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道经沧桑 德劭医林——俞慎初生平及学术渊源 转自：俞慎初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俞慎初（1915-2002），当代中医学家、医史学家、教育家，国家级中医药专家，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学家，全国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终身教授。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毕生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善于总结，学验俱富，造诣尤深。在长达七十年的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生涯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撰著医籍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在海内外中医界享有盛誉，对发扬中医学遗产、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其所撰著的《中国医学简史》《中国药学史纲》《俞慎初论医集》等书，分别获卫生部、国家教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研成果奖，深受同行赞许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俞慎初，原名建镳，字谨，号静修。1915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东南沿海一个依山傍海的古城——福建省福清市融城镇。父介庵，名士耿，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幼年失怙，赖母夏氏抚养。15岁随族叔俞九绩学习中医，于诸家典籍靡不钻研。24岁（1901年）起悬壶高山（今福清市高山镇），时值温疫流行，患者经治多所全活，声誉鹊起。1917年（民国六年），因母老病，为奉养计，乃返县行医。时任神州医药总会评议员，每次讨论病案，均能发抒卓见，常令同行信服。1935年任福清县中医公会首届会长、国医会馆董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清县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全国血吸虫防治研究委员会委员。一生淡泊明志，俭朴自持。行医六十余载，医术精湛，尤长于内、妇、儿科，擅治急性热性病证，且医风淳朴，医德高尚，深受当地民众和医界同行敬重。30岁（1906年）娶妻王氏，育有三子四女，慎初是其次子，与三妹建华、四妹建珠，均承医业。介庵公于1959年1月8日病逝，享年八十有二。
俞慎初幼承庭训，兼之天资聪慧、才思敏捷，5岁即入私塾启蒙，师从清末秀才何若溪、邑之廪生詹伯涵、举人唐璇波诸名师。1924年至1930年，先后在福清县第一小学、县立初中、福建学院附中（今福州二中）就读。1930年春，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一代名医秦伯未。1933年学成返乡，开始了中医的职业生涯。曾先后在福清城关浴济药店和福余药行坐堂。此间，他一边行医，一边创办并主编《现代医药》（月刊）杂志。在繁忙的诊务和编务之余，还担任数家中医杂志的业余编辑兼特约撰稿人，并积极参与维护中医的抗争活动，力主中医现代化与保存国粹并行不悖的观点。
为了深入探究中医药学之精髓，先生深感提高国学水平之必要，遂于1938年6月进入上海诚明文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经学家蒋维乔先生，专攻国学文史学专业。这一时期，先生边学习提高，边在施今墨、张赞臣、时逸人等共同创办的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及教务主任，并参与《复兴中医》杂志的编辑工作，一干又是5年。
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同时有感于素享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称誉的福清竟无一所完全中学，学生们初中毕业后或辗转异地求学，或因此而辍学，造成后继人才流失的状况，1943年，先生从沪上返融后，即与家乡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知识界同仁，在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战友、民国国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郑忾辰的倡导下，共同倾囊捐资创办私立福清高级职业学校（后改名文光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福清县中合并为福清一中），先后任校董、第二任校长，为发展桑梓教育贡献力量。他边执教，边行医，1943年至1949年，先后出任福清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中医学会会长、福建省中医联合会理事，组织医界同仁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1946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民国政府原考试院举办的全国中医师资格考试（时全国设13个考区，3000人参考，通过者362人，先生位列第28名，福建仅5人通过），并领取了当时的卫生部和福建省政府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
先生热爱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谢绝海外亲友的邀请，毅然选择留在家乡，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从此他更加勤勉地为人民的中医药事业努力工作。1950年后，他连续被推举为福清县第一、第二届人大常委，中医学会会长。1951年赴北京参加卫生部主办的中医进修学校第四期学员班学习深造。毕业后返融担任福清县中医药进修班副主任兼教务组长。1953年6月，先生奉调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6年1月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并兼任福建省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常委及《福建中医药》杂志主编。1957年夏，先生在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受到了撤职停薪留用、下乡闽清劳动、接受改造一年的处理。在遭受长达22年的不公正待遇和人生的种种磨难之后，仍对中医事业怀着拳拳之心，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抓住一切机会，见缝插针，潜心做他的中医学问。
