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这个古厝里，一对姐弟诠释了亲情与大爱…

今天

《福清古厝里的红色传奇》专栏

的第九篇文章来了

英雄和他的战友曾经住过这里，

英雄和他亲人曾经在这里诠释过亲情与大爱，

这里每处地方都留有故事，俯首可拾——

大写的姐姐：一两半黄金与一串故事

陈氏古民居群，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北亭村，坐北朝南，由前后三排共四栋建筑组成，占地面积8781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481平方米。主座居前，建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占地约3156平方米，建筑面积1790平方米，建筑布局：六扇两四扇，四扇重附廊，附廊重附廊，取“重福”之意，当地人亦称“重福堂”。后三栋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扩建的，后排中栋六扇三落，左栋四扇，右栋六扇。

▲ 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北亭村陈氏古民居群

20世纪80年代，有首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不少人随口就能哼出其中的一句歌词：“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在北亭陈氏古民居连同后面新起的花园洋楼，每一扇门、每一根柱、每一间房、每一方柱石都会讲故事，讲余长钺与姐姐余惠忠的故事，讲余长钺与姐夫陈齐钧的故事，讲余长钺与姐夫一家的故事，讲余惠忠与李若兰的故事，故事从一个侧面告诉今人：得道多助，中国共产党带着人民走的是人间正道。

▲ 阳下北亭陈氏古民居群，是福清阳下街道保存较好的古民居群之一，图为孝友厅

灶台的故事

余惠忠是余长钺三姐，生于1912年，比弟弟大六岁。余长钺大哥和父亲在印尼经商，大姐早夭，二姐在外读书，福清家中唯有老母和三姐。在家中他与三姐关系最亲，三姐出嫁时他哭得像泪人，送姐姐出嫁时他第一次到了北亭陈氏古民居群。

姐夫陈齐钧家族是方圆百里数一数二的富户，而且从嘉庆年间一路富到民国，拥有良田三千亩，但晚清这个家族转向推崇知识报国，子弟以致力新学为主，陈齐钧就是在省城读的师范学校。

初次见面的姐夫拍拍这位还是孩子的小舅子，说：“别哭了，这里以后也是你的一个家，你常来玩。”

余长钺读初中时就投身革命，倒没有多少时间来玩，每次来都是有事。他和他的战友没地方吃饭，就到姐姐家蹭碗饭吃，无论是否过了饭点，姐姐都会亲自下厨给弟弟煮好吃的。有时晚上很迟了，余长钺带着人突然来到北亭陈家，姐姐都会点灯上灶台，炖肉、炒菜、做饭，让弟弟和他的战友们吃得饱饱的。以致婆家的老人一看到灶台有灯光，就会对佣人说：“是忠的细弟来了吧，我这里还有别人从省城带来的点心，你拿去给忠的细弟吃。”

余长钺遭通缉后，躲在东漈寺后面的山上，没饭吃，派人送信给姐姐。余惠忠做了几碗弟弟最爱吃的饭菜，还特意去买了一些福清光饼，自己又炸了十来个海蛎饼，这些都是弟弟爱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通通装进食盒，再带上香烛，扮成到寺庙烧香的香客进山，给弟弟送饭。

缝纫机的故事

南西亭暴动时，中国共产党打出两面鲜红的红旗，十几位北西亭地区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还佩戴上了红袖章，而这些红旗和红袖章就是在北亭陈氏古民居里制作的。余长钺拿出家里的红布料，抱到姐姐家，让姐姐用缝纫机帮助缝制。笔者此次去北亭陈氏古民居群参观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台缝纫机会保存至今，而且还能用。

