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参加高考

六十年前的1957年，我参加高考。福清县只有福清一中有高三年五个班三百多个毕业生，其中还有好几位是来自平潭县的同学。当年福清还没有设考场，是教导主任牟广钦老师和班主任、科任教师带领我们到福州参加考试。而高三年（5）班主任兼俄语教师郑老师，即将被划为“右派分子”，学校不让他带班，要留在学校里反省检讨。我们借住在坐落烟台山上的福州高级中学，睡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床铺”上。考场设在福建师范学院的“青蛙楼”上的大教室里，听说学校正忙于反右派斗争，无暇调配正规的课桌椅，只将就用大教室里原有听报告用的靠背椅，椅子右边有伸出一块不及A4纸大的舌板，是用于听报告作笔记，考卷就放在舌板上作答。从住地到考场还要步行半个小时，没有车可坐。那是解放后的第八年头高考，是共和国初创时期，百业待兴，经济困难，因陋就简的时候。
据《中国教育年鉴》，195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18.7万人，高考招生数报纸上公布为10.7万人，后来实际上只招收了10.5万人，报考人数不详，按现有的毕业生数和招生数计算，录取率为56.14%，加上往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报考的人数，录取率估计大概在30——40%之间，仅以我所在的高三年（4）和我较熟悉的隔壁班高三年（5）两个班统计，录取率约为36%。
1957年高考招生共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史；外语免考，政治、语文必考；一类考数学、物理、化学；二类考化学、生物；三类考历史、地理。填报志愿无一本、二本、三本之分，可填平行的十二个志愿的十二个学校的十二个专业。我前十个是填中文，后两个是历史，结果录取在第六个志愿里，只要成绩达到，政审过关，无不被录取之忧。
当年文史类的考题，除了作文题外，其他考题统统忘记。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这样明白平实的题目，不必审题，谁都有母亲，谁都有话可写。当时的大部分考生不如现在一些考生那样聪明，懵懂得很，老实巴交，不会作弊，更无利用高科技专门为考生作弊的“产业链”。考试之后，不公布考生成绩，无处可查分数，也没有所谓“状元”这个名堂。只是等待是否录取的通知。考上的由录取的学校发函通知，落榜的由省高招办发函通知。所以一看来函信封的下款，就知道自己是否录取。我的通知函信封下端印着“福建师范学院”，就知道是取到该校；同时到邮政局取函的一个同学，看到自己信封落款是“福建省招生委员会”，脸色一下子发白，用福清话说：“‘空宽’，我没取！”然后悻悻而去。
谁能够料到，第二年1958年“大跃进”，连高考招生也“大跃进”，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是19.7万人，录取率为134.79%，即使加上往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报考，录取率估计也接近百分之百。所以，当年只要出身好、共产党员，只有小学程度的人都能够考进大学，这可不是特例。更加想不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竟然有十一年（1966——1976）不举行高考，只有文革结束前四五年，有所谓“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其推荐进校的学生，文化程度良莠不齐，可想而知，听说省革委会副主任、某耕山队女队长的女儿，只是小学生程度，被推荐到厦门大学，读中文不行，读历史不行，读政治也不行，最后不知转到哪里去。正因为高考十一年不招生，四十年前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悲壮而艰难的局面。开头四年（1977——1980）的录取率，都是个位数在5%——8%之间，1983年只达到23%，也低于文革前录取率最低的年份。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各行各业蓬勃发展，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自2011年以来，高考录取率都在72%——76%之间，原来大学的“精英教育”，已转变为“大众教育”。六十年前全国六亿人口，高考才录取考生10.5万人；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人口13亿多，比增一倍多，而高考录取考生却达到七百万左右，比增七十倍！我以为能够让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天大好事，应该赞扬，应该巩固，应该发展。当今的高考学生有福了，政府和学校的领导，关怀备至，全程护航，考场周边保持安静，公交车绕道行驶。乡下考生都能够住进宾馆酒店，有豪华大巴接送，不再像六十年前我们睡课桌拼成的“床铺”，步行三十分钟去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