字口口,居福清,口口口口洪源。”现存《三山志》卷 32 各本均有缺页和缺字,因此未明具体年份,但据前后尚存的科第记载,林石中状元时间应在嘉定十六年(1223)至绍定二年(1229)之间。而简介中的缺字,也可据它处相关记载加以推补。
《八闽通志》卷 14“福清县坊市”类载:“状元坊,宋时为林良显特魁立。”因为整个宋代,福清县林姓特奏状元(特魁)只有林石一人。因此,这座状元坊的主人林良显实即林石,《三山志》中林石“字口口”应即“字良显”。
《三山志》的林石简传中尚有“洪源”字样。查《三山志》卷 32“宝庆二年(1226)丙戌科王令龙榜”载:“林洪源,字汝济,福清人,别院赋魁,万之侄、良显之子、浚源之兄。”显然,“洪源”指林良显之子林洪源。
因此,《三山志》有关林石的完整记载原文当为:“文举特奏,林石,状元,字良显,居福清,兄林万,子洪源。”(末句也可能是“有子浚源、洪源”)。林洪源在《福清县志·选举志》中也有记载,《选举志》“理宗宝庆二年”载:“林洪源,汝济,良显子,漳州司令。”《福清县志续略》又载其任“潮州法曹”。
特奏状元林石,因史料不全,事迹已多无考。我们只知道他字良显,有兄名林万,有子林洪源、林浚源。林洪源字汝济,为别院赋魁,于宝庆二年(1226)中丙戌科王令龙榜进士,后官漳州司令、潮州法曹等。
按宋代嘉定四年(1211)赵建大榜亦有一福清正奏进士名林良显。《三山志》:“林良显,字伯嘉,福清人,朝奉郎。”《福清县志》:“林良显,伯嘉,僖之弟,省试第一名,知连州。”
显然,这个知连州的林良显(字伯嘉)为1211正奏进士,他与1223年后的特奏状元林石(字良显)别为一人。
四、文举特奏状元王宗合(遇父)
《八闽通志》卷 14“福清县坊市”类载:“状元坊,在灵德里径江,宋时为王宗(合)特魁立。”这说明宋代在灵德里径江(今上迳)也有一座纪念特魁的状元坊。
《八闽通志》卷发 14 刊本中的“王宗”实脱“合”字,应为“王宗合”。据宋《三山志》卷 32 载:“嘉熙二年文举特奏,王宗合,状元,字遇父,贯绍兴,居福清。”《八闽通志》卷 47 亦载:“嘉熙二年戊戌科,特奏名第一人,王宗合,贯绍兴,居福清。”可为互证。
明如一《福清县志续略〉卷 6 同样载:“嘉熙二年戊戌科特奏名,王宗合,字遇父,径江人,第一人,太学博士。”
由以上记载可知:王宗合,字遇父,为嘉熙二年(1238)戊戌科特奏状元。其祖籍为浙江绍兴,移居福清上迳,中状元后在上迳建有状元坊,后官至太学博士。太学博士是宋代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中教授国子学生的学官。
王宗合有一侄子王孔大,则是南宋著名的高僧。南宋福清籍高僧圆悟的《枯崖漫录》卷下载:“王孔大,福清迳江人,太学博士王宗合犹子。二十发胄,荐上春官,不售。辛亥岁,毅然效古塔主之风,裂冠剪发,依莆之辟支岩主立坚,修杜多行。已而人有知者,益上绝巅,编茅居焉。父母劝勒不回。甫二载,闻泉南明教忠法道,焚庵诣之。献颂云:“烧却山头破草庵,不图游历不咨参。依师别也无贪著,博饭栽田也要谙。”时教忠于风亭通衢开接待庵,孔大泯泯,众底折节服劳。施主闻之,劝为大僧,改名惟玉...
文中所记王孔大所拜的莆田囊山辟支岩主立坚师父,也是一代高僧,福清渔溪人,传见《古囊名刹》。《福清县志续略》中也有“惟玉孔大禅师”之传,但比《枯崖漫录》简略。
笔者闻海口塘头有“状元墓”遗迹及地名,因林㟽之墓史有明载,故该墓若属实,当即为林石或王宗合之墓。

