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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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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忾辰与福清国术馆
王凌 吴昌安

辛亥革命志士郑忾辰,1876 年出生于福清城关高巷头。其叔郑清堂系少林武术高手,尤擅长“独指工夫”。素抱救国救民壮志的郑忾辰年轻时就随清堂叔及党兄郑忾田练武,后于 1900 年东渡日本留学,1905 年首批加人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1906 年,在日本与“改良派”作斗争,1911 年奉命参加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912 年参加福建驱彭(寿松)斗争,1914 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及讨袁护国运动,1917 年参加护法运动,在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议,并奉命辗转西南各省,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在这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因既有南少林武功,还会双手开枪,保护了自己和同志,几次死里逃生,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1920 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的“安福国会”垮台,直系军阀曹锟一度作出恢复民国国会的许诺。作为国会众议员的郑忾辰开始往来于北京与福清之间。同年,他推动襄赞家乡成立国术馆,以强身壮体,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据 1921 年进入国术馆当徒弟的张本利回忆:国术馆原设在十五落积谷仓(瑞泰花园附近),后搬迁到县衙内水仙楼的左大厅(现福清宾馆后面),郑忾辰为首任董事长。张本利见到身穿长衫的郑老曾到国术馆看他们,鼓励他们要练好武术,为民办事,为己壮身。当时,郑老还到福州,请省国术馆教练付昇华到福清当总教练。付为福州茶园村人,是南少林高僧林如长老的第一高徒,曾在全国比武中获奖。

1928 年后,国术馆改由政府办,县长兼名誉馆长,有 3 个正式编制。付昇华为教练主任(即总教练),负责日常工作。这时张本利当学徒满 7年,因成绩优良,也留下当教练。当时郑忾辰已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回福清时也会到国术馆看看。1937 年全县召开第二届体育运动会,武术列入主要比赛项目,国术馆获团体冠军,张本利(当时名张思俊)获个人总优胜。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对日宣战,还实行所谓“全国皆兵”,但实际上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郑忾辰愤而离开南京立法院,回到家乡福清。此时县国术馆已改为准军事组织,下分 3 个排,每排48 人,共 144 人。由已经受过军事训练的张本利担任挂名馆长,实际上付昇华仍是总教练兼负责国术馆日常工作。为了备战需要,国术馆分设 3个地方,一个仍在县政府内水仙楼左大厅,一个在郑巷,一个在楼锦霞。他们都配备了大刀,时刻准备上前线。还有一首“馆歌”,十分威武动听,得到郑忾辰欣赏。他鼓励大家练武艺,唱馆歌,为国效力。

1944 年,县国术馆奉命解散。此时,付昇华已人赘渔溪;张本利也隐姓埋名,改行为小贩。1945 年国术馆虽一度恢复,由民众教育馆长徐其春任兼职秘书长(文职,无工资),但大势已去,不久就彻底解散。而民间武术馆仍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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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张君明

一、福清简况

福清,简称融,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中部。西北靠山,东南临海,全境由大陆、半岛、岛屿三部分组成,总面积 2430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1519 平方公里。境内多丘陵山地、海滩。海岸线曲折绵亘,长达 348 公里,江河源流短,流量小。福清历史上不仅“十年九旱”,热带风暴、海潮也经常酿成灾害。由于人均耕地少、山贫地衰、天灾频仍,福清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挣钱,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他邦谋生。

福清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全市辖 21 个镇(街),总人口 120 万,旅外乡亲达 70 多万,遍布于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凡有华人处,就有福清人”,这一句流行于海外的俗语,道出了福清侨情的特点,也道出了蕴藏在这个特点下的福清人民敢闯敢干的禀性。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广大旅外乡亲辗转漂泊于他国,开榛拓莽于异域,凭坚忍不拔的毅力经受岁月的千锤百炼,用超乎寻常的勤俭和聪慧,一步一个脚印地构筑了称羡四方的伟业。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50 多年艰苦创业,尤其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福清成为海峡西岸经济繁荣带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跻身中国农业生产和地区财政收入百强县(市)行列,2004 年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311 亿元。福清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美满幸福的日子。

二、东渡日本

福清人出国的历史十分久远,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三国时期,就有福州人出国经商侨居。福清靠近福州,且与福州属同一语系。历史上多隶属于福州。早期到海外谋生的福州人也包括了福清人。但福清人出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却是 13 世纪末的宋元之交。

福清人东渡日本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贸易。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福清冯淑等 340 人泛海通番”(明:董应举《崇相集》第二册《谩言》),在海上遇风,被朝鲜李岖王朝连人带货一并解往辽东。“咨称闽人向无讯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明:茅瑞徵《皇明皇胥》卷一《朝鲜篇》)。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流到朝鲜的就有 1000 多人(清道光《福建通志》、《通纪九•明二》),其中也不乏福清人。

因倭寇(中国人对 14 至 16 世纪经常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的简称。)侵扰而流落海外的福清人也不少。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福清人俞体仪和俞添祖的儿子均是被倭寇掳掠出去的。到了明末崇祯年内,倭寇仍在福清新厝一带掳掠人口。被掳掠到外洋为奴,或是逃往海外谋生的福清人也成为华侨。

从明朝中叶起,福建沿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要求扩大市场,扩大海外贸易,积极贩货海外。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日本)语者也,为之通事”(王在晋:《越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三期),由长乐起航,前往日本贸易。此后因经商而滞留、移居日本的福清人渐多。当时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1609 年东渡到鹿儿岛,在当地娶妻生子,1619 年全家移居长崎。另一福清人何高材(字毓楚),也是海商船主,1628 年移居长崎,1671 年逝世,葬于长崎。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魏之琰,从事安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 年),魏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

由于日本也是崇奉佛教的国家,所以当时也有不少福清人是因弘扬佛教而移居日本的。渔溪黄檗柴寺隐元禅师及其他东渡弘法的僧众,是明末清初旅日福清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请他到日本传教弘法。经幕府许可后,逸然在 1652 年至 1653 年,或馈书赠币,或派弟子古石、自恕到福清,前后 4 次邀请隐元去日本。隐元为逸然诚意所感动,加上弟子也嫩应邀前往日本长崎崇福寺不幸在海上遇难,遂坚定了迎难而上的决心,把万福寺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于 1654 年 6 月 3 日辞别寺院僧众,以 63 岁高龄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等僧俗 38 人(其中僧人 30 个),经厦门东渡日本。当时随隐元赴日的弟子名僧中,有即非如一、道本寂传等福清人。

隐元的成功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氏是日本人,其父郑芝龙是旅日华侨。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时,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前往日本。隐元赴日,就是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国姓爷”军船东渡的。隐元 7 月 5 日抵达长崎进兴福寺,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隐元的东渡,使沉寂多年的日本佛教界为之一振,许多名僧相继归其门下。1660 年,隐元禅师回归故里再带僧俗 50 人东渡日本。其后,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弟子赴日者络绎不绝,总共有 140 多人。由隐元开创的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派系。据日本学者宫田安的调查统计,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碑者计 277 人,碑上刻有死者的姓名、原籍、身分、去世日期等。属闽籍者 225 人,其中福清籍 96 人。(日本市川信受《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研究》第二辑)

清初,中国沿海一带人民支援郑成功抗清,清朝政府遂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逼迫福建沿海居民迁入离海岸 30-50 里的内地。造成田地抛荒,家园废弃。一部分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不愿降清的人便偷渡出洋。1661 年福清人王一等冒死搭上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到海外避难。

福清人大批赴日在 19 世纪末期,1870 年长崎的华侨有 462 人,其中福清籍的 200 多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航运事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华侨的出入境。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援引下,纷纷前往日本寻求出路,并形成了高潮。据 1964 年 11 月旅日华侨普查统计:高山、东瀚、三山、港头、龙田等 5 个乡镇,共登记旅日福清华侨 431 户,总数约 2300 余人。其中 1937 年以前赴日的 318 户,1945 年前赴日的 17 户,1949 年前赴日的 9 户,1950 年后赴日的 14 户,在日本出生的 73 户。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通信联络的 183 户,分布在日本的东京、神户、横滨、长崎等 59 个县市。1988 年福建师大历史系对福清市高山镇和东瀚乡等地 151 名旅日归侨的抽样调查,也表明60%左右旅日华侨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往日本的。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华侨纷纷回国,仅福清高山镇薛港村就有 27 户旅日华侨返回故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福清出现出国热,赴日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世纪末,达到数万人次。

三、与家乡交流

(一)挣够了钱就回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历尽艰辛前往日本。有的节衣缩食,用极为微薄的资本经营一些小生意;有的身无分文,只能到处打短工;有的仅凭手艺谋生。据 1987年 8 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对高山地区(包括高山、三山、东瀚、沙埔四个镇)200 户 200 名旅日华侨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当中,贩布的 104 人,占 52%;开饭店、菜馆、餐馆、切面店与当厨师从事料理业的 38 人(其中厨师 3 人),占 19%;开布店的 19 人,占 9.%;开服装店的 6 人,占 3%;理发的 3 人,占 1%;小摊贩(包括开杂货店、京果店、小当铺等)8 人,占 4%;学生与种田的 3人,占 1%;打工的 11 人,占 5%;职业不详的 8 人,占 4%。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贩布是旅日华侨第一大职业。

从事贩布业是相当艰苦的,他们多数是借助乡亲的扶持,以微薄的本钱,到布匹批发店去买或赊来布匹,放在篓里,背在肩上,走街串巷,或到偏僻的乡村,沿途叫卖。起初由于语言不通,贩卖困难,所得利润很微薄,有时分文末赚,连住旅店的钱都无法支付,处境十分艰难。许多人稍有积蓄,便马上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许多旅日福清华侨经过数年努力,积累了一部分钱,就回国娶妻、盖房子、修祖坟。经营比较顺利有较多节余的,就转向料理业,或摆摊设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从事料理业和开办小商店的越来越多,成为二战之前融侨职业的第二大主流。

