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四辑

闽变时期福清自治区的划分及其它

何崇奇

《福清文史资料》第三辑刊登的《十九路军事变及其在福清的活动》一文中说，当时全县划为东张、渔溪、海口、龙田、高山、江阴、城关七个区，除城关区区长吴启炘外，其他各区区长都是省自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

又说县长吴仁光是福州人。这与史实略有出入。

据我所知，福清早于1932年4月就已设立城关、十乡、龙田、海口、东张、渔溪、高山、江阴八个区。区公所的编制是 ：区长之下，设有助理员二人，书记、区丁各一人。经费每月一百元。

在“福建事变”前夕，除第一区（城关）区长林仁琚，第二区（十乡）区长王运明，第五区（东张）区长洪剑钊三人外，其它五个区的区长，皆由自治训练所第一期毕业学员充任。

在“福建事变”时期，新任县长吴仁光，因我刚由“自训所”第二期毕业回来，又系第二区人，即委任我为第二区区长。其余各区的区长照旧，未予更动。当时县自治指导员林玉铭（镜航），还与全体区长一起合影留念。

吴氏年近四十，籍贯广东，曾留学日本。他头戴军帽，身穿灰色棉大衣，脚穿赤褐色旧皮靴，鼻梁上架着三、四百度的黑边近视眼镜。不抽烟、不喝酒。在戎马倥偬，前线炮火连天之际，他既要总揽县政，又要主持征集民伕支前，跋来播往，日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遗憾的是，当时王明把持的党中央，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更坏，更有欺骗性，不肯采纳彭德怀军团长的“趁蒋介石没派兵之前，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宁、沪、杭，掩护事变”的正确建议，断然拒绝支援十九路军 ；蒋介石却看准这个机会，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头进攻十九路军①。十九路军只有五个师（其中一个师人数不足），在众寡悬殊的况下，又不断遭到蒋机的轰炸，因此不得不节节败退。

当反蒋失败的十九路军，沿着福厦公路向南退却时，吴氏即随军离融，我也跟着去职。

附注 ：①见《瞭望》第33期或《每周文摘》1984年第35期。

从粮房到田赋处

刘仁桐

清朝征粮是以钱、两为计算单位。粮分九等，上等一亩田完粮二钱八分，下等完粮六分。清时福清粮册记载，全县粮额计有五万余两，至民国三年（1914年）修正后，改定为三万三千两，每两纳钱二元七角五分。以后逐年增加，连省税、地方税、附加税在内，每两钱粮要缴纳六元八角八分。

负责征收钱粮的各隅粮书是每年旧历正月尾，以投标方式确定，由县加委的。全县分为东隅、西隅、南上隅、南下隅、北一隅、北二隅等六隅。隅管几个里。如，西隅管有方兴里（镜洋公社一带）、清源里（东张公社一带）、善福里（宏路公社一带）、江阴里（江阴公社所辖）、修仁里（音西大队和阳下公社大部分地区）；东隅管永东里、浔洋里、新安里、永宾里、方成里等地方 ；南上隅管化南、化北、平南、平北等里……。里再分为图、甲。如，清源里七图八甲是东张街倪姓，八图三甲是黄姓 ；善福里二图六甲是宏路南宅村唐姓等。缴纳钱粮时，不是用现有业主的姓名，而是用几代以前原有业主的姓名。

经投标后每隅委派一个粮书（计六个），每个粮书自行雇用粮丁十余人、正付柜头二、三人。粮丁负责催缴钱粮，柜头负责制单收款。粮票（收据）是直式的，由省统一印制，分定额的与供临时填写的两种。定额的有一两庄、三两庄、一钱庄、三钱庄、五钱庄五种。临时填写的是供填写尾数钱、分、厘的票据，单位上面都是留空的。因每一个缴粮户都有几亩田、园和不同的等则。如某人有上等田一亩，应完粮二钱八分，加上有二等田一亩五分应完粮三钱八分，再加上下等园五分，应完粮三分，计共应缴粮六钱九分 ；如每两按三元计算，就要纳现金二元零七分。修正后改定的全县粮额有三万三千两，但每年实际只能征收二万二三千两。东西两隅是大隅，每隅也只能收三千余两，其他小隅则只能收二千余两。

粮书形式上是投标确定的，但由于粮册上粮户的住址都是用古老的里、图、甲，粮户的姓名都是用祖宗的姓名。没有掌握这些情况的人是无从催收的。所以一般人都不敢问津，只好让那些世代包粮的粮书继续去承包。这些·36·旧粮书家中不但存有粮册副本，而且还详列有纳粮户的现名和住址。因而粮书都带有世袭的性质，投标只不过是形式罢了。至于标额，那也是形式，达不到时谁也赔不起，但粮书的收入是靠提取稽征税（即管理费）的，即每收一两钱粮，粮书可荻得稽征税二角二分钱。因此，他们自然会积极争取多收。

同时，一般人都有祖祖代代传下的“上莫欠钱粮，下莫欠私债”的观念。特别是钱粮积欠多了，若碰到清缴时就会家破人亡。（民国时代，在改征实物前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清缴。）所以一般年成拖欠总是少数的。

大隅粮书每年可得稽征税七八百元，除粮丁和书办的伙食费用和工资外，只能实得一二百元，但他们的主要收入并非此项。主要是向无法缴纳当年粮额和历年积欠的户收取滞纳费（实质上就是向欠户索取贿赂）。此种滞纳费由家房族长代向各欠户收取后转缴给粮书。有的二三十元，有的五六十元，视欠额多寡而定。家房族长在代收时也可以中捞一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往往藉势拖欠钱粮，粮书对这种人也惧怕三分，但这些土豪劣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送些礼物给粮书。当然粮书也很需要土劣帮他榨取钱财。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粮书勒索所得要拨出相当一部分作为家房族长土豪劣绅往来食宿的应酬费，花钱最多要算是鸦片烟应酬。因为，一两鸦片价值七八元 ( 约等于二百斤谷子）。多时一天要花一二两鸦片，故每隅粮书每年实际也只能剩下一千余元。

粮丁除伙食是吃粮书的外，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元。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下乡催粮时向粮户索取草鞋礼（出差费）。每人每月约能收入十余元，书办的工资也不多，每月也只有七、八元，他们主要是靠钱尾收入。什么叫钱尾？当时一角钱能换三十个铜元，即一分钱可换三个铜元。如纳粮户应缴金额为一元二角三分，就要拿出一元三角钱交进去，然后再由书办找给他七个铜元，也就是说，书办找钱是以一个铜元顶一分，这样书办就可获得十四个铜元的钱尾收入。这种额外勒索，每月可得二三十元。以上所述是旧粮房的情况。

一九四一年开始训练土地丈量员，分派到各保去丈量土地。每丘土地的业主都要在田头插上写明这块田地坐落、土名、业主姓名、住址和原定面积的标竿。丈量员先测绘成片土地的平面图，后再逐丘测量，定出实有亩数和评定等级。经过六、七个月的丈量和复查，才告一段落，接着进行按户汇总造册。在丈量时，普遍出现丈量员贪污受贿的现象。丈量员得到好处后，任意上下其手，把好田定为坏田，把本丘的面积画小，其少画的面积则被画到·37·邻丘上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同是一亩地，有的只丈为七、八分，有的却被丈成一亩三、四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复丈复查工作没完没了。而大多数丈量员却都从中得到好处。

