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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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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兜侨中创办概况

王锦照 陈章照

福清市江兜华侨中学创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1953 年,有感于许许多多农民孩子就读的艰难,江兜村有识之士力主创建一所中学。这个主张得到了海内外乡亲贤达的赞同支持。国内乡贤王光禄、王贞固、王振奇等,积极组织筹建;海外侨贤王祖德、王禄梓等,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四处筹募建校资金。他们的爱国爱乡举动,得到人民政府的赞许和支持,筹办活动顺利进行,1954 年建成一幢1720 平方米红砖双层大楼;1955 年 10 月开办初中预备班,附设在江兜华侨小学,归属江兜华侨小学管理,有学生 50 多人,教职员工 4 人。
1957 年春季,福建省教育厅正式批准设立福清江兜华侨私立中学,全校共有学生 200 多人,教职员工 23 人。1959 年 7 月,第一届初中学生毕业,毕业生 100 多人,全部升学中专或高中。
1963 年,吴松生校长配合乡贤王玉清先生多方募集资金,筹建江兜小学新校舍。1964 年,江兜小学新校舍落成。从此,初中、小学彻底分设,福清江兜华侨中学独立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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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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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阳侨中创办纪略

何建光

福清市占阳华侨初级中学创办于 1957年秋。
学校刚开办时是个文化补习所,校舍租用港头镇占阳村村南一个旧油坊,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职工仅 4 人,招收占阳地区小学未被录取的落榜生 120 名。由于师资紧缺,无法开齐所有课程,流生问题严重。面对种种困难,教工们没有气馁,坚守岗位认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教工们的办学热情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1958 年秋,学校决定将文化补习所改为占阳民办中学,报县文教科备案,面向全县统一招生,按志愿录取,至 1959 年秋,开设初一至初三三个年级各一个班级,学生数约 150 人,教职工 6 个;办学经费自筹自给,非常困难。学校遵照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请求占阳村委无偿划给 28 亩山坡地,作为学校的生产基地。占阳村委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把获得的经济收入,用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师生人数的增加,师资力量、办学经费、校舍设备都不能满足学校办学事业发展的需求。1963 年秋,学校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本村侨居印尼的乡亲热心帮助下,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占阳民办中学的基础上,创办福清县占阳华侨中学,成为全县第三所侨办学校。当时,由占阳村旅居印尼华侨何广香、何培汀等带头,捐资 5 万多元人民币,建起一座双层红砖教学楼,共8间教室,面积729平方米,还建设了厕所、围墙等附属设施,校园总面积约 10 亩。
2007 年 10 日,学校将隆重举行五十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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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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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高山中学办学简况

王华民

1956 年 6 月 18 日,福清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山小学附设初中班,以解决高山地区民众子女求学难题。当年招收两个班,112 名学生,专兼职教师仅 6 名。校址位于原高山中心小学西侧。9 月正式开课,结束了高山地区(含现在高山、三山、东瀚、沙埔四乡镇)没有中学的历史。
1957 年 9 月,晋江专署转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将“高山小学附设初中班”改为体制上完全独立的“福建省福清第五中学”,校址设在前王村前,首任校长为彭雁初。
学校成立后,规模迅速扩大。由 1957 年的四个班 213 名学生扩展至1961 年的 16 个班 856 名。1962 年,原设在东瀚的福清十二中撤消并入该校,在校生突破 1000 人,此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师生们租用前王民房当宿舍,点煤油灯上晚自习,甚至到一都深山砍柴火勤工俭学。
1966 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造反闹革命”,领导老师“靠边站”,校园里到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7 年 1 月 24 日,“造反派”夺取学校大权(印章),学校完全陷入瘫痪。
1969 年 10 月,根据上级指示,“福清第五中学”改称“福清高山中学”,并成立“福清县高山中学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
1970 年5 月,学校正式复课,沉寂了四年的校园再次响起钟声,当年共招收初一新生 678 名,实行军事化管理,以“连、排”编制取代年段、班级,改学制为两年,随后,设在香灯寺的高山农业中学、沙埔公社八一初中班、西叶初中班先后纳入高山中学管理。1972 年 2 月,学校开始筹办高中部,从高山、东瀚、三山、沙埔四乡镇招收高一新生 533 名,至此,高山中学步入农村完全中学行列。
1973 年 9 月,为减轻办学硬件压力和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于三山镇增设高山中学三山分校,招收高一年两个班级122名新生,至1976年,学校在校生数突破 2000 人,是年添置部分实验仪器,自制一批教具和设备,学校有了第一座理化生“实验室”。
1978 年 12 月,恢复“高山中学”名称、建制。1980 年旅日神户福建同乡会捐资 430 万建造校门、传达室,拉开了侨贤捐资办学的序幕,从 1986年至 1992 年六年间,先后有旅印尼侨贤林学善先生、林文光先生父子和旅日侨贤刘友荣、刘圣勇父子捐建教学楼、实验室、教师住宅楼总面积达9162 平方米,总造价 218 万元(当时市场价)。
2006 年,高山中学迎来建校五十周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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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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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一次高规格的田径运动会纪实

王其桃

1974 年5 月15 日-19 日,全国田径分区比赛和国际中学生运动会田径选拔赛在我市人民体育场举行,担任福清赛区组委会主任的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许彧青,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男女运动员共451 人。这是福清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的体育盛会,也是一次规模最大的田径赛事。
笔者当年在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曾参加这次田径运动会的简报编写工作,现根据自己的见闻及有关材料对当年的赛事情况作简要回忆。
1974 年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在全国煽动“批林批孔”歪风。在这种背景下,选择福清作为全国田径分区比赛的地点,主要政治目的在于:把体育赛事纳入他们“批林批孔”的轨道。这在各地运动员大会裁判员来福清赛区报到后,赛前多次召开“批林批孔”大小会议,刊出“批林批孔”专栏黑板报等可得到充分说明。
当时福清的体育场地、设施是没有条件承办这种高规格的田径运动会的。因此,为了确保这次全国田径分区赛能顺利举行、圆满成功,从赛前一个月开始,福清就把修建人民体育场等迎接大赛、服务大赛工作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广大干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抢修体育场地

确定在福清举办全国田径分区赛是在 1974 年4 月初,离 5 月中旬开赛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而当时位于县城东门的体育场场地虽然大,但跑道沙坑等都不规范,也没有像样的主席台和看台,不能满足赛事的基本需要,必须全面整修。全面整修时间紧,任务重,是场硬仗。当年福清县革委会及政治组、生产组的主要领导都是从驻军调来的部队首长。担任修建人民体育场的现场总指挥是县革委会生产组组长孙恒年(当时为部队营长),他责任心强,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参加修建体育场的是县建筑社和各公社建筑社的建筑工人。他们不分昼夜,夜以继日,轮流上岗施工。福清驻军部队派出汽车队帮忙运送材料,宏路工区(公路系统)、县钢铁厂、县冷冻厂等许多单位也抽调人力,支援车辆和材料,许多机关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积极参加修建体育场的义务劳动。
体育场主席台建设是整修建设体育场的重点工程。主席台设计要求高14 米、宽 20 米、深 13 米,顶棚悬空 7 米,中有 4 根立柱,全部为钢筋水泥结构。这样工程在今天看来不算复杂,可在当时的福清却是高难度工程,建筑工人还从来没干过。怎么办?他们坚持土洋结合,自行设计、施工,连续苦干五天五夜完成搭架、装模、焊接钢筋、浇灌水泥等任务。养护 11天后,他们边拆模、边粉刷,提前 7 天修建好主席台。如今,历经 30 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这座主席台依然坚固地矗立在人民体育场的北面,它是福清人民心血汗水的结晶。
可是由于缺少资金、材料,时间又紧迫,修建体育场四周的看台没有采用钢筋水泥结构,而是因陋就简,以花岗岩长石条和砖块铺砌,面上敷盖一层水泥。担任看台修建任务的高山、龙田、渔溪和海口四个建筑社的工人们 24 小时轮班施工,挑灯夜战,风雨无阻,确保按时完成任务。这样也难免影响了工程质量。这次田径运动会过后不久,看台部分石条就断裂损坏,前些年又全部用钢筋水泥结构全面重修。
为了修建体育场,专门组织了 30 多部货车,带后斗的拖拉机,近跑宏路、海口,远上三明、邵武,共运回 6000 多吨钢筋、水泥、细沙、石条、煤渣等建筑材料。
此外,大赛还需要在县城的福清一中、二中和侨中(时称“红卫中学”)设立训练场地。一中师生连续奋战半个多月,开挖土石方 150 多方,在校体育场上整修出一条 300 米长的煤渣跑道,还修建了跳高跳远沙地和四条煤渣助跑道;红卫中学专门整修了铅球、铁饼、标枪和手榴弹投掷场地;二中也修建一条宽 8 米、长 60 米的赛前训练场地。
宣传报道工作

当年担任全国田径分区赛(福清赛区)国内宣传报道工作的新闻单位是新华社福建分社、福建日报社、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省电视台。运动会期间的简报工作则由大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主任由时任福清县县委副书记、部队领导盖如祖兼任。简报工作人员从县革委会宣传组、报道组等单位抽调。
运动会的日程安排是:5 月8 日各省(市、自治区)代表队联络员报到,9日召开联络员会议,10 日和 11 日裁判员、领队、运动员报到,组织他们参观瞻仰闽侯林祥谦烈士陵园;12 日各代表队安排训练、组织批林批孔学习活动;13 日举行开幕式预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14 日安排训练和批林批孔学习活动;15 日举行开幕式后开始比赛;19 日比赛结束,举行闭幕式。我们简报编印工作从赛前活动开始,从 5 月 10 日出第一期到 5 月 20 日出最后一期,共编印了11期简报,其中文字内容9期,最后两期为大赛的图片内容。第一至第四期主要反映我县各有关部门抢修体育比赛场地,做好欢迎、后勤服务等筹备工作情况,同时报道大会组织的瞻仰林祥谦烈士陵园,开展批林批孔等活动,以及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况;第五期到第九期刊登大赛内容,报道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的顽强拼搏精神及好人好事等,并公布当天比赛成绩。简报每天 1 期,16 开 4 个页面。内容虽然不是很多,但受当时条件限制,简报稿一律送县印刷厂排版铅印,从组稿、改稿、审定、版面设计到检字排版、小样校对、印刷,工作一环扣一环,十分紧张。简报组工作人员晚上都要加班。当时强调破除名利思想,简报上图文一律不署作者名字。如今翻阅当时简报,只有作者本人知道哪篇报道出自自己手笔,哪张照片是自己拍摄的。
后勤服务工作

1974 年正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煽动“批林批孔”,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搞阴谋活动十分猖獗的时期,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物资供应紧张,生活食品也十分紧缺。为了确保大赛顺利进行,做好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近千人伙食供应,让他们吃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比赛活动,从四月初开始,福清县商业部门先后派出十多个采购员前往南平、莆田、仙游、福州、罗源等地釆购香菇、肉松、山羊等各种食品。运动员食堂从全县上下抽调了烹任技术高的师傅主厨,并根据各地运动员的不同口味做出可口的饭菜。
当年,县第二招待所大小两座楼全部腾空做为大会运动员、裁判员宿舍,按当时条件,尽最大可能提供舒适的住宿、休息场所。
县文艺宣传队也专门赶排了一批文艺节目,在 11 日晚福清县革委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演出。17 日晚,县文艺宣传队又演出了六场歌剧《刘胡兰》招待各代表队运动员。
这次全国田径分区赛(福清赛区)从 5 月 15 日至 5 月 19 日的五天中共进行了十场三十九个项目的比赛,观众约达 15 万人次。运动员们发扬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共有 6 项少年全国纪录被打破,有 59 人、65 人次打破 18 项各省(市、自治区)成年和少年组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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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0: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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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尚阳书院

