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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传奇] 从古突士起家的“百业大王”林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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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20:3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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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因有不少祖传水田可以耕种,再加上父亲林元载勤劳上进、朴实敦厚,生活过得还算殷实。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林绍良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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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载一生务农,目不识丁,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于是先后送林绍良兄弟到私塾读书。林绍良自幼就聪慧过人,悟性极高,而且能过目不忘,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古代典籍,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令父母感到十分欣慰。
15岁那年,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因为学业优秀,私塾的先生建议他到县城的大学校去读书,但是父母却认为,像林绍良兄弟这样读过私塾、能识文断字的,就已经算得上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念再多的书,终究也是要娶妻生子、养活家人,早点谋个营生比什么都重要!
父亲不希望林绍良继续当农民,而是希望他能够弃农从商,走一条与祖辈不同的道路。于是,便在村口的交通要道处租下一间小屋子,开起了一家汤面馆,并交给林绍良经营。虽然林绍良很想继续读书,但看到父母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懂事孝顺的他,就只好顺从父母的意愿,当起了面馆的小老板。这家小小的汤面馆也就成为了林绍良的第一份产业。林绍良做事的原则就是认真、执着、勤勉,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他一人独揽了店里店外的大事小事,而他的经商天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来。他头脑灵光,讲究诚信,手腕灵活,不到半年,这间小得很不起眼的小店就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小小年纪的林绍良也成为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老板”。
1935年,父亲林元载因病去世。当时,大哥林绍喜已经离开福清,去印尼谋生多年,未满19岁的林绍良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担负着养活全家的重担。为此,他更加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自己的汤面馆。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太平了,但地处偏僻的福清还算安逸清闲,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福清也未能幸免。兵荒马乱中,整个福清百业凋敝、人心惶惶,林绍良的汤面馆也被迫关了门。此时,日军又开始在镇子里、村子里大肆抓捕劳工为他们修建工事。为了避免被日军抓去做劳工,许多青壮年纷纷逃离福清,远渡南洋谋生。林绍良也打算去印尼投奔早年到那里谋生的叔父林财金和大哥林绍喜。
看到三儿子也要跑南洋,母亲心里十分不舍。林绍良劝慰母亲说:“阿娘,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如果我留在家中,恐怕会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那很可能就会死在里头回不来了,到外边就不一样了,印尼那边有叔父和大哥,也不算无依无靠啊!”
虽然母亲觉得林绍良说得有道理,但是他连福清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第一次出门就得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那么远的路,那么乱的世道,一路上又没有人照应,这让做母亲的如何放得下心呢?
就在母亲左右为难,没办法作出决定的时候,村里恰巧有一位印尼华侨回乡探亲,林绍良便去求他带自己去印尼,华侨爽快地答应了。
见此情景,母亲也自然应允了。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林绍良和那位华侨计划以“父子”身份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他们在厦门顺利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荷兰客轮。这是20岁的林绍良第一次离家远行,而目的地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抵达印尼后,林绍良直接去了在中爪哇的古突士镇。这里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林绍良叔父林财金在这里经营着一家花生油店,算是已经站稳了脚跟,大哥林绍喜则在叔父的花生油店里当店员,于是林绍良就被安排跟着大哥做学徒。
当学徒,自然是最繁忙、最辛苦的。为此,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
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蔓延到这里,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做生意十分不易,很多商家的生意都面临倒闭,叔父的花生油店也日渐冷清。林绍良认为,总是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花生油。走出去推销果然非常有效,林氏花生油店的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对林绍良的推销方式大加赞赏,将他转为正式店员,还给他提了薪。
有过当小面馆老板经验的林绍良一直想着要独自出去创业,以寻求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一面帮叔父打理花生油店,积累经商经验,一面省吃俭用,为自己积攒创业资金。两年后,林绍良终于攒足了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的钱。于是,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那段日子对于林绍良来说,是创业历程中最为艰苦的时期,他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他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垄市去贩卖。此后,林绍良又陆续贩卖过洋火、布匹等小商品。虽然都是些小本薄利的生意,但因为林绍良不怕吃苦、勤劳肯干,几年下来,他不但赚到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原始资本,还积累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磨练了意志,这些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林绍良的人生机遇几乎都和战争牵涉在一起。三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日军登陆印尼,一直对印尼实施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撤走了,许多工商业被征作军用,林绍良的小贩生涯也被打断了。
战乱没有动摇林绍良立志发展一番事业的决心。城市被日本人控制,他就到偏远的乡村去寻找机会,他先是去了古都日惹,然后去了很多小地方,最后搬到了马兰,在不断的辗转颠沛中,林绍良一点点地积累着人脉、经验和资本。就在林绍良奔波于印尼乡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美梦”也一天天地走向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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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华侨公园——林绍良纪念馆(建设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布了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侵略军退出印尼,印尼人民发起了“八月革命”,建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遗憾的是,胜利的曙光很快便散去了。当年的秋天,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侵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从欧洲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
