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薛永香（1883.11.18—1959.12.4）一生的工作岗位，都在福清第三中学的前身融美中学堂和融美初级中学。我们8个兄弟姐妹从小生活在融美校园，对母校的感恩之情与生俱来、永志弗忘。今天，母校福清三中走过了130年的发展历程，生生不已，欣欣向荣，我们感到无比欢欣。
我父亲是福清高山镇薛港村人，年少时曾在本村私塾读书，15岁丧父后辍学务农。19岁时，他的母亲、弟弟、妹妹逝于福清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中。后来他先后进龙田培元书院和福州福音书院工读，1909年秋毕业后回到融美中学堂任教，其间曾任监学、校长，1951年春68岁时自请退休。他坚守在这所农村小镇初中教师的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长达近42年。
父亲对融美中学的感情非常深厚，因为这所学校接纳了他，培养造就了他。他饮水思源，感恩戴德，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母校。父亲晚年写道：“这个学校便是我的家，历届同学便是我的亲子弟，我的生命与这所学校是分不开的。”他临终前两天还让在福清三中读书的外孙陪同他去三中整个校园巡视一遍。
图1:1917年融美中学堂全体教职员，左4为力亨利堂长，右4为薛永香监学。
父亲很尊敬自己的老师，同时也非常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教师称号。父亲自己成为教师后，没有忘记在薛港村私塾、龙田培元书院和福州福音书院读书时的许多老师。他对还健在的老师，逢年过节常写信问候请安，有的送点土特产，表示敬意与感恩。他晚年记事中，还记下受教于薛港村塾的老师和龙田培元书院方鲍参、吴孝纯、陈贤弼、林思华、王钦翰等启蒙老师的名字，并写下“不忘记诸老师‘爱惜’、‘爱护’”。
父亲认为为人师表，师德、师道要正，为此很注意自我修养。他是基督教徒，早已习惯于每日审视自己一天的言行。而中华传统美德也教人“吾日三省吾身”。他常说：穿的衣服打补丁不要紧，只要整洁就可以。但我的心要力争做到不打或少打补丁。
父亲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能上能下。父亲返融美中学堂任4年教员后，被堂长方鲍参委以监学重任。所谓监学，当时是仅次于校领导的第二把手，“负责稽查学生出入，考查学生功课勤惰及一切起居行为”，任务重、责任大、费时多，许多教师干了一、二年就不愿再干。父亲任监学，一干就是13年，成为母校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监学。1926年在全国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美国籍校长马尔庚辞职。学校董事会委派父亲任融美初级中学校长。他是融美初中时期第二任校长，也是第一任华人校长。他主持校政5年，完成了向民国政府立案；修订课程并改宗教课为选修课；根据政府教育部门法规，结合母校实际情况，制订规章制度，改组学校组织机构。在完成这一系列改革后，恰逢他的学生杨昌栋取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父亲不恋位，立即向董事会请辞并推荐杨昌栋任校长，自己改任教员。从1931年起至1952年国家接办前夕，融美初中先后4任校长都是他的学生。父亲一贯尊重并支持他们，从不以“老师”身份自居，干扰他们的工作。
父亲对学生的学习和品德要求严格，对学生的生活关心备至。在课堂教学上，他有时也体罚学生，如用竹戒尺打掌心；或用自己右手的中手指和大拇指在学生的额头上弹打。事后他大多会找学生个别谈心沟通。解放后他对此进行反思，认为体罚方法“是不可救赎的罪过”。父亲每天都会巡视学生宿舍，遇到生病卧床学生，他会请校医来诊治，同时要我们的母亲为其熬中药做病号饭。
父亲认为做人最珍贵的，不是他所处的高位，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而是他是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所在地、为社会、为国家做有益的事，成为有用之人。他认为，每位学生走出校门后，由于个人条件不一，社会机遇不同，从事的职业总是有差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避免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父亲当然也喜欢自己的学生中会出现更多的学者名流杰出人物，但他更看重学生整体知识水平与道德素质的提高。所以，毕业离校学生请他题词留念时，他往往写下“心作良田百世耕有余”，“唯立志求学，譬如殷勤耕种，则必裕于衣食”这一类的话以资鼓励。
父亲以校为家，课余时间几乎都奉献给学校。融美初中是穷校，除学生食堂雇有厨工外，没有雇用其他校工，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成为学校的义务“花匠”、“木匠”、“泥瓦匠”。他还为学校绿化美化，校舍、教室课桌椅、门窗、生物教学标本、体育器材的经常性小修小补维护，无不倾注他的汗水。每逢大风暴雨，他更忙得不可开交。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爱护校园环境与公物蔚然成风。
在战乱年代，融美初中曾先后经历两次紧急停课，全体师生疏散离校回家；两次搬迁外地办学。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福清龙田、高山人民反抗国民党林靖土匪部队的武装暴动。被围困在融美初中一墙之隔文昌祠内的林靖残部，竟向融美初中校园开枪，打伤学生俞昌辉。后三次都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1939年，侵华日寇常空袭龙田镇，融美初中迁往东张镇香山村，小学部迁积库村。1941年4月21日，日寇第一次侵占福清县城和海口镇，9月3日退出，占领时间4个月又13天，在此期间多次派部队突袭龙田、东张和渔溪镇，抢杀烧掠无恶不作。5月，福建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下令，敌占区福州市的独立初中毓英、正德；福清县的毓贞、融美、明义；平潭县的岚华；非敌占区古田县的毓馨、超古；闽清县的毓真、天儒等十所初中迁往内地顺昌县元坑镇合设私立卫理公会联合初级中学。融美初中奉命迁往元坑镇。1944年11月，日寇第二次侵占福清县城和海口镇．并派小股部队，从海上登陆侵扰距龙田镇仅5华里的东营村。这四次紧急疏散停学或搬迁，父亲都只让家人到偏僻山村或相对安全地带避难，他不顾个人安危独自守护校园。