李春明

素有福清南大门之称的新厝镇桥尾街,濒临碧波万顷的兴化湾,南与莆田江口镇只一桥之隔。她面朝潺湲汩汩秀丽多姿的锦江,背偎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的草堂山岳,有一条自东向西的宽敞笔直街道,车水马龙,市面繁荣,是福清市最南端的一座繁华集镇。一座金碧辉煌、气势雄伟的百年古院——尚阳书院坐落在街镇腹地。
尚阳书院是明代林兆恩创建三教合一传道授徒的圣地之一。若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儒、道、释三家便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元素,儒家指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学术派别,道家则指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汉魏以来,西域佛教涌入中原,逐渐形成儒、道、释三家鼎立的格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魏、晋以后三教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
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莆田籍人氏。明嘉靖二十五年,省试不第,从此放弃科考求取功名的道路,专心寻师访道,遍叩儒、道、释三门。嘉靖二十七年开始创立三一教,公开倡导三教合一,召收门徒。嘉靖四十二年,倭寇进犯福建沿海各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入侵莆田倭寇4000 多人,驻扎在宁海、林墩(原名林埔)。这些劫掠成性、久战沙场的贼寇,在林墩修筑防守工事,建制倭营,梦想作为永久据点,使林墩成为倭寇在闽省的三大巢穴之一,正当莆田人民惨遭倭寇的蹂躏之际,浙江参将戚继光在取得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大捷之后,乘胜进兵莆田。
倭寇猖獗,犹如虎狼野兽,到处奸淫掳掠,庭堆白骨,鬼哭荒村,惨不忍睹。林兆恩目睹家乡惨状,变卖家产,协助官方抵御倭寇,赈民救灾。在莆田城内外收尸,集中火葬并作《招魂歌》三章,祭奠亡灵。积薪火化尸体有5000 余具,又派门徒云章等人,八个月共收埋尸骸 10000 余具。倭寇先后17 次进犯莆田,其中几次还深入莆田内地,莆田人民深受其害。围攻林墩倭寇巢穴的戚家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一连攻克倭营 60 座,歼敌 2000多人,倭贼落水淹死 900 多人,救出被掳的群众 2100 多人。林墩大捷,捷报传来,山海欢呼。林墩大捷之后,林兆恩派门徒 10 余人,往林墩收尸,每埋一处,上面就堆成一个土墩,共有九十九墩之多,后来林墩由此而得名。林兆恩为此作《寇退收尸歌》以安亡灵。其歌曰:

与汝形骸一气分,
   满城鬼哭不堪闻。
藁舁风化缘何事?
与汝形骸一气分!

为纪念戚继光入莆灭寇功德,百姓倡议建立纪念戚继光的生祠,林兆恩积极响应,捐田 30 亩,并发布告示,动员城乡慈善者踊跃募捐建造。后来,他又捐田 20 亩,供戚公祠春秋致祭之费用。林兆恩为民善举,功德无量,莆田人民在东岩山上建造一座气势雄伟的纪念馆,还成立了“林龙江研究会”。
明万历二十六年,三教合一的创始人林兆恩,指派门贤闽清人王兴和福清人林则勃、林则育、林则志等在福清光贤里(新厝镇)桥尾上洋埔建立三一教堂,上洋埔雅名“尚阳”,所以立祠命名为尚阳祠,后因涉嫌反清复明,为避清廷取缔故以尚阳书院为名。
走进寺院里,既有儒学之持重,又有道家之清高,还有佛门之出尘。充分体现了儒、道、释三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吸引的“三教合一”的氛围。寺院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明天启五年由莆田籍倡募者董应阶先生筹资黄金百两重修殿宇。清顺治十年董应阶之子董史承父志,率荔城、莆阳、仙溪诸生,募资白银千两续建寺院,并住持"三一"教门。
董史,道号直安,清代秀才出身,中晚年时期撰研“儒、道、释”三教一统学说,广积功德,救援于人。足遍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山区一带行医,医术精湛,扶危救急,救治千万人众,筹资济穷,救苦救难。董史学识渊博,倡导学道之士,应行善积德,须必忠孝为本,利济为生,董史深受民众爱戴,有诗赞誉:
先生极贤明,得道已为神;
  香火之旺盛,绵延千万年。
  修桥兼铺路,业绩极典型;
  救苦与救难,造福为斯民。
世道有坎坷,参差多不平;
  排忧与解难,赞助极热情。
年关乐发薪,劝富济穷贫;
  慷慨喜解囊,厚道且宽仁。
无限人崇拜,多多众欢迎;
  誉满福莆仙,八闽第一人。
功德如雨露,滋润供甘霖;
  给人以恩惠,出自于至诚。
高尚之品德,弟子当继承;
   慈航广普度,光大此工程。

董史风范,师表楷模为后人传颂。为缅怀和弘扬董史功绩,民众为其建祠塑像,聊表敬仰。
尚阳书院既是道教圣地,也是慈善事业社团组织,极力资助当地修建海堤,兴办学校,济世扶贫,排忧解难。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发心”日(施舍日),发愿善心者主动将钱款、大米、衣服等物品送交寺院,转发给前来接受赈济的五保户、贫困户、乞丐及病残孤老者。每年施舍大米均在 70—80 担之间,现金万元以上,受济难民,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八、九百人;殡建万善同归坟,为约千具以上无主残骨和露天骨骸收殓入坟,入土为安,仅 1996 年—1997 年福厦公路拓宽和福泉高速路奠基就收殓无主残骨近百余具;为五保户、乞丐、无依无靠者施济各种药费数千元多;年均资助孤儿学什费千元以上;资助当地修建海堤、修桥铺路、修建电网及自来水等公共设施;1997 年为修建市文物保护单位—宋代文物“桥尾尚阳桥”捐资人民币 8 万元;为桥尾小学修缮工程资助 15000 元;捐款 3 万元兴建尚阳老人会;每年春节为桥尾地区开展文体活动赞助经费上千元;2005年,为响应福清市人民政府提出的移风移俗、实行火化殡葬的号召,寺院经过多方筹资,终于在福莆交界处桥尾岭,造修了一座价值 60 余万的公益性尚阳陵园。
三一教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兴办慈善事业,为民造福。为促进社会安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造安定、详和、和谐、和平的理念圣地做出贡献。
尚阳书院乃百年古院,历经明、清、民国迄今有五百余年,数度兴废,所遗文物仅存明代珍贵文物三件:铜香炉二尊,瓷花瓶一只。三件文物保存至今有 570 多年时间。
改革开放之后,在信教自由政策的感召下,旅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和众三一教门人热心解囊,重兴集草楼,肇建三清殿,祀奉“儒、道、释”创始人圣像。
尚阳书院规模浩大,气势雄伟,殿宇多为明、清以来所建,有夏午亭、集草楼、观音阁、真人轩、三清殿、纪念堂等,计有 50 多间。古院大门匾“尚阳书院”四个苍劲大字,系莆田籍清代末科翰林进士张琴所书。殿堂前梁上悬挂民国国府主席林森题赠“函三超一”匾额。大殿两侧有幅楹联“尚香瑞气焚不断;阳德祥光照天边”。教坛边又有幅楹联:“儒道释经书传天下;福莆仙教法化人间”。建筑物虽经多次修葺,但仍保留明人建筑风格。正殿大门八扇对开,两侧为磨光石浮雕。夏午亭与集草楼相接,两层双叠四角拜亭,钢筋水泥混凝结构,红绿相间琉璃瓦面,正脊中间起盖一座七级宝塔,面朝锦江景,长桥何甲胄,溪海水江流,三寨为聚星,画梁雕柱,美不胜收。集草楼为单檐歇山式八挂复盖,沿周精雕细刻,花鸟飞禽,纯金上漆,古色古香,极其壮观。
尚阳书院,历代香火鼎盛,名扬福、莆、仙三县市,誉满海内外。业经福清市道教协会审查,福清市人民政府宗教局批准,登记为民间宗教活动场所,现今称为“福莆仙尚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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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邑名考

俞达珠

福清置县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初定县名为万安,后改福唐、永昌和福清。邑名使用时间最长的是福清,自后唐长兴四年(闽龙启元年,即公元933 年)沿用至今,已有 1073 年。其次是福唐,改名福唐有两次:第一次是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沿至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历时一百六十六年;第二次是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沿至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历时只有十年,两次改名福唐计历时一百七十六年;改名永昌始自后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沿至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33 年)历时仅十五年。而初名万安始自唐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沿至唐天宝元年(742 年),也只有四十三年。福唐县名沿用时间仅次于福清。因此,县名改福清后的历代福清人,仍然有人被称为福唐人,而万安和永昌沿用时间很短。没有人称为永昌人,称为万安人亦少见,如闽王王昶皇后陈金风即是。
上述四个县名,为今人普遍认同和使用。但在有些方志和舆地志乘的记载中,还出现“南台”的县名。如《太平广宇记》载:福清县“晋天福初改为南台县,后复旧,今为福清县”;宋·淳熙《三山志》:“或曰:晋天福初改为南台县”;宋·《舆地纪胜》引《舆地广记》:“晋天福初改为南台”清·涂之尧《故乡风物记》:“唐武则天圣历二年置万安县……石塘改南台”;今人高林强、刘锡涛两先生在《福建地名趣谈》一文中也提到:“晋天福间,因避石敬塘讳而遥改福唐为南台县,有趣的是,前此八年,闽王氏已改福唐为福清”。从上述几条记载看,好像福清曾经改名南台。然而清·乾隆《县志》“沿革表”却不记这一变革。那么,南台县是否存在过?后人为什么从来不使用,也不提及?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王审知次子王延钓杀兄后自立,改名王昶。此时中原的后唐仍以天朝自居,册封王昶为闽王。次年(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王昶向后唐上书请求担任尚书令之职,后唐不准,王昶一怒之下,断绝向后唐朝贡,表示不受后唐的节制。第二年王昶建闽国称帝,改元龙启。为了表示与后唐断绝属国关系,把后唐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改名“福唐”的县名,改为“福清”县。因此,《闽中沿革表》和《福清县志》“沿革表”均作“福清,长兴四年伪闽改”。就是说“福清”县名是闽国皇帝王昶所改定的。这年是公元 93 年。过了三年,石敬塘称帝,建后晋,仍视闽国为封国,第二年(公元 937 年)派散骑常侍卢捐为使臣到福建册封王审知之子王昶为闽王。王昶已继位为帝,自然对石敬塘的册封予以抵制。当卢捐到福州时,王昶称病不见,只派儿子继恭出面应付。事后继恭派使者到后晋,向石敬塘传达王昶要与后晋以“敌国”礼相往来。(即是不承认后晋是闽国的宗主国,两国以同等的独立王国关系相往来),石敬塘大怒,但鞭长莫及。又过了四年,石敬塘又作了试探性行动,派使者持诏令“改福塘县为南台”。改县名的理由是“避讳”(避石敬塘的“塘”字讳)。同时以此表示对闽龙启元年王氏改福唐为福清的政令不予认可的意思。闽皇王曦当然不认帐,闽国已不承认是后晋的封国,不必为晋帝避讳。即以“自龙启已改县名,本与晋讳无碍”为由予以拒绝,诏令也不予公布。这是当时后晋与闽国之间的斗法,外间知之甚少,因此《三山志》在说过“晋天福初改南台县”之后,接着说:“考未见”,即是说:经考证,改为南台县,找不到证据。
石敬塘改南台不果,却引起一些人的误解,以为改“南台”不是改县名,而是“邑治迁南台”。就是说县府所在地迁到南台地方。如《八闽通志》:“长兴四年始改为福清,旧治永庆里,晋天福间,徙南台,……南台,即今台岭。”清·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仙游人王捷南编纂的《闽中沿革表》:“晋天福间徙南台”。为什么会产生“县治迁南台”之说?这在郭万程《福清辩》一文中得到解说:“《三山志》说晋天福初徙南台,今之台岭也。”可是台岭那地方,郭万程亲自去实地考察,找不到旧县城遗址:“台岭去半舍而无古县迹。”对此,郭万程认为,是因为福清县府所在地原来是永庆里,后来永庆分永东、永西两个里,县府在永西里,而修志的人却在永东里寻找,结果发现永东里辖区内有一地名南台。因县名改南台找不到实证,就推测是县治迁南台。郭万程这样推论是有道理的,如《八闽通志》另一则记载说:“晋天福间徙治南台,非改名南台。”到清·乾隆修的《县志》“公署”条就断言:“名号屡易,县治不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疏理出这样一条史实:改名南台是石敬塘的企图,所谓“避讳”是石敬塘改县名的借口,结果被闽王氏所抵制,没有改成。石敬塘为什么拟定福唐县改为“南台”,因为县城所在地有一地名南台,改名南台,顺理成章。也因此给后人一个错觉,在“改县名南台”找不到证据时,就推测是县府迁到南台地方。经郭万程辩析后,《县志》才断言:“名号屡易,县治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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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0: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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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黄檗诗话”三题  