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的父亲林斯灿是 1930 年赴日本的,五年后(1935 年)林同春的叔父带着他和母亲赴日本,当时同行的福清市东瀚村人约十四五人。他们步行了一天,到了福清的一个小码头,上了帆船,到福州马尾港乘轮船到日本长崎。

当时村里人的想法是到国外干活挣钱,挣足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没人想长久居住在别国的土地上的。村里人都是以亲带亲去国外。林同春的伯父早年去日本,挣够了盖房娶媳妇的钱就返回了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日华侨的处境极为困难。因担心日本政府的迫害,许多人回到了祖国;没有回国的华侨,由于战争的破坏,财产亦遭受严重损失。但他们在逆境中仍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为战后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观光恳亲常回家

1884 年鸦片战争以后,旅日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建立公所、会馆。在神户的闽籍华侨,先是组建帮公所,后于 1870年成立八闽公会,不久改为福建商会议所。“福州帮”于 1899 年成立三山公所。大阪的福州籍华侨于 1906 年成立福邑公所(不久解散)。

1903 年,清朝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通令全国及海外华侨荟集之处成立商务总会。于是 1907 年,长崎、横滨华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1908 年,神户、大阪华侨也成立中华商务总会。商务理事由各“帮”选出的代表充任,会长和副会长采取轮流制。商会职能除了讨论、处理有关贸易事项和维持商业秩序外,还代表全体华侨对外交涉,兴办学校和医院等公共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崎的福济寺、崇福寺和神户、大阪、横滨的中华会馆均遭破坏,其他各地的商会、会馆和公所也多难幸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地位虽然得到改善,但由于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中日之间尚未缔结和约,华侨与家乡的联系被人为地隔断,仍然无法得到祖国的关怀和帮助,只有依靠自己的联谊与团结互助,才能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

旅日华侨社团中,最有创造力、且影响深远的当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该会成立于 1961 年 8 月 5 日,全称是“旅日全国福建同乡代表有志者恳亲会”。是由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神户福建同乡会会长祖籍福清的侨领林同春倡建的。该会的活动方式是每年轮流由一个地方的同乡会主办一次大会,提出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及其它事宜。为此每年都要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委会设委员长一名,委员若干名,负责组织筹备这一回恳亲会的各项工作。筹备会下设事务局,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委员长和事务局长,由主办这一回恳亲会所在地的福建籍华侨中名流或有威望的人士担任。

该会自成立以来,每年一次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1961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东京都东山区高台寺举行的第一回恳亲会,就婚姻、归国探亲、青年交流、就业、普渡法、教育、团结、亲睦、同乡名册印刷等九项内容进行讨论研究,作出决议。在以后的活动中,恳亲会邀请回国观光的华侨代表作参观祖国的报告。

70 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恳亲会活动的内容不断扩展。1984 年在福州市举行第 24 回恳亲会后,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故乡举行一次恳亲活动。1996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第 36 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在福清市举行。参加这次恳亲会的 322 位旅日福建乡亲中,95%是福清籍华侨,且二三代的华裔男女青年居多,恳亲会通过观光活动,与家乡人民进行交流,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

1988 年 10 月,新加坡福清会馆庆典活动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福清华侨华人代表一致决定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9 年 9 月第一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来自日本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当选联谊会副主席。2000 年 2 月,第三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家乡福清隆重召开,林同春当选常务副主席,来自日本的林其根、林康治、王建铭、刘友荣、林文明、石雅之当选副主席。联谊会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交流。

(三)资助家乡总有他

福清籍海外华侨虽然身居异国,但他们情怀故土,对祖国家乡始终怀着独特深厚的感情,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家乡各项事业,为福清家乡的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清乾隆版《福清县志》记载:“落花生、清康熙初年,僧隐元往扶桑(日本)觅种寄回。”由此可知,福清的花生是隐元禅师从日本引进的,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

1654 年,隐元应日本佛教界之邀,飘洋过海宣讲佛门教义。他在弘法之余,不辞劳苦考察当地农业,发现花生这一佳果,不禁喜出望外。他认为福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日本有许多相同之处,能够适应花生的生长,因此千里迢迢觅种寄回家乡,从而繁衍流传至今。隐元作为一名早期华侨,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也为家乡引进良种作出了贡献。

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总会设在东京,领导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当时不少福清籍华侨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基层组织的骨干。19 世纪末到日本长崎谋生的高山镇薛港村华侨薛永龙,从现存资料看,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福清人。1909 年东渡日本侨居仙台的福清市东瀚村林孝楼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仙台联络员,后来还担任同盟会仙台支部负责人。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林孝楼献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笔现款,资助滞留在日本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增强起义的领导力量。同时还发动华侨筹款捐资,寄回祖国,充为革命军军响。后来林孝楼因为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活动,在日本遭到通缉,于 1936 年放弃几十年积攒的家产,带着一家人回到中国。

1972 年,离开家乡 37 年的林同春到中国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后回家乡东瀚村探亲访友,他见到家乡人吃水很困难,就捐资为乡亲们打 10 口水井。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海外华侨与福清家乡的交流逐步密切。侨居日本大阪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林圣福、刘友荣、石雅之等福清籍华侨纷纷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慷慨捐资支持家乡的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

1984 年 4 月,林同春再度回到家乡东瀚村,与当地政府商量新建东瀚小学校舍的问题,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当地政府批拨了 27 亩地作为新校舍用地,新校舍于 1984 年秋天动建,1985 年 9 月竣工,教学大楼由六座三层和四层的大楼连成一体,建筑面积有 3700 多平方米,可容纳学生 1200 多名。这所学校命名为东瀚中心小学。20 年过去了,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考上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今天我们来到学校,在校的小学生仍然知道这是林同春爷爷建的学校。接待我们的校长深情地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林同春先生建了这所学校为家乡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接受教育场所。今天,我们家乡人民富起来了,我们始终惦记着林同春先生的德行。我们最大的心愿是林同春先生能回家乡看一看,为学生做报告,讲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情怀。”

1987 年 10 月,林同春和家人又回到家乡,独资修建东瀚中学,同时还捐资设立教育基金。1987 年原籍福清市三山镇的王建铭先生也捐资为三山中学兴建教学楼、宿舍楼等。1992 年刘友荣先生也捐资为高山中学兴建教师宿舍楼等。林圣福先生也捐资给西江老人会等。

1984 年,以林同春为委员长的第 24 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中国福州市举行,大会将获得的捐款近 3000 万日元作为育英基金,用于奖励福清市两个华侨农场归国华侨子女中的优秀学生。海外华侨的捐资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广泛赞誉,同时也密切了与家乡人民的关系。

总结侨居日本(阪神)的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赡家养口、帮助亲属。在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福清农村,当地的农村经济无法养活当地居民。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异国他邦谋生。当时在中国农村是大家族生活,祖父母带着儿子、孙子们一家 10 几口人生活在一起。在外谋生的华侨略有积蓄,就寄(携)款回家赡养家眷,买地盖房,帮助兄弟“择姻娶妇”、“分惠银两”、有的人还帮助亲人经营事业。

2、资助家乡各项事业。20 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20 世纪 80 年代旅日华侨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3、扩大人员来往交流。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探亲访友,资助公益事业等,当时在福清侨乡“华侨”是家乡人民学习的榜样。“华侨”也为家乡人民带来了出国的“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福清掀起出国热中,以前往日本居多。福清人以“留学”、“商务考察”、“婚姻移民”等形式来到日本。他们特点是大部分在日本艰苦奋斗打工赚钱,他们只是短期居留,有的居留三、四年,多的达到七、八年。他们赚到钱后就回到家乡福清或购建房产或办厂开店兴业,对福清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福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福清人赴日本的目的发生变化。大部分赴日本的是刚成年的年青人,他们的目的是到日本学习语言,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在中国的家庭供给。

(作者:张君明福清市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福清华侨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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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王氏公会

王锦照

新加坡王氏公会,是联系东南亚各国乡亲的核心组织,海内外各项事谊,多以公会名义,相为号召。会员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

新加坡王氏公会于 1950 年 3 月成立。名誉主席王万源、主席王振实。80 年代由王声邦担任主席,90 年代由王福顺担任。委员有王荣銮、王进隆、王发祥、王声邦、王如聪、王声原等侨贤,他们都是王氏公会的中坚人物。这些人在金融、工商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参与汽车、摩托车、橡胶、棕梠油、房地产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骄人业绩。尤其汽车行业在星马诸地均以王氏公会成员为先驱,商业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腰缠万贯者,比比皆是。早就声名远播,他的家族有著名的“福和公司”。王禄梓、王振敬家族之“万丰隆公司”闻名遐迩,后辈之佼佼者,亦是群贤辈出,有王福顺的“华达国际商行”,王声邦的“中央汽车私人有限公司”以及王荣銮、王进隆、王发祥;印尼的黄俊发、王振珠、王秋荣、王先华;马来西亚的王祖武、王嘉良、王吓灿、王荣章、王悌攀、王声武、王振贵、王振寿、王如光、王金明;新加坡的王荣函、王声名、王荣风、王声华等都是驰名东南亚各国的实业家、商界翘楚。

新加坡王氏公会族人与全国其他华侨一样,素有爱国爱乡传统。公会诸公曾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家乡建成美丽、富绕的新侨乡。