等分九种，是金额定型的计算方式，即上上田定额四角八分，上中田定为四角四分，上下田为四角，中上田为三角六分，下下田为一角四分。

粮册按保编写。如方兴公所琯口保 x 甲业主（缴粮户）xxx 有上上田一亩应计赋额四角八分钱，又有中上田五分应计一角八分钱，还有下下园一亩应计赋一角四分钱，这户共计有田园二亩五分，纳赋额合计为八角 ；按每一元赋折纳谷子108.04斤计算，应缴纳谷子八十六斤七小两。

赋额既是按户汇计，在每年田园发生买卖变化时，就要办理拨入拨出手续，重新计算各该户赋额。因此，每年三、四月至七、八月都要雇用几十个临时员从事重新汇计各户赋额和抄写粮票工作。受雇的临时员是计件付酬的，需精通珠算才能算得快、算得准，同时字也要写得快才可得较多工资。速度快的人，依靠这五、六个月的临时工资，可供维持四、五口全年最低生活。

一九四一年成立“福清县田赋处”由叶央立（寿宁人）任处长。林启祥、吴绍兹、杨廷器任课长，吴钟祥、吴起、李志汉、叶央郊等任课员、办事员。全县设城乡、东张、渔溪、江阴、海口、龙田、高山、三山等八个经征处和八个征收处，每个经征处设主任一人，稽征员三人、粮丁五人，负责催收工作，上半年粮税用现金缴纳。每个征收处设主任一人，仓管员二人，仓丁一人负责收纳谷子。这一年因丈量工作尚未完成，粮税仍按旧制度进行征收。

一九四二年起正式按丈量后新造的粮册实行田赋征实，并把经征和征收两处并为田赋经收处。处设主任一人、稽征员六人、仓管员六人、仓丁三人。稽征员由稽征股管理，负责下乡催缴钱粮 ；仓管员属征收股管理，负责收纳谷子 ；仓丁协助仓管员工作。至此，粮房的旧制度宣告结束。后来，稽征员和仓管员各被缩減三人，开征时雇用八个临时员（由开征至结束约六个月）协助催粮和进出仓。临时员工资很薄，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向欠粮户勒索出差费、缓征费。每人每月可得二、三百斤谷子，同时他们催粮时照样是吃欠粮户的。

正式工作人员，如主任、稽征员和仓管员等，主要是用大秤锤和手拉秤索等手段对粮户进行诈取。缴粮户在家称出一百斤谷，挑到粮仓过秤时往往只剩下七、八十斤。缴么，每百斤要白白损失二、三十斤 ；不缴么，又受不了无休止的出差费和缓征费的勒索，最终还是不得不忍痛缴纳。一个征收处，每年向缴粮户诈得的谷子约有三、四百担，除拿出几十担向县田赋处行贿外（全县各经收处约向县田赋处行贿四、五百担谷子），余下的按职位高低分享。一般是主任分四成，仓管员分四成，稽征员分二成。高山、三山、龙田、江阴是地瓜区，粮税改收代金，即按市场谷价折合现金缴纳。由于市场早晚时价不同，仓管员就任意提高粮价进行贪污。

一九四四年起百物昂涨，谷价也随之飞跃。因此，部队的口粮改由地方供给，每人每天定量为一斤半糙米。县设立粮食科，由孙金福任科长，负责加工供应这项粮食。本来一百斤谷子能碾八十八斤糙米，但他们上报只碾七十八斤。于是，全县每年加工的三、四千担谷子，就有四、五百担落入县长、秘书和粮食科长的私囊。在黑暗的旧社会，无论是旧的粮房，还是新的田赋处、粮食科，都是一路货色。

解放前东张区股匪

洪剑钊

福清县东张区，（系1930年前所划分的八个行政区之一，当时管辖范围是现在的东张，一都，宏路，镜洋等四个公社，还有音西公社的一部分大队），远在六十多年前就有股匪存在。最初是琯口龟山人洪株，鸠集三四十人，盘踞神钟山，经常在相思岭一带，拦途截劫福清、莆田、仙游各县往来客商的金银货物。如私人汇兑局由榕运回的银元，（当时市面交易用的银元，多是由福州调拨的），商人运回的苏广布匹，一被筑遇，就遭洗劫。洪株抢劫的银元少数分给同伙，大部分拥为己有，集中伪装在棺材内，命匪徒扛上山埋藏。银一埋妥，埋银的人就被杀死埋掉。

其护兵兰兆棋 ( 一都东山少数民族 ) 触目惊心，感到若不先发制人，必有杀身之祸，因此在另一次埋银时，乘株不备，把他杀了，统率其众。兰后来也被同伙暗杀。这股匪徒遂分化为几个小股，骚扰东张，一都山区。在这同时 , 莆田著匪郭楼古部有匪众数百，也在这一带活动。因此东张就成为多股土匪出没的地方，故被称为匪区。在这地区活动的著名匪首有，黄吓大、倪炎声、倪采采、吴吓弟尾、黄春梅、黄春水 ( 琯口人 ) 及陈伟（大义人）等。春水、陈伟两股活动于神钟山及闽侯山区一带。其它六股在东张，一都山区，各踞山头，到处抢劫，綁票，甚至闯到县城掳人勒赎。如不满所欲，匪徒就割下肉票的耳朵或砍下肉票的手指寄给其家属，作为警告。官兵莫奈伊何。弄得全区人心惶惶，寝不安席。

各村村民为安全计，耗费大量金钱，购置枪枝子弹，建筑防匪炮台，并组织防匪武装，轮流放哨，防匪来犯。这种局面，延续十多年时间。股匪黄吓大，名育琛（东张里尾村人。其父武举出身，是东张镇有名绅士），原在东张街与倪炎声合伙开设炭牙。时有磨石村人黄尾昌夫妻二人亦在东张街做小生意，与炎声为邻。昌性野，不务正业，吸毒（吃鸦片烟）嗜赌，玩乐不顾家庭。昌荡尽家产后还想卖妻。由于昌不顾家，其妻迫于生活，遂与炎声通奸。妻怕被卖，乃逃匿城关西门街吴绍香家中（绍香与黄吓大是表兄弟，吓大受炎声之托，介绍此妇住进吴家）。

尾昌因妻室失踪，无家可归，一年多后，乃沦落为匪，到处抢劫。由于他作恶多端，结果被人暗杀于一都二十六湾。尾昌族亲以为是被炎声谋杀，聚众抄砸炎声炭牙店（俗称打人命），并声言要抓炎声偿命。磨石黄姓族大势大，炎声难与为敌，感到东张非其立足之地，乃决心上山落草。吓大连带受累，不得安生，最后也被迫上山，吓大上山后，人枪发展到一百多，成为福清最大股匪。当时莆匪郭楼古曾率数百人前来，企图洗劫东张街。吓大率众抵抗，大战于里坪、魁里一带，最后击退郭匪，保护了东张街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取得东张群众的好感与庇护。吓大爱做官，上山后，大量购置枪枝，发展匪众，充实力量。他曾三次受编。第一次由福建省海军陆战队收编，队伍驻扎在莆田县，因与上级摩擦，负气率队回归东张老巢。重新为匪。