俞达珠

历代诗人吟福清的诗篇之多,在宇内实不多见。现在能查看到资料的吟福清的诗人有 440 人,所吟诗篇共有 1800 多首(其中吟黄檗的有 150人,372 首)。他们中有风流天子和朝廷中重臣,有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有文坛领袖和佛家名僧,有著名才子和布衣秀士。他们以诗人的灵感,登高指点,迎风长啸,钩连岩壑,步韵唱酬。或借景抒怀,吟诗言志;或寄情山水,脱俗超尘;或寄赠亲友,托云树之思;或叹世路坎坷,鸣人间不平。用他们的生花妙笔,颂黄檗之宗风,赞灵石之叠翠;说石竹之梦验,唱瑞岩之流觞;绘福庐诸佳胜,描万石之奇伟;瑞云塔玉柱凌空,叹其巧夺天功;玉斗园小巧玲珑,誉为瑰色聚盆;见荒没扼腕叹息,遇重修引吭高歌。玉融因人增光生色,福唐传诵佳句名篇。
然而时光流逝,变故自多。资料散佚,什不存一。致后人在阅读和鉴赏诗词时,或误读,或失于考辩,或臆测,或推论异说。产生疑议,引起争鸣,以致今人莫衷一是。其中争议最多,最有疑惑性的,要算南朝梁江淹《游黄檗山》及唐宣宗和黄檗希运禅师《观瀑布联句》这两首诗。其争议的内容有作者属谁、作者生平经历,有诗篇所指的山川地点、地名和景物,有诗题和诗文内容的异文异字异句。但其争论焦点在于诗人所作的诗词内容所指的地点是何方。现就上述争议的两首诗,分述如下:
(一)

江淹《游黄檗山》:

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
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彩,阴溪喷龙泉。
残杌千代木,廧崪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
秦皇慕隐沦,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
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所若同远好,临风载悠然。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郡考城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出身孤寒但沉静好学。刘宋时,他为官不得志,曾因广陵令郭彦文获罪受到牵连而下狱。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救其出狱。此后江淹随景素镇守南兑州和荆州等处。宋少帝即位,史称其“多失德”,景素欲举兵谋篡。江淹认为不可,加以谏阻,景素不听。不久,景素移镇京口,任江淹为镇军事参军,兼岭东海郡丞。此时景素再次欲谋举事,江淹作诗十五首呈送景素,加以讽谏。恰在此时岭南东海郡太守陆澄丁忧,景素用司马柳世隆代理郡守。江淹却上书提出自己是郡丞,应由自己代理郡事。两事一起并发,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于建安吴兴令”。江淹在吴兴令任上三年,其《游黄檗山》诗即作于这个时期。
浦城在汉末建安年间(196-219)是当时福建(建安郡)所辖五县之一,称“汉兴县”。到三国时的东吴永安三年(260)改名为“吴兴县”。江淹遭受两次打击之后,史称他在吴兴令三年中,“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静之术”。怀着这种心境,他经常隐入山中,“幽居筑守,绝弃人事”,过着“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的避世生活。就在这时,他游历至福清黄檗山,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游黄檗山》诗二首(《福清县志·艺文》收江淹《游黄檗山》诗后又附上《前题》一首,这后者一首诗很少有人提及)。江淹在失意申任吴兴县令三年,幽居避世,悠然独往,日夕忘归。他游历各地以抒发胸中之郁闷,却没有留下除浦城以外足迹所及其他地方的文字记载。因此,当后人读到《游黄檗山》诗,就产生了疑问,有的就很自然地认为其诗所指的是浦城的黄檗山。其所疑议者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浦城距福清有千里之遥,路途又艰险,江淹何以会到福清黄檗山?
二、江淹为吴兴(浦城)县令,浦城也有黄檗山,他所作《游黄檗山》诗的所指应是浦城的黄檗山。
三、江淹诗中的“闽云连越边”句的“闽”字是福建,“越”字是浙江,浦城正好与浙江相邻,是“越边”之地。
四、福清方志中除收录江淹《游黄檗山》诗以外,没有其他资料可作江淹到过福清黄檗山的有力佐证。
就上述四点,辨析如下:
一、浦城——福清有“千里之遥”,路途又艰险,江淹何以会来福清黄檗山?
我们应该知道,浦城是福建历史上建县最早的五县之(建安郡五县)。到了南北朝,浦城己成为福建省会福州往京城的闽北交通枢纽。林枫的《榕城考古略》载:“自省会经延平抵浦城,曰西路,此由省晋京之驿路也。”这是走闽江及其支流的一条水路。还有一条陆路:“由建安(即从建阳南西越筹岭)径入古田,经侯官西北而抵省。”到了福州,就有一条往闽南的驿路经相思岭、历宏路驿、渔溪驿、蒜岭驿往莆阳而南下。“驿路”就是“官道”,设有驿站。那时浦城到福清有一条驿路可通,其交通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便捷,但也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艰险。至于江淹为何会来福清黄檗山?这在江诗中己作了回答:“况我葵藿志……临风载悠然”。他自况是只有“葵藿(花草)之志的凡人”。
“临风”飘忽“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这就是他来福清黄檗山的可能。
二、“浦城亦有黄檗山”之说,早在明代就有人加以否定。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山川”收录了浦城县名山大川六十六条,其中没有“黄檗山”。而在卷五·“山川”却记录了福清黄檗山:“江淹尝游此,有诗:阳岫飞鸾来……”黄仲昭(1435-1508)名潜,字仲昭,号未轩,莆田人。明成化丙戌(1466)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因上《谏“元宵烟火”诗》讽指朝廷耽于逸乐,粉饰太平而触怒皇帝,被廷杖,贬为湘潭县令,历大理寺评事、江西提学佥事。后人称黄仲昭“从小好学,熟悉经史,博览群书,是个修志专家”。除《八闽通志》外,还编纂了《邵武府志》和《南平县志》。可见他对闽北的文史是熟悉而又热心的。他修《八闽通志》费时五年,亦可见其用心之专精。江淹是大家,浦城又是福建“古之名邑”,如果他所作“游黄檗山”诗是游浦城之黄檗,黄仲昭是大学者,以他的籍贯(莆田人)和学识,他不会故意贬抑浦城而为福清“锦上添花”。
因为有江淹这个“名人效应”,浦城后来出现了许多“江淹遗迹”。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游黄檗山”诗以外,要算“南浦”和“梦笔山“。这两处“名人遗迹”,历代都有人质疑,清·施鸿保《闽杂记》就很明确地加以否定。《闽杂记》卷二“南浦”:“浦城县今亦称南浦,盖因江淹《别赋》送君南浦句。然赋亦因《楚词》‘送美人兮南浦’句,南浦非实地也。《文选·李善注》:‘送别之处’,已属附会。后人又因《南史》淹在宋少帝时任建安吴兴令,即今浦城,故以浦城为南浦。且以城南一水,谓即其处建绿波、碧草二亭其上,此犹李白酒楼、杜牧之杏花村,前人偶标名,后人借重,竟谓实有其处,殊可笑也。……浦城县上相里又有梦笔山,言即文通梦笔处,亦是附会。”
施鸿保(?-1871 年)字可斋,浙江钱塘人。生年约于乾隆末嘉庆初之际。道光四年(1824)中秀才后,乡试屡试不第。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来福建作幕宾以求出路,历时十四年。他曾自叙说:“余自道光乙巳来闽,迄一十有四年,十府二州其未历者福宁、漳州、永春、台湾而己”。就是说他在福建十四年间,除了福宁(今宁德)等四地未到外,十府二州几经历遍。他实地采访和考察,所到之处,“尝与博雅谈宴,辄询事迹见闻,或为地志未载,载而未详者,一有所得,即随手缀录,间加采访辨证之。”至丙辰岁(咸丰六年,1856 年)积有九百余条,纂成《闽杂记》十二卷。后又“追忆补续,参考删改”,分天、地、人、物四类,定稿成书。从中可以看出,他除了公事之余,于地方文史掌故,乐于采集,精于考证。“闻人有秘笈善本,必借观,勘其真伪异同”。“萃众说而断以新意”(见《施可斋先生传》)。他对浦城县相传的江淹三处“遗迹”,经考证后采取了两种方式加以否定:“游黄檗山”诗,福清、浦城两县志均有载,他考证后认为浦城所载系伪托,故只录福清黄檗山,而浦城不收录;“南浦”与“梦笔山”两处,别地没有是说,但浦城亦系附会,即直叙其伪。我们可以试想,施氏乃浙江一士子,来福建作幕僚是为了仕途上和生活上求出路,他何必为福清锦上添花而去伤害浦城地方人士的乡土情感。
假托江淹游踪遗迹还有更离奇的一笔。《因树屋书影》载:“江淹游黄檗山一诗,盖江曾为浦城令,游福清之黄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黄檗山,颜鲁公作《妙喜寺碑铭》,以为江淹赋诗之处,似未详审诗中语也。江诗云:“长望竟可极,闽云连越边,巳显言一闽字矣。”按颜鲁公,乃颜真卿(709-780),曾因功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历官至太子太师。这样一位朝廷大臣和著名书法家,因仰慕江淹的才名,作《妙喜寺碑铭》时也忽略了诗中的“闽”字而把浙江湖州的黄檗山认作江淹赋“游黄檗山”诗之地。其他各处的托名附会就不足为奇了。
有鉴于此,当代福建方志的编纂者,对浦城的江淹三处“遗迹”或不收录或录而后又加辨析。如 1985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风物志》,对浦城有关江淹的传说遗迹只字不提;1998 年海风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风光名胜》,虽只收录了浦城属于传说的“梦笔山”,但编著者在介绍梦笔山传说之后即说所谓“江郎才尽,大抵一代文士才子,致身富贵后,文章渐趋庸腐,故托神怪之说以自解。昔人有诗咏此事,日:梦笔江生事岂真?山形刻秀对秋晨。计囊未满枯肠涩,试问货胥乞老人。……清末魏了翁有专文辨析此事。”归结一句话:传说不可当成真有其事;1988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名胜词典》,对于浦城别称“南浦”和城南的“绿波”、“碧草”二亭以及浦城的“黄檗山”和江淹咏黄檗山诗,只字不提。虽收录了“梦笔山”,却郑重其事地说“原名孤山,相传……”。大家都知道,托名“孤山”者,均由“林逋隐居杭州孤山”而演化出来的。林逋是宋代人,浦城“孤山”改名“梦笔山”当在宋或宋以后,这也说明梦笔山的传说,实系后人借名假托所为;1992 年福建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地名传说》收录了传说中的梦笔山,但却在这条传说中反衬出江淹在浦城并未作有“游黄檗山”诗。编写者王铁藩先生说:江淹“梦见一位神仙赠他一支五色笔。从此,他文思如诵......在这三年中,他创作的诗词歌赋,传世的达三十多篇。其中《赤虹赋》、《青苔赋》以及《邑中草木颂十五首》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王铁藩先生是我省著名的地方文史专家,如果江淹真的游了浦城的黄檗山并作了“游黄檗山”诗,且这首诗是名篇佳作,王先生是不会不提及的。
三、江诗“闽云连越边”解。有论者提出江诗有“闽云连越边”句,浦城正与浙江(越)接壤,江淹又在浦城任吴兴令,因此,这首诗所吟应是浦城的黄檗山。
这是断章取义所致。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闽云连越边”句的前面还有一句是“长望竞何极”。要准确解读这两句诗,首先应了解古代的“闽”和“越”所含盖的地域范围和“闽越”词句的概念。
最早出现“闽”“越”两个氏族名称当在商周时期。当时福建北部是“七闽”“八蛮”的住地,到了东周以后,原住在浙江一带的越人纷纷南迁,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为“闽越族”,融合地点当在今之闽东和闽北。到了战国后期,闽越族已建立了国家。其领地在今浙江南部到福建北半部。秦统一后,闽越国被废,改为“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领闽中故地,其封国仍定名为“闽越国”。这时的“闽越”概念,是“闽越国”的国名和“闽越族”的民族名称,而非“闽”和“越”两个地域地名的联称其地域范围在现在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近年有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研究提出,故闽越国的都城“冶城”即今之福州(古之侯官,见 1998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这样说来,古闽越国的领地,南边到了闽中的侯官县(即今之闽侯县)。这一立论在《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资料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此说成立,古闽越国的实际领地至少从闽北建阳一带向南延伸至闽中的侯官县。到了江淹生活年代的南朝,闽越地已分设建安、晋安两郡,但文人们在诗文中仍常常称其地为“闽越”,江淹游黄檗山诗即是一例。
闽越的地域概念和“闽越”一词的概念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论古闽越国的都城“冶城”在福州或是在崇安(还有一说在浦城),浦城都在闽越国的中部,不在其“边”,江淹诗若是游浦城的“黄檗山”,他如何会吟出“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他只有登上海拔 967 米的福清黄檗山的巅峰,抬眼北望,众山重叠,云海茫茫,遥望自己贬官在万山丛中的闽越古国的腹地浦城时,才会吟出“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的感叹。“越边”,是“闽越国南边”的省略,诗人作诗时只能如此省称。福清其时未立县,但当时的黄檗山却是紧邻古闽越国的南边,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江淹接下来连续用八句诗来描绘黄檗山雄伟而瑰丽的景色:“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彩,阴溪喷龙泉。残杌千代木,廧崪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黄檗十二峰在诗人笔下,阳的部分,金光灿烂,恰似黄金镀成的金碧辉煌。十二峰上的巨岩,宛如黄铜浇注成的擎天大柱,逼近苍穹;阳光照耀下的峰峦,五彩缤纷。群峰投影溪涧,汇成九条巨龙喷雾,直绕高峻的峰峦。烟雾缭绕,飞禽在峭壁上争鸣,青翠的山崖,群猿在仰天长啸。江郎的诗韵,把黄檗山雄伟气势以及阳光给山川大地着色,很协调地融为一体。据谢学钦先生实地考察,浦城所谓的黄檗山,都没有江诗所描绘的景色。而丹壁、青崖句,福清黄檗山却有叶向高《登黄檗山绝顶》:“丹崖常积千年雪”为证,而浦城“黄檗山”则没有后人就江诗所吟景色的续作诗篇为佐证。因为浦城的“黄檗山”没有江淹笔下福清黄檗山的壮丽景色。
四、有人质疑,江淹《游黄檗山》诗,除《福清县志》和《黄檗山寺》收录外,没有其他方志可作江淹到过福清黄檗山并作诗纪行的佐证。其事实如何呢?答案是否定的。
江淹《游黄檗山》诗,除福清方志收录外,福建省志和福州府志等多部方志和私家笔记都记录了江淹游福清黄檗山所作的《游黄檗山》诗。最早记录的有宋·梁克家《三山志》卷 36:寺观“黄檗寺,清远里,山以多黄檗,故名。江淹,南齐人,好山水,尝游焉。诗云: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接下来的有:明正德间林庭㭿《福州府志》卷五:“黄檗山,在县西南,有寺梁……江淹游黄檗山诗:长望竟何极……。(“长望竟何极”以下诗的全文中有四次异文异字)
如果说,上两方志是福州地域方志,编者有地域偏见,(其实梁克家是泉州人,宋代状元,林廷㭿,闽县人,明嘉靖间官至工部尚书。两人中只有一人是福州府属闽县人,但都不是福清人那么省志是辑全省府县志而编纂成的。请看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山川,“福清,黄檗山,江淹诗:阳岫飞鸾来(采?)阴溪喷龙泉。鸟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
(四句中只有“来”是异字,其他三句均与《黄檗山志》所收江淹诗同);再看明·正应山的《闽都记》卷 27”福清胜迹·黄檗山……。其山多檗木,有十二峰,瀑布澎湃,泻岩石间,止而为龙潭居之……。梁江淹游黄檗山: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川(州?)饶奇怪……”;还有,清·孙尔准主修的《重纂福建通志》山川福清条亦录江淹《游黄檗山》诗全文;当代所编的福建山川名胜专集,如 1985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风物志》:黄檗山万福寺……早在 1500 年前,南北朝梁诗人江淹到此游览,曾有“南州饶奇怪,赤野(县?)多灵仙”的赞叹。又如 1998 年海风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风光名胜》“黄檗山”条载:在福清渔溪镇梧瑞村西北……历代学者如南朝江淹,宋代蔡襄、刘克庄、朱熹,明代叶向高、黄道周等均在此留下游踪,至今尚可在山岩石刻上寻见其雪泥鸿爪。
此外,更有《黄檗山志》所收历代诗人吟黄檗诗文中提及江淹游黄檗山并作诗的事,列举于后:明·何乔远《和叶相国游黄檗韵》:“金峰与铜石,奇怪千万片。吾读江淹诗,未知所丽奠”。“金峰与铜石”和“奇怪千万片”均是引江淹的诗句。诗人是读过江淹诗的,但他不知江淹的诗所“丽奠(刻石或碑文)在何处,打了个问号。明·曹学佺《游黄檗》“昔日江淹来此地,悬崖何处有诗题?“诗人肯定见到记载或听人说过江淹的诗刻在黄檗山岩石上,只是他找不到。对于上面二人提出的疑问,清·郭龙光《寄暹禅师用东坡次参寥予韵》作了回答:“江淹诗字剥苔鲜”。原来江淹的诗刻在某处岩壁上,只是时间太久,生满苔藓,人们找不到产生了疑问。清·林尧俞《游黄檗山》:“阳岫阴溪寻欲遍,惭无彩笔续江淹”,诗人遁着江淹所措绘“阳岫阴溪”的景色,惭愧没有好的诗句唱和江淹的诗。清·黄师晋《名山》诗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文通词句留黄檗,彭氏仙踪指武夷”。“文通”是江淹的字,“词句”,因诗的格律所限,诗人只好把“诗句”改成“词句”。
结论:不论从时代的风云造就江淹的性格,还是历史留下“闽越”的概念,以及方志和历代诗人学者的诗文所载,都说明:传说附会造成误读必须澄清,江淹《游黄檗山》诗所吟指的地点,是福清黄檗山,江淹诗所描述的景色,与福清黄檗山的景观相吻合。所惜的是,郭龙光从“苔藓“中找到了江诗,却没有说明江诗刻在黄檗山的具体方位,以至两百年后的今天,江诗又被苔藓所封而找不到了。但这并不会动摇上述的结论。
(二)