在党的侨务政策的指引下,新加坡王氏公会成员内外配合,同心协力,捐助家乡公益事业。1953 年,马来西亚王祖德、王禄梓、王德标等为首的王氏董事会捐建一座面积 1800 平方米,有 16 间教室的江兜小学教学大楼,。1956 年创办江兜华侨中学。1957 年,马来西亚侨贤王氏公会董事王声强,发动印尼华侨,捐造一座蓄水 40 万立方米的后坑水库,对发展侨乡新厝农田水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1974 年印尼侨贤王氏公会委员王俊发先生,慷慨解囊,捐资围海造田 200 多亩,1980 年还独资 50 万元港币,全面加固标准化的海堤,受到国家水利部、福建省、福州市政府的表彰。1983 年,新加坡王氏公会全体成员集资 280 万元,建江兜华侨中学四层教学综合楼,面积 3600 平方米。1984 年,王氏公会捐建江兜华侨小学幼儿园教学楼;1985 年新加坡王氏公会名誉主席王万源、主席王福顺捐资 100 万元建一座四层面积 1500平方米的中学生宿舍楼;1986 年,新加坡巨富王如聪独资捐建一座中学教师宿舍大楼;王民公会委员王荣銮独资 70 万元捐建一座五层 1250 平方米的中学教工宿舍楼。1990 年王氏公会成员王进隆捐资 130 万元建一座中学礼堂。1999 年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发动新加坡王氏公会成员捐资 300万元,建一座五层 2500 平方米的江兜华侨小学教学综合大楼,并添置现代教学电脑设备;2003 年秋,新加坡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同董事委员王进隆共捐300多万元建一座六层面积3000平方米的江兜华侨中学科学楼。2004 年马来西亚原王氏公会主席王祖德公子王荣璋捐资 50 万元,重修1953 年由新、马王氏公会捐建的两层 18 间江兜华侨小学大楼,使之旧貌换新颜。

50 多年来,新加坡王氏公会为家乡的各项事业:诸如教育事业、水电设施、侨联大厦、铺桥造路、农业机械设备、修复名胜古迹等共捐赠3000 万元以上。

(本材料由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口述,其胞弟王福瑞记录,王锦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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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侨捐献回顾

王锦照

新厝镇是福清市的重点侨乡之一,据统计全镇旅外侨胞 42800 多人,相当于全镇国内总人口的 1.6 倍。20 世纪 90 年代新增加的华侨有 500 多人,我于 1995 年退休,新厝镇领导留我参加编写镇志工作。1996 年间,镇分管侨务工作的领导郑文木同志要我负责搜集新厝华侨情况和典型人物材料,因此,我就开始对全镇海外华侨情况进行摸底,发统计表,下村逐个调查,现将当时搜集的材料进行系统回顾,小结如下四个方面:

(一)新厝华侨出国历史

新厝镇村民据传说是明朝开始,就有人出洋谋生,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沿海一些村民仍陆续渡洋出海。当时有峰头村名叫翁添丁的远渡瓜哇岛谋生。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年),江兜村村民王德、王布达师两位也相继去新加坡谋生(当时新加坡属马来西亚管辖)。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繁,苛捐杂税、自然灾害和瘟疫相逼,村民为避战乱,避祸海外,渡海谋生者更盛。1912-1949 年的 38 年间,新厝镇村民出国谋生者达数千之众。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前政府公职人员、地主、乡绅、保甲团丁等,也逃往海外,部分逃台后又辗转到印尼、新加坡等地。以后出国的,多由亲友援引,出洋定居。当年外出口岸,多在双屿桥头、峰头澳口等地。侨胞在南洋各埠,开荒创业,繁衍生息,为开发侨居地的经济、文化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初始,侨民们主要从事拉黄包车、踏三轮车、店员、矿工、开荒种地等;待有了些微积蓄,他们便经营起小摊贩、小食店、开自行车店、出租三轮车等。有的则继续发展,不断更新,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创办客栈、旅馆、酒肆、商行、金融、汽车配件、粮油食品、工矿企业等;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直至近代的集团公司、金融巨贾。世代久居海外的新厝籍侨胞,大多数在侨居国成家立业,与侨居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不少人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

(二)社团组织机构

新厝籍旅外乡亲参加的社团组织,多经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批准注册而成立,其性质为联络乡情侨谊、团结乡亲、扶危济困、积德行善的群团组织。他们以县份或以联县名义,有的则以村镇、祠堂庙宇命名。这些社团组织,多系爱国爱乡的进步社团。他们范围广、人数多、功能全。据侨情普查统计,新厝镇旅外乡亲组织和参加的社团共有 231 个,其中规模较大或活跃的有 20 个;跨县份联办的有 4 个;以福清县份命名的有 7 个;以新厝镇各村庄命名的有 3 个;以姓氏命名的有 2 个;以祠堂庙宇命名的有 4 个。诸如:“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新加坡“福清会馆”,“福莆仙公会”,“兴安会馆”,“江兜王氏公会”,以及“总义祠”、“汾阳庙”、“新灵洞”、“钟灵庙”、“昭灵庙”等董事会;还有以村名命名的“蒜岭旅印尼同乡会”、“岭边旅印尼同乡会”。

新厝籍侨胞在跨县社团任职的较多:陈子兴先生是第二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第二副主席,福莆仙公会名誉主席,新加坡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主席,新加坡兴安会馆名誉会长;江兜旅新加坡华侨王发祥先生,既担任新加坡福清会馆副主席,又担任“世联”副主席;王福顺先生不仅是“世联”副主席,而且也是新加福清会馆的副主席,以及王氏公会主席。峰头村旅印尼华侨翁瑞财先生是印尼东瓜哇福清同乡会第二十届总务部副主任、2000 年 11 月在香港成立的“福清新厝同乡联谊会”会长。

(三)华侨对家乡捐献情况

新厝籍旅外乡亲,背乡离井,远涉重洋,艰苦创业。对家乡公益事业,发展生产,创办企业都是慷慨解囊,无私奉献。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捐资赠物予单位或个人的,折合人民币达二亿多元。华侨的捐赠项目众多,归纳有四大项:

1、支援工业企业生产。据 1995 年侨情普查资料与近年新落户三资、独资企业统计,全镇“侨资创办企业十多家。1980 年 1 月,为发展家乡农业机械化,蒜岭村印尼华侨陈子兴先生捐资 36 万港元,兴建蒜岭侨兴农械厂,曾为服务农业生产做出很大贡献。双屿村旅印尼华侨王忠茗先生于 1981 年独资为双屿村兴办粮食加工厂一座,既方便了村民,又增加了村财收入。1994 年旅印尼华侨陈启明先生长子陈炳琪先生,先后筹资 1000万元美金,创办独资企业“福建宝利特制革工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23433 平米。1996 年 4 月 30 日竣工投产,年产值 6000 万元,产品 90%以上外销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该公司在陈炳琪先生的科学管理与直接领导下,发展稳健、迅速。1999年、2001 年被福清市国家税务局评为“百万元纳税大户”,其产品连续 6年被福建省政府评为“福建省地产最畅销商品”,连续 5 年荣获“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称号。2000 年陈炳棋先生又投资 2000 万美元,新建编织品工厂。

2、支援农村牧业生产。农业是新厝镇经济支柱之一,旅外乡亲十分注重农业投入。不仅在资金方面捐资援助,而且在农业器械、化肥方面,也有不少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镇侨胞投资农业生产折合人民币 1259万元,其中基础设施 214 万元,农业机械 164 万元,农林牧业 881 万元。蒜岭村旅印尼华侨陈德发捐资 600 万元在家乡建 590 亩果园,并投资 150万元办养猪场。棉亭村旅外侨胞,筹资 80 万元组建“有德智果场一所,种桂圆果树 200 多亩。江兜村旅印尼华侨黄俊发多次捐资围海造田和加固海堤,无私捐献 50 万元。

3、支援文化教育事业。捐资兴学,培育人才,是新厝籍旅外侨胞的美德。全镇 16 个行政村,有侨办侨助小学 15 所,捐资赠物千万元。其中,解放前兴办的有 2 所:棉亭的培元小学,是 1923 年由印尼华侨郭可模和郭可济先生捐资的;另一所是岭边倬臣小学。1950 年捐办的有 5 所,70年代捐办 2 所,80 年代捐办 2 所。岭边村旅印尼侨胞郭玉荣先生,1985年为筹建界下侨光小学,不仅带头捐资 15 万元,而且还发动 37 位华侨集资 47 万元,建成侨光小学。东楼村印尼华侨杨孙传 1952 年牵头发动侨胞捐资兴建南光小学,1988 年其后裔杨武淮、杨爱玉兄弟姐妹四人,又捐资 80 万元建南光小学礼堂。江兜村旅新加坡爱国华侨与“王氏公会”,重教兴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捐资兴办江兜小学、江兜华侨中学,并不断捐资努力完善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不少侨中学生,进入高等学府。名扬四海的杰出青年科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陈章良博士,就是江兜侨中 78 届高中毕业生,曾两度作为福州市唯一代表出席全国文代会,接受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首长接见的福建作家陈章汉,也是江兜侨中 63 届初中毕业生。近年来,江兜旅外华侨仍再接再励,继续捐资兴学。2002 年他们又集资 300 万元,新建一座高五层,建筑面积 3118 平方米的崭新的江兜华侨小学。江兜华侨中学新建多座大楼一一如教学大楼、师生宿舍楼、大礼堂、师生食堂和耗资 300万元新建的“进隆科学楼”都是爱国华侨捐资的。据不完全统计,江兜王氏公会各位会员,为江兜侨中捐资达 2000 多万元,其中新加坡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就占 500 多万元。蒜岭村旅印尼爱国华侨陈子兴先生,1979年独资 400 多万元创建蒜岭侨兴中学。1980 年又独资 6000 多万元创办“福建侨兴轻工学校”。1992 年陈子兴先生荣获中国国务院轻工部颁发的第四届《国际合作奖》,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华裔获奖人。