第二次由混成旅收编，任营长。春梅亦随同收编任连长。队伍驻札本县玉塘村吴厝祠。春梅因匪性不改 , 作恶多端，与其连部付官唐高里一起被捕，枪决于西门茶亭前。此时吓大受累也被逮捕，押解福州保安处，关押不久释放。回东张后又重整旗鼓，三度为匪。1934年春季，福清县保安总队付陈幼桐会同东张区长洪剑钊往东张里尾村与大谈判，把大部编为县保安第三中队，由大任中队长。吴吓弟尾（名守师）亦随大收编任排长。大枪枝多，实力雄厚，除许多杂色步枪外，还拥有新的卜壳枪144枝，足够配备一个卜壳连，但大接受上级命令，同意把这批卜壳枪平均分配给三个中队使用。因此被升为保安大队长。抗日战争开始时，大有心报国，口称机会到了，欣然献款伍万元，供地方部队充实弹药，并献出全部枪枝支持抗曰，以表救亡志愿。福清第一次沦陷时、他曾任县抗曰游击总队付总队长。

抗战结束时，他病逝于东张。至于吴吓弟尾，抗日时期随任连长。他因有民愤，于解放时逃跑，后由永泰逮捕回县，枪决于东张一都。

福清人民抗倭斗争史料

郭有贵遗著

从元朝末年至明朝中期 , 日本九州一带封建诸侯纠集武士、商人和海盗，成群结伙，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人数从数百人到上万人不等。他们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沿海居民称他们为“倭寇”。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海防失制，武备废弛，加上奸民勾引倭匪，官兵豪势通倭赂倭，因此倭祸蔓延，造成空前浩劫。

福清地处沿海，是倭寇骚扰的主要地方之一。根据历史记载，福清遭受倭寇骚扰是从公元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开始，到公元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 ) 基本平定，前后时间连续二十年。其间倭寇曾数次从海口登陆，并一度占据牛田（今龙田）, 海坛 ( 今平潭县，明朝时属福清）作为窝屯的重要据点，并且与宁德横屿、莆田平海结成犄角，作为进攻省会福州及兴化府（今莆田市）的大本营。

当时倭寇足迹几乎遍布全县，人民受虐杀，财产被劫夺，不可胜记。侵略者的暴行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力量，抗击倭寇，但由于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未能彻底打垮敌人。至1562年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率戚家军入闽作战，在人民的协助下，给倭宼歼灭性打击，才基本平定了我县的倭患。福清人民曾在历史上写下英勇抗倭的光辉的一页，搜集了解抗倭斗争史料是非常必要的。现将历年倭寇侵扰福清和福清人民抗倭斗争情况分述于下 ：

公元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农历，以下同）中旬，倭寇在海口登陆，聚集人数多，晚上到莆田。明武将千户（千户，明卫所官名）白仁率部抵抗，因众寡不敌，其他官军不予支援，兵败被杀。（据《莆田新志》）我县倭患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海寇汪直和倭寇合伙，加剧骚扰东南沿海，劫掠我县和邻县。

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福州、泉州、兴化三府和福宁州所辖各县，都有倭警。当时本县受害情况，因记载不详，无从而知。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从莆田白湖侵犯涵江及我县上迳等处，并攻陷海口，焚劫百姓。十三日围攻镇东卫城（在海口镇东面约一里），明军下级军官戴洪、高怀德、张銮战死。这时泉州、长乐、福清都有义兵出动，参加作战。

在倭寇侵犯海口的时候，海口方民里（即现在龙江村一带）义士林廷兴见倭贼突至、百姓惊慌，就率领众人，扼守龙江桥（即海口桥）桥头，挡住敌寇来路，一连杀死数名敌兵，敌人丧胆后退，海口镇的一些老弱妇幼才能及时逃出虎口。

倭寇占据海口一个多月，陆续来援的明朝官兵有几千名，但都不敢出战 . 当时有个下级军官童乾震（泉州人）带兵三百人，驻扎在里美村，童乾震多次请求出战 , 均被上司阻挡。他激于义愤，带兵驰往救援林廷兴，协同作战。倭寇中有个号称“万人敌”，凶狠异常，童乾震砍断了他的手臂 , 还斩杀和活捉了数名敌兵，大挫贼锋 . 但是童乾震孤军久战，连放几次信号炮，其他官军竟不出兵救援，而敌军越聚越多，众寡悬殊，童乾震军力不支，边战边退，至覆釜山（在海口西北二里处，又名东岳山），童乾震让部下先撤，自己愿在此地死战，但部下无一人肯离开他，个个奋勇与倭寇展开肉搏战。童乾震一脚踏着一名敌寇正要刺杀，被敌寇回刀刺入腰部，壮烈牺牲，余部50多人，坚持战斗，大部战死，林廷兴亦同时殉难。全城百姓都为之下泪。

在海口，义士陈学书带领群众奋勇杀敌，曾追敌到东岳山，大败敌人。后被包围，陈学书等人英勇战死。

又有长乐援兵与倭贼正在龙江桥附近激战，适逢水兵发铳，倭贼乃趁浓烟障蔽，向援兵猛扑，援兵败散。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窜扰我县的倭寇分兵两路，一路窜向泉州，一路由海口窜至西乡，官兵紧追，杀死一名穿红衣的贼首。明下级官刘炘、王月勇在追截贼寇时，未及列成阵势，贼突然到来，刘炘手执铁耙杀贼三人，力尽无援，被贼杀死，手中兵器还紧握不放，王月勇同时牺牲。这路倭寇经长乐石尤岭过闽县领仁里窜向宁德县，在福宁州边境竹屿孤山，被我军歼灭殆尽。同年八月，倭宼几千人从我县海口进犯福州，省城四郊被焚，死的人无数。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福建沿海各县几乎没有一县不受到倭祸。倭宼水陆并进，居民奔逃。十月倭宼突至长乐洋崎，再从长乐来福清。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宼一千多人由长乐坑田登岸，经石尤岭进犯福清。五月十二日占据县城附近山头，发炮攻城，知县叶宗文首先逃走，北门被敌攻入，劫库劫狱，杀掠男女千余人，放火烧官舍民房，街巷一空。

举人陈见率领百姓迎敌，与训导邬中涵、监生林鼎等同时牺牲。两天后贼才退出城外。

另有倭寇三千多人从松下突入海口澳，围攻镇东城，两天后再增一千多人，并力合攻，镇东城几乎陷落。守城军官秦经国和几十名骑兵出城抗敌，并打开城门让难民入城，保全不少人民的性命。海口人谢介夫带领群众抗敌，协助官军保卫镇东城，斩贼很多，后来谢在另一次战斗中牺牲。

六月，逃难的百姓陆续回城，代理知县唐金组织民兵，聘请铳手，筑城开池，又任命义士夏叔慎主持城内防务，县城稍得安宁。

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这一年倭贼遍至山区海边，全县无一村落不受糟蹋。从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五曰，大洗劫达七次之多。