被质疑之二者,即唐宣宗与黄檗希运禅师《观瀑布联句》
希运禅师起唱: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唐宣宗李忱联唱: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接着,李忱还作有一诗:“憔爱禅林秋月空,谁能归去宿龙宫。夜深闻法飧甘露,喜在莲花世界中。”只是这首诗很少有人提及罢了。
这首联句的诗题本应以起唱和联唱者先后为序,题为“黄檗希运禅师与唐宣宗观瀑布联句。”只因传统观念作怪,把当了至尊至贵的天子李忱名字排在前面,封建时代的文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今人明知不对,也只好认了。
联句就是二人或多人出句联成的诗篇。这是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据传,早年福州地区的联句作诗,就是始于希运与李忱观黄檗瀑布联句。据此,希运与李忱联句的地点应是福清的黄檗山了,因此有人把诗题定为“观黄檗龙潭瀑布”。但尽管如此,这首联句,依然被人质疑。最早最明确提出疑议的,要算《佛祖统纪》。《全唐诗》卷四:李忱与黄檗禅师“观瀑布联句”诗注云:“《诗史》:帝游方外,至黄檗,与黄檗禅师同观瀑布联句。《佛祖统纪》云:帝至庐山与香严閒商禅师咏。时黄檗在海昌,《诗史》误”。《全唐诗》的编纂者认为这一联句的作者是李忱和希运。原文是这样的: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注:黄檗);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注:帝)。但他知道有人提出疑议,特把《佛祖统纪》所提的疑议文字附录于后,让读者自己去鉴别,这是高明的学者出的高招,免得别人把疑问扣到自己头上来。
所疑者另一条理由是:李忱被封光王的封地在江西,而黄檗希运禅师所住持的寺院——宜丰报恩寺(后因希运禅师怀念旧山,把报恩寺改名黄檗寺)也在江西的洪州,他们二人的联句地点应是洪州宜丰黄檗山。疑议者还有一说,据《佛祖统纪》所载,唐宣宗所游的是庐山,同游的是香严閒禅师,与香严閒禅师“咏”。又说此时黄檗禅师在海昌,不可能与李忱同游黄檗。上述疑议归结成三条:
一、李忱与黄檗禅师联句的地点在江西洪州宜丰黄檗山。
二、联句的作者是李忱和香严闲禅师,联句地点在江西庐山。
三、福清方志收录“唐宣宗与黄檗禅师联句“是为了给名山胜迹增彩而“有意附会”。
要正确解读这一千古传诵的佳作,就要先弄清这两位作者的身世纪历。此即所谓“知人”才能“论诗”。那么李忱是怎样一个人呢?《旧唐书》卷十八“本纪第十八下”载: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元和五年元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长庆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
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笃,遣诏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时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内朗,严重而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大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这是即帝位前的李忱。即帝位以后,《全唐诗》在“作者简介”中说他“恭俭好善,虚襟听纳,大中之政,有贞观风。每曲宴,与学士唱和。公卿出镇,多赋诗饯行。重科第,留心贡举,常微行,采舆论,察知选士之得失。”同上“宣宗本纪”附史臣论曰:“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已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洎大中临驭,一之曰权豪敛迹,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讋寺阍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虽汉文、景不足过也”。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唐宣宗的生平大略:他出生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长庆元年(821),年十一岁封为光王,但此时并未到封地去,自元和末年起太监开始擅权,肆意废立皇帝,谋杀天子、亲王和大臣。元和十五年(820),宦官陈弘庆用药毒杀宪宗,宦官王守澄和马进潭拥立穆宗登位,王守澄以拥立功升知枢密院事,成为全国军事的最高统帅。宝历二年(828)十二月八日,太监刘克明又害死即位才三年,年仅十八岁的敬宗李湛,将军苏佐明矫制拥绛王勾当军国政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诛绛王,拥立文宗。开成四年(839)文宗重病,因太子庄烙早死,欲立其兄(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未及封而文宗崩。宰相李珏、知枢密院事刘弘逸奉密旨拥陈王成美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迎立文宗弟颖王于十六宅,册封为“皇太弟,一应军国政事,便令勾当。”又以“其年尚冲,未渐师资”为由,复封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840)正月四日,文宗崩,武宗立,同日,陈王成美和另一亲王安溶被害于邸第。
自公元 820 到 840 年的二十年间(李忱十岁至三十岁),太监与朝臣,太监与太监间,为了争权夺利而谋杀了两个皇帝、三个亲王,矫诏拥立三个皇帝。又导演了“甘露之变”,擅杀了四个宰相。帝王的生死、废立和国家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手中。宫廷刀光剑影,累累血案,触目惊心,在李忱的幼小心灵中,笼罩着阴影。但他极其聪明,少年时即知“韬晦”之术,“严重寡言”,不轻易说话,“宫中以为不慧”,把他看成呆子。这倒成了宦官们拥立新皇帝的最佳人选。尉迟渥在《中朝故事》中说:“武宗深忌宣宗,一日命蹴鞠,坠马,中尉仇士良目之使出,顷复言己不起矣。由是遁迹在外,久之始归京。”仇士良早就有意保护李忱(因为是呆子,易于操纵的傀儡),所以当武宗命令李忱“蹴鞠”(古代的一种足球游戏)时,李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仇士良以目授意,叫他假装重伤。他又向武宗奏报说,李忱重伤卧床不起。之后把他送离京城,“遁迹”在外。此后三年,李忱与黄檗希运、香严閒等佛门高僧结成方外友,随之云游至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就在这段时间,他受黄檗希运邀请同游福清黄檗山,二人联唱了“观瀑布联句”。并在黄檗寺住宿,又作“夜宿黄檗寺”一首。之后,两人又同游泉州和同安等地,在那里留下许多遗迹。
联句的另一作者黄檗希运禅师(《黄檗山志》作“断际运禅师”),福清江阴人。少年时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史称他“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音冲瞻。“后来云游至天台山,逢一异僧导引,到东都洛阳(一说长安),又受一老妪指引,到南昌参百丈为师。唐宪宗年间(806-820)住持洪州高安黄檗山寺(在今江西宜丰西北,原名报恩寺,希运怀念家乡黄檗山,遂把报恩寺改名黄檗寺,山亦名黄檗山)。相国裴休礼请希运到京都长安,住龙兴寺。裴休旦夕问道、执弟子礼,并赋诗赞颂。但希运眷恋故山,仍辞归洪州黄檗寺。大中三年(850)圆寂。他一生追求佛理,云游四方,有资料记载他所到之处有天台、洛阳、长安、南昌、洪州、海昌(今广东高州)和福建泉州、同安等地。约于会昌初年他邀李忱一起回福清黄檗山,作“观瀑布联句”,随后又同游泉州、同安,并留下许多遗迹。
联句的两位作者的生平经历,都有一段游踪不定的生活。他们又结成方外友,同游到福清黄檗山并留下联句和另一首诗,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有些论者以“想当然”的推理方法,否定他们联句地点在福清黄檗山。
对疑议者所作的三种结论,我们辨析如下:
一、说李忱与希运的联句地点在江西宜丰报恩寺其理由只有一点,即希运把报恩寺改名黄檗寺,这样江西也有黄檗山;李忱封光王的封地在江西南昌,因此有可能与希运交友并同游江西黄檗山。我们且不说这种推理没有其他有力的直接证据。单就李忱封光王后有没有到封地去,就很难断定。查遍新、旧唐书,均没有李忱十一岁封光王后到封地江西去的记载。唐朝的亲王只有兼任边防统帅或州、郡长官才有出京到所兼职的地方去就任。还有就是获罪被贬出京到边蛮地方去。不像明朝的所有亲王一受封后,就限定时间到封地就藩(史称“之国”)。新、旧唐书都说青、少年时期的李忱均在宫中,有许多“怪异”(如梦见“光辉烛身”“乘龙升天”)和被视为“不慧”等的记载。据尉迟涯《中朝故事》的记叙,李忱离京“遁迹在外”是在会昌之初,原因是为了避武宗所“深忌”而出京的。但两唐书“宣宗本纪”只字未提及李忱有去江西当“藩王”。这就说明,李忱出京后的行踪是漂忽不定的,并不是固定在江西而没有到其他地方。因此,说“李忱所游的黄檗山只能是江西的黄檗山”,只是一种推理。
二、所谓“联句的作者是李忱与香严閒禅师,联句地点在江西庐山”。持这一种说法的,只有《佛祖统纪》一家之言。但我们所见到的《佛祖统纪》,提此说的理由也只有一条:“其时黄檗在海昌”,就断定《诗史》所载李忱与黄檗禅师游黄檗山观瀑布作联句“误”。如果我们设定三个问题让《佛祖统纪》作者回答,他恐怕是答不出来的。
这三个问题是: (1)李忱与香严閒禅师游庐山的时间?(2)“帝至庐山,与香严閒禅师咏”。他们所“咏”的内容是什么?(3)李忱除了与香严閒禅师在庐山“咏”以外,就不能在另外一个时间和另外一个好友同游庐山以外的黄檗山?在庐山与香严閒禅师“咏”以后就不能同另外一个好友“联句”?其实《佛祖统纪》对希运禅师的真实生卒年代都闹不清楚,而独独对李忱“遁迹”三年中的希运行踪却记得那么具体,实在令人生疑。
三、福清方志收录李忱与希运的“观瀑布联句”是“有意附会”?除福清方志收录这首联句外,现在我们己查到的还有:清初编纂的《全唐诗》,明末的《闽书》、《福州府志》,清《闽都记》以及当代的《福建风光名胜》和私人笔记、文集如《避署漫钞》、《庚溪诗话》、《诗史》、《闽杂记》、《闽都别记》等,都明确记载了李忱与希运同游黄檗山观瀑布作联句,联句内容除个别字句异文外,都基本相同。至于宣宗和希运联句地点是不是福清的黄檗山,宣宗有没有到福建各地,《闽杂记》卷四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同安夕阳山真寂禅寺,志言本名义安。唐宣宗遁迹于此……。“即位后,赐今名。宣宗将至前一夕,寺中伽蓝神示梦于僧曰:明日皇帝当浴于门外。次日僧出,适见帝浴池中,遂稽首称万岁。帝诘之,以梦告。因同入寺,指神像曰:汝太饶舌。像忽转立,今尚然。按泉州诸处,多宣宗遗迹。考新、旧唐书宣宗纪:武宗立,深忌宣宗……。遁迹在外,久之始归京。然亦不言至闽。今据诸处遗迹,似非尽出附会,或当时游历曾及此耳,此可以补史书之缺。“《避暑漫钞》说宣宗游黄檗和希运联句的记载更具体:唐宣宗李忱因受武宗李炎排斥,遁迹空门(按:遁迹空门是说避隐在寺院中,有的理解为李忱出家当了和尚,误),栖于此山。一日,与希运禅师在寺西观瀑,二人联句……不久,李当上皇帝,庙号宣宗。此事便成一段佳话。至此,“李忱有没有可能到福建,联句地点是不是在福清黄檗山”的问题,己有了明确的答案。不过《闽都别记》第八十九回“夹注”在肯定“观瀑”地点在福清黄檗山后又说:宣宗“登大位后感咏瀑布”。这个说法不知所据何本,但有人据此认为观瀑地点在福清黄檗山,联句地点却在皇宫中。其实,这段记载应该这样理解:李忱与希运观瀑地点和联句地点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福清黄檗山。因为李忱当时是偷偷地“遁迹”在外,且受武宗深忌。他的联句中又有“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句,流露出不甘心久居人下的意志,一旦传入京师被武宗知道了,将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们二人联句内容秘而不宣。到了宣宗即位之后,威胁已消除,就把这段佳话公之于世。这就是《闽都别记》为什么会说“观瀑在福清黄檗山,而联句会在几年后宣宗即位后的皇城”的原因所在。
结论:不论史书和方志以及私人笔记和文集记载,李忱与黄檗禅师“观瀑”和“联句”地点在福清黄檗山,其时间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但他们公布联句内容的时间只能在宣宗即位的初年;因为希运在宣宗大中三年(849)圆寂。宣宗不会等到希运死后才公布这一段“佳话“。同时还可以肯定地说,《佛祖统纪》系一家之言,不足为凭。
(三)

古典诗词与其他古典文学名著一样,都存在字、词、句的异文,这是正常现象。鲁鱼亥豕,去吉吕台,坊刻讹谬,不胜枚举。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璧怀古》:“乱石穿空”和“惊涛拍岸”两句,在别集有“乱石崩云”和“惊涛裂岸”的异字异句存在。又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一“绿”字,据传最初用的是“到”字,后又改为“过”“来”“吹”“人”“满”等字。改了十多次(一说十七次)最后才定“绿”字。一部《红楼梦》有多少版本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文本。其原因是古人著作的出版,不像今人那么容易,有经济原因,有政治原因,有印刷条件等等,往往经历百年甚至几百年后才出版,这其中就有不断传抄和再版的过程,出现不同文本的版本,难免出现异(别)字。江淹的《游黄檗山》和《唐宣宗与黄檗禅师观瀑布》联句,也存在这种现象。现罗列于后,以备高明者考定:
江淹《游黄檗山》
“闽云连越边”句,明《福州府志》作“閒云连越边。”
“南州饶奇怪”,《闽都记》作“南川饶奇怪”
“赤县多灵仙”,《福建风物志》作“赤野多灵山”。
“阳岫照鸾采”清·乾隆《福清县志》、《黄檗山志》,宋《三山志》作“阳岫飞鸾彩”。
“残杌千代木”,明·《福州府志》作“残杌十代水”。
“廧崪万古烟”,清·《福清县志》作“墙崪万古烟”。
“禽鸣丹壁上”,清·《福清县志》作“鸟鸣丹壁上”。
“猿啸青崖间”,清·《福清县志》作“猿啸青崖巅”
“秦皇慕隐沦”,明·《福清县志》《黄檗山志》作“秦王慕隐沦”。
“汉武愿长年”,明·《福州府志》作“汉武颁长年”。
“弃剑为名山”明·《福清县志》作“弃剑谢尘缘”,明·《福州府志》作“弃官为求仙”。
“松术横眼前”,清·《福清县志》作“松木横海前”。
“临风载悠然”,明·《福州府志》,清·《福清县志》作“临风咸悠然”。
还有其他版本的不同文本,不再一一列出。唐宣宗与希运联句的内容,也有上述情形存在。如“千岩万壑不辞劳”,《闽书》作“穿岩越壑不辞劳”,《闽都别记》作“千岩石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福建风光名胜》引“避暑漫钞”作“远处方知出处高”;《闽书》和《闽都别记》作“到底方知出处高”等。借用一句古话,改一字作“结束语,”“异”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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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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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何处另有“南少林”?

