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枪断旗退群寇

记得小时候，人们在议论抗战时说，日军个个都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凶狠极了。父亲却在一边冷不丁地冒一句话：“日军也没什么可怕的，我打他们一枪，他们都吓跑了”。父亲不善言辞，长相也不凶狠，怎么可能把鬼子吓跑了？以为他开玩笑哄我们，没太在意。后来，有一位居住台湾的老乡托人专程来看望父亲时，对我说：“你爸真不简单，抗战时他救了好多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详细听父亲和老乡回忆那段抗日往事——
一枪断旗退群寇
194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福清县龙田镇东营村绅士余敷瓒办婚事，家中聚来许多亲朋好友。正在喜庆之时，海面上一个亮点正向该村靠近，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这是一艘日军舰艇正载着约一个排的鬼子从福清海口方向徐徐而来，正准备在该村北江登陆。这令百姓十分恐慌，怕喜事办不成要办丧事。大家立即商议对策，有人主张马上通知全村老百姓躲避，有人建议等他们上岸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再作对策，有人坚持立即组织现有的力量全面抗击日寇，大家议论纷纷。经过全面综合考虑各种方案的利与弊，又鉴于当时抗日力量薄弱，战地服务队（当地三青团抗日组织）支队长余乃坤、大队长余敷瓒等决定采取二步方案。第一步，不让日军上岸进村，井水不犯河水，把喜事办完，免得大家扫兴；第二步，如果无法阻止日军上岸进村，就只能与他们决一死战，但村民来不及转移，生命和财产会受到重大损失（因福清海口还有日军大部队）。他们先实施第一步方案，但必须由一位狙击手来完成——当年20多岁的何振芳（我父亲），是受地下党领导人何胥陶（地委级烈士）直接派遣担任战地服务中队长。他在少年时就和祖父学修枪、造枪和打枪，并以打鸟为生。对天上的飞鸟常常能举枪落雁，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接受任务后，寻找一个既接近敌方又可以隐蔽的狙击点（约50米），勇敢、从容地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瞄准随海潮摇摆不定的日舰上的旗杆——“喀”一声枪响，日军的膏药旗随即断落。顿时，日军“叽叽哇哇”地乱成一团。这是正义的警告！这是精准的一枪，明示有高人在此！侵略者如敢贸然进犯，就有来无归。过了一阵，鬼子好像经过一番讨论后未敢上岸，也未放一枪发一炮就调头回去了。
这一枪折旗退群寇的举动，让百姓的恐慌逐渐消退，更增添了当晚的喜事气氛，婚礼继续进行。而神枪手也成为婚礼上的重要人物，乡亲们你一句我一杯围着他，灌得他醉走S步。
火烧日船镇海匪
还有一次，也是在福清龙田镇东营村北江码头附近一艘日军货轮在海边搁浅。父亲在陆地负责阻击不让日寇上岸，其他抗日队员潜水到日军货船上，日军害怕躲进了船舱。抗日队员把甲板出口封死不让鬼子出来。待涨潮时，调好方向舵，点燃浇在甲板上的煤油，同时开足发动机马力（抗日队员同时跳下船）让日军货船燃着大火自行驶向大海。
当地人流传他的枪法：要打你左眼就不会打右眼。因为枪法好，他也为一些商船做过押船保镖。海匪要打劫前，一般会派线人到码头摸底是谁当商船的保镖，如果是何振芳，海匪一般会放弃打劫。但他还是遇到过一次海匪打劫商船，经过激烈的枪战，海匪没有占到便宜，只好退去。
1941年，他凭着一身胆气和一手好枪法与当地颇有势力的海匪头目翁孟光交涉，救出被扣押的郭其达等3位革命同志。
满门志士同抗日
新中国成立前，我祖父何承务、伯父何世雄（何大妹）、叔父何秋金、伯母薛桂英和父亲等5位亲人都参加了当地革命活动。且枪法都很好。祖父和父亲既会修枪又会医术。所以还要负责地下游击队的枪械修理和伤病员医治。
当时抗战条件艰苦，父亲和大家想尽办法提高抗日组织战斗力。如用气枪练习射击时，为节省铅弹，用小铁钉捆一根短线当气枪子弹来打靶；还从莆田南日岛附近的海上，冒险捞起大水雷拆除引信，取出里面的炸药来自制弹药。祖父在自制武器时被炸伤，为止痛曾用过鸦片。结果上瘾，一度导致家中稍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卖光。最后，父亲只好把祖父硬捆起来戒毒。
亲人遇害急报仇