4、支援医疗卫生功绩。新厝籍旅外侨胞,对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早有所为,起先只对某医院进行部分项目的支持与援建,后来发展为全资兴办医院。据不完全统计,全镇华侨捐资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折合人民币 537 万元,分别为兴办或增建医院门诊大楼与病房、添置医疗器械、赠送救护车,改善医疗条件与卫生环境等。陈德发先生捐资 63 万元建新厝医院门诊大楼;陈德生先生捐资 66 万元建桥尾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大楼;陈金治女士捐资 54 万元兴建裕达医院;陈子兴先生为福清医院、虞阳医院、莆田医院、省协和医院等共捐资 200 万元,并赠送救护车。棉亭村华侨郭可模,早在 1962 年困难时期,就捐资 15 万元为渔溪镇虞阳医院兴建妇产科大楼一座(1100 平方米)。新厝侨胞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捐助,既改善和发展了医疗事业,又方便了群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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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8 14: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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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政协福清县委员会过程回忆

江英时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原在中共十三区委会(港头镇)任职,突接县委组织部通知,要到部里报到另行安排工作,没有说清到哪个单位,只说是县直机关。到组织部时,是林民坛同志接谈,他说县里要成立政协,调你与郭金榜同志二人负责筹备(郭金榜原在闽侯专区劳改场任指导员、中共党员),现在就去统战部报到。

我拿了介绍信到统战部,当时施友铿副部长热情接谈,表示欢迎我们加人统一战线工作队伍,要我二人主要筹备成立政协的前期工作,他意味深长地说,统一战线工作非常重要,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主要是做人的团结工作,我们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为国家和党的事业服务。上级决定在发达的各界人士多的县,尤其象福清这样的著名侨区,率先成立政协组织,他还说,搞统战工作的干部要“外圆内方”,外圆就是要工作中应平易近人,以诚待人,遇有不同看法,允许求同存异,切勿以势以权压人,内方就是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不搞迁就,和稀泥,与各界人士联络谈话中,切勿丧失一个革命干部的原则和立场等等。你们报到后先在统战部上班办公,搞物色委员人选的前期工作,待筹备条件成熟,向县委领导汇报后再确定成立大会的具体时间、地点。现在主要任务是物色委员人选。

当时我分工了解特邀界委员人选(社会名流和旧军政人士、旧知识分子等),其它各界由郭金榜同志负责配合统战部了解。领导一席话,让初步进入统战系统工作的我思想上有了个概念,因自己长时间在基层工作,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思想上装满“阶级斗争”这条弦,加上平时性格率直,语言艺术也差,恐难以胜任这一工作,但组织的调动不能不服从,一上班先学习有关统战、政协的性质、作用等相应文件资料,随后,就开始下乡,先后去了渔溪、东瀚、三山、港头、音西、城关等处,了解物色一些人选:林启东(保定军校一期原旧社会省长刘建绪同学,团级)、翁鹏程(旧社会福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林盛梧(国民党云霄县县长)、倪运藻(旧社会律师公会会长)、杨晦生(前清举人杨光前之子,老教师)、俞兆复、叶佩丹(旧社会知名绅士)、林振涛(女,法官,上海高等法院高等法官余长资夫人)、王梦旦(清末秀才)、何葆濂(清末秀才)、郑铁民(清末秀才)、吴凌云(旧社会著名书法家)、林振坤(保定军校一期生,刘建绪同班同学,团级)等等。

经过几个月的多方了解物色,筹备工作终告完成,全县共确定各界委员人数六十三人,列席会议代表四十八位。经县委常委研究批准确定于1956 年 12 月召开成立政协福清县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场地点确定在城内后埔街基督教“福华堂”。会场上布置庄严大方,主席台正中高挂政协会徽,会徽左右两旁挂着毛泽东和孙中山巨幅画像,台两旁写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大标语。大会由施章干副县长主持并致开幕词及提案审查报告,县委纪平书记作政治报告。会议选举纪平任第一届政协主席,王建道、高至荣任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施友铿兼任秘书长。

县政协一届一次常委会通过了成立各专门机构,设秘书处,为日常办公处理来往文件及组织委员活动。

我和郭金榜同志宣布为专职干部,他任秘书,我为主办干事,特邀翁鹏程先生聘任为脱产的驻会委员。

数十年沧桑已逝,算作“雁过留声”,留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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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8 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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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建国初期原盐缉私和盐务工作
翁发喜

缉私护税情况

福清沿海盐民晒盐历史悠久(史料考证唐末宋初开始)。建国初期,龙田、高山、三山、海口、江阴等都是晒盐区。海口及龙高一带的制盐法是淋卤坎晒。其作法是用一个大木楻(与农家贮谷的大谷桶一样大),上面用篾编的竹箅盖上,在海水淹不到的浅水滩上,挖一洞穴,把木楻装进,再去挖带有盐碱的海土捣成粉末,堆在竹箅上,挑上海水,淋在海土上,过滤到木楻,待沉淀后,滔出卤水,倒在用硋片铺的盐坎上去晒制,即产出原盐。这种制法是十分原始落后的。唯江阴盐场和平潭韩厝楼盐场是利用海滩建盐田制卤后,也就是用硋片铺的盐坎制产的。

上述两种制法生产的原盐年产达几十万担。解放前夕,沿海各乡镇旧盐务机构解散,建国初期地方新政权建立未巩固。因此,大量私盐充斥城乡市场,贩卖私盐的奸商和牙纪活动十分猖獗,走私漏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恢复。因为原盐是国家专卖物资,盐税(时分渔业盐税每担 4 元,食盐每担 7 元一一折新人民币)是国家财政的主要税收之一。因此,在基层设立盐务稽征机构,加强缉私护税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1950 年 11 月,我由福建省“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奉命调回福州西湖休整后,省委组织部分配我到省盐务局,接着由省局分配到福清盐管处(处设福清西门国民党旧盐仓),处长是李毅县长兼,副处长是庄严。我到处里没几天,就被分配到海口盐务稽征所。所址设柴牙兜张九美家(租的)。所长是南下干部沈潜,会计是何泽沛,出纳黄励,我负责开税票,林斯良、詹宣邦、林启喜(我和这三位都是“革大”出来)为外勤缉私,林依亮为炊事员。1951 年初,县办事处吸收青年干部张聿惠、张九茂补充外勤。时工作虽有内外之分,但在夜间缉私,除留炊事员负责看家外,其余的一律出动。同时还配备武装力量,是解放军编制一个排的人民盐警,常驻海口。

1951 年 2 月,就在春节将临之际,我们得到情报说,海口区管辖的星桥、东山、牛宅等村,有一大批私盐,由不法盐商牵引,组成团队,将在黑夜里,肩挑到长乐贩卖,若不组织力量追缉,只能眼睁睁地让其走私漏税了。我们曾组织了几次追缉,由于力量单薄,寡不敌众,反而被围攻殴打。盐务稽征干部陈宗亮,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住院治疗了好几个月。为此,我们在盐警全付武装配合下,春节不放假,好几个夜晚,由所长带领,我们各个手执木棒,紧装束带,向五龙山进发。我们爬山越岭,到七社南岭山沟,在羊肠小道旁的莽草丛中打埋伏,截击贩私者。寒夜白霜重,我们穿的灰棉衣,被霜下得白花花,手指冻得僵硬也不易伸屈,但为了维护国家税收,杜绝走私漏税,在一种革命豪情驱使下,倒也感到热呼呼的。那些年头,我们的生活待遇是供给制吃“大灶”,一天定量一斤半大米,夜间工作即使是通宵达旦,也没什么补贴,但谁也不喊苦。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是其它什么原因,我们连续埋伏好几夜,都扑空而不见动静。终于有一天半夜,在万籁俱寂中,侧耳遥闻有挑夫近百人的“堵杖”撞石的叮当声和唷唷的喘气声由远而近。没多时,他们已挑到我们的跟前。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唬”的一声猛跳出草丛,各个木棒紧握在手,盐警的步枪和卡宾枪也都子弹上膛、刀出鞘,猛喝道:“不许动,你们走私是犯法的,一律挑着跟我们走!”我们把他们吓懵了,都乖乖地被我们押到海口盐务稽征所来。类似的夜间缉私,在当时是家常便饭。其他各所的缉私工作,大致也是如此。我们在所里审问他们家庭情况、个人出身等(我们也很理解他们一部分人,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时经乡干部来证明他们是劳动人民后,我们就本着以教育为主的精神,把私盐没收,人与工具一律放回。但对不法盐商和牙纪,以及上次行凶打我干部者,经多方取证证实后,也分别给予刑事处分。与之同时,我的家乡江阴南曹村,也发生了一起走私者打缉私干部左涤泉的事件。肇事在逃者就是我的堂侄翁其经。被立案查处时,县办事处副处长庄严了解到肇事者就是我的堂侄,就通知我叫翁其经主动投案,给予宽大处理。我赶回家,找到了他,做思想工作,终被我动员主动投案,庄处长又要我亲自审问笔录。当时,我大有一种“大义灭亲”心态,丝毫不徇私情令他把错误事实招供出来。结果,翁其经从轻处罚,只拘役 6 个月就释放了。我也经受了一场革命立场的考验。

当年,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把我们税收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讲清说透,印了大量宣传税务政策材料散发宣传,并调查社会,得出数据,每人每年仅吃 14 斤食盐,负税很轻,且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思想工作做得极为细致。终将全县食盐和海盐归口城乡供销社统一销售,初步杜绝了私盐漏税。随着土改,沿海贫苦盐民分到了耕地,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也随着提高了,有的连国民党时期埋在地下的私盐,也纷纷献出归公,向国家纳税。1951 年冬,我请假探亲在家时,江阴盐场有一位老盐工翁宜清,半夜敲开我的门,向我交心说:“我家里很贫穷,生怕死后子孙无法为我埋葬,故在解放前,我就偷私盐埋藏在地下洞里,以备将来变卖之用。现在,有耕地了,生活和后事不用愁了,让我将私盐归公吧!”第二天,他带我和江阴所干部到他家藏盐处,亲自挥锹,刨开地窖,把几十担私盐献出交公。为此,我也深受教育,写了篇题为“老盐工的打算”,以生活小故事形式在《福建日报》刊登出来,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建国初期,全省盐业产过于销,于是福建省盐务局通过省人民政府,做出决策,凡是制盐方法落后的地区一律铲除其生产设备。因而,福清的海口、龙田、高山、三山等盐业的淋卤设备木桶和晒制的硋片坎,要一律铲除掉,政府发放待业生产费无偿贷款和救济补助。当时,上级考虑到江阴盐民生活贫困无出路,只把上中农以上的单干盐坎铲除掉(涉及 11 村,500 多户,铲除了 5000 多坎)唯留下南曹滩、张厝滩的贫下中农 200 多户,生产面积 2009 公亩,让他们在新建立的场务所管理下,在计划内继续生产。