——说南少林“三题”

俞达珠

福清南少林遗址的发掘,给“闽省争说南少林”划上了句号。可是近一二年来,在某些报刊上又出现了“福清少林院衰败后八闽各地便有新的少林事兴起”、“南少林寺的衰败与雍正灭少林有关”、“德诚禅师因不会武功而无法立足少林院”等等说法。上述三个问题与史实不符,也是十多年来关心南少林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文史爱好者所一直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据已发现的资料,可以对上述“三题”作个结论。


闽中南少林在福清,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实。说句公道话,福清新宁里少林院,是在“闽省争说南少林”的“论战”推动下得以发现其遗址的。其他各地有争论的“南少林遗址”,都被后来的考证工作和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所否定。福清新宁里的少林院遗址已被具有科学态度的专家学者和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文史工作者所认同,也得到宗教行政部门所确认。1996 年,福建省宗教局在批复福建三地申请重建少林寺报告的批文中,只有对福清重建南少林寺的申请报告的批复提到“同意在少林院的遗址重建少林寺”。由此说明,福建全省只有福清新宁里的少林院是历史上“闽中南少林”的唯一的遗址。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在“八闽”大地发现“新的少林寺遗址”。所以说,“福清少林院衰败后,八闽各地便有新的少林寺兴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福清少林寺的始建确切年代和它消亡的时间和原因,历来是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始建年代,我们只可说“可能在唐代”,这有少林院遗址上所发现的一块残碑上刻有“唐·侍郎”三字为证。至于更具体地确认在唐朝哪个年份,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没有实证以前,暂不作具体年份的确认。
至于新宁里的少林寺消亡的时间和原因,有人依据民间传说,提出南少林的灭亡是“雍正灭少林”所致。即是说,南少林的消亡时间在清雍正朝(公元 1723-1735),其消亡原因是被雍正帝派兵剿灭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但历来都只是说部和戏曲所敷演,没有任何史志记载作依据。而史籍记载却与“雍正灭少林”风马牛不相及。据《八闽通志》卷 75“寺观”福清条载:“少林寺……以上七十六寺,俱洪武间(公元 1368-1398)併入报慈寺”。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雍正登上帝位前 355 年,少林寺已衰败到不能成为独立管理的庙宇。只好併入建在东门外的报慈寺代管。再过 152年的明正德十五年(公元 1520)修的《福州府志》就把少林寺列入当时福清已废的 143 个寺院名单中,说明此时的少林寺已不复存在。这时距雍正登帝位还有 203 年。203 年后的雍正皇帝到哪里去剿灭南少林?那么从明正德十五年到明末(公元 1520-1644)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少林寺有否重建或重兴过?没有这种可能。叶向高(公元 1559-1627)一生爱好名山佛寺,福清稍有名气的寺宇都有他的足迹所及的记载和他留下的诗文、碑刻和摩岩题刻。唯独没有少林寺的任何文字留给后代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整个明代,少林寺没有重建过。至于清代,有人据考古资料推测:有“一悬山顶的宫庙式建筑”存在。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少林寺完全失去踪迹与雍正灭少林有关”。其实,福清“少林院遗址”考古报告是这样认定的:“清代……本阶段建筑的性质、名称无法确证……由于它与第三段的‘少林寺’建筑存在着时代上的断层,目前无法确证它是否为寺院建筑,是否与‘少林寺’有关系。”由此说明,考古报告不能做为“雍正灭少林”的证据。“雍正灭少林”属文学范畴,文学不能当成历史,这是常识。
那么,福清少林寺消亡的时间是哪个朝代,其原因是什么?笔者最近在《八闽通志》卷 75“寺观”总叙查到这样的记载: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因名山胜地多为寺院所占,因之“创制立法”,限制佛寺的发展,规定“非古有赐额为国祝厘者,悉令归并,郡县并限僧之名数,而复禁其私度私创,使之自废”。这段文字不长,却使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却反对佛寺的发展,看似很矛盾,其实原因是很清楚的,朱元璋当和尚是逃荒所致,并非信仰所驱使。但寺院在大灾荒之年也无法生存,只得沿门托砵,当起游方和尚。后来当了皇帝,地位改变了,视角也改变了。寺院的土地寺产是不纳税的,“天下名山胜地多为寺院所占”,严重影响封建王朝的财赋收入,动摇他的“万世基业”。因此开国之初就下令限制佛寺的发展。除了原先已由朝廷批准的寺院保留外,令各郡县把寺院归并,限制私度和尚(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接收新的出家人到寺当和尚)。其目的是最终达到“使之自废”。在这一政策的摧残下,到了正德十五年,福清原有二百个寺庙,有一百四十三个寺庙被列入报废名单,占总数的71%,少林寺是其中之一。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少林寺的衰败原因是朱元章限制佛寺发展的“政令”所致,并不是“雍正灭少林”的突变事件造成的。其消亡时间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渐变”过程。


德诚禅师是什么原因离开少林院?据刘克庄所作《石塘感旧》十首之第八首诗:“禅学年来亦自哀,大丛林属“小阇梨”。意思是说少林院历来所传承的禅宗佛学,在近年来已出现了令人悲哀的现象,少林院这样的大丛林,竟被‘小阇梨’所把持。刘福铸先生《福清少林二禅师及师友考》一文中关于德诚为何离开少林院,说“是因为当时少林这座‘大丛林’受到寺中‘小阇梨’的把持,“小阇梨’是对品德不高的僧人的蔑称”。小阇梨是什么样的人物,就成了德诚为何离开少林院的关键问题。经查《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所作的解释:“阇”是古代城门上的平台,也称为“城台”,而“梨”则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意指高僧,也泛指一般的和尚。既是“高僧”或一般的和尚,怎么会令德诚愤而离去(或无法立足)呢?其要害是“阇梨”前加个“小”字,犹如世俗所说的“小人”。即是和尚当中的“小人”一类人物。德诚禅师是一位道行高洁、禅学渊博的高僧,看不惯少林院“小阇梨”的所作所为,他耻与为伍,愤而离去,是有可能的。但所有史籍的记载,均没有提及“因不会武术而无法立足少林院”和与“武”字有关的任何解释。如果真的是“小阇梨”用武力驱赶德诚离开少林院,这时铁鞭韶正往来于闽浙各大寺院间,他武艺高强,性格“刚正孤硬”,怎能容忍自己的法嗣德诚被人欺侮无法立足少林院而无动于衷呢?“小阇梨”真的有无视铁鞭韶的能耐?至于后来德诚禅师为何去了浙江净慈寺而不回少林院呢?我赞同刘福铸先生的说法:“林寒斋去世,德诚失去契友,而其师父铁鞭韶此时正在苏杭,想德诚是应其师之召赴浙助法的”,并不是“因不会武功,无法回到少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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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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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故奉直大夫养利州知州叶公墓志铭”

王华民

明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家乡——港头镇后叶村下厝底叶弥联家中,珍藏着一块青石墓志铭,是 420 年前叶向高兄弟为其先父叶朝荣所立。叶公墓志铭纂额楷书,文辞优美,叙事详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那么这块珍贵的墓志铭,是如何收藏在叶弥联家的呢?
叶弥联今年六十岁,系叶向高族亲,为叶向高祖父叶广彬第十二世后裔。1972 年,当时的后叶大队要建大队部,苦于没有石头,就打起叶朝荣墓的主意。叶朝荣墓位于罗湾山的一片平地,坐东朝西,占地约 2 亩,整座为青石构建,墓顶盖有石亭,墓埕宽广,两边立石人石马,还有石狮、石羊等,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左边一石龟驮一石碑,高约 2 丈。一声炮响,坟墓炸开,石碑断裂。人们看到,在墓室内,有雕工精细的小石人,还有石头小祀桌,上面摆着祭品。许多人抢着捡小石人回去给小孩玩,叶弥联站出来说:“我是朝荣公的族亲,让我把墓志铭搬回去吧!”"就这样,叶公墓志铭到了叶弥联家。
笔者数次到叶弥联家,肃立于叶公墓志铭前,胸中风云激荡,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拍照影印,记录叶公墓志铭全文于下:
明故奉直大夫养利州知州叶公墓志铭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经筵日讲官、会典副总裁记注起居山阴朱庚撰文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前刑部清吏司郎中林如楚书丹赐进士第、中顺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光禄寺少卿、行人司行人、奉使琉球、赐一品服谢杰篆额岁丙戌,养利守叶公卒于官。其子编修君仓皇袒括,自燕走粵西逆其丧,余追而送之。编修君扶服泣曰:“孤不天,致降割于先君子。若以大夫之灵熴耀,先君子于泉下,死且不朽。”其明年,介公门人陈黄门状来征铭曰:“先有约言矣。”余不能辞。
公讳朝荣,字良时,别号桂山。闽之福清人也。生有异质,负大志,比长益肆力于学,于书无不窥也,而尤深于诗。自其饩学宫,为诸生高等,名声大噪。远近执经请业者,屦满户外。公总风雅之眇论而衷裁之,闻者虚往实归,浅深各得所愿。高足弟子遵其业咸显当世,而公竟不得第。盖五十而始恩荐入成均。云既比学,时与贤豪长者,相结天下士,又亡不内逊,叶公顾又不第,归而公父殁矣。服阕,谒选为江州别驾。
江州四轮所辏,故称冲,疲多逋赋。公洁己恤民,民感其诚而赋,以登故事。岁入白下,一掣通关,属邑奉金钱为马资。公谨谢曰:“良有司,幸爱我,我不持一缣入留都,无用此为也。”度支郎榷征浔阳守大夫,推择公为主进,公惟严键闭,慎出纳,秋毫无所缁,岁捐算十之二三而课,亦羡溢。已而有墨使者至,公辄谢不往。使者竞以墨败,波及诸側曹,而公则嚼然矣。别驾称闲局,而台使者才公,数令摄他邑,所至好为民搜瑕兴利,不以摄故苟旦夕。客谓:“公尸祝代庖得无伤其手乎?”公曰:“苟利吾民何辞于越俎。”其在瑞昌,以瀼河久淹不治,将徙啮城郭为民害,遂亟莢疏沦,暴行烈日中不为罢,水竞归其故。彭泽,江省门户而垣堞且圯,公为虑财用,计徒庸城,城民不知费,而屹然成金汤焉。簿领之暇,复考求故实,勒成邑乘,彭泽之有志始此。二邑黔首家颂而户戴之,甚于真令,惟恐公之不久摄也。公虽强力于政,复履方董道,耻宾事大人以成名。荐绅先生过江州者,自旅谒外,即知交积素,无私造请,以故不甚欢贵人心。然洁廉惠爱,声闻吴楚之间,卒无能抑公令名者。佐郡凡再满未及,上擢知养利州。州处粵极徼,抵交南一舍,而近蠪獠出没,雕题杂俗。人皆难,公往。公曰:“何惮哉!我不夷,而华治之渠则华,我而不夷自矣!”至即择地建三乡校,群子弟其中,躬为论说纲常大义,又移学宫于近地,条具科指,时时进奖而督励之。于是士翕然向方,蛮夷君长亦望风慕羡欸!关之学如市,骎骎变椎结而端委之矣。他若拓城垦田、凿池筑陂、闭交关戢,蛮讧罢市、易钱经画,措率为州民数百年计。养利已不能斯须去公,公亦不能恝然养利焉。时编修君成进士,官翰林,屡书促公归,公报曰:“一州如斗大,安足展吾什一,聊徵吾志乎?东明启祥,覃恩遍寰宇,吾觖而大父母之不获与也。吾治幸有成,庶几沾一命,荣而大父母,吾不重去吾官也,儿须之矣。”既满考,台臣上公治状,得褒赠公父如公官,母为宜人。而后,公喜可知也。日:“吾愿毕矣!”大夫七十而得谢礼也,即日陈牒致其仕。方秣马治行,病一夕而卒。郡中三老子弟大临于衢,夷群蛮落闻声心折,相与尸祝公。未几,闽学使者亦从诸生请,祀公学宫矣。
公生平无他嗜,唯嗜读书呻吟占毕,耄而不倦。然其学壹禀于六籍,不以支为旨,大要责躬行而己。其治则设诚致,而行之不事粉饰,故儒为醇儒,吏为循吏。殆以经术经世务者非耶!而陈黄门复谓余曰:“学者多言无鬼神,乃吾师何数数奇异也!”初,公执亲丧,哀毁寝疾,疾且革,悠忽见神人以越鞠方授之,一服而霍然起矣。亡何倭闯于海,神复来告之,期得先事而脱,人以为孝感云。迨其卒也,有伍州幕女者,死且苏,言至一所,若世所称城隍祠,峨衣冠而南面者,太守也,而是夕公果逝。怪哉!盖闻至孝之行格于幽袛,恺悌之德没为明神;方册所胪列。若叔谦授方于空中,仲鄉殂豆于一邑,窃高其人不少概见,乃今观于叶公岂异也。而公且兼之,其犹在子上乎?按状,公之先自蔡徙闽至宜兴公而始大,子孙多显胜,国时十数传而为广彬即赠大夫,公父也。母郭宜人,以正德乙亥十月十六日生公,其卒也,以万历丙戌五月二十日,亨年七十有二。元配郭氏、继康氏俱赠宜人,继林氏,子四人:向高即编修君,室俞氏廷御女;向亮室郑氏子英女;向永前公卒,室薛氏道进女;向亨聘佘氏新建尹梦鲤女。编修君林出,共三子则皆侧室林出也。女二,长适林守定,强死殉夫,有烈士风,郡邑方上其事;次适何乾斗。孙男二:成学、成祚。
公既卒,编修君拾其遗文,有《诗经存固》、《瑞芝堂稿》行于世。以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时葬公于罗湾山之原。余于公之讣有私痛焉,余先大夫尝令彭泽矣。越三十年,而公来摄彭,问父老遗事辄称朱令君不置,有堕涕者。公乃以邑人意请于当道,祠祀先大夫。而公自为传记之,语具邑乘,先大夫之不泯于彭泽,公之惠也。余忍令公而己乎!