关于《玉屿志》成书年代及作者

严生明

《玉屿志》手抄残稿(24 页),缺头少尾中缺漏,欲考其成书年代及作者确令人费神。前有严家梅和刘福铸先生相继考证,做了有益的探索,读后收益不浅。现就个人初步探讨,谈谈见解,供行家参考。
《玉屿志》残稿涉及年代多处,确有年代不一之嫌。但其上限较远的有《西山条》载:“……宋有翁宗朝字周老,续编玉屿志及作朝阳书院志。”查乾隆版《福清县志.人物志.文苑》载:“翁朝宗字国老,白屿人。聪敏通诗赋,尤长序记,有《白屿记》及《潮州海阳宝寿记》,为时所称。”又查明正德已卯《鳌峰林谱》,记有林守文作《玉屿志》云:“予闻西山翁朝宗字国老氏记有感,推其略附己意而成之,以为后之尚吾志者劝云。”再查民国间,邀东肖严寿琪重修的《琴江翁氏族谱》之世系,证实翁朝宗字国老,系翁承赞七世孙,兄朝清,父爽公,祖瓒公,曾祖如椿,高祖仲潜,子德舆、德广,孙文龙、文风、文虎。鉴此,本人认为“宗朝”系“朝宗”之误,“周老”系“国老”之误。翁朝宗系南宋后期文苑名人,显然此前《玉屿志》已成书,否则他将无志可“续”。另在《江阴塘》、《东窑铁沙场》、《琼田》、《白沙渡》、《闲居寺》、《广济寺》等条,均出现“旧志云”,虽不能据此准确推出成书年代,但也至少可说明续者之前已有志。若“旧志云”所指的不是同一年代,则《玉屿志》的修续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人。因为历经八、九百年(见后)尚有手抄残稿流传至今,舍此是不可能的。残稿的字迹不如我见到的明代那样考究,且前后字迹有别,也从侧面反映抄续者不止一人。综上所述,我以为南宋后期之前《玉屿志》已成书,经历数百年流传至今,其间修、续(抄续)不止一次,至于志中出现的“国朝”“国朝正统”“万历”“咸丰乙卯小春”,不能作最初成书年代考,只能看作后之抄、续者,在未辨修续(抄续)纪年有别的情况下,又:“续”上新内容。对于《玉屿志》成书的最初年代及可能的修续(抄续)者也可在以下的“作者”探讨中,寻得若干踪迹。
在江阴岛文化历来相对滞后情况下,编修里志往往为科第登仕途者所无暇顾及,其最大可能是由退隐海岛的居士和土生土长的秀士文人所为。考江阴较早入岛且具文名的氏族,有唐末入岛的葛氏、孙氏和五代入岛的银坑翁氏。葛氏只闻其名,未睹文传;孙氏官显而外迁。江阴早期显于文苑者多为银坑翁氏。志中出现较早的文人,如玄度、延休、仁著、仲潜、如椿、朝宗、德广、光福以及德崇、翁思、颐轩等,都是翁承赞在江阴的后裔,且志中对翁氏家族人物的记载颇详,这可能与《玉屿志》出自翁氏家传有关。考志之《凤塘》条有“即竹溪。……前有浴风塘,桥后有王夫人墓。昔翁承赞公憩此,有‘塘中曾浴九苞雏’之句。”《双峰玉带》条有:“翁承赞公……公于此时因世口,故往来于漆林、玉屿间。后夫人王氏遂葬于玉屿王墓口。”翁承赞于唐末、五代乱世曾把四面环海的江阴岛视为世外桃园,在芝山建“咏槐堂”,言谈、身教、文传,对其后代影响深刻,这可能成为江阴翁氏家族编写《玉屿志》的动力或传承依据。其子翁玄度,荐为大理寺评事郎(志载“寺正”)晚年赐鸿胪卿,遵父训避世乱隐居江阴银坑,自号“白墅耕夫”,建“遗安堂”以娱老,此间必对祖传有所发展。其孙翁延休,“仕司马,是时群雄并起,遂归田里。(北)宋太平兴国间累以谏官徵不就”。志又称其为“宋徵君”。在家隐居教子,及子仁著、仲潜相继登科第并授太子正字,则建“双桂亭”以延祖风,又辟琼田“蒸尝园”以示超脱。在静观时世风云,遍赏江阴山光水色和人文变迁之余,必秉祖上文风而有较大篇章。本人以为《玉屿志》最初成书可能出自翁延休,时值北宋初期。及遗腹孙如椿世人丁单薄,至瓒、璋、珪世才获中兴,后有延休玄孙南宋文苑秀士翁朝宗出,才有续《玉屿志》之举,后载入志之《西山》条。此后有国老之子翁德广,山东历城县令,授朝奉郎,因时世也辞官隐居兰田,邀朱熹(志中《寓贤》条证实朱曾寓居江阴)遍赏江阴山水和胜迹,就其文思和爱好,必为《玉屿志〉增色。德广子翁文龙(讳光福),补永安主簿,志之《上泽》条载:“……昔综理石屏翁光福先生,因视其亲老不意轩冕,遂解印授(绶)自兰田迁此,作江阴书室。后背林麓,前面江皋,观学海波澜,睹云林之风,自号云洞主人,奉亲乐志,教授生徒,卒八十有四。尝集族贤事迹与祖宗世裔传家,以垂不朽”。从中可见光福先生对琴江翁氏的族谱形成起始修作用,而对祖宗世裔崇拜有加的他,对祖传里志,更不会袖手旁观而不续。总之,明代以前琴江翁氏得天独厚,文采空前,且有仕而隐的传统,可以成为编修《玉屿志》的主力。元代虽有翁德崇、翁思为通判,但远在道州、肇庆。明代,江阴士子他姓已不乏人,文风颇盛(翁氏相对落后),以编修谱牒、传抄和续里志为时尚,残稿出现“国朝”“国朝正统”即是一例,在谱牒中涉志的有清初付梓的《兰田严氏族谱.别传》载“栖云子”条云“讳汝琼,字妙明,蓝田六世祖入玉屿旧志文苑,晚恭黄檗大麻禅师称白云居土。”并抄录他作的《东篱秋色歌》。显然明代也有新、旧《玉屿志》传世。又有明正德间手书《鳌峰林氏族谱》林守文自撰‘玉屿志’在卷首、文笔不俗。明末清初有东山隐士翁颐轩,“好学能文”,客居建阳时即对江阴山水耿耿于怀,回岛后“迁龙泊,杜门守志”,建“龙泊书院”教授生徒。残稿中多次出现他的名字,不仅因他文才出众,也可能与他效先祖之风续《玉屿志》有关。此后历清朝,岛内登科入仕途者又增,各姓初通文墨或乡土秀士也大有人在,作为里志更为许多文人所看重,也不乏抄续者。残稿中涉及“咸丰乙卯小春”说明清末或民国都可能有人抄续。
总之,年代湮远,考据不足,本人只能从现存《玉屿志》手抄残稿的字里行间,结合江阴姓氏文化背景作如上推断。即《玉屿志》最初成书于北宋初期(太宗—真宗间),先为琴江翁氏家传抄本,后成为岛内抄读本,可以看作是历代修编、抄读者的集体产物。