在全县沿海废除私晒生产设备,发放各项待业生产费让其转业后,1952年春,福清盐务办事处在龙田区假一所大教堂,召开全县废区盐民代表暨表彰废坎积极分子大会。大会总结全县计铲除私晒的淋卤盐坎25481 坎,给 4215 户盐业户发放各项待业生产费用计 7.5 万元(折新人民币),其中救济款 2.27 万元,工程款 3.77 万元,无偿贷款 1.46 万元,补助围垦农田面积达 6296 亩。至此,才在全县范围内杜绝了原盐走私活动。

盐业废而复兴情况


福清盐业生产,历史上几经兴废,在建国后,也有过废而复兴的旺盛时期。

1949 年 9 月 5 日,福建省军事委员会接管伪福建省盐务系统,福建省设立福建省盐务局,莆田县设立盐务分局,分局局长孙振古责令国民党莆田盐场涵江分场伪场长李兴玉办理移交并由其接管。当时,福清唯一江阴盐场,被设为场务分所,隶属于涵江赤港中心所管辖。接管时,江阴盐务分所仍设芝山村翁述龙家,首任主任左涤泉。1950 年 4 月 1 日,新成立的福清盐务办事处,奉省盐务局令,将平潭县韩厝楼和江阴二分所,由莆田盐场涵江分场划归福清盐务办事处管辖,同时,在海口、龙田、高山、三山设立盐务稽征所,宏路设稽查站,这些地区的制盐方法落后,不适应发展,稽征所的职责是动员晒盐户铲除制盐设备和缉私护税,唯江阴和平潭韩厝楼二场,盐民生活贫困,废掉暂无出路,故让其生产,故设场务所,职责是管理产销和缉私护税。

1952 年 3 月,全县废坎结束,福清盐务办事处撤销,改为盐务所,庄严副处长他调,所主任由原处里的人事课课长曾志忠取代。不久,曾志忠他调,由陈魁同志接任,各区的盐务稽征所也改盐务工作组,在海口区,我被任命为组长,组员是林斯良、詹宣邦、张聿惠、张九茂。何泽沛、黄励调县参加“三反”、“五反”。林启喜调山东搞工业建设。江阴盐务所也改为江阴盐务工作组,管理贫下中农 222 户,留下滩场 2000 多公亩,盐坎 1600 多坎,继续生产原盐。同年 5 月我由海口被调到江阴盐场工作组任副组长,南下干部陈凤樵任正组长。虽是一个组,却配备正式干部 11人、职工 1 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配备陈文荣为会计,王长佑出纳兼统计,陈忠芳主办产销,全场分两垞,南曹垞郑学静负责,场务员陈嘉斌、老游,张厝垞林霖燕负责,场务员余长俊,陈鹤龄,炊事员林依亮。解放后,盐民们以主人翁态度,积极热情生产。全县唯一留下的江阴小面积盐场,产量年增,1953 年达 1766 吨,占全省年总产量 21%,受到了省局表彰。

民国 20 年(1931 年)5 月 30 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第 4 条规定:食盐以含有 90%以上氯化钠者为一等盐,含 85%以上氯化钠为二等盐,氯化钠未满 85%者,不得用作食盐。前项一等盐所含水分不得超过 5%,二等盐所含水分不得超过 8%。上级虽也强调沿用上述质量标准生产,但江阴盐场从未配备质检员,盐质如何全凭手感、目测定等,一律被定为二等盐处理。

1952 年冬至 1953 年冬,江阴盐场干部在盐村南曹和张厝利用业余时间大力发动村民开展扫除文盲工作,诚心诚意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两所夜校夜夜学员各达 300 多人,连四、五十岁的村妇都积极参加学习,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被称为“铁夜校”。同时,聘请三山女青年陈珠英到盐场办日校教盐工子女学习。经费由盐场福利和苦卤款开支,学员、学生全免费,连学习用具也不需自备,南曹小学即由此创办而发展壮大。

1954 年 8 月 10 日,福清唯一主管盐务的盐务所也撤销了。省局决定把江阴盐务工作组,移交地方国营莆田盐场管理,把江阴盐务工作组又改名为“江阴场务所”。我被调到莆田盐场场政科,由莆田盐场调郑丹泉为江阴所副主任,陈凤樵被任命为正主任。

1955 年 6 月 28 日,江阴盐区的南曹、岭兜、布厝、后林、西林五个自然村的盐民和转业盐民,以南曹 96 户为主体,组成 304.5 股,每股出一份劳力,自力更生围海堤长达 2166 米,面宽 3 米,高 2.5 米,围垦面积 6539 亩,拟作耕作,并建单孔闸门一座于新港之首,工程仅突击了 3个月,于 9 月 30 日合拢,并成立管委会对垦区加强管理。

1955 年至 1956 年,合作化时,江阴盐场 222 户个体盐民,先把盐坎加入初级社分红,后把所有盐址设备和器具一律归公高级社,从事盐业者也按劳取酬,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取代了历时近千年的盐业个体所有制。

1957 年 12 月 25 日,福建省盐务局下文批准扩建江阴盐场,在农垦长堤之外,再筑一条长堤达 2000 多米,把农垦长堤 2166 米圈在内,连同农垦面积6539 亩也归并办盐场,张厝新修的一条海堤长1485 米圈内,面积4239.52 亩,也不例外地被归入办盐场。

1958 年 2 月,江阴五大乡抽调近千名劳力,集中南曹村,进行扩建盐场的培堤和动工基建等项目。扩建的南曹滩和张厝滩总面积(包括个体的封建滩 2000 多亩在内)达 16072.64 公亩,为全县最大的盐场。为了推广盐业生产新工艺,省局由莆田盐场抽调技术熟悉的高仲鎏、林清德、宋宗范、郑万庆等十多名干部为老场支援新场。同年,三山区泽岐也建起盐场,省局亦由莆田盐场抽调处级干部张汉福为建场总指挥。同年 8 月,成立福清盐务管理处,系省盐务局派出机构,财权属省,人事下放县管,行政由福清工交部、工业局双重领导。9 月 1 日,省局决定将原由莆田盐场管理的江阴场务所,又归还福清处管理。移交时,移方是莆田盐场场长李裕行,接方是福清县长王建道。仅 1958 年,福清就建国营盐场(江镜、东阁)二场,乡办盐场(江阴扩建、泽岐、芦华)三场,福清盐业开始进入废而复兴的旺盛时期。经过 1958 年、1968 年、1983 年三次大规模围建、扩建,共拥有 2 个国营盐场,14 个乡办盐场,5 个村办盐场,产区扩及 9个乡镇,全县产区总面积为 22.1 万公亩,其中生产面积 15.1 万公亩,为福清税收和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空前盛况的史料,让知情者今后来写续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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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洛溪围溪改造忆片

曾焕章

可洛溪是福清城郊西北一条较长的溪流,上游从闽侯和福清西北的交界处章兰、白水、经鸟垱、下甲洋、炉院、埔尾、再经山前、村下口、黄塘、油楼、奎岭、音西桔围,贯穿了阳下、音西、城关三个乡镇,流向福清的西门桥头,从利桥的港道涌入大海,长达 9 公里。这条溪流这么长,但没有一座桥梁。三十年代云中洋岭口村爱国华侨戴祥慈先生出资建造宽2 米多、长 50 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桥,这座桥建成方便了云中洋、龙溪、马山、黄塘、奎岭一带群众往来,农民挑柴卖粮能在大雨天溪水大时来回安全通过。没有此桥之前,曾有人在下大雨过溪时被大水冲走夺命,许多村民在未建桥之前还经常上午挑柴、挑粮进城出售,而老天来个大雷阵雨,回来时就难过此溪。戴祥慈建的桥名叫“可洛桥”。此桥建后年复一年大雨、暴雨,经常出现山洪暴发、良田被冲,水流起了变化,古人讲“三年水流东,三年水流西”,可洛桥下就变成干涸的鹅卵石溪埔了,这样,可洛桥就失去桥的作用了。此外,这样长的一条溪流,没有一处简易的小桥。这条弯弯曲曲长溪两旁的溪埔和一些荒地预计就有 2000 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设想这条溪流如能经过改造,改成有规格的溪流就能造出二千多亩的良田。还设想如果能实现改溪造田,一定要建议把设在城区的县农场和良种场搬迁至山前村前的一块约 200 亩左右的地方。

综合治理能增加土地面积,又能变害为利。我决定把围溪改溪造田向县委申书记和吕文龙副书记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县委重视,申、吕书记、陈德顺同志和我四人到埔尾一直沿溪边察看到黄塘前止,这三位领导看后都表示此溪围堤既能增加土地面积又能治害。这时我自荐担任围溪改溪造田工程指挥,两位书记同意我担负此任务,指示我组织水利部门立即进行勘察、测量,筹建工程指挥部。1975 年 9 月指挥部正式成立,设正、副指挥,陈敦萍担任副指挥,办公室由黄以庚同志和刘嘉静同志负责,工程技术、测量由水利局林正仪工程师负责并立即进场施工,还设会计、出纳、采购各职,并设医务室配备有医生、护士,每天下工地巡回。我们要求从章兰、白水直到西门桥头,整条弯弯曲曲溪流改成顺溪顺流,统一宽度进行测量,定土石方,计算劳力。工程指挥部设在马山村的黄塘自然村,测量的溪流改变溪门扩大达 18 米,两边沙石堆筑溪床变高,这样由埔尾、炉院、山前、古路,特别是城关、奎岭、油楼、北林到山区讨柴板车、拖拉机运柴和周围农民运粮征购都无法通过,这就必须设计要有能承受8-10 吨的钢筋混凝土桥梁壹座。