父亲为农村基础教育默默奉献，在新中国诞生后得到人民、社会和政府的肯定。他退休后，1952年应邀参加福清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和福清县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和195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任命他为福清县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起，他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福清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福清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曾任福清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宏校友，在他纪念薛永香先生120周年诞辰的文章中写道：“薛永香先生在担任委员和代表期间，不负党和人民所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成为政府和人民的桥梁。”每次参加这种会议，父亲都会积极提出有关提案。就在他临终前已将要参加会议准备向政府提出的两个提案写好：一是“保护渠堤，及时修建水库毛渠以利生产发展”；二是“号召各乡镇要因地制宜，栽种适合土壤的林木、蔬菜、瓜果”。这两个提案不久政府就分别加以实施。张宏说：“薛先生的多次提案不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而且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
父亲一生为社会培英育才，治家亦倾其所有财力，让儿女都循序渐进接受教育。我们家在龙田镇融美初中校园内，融美初中还兼办附属小学。按当时教会学校规定，本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入学免收学杂费。因此，我们8个兄弟姐妹除三姐小学、初中都在毓德、毓贞女校学习外，其他读小学、初中，都不花什么钱。1944年前，福清县没有高级中学，福清子弟要想读高中，只能到福州市或莆田县，这就加重了家长们的经济负担。为此，父亲不仅在福清初中教师组织向政府提出尽快在福清设立高级中学的建议书上签名，而且在文光高中获准筹建时，他也捐出一笔不薄的筹办款。
图2:1933年薛永香先生“全家福”。
1927年冬，刚满15岁的德英大姐初中毕业，翌年春考进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中。她体谅父母亲的艰辛，通过勤工俭学、争取奖学金，或向亲友借款自己工作后还债等途径，减轻父母亲的经济负担。从那时起直到1942年夏，她用了14年半时间（其中包括高中毕业后当小学教员一年半还清借款，医学院学习一年后工作一年），读完高中3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4年和上海妇孺医学院5年共12年课程，先后取得理学士、医学士学位。
德英大姐勤工俭学为弟妹们树立了榜样。大哥攀星读完福州英华高中参加福建全省毕业会考，取得全省数学考试第三名，考后大病一场住院，未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杭州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主动录取他。在大学期间为减轻父母负担曾在课余时间去当中小学生的数理家庭教师。他于1939年取得工学士学位。二姐德蓉初中毕业去县城毅英小学任教两年进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再回毅英小学任教两年、融美初中任教一年，然后随大姐到上海考入美术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深造三年，1942年毕业。她用了11年时间辗转读完常人只需6年就能读完的中专、大专课程。二哥攀达初中毕业后，为减轻父母负担没有报考英华高中，而选择公立福建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入学两个月后突患传染性重病，福州的医院不肯收治，学校通知父亲把他接回家中，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得以康复后考入英华高中。1945年福建协和大学化学系毕业，取得理学士学位。三姐德蕙高中毕业后工作一年，获得“翁莼奖学金”，进入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学完三年医预课程。在报考医学院体格检查时，不幸发现传染上严重肺病。为此治疗几年才治愈。后来在福清三中、东张中学执教英语。
至于我们最小的3个弟妹德茪、德荃和我，读高中和大学，没有兄姐们那么艰辛。因为几位兄姐大学、专毕业有了工作，他们为父母分担我们读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尤其是没有成家的大姐德英。德茪、德荃先后进福州华南女子高级中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学习。1952年德茪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学系。德荃在化学系读完一年级后，被长沙湘雅医学院免试录取，1955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更名）。我英华高中毕业，1947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连续7个学期获得该校颁发的“柯林奖学金”，解决了每学期的学杂费，减少了父母亲和大姐的经济负担。1951年夏我从福州大学生物学系毕业。