关于“官塘墘”之来由

田由

福清渔市街北侧,有地名“官塘地”,此处乃明季内阁首辅叶向高之官衙,后辟为市肆,现改为农贸市场,是融城城区一处商业较为繁荣之所。
关于官塘土地名的来由,倪朝铭先生在《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中有此记述:传说,由于叶向高两次入阁,是经万历、泰昌、天启三帝的三朝元辅。因此,经常有许多大小官员前来府衙对叶向高进行礼节性拜会。而叶相国又谦虚为怀,常常亲送客人到府衙门口。一次某官员见叶相国亲送自己到大门口,“受宠若惊”感到十分荣幸,于倒退谦让之间,一不小心跌落离府衙门外只有几米的大池塘里。……传为佳话,于是便把府衙外这口大池塘雅称“官荡池”,并转音为官塘。
倪文把此冠为“传说”并坦言“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进行考证,不敢妄下断语”这是很严肃认真的。依笔者之见,传说归传说,其实此处地名应有其真实的来源。并由此于考证出我国古代人民在建城设市时的智慧。
众所周知,自从城市形成之后,由于人口密集,房舍栉比,加上古代的民房官衙均是土木结构,极易发生火灾。于是聪明智慧的先民,便在城市建设中特意在市中心及周边地区,或利用自然池塘,或挖土成塘,建成蓄水池,以备救火之用。而人工挖掘的“消防池”多是官府所为,故称官塘。此类官塘不但在福清县城有,而且在几乎所有府县治域都有。因是官塘,故以砌石为栏之事便不足为奇。而非为防人跌落而设。
官塘除了消防功用之外,对调节小气候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近时福清市区夏季酷热,除了房舍过密之外,官塘及柳池,东塘、东门河等城区水域遭到破坏亦为重要原因。