1978年，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历史跨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和煦春风吹拂着十亿神州大地，各项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历年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昭雪，戴在先生头上整整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他欣慰无比，此时他已年逾花甲，逝去的岁月已然无法追回，惟有把60岁当作此生的开始，让有限的余生发出更强的光和热。此后，他先后担任福建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医史教研室主任、医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在繁忙的医、教、科研工作之余，还担任多项社会兼职：福建省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咨监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七、第八届委员；福建省医史学会第一届主任委员、第二届顾问。1984~1985年，先后被评为福州市劳模、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教育先进工作者，民主党派、工商联四化建设“双先”表彰大会代表。1988年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教育工会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被授予“国家级中医药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省教委授予“优秀教育世家”牌匾与荣誉证书。1986年5月，他以71岁的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一生精研岐黄医术，崇尚《内》《难》、仲景学说，理论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在长达70多年的医、教、科研生涯中，溯本求源，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探求医理，广收博采历代医家菁华，且师古不泥，在医林中独树一帜。
他力主中医学术必须不断创新，医教科研要紧密结合，要善于学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和探索中医理论的精髓，使中医学术不断获得提高和发展，中医特色进一步得到发扬和光大。他生性耿直，古道热肠，视病家为亲人；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患者的信赖和爱戴，不愧为群众的好医生。
先生一生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他倾囊兴学，热心助教，扶掖后进；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桃李满园；他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堪称楷模；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备受推崇；他无私无畏，响应号召，摒弃门第观念，传授技术专长，尽心培养高足，造就中医后备人才，体现一代名医的宽阔襟怀。
先生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共撰写医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近400万字，其中多部医著获省、部、国家级大奖。代表作《中国医学简史》，曾获卫生部1985年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暨中医药工具书银奖；《俞慎初论医集》获福建省第三届中医药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中国药学史纲》获福建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等。
先生生于20世纪初叶，正值民国初年。其时中国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百业凋敝，加上医学落后，疫疠猖獗，民不聊生。而医学界又掀起一股“扬西抑中”的潮流，一些学过西洋医学的人士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的态度，一些接受了近代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当时的北洋政府卖国求荣，千方百计排斥、摧残甚至妄图消灭中医。出身于中医世家的他，自幼即在其父的耳提面命下习诵岐黄家言，对中医学情有独钟。他亲眼目睹百姓缺医少药的诸般痛苦，也了解中医药治病救人的神奇疗效。父亲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孙思邈《大医精诚》的谆谆教诲，在他的心目中树起了医者的良好形象和明确的人生目标；而旧中国满目疮痍的现状，更加坚定了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于是还在读高中的他，毅然决定随父学医。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中医学理论水平，拓宽知识面，1930年，先生远离家乡，赴上海求学，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沪上名医秦伯未、陆渊雷等人。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众多莘莘学子求学问业的圣地。民国年间及当代许多著名医家，如何廉臣、丁甘仁、恽铁樵、包识生、时逸人、施今墨、秦伯未等人，都曾经来到这里，可谓诸子云集、名家荟萃。他们兴教育，培养后继人才；编刊物，促进学术交流；建医院，解救民众疾苦；为保存国粹、光大中医奋力抗争、图谋发展。在这所中医的大学校里，先生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医学知识，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裒精集萃，汲取诸家学术之菁华。他认真记录学习心得，大胆抒发个人见解。名师的指点，同道的启迪，使他学业猛进，深得师长喜爱。此期，他撰写大量文章，刊登于各地杂志上，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未及弱冠，便初露锋芒，成为一代名医秦伯未的高足。
1938年2月，先生被聘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中华国医专科学校教授，再度来到大上海。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学水平，以利于深入探究中医理论的精髓，先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于是年6月进入上海诚明文学院深造，跟随著名经学大师蒋维乔先生攻读国学文史。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国学文史学基础，为日后深入探索岐黄之学、提高学术水平铺平道路。