从一个农村小镇清贫的教师之家，走出8位高校学生，当年曾经成为家乡广为流传的美谈。然而父亲并不归功于己，认为这是“备受人民的恩惠”，要我们“饮水思源，竭智尽忠地为人民的事业出力，借以报答人民给予的恩惠于万一”。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励着我们兄弟姐妹走出高校校门步入社会后，像他那样爱岗敬业，努力深造，勤恳工作，报效人民。
大姐德英成为妇产科主任医师。她从1942年7月开始至1988年4月退休，在妇产科领域工作46年，其中在福州市第二医院（含其前身塔亭医院）连续工作达41年又7个月。在这里，她组建了集医疗、科研和教学于一体的团队，创建了设备先进的妇产科。她以医院为家，关心病人胜似关心自己，多次被评为福建省、福州市卫生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并先后五届当选福州市仓山区人大代表。
大哥攀星是原铁道部高级工程师。1939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土木工程系助教。不久后，他参加桂林李家村、贵阳清镇、四川泸州蓝田坝等机场军用飞机跑道工程设计建设，为抗日战争出了力。1946年转到铁道系统，在上饶、杭州、南京、大连等地，参加浙赣铁路（上）饶向（塘）段修复工程设计；苏州至芜湖间铁路建筑物的建设维护；解放初的东北森林铁路新线设计与建设。1955年8月调入北京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对拟建铁路新线进行技术和预算方面的审查鉴定。1969年下放山西永济，参加铁道部永济电机厂新厂建设，1975年新厂建成离休回北京。他为中国铁路事业默默工作29年。
我们8位兄弟姐妹中，有4位后来继承父亲的教育事业，成为中学、大学教师。他们忠诚教育事业，传播知识，教书育人，为烛为蚕，奉献毕生精力。
二姐德蓉是中学音乐、美术教师，1942年美专毕业后在上海兴中中学任教一年，回龙田母校融美初中、福清三中任美术、音乐老师。“三年困难时期”因体弱多病曾改任图书馆管理员，1972年退休，为教育事业服务32年，其中26年是在农村小镇龙田度过的。1965年当选为龙田人民公社人民代表。她桃李满园，师泽绵长，逝世迄今还时有师生在报刊发表对她的纪念文章。
二哥攀达是高中化学教师。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福州格致中学和福建师大附中（含其前身英华中学）任教。1956年被评为福建全省第一位中学化学学科一级教师（当时中学教师最高职称）。翌年3月与次年先后出席福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与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会议。曾任福建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至第五届福建省人大代表。1981年11月在撰写化学实验系列示范教案，准备拍摄彩色录像集时，心脏病猝发于12月2日逝世，终年62岁，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事迹被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还与父亲薛永香一起被收入《福州人名志》，并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福州市优秀教育世家、福建省优秀教育世家称号和牌匾。
三姐德蕙是中学英语教师。她1950年起，先后在福清三中（含其前身融美中学）、东张中学任教。她在大学学的是生物学，病愈后身体还很虚弱，由于工作需要要她教英语课，为了不误人子弟，她兢兢业业，努力钻研，不断提高英语教学水平。1976年退休，她26年的教学生涯也都是在农村小镇度过的。
妹妹德茪是大学生物学副教授。1952年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济南市山东医学院任助教。1956年3月，服从组织决定赴乌鲁木齐，支援新疆医学院建设，并承担筹建生物学教研室的行政和教学任务。1983年3月调南京中医学院任教，1991年退休。她从教39年，在新疆服务长达27年，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忘我工作，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劳模证书。
妹妹德荃是妇产科医师。她1955年湖南医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后，她于1969年奉派赴越南清化省参加抗美援越医疗工作两年。1971年8月回国，调往河南灵宝国防科委后勤医院。1979年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她在湖南医学院工作和在部队服役期间，几乎年年受到嘉奖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1951年6月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学系，当年7、8两个月进福建省1951年大学应届毕业生集训班学习，主题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8月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研究生。9月初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报到时却被告知留在院部，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直到退休。这期间我一直在学部工作。