3月26日，倭寇由松下进犯县城东门，城中发铳打死两个贼人，贼才逃走。

3月28日，倭寇二百多人由长乐进犯县城北门，守城兵击铳，贼马伤人倒，又逃去。

4月17日，倭寇四百余人由松下再次进犯县城东门，被铳手击走。

4月24日，倭寇由长乐进犯海口，再转扰兴化。

4月26日，倭寇一千多人由兴化窜入我县，经延庆寺后，过天宝陂，屯宿溪前、马山各处。次日窜往长乐石湖。

5月5日，倭宼四千多人 , 从牛田到上洋，再由玉屏山经洋埔驻宿宏路，后再南窜。

7月，贼船停泊海坛岛，进犯高山的白鹤、瑟江、东瀚、后营等处。

8月18日，倭寇四百多人，从长乐进犯，宿溪头一夜，经上迳、前赤、井得、临江、化北直到后营，并占据江阴。江阴柯屿人陈言近与妻翁氏一同抗敌牺牲。

11月初，官军在参将王麟、把总朱光、佥事万民英带领下迎战，杀倭寇一千四百多人，并活捉通倭大汉奸严山虎。此时有残贼数十人由云中洋往磨石，沿途杀人放火，被当地民兵围歼。

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倭宼盘踞福清江阴。十一月曾进犯上迳。义士夏淑慎带领子侄与部下等前往江阴，在渡江决战中，他和侄子朋、男子国，义男伍二等都英勇战死。后来倭寇盘占海口，夏叔慎的哥哥夏叔谨准备为弟报仇，以传谕为名深入贼巢，准备伺机刺杀贼酋，不屈，亦被杀。地方百姓建义烈祠纪念他们。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4月26日，倭寇从长乐经石尤岭来，屯化北、新堂、牛田作久住打算。各地避难入城的人很多，无处栖身，所有寺院、佛堂、学宫的门檐下以及城门空地都住难民。他们在饥寒疾病交迫下，死亡很多。高山化下里官路村人王杰、王橙带领乡众抗敌，同时牺牲，王杰子王美也同时遇害。五月三十曰倭寇侵犯前薛，义士薛廷泗率众抵抗，战败牺牲，家人薛泥七同时被杀。里美义士俞伯安在乡训练丁壮，屡次打败进犯该村的敌人。后因上元节，乡人照例迎灯，倭寇突然拥入，屠杀极惨，伯安力战后牺牲。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大举侵犯福建，以横屿、牛田、兴化为大本营，互为声援，图谋侵犯省会，福建告急。在福建巡抚请求下，浙江总督派参将戚继光带兵六千入闽剿灭倭寇。戚继光定下先破横屿贼巢，再扫荡牛田倭寇的策略。戚继光对诸将说 ：“贼坚壁福清与我军相持不下，其他贼人据横屿绝岛（在福宁州）中，宁德虽然天天告急，暂且放下，只要急攻横屿，横屿一破，乘胜攻福清贼巢，为势甚易。”八月戚家军进攻横屿，连克要隘，捣破贼巢，克复了闽东倭寇大本营——横屿。

9月28日、29日两天，戚家军先后开到福清，人民夹道欢迎 . 戚继光放出风声 ：要休息整顿一段时间后再行动。用来麻痹敌寇。这时倭寇有几万人在福清，设营牛田，分屯杞店，上薛、西林、木岭、葛塘、闻读等处，势若长蛇，连接三十余里。28日当天，戚继光潜出石塘，单骑登大乌岭，瞭望贼寨形势，掌握贼情，定下进剿策略。第二天，戚继光大摆酒席，宴请地方官员，席间托辞离席。夜才二更，他传令各将分兵三路，由锦屏山进击，施明赐、童子明二支埋伏在西林、木岭，防敌抄袭，特选骁勇壮士三百人伏山口等待。另派参将侯熙、黎鹏举、游击（官名）倪路守在田原岭、渔溪、上迳截住贼归路，阻止遁逃。

天未大亮，贼七百余人突然来 , 伏兵出其不意，突起迎击，戚继光听到铳声，督促大军合战。倭寇有一先锋，骑马挂红袋，袋中满贮碎金，临阵，散金地上，用作钓饵。我兵不受其骗，突刺其胸，贼坠马死，余贼退走。接着戚继光亲自督促各军偃旗息鼓疾驰到杞店七里塍，直捣牛田倭寇的老窠。

王如龙为先锋、吴惟忠、刘大受两部为左右翼，连破上薛、闻读各处敌兵，驻苍下的官兵也及时赶到，两面夹攻，追到新塘等处。倭寇在杞店溃败后，退守牛田，断路掘堑，引潮水入壕沟，阻碍官军前进。戚继光下令，每人背草一大束，各将领不知作何用处。第二天凌晨，出动军队急驰到堑沟边，令军队列鸳鸯阵，投草填平濠堑，杀死警戒的倭寇十多人，迅速推进到贼垒之下，倭寇没有防备，还在睡梦中。矿夫出身的勇士朱珏、金科奋勇攀登倭贼的垒墙，打开营门，戚家军一齐冲入。倭宼惊慌而起，仓惶应战，措手不及，全被消灭。西林、木岭等地倭寇看到老窠被抄，也都溃败逃散，残兵败将落海而死的有一万多人。这是福建剿倭以来一次最大的胜利。

戚继光根据报告知道在兴化还有积多倭寇，为了防止倭寇知道牛田兵败消息后遁逃。戚继光就传令星夜赶路，再往兴化。夜四更，奔到兴化贼窠，连破六十余营，杀死敌人一千多人。第二天早上天微微亮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老百姓才知道倭寇已经被戚家军打败争着牵牛羊送酒肉犒劳军队。

十月戚继光回师到福清，恰遇倭贼从东营澳登陆，戚家军打退了这股敌人，杀敌二百多人。高山化南里有一个义士郭遇卿很有见识才干。倭宼侵犯高山时，郭遇卿领导家乡人民抗敌，曾设下埋伏，杀死倭宼的一个头目。戚继光专程到郭遇卿家访问。郭遇卿把福清山川要路，倭宼出入的地方，守御的方法，统统告诉戚继光，对于平定倭宼帮助不少。

十一月，戚继光奉召班师回浙江。正准备起行时，又有倭寇再来骚扰。一股倭宼从葛塘登陆，戚继光派陈大成、陈于銮据守上迳桥，并在渔溪埋下伏兵，亲自督率吴惟忠、童子明、将正军、金科、叶大正为右翼，王如龙、胡大受为左翼，张谏、曹南金为后队。刚要出发，又报又有一艘倭船在牛田登陆，我军就先赶到牛田。倭贼在港口内结队，吴惟忠冲入 , 倭寇全队齐出，凶猛异常，我兵稍稍退却，戚继光在阵上喊道 ：“大敌都歼尽，些少贼兵，不要畏怯。”官军再进，张谏、王如龙等左右夹攻，倭寇大败。葛塘一股倭寇也同时被消灭。据俘虏说贼首双剑潭和杨松泉都在此战中被杀。余贼侥幸逃生的吐舌说 ：“前日听说戚老虎兵已经回浙江，. 所以我们才敢再来，想不到他还在这里杀我们，实出意料之外”。这些残贼连夜乘潮逃走。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倭船七条再至福清石邱澳，又有一条船到万安连盘澳。登陆后，把船全部烧掉，倭寇人数约二千多人。这时戚继光已从浙江再来福建，和俞大猷（另一抗倭名将）合兵，已在平海卫（莆田辖）打败一支倭寇。戚继光听到倭宼侵犯福清消息，亲自督率陈计、陈良琮进兵，与胡守仁、朱珏、方奇、陈应潮等联合进剿。戚继光得知倭贼烧船，料定他们志在兴化泉州，而上迳桥是贼必经之路，就决定在此处伏击敌人。