为了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印尼共和国的军队和人民,面对英、荷军队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争打响后,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了印尼的抗战。林绍良凭借自己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坚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一个崭新的国家必将在战争后崛起。
乱世出英雄,少时熟读史书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的事业或许能在这场战争中找到一个契机、一个新的生长点,于是,他毅然加入到当地中华总会,支援印尼的抗战队伍,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与印尼人民共进退,他的命运也由此彻底改变了。
1946年至1947年之间,林绍良受中华总会的委托,掩护一个为摆脱荷兰军方情报人员的追捕,隐蔽在古都日惹的印尼军方高级领导人。此人名叫哈山•丁,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他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
林绍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掩护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转变。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统治印尼长达32年之久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在当时,由于殖民军的封锁,共和国军队的军火、药品奇缺,林绍良得知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如果局面持续下去,肯定无法抵挡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但他从中也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一个能让自己的事业与一个国家的军队实现双赢的机会——为军队运送必要的军用物资。
这不但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更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一个军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这个连一天兵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有什么本事去完成?但林绍良坚信自己能行,他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军官们不但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还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安全保护。
在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之后,林绍良便踏上了这条充满凶险的征途。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林绍良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物资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当这些军需用品运抵前线时,印尼官兵无不向他欢呼致意。林绍良从军火生意中不仅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钢板,每年仅仅从日本就要进口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在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可这至少需要8亿美元的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贷款。喀拉喀多钢铁厂遂向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求助,希望他们能够投资入股,挽救民族工业,林绍良毅然应允。于是,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另一位杰出华商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40%,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20%,三方合作进行兴建,其中林绍良的个人投资达到9600万美元,再加上外国银行借款的5520万美元,芝勒贡大型轧钢厂终于在1987年建成投产,年产薄钢板85万吨。从此印尼就不再需要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5亿美元。林绍良在这场挽救民族工业的行动中可谓功不可没!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逐步对印尼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另一方面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至此,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内地及香港、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员工多达2万人。
其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并且在雅加达、巴东、泗水等重要城市坐拥十家大型超市及购物中心。
但所有这些被林绍良做到“大王”的成就,都远不及他在另一个行业——金融业上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
早在1971年,印尼政府开始整顿金融业,颁布了《私营银行合并条例》,一些因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而陷于困境的中小银行,便纷纷趁着这个机会合并或易主,以求得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央亚细亚银行掌门人的林绍良也在寻找着让“中亚银行”脱胎换骨的良机。可是,在银行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林绍良只是个门外汉,虽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思想,但是却不知如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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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良与家人旧照


就在他为中亚银行如何发展一筹莫展之时,上天让他遇上了一位“贵人”。
1972年,林绍良因公事前往香港,在飞机上,一个熟悉的面孔跃入了他的眼帘[看福清bbs.fqlook.com]。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中年人,不正是目前风头正旺的“金融界奇才”李文正吗?
没错,42岁的李文正在亚洲金融界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因为“奇迹”般地挽救了数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滚动式发展,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而且素有“亚洲钱王”的美誉。
报章杂志刚刚报道了李文正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消息,现在的李文正恐怕是各大银行都瞄上的“救命稻草”、“希望之星”,现在,这个“救命稻草”就在自己的眼前,林绍良当然不能“放过”!
于是,在五六个小时的行程中,林绍良和李文正一起探讨了银行业的现状和前景,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之叹。
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李文正的很多关于银行及金融管理与改革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自己所缺乏的正是李文正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于是,林绍良以中央亚细亚银行17.5%的股份作为酬劳,真诚地邀请李文正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执行总裁。
实际上,林绍良在提出这一邀请时,心里并没有底。因为他的“中亚银行”的规模比李文正的“泛印银行”小得多,资产只有“泛印”的1/33,存款额也只是“泛印”的1%。况且,在金融界,李文正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像三国时期,有“卧龙凤雏,得一必得天下一样”的说法一样,在如今的金融界,谁能得到李文正的辅助,谁就能占据亚洲银行及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可是纵观整个亚洲的银行及金融业,比“中亚银行”规模大、实力强的银行实在不占少数,李文正这条金融界的“蛟龙”,能看得上自己的这湾“浅滩”吗?