这台缝纫机是余长钺父亲从海外买回来的，在当时是最新款式的。作为嫁妆之一，随余惠忠到了北亭陈家。余长钺和战友们借宿陈家时，余惠忠还用这缝纫机为他们补过衣服。余长钺赴南洋筹款，姐姐还亲手为他缝制了衬衫和内衣内裤。1937年6月，余长钺在福州鸡角弄刑场英勇就义时，穿的就是姐姐当年用这台缝纫机为他缝制的衬衫，只是沾满血迹，破得很厉害。在现场为他送行的姐夫陈齐钧回家后，难过地对妻子余惠忠说：“长钺走时穿的是你做的衣服，我记的那块布料还是你让我从福州带回来的。”余惠忠哭得死去活来，那个晚上她不睡觉，一遍遍擦拭缝纫机，一边擦，一边哭，泪水滴到缝纫机板上，接着再擦……

每年余长钺牺牲日，余惠忠都会在缝纫机台板上摆上弟弟的相片，再放上弟弟爱吃的光饼、海蛎饼。在国民党抓共产党最厉害时，家里人也劝她小心，余惠忠说：“我想我弟了，我怕什么！”

改革开放后，余惠忠的儿女和孙辈、外孙辈借着党的好政策，一个比一个能干，很快都发家致富了。儿子陈家智在紧挨着陈氏古厝的地方盖起了一幢新式花园洋楼，一家人都搬进了新楼，用上了煤气灶、抽水马桶。搬家时，余惠忠一定要把这台缝纫机搬到新家去，晚辈说：知道你爱踩缝纫机，我们给您买台新的，买台最高级的。余惠忠说：“我就要这台，搬到我住的房子里！”儿子知道母亲是为了睹物思人，寄托对小舅舅的思念与爱，马上说：“搬！搬到您房里。”

余惠忠活到103岁，临终时还叮嘱儿子要记住擦缝纫机，给缝纫机加油。

▲陈齐钧与余惠中的儿子陈家智

在北亭陈氏古民群前接受采访

余惠忠保存至今的这台缝纫机，大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西亭暴动保存至今的最大一件历史文物。

余长钺睡床的故事

余长钺牺牲一年后，母亲没办法再睹房思儿倍添哀思，就迁居到印尼了。母亲走后，余惠忠将与余长钺有关的物件都搬到了北亭夫家，搬进了陈氏古民居里，后来又搬到了儿子陈家智盖的花园洋房里。

在余惠忠辞世前居住的卧房里，笔者见到了一架八步床，雕刻精美，制作精细，彩绘雅致，描金依然亮眼照人。陈家智说：“因为用的是足金粉，所以百多年了还闪闪发光。”

原来这床是余长钺满月那年，父亲花大价钱请莆田木工做的，刻工也是请了莆田当地最好的师傅完成的，最后还说：“好马用好鞍，雕刻别用漆了，用最好的足金吧！”因此才会时至今日仍然耀眼。

▲余长钺从小睡到大的八步床

余长钺在这架八步床上长大，中共福清第一任县委书记陈炳奎也曾在这床上睡过觉，他与余长钺志同道合，从小关系就很好，两人还曾一起萌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革命不成，誓不成婚。”在五位同时牺牲的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中，只有他们两人未娶，没有子嗣留下。

婚柜的故事

与八步床一起放在余惠忠卧室里的，还有两件制作精美的老家具，一件是矮柜，一件是双门衣柜，造型流畅，雕刻精致，只不过中西合璧，比传统家具洋气了几分。

这两件家具也很有故事。

1936年春天，余长钺在共青团江苏省临时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共青团江苏省临时省委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所有革命经费完全要自筹。余长钺多次以各种借口向福清家中、向印尼父兄要钱，而且越要越多，家里开始怀疑他又像在福清一样拿钱去闹革命了，寄钱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求必应了。

因反抗包办婚姻，从广东汕头老家逃到上海的李若兰，比余长钺大一岁，是位爱国热血青年，她一边在上海一所女子中学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她为革命陆续卖掉了自己带到上海来的27件首饰，而这27件首饰本是家里为她准备的嫁妆。