铭曰:谓公儒也,蹇迹其所成,毋宁日不显;谓公仕也,晚暨其所施,毋宁曰不远。神之洋洋,在彼南疆,曰永蒸尝,其魂气应归于福唐之乡,松槚之芊然,望九京之欝然。即宫长夜,结为大年,无涯之凙,以永庇尔象贤。呜呼!是为叶大夫之阡。
万历岁次戊子年冬十二月十二日吉旦
孤子向高向亮向亨泣血立石

经俞达珠、严孟玉先生先后断句、加注,借助《古今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工具书,笔者把叶公墓志铭全文翻译成白话文,于是,叶朝荣家世源流,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清晰地浮出水面,一个四百多年前的儒生、廉史和孝子的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世人面前。
铭文记载:叶朝荣的祖先自河南蔡县迁徙入闽,到宜兴公才在港头后叶村定居,叶宜兴就是港头叶氏始祖。到明朝,已传了十几代。传到叶广彬,就是得到朝廷封赠大夫官位的叶朝荣父亲。叶朝荣生于正德乙亥(公元1515 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万历丙戌(1586)年五月二十日,享年 72 岁。叶向高是他的长子,为继室林氏所生。通观叶朝荣生平事迹,我们脑海里刻下叶朝荣印象。
首先,叶朝荣是儒家经典的忠实传承者、国学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叶朝荣生有异质,胸怀大志,长大越发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尤其是对《诗经》钻研极深,在学宫读书时总是名列前茅,名声在外,带着经典书籍来拜师求学的人很多,他综合诗书的精妙深入浅出讲解,“闻者虚往实归,浅深各得所愿,高足弟子遵其业咸显当世”。他在江西彭泽县代理县令时,利用公务之余暇,反复调查考证当地历史和现状,编写成县志,自此彭泽才有了县志。一到养利州任知州,他就择地建了三所乡村学校,召集当地青少年到学校学习,亲自讲授纲常伦理。接着,又把官办的学宫移到州府附近,悉心教育、指导学子,并“时时进奖而督励之”。于是地方人士言谈举止渐趋协调一致,连少数民族的君长也邀请他传授国学文化。边关到学校读书的人象赶集一样,很快地都把头发从中间束起学汉人装束,且衣冠端正。叶公生平没有其他嗜好,只是受好读书与吟诗讲学,古稀不倦,精通《易》、《乐》、《诗》、《书》和《春秋》六经,且“不以支为旨,大要责躬行而已”。“故儒为醇儒”。
其次,叶朝荣是勤政廉洁的循吏。明隆庆改元(1567)年,朝荣被授九江通判,负责月赋。江州是商贸中心,历来逃避赋税现象严重,他上任后廉洁奉公,体恤民生,“民感其诚而赋”,于是治理走上轨道。这一年到南京,一下子通过了赋税征收的关卡。所属各县要送路费给他,叶公婉言谢绝。正因为他谨慎收支登记,秋毫无染,岁捐十之二三上交国库,都圆满完成。有贪官污吏来江州,叶公均推辞不见。不久有个贪官污行败露,牵涉到许多官员,而叶公则清清白白。府台使看中了他的才干,数次任命他代理各邑知县。叶公每到一处都喜欢调查研究,为民兴利,“不以摄政苟旦夕”。他在瑞昌县治理瀼河水患,实地勘察,在烈日下奔走不停,“水竟归其故”;代理彭泽知县时,迎接他的是一堵颓圮的城墙,叶公担心修城墙费用太大会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就用犯人来服劳役,“城民不知费,而屹然成金汤焉”。他“强力于政,复履方董道,耻宾事大人以成名”,有身份的官绅途经江州,叶公自己出门会见,即使是知交很久的朋友,也不因私交而造请款待。“然洁廉惠爱,声闻吴楚之间,卒无能抑公令名者。”再次代理县令任期将满之时,他被朝廷任命为养利州知州。在养利州,叶公“拓城垦田,凿池筑坡,闭交关戟,蛮讧罢市,易钱经画”,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从百姓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养利已不能斯须去公,公亦不能恝然养利焉”。一个廉政惠民守法度的古代清官形象,已然站立在我们面前。
第三,叶朝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孝子楷模。
明代规矩,执亲丧必辞官。而叶朝荣五十岁上才得以恩荐入太学,还没及第就回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叶广彬去世了。料理父亲的丧事时,叶朝荣由于过份悲痛,得了郁闷压抑失眠症,而且病情发展很快,还好梦见“神人以越鞠方授之,服而霍然起矣。”世人都说他的孝行感动了神明。守孝期满,谒见时被选派为江州通判。他勤勤恳恳,廉洁惠民,知养利州时已年近古稀。此时,长子叶向高已成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数次写信催父亲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叶朝荣回答说:“一州如斗大,怎能让我发挥十分之一的才干,来证明我的报负呢?太阳升起于东方,光明呈现吉祥,恩泽笼罩天下,就象父母深厚的恩德,我并不因为自己获得职位而父母没有就满足了,我幸亏治理有成,可以承受朝廷的褒奖而荣耀大父大母。我不是看重我的官位啊,儿子应该去做光宗耀祖的事啊!”果然,待到三年一考政绩满分,御史台官员向上呈叶公政绩状,得皇上褒赠叶朝荣父亲与他同等官位,母亲为宜人。“公喜可知也,曰:‘吾愿毕矣!”叶朝荣七十二岁得朝廷恩赐,即日进表谢恩,呈文辞官,告老还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岂料刚刚准备好马匹、行李,病了一夜就辞世了。至孝之子,魂归福唐之乡。
综上所述,“叶公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叶朝荣家世生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古代醇儒、廉吏和孝子的生动形象,殊为珍贵,应属重点保护文物。
附译文:
丙戌年(万历十四年即 1586 年),养利州知州叶(朝荣)公卒于任上。他的儿子、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叶向高慌忙脱去衣服的左袖,以麻束发,从京城奔粵西(广西)迎接父亲的灵柩。我赶紧追上送他,编修君伏地哭道:“我不敬天,导致天降灾难于先父。如能以大夫的文采照耀先父于九泉之下,那么先父英名将永垂不朽。”第二年,叶公门人陈黄门带着叶公生平事迹资料来征求墓志铭,说是先前与编修君已有约言了,我不能推辞。
叶公名朝荣,字良时,别号桂山,福建福清(港头后叶)人,从小与众不同,胸怀大志。长大越发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尤其对《诗经》研究极深。他自带着饭食到学宫求学,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于是名声大噪,远近带着经典书籍来拜师求学的人很多,求教者的鞋子都摆满了门外。叶公综合诗书的精妙深入浅出讲解,听讲的人来的时候还一无所知,回去时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无论理解深浅都满足了心愿。高足弟子用他传授的学业知识,在当时都入仕成名。然而,叶公竟然不能及第,至五十岁才得以恩荐入太学深造。到太学学习时,经常与贤德博学的长者结交天下名士,但又失之谦让,叶公还是不第,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回来了。守孝期满,谒见时被选派为江州别驾(通判)。
江州为商贸中心,是山区的一块平地,四方商旅聚集于此,这里历来疲于应付普遍的逃避赋税现象。叶公廉洁奉公,体恤民生,百姓感念他的诚意而乐于交纳赋税,于是治理走上轨道。这一年到南京,一下子通过了赋税征收的关卡。所属各县要送路费给他,叶公婉言谢绝:“承蒙大家错爱,我没拿丝一毫来南京,就用不着这样了!”户部侍郎到浔阳检查税收,江州知州指派叶公去应对。叶公正因为严格把关,谨慎收支登记、秋毫无污,岁捐十之二、三上交国税,圆满地完成。不久有贪官污吏来到江州,叶公均推辞不见。后来有个贪官贪污行为败露,牵涉到许多同僚,而叶公则清清白白。
别驾被称为清闲部门,而府台使看中叶公才干,数次任命他代理各邑知县。叶公每到一处都喜欢调查当地不足的地方,为民兴利,不因是代理职务而敷衍塞责。有客来访,问叶公说:“您这是尸祝代替庖丁职责,能不损害他人手中的职权吗?”叶公回答说;“只要有利于我的百姓,即使超出职权范围也在所不辞。”他在瑞昌,因为瀼河水患年久不治,即将改道淹及城廓为害于民,就急忙决策疏通河道,在烈日下奔走不停,实地勘察。瀼河水果然回归原来的河道。彭泽乃江西省门户,城墙颓圮,叶公担心修城墙费用太大,决定用犯人来服劳役,百姓不用负担,而城墙屹然,固若金汤。公务之余暇,他反复调査考证当地历史和现状,编写成县志,彭泽从此才有了县志。瑞昌、彭泽两县百姓家家户户传颂他的功绩,感恩戴德,胜过正式的县令,惟恐叶公不能长久代理摄政。叶公虽然努力办理政事,又行得端,走得正,但耻于阿谀奉承巴结上司成名。有身份的官绅途经江州,叶公自己出门会见,即使是知交很久的朋友,也不因私交而造请款待。因此不大得权贵欢心。然而,他的廉洁惠民的事迹,流传于吴楚之间,终究不能压抑他的名声传扬。再次代理县令任期将满之时,他被朝廷任命为养利州知州。
养利州在广西南方边境,到达交趾、岭南一带只差三十里的路程,接近土著生活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习惯在脸上涂上各种颜色。治理这种地方,许多人都感到很难,叶公去了。他说:“怕什么呢?我虽然不是蛮夷是汉人,但用华夏朝廷的规矩治理,用中华文化礼仪去教化,他们也会接受教化,而我不会被他们同化而改变自己。”一到养利州,他就择地建了三所乡村学校,集中当地青少年到学校来学习,亲自讲授纲常伦理。接着,又把地方官办的学校迁到附近,悉心教育、指导学子,常常给予奖励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于是,地方人士言谈举止逐渐协调一致,连少数民族的头人也邀请他传授中华文化。边关到学校读书的人像赶集一样,很快地都把头发从中间束起学汉人装束,且衣冠端正。其他的如拓城垦田、凿池筑陂、收缴兵器,为解决少数民族纠纷罢市易钱而采取措施,都是从百姓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养利州已经片刻不能没有叶公,而叶公也不能不在意养利州。是时编修君已成进士,官至翰林,数次写信催促叶公告老还乡。叶公回答道:“一州如斗大,怎能让我发挥十分之一的才干,来证明我的抱负呢?太阳升起于东方,光明呈现吉祥,恩泽笼罩天下,就像父母深厚的恩德。我并不因为自己获得职位而父母却没有职位就满足了。我幸亏治理有成,可以承受朝廷的褒奖而荣耀大父大母(祖父母)。我不是看重我的官位啊,儿子应该去做光宗耀祖的事啊。”待到三年一考政绩满分,御史台官员向上呈叶公政绩状,得皇上褒赠叶公父亲和叶公同等官位,母亲为宜人。之后,叶公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他说:“我的心愿了结了。”叶公七十二岁得到朝廷恩赐,进表谢恩,即日呈文辞官,告老回乡。刚刚准备马匹、行李,病了一夜就辞世了。养利州德高望重的族长、里长、君长和叶公的学生哀悼叶公,站满了大路两旁,少数民族的部落、村寨闻讯心碎,派来了尸祝祭礼祷告。不久,福建学正也顺从读书人的请求,在学校里为叶公立牌位祭祀他。
叶公生平没有其他嗜好,只是爱好读书吟诗讲学,古稀不倦。精通《易》、《礼》、《乐》、《诗》、《书》和《春秋》六经,不以旁支的道理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而大义要责则身体力行。他为官执政设置诚信机制,施行不事粉饰(不弄虚作假)。所以作为儒生他是纯粹的儒家弟子,作为官吏他是循规蹈矩守法度的官吏,和利用儒家的经义治理世务者不一样啊!陈黄门又告诉我说:“有学问的人都说没有鬼神,可是我的老师怎么就数次碰到奇怪的事呢?当初叶公办理父亲丧事,过分悲痛而患了郁闷压抑失眠症,病情发展很快,忽然梦见神人授他解郁行气的越鞠方,只服一帖就好了。不久,倭寇进犯沿海,神又来告诉他,使他有准备而逃避。世人都说他的孝行感动了神明。到他辞世那天,有伍州幕僚的女儿,死了又活过来,说曾到过一个地方,就像世间的城隍庙,看见着宽大的礼服朝南而坐的人,就是太守(叶公)。当天晚上叶公果然辞世,怪哉!”
听说至孝之行能到达阴间地神,谦和、平易近人的德行死后终成就阳世之明神,史书上也有记载这类事,象叔齐、伯夷互让王位,仲雍(与太伯)逃避到江南让位给自己兄弟,死后都享受后人祭祀于一邑,我曾以为这样高洁的德行很罕见,而现在看来叶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且叶公兼有孝行和谦让的德行,他的品德是不是比他们更高尚呢?
按照陈黄门送来的叶公生平文字,叶朝荣的祖先自河南蔡县迁徙入闽,到宜兴公才在港头后叶村定居,宜兴公即为港头叶氏始祖。港头叶氏子孙多出人头地,国朝(明朝)时已传了十几代,到叶广彬就得到朝廷封赠的大夫官位,他就是叶朝荣的父亲。母亲郭宜人正德乙亥(公元 1515 年)十月十六日生叶朝荣公,去世是万历丙戌五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二岁。原配郭氏、继室康氏都封赠宜人。继室还有林氏。叶公有四个儿子,老大向高即编修君,妻室俞氏廷御之女;老二向亮,娶妻郑子英之女;老三向永,在叶公辞世之前就过世了,妻子是薛道进之女;老四向亨,聘新建尹佘梦鲤之女,尚未过门。编修君向高是继室林氏所生,其余三个儿子都是侧室林氏所生。女儿有两个,长女嫁林守定,丈夫死时自尽殉夫,有烈女风范,地方上刚向朝廷上报她的事迹,次女嫁何乾斗。孙子两个:成学和成祚。
叶(朝荣)公去世后,编修君收拾、整理他的遗作,有《诗经存固》《瑞芝堂稿》行于世。
万历十六年(公元 1588 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时,安葬叶公于港头后叶罗湾山之原。
我对于叶公的辞世,因有私人关系而特别伤痛。先父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过了三十年,叶公来彭泽代理县令,向老百姓查询当地过去的事情,都尊称先父为朱令君,没有忘记他,还有人为先父流泪,叶公顺民意请当地立牌位于乡祠祭祀先父,叶公则自己为先父写了传记,并把传记收入《彭泽县志》,使先父的政绩不至于在彭泽泯灭,这是叶公的功劳啊,我又怎么能让叶公的事迹泯灭呢!
铭文为:说叶公是学者儒生,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不如说还不显扬,说叶公入仕当官,又太迟了些,不如说还不久远。魂灵无所归啊,在那南方边境,永远像气一样上升,他的魂气应归于福唐之乡!松楸青翠、茂盛,望九京郁郁葱葱。开始在地宫的漫漫长夜,结束人世间的天年。无尽的遗风,将永远庇佑你的灵魂在天成象,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啊!这里是叶大夫的墓室。