先生一生熟读中医经典，尤其推崇《内经》《难经》及仲景学说。他认为历代医著汗牛充栋，各家学说纷繁驳杂，然而不论哪个流派哪种观点，均源自《内经》。《内经》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划时代巨著，历代医家都将其奉为圭臬，是公认的“医书之祖”。自《伤寒论》开始的历代医著，也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并完善起来的，因此它是中医理论之渊薮、中医专业之基石。而《难经》则是最早的《内经》专题注释本，是对《内经》理论的进一步阐发。问世后很快便对后世医家、首先是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撰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伤寒论》医学理论阐发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至于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则是继《内经》之后，对西汉以来的临床经验的又一总结。其所确立的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法则，两千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不读仲景书，则医无准绳、治无法度……故数十年来，他对《内》《难》和仲景学说的研究从未间断。青少年时即已反复诵读，重点句段，尚能倒背如流，用心揣摩，以探索奥旨，并加以眉批，记录下学习心得和临床运用体会。
20世纪50年代，先生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黄帝内经〉的考证及其价值》一文，就《内经》的代表医家及其著作的特点进行逐一评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又在其多篇论著中再次论及《内经》的历史成就和深远影响，称之为“世界医学科学史上极有价值的著作”。1986年，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了《近五十年来对〈内经〉理论的论争》一文，称《内经》“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呼吁要“维护《内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内经》不能废除的观点。而他早年撰著的《〈内经〉语法研究》一书，则以《内经》中的重点生奥难解字词、句读和语法结构为切入点进行诠释，内容丰富，剖析透彻，对理解《内经》原文、掌握研究《内经》的方法，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先生对仲景学说推崇备至。认为仲景学说“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强调学习仲景学说，主要应探索其辨证施治之大法。他对经方研究独具匠心，认为二书所载的260多首方剂，均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是“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是“众方之宗，万方之祖”，为后世中医临床奠定了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他运用经方治疗内科杂病，常能收到左右逢源、灵动活法之妙。他常指出：学习仲景学术应着重于全面掌握辨证施治法则，并融会贯通，临床运用经方才能得心应手、收效迅捷。
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尤其重视学习历代名医著作，采撷诸家精华，择优而从。他常常告诫学生弟子，既要善于裒集诸家前贤之长处，又要师古不泥，融会贯通。既不囿于一家之言，也不偏于一家之法，更不专执一家之方。
先生推崇金元时代李杲之医为“医之王道”“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赞赏清代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创见。其调治脾胃，既善取李东垣“升发脾阳”之法，又重视叶天士“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的主张。治疗冠心病“真心痛”“厥心痛”，既宗仲景瓜蒌薤白汤化裁，以宣痹通阳；又善用清代医家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加黄芪与近代医家张锡纯的活络效灵丹加减，以化瘀通络；治疗咳喘，则多遵清代林佩琴“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之说，治法亦每与“喘由外感者治肺，由内伤者治肾”同理。尤其推崇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所倡导的活血化瘀法，并灵活运用王氏治瘀名方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气虚中风，常能收到满意疗效。而对张锡纯治疗内科杂病的特色则倍加赞赏，对其学术主张推崇有加，常效法其用药特点。如以单味大剂量（60克）山茱萸去核浓煎灌服，救治气喘虚脱；在清肝利胆方中加鸡内金治疗胆囊炎胆石症，用膍胵茅根汤治疗单纯性肥胖病，均取张氏“鸡内金善化有形瘀积”之说。认为张氏《医学衷中参西录》所列之方，方方切于实用，强调后学要重视该书的学习和掌握，并专门为之谱写《方歌集解》，以指导学习，方便记诵。
此外，他还善于从肝、痰饮、瘀血等进行辨证分析，在广收博采众家学说精华的前提下，总结出了“杂病从肝治”“怪病从痰治”“久病从瘀治”的独特见解。
先生一贯主张中医学术要不断创新发展，诊疗技术要有所提高。中医理论不能只停滞在古代医学的水平上，而要紧紧追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采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探索中医学术的真谛。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生就致力于中医学术的改革与创新。他创办了《现代医药》（月刊），弘扬国粹，开展学术交流，倡导中医科学化。当民国政府废止中医政策意欲出台之际，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刊物作为开展抗争活动的阵地，发表讨伐“檄文”，并反复阐述革新中医、主张中医科学化的观点。明确指出整理学术经验、创办学校和医院、开展学术研究，是改革中医的前提。
20世纪40、50年代，先生在上海复兴中医专校和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担任中药学等课程的教学与中医药学术研究领导工作时，就极力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中医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撰述《新编中药学讲义》。他认为药物对人民健康影响很大，“中药过去既无确定标准，伪劣充斥，所以要注意整理研究。整理和研究的方法，首先是鉴别种类，确定效力，推广种植，改良剂型，然后再从事化学研究，才能逐步提高中药的疗效，扩大中药的应用范围”。他的革新中医药的主张和实践，对当时的中医药界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中药剂型，他主张要多样化，以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病情、不同病位之需要。他曾自研自制“特效疔疮膏”“鼻炎茶”等中成药，疗效满意，颇受患者欢迎。