初八日进兵渔溪，令胡守仁亲掌号炮，等倭贼过桥一半时，鸣炮为号，伏兵突起杀敌，这样可使敌人惊慌纷乱，拥挤落水，不战自败。初九日，倭寇果然经过上迳桥，胡守仁不等贼兵半数过桥就放炮，伏兵冲出，敌寇几百人惊骇挤落桥下，这时正值满潮，落水的敌兵都被飘流外海，已过桥的敌兵先头部队被杀死九十二名，剩余的残兵败将从别路逃走。

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倭寇又进犯福清，有的在永宾、有的在蒜岭、有的在牛田，有的在新局，人数很多，戚继光分道发兵，尽数消灭。3月24日倭船三条从长乐沿海开来福清，中途和南日水军相遇，撞沉一艘，剩下两艘开至福清。登陆后分作两股，一股在后邱、一股窜入东张。倭贼饥饿难当，搜索村庄，抢劫粮食。戚将军将领金科、朱珏、戚子明带兵赶到围剿，贼大部被歼，少数退入山林内饿死。5月，二百多名倭寇屯在海坛，戚继光冒暑前往，尽数歼灭。从此，为害福清近二十年的倭患基本平定，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全，老百姓十分欢喜，赠送不少牛羊酒肉锦巾由 彩旗给戚家军，福清全县，到此安宁。

说明 ：本稿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材料如下 ：

1、《福建通志》
2、徐天胎著《福建倭患初稿》
3、《福清旧志》（倭难纪略）
4、《莆田新志》
5、《平潭县志》
6、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

后记 ：先父生前为中学历史教员，致力搜集，研究家乡地方史资料，并于1963年起写出一些文稿，可惜未及整理发表，便在文革中大部散失，而先父又患病辞世。现将先父遗下一些草稿稍加整理，如能适用，既可告慰先父灵前，又算为福清文史资料搜集尽绵薄之力。

郭成农

1984年8月2日

战后雅加达融侨的戏剧活动

邹访今

战后的五十年代，我工作于雅加达，住宿于新华学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当时雅加达玉融公会文娱股负责人王桂森（又名辉墀，渔溪人）先生和我来往密切，而玉融公会演出戏剧的地点又都在新华学校大礼堂，和我的住处近如咫尺，因此，对于战后雅加达融侨的戏剧活动，我了解一些情况。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据我记忆所及，战后十多年（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雅加达融侨所演出的戏剧，都是地方戏，其中较为著名的传统剧目，有闽剧《秦香莲》、歌剧《孔雀东南飞》和《白蛇传》等等。

这些戏的剧本和道具都是来自祖国。玉融公会为使戏演得逼真、动人，还常常派王桂森先生等回国取经。一种传统剧目的演出，并不是演一天两天就完了，而是每次都连续不断演出二、三十天，而且不断改进演艺、更新布景。

玉融公会演出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传播祖国文化外，主要是为了募款，或筹集扩建玉融公会所创办的新文学校校舍基金，或募捐解决雅华爱国侨校（如振强学校等）的经费困难，或募捐赈济因水灾、旱灾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当地灾黎，或募捐支援印尼人民解放西伊利安……等，一句话，都是为了公益事业。此对促进华侨的爱国事业，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雅加达融侨，绝大多数是商人。戏的演员，主要是青年学生，也有不少是生长于祖国的，早年就爱好剧艺的老一辈华侨，这些老华侨 , 他们在海外经过多年刻苦经营，都成了富商巨贾，平常西装革履，出入都坐汽车。可是为了公益事业，他们亦当仁不让，或对年青演员言传身教，传授唱工做工 ；或穿上青衣，戴上小帽，扮演角色登场献艺。有的老华侨还热情地带领妻儿子女一起参加演出，出现了夫妻同场演出，父子同场演出的动人事迹，表现出热爱祖国文化的一片赤诚。

由于融侨团结合作，积极努力，所以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场场满座，成绩斐然，在雅华剧运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美玛的融侨

邹访今

美玛（BLMA) 是印尼佛罗勒斯海峡松巴洼岛上的一个县份。它与西里伯岛首府锡江隔海遥遥相对，控制着佛罗勒斯海峡的门户。这里有可停泊十多艘巨轮的天然良港，岛上有飞机场。物产丰富，盛产原盐、马匹和红葱。尤其是红葱更驰名于世。平常我们所见的红葱头只拇指般大，而美玛出产的红葱头比洋葱还粗，大如拳头。它是美玛最著名的土特产，远销婆罗洲、爪哇、新加坡、澳洲以至欧洲等地。

根据六十年代初的数字，美玛融侨约有七百名左右，占全美玛县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分布于美玛县城及其所属乡镇，多数经营土特产，尤以经营红葱为大宗。他们从当地农民收购来后，以轮船运往国内外销售，为印尼争取了不少外汇。他们还以独木舟风帆搞印尼国内岛际贸易，对促进印尼岛际间的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美玛融侨用独木舟风帆搞岛际土特产运输，是担尽风险的。独木舟是由一段大树凿成的，舟傍两侧装有木板制成的翅膀，以平衡船身。倘翅膀牢固坚韧，一直很好，舟上挂上帆布，可驾风驭浪，在大海中飞速前进，纵舟身装满了水，也稳妥安全而不会沉没 ；但若翅膀不牢，不坚，中途被大浪打断，那舟就会立即倾斜覆没，葬身鱼腹。在美玛经济史上，融侨因此而丧生的不幸事件是常有的。

爱乡爱国是广大华侨的优良传统，美玛融侨十分热爱祖国，很讲团结。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在战后，美玛融侨和闽南籍粤籍同侨一起组织起领导全埠华侨的统一机构“中华总会”和“中华商业公司”，办有一所学校。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尼其他各地华侨，由于受祖国政局的影响都分裂成两派，而美玛华侨包括融侨却清一色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人民政府，他们所订阅的报纸都是爱国的《生活报》和《新报》。而那些右派的报纸在美玛融侨及其他华侨间根本就没有市场。每逢节日，满街满巷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和印尼的红白旗。

从历史上看，美玛融侨曾多次经受过人为灾难的折磨。1875年荷兰的进侵、1908年美玛人民两次掀起反荷斗争，美玛融侨都遭受过兵燹之灾。

1942年日军进侵美玛后，提出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勤劳奉公”的“号召”，美玛融侨被迫受尽了“兵役”和“劳役”之苦。1959和1966年，印尼两次排华，更使许多美玛融侨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这一页惨痛的历史，至今思之，仍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福清县虞阳医院三十六年

俞肇駥

到1984年10月1日，虞阳医院已经走了整整三十六年的路程。该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建过程，我都参与其事。现将该院的创办、发展和争取侨资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

( 一）1948年初，我因病回渔溪疗养，听说当地一二个人开业医生对病家百般勒索，又了解到光渔溪街上就有棺木店十三家，家家生意兴隆。疾病和死亡给家乡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促使我决定留在家乡，办个侨乡医院。