后墓山圆通寺杂忆

吴学仪

后墓山位于融城西部。山脉向北延伸与凤凰山相接。过去因城墙横亘其间,其山约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城内部分除圆通寺(观音堂)在山的顶端外,余下的先后建为店屋和民居。有些店屋里还有岩洞,成为天然的房间。
圆通寺建于何时未详,清雍正年间曾重修过,清末亦有重修。寺为歇山顶飞檐翘角的土木结构建筑,巍峨壮观。因在山之巅,更给人气宇轩昂之感。
寺为前后六间两座,由于寺的正面墙基地面与山下的民居接壤处落差达好几丈,不能把大门开在正面,因此正门与边门都开在寺的右边,面朝双旌山。
正门进去有两亩多地的庭院,向前一面遍植柳树,柳丝垂墙,远远望去像个翠绿的围屏。庭院与前座的长廊相距有三米多深,需拾级而上。正中是个大殿,殿的两旁祀十八罗汉,其两边前后四间当时是空房。因其地势较高,四面又无高层建筑遮拦,光线和空气都十分充足,所以城内和城郊的文人雅士每年于夏秋期间,多在那里咏诗作赋和习书练画。在前后两座相隔处,有个较宽的庭院,院的两边各砌石栏种植梅树(四月梅),每年四月开花,芬香扑鼻。石栏四周,围以兰花,每当八月,前庭的幽兰吐芬与后园的丹桂飘香相互交织,寺的周围全弥漫上芬香的气味,使人心旷神怡。
后座的大厅正中,主祀观音大士佛像。人们一瞻其像,就有“观音百福慈悲相,无量光明照世间”之感。两旁分祀笑口常开的弥勒与威武尊严的韦陀。厅的正中分置铜磬与木鱼,终年油灯长明,香火旺盛,厅前左右两上方分置钟鼓。楹柱上挂有省、市、县众多书法名家的对联。联板为金字黑底的覆竹型。联的具体语句一时忘却,内容大抵都是些行善积德,向佛修身,不为名利所诱之类。很多信士题缘竖匾其间,两厅匾额如林。
靠厅面的两个房间,一间为藏经室,另一间为僧房。
后厅场地宽广,历年为本地名儒设帐场所。厅外有一大片园地,三面均植树木,与厅相邻的一面围以竹篱,篱内种植花草。春暖花开时,蝶舞蜂飞,春色迷人;秋高菊花盛放时,附近的骚人墨客都来观赏,并对酒咏诗,各倾陆海。
寺内常年住一和尚,虽不是名闻遐迩的高僧,但具有较深厚的诗文素养,闲时常与塾师谈论诗文,互阅诗作。看来是出身书香门第,不知何故而出家。
寺的左边隔个庭院与双旌书院为邻,其后的斜面为道路。在寺与路之间有块空地,亦种植长年常青的树木。后厅书斋因其在三面绿树成荫中,故夏天显得特别凉爽。
距寺不远有一大片园地,内植桃李。每当两树春花同放季节,不但为寺方与书斋增上景色,亦像在鼓励莘莘学子努力学习,将来亦能吐蕾扬芳。
民国中叶,政府在双旌书院创办国立西城小学。由于校舍不够,就把前座的十八罗汉移至观音殿两旁,并把厅门封闭,只在上方留个竖条式的小孔。至文革期间被改建为公寓,原来的式样送荡然无存。
后墓山的下半坡(城墙外)原为墓地。过去在瘟疫流行年代,儿童的死亡率特别高,每天都有多具童尸埋在其间。这些掩埋,是不选地,不择向,只见孔插针。因此该处密密麻麻都是坟墓。真是荒冢累累,景象凄凉!每当晨昏之际,人们都视为畏途,尤其在暮鼓晨钟中更为可怕。
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在山脚建起了农业机械厂,厂房错落有致,分布山间,初步改造了荒凉的环境。以后民居农舍栉比鳞次,它们都是依山结构,高低有序地兴建。后墓山的今昔巨大变化,当然不止于圆通寺的兴废沧桑,然限于本文主题,暂杂忆小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