1942年，伯、叔两人为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深入匪部做策反工作时不幸被杀害。父亲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寻找兄弟的下落，最后也只见到一条船上留着一摊血，还有一只家犬始终不肯离弃在汪汪叫，却不见尸体，情景十分悲惨！为了报仇，父亲也深入匪巢，但差点被杀死，只穿着一条短裤逃回家。后来，经多方打听寻找到凶手家时，凶手已逃跑，只有其妻子和孩子在家。随行的同志劝父亲把其母子都杀了报仇，但父亲没有滥杀无辜。后来听说凶手被其他人杀了，其家人正在办丧事。父亲赶了过去，见凶手的尸体装入棺木还未下葬，父亲忍不住心中的仇恨向棺木开了枪，也算是为亲人报了仇。
台湾刑场上获救
1947年台湾“二·二八”暴动期间，父亲驾船去台湾基隆市，船上有十几名进步学生和革命同志。因不知船上混有奸细，部分进步学生讲话不注意暴露了身份。上岸后，父亲和许多人被捕，并受到严刑拷打（被打断二根肋骨）。但他意志坚定没有背叛。基隆警察局监察长（党部书记）方事亭，决定把父亲押到刑场枪毙。此时，幸好有人及时赶到刑场救下了父亲。原来，父亲认识一位姓郑的老乡是警察局的科长（福清渔溪人），父亲把藏在身上的金戒指送给他，请他想办法解救。这时，刚好警察局长郭绍文从外地回来，这位老乡就向郭局长求救，郭局长马上派人到刑场命令暂停枪决，押回重审。姓郑的老乡警察悄悄用家乡话对父亲说：“再审问你时，你还要坚持说不是共产党，是做生意的，这样就可能没事。”父亲被继续关押、审问了十多天才被放出。当时国民党对“二·二八”暴动的镇压很残酷，基隆市很多地方散发着抛尸的臭味。后来，听说这位解救父亲的台湾基隆市警察局长郭绍文（浙江人），其实也是地下革命者，因解救父亲暴露了身份回到大陆。
父亲是个普通人，也有很多缺点。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期在外参加革命活动和谋生的需要，很少回家，还在外面爱上了另外一位女人，并生了孩子。1952年父亲被冤判“特务”时，这位女人却不怕受牵连，带着孩子去监牢探望父亲，还让父亲认孩子。父亲说：“不敢这样，我背着‘特务’的罪名，会连累你们的。”这位女人哀求道：“可怜这孩子吧，他不能没有父亲！”以后，她终身未婚，找了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自己养家糊口，默默承受着一切，从来没有打扰过我们家人。此事我母亲一直都不知道。
父亲生于1921年，曾用名：何春木、何家振。江镜酒店村人，从1941年开始参加何胥陶（地委级，何牺牲后，由陈振先领导）同志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后回乡务农；1952年8月被福清县法庭冤判 “特务罪”入狱三年；1955年8月在福建永安大洲后机砖厂当机修工，改造安装成功全省第一条先进的机砖生产线，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9年出席永安县工交系统群英大会接受表彰；1960年4月在福建永安县农械厂（内燃机配件厂）当钳工； 1982年7月退休于福建永安县内燃机配件厂，同年8月，其“特务罪”被平反（30年整）；退休后，他还担任过多家工业企业高级技术顾问，为永安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1987年4月福清县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五老”荣誉证书，2003年12月去世，享年82岁。
说明：
文中人物——余乃坤、余敷瓒：均系福清市龙田镇东营村人，当地绅士，新中国成立后移居台湾。
余敷霖：余敷瓒胞弟，1929年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沙县农业局高级农业师、政协沙县委员会第三、四届常委，他对本文前面两段抗日内容作了书面证明。
本文多数内容根据何振芳历史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他生前和其他人的记忆口述，由笔者整理。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可能会有一些内容与当时实际有少许出入，请见谅。
（作者系福建省永安市经济贸易局原党委书记）

• 来源：福清侨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