根据县委决定,由音西、宏路、阳下、海口、镜洋和县直机关各个单位来共同承担这个工程。并要求六个单位都相应成立指挥所。测量结束,分配任务,各指挥所领导到现场接受任务,再把任务分配到各个生产队以便组织人力施工。1975 年 12 月 18 日,各指挥所劳力分批上场。当时干部、农民积极性很高,开动脑筋,想方设法进行工具改革,把耕牛和犄耙都派上用场,并且改用三角耙来耙石,工地红旗招展,加上竞赛,现场宣传表扬好人好事,出工地快报宣传鼓舞劳动积极性,这样工效大大提高,工程进度很快。据不完全统计,六个指挥所有近 100 个大队和县直机关、企事业、学校、居民等 90 多个单位参加劳动,日出勤劳动力都在 7000至 8000 人,经过 40 天的紧张劳动,投工近三十三万工天,技资六万元,就完成土、石方 40 万方,初步构成新溪床约 8000 多米,这样围溪改溪造田初步形成规模。从这条原来经黄塘前的低渠的渡桥脚,通过直流往西门桥头。

这时,我们发现渡槽的石砌的槽垱基础有二个槽基础被水冲掉有 40米,如果不及时加固山洪暴发就很容易倒塌,后果不堪设想。但在这关键时刻,来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福清县委书记、常委、正副县长及部份科、局领导都离开了工作岗位。原来设计的一座桥梁总造价是 3 万多元,虽然渡槽基础花钱不多,但购买水泥和技工工资等用钱显然不足。在这关键时刻,我这个工程的总指挥,一个共产党员,只能选择坚守阵地,面对现实,不能回避,也不能消极等待,否则将会损害人民利益,我将是人民的罪人。我想来想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去奔跑,去争取。当时县财政局局长也不在,我只好找当时财政局的主办干事陈泽泰同志,我对陈泽泰同志诉说了这座桥梁和渡槽基础损坏情况,陈泽泰同志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但批准权在县委书记和县长,且他也只能批 9900 元。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不自量力地向泽泰同志提出:“这笔钱我批行不行?”泽泰同志笑着说:“您敢批吗?”我也顾不了许多地说:“我敢批,今后组织上对我如何批评、如何处理我都认了”。此时陈泽泰说:“好,您敢批,我就敢拨款”。他还说:“您回去,以可洛溪指挥部名义打一张报告,盖上大印拿来,三天以内我把款拨到交通局户头去。”我真是感谢泽泰同志的支持,也应该讲对可洛溪周围的人民的支持,泽泰同志在我签字的报告上批了人民币 3 万元。他不是不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也是冒风险的。他同样是考虑人民利益,这个事已过近 30 年了,我还是记忆犹新。春天快到,春雨将临,抢修渡槽基础加固工作刻不容缓。交通局陈宣干副局长带施工队进场,经过二个星期紧张施工,二个基垱就完成加固工作。经过短短40 天时间,这条弯弯曲曲的溪流已改造成顺溪,两边溪床加高,可以说水害是基本排除,当然改田还待进一步投工投资加土造田,我们把溪床两边的鹅卵石地都分配给这条溪周围的马山、音西等大队,这条溪经过改造,变水害为水利。像乌垱水库,围仔底水库,闽侯的章兰、白水的大小集雨都流向这条溪,也为福清水厂提供一些无偿的水源。县农场也迁到山前村前的那块土地,经过加土改造,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各种水果等。可洛溪改造到现在快要三十个春秋了,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到现场看过,后来的二期三期再投工,再投资,既增加土地面积,又能彻底除害为利。

2004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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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8 1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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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教育工会成立 55 周年历程

林长贤


今年是福清市(县)教育工会成立 55 周年。现将本人亲历和采访、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记述如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旧社会被人鄙视的“教书匠”而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建国后第二年即 1950 年 8 月在首都北京开始成立全国教育工会,首任会长是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兼任。接着是年 9 月我省也开始组织福建省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我和闽侯专署文教科科长吴康民代表闽侯专区前往福州参加筹建工作。在会上与会代表互推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同志兼会长,省文教厅副厅长廖华同志为副会长,我被选为常务委员。是年 9 月底闽侯专区教育工会成立,吴康民同志兼任会长,本人兼任工会教学组组长。10 月,闽侯专署在螺洲召开辖区八县(闽侯、福清、长乐、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教育会议,与会人员有各县文教科科长和中学校长。在会上专署要求各县文教科负责同志回去后应立即筹组县教育工会,于是当时担任我县文教科长的张超然同志回来后即着手筹建,是年 12 月福清县教育工会正式成立。

工会成立迄今,前后共八届。第一届(1950.12 至 1952.8)主席张超然,副主席倪朝铭、施修藩。第二届(1952.9~1956)主席林智彪、副主席钟群。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县以上教育工会曾一度撤销。一直到 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中共福清县委研究决定从 1962 年开始恢复县教育工会组织。所以第三届是从 1962 年 2 月至 1966 年 6 月,主席林长贤,副主席林本澜、傅姿端(女)、何黎先。

一至三届工会主要工作有:1、发展会员;2、开展教工文体活动;3、关心会员生活福利,对生活困难的会员给予补助;4、组织个别教工暑期疗养;5、评选先进工作者活动;6、组织教工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展助人为乐活动;7、组织教工走访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对教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8、组织教工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等等。

十年文革期间,县教育工会活动陷于瘫痪。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经上级批准,于 1981 年 10 月重新恢复工会组织。中共福清县委任命翁武官、倪立朱为县教育工会临时负责人。

1983 年 4 月,经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翁武官为第四届工会主席,倪立朱、项国茂为副主席。1988 年 4 月至 1993 年 4 月是第五届,主席倪立朱,副主席项国茂、俞兆华。

这两届教育工会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恢复和健全各校教育工会组织并发展新会员;2、整理和健全会员档案;3、试建与发展各基层教代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增强教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4、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活动,为人师表,庆教龄和为四化立新功活动;5、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宣传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6、举办学术讲座,举行振兴中华读书演讲比赛,教师板书比赛活动;7、举办教工文体活动;8、暑期组织部分教工前往京、沪、杭、桂林或本省福州、厦门、武夷山等地休养或参观游览;9、宣传先进教师模范事迹;10、验收“教工之家”并创办出版《福清教工》月刊等等。

1990 年 12 月福清撤县改市,县教育工会亦改称市教育工会。是年全市大、中专、中小学基层工会共有 83 个(其中设有女工委员会 20 余个),会员达 7000 余人。

1993 年 4 月至 1998 年 4 月是第六届,主席黄题章,副主席俞兆华、倪秉任。

本届主要工作有:1、以师德教育为主线,力抓教师队伍建设;2、宣传《教师法》,关心青年教师培养;3、以共建教工之家为龙头,带动全面工作;4、以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办实事,送温暖;5、以《福清教工》为阵地,加强信息交流;6、量入为出,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

第七届(1998.4~2003.4),主席林志昌,副主席倪秉任、林孝金、翁绳凤。

本届工会主要工作有:、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使德育教育工作落到实处。2、加强学校民主制度建设,促进学校管理规范化,依法治校,坚持和继续完善教代会制度,使学校校务公开工作步入正常轨道。3、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增强基层工会活动。4、关心女教职工生活,充分发挥女教职工作用;5、加强私立学校工会的创建和完善工作。由于工作比较出色,本届工会委员会还荣获“福建省先进教育工会”称号。

第八届(2003.4~现在),主席陈躬亮,副主席林志昌,俞凤玲(女)。

本届工会两年来工作主要围绕如下五个方面:

1、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和全总“十四大”精神,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

2、以教代会为载体,继续抓校务公开和民主评议干部工作。

3、提高共建“教工之家”质量,增强工会组织活力。

4、积极开展各项活动,继续搞好送温暖工作。

5、继续办好《福清教工》,使之成为我市教育工会的一个窗口。

截至 2005 年上半年,全市基层工会共 110 个(其中私立学校 11 个,基层女工委员会 110 个),会员达 13800 人。

2005.6 于融城求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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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9 09: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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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施传道事略