而在李文正看来,虽然目前“中亚银行”的规模很小,但是却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有林氏集团庞大的实力作后盾,该银行的业务发展潜力极为巨大,这就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且李文正对于林绍良这位有勇有谋、名震东南亚的“红顶巨商”也十分敬重,于是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不久,李文正高调出山,正式宣布加盟“中亚银行”,出任执行总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林绍良在给予了李文正密切地配合和大力地支持的同时,也全权授权给他,使他的聪明才智、大胆决策和稳扎稳打的经营作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林绍良和李文正二人的通力合作和精心操作下,“中亚银行”很快拟定并展开了一系列新措施:他们先是大幅增资,塑造“中亚银行”财势雄厚的形象。接着,他们又四处留意和寻找能兼并的小银行,通过兼并这些小银行,迅速壮大“中亚银行”的整体实力及分行分布网络。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展开市场攻势,积极吸收市场上的大量游资,尤其是那些还没把钱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华人家庭和商家,并调整保守的贷款政策,大胆发放贷款,支持或联营各种项目。
此后,“中亚银行”就像破土的春笋般茁壮成长,并飞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其总资产就飞涨到175亿印尼盾,银行客户在一年之内猛增六倍之多,存款和贷款分别增长四倍和十三倍,净利增加35%,业绩是创办18年以来最佳的一年,随着业绩的提升和利润的增长,林绍良也同样信心倍增。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业务,至此,“中亚银行”已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之后,“中亚银行”更是获得印尼财政部批准,升格为外汇银行。紧接着,林绍良又策划了“中亚银行”对印尼商业银行的收购,进一步壮大了旗下金融事业的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绍良通过旗下的华仁谊集团以“猛虎下山”之势,大举挺进海外市场,在香港建立起了第一个境外金融机构——中亚财务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吸收了一大批外国资金到印尼。紧接着,第一太平财务公司、第一太平地产有限公司、永加公司等企业陆续落户“东方之珠”。之后,林绍良又买下了美国旧金山爱尔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的股权,并于1984年在纽约设立第一家“中亚银行”海外分行,由此打入了北美市场。还在纽约另设了一家名为太平洋贸易中心的公司,专门协助印尼的中小型企业开拓美国市场。在此后的几年中,“中亚银行”的总资产迅速膨胀,到了1983年,“中亚银行”的总资产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除了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还在新加坡、中国的港澳台及美国加州、阿肯色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同样是在这一年(1983年),林绍良在美国权威商业杂志——《公共机构投资者》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名列第六,除银行资产超过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非金融业的资产也超过30亿美元,财团总计资产约达80亿美元。林绍良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东南亚以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的“银行巨头”、杰出企业家。
时间迈入1988年,这一年的10月,印尼政府颁布了进一步促进金融业自由化的全盘措施,已经72岁的林绍良老当益壮,继续和李文正联手,展开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仅在一年内,“中亚银行”增设的分行、支行和办事处,就如同天罗地网般遍布印尼各岛。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中亚银行”的标志。至此,不仅在印尼,在整个东南亚,“中亚银行”也是公认的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其总资产超过150亿美元,林绍良也因此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银行”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是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印尼银行。
依靠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的资金自然是源源不断,因此,他又将触角伸向了国际贸易领域,一登场便一鸣惊人。
在短短数年内,林绍良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又为自己赢得了“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由两大集团组成的,庞大得令人咋舌的企业王国。这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林绍良三兄弟命名的三林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中亚银行”以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的多个企业。另一个是由林绍良与林文镜合资组成的华仁谊集团,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个行业。林绍良也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百业大王”、“亚洲的洛克菲勒”。
从古突士起家的林绍良用了近5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商人奇迹般的蜕变,成为印尼最知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印尼拥有财产最多的人。在当时的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包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一所居住的房子、每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可能是在与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
由于林绍良的巨大成就,19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学院授予他“院长奖章”,这对于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项殊荣。 (毕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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