万历岁次戊子年冬十二月十二日吉旦
孤子向高、向亮、向亨泣血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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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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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叶向高的棋艺

何华龙

明朝“三朝元老”叶向高(1559-1627 年)“工诗文,精棋艺”是人所共知的。据说当时其棋艺一时誉满棋坛,有“棋坛国手”之称。但是到底他老人家的棋艺有多高,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他竞然败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因此被人称为“弈中第二”。此外,也由于下棋,他结识了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而且受其影响,晚年竟同情并参与传播天主教,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现在我们翻开那尘封的历史,了解这段传为美谈的轶事。

叶向高礼遇棋友利玛窦

1582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年)应召前来中国布教。1598 年 9 月 7 日抵达北京。1600 年 5 月 18 日,利玛窦再度赴京,次年 1月 24 日获准定居下来。
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双方围绕围棋问题展开过探讨,其乐融融。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再次通过围棋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在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围棋之事做了记载。据说,这些文字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围棋进行记录。叶向高为结识学识渊博的国际友人感到高兴,欣然写下《诗赠西国诸子》诗相赠:“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该诗手稿现保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1610 年 5 月 11 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皇帝能赐地埋葬利玛窦。假如这样,就等于认可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外国传教士经过协商,便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明神宗是个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第三天才将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由于曾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便吩咐手下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利玛窦最后被准许葬于京郊。当部分官吏以“从无此例”为由反对此举时,叶向高反驳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过百龄三败叶向高

叶向高和著名小棋手过百龄对弈的故事饶有趣味。
过百龄,江苏无锡人,是明末棋坛造诣最深、名声最大的国手。他天资慧颖,11 岁时就通晓围棋。他与成年棋手对弈,常常取胜,名震江南。
话说叶向高在阁时,政务之暇,常邀同僚下棋,然而数年来竟未遇敌手。泰昌元年,叶向高再度入阁,路经无锡时,在闲谈中听到过百龄其人其艺,特意写了请柬,郑重其事地礼招过百龄对弈。
过百龄来后,叶向高见是一个儿童,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叶向高竟连失三局,惭愧难当。在旁观战的过百龄父亲战战兢兢对儿子耳语:“你的对手是当朝相国,要手下留情……”过百龄不以为然,朗声答道:“下棋虽是雕虫小技,可假如枉道媚人,岂不感到耻辱?况且相国如此贤明,怎会怪罪我一个小小的童子?”
叶向高听了十分惊佩,起身对过百龄父亲说:“令郎不但棋艺绝伦,且生性耿直,将来必成大器。方今天下多事,正需这样的人才,老夫有一事相求,不知应允否?”过百龄父亲见儿子受到夸奖,连忙回礼:“小子无知得罪相国,大人有何训示,老朽定当从命!”叶向高说:“令郎有此奇才,老丈教子有方。老夫意欲带他进京,代为延请名师,教习治国安邦之术,老丈意下如何?”未等过百龄父亲回答,过百龄抢先说:“小子学业未就,还是不去为好。”听了此话,叶向高揣摸过百龄怕被人说是趋炎附势,因此不愿与达官同行,也就不为难他,只好作罢。
叶向高进京后,有一次同棋友对弈,局局连胜,棋友便称之为“棋坛国手”。叶向高却羞涩地答道:“大家有所不知,老夫在无锡却败在一个童子之手。”棋友连忙附和:“即便如此,老相国仍不愧为‘弈中第二’。”从此,叶向高便有了“弈中第二”之说。
以上趣事,在过百龄的同乡秦松龄所著的《过百龄传》一书有详细记载:“……时福清叶学阁台山先生,弈名居第一,过锡山,求可与敌者。诸乡先生以百龄应召。至则尚童子也,叶公已奇之。及与弈,叶公辄负。诸乡先生耳语百龄曰:叶公显者,若当阳负,何屡胜?’百龄艴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耻也。况叶公贤者,岂以此罪童子耶?’叶公果益器之,欲与俱北,以学未竟辞。自是百龄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殚精于弈……”
叶向高和过百龄的“弈”事,清代诗人钱谦益有诗道:“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纛许谁干,年来复尽楸枰谱,局后方知审局难。乌榜青油载弈师,东山太傅许追随,风流宰相清平世,谁识沿边一着棋。”前四句说过百龄 8岁便登上棋坛,称雄几十年,直至白发苍苍。后四句中所说的“东山太傅”,就指叶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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