1986年，先生在《中医高教研究》上发表的《中西现代化要保持中医特色》一文，明确提出“中医现代化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传统医学进行提高，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电、磁、光、声、波等。中医现代化，既不是西医化，也不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而是要向中医自己发展的道路前进”。他力主中医医、教、研各方人士应齐心协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医学术的整理、继承和研究，使中医学术得到提高和发展，中医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先生信奉先哲“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与“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为器也”的格言；赞赏“文章千古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观点。认为凡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就要记录下来，刊发出去，或引起讨论争鸣，或提供切磋交流，抛砖引玉，何乐不为！更何况还能从中求得春华秋实、自慰其心的别样情趣，岂不两全其美！
综观先生的一生，大致经历了三次创作高峰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先生的第一次创作高峰期。那时的他，“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初涉医林，即蒙名师指点、良友启迪：陆渊雷、时逸人、秦伯未、蒋维乔诸师长，都是当时声名赫赫的大师级学者；而张赞臣、姜春华、钱今阳、茹十眉众学友，个个年轻有为，出类拔萃。在这样的良好环境的熏陶下，他心得颇丰，感悟尤深，学业猛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先后撰写《黄疸病理之研究》《精神魂魄之研究》《虚痨浅说》《血证之研究》等文章，刊登于上海《中医指导录》杂志上。未及弱冠之年，便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崭露头角，令同行刮目相看。
1933年10月，先生学成返里，3月起悬壶济世，5月即创办并主编《现代医药》月刊，并兼任上海《中医指导录》、北平《国医砥柱》、南京《国医公报》、杭州《医药卫生月刊》、福州《医铎》等多家医刊杂志的特约编辑与撰稿人。1938年，他二度赴沪从医问学期间，曾参与编辑《复兴中医》杂志。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至1941年的八年间，先生共发表50余篇论文，并出版了《中国麻风病学》一书，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其中单1933年一年就发表论文十多篇。他几乎每天都要动笔，凡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要记录下来，医学典籍、报刊杂志、参考资料、会议交流、参观旅行、探亲访友等，靡不记录，并剪贴成册，分类保存。尽管他也常发出“岂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风白发生”的慨叹，但依然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停歇。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先生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尤其50年代初、中期，是先生事业的鼎盛时期。此间，他虽身兼多种职务，但仍坚持笔耕不辍。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外，还撰著了《新编中药学讲义》（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和《中国医学简史》（原拟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搁浅”）。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先生身陷逆境，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又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环境恶劣，经济拮据，物质匮乏，并为严重的胃十二指肠溃疡所困扰，但他仍始终坚持创作，克服困难，以俞谨、静修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1959年这一年，先生就在《福建中医药杂志》上发表了经他整理的介庵公遗稿《怀箴堂治验录》的连载及《中国麻风专家孙思邈》等19篇论文。为此他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所收集的笔记、卡片盈筐累箧，不下千万言。写作成了他的癖好，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正是因为这种痴迷，他那颗苦涩孤寂的心才有所寄托，人世间的许多烦恼与不平才会暂时被抛却脑后，才有勇气走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迎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全新时期、个人政治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先生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期，也可以说是巅峰期。此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断改善的工作条件，频繁的学术交流，赋予他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的思路如潮水般喷涌。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同样冲击着医药卫生界的堤岸，且谁都明白从事医史文献研究的那份寂寞与清贫。但他依然辛勤地耕耘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春蚕吐丝，呕心沥血，认真执著，默默奉献，甘守清贫，无怨无悔。十多部、数百万字凝结先生心血与汗水、融会他挚爱与追求的论著从他的笔下倾泻而出。大量有分量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也在这一时期刊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医学简史》一书，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埋没沉沦和数易其稿的认真修订之后，终于1983年刊行问世，并获得数项省（部）级及国家级大奖。该书还发行到日、美、法、新加坡等国家及港、澳、台等地区，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俞慎初论医集》《中国药学史纲》等书也陆续出版并屡获大奖。这一切都和他那种甘于寂寞、安贫乐道的奉献精神及对中医创作别样痴迷与执著密不可分。