薛守维


施传道(1920-1995)医生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然而龙田地区的民众并没有忘记他,人们依然怀着深情颂扬他的高尚医德,尊崇他的精湛医术;海外的侨胞也没有忘记他,依然常常缅怀他 30 年如一日,热心为归侨、侨眷和侨胞服务的崇高奉献精神。
施传道先生生前是龙田医院(现为福清市第二医院)内科主任,省科协自然科学学会会员。他从 1950 年入院参加工作,直至 1995 年去世,40多年来始终在这家医院安身立足。他以自己博大胸怀和高超医术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因而成为龙高半岛妇孺皆和的名医,又由于他多年兼任龙田侨联主席之职,因而在侨界素孚众望,威信甚高。
施先生祖籍福清市龙田镇下一村,他父亲早年漂洋过海,侨居马来西亚,家道殷实。1920 年施先生出生在马来西亚,少年时代接受英国式教育。他聪颖过人,学业精进,1940 年即获剑桥大学高级试验员资格,翌年赴香港读医。后因日寇侵华,战事渐紧,遂转学中山大学,1943 年又转到国立中正医学院。他精通英文、马来文,对日文、印度语也颇有修养,因而在校时曾兼任教务主任的英文秘书、班级的英文顾问。青年时期的施传道温文尔雅、潇洒倜傥,而且善于辞令,出语幽默。医学院的同学说,他的话往往令满座为之倾倒。他为人随和,与任何人都谈得来,因而被校友推举为福建同乡会主席。1948 年施先生从中正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省协和医院,一年后他毅然回到龙田“和新田医院”(龙田医院前身)工作,他决心把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奉献给缺医少药的家乡父老。此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施先生从心底里油然产生了一股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激情,促使他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医疗工作中去。他实在太忙了,他放不下家乡的病人,本来他可以到马来西亚继承父业,至少也要抽空前往探亲,但他眷恋故乡的水土胜过眷恋自己的亲人,在此后 45 个春秋,日日夜夜、义无反顾地奋斗在这块祖籍地上,直至终生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
施先生的夫人戴努力女士,是他在协和医院时的同事,虽年逾古稀,但身体健康,尚能跳舞。她祖籍福州,夫妇俩相敬如宾,育有两男三女。戴女士退休前也一直在龙田医院从事化验工作,为了丈夫的志向,她离开省城来到沿海乡镇,平时除了本职工作外,她尽心尽责相夫育儿,堪称贤内助。
施传道一生笃信基督教,为人仁慈敦厚,襟怀坦荡,平时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颇有儒者气度。他专修内科,在长期的从医生涯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了多篇有份量的医学论文。他看病时从不敢懈怠,而是细致入微,精益求精;他对待病人和蔼可亲,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农民,他更是设身处地,尽力为他们解除沉疴之苦,减少药费负担。他的家就在紧邻医院的下一村,每当遇到危急病人需要他时,不管是节假日或是夜深天黑,他都义不容辞地参与抢救。多少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起“施主任”,都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感叹:“真是个好人啦。”
施先生不但兢兢业业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而且热心参与侨务工作,为归侨、侨眷、侨胞以及家乡建设倾力奉献,谱写春秋。
由于施先生诚心为社会民众服务的不凡经历,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许许多多的荣誉。从 1956 年始,除了各级卫生系统评选的先进工作者外,他先后当选过龙田镇第二届、第八届人大代表,福清县第二届、第九届人大代表,福州市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表,福建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福州市第六届、第八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第二次、第三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代表。1960 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参加五一节在北京举行的庆典活动,期间还接受了何香凝亲笔题字的画作。1990年、1991 年福州市侨联和全国侨联先后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他三十多年不辞辛苦,为归侨、侨眷和侨胞服务的崇高奉献精神。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各种荣誉,施传道先生一直铭记在心,感激不尽,并把它化作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股不倦的工作动力。他生前曾饱含深情地用毛笔写下了“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几个字,并在边款上庄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1995 年 12 月,施传道走完了他 75 个春秋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尚不忘叮嘱子女要好好奉献社会。
(本文由施家英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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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9 09: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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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有政声 才情耀华章
一一清代浙江巡抚,诗人、收藏家李馥身世及事迹考略

林秋明

李馥是福清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不但是朝廷高官,还是著名的诗人、收藏家。由于他长期在外省为官从政,故我市有关史志对他几无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也鲜为人知。笔者近期多次到福州以及我市的三山、上迳等地采访,收获颇多。现综合采访资料,就李馥生平一些情况介绍如次。

一、作为朝廷命宫的李馥

李馥(1662 一一 1749 年),字汝嘉,号鹿山,又号信天居士。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及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家考略》等书都把他误成泉州人。其实,李馥是福清人,出生地是三山镇西里村。李馥在《<忠里李氏家谱>序》一文中就说:“……吾家玉融……”去年,随着李馥的坟墓和墓志铭等实物在西里村的陆续发现,关于他的籍贯和生平事迹也渐渐撩开了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墓志铭,对研究李馥生平事迹提供重要依据,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据查证,现在已知最早记载李馥生平事迹的典籍是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纂修的《福州府志》。该志卷 57《人物传》记载:“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举人。任工部员外,转刑部郎中。以治九门提督陶和器狱有声,出守重庆郡。经流寇乱后,田赋无考。馥履亩清丈,侵占弊息。迁河东运使,调苏松常镇道、晋江苏按察。制府擒治奸民,株连百余人。馥察其冤滥者,尽白释之。转安徽布政,巡抚浙江。时亢旱,请截漕二十万,民不知饥。又,漕米例用白粮。馥疏请兼用红白,民便之。以失纠属员去任。馥家素封,义所得为,必勇为之。在官以廉慎称。家遂中落,归田二十年。借屋以栖,怡然自乐。与士大夫文酒还往,年八十余,重宴鹿鸣。又数年卒。”

清乾隆年间饶安鼎、邵应龙修,林昂、李修卿纂的《福清县志•选举志》仅在 312 页上载:“李馥字汝嘉。历任浙江巡抚,乾隆甲子重宴鹿鸣”字样,其他一概不详。据记载,李馥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邱坦榜的举人。

清道光九年(1829 年)陈寿祺等纂修的《重纂福建通志》、道光年间郭柏苍撰写的《竹间十日话》和《乌石山志•翠岩废寺记》、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浙江通志》以及民国《福建通志》等地方文献,均简要记载李馥的生平史料。但以上各书所载,基本上都是沿用了《福州府志》的说法。《重纂福建通志》卷 226 载:“……(李馥)与福州知府顾焯倡平远诗社,文酒往还,怡然自乐。好藏书,多善本。重宴鹿鸣,年八十四卒。”《乌石山志》卷 3《寺观•翠岩废寺记》曰:“……康熙四十二、三年间,福州郡守顾焯与侯官诸生林衡倡立诗坛,招都督李涵…… 李馥等 40 余人,结社于九仙山(即福州于山)平远台,即所谓平远社也。乾隆甲子,鹿山年八十四,重宴鹿鸣。其居宅为敬业堂,在福州黄巷,与里社南北相向。”《重修安徽通志》卷 125《职官》云:“李馥……康熙五十九年,安徽布政使。”《浙江通志》卷 121《职官》称:“李馥……(康熙)六十一年以安徽布政使升任。”

清道光九年(1829 年)陈寿祺等纂修的《重纂福建通志》、道光年间郭柏苍撰写的《竹间十日话》和《乌石山志•翠岩废寺记》、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浙江通志》以及民国《福建通志》等地方文献,均简要记载李馥的生平史料。但以上各书所载,基本上都是沿用了《福州府志》的说法。《重纂福建通志》卷 226 载:“……(李馥)与福州知府顾焯倡平远诗社,文酒往还,怡然自乐。好藏书,多善本。重宴鹿鸣,年八十四卒。”《乌石山志》卷 3《寺观•翠岩废寺记》曰:“……康熙四十二、三年间,福州郡守顾焯与侯官诸生林衡倡立诗坛,招都督李涵…… 李馥等 40 余人,结社于九仙山(即福州于山)平远台,即所谓平远社也。乾隆甲子,鹿山年八十四,重宴鹿鸣。其居宅为敬业堂,在福州黄巷,与里社南北相向。”《重修安徽通志》卷 125《职官》云:“李馥……康熙五十九年,安徽布政使。”《浙江通志》卷 121《职官》称:“李馥……(康熙)六十一年以安徽布政使升任。”

李馥一生命运多舛。其父早亡,由母亲抚养成人。据三山镇西里村李家后裔李积仁介绍,在该村曾传说:李馥小时候因为家道贫寒,流浪后被一个好心人收养成人。李积仁说,民间不少戏剧都沿用此类传说。

李馥在康熙二十三年中举人,年龄为 23 岁。康熙二十五年,李馥成婚。康熙四十二年,他与福州知府顾焯等人在九仙山平远台共创“平远诗社”。康熙四十四年,李馥遵母命北上。次年,在京会试,不第。他在《(丙戌)榜发后口占》一诗中叹道:“可怜盼断闺中眼,正是长安落第时。”

李馥后经人推荐,在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康熙四十八年,转刑部郎中。次年,出知重庆。李馥在《宿椑木镇》一文中说:“时予初莅任,上省谒见大吏。椑木镇主人曹春沉冤三年,予察而白之,因以香火祀于堂中。”从此文以及《福州府志》卷 57《人物传》上的记载可见,李馥是一个十分有正义感的官员。康熙四十九年,李馥的一个儿子不幸去世,这给他一个沉重打击。康熙五十二年,李馥又闻噩耗,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不幸病逝于福州。接到凶讯后,他悲痛欲绝,长歌当哭。不久,李馥应召赴陕西、河北。康熙五十五年,迁河东运使。是年逢亢旱,“民无以食”。他勤政恤民,上疏请以漕米 20 万石救济饥民。康熙五十六年,李馥曾作《喜雨》一诗提及此事:“去年旱乾叶枯槁,触目嗷嗷衷残黎。漕留廿万亿兆活,九重宵旰忧民饥。”

李馥在江苏曾任苏松常镇道、江苏按察使。但任期不满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奉旨入都。康熙五十九年,任安徽布政使。他依然体恤民情,忧民所忧。曾发出“田荒民力殚,征敛使人愁”之叹。康熙六十一年,李馥升任浙江巡抚。方上任,洪灾泛滥。他尽心尽责,抗洪救灾。有《(癸卯)奉命相视海塘》和《(癸卯)奉命勘海门》等诗作记其事。

李馥为人谦和淳厚,勤政廉明,不论在安徽布政使任上,还是在浙江巡抚任上,“所至有贤声”。其刑部同事曾作诗赞曰:“闽海有李子,同事称快友。文才老於菟,声价等琼玖。”康熙五十七年夏,他由江苏奉旨入都,途经山东羊流时,母亲不幸病逝。李馥是个孝子,从小由母亲抚养成人,一生都想忠孝两全。他进京会试,为官燕蜀,一遵母命,且时时牢记其母勤政报国与尽孝的教训。