一天，余长钺拉着李若兰去照相馆，他想用假订婚照再去父母那里“骗”点钱。于是，两人立即上街拍了一张合影，作为假订婚照，准备寄回家。李若兰毕竟年长一岁，心细的她说：“索性要装就装更像一点，我把刚织好的那件红色毛线衣寄给你三姐。”余长钺还在信中说，两人准备结婚，红毛线衣是李若兰一针一针织的，是送给三姐的礼物。果然，家里收到订婚照和红毛衣，特别是读了那封信，都很高兴，相信了余长钺花钱大是因为谈了位有钱的小姐。三姐余惠忠不但将自己的私房钱全部寄给弟弟，还一个劲地劝父母多寄些钱到上海。

在知道弟弟订婚后，余惠忠就与母亲商量给弟弟筹办婚事。她说：“人家那姑娘是大城市的，是女学生，肯定洋气，我们结婚家具要时髦一些，免得人家觉得我们乡下土气。余父请人比照印尼当地荷兰人、英国人用的家具，又参考了中国家具元素，画了家具图，寄回国内，花大价钱请人打制。

▲家里为余长钺准备的洞房家具之一：

风格独特的矮柜，姐姐相伴终老，柜正中间始终摆放着余长钺的照片

1936年11月，时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兼青年部长的余长钺奉中共南方临时工委之命，从香港回闽工作。同年12月，余长钺回到福清，组建了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并兼任书记。一天，他回到阳下余家老厝去看母亲时，这两件家具还没做好。只是当家里人问他为何没带李小姐回来时，他说过段时间她会来。问他何时结婚，他装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头，说婚礼的事有空我们再细商量，家里人以为他们在外早就结婚了，还催着他要办个像样的婚礼，不能亏了人家姑娘。

一直到余长钺牺牲后，这两件准备放到婚房的家具才做好运来。余母摸着簇新铮亮的家具，想起儿子还在乱坟岗上，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赴南洋后，余惠忠从阳下余家将这两件准备给弟弟结婚用的柜子搬回了北亭家中。将弟弟在南洋拍的那张西装照，请人到福州放大，摆在矮柜上，每逢初一、十五、弟弟的生日和忌日，她都要在上面摆放弟弟爱吃的水果、糕点，放的最多还是福清的光饼和海蛎饼。

墓园的故事

余惠忠与丈夫相爱了一辈子。她至死都感念丈夫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将弟弟的遗骸搬回了福清。

1937年2月，余长钺被捕后，余惠忠的娘家和夫家都拿出大把银子，奔走营救。丈夫多次说服家里人，掏钱救自己的小舅子。

余长钺作为中共闽中特委领导，属“要犯”，组织上和他亲人们的所有营救活动都失败了。就义那天，余惠忠的丈夫陈齐钧和陈炳奎的侄儿化装成流浪汉，早早等着监狱门口，跟着刑车一路走到西门外鸡角弄，在余长钺英勇就义后，陈齐钧又在乱坟岗上掩埋着余长钺遗体的土坑前做了记号。三年后，又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小舅子的遗骸运回了福清阳下老家……

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英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起了余长钺墓园，后来又在山间建起了占地400多平方米的余长钺烈士陵园，还修建了一条大路，方便人们前来凭吊英雄。

▲位于阳下山间的余长钺烈士陵园

一斤半黄金的故事

余长钺投身革命，不少革命经费是从姐姐余惠忠和姐夫陈齐钧那里拿的。他常到北亭姐姐家拿钱，被敌人通缉后，他不能直接来拿。当时，北亭村口外有个五显宫，有时余长钺藏身于五显宫，让战友到姐姐家拿钱。

采访中，陈家智说：“母亲人生最后，有时有点糊涂，突然会说：‘我跟你们一起到五显宫去，我也好久没见他了。’有时还会说：‘你等我一下，我再煮点吃的，你带给我细弟。’”

笔者问五显宫还在吗？陈家智说：“早拆了，没拆前我母亲常去，有时去了就坐在五显宫的大门口，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她一直想我小舅舅，她太爱我小舅舅了。”

193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五位领导被捕，唯当时外出执行任务的中共闽中特委另一位委员刘突军未被抓，危难时刻他担起闽中革命领导重任，成立了中共闽中工委并任书记，继续领导游击队。