先生一生热衷于兴学办教，他认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始于学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先生便与施今墨、张赞臣、时逸人等同仁志友共同出资创办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兼任多所中医专校教职，为培育中医后继人才倾注心血。
1935年2月，他在《对于国医今后之希望》一文中倡言“设立学校，栽培后起人才”，则“国医自有振兴之一日”。1935年4月，先生在《现代医药》（月刊）上发表的《整理与创作》一文中又大声疾呼：“学术整理之后，仍须固结团体，遴选人才，二者完成，则实行考试，设立学校。”“此二者如能努力做去，则我中医之复兴，可计日以待焉。”1941年（民国三十年），他在《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成立纪念》特刊上，发表了《健全中医教育的几点重要问题》。文中谈到：“自‘五四’以后，新文化应运而生，中国固有医学也受了影响而激起变化。新旧论争，无时或已。在这新旧论争的过程中，整理刷新的工作虽大有人在，然至今尚未见有若何成绩可言。这不能不认为憾事。故欲求设备完善的中医学校而不可得。揆其原因，由于人力财力的不能集中，而教育机构亦不能健全。”又说，“要改进中医”，必须“先健全中医教育”。并提出五项富有改革创新的建设性意见。
1943年，先生从沪上返乡，即与家乡一批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知识界同道倾囊捐资创办私立福清高级职业学校（后改名文光中学），解决了学生就近入学和生源流失的问题。任职期间，大力培养人才，热心资助贫困学生，帮助他们解除失学之忧虑，并不畏艰险，支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师生，掩护革命同志。
命运注定先生此生要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尽管先生于1950年底自动请辞文光中学校长获省教育厅批准，以为后半生可以专心实现自己“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初心，不想1952年春，他刚从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结业，一回家乡即担任福清县中医进修班副主任兼教务组长，1952年9月又奉调福建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6年出任该校教导主任。1958年福建中医学院成立后，先后承担医经、各家学说、中药学、医学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1979年8月，先生复职以后，担任福建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教师、主任，医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7月，聘为教授；1985年6月，任福建中医学院中国医学史专业硕士生导师。1991年4月，经卫生部和省卫生厅核准，承担了“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的工作。早年讲课没有统编教材，他就自编教材，写讲义，刻蜡板，印材料，经常弄得灰头土脸，但他乐此而不疲，认为“教不严”，乃“师之惰”，为此，他常常备课到夜阑人静时。在被剥夺上讲台的日子里，先生虽然内心冤苦，但仍然坚持做学问，将自己的经验、心得一一记录下来，以备随时听用。对上门求教的学生，尤为热情，总是“竹筒倒豆子般”地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他也不忘兴教育人。他把暂借栖身的十四中（先生夫人执教的学校）教室当作课堂（那时全中国学校皆停课闹“革命”），当起了“办义学”的武训，向即将下乡插队的子女和他们的同学传授中医知识，希望他们能掌握一门技能，既解决下乡就医的困难，也能为当地的农民看些小伤小病……每当操起执教的“行当”，他都显得异常兴奋。用他的话说：只要能和学生们在一起，能让我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我最大的乐趣。数十年的教书育人生涯，先生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许多人都是临床、教学、科研战线的骨干或当地的名医。先生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的师道风范深为后人景仰。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福建省开展名医工作室建设，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俞慎初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正式成立。该流派即先生所代表的“医经学派”，崇尚经典医著并精通临床医术是该流派的学术特点，在近现代闽派医学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俞慎初学术流派第二代学术代表性传承人刘德荣自1985年起即师从先生，担任其临床、教学和科研助手，同时整理总结其医学经验，1994年经国家卫生部核定为俞慎初学术继承人。俞鼎芬自1980年起即参与先生多部学术著作选题的策划，协助《中国医学简史》《俞慎初论医集》《虫类药物临床应用》的整理编撰与出版，并承担责任编辑。如今第三代传承人——刘德荣教授的研究生、本科生代表陈玉鹏、温建恩、吴方真、石伟荣、赫建斌等传承其学术，晚辈同事邓月娥多年师从刘德荣教授学习临证和福建医学研究，林友宁、邓龙生、王章林、何海花等亦均传承先生的学术经验，成为先生学术的第三代传承人。截至目前，俞慎初学术传承工作室团队已达15人。
由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医药领域中占据领衔地位，医学成就在海内外医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一定影响，故第二、第三代传承人在闽地古代医学源流和医家、医著研究中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应该说，以“医经学派”为学术特点的俞慎初学术流派，脉络清晰，代有传人。
最后，让笔者爰引国医大师干老祖望1994年为庆贺先生八十诞辰暨从医执教六十周年时写给先生的一组七绝，作为对先生一生的概括和本篇的结语：
良相良医立志求，朝研本草暮汤头；
悬梁刺股寒窗冷，不占鳌头誓不休。
鼎食锦衣不屑求，惟期事业立班头；
谁谓种豆难收豆，且看长安有伯休。
临床教学史旁求，满腹经纶此老头；
漫笑家贫人亦瘦，庐陵太守乐无休。
书痴笨伯少干求，饱饫文章白了头；
君我情形如一辙，朝闻夕死不罢休。
大雄
2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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