曾任生物学部办公室科员、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学部做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是中国科学院于1953年底在吸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组织管理科研工作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实行学部委员制度，并在次年初步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紧密团结全国科学家，在编制国家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评定全国性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审议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设置和研究所的方向任务，协调研究工作、组织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合作交流，做出应有贡献。1966年“文革”开始学部的一切活动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15日，中央批复同意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活动。此时三分之一的学部委员已经作古，其余三分之二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超过73岁，许多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学部领导机构中人员残缺不全。因而恢复学部活动当务之急，必须增选一批新的学部委员为学部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充实与健全各学部的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出新的学部主任和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决定增补学部委员和重建学部工作，为保证此工作顺利进行，设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办公室”。这两“室”都在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钱三强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协助钱三强副院长增补学部委员和重建学部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与重建工作，从1979年1月开始准备，到1981年5月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时结束。
1983年2月至12月我被全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办公室借调，任生物技术规划组组长，教育部、国家科委两位同志任副组长，同有关近十个部委同志就《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生物技术》中提出前期研究的课题，获198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1年我退休后参与了编写院史的任务。除此之外还编写了《薛攀皋文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科苑前尘往事》、《大爱无言——薛德英医生纪念集》、《中国生物技术机构和人员名录》等书籍。
我父亲在福清三中前身融美中学的奉献和经历，只是这方校园百年大合唱其中的一段旋律。他曾经说过：“我自知痴愚，没有什么才干，只凭借我从农村带来的那一种朴质无华的傻劲，
图3:1992年11月，薛德英、薛攀星、薛德蓉、薛德蕙、薛攀皋、薛德茪、薛德荃兄弟姐妹（二哥薛攀达于1981年病故）欢聚于母校福清三中百年校庆活动中。
勤勤恳恳地为这个学校工作”。他在退休后对党和国家给他的充分肯定，心存无限感激。及至他身后，福清三中发扬融美中学优秀的办学传统，对他予以高度的评价与尊崇，更使我们倍感欣慰。回忆母校百余年的成长经历，不禁追忆到我的母亲翁瑞玉（1889-1952），1908年母亲的父母和大弟在平潭鼠疫大流行时不幸去世。19岁的她只得从龙田毓贞女塾退学，照顾上学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只有一岁的小弟弟。1911年她22岁时经方鲍参作主与28岁的薛永香结婚成家。慈母相夫教子用她的爱，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日常琐碎，用她默默的奉献，支持着父亲的事业,用她点点滴滴的言行哺育了我们的成长。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没有什么杰出成就，但可以告慰母校福清三中、告慰父母亲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没有辜负母校和父母的期望，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顾全大局，尽心尽力，勤恳工作，回报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当年，我们从校园走向社会；今天，我们的心飞回母校！
我们真诚地祝福母校，不断发展壮大，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2022年10月8日
福清三中现校训源于薛永香老校长的题词
作者简介：薛攀皋
1927年12月11日出生于福清龙田，1943年初中毕业于福清三中前身融美初级中学。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福清三中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长期关心、支持母校发展，为学校建设特别是文史工程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来源：福清三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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