雍正二年(1724 年),李馥于下属犯案,致以失察罪受连累,被谤罢官,削职人狱。其时,著名诗评家沈德潜曾作《送李鹿山大中丞归里序》相送。入狱期间,李馥遭受了各种凌辱,身心惨痛,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甚至希望儿子不要为官而重蹈他的覆辙。

雍正十三年,李馥丧一子。李馥出狱后,一直蜗居苏、杭,十余年无脸回乡。乾隆九年(1744 年),李馥值其乡试中试六十年后,再遇该科乡试,经奏准重赴鹿鸣筵宴。

由于李馥毕生清廉,一生所有积蓄都用来收藏,故晚年穷困潦倒,只好在福州黄巷“赁屋而居”,终日读书消愁,苦度残生。平时除了参加“平远诗社”外,暇曰“邀游于九仙、乌石、南江、西峡”,表现了荣辱不惊的旷达襟怀。乾隆十四年(1749 年),李馥逝世,享年 87 岁。

根据《乌石山志》卷 3《寺观•翠岩废寺记》一文,李馥的住处“……在福州黄巷,与里社南北相向”这一重要线索,记者多次到黄巷寻找其住处,终于在去年 12 月 18 日在黄巷 65 号(即福州市歌舞剧院西边隔壁)找到一座坐南朝北的两进“三间排”院落。这里就是李馥晚年的寓所,可惜早已破败不堪。据住户之一的杨先生回忆,他小时候曾看见横梁上曾有两块牌匾,其中一块写有“明珠高斗”四个大字,另外一块文字已忘记。两块牌匾均于文革期间被破坏。另一个住户告诉记者,他的前辈曾告诉他,当时,院落旁边还有一个精致的花园。

另外,据李积仁介绍,在我市上迳镇前宅村,有一个围垦的内海叫“李馥海”。经笔者走访,该村并无“李馥海”,而有一个“里海”。“里”“李”同音,“里海”是否就是“李馥海”(或“李海”),尚有待考证。李积仁称,“李馥海”为当年李馥发动群众围筑的。至今还流传一个故事,说是李馥发动群众围垦时,每天都挑着一箩筐铜板用于发饷,只要看到围垦的民工手脚沾满海泥,就发给铜板。有的民工投机取巧,偷偷将海泥沾满手脚,然后向李馥索取铜板,李馥被蒙骗后,照样发给铜板,于是有人便给李馥编了一个歇后语:“李馥围海一一误人一世终身。”

二、作为收藏家的李馥

李馥是清代福建一大藏书家。他酷爱藏书,为官 30 年,别无积蓄,惟以嗜书出名,每到一处任职,总以搜集善本珍籍为一大乐事。特别在他任浙江巡抚期间,“一时善本,齐入曹仓(指李馥)”。李馥被罢官后,归囊亦惟书而已。后来他家境窘迫,福州“赁屋以居”时,仍尽力搜集图书。

李馥任浙江巡抚时,藏书极富。每册均钤印:“曾在李鹿山处”。原福建师大福清分校文史工作者刘福铸撰文说:“李馥藏书,不想永世占有,这与当时许多藏书家喜用‘子孙永宝’之类藏书印的风气大异其趣,由此亦可见其豁达心胸。”然而,据一位收藏家说:“解放初,我住杭州鼓楼湾,偶至鼓楼图书馆借书,一书上竟有(李馥的)藏书印:‘从杭州鼓楼图书馆偷来’。令人咋舌!”

现存的《居业堂诗稿》清稿本中,钤有李馥的许多藏书印章。这些印章对考订该书的流传轨迹,以及李馥收藏的历程颇具参考意义。康熙甲申年卷端有“鹿山李馥”“信天居士”两印章。雍正戊申年卷端有“居业堂”一印。而康熙乙酉年卷端所钤的“过眼云烟”、戊子年卷端的“不贪珍宝”、庚寅年卷端的“生事不自谋”、卷末的“舍书百不欲”、丙申年卷端的“书魔惑”、雍正癸卯年卷端的“官贫心甚安”、丙午年卷末的“见客惟求转借书”等印记,体现了李馥毕生藏书的心迹,并与其性情、趋向相印证。而康熙庚子年卷端钤有“福清李二使”一印。

李馥藏书的经历和情怀,在《(丙申)答陈次庐吴少文》一诗可窥一斑:“书还藏得三千卷,田不须谋二顷良。”。从此诗可得知当时他的所藏已颇具规模,且视藏书重于田产。

古人常称嗜书入迷者为“书淫”,李馥也自称“性无他癖只书淫”。他被罢官之后,更是“事少长闲坐,舟轻只载书”。后因生计所迫,无可奈何,只好“典鬻到琴书,颓败忝尔祖”。其藏书开始逐步散出。到了雍正六年(1729 年),已是“插架图书都向尽”的境况了,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随身常读的书籍。尽管如此,他还是视书如命。他在《(辛亥)自嘲》一诗中说:“草满窗中总不除,囊空抵死欲营书。斯文结习难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鱼。”他七十岁之时,依然“琴书四壁静相依”。

李馥藏书是为了读书。他早年在京做官,就自称:“平生百不能,诗书志所向”。长期以来,他在勤政之余,一直孜孜为学。即使在罢官之后,寄居东吴,贫病交加,依然“久病疑方药,衰年喜读书”、“白首穷弥坚,青灯老终天”、“阅世冷看三尺剑,斋心静对一床书”。这种痴迷读书的心境真令人感佩。

李馥藏书除了自学之外,尚“留书为教子”。他虽然不愿意儿子再走他学而为仕的道路,他曾告诫并督促儿子们要是不读书,只能“衣冠而木偶”。

李馥身后家道中落,图书亦多散逸。但部分明刻原藏珍本,最终为政府所收购,今保存于福建省图书馆,但也有一部分散失民间。据李家后裔称,前些年,在李馥坟墓被盗时,曾有其藏书被人以高价买走。

三、作为诗人的李馥

“作诗言志,歌咏抒怀”是中国大多数诗人的情怀。李馥也不例外。因李馥的藏书处号为“居业堂”,其著作就命名为《居业堂诗稿》。现存的《居业堂诗稿》是其现存惟见的一部作品集,收录他 30 年间的诗作,凡1400 余首。纪事、纪游、感怀、咏物、赠答乃至应酬之作皆有,内容十分丰富,比较全面、真实反映了作者从政期间及罢黜之后的思想情趣、悲欢离合及各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另据记载,李馥还著有《李鹿山集》,惜已散佚不存。

李馥学识渊博,其诗作用典丰富、善于联想。《(戊子)寄诸儿》诗:“忆昔离别日,侍立环诸儿。闻我当远去,牵衣意如痴。送我洪江侧,跪进红玻璃。长年催解缆,无语泪暗垂。远望江上棹,反步归迟迟…… ”表现了自己的离愁与孤寂。《(壬辰)祷雨》诗:“渝城经月旱,万姓已嗷嗷。获罪惟予辈,降殃及尔曹。”表现了他关心民众疾苦的精神。

他的悼妻诗《(癸已)哭内》:“念尔归予日,屈指三十年。愉婉谨妇职,姑嫜无间然。……如何便永诀,长使恨绵绵……”以及《(辛丑)感怀》:“不谓同衾侣,翻悲坐卧违。羁愁宵入梦,綦缟是耶非。纵使形相隔,誓将穴共归。吾生衰白早,制泪向孤帏。”表达了他誓与亡妻生同床、死共穴的夙愿。诗意缠绵,震耳发聩。他追悼母亲的三首诗作:(一)“独抱终天恨,千秋一罪人。尽心酬圣主,泣血痛慈亲。”(二)“已负邱山罪,空教血泪垂。奄奄惟一息,忍使独生为。”(三)“衰病骨如析,瞻依恨莫伸。穹苍若不问,胡不陨儿身。”字里行间,凝结的是一汪血和泪。

他的《(辛亥)自嘲》诗:“草满窗中总不除,囊空抵死欲营书。斯文结习难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鱼。”表现了视书如命的情怀。他的《晤武进宜令、宜兴魏令、江阴叶令、靖江郑令出此示之》诗:“为政无多术,召杜彼何人。”既反映了勤政报国之志,也表现了清廉爱民之举。他的《(丁酉)有感》诗:“栖止何妨篷船窄,奔驰徒羡布衣尊。枕流漱石何年遂,闲看溪云半吐吞。”表现了向往悠闲布衣的情操。

李馥晚景凄楚,诗作也格外怆恻。他出狱后所吟:“憔悴羁吴地,年来更可嗟”、“老羸伤伏枕,鹤骨瘦支离”、“病中需骨肉,待尔诉相思”、“有身诚大患,何以了余生”、“债迫囊如洗,天寒裘暂留”、“圣世多方护散才,孤臣白首实堪哀”等句,令人触目涕泪。

另外,“久病疑方药,衰年喜读书”、“白首穷弥坚,青灯老终矢”、“阅世冷看三尺剑,斋心静对一床书”、“微躯已许国,矢志敢营私”、“穷通随气数,政事慎敷施”、“宦途缠缚同蚕茧”、“”衰迟悔忆从前错,汝辈应须鉴乃翁”、“廿载飘零类断蓬,无边心事更谁同?”、“思乡怅望独踌躇,不尽愁怀一纸书”、“诗句偏从枕上得,乡心先向梦中归”、“故园春日好,为客暮堪哀”、“悔不为农乡井畔,长供甘旨侍庭阁”等等,都堪称名句。

李馥“兼善绘事”,罕为人知。清侯官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五记载,李馥曾作有《读书秋树根图》,当时有很多诗人题咏。山西诗人顾侠君曾作长古一篇,历叙李馥的宦游业绩,称赞他“卓荤高名世尤少”,对其品节等方面都给予很高评价。康熙五十年(1711 年),李馥在重庆为官时,就自画《漱石枕流图》,并题诗曰:“四十年来鬓有华,枕流漱石是生涯。松问啸傲甘肥遁,渴饮饥餐看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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