想为人民福利事业竭尽微薄，以酬“救人为乐”的学医宿愿。刚好华侨杨奇源先生回国探亲，我把想法告诉他，他极为赞赏，就挽请地方缙绅组织建院筹委会（后改为董事会）。筹募干谷五十担为开办费。租用民房，借用服务社家具，于1948车10月1日正式开诊。当时由于技术力量和办院经验不足，乃与莆田圣路加医院合作，把院名定为“莆田圣路加福清华侨协组医院”，由我主持院务。圣路加医院余文光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不但廉价让给一些药品器材，还介绍助产士龚云霄同志来院工作，并轮流派遣助产学校毕业生来院实习。开诊时，除我和龚助产士外，还有一位工友，一位药剂学徒，全院职工仅“三个半”。没有资金，暂把“志明药店”当“药库”。每曰提篮上店购药，是不折不扣的“穷起家”。

1950年初，侨领郭 xx 先生回国观光，获悉我将被调到县卫校任教，即面谒李毅县长，陈述华侨意愿，表示将在二年内建好新院舍，要求把我留下。

当时海外侨团下面已设虞阳医院筹建委员会，先由郑先生负责后改由俞肇骅先生任主任。林仁木先生付之，国内的医院筹委会则改为董事会 ；以便开展工作。

1950年5月我们收到第一笔侨汇500美元，用于添置外科器械等设备，数月后郭、林、杨、陈四知名华侨还联名来函表示定能如期建院。1953年底，一座800平方砖木结构二层楼新院舍建成，全院职工已增到十三人，但医院经费却十分拮据，职工欠薪达二、三个月。好在人心齐，大家仍然热情地工作，毫无怨言。

此后，我们每年都莸得一些侨汇补助，就诊病人数、职工数，基建项目和医疗设备都逐年增加。1959年内科、儿科病房建成，医疗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1961年印尼排华，国内又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我们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即把侨务工作扩展到新加坡。并通过杨先生发动新加坡知名华侨郭家三昆仲捐赠大批药品，这对我县的医疗保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曾受到中共福清县委的表扬。1962年，我们特建外科产科病房定名为“品光楼”作为林品光女士生前关怀卫生事业的纪念 .

1964年底，我调离虞院，先后到福清县医院、海口医院工作。调离时，虞院已规模较大，有二层楼钢筋混凝土木质混合结构院舍五幢（小建筑物如厨房等不计在内），总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占地约十五亩。病床80张，库存药品约值人民币二十万元。医疗设备有大型 X 光机，救护车（二辆）、电冰箱、心电图机，万能手术床，无影灯等，大部分都是侨赠的进口设备。全院职工已增至80人，技术力量也得到加强。

继任院长赵培华（女）同志，任职期间曾发动全院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并亲自当小工，做“牛头”，拉沙石建起一座约150平方米的单层膳厅，名曰“勤工膳厅”。

这时政府鉴于本院院舍不足，陆续拨款修建了病房约500平方米，办公楼和职工宿舍500平方米。

“文革”期间，院务混乱 , 政府虽然每年都拨有数万元补助费，但仍不敷支出，经常借款维持（80年才还清），甚至卖掉发电机来发工资。

( 二）打倒“四人帮”后，虞院工作渐复正常。我虽于1976年退休了，但回家观光的侨团代表以及医院书记、同仁、上级领导等多次前来动员我回院继续工作。1979年底，我病体稍复，只好勉为其难，把弃置达十五年之久的争取侨汇工作重新搞起来。在华侨热情支持下，1980年起，医疗设备和侨汇又源源而来。五年来共争取接援三百多万港元，用来修建八幢院舍（已建成五幢，还有三幢即将动工），总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医院占地面积扩大了约十亩，合共有25亩左右。进口的医疗设备有新的大型 X 光机，救护车 ( 二辆），心脏起搏器，纤维胃镜，电照显微镜，精密天平，手提心电图机，影印机及电冰箱，空调机等。目前医院已设有内儿科、外科、产科、中医科、五官科、针灸科、中医伤科、口腔科、肛科、化验科、X 光科、胃镜室，心电图室、供应室、制剂室、超声波室、中药房、西药房等十八个诊疗科室。但各科室的技术骨干仍有待充实加强。现在核定病床为95张，实际使用病床数应为140张。全院职工135人，大中专毕业生约占半数。1984年十月份，经福建省卫生厅批准，虞院已改为县级的全民所有制医院。

( 三）饮水不忘掘井人 ：虞院之所以有今日，除了党的卫生、侨务政策的正确，各级领导的关怀，解放后人民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全院职工的辛勤劳动外，爱国爱乡华侨的大力支援是重要因素之一。对虞院有贡献的华侨数以千百计。其中有不少数十年始终坚持为虞院奔走的老华侨。例如（上面已提到的从略）：

邱先生数十年来为虞院出钱又出力。此次又慨捐120万港元，建门诊大楼及补充设备。

侨领杨名树先生、林仁木、林民贵先生毕生为家乡福利事业尽瘁。在印尼排华高潮时，带动许多华侨利用遣返难贫侨机会，连夜发动当地侨眷侨属，赶制芦花褥子、枕头、被单、床单、枕套等近千件，分托难贫侨带回，供家乡住院病人使用。这种在危难时期仍不忘怀闾里乡人的高尚情怀，真可大书特书。

1961年底，林敦辉与邱先生回国省亲，车过家门而不入。他们先到医院看一看后，才返回家中。其与医院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见。

在华侨许先生、俞先生、郭先生的发动下，许多祖籍不在渔溪的海外华侨，也热心捐款给虞阳医院。如金印的姚先生、松潭的周先生每人都捐赠了三四十万港元，上迳乡岭胶邱先生也捐赠壹百二十万港元，使虞院更加迅速地获得发展。

( 四）院领导的更迭与医师等变动情况 ：虞院于1961年底成立党支部，由邹良和任书记，其后相继担任该院书记的有黄迪铁、傅志明、杨道桂、倪朝鋚诸同志。

1948年至1964年我负责院务十六年。其间郑元同志于1955年由上级派来任付院长，1956年调升，1964年我调走时由赵培华同志接替。“文革”期间，領导此去彼来，犹如走马灯。“文革”结束后由张在贵、严义顺同志分别担任正付院长。

知名县内的医师按其到院顺序西医有林万青、陈其轩、杨伯昆、邓永夫妇、林新顺、黄宗铿、蔡本隆、庄侯康，林惠添、魏和平夫妇、严文光、高祖贻、陈贤理、林金凤等。中医有蒋钟琦、陈祥呈、林宝瑜、陈台衡等。

老护士长有黄美恩、林芳华、徐德冰（已退休），陈玉芳、邱宜春等人。

他们都是有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医务工作者。

虞院艰难地走过了三十六年的路程，今后应做的事还很多，现在只能说是“启其端”而已。

郎官渡与郎官村

黄福光（香港）江英时

郎官渡位于福清渔溪镇的郎官村。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为我县华侨出国的主要渡口之一，曾繁荣一时，至今该村港边尚留有当年码头上的两个石墩，作为历史的见证。在这里过去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 ：