刘突军到过阳下余家，也到过北亭的陈家，知两家经济条件都很好。7月初的一天，刘突军派人来到北亭陈家，找到余惠忠，说：“我们组织决定了，为余长钺报仇，为牺牲的我们五位领导人报仇。”

虽然当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有杀头危险的，搞不好还要株连陈家人。但余惠忠和陈齐钧没有惧怕，他们把来人带到了自己的卧房里。余惠忠冷静地说：“谢谢你们为我弟弟报仇。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当游击队来人说现在游击队经济上很困难时，余惠忠马上说：“要多少钱？”

来人问：“你这里有多少？”

余惠忠粗粗算了一下，自己的黄金首饰大概有将近一斤半，马上说：“我出一斤半黄金。”

说完，余惠忠将自己所有的黄金首饰全部拿出，这里有夫家的聘礼，有娘家的陪嫁，有结婚时夫家亲戚送的见面礼，还有陈齐钧送给他的金戒指。她还拿出秤来，将所有黄金首饰称了一下，离一斤半还差了一点，余惠忠说：“我知道你们也缺粮食，不够的部分，我折算成大米顶上。”

游击队来人说：“你一次拿这么多了，已经很多了，我们不能再拿你的粮食了。”

余惠贞是典型的福清女人，外表清秀婉约，内心刚强如铁，她说：“说好了一斤半黄金，就是一斤半黄金，缺丝毫都不行。”她让陈齐钧去拿米袋装米，将差的那点黄金用粮食补上。

福清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余惠忠很兴奋，她对陈齐钧说：“共产党为我弟弟报仇了。我弟弟拿命要换的就是共产党人坐天下这一天。”

红毛衣的故事

因为家里人始终坚信余长钺与李若兰的订婚照是真的，余惠忠还从母亲问弟弟婚事时弟弟的闪烁其辞和有些羞涩的笑中，误读出弟弟可能与李若兰已经有了事实婚姻。余惠忠始终珍藏着李若兰1936年从上海寄给她的红毛衣。不舍得穿，但每年夏天都会拿出来晾晒。

弟弟牺牲了，余惠忠觉得余家人有责任好好疼爱李若兰，也担心弟弟和李若兰如果有了一男半女，李若兰一人带孩子太辛苦。没解放时，没地方可找李若兰，解放了就可以到处找了，她想把李若兰找到，接回福清。

余惠忠想了个办法，把弟弟和李若兰的订婚照冲洗几十张，只要听说有在外当干部的福清人回乡，她就跑去，送一张弟弟的订婚照给人家，向人家讲述弟弟和李若兰的故事。请人家帮忙把余家的媳妇找到。她还常去信问人家找到了没有，生怕人家忘了这件事。就这样，一找就是几十年。

一直到1986年5月，是余长钺当年的战友马飞海帮着找到了李若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飞海长期在上海市委工作，当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他始终没有忘记30多年前余惠忠的嘱托，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史料征集会上找到了李若兰，并说起了余家人半个世纪来对她执着的寻找。自1936年夏天余长钺与李若兰两人在香港分别后，李若兰对她称作“小余”的余长钺始终没有忘记，对余家人如此深情与负责感动不已。她决定到福清，去看望余惠忠，凭吊小余。

虽然余家人此时才第一次知道他们俩没有互许终身，更没有肌肤之亲，李若兰也早已嫁人生子，但余家人和乡亲们还是以在外的儿媳首次回夫家的热情，接待了这位余长钺的女战友。

当看到半个世纪前以余长钺未婚妻的身份寄给余惠忠的红毛衣，当看到半个世纪前余家人为自己要嫁到福清打制的家具，李若兰紧紧拥抱住姐姐余惠忠……

陈家智记得母亲一直保存着这件红毛衣，但家里堆的东西太多，笔者跟着他在楼上楼下挨个房间转，确实每个房间都是满的，看来没几天功夫很难找到这件毛衣。他说：“过些天我好好找找，应当可以找到。”

作者 福州晚报原副总编、党史研究者 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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