郎官渡口长又长， 离别妻子共爷娘，

番邦谋生实无奈， 三回六甲（留）七洲洋 ：

此去十年或八载， 不知何日回家门。

民谣道出了历史上华侨为了生计，远渡重洋，难舍亲人的苦楚辛酸的心情。

郎官村在明朝末年，只住有马、孔、肖三姓数户人家，后因连年海啸侵袭，堤岸崩毁，房屋为墟。三姓村民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转徙他处，另谋生路。从此，寨尾山下三面环海的郎官村，荒无人烟，触目凄凉。

至清代乾隆末年，祖居渔溪柳厝水唐屯的一户黄姓人家，携带三个儿子来到南郎官定居。他们以打鱼为生，兼在寨尾山坡地上种些地瓜 , 大麦等杂粮，但因水源奇缺，往往“十种九无收”，口粮总难自给。后来黄家三兄弟各生了五个子女。于是长兄大?就迁往北郎官，两弟大区、大开仍留在南郎官。

到了清嘉庆年间，兄弟三户发展到十八戶。他们修建了宗祠，修了族谱，子孙繁衍。渔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仅著名的郎官海蛎一项就占全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海匪常来打家劫舍，严重威胁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一九二五年间，官匪勾结，劫走郎官渔民的三艘渔船及许多财物，杀死三个渔民，綁去七个“肉票”（勒赎人质），被勒去大洋一千二百元。从此郎官村一直处于极度穷困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开始有人利用海禁大开的机会相继到海外去谋生。

郎官村最早出洋谋生的是一九二五年前往印尼的北郎官黄乞食婆，黄吓龙父子俩。后南郎官村有更多的人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部分去新、马的人，起初都以拉黄包车为生，以后有了积累，才改营小本生意，其间渐渐有人发起家来。随着出国人数的激增，郎官码头就应运而生。当时每一船期都有接运侨胞的“太古”、“驾鳌”等轮船开到郎官前，用舢板把取道郎官渡的侨胞接上轮船，开往厦门。他们到达厦门后就住进“郎官栈”或其他客栈，再购票转乘“芝”字号的远洋轮船，到南洋各岛去。取道郎官返乡的侨胞，也是经厦门转郎官渡登陆。

在出入境侨胞不断增多的时期，郎官渡曾一度出现了不少的饭店、旅社、点心摊点和众多的搬运工人，肩挑脚夫，显得十分繁荣兴盛。但是，由于无人管理，个别饮食摊担和搬运脚夫往往欺归国侨胞人生地不熟，漫天叫价，大敲竹棍。所谓“郎官贼”指的就是这些人。

当时在厦门有许多专为华侨服务的客栈，其中郎官村人开设的有黄学厚的“郎官栈”、黄苏菊的“三兴栈”和黄吓孙的一家小客栈。三栈中以“郎官栈”历史最长，经营最为有方，而且还在新加坡设有分栈，所以遐迩闻名。

我县侨胞经过厦门时多住此栈。据说厦门“郎官栈”的业务之所以能日益发展，与当时国民党的官员黄培松的撑腰是分不开的。学厚死后，儿子黄大头、黄细头两兄弟继承父业，业务更蒸蒸日上。

随着交通的发展。“郎官渡”现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不再存在。但郎官村却成为我县有名的侨村。新建房屋鳞次栉比，林道平坦广阔、新围垦的田野，清翠葱笼。久别家门的海外游子归来时往往在自己家门附近迷了路。

郎官华侨热爱家乡，去年曾乐捐港币十三万元为郎官村兴办电站，使家家户户大放光明，前不久他们又集资创办自来水厂，以摆脱郎官村民祖祖辈辈饮水难的困境。他们还热情捐资兴学，为郎官小学建起了新校舍。学生人数，从过去的四十多人，增至近百人。

目前的郎官村，公路修至村口，侨眷可以从家门口乘车直达福州、厦门等各大城市去。现代化的陆运完全取代了这里过去的水运。郎官港已被堵塞，垦为田园，除了上述两个石墩外，再也看不出渡头的痕迹了。

福清第一条公路——福宏公路

陈份常

福清，东南临海，西北靠山，过去由于交通落后，所有海产、山货以及农付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流与买卖，无不赖于肩挑。为了方便商旅，促进货物流通，一九二六年，东张地区一些有识之士，响应北伐军“兴办交通事业”的号召，与公路局合作，成立福（清）宏（路）公路工程处，主持福宏公路的勘测和施工。倡议人有唐铁肩、王瑞钦、王力棣、陈佑山等人，工程处设在宏路圣来寺（今宏路粮站）。公推陈佑山为坐办、王力棣为工程队队长。

聘请仙游人柯文祥为秘书，广东人陈子植、陈载辉为工程师，着手勘测路线，组织施工。当时在平坦地带修路，只搞土方填筑，由政府调派民工，分段施工。同时他们还指派王道秋为技师负责培训驾驶、修车人员，参加培训的有林增福、叶大乾、唐聿桂、陈承陶、王道斌、王长远等人。工程进行了二、三年，一条长15华里的简便公路已基本修成。1929年融西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为施幼晓，董事有郑子庚、唐铁肩、陈佑山等人。他们集资60股，每股投资银元500元，总资金30000元。推举股东郑子庚为经理，施培德为副经理。车站设在西门桥南端茶亭（今三八厂北边）俞昌枝枪楼下，站长施京直。公司以股金向泉州购买旧汽车三部（当时福厦路也已修出雏形），雇请黄迹人五美、渔溪人吓豹等为驾驶员，把车开回宏路，开始对外营业，办理货运，客运业务。1931年，福宏公路又从宏路向西延伸至旧东张街尾，车站设在下木臭 林（现都在水库淹没区内）；往北越常思岭修至闽侯大义（今坊口）、横屿、青口而达峡南。

福宏、福张、宏峡公路相继通车后，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加上路基不实，路面缺乏保养维修，桥梁架设不全，一遇大雨，则路身泥泞，溪河涨满，严重影响车辆运行，所以生意萧条，很不容易维持下去。一九三四年春，蒋介石派张治中率领中央军来闽围剿十九路军。张用“抗日军队不杀抗日军”的欺人口号，派七架飞机逼迫十九路军南撤。飞机轰炸公路上的汽军、军车。

融西汽车公司的客车也在青口被炸毁。因此公司股本亏损，元气大衰，不得不宣告解体。嗣由福建省建设厅补偿给融西汽车公司一万八千元，接管了整条公路。

福清县官办第一所学校

翁鸿猷

逊清末年，废科举、兴新学。福清县知事胡之祯同地方绅士于一九〇四年（光绪卅年 ) 仲秋，在县城较场埔墘（即现体育场路）众母堂创办了我县第一所官办学堂——福清县高等小学堂，聘请孝廉叶如玉（文祺）为监督。

后增设初级班，改名为官立小学堂。当时教员林秀芝、吴允吾等六、七人，多为科制出身的举人。首届学生有吴启荣 ( 廷初）、吴钟祥（迪甫）、叶式钦（佩丹）、林骥（舫孙）、林桂珍（馥堂）、詹耿梓等近五十名（内秀才三人），分大小两班 , 供给膳食。主授课程为国文，如四书、五经、左传、古文等，并聘请福州人教授算术、英文以及体育、唱歌、图画、手工等科，为我县官办新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改校名为县立第一小学堂，林奋霖、陈琼、何煮如、何恭先、杨声南（健鸣）相继任校长。杨声南联任十余载，成绩斐然。其时教员增至十二人，学生增至一百二十多人，分为四班上课。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杨声南升任县教育局长，由吴桐礼 ( 庚民）继任校长。吴校长目睹校舍简陋，不能适应教学需要，遂于翌年，不惮劳苦，冒风险，渡远洋，亲赴南洋募捐筹款。俞建鋆、戴吉云（祥滋）、郑兴利、丁承登、陈孙义等一百多位侨胞慷慨解囊，热心赞助，集资大洋九千元，于一九二四年创校二十周年之际，破土奠基，动工兴建两层十间教室的红砖楼一座。历时三载，于一九二六年夏落成。但吴校长为桑梓教育事业，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与世长辞。其办学精神，为后人所景仰。

接后，由吴启炘 ( 明叔）、林桂珍（馥堂）、吳绍徽等相继任校长（吳绍徽校长在任期间，学生数发展到二百名，分四个学级）。一九三五年上学期吳绍徽校长去职，由县督学杨庆煊兼代校长，生数大减。

一九三六年调县立西城小学校长翁鸿猷接任校长。逾年，学校昜制，设置学区，校名改称“福清县立城区中心小学”，生数激增至四百余人，扩充为六个学级。于是募捐筹款盖了两间教室一座，又将旧校舍改建为一个礼堂和三间教室，并添置图书、仪器，充实设备，开辟运动场，校务日见发展，生数也逐渐增多。同时增办幼稚园与单级复式教学班（供实验）。一九四六年学制又变革，改称“县立玉融中心学校”。一九四七年初，又易名为“县立玉融第一中心小学”。抗战时期，融城两度沦陷，日寇占住学校，校舍校具均遭破坏，损失惨重。数十年惨淡经营之精华，荡然无存。光复后，翁校长重建校园 , 稍复旧观。时全校共有十二个班级，学生数增至九百余人，教职员工有二十四、五人，一九四八年庆祝四十四周年校庆时，举办了教学成绩展览会，历届校友，踊跃参加庆祝活动，极一时之盛。

一九五〇年翁校长他调，由郭有铨继任校长。一九五一年，学校改名为“福清实验小学”。

一九五二年陈乃泉接任校长，同年私立毅英小学归并，规模扩大，被县府定为重点小学。这以后继任的校长有陈栋徽、何爱先、林万德、夏昌炽、林观金、林仕锵、叶传发、杨贤福、王恒栋、林正源等人。他们积极办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数也逐年增加，现任校长为林日鋆，付校长为吴继珍、庄世望、陈齐清。

福清县麻风院今昔

郑添恩

福清麻风院（解放前称“养济院”，俗称“孤老院”。现改为“福清县皮肤病防治院”）。位于福清南门外霞楼村后的一个小山沟里。起初有三座房子，后因年久失修，倒塌了两座，只剩下一座。清代乾隆年间曾经重修过。

这座房子共有三进 ：第一进有“铁门槛”。在旧社会里各村麻风病人要进院，都应缴纳谷子五担给头人，不然就会被拒于门外。麻风病人进院时都要跨过“铁门槛”。迷信的说法 ：麻风患者一跨过“铁门槛”，病就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了。第二进大厅是审问处分违反院规的麻风患者的地方。第三进是“花厅”，寂靜幽雅，排设很讲究，是麻风头子起居饮食的所在。

麻风可分干癩（就是闭锁性）和湿癞（开放性）两种。干癩的患者外貌还不可怕 ；湿癞患者，一旦病情恶化，鼻子塌了、手指和脚趾烂断了，脸上一个泡一个泡地结了疙瘩，形似“狮子脸”，如果化浓溃烂，就更无可收拾了。因此，一个人得了麻风病，全村人就会把他看做毒蛇猛兽一样。村上一旦死了一个麻风患者，全村就三天不举火。在这三天内，家家三餐都是拿到邻村去煮好再挑回来吃。这叫“走病腿”。据说麻风患者死后，“病腿虫”会脱离死者尸体，到处乱飞。你一举火，这些“病腿虫”就会从喷烟的烟囱飞进你家厨房，钻进饭菜里，全家人吃了就都会“病腿”。这当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不可信的。

旧时福清麻风院的麻风病者，是有分等级的，一等叫做“头人家兄”（就是无人敢管的“土皇帝”，麻风院就是头头的“小朝廷”）；二等叫做“大叔公”，是头头的辅佐 ；三等叫做“十甲底”（就等于封建的官儿）。这些头头对一般病员掌有生杀予夺之权。是麻风院的统治者。俗语说 ：“早落院，孤老头”，“论资排辈”是确定等级的立要依据。

福清县麻风院的院产很多，整座五马山都是他们的。种果、耕田的繁重劳动都是一般的干癩患者负担的。不能劳动的患者（多是因病致残的湿癩患者），少数生活靠富裕的亲人供应 ；多数家庭贫困或无亲无戚的，就专靠沿街求乞过日，他们乞讨来的钱物，还要拿一部分“孝敬”头人，如被认为“不孝敬”或隐瞒乞得的钱财时，就要被抓上“公堂”、栽上干扰施主或聚众生事，死乞硬讨、敲人竹杠，不服管教，屡犯院规等罪名。用种种刑罚，横加摧残，甚至在百般凌辱之后，还将其驱逐出院。被逐出院的麻风院病者，往往因“无面见人”自寻短见，含冤九泉。就由于这种原因，麻风病人每日出外求乞，一定都要“满载而归”。如有不给钱物，他们就赖着不走，你若敢动他一根毫毛，他们就会呼朋引类，上门“坐死”（就是死乞白赖）。

每月初一、十五，十甲底的头头，就带同本甲众麻风患者，下山到城关各铺户按户收“月例钱”。到了年关，还要收“年例钱”。收来的“月例”或“年例”钱，一般麻风病者不沾一文，全由十甲头，集中上缴头头。哪家若有婚丧喜庆，事先都要到霞楼麻风院纳款领单，贴在大门上，行乞的麻风患者见了就不敢上门求乞。喜事用红单，上印“贵府喜事诸兄弟不得进扰”，落款是“福清县养济院”同时单上还印有当年的生肖图象。丧事用白单，内容就是把“喜”字换成“丧”字。

麻风院内审理犯规患者的大厅，俨如县衙公堂，正中设有公案桌，桌上签筒笔架砚，红、黑毛笔，惊堂木等一应俱全。头头升堂，两边也有站班拖竹板，喊堂的。“判案”时头头的话就算“法律”。麻风院的头头，作威作福，享有种种特权，被奴役被压迫的一般麻风病者只能饮泣吞声，莫奈伊何。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关怀麻风患者，把养济院改为皮肤病防治院。派来大批的医务人员，院里的医疗设备，日臻完善。数千年被认为“不治之症”

的麻风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建国三十五年来，“福清县皮肤病防治院”前后计收容过1108名麻风患者（包括外县的），治愈的有732名（截至84年6月份）。现在全院连永泰县的病者在内只剩下百人左右。其中有几个解放前收容的严重患者，虽经治愈，但因失去劳力或无家可归，人民政府还是把他们养起来。他们一向以院为家，也舍不得离开这块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和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及病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