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热线:0591-39010577 / 85236228
快捷导航
  • 0

《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Sun� | 来自福建
福建嵩山少林寺在福清考

——兼与罗炤教授商榷

刘福铸

一、刘克庄文章记载福建嵩山少林
中国有南北少林寺之说;由来已久。北少林在河南嵩山,无可争议。但南少林湮没已久,则有争议。一是历史上是否存在福建少林寺问题,二是寺址究竟在福建何处?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历史悬案。随着南少林研究的深入,第一个问题已无争议,即福建历史上确有少林寺存在。但福建少林遗址究竟在何处,则有多种说法,有传说在泉州的,有传说在莆田的,因均无可靠证据而令学者怀疑。现学者发现如按宋淳熙《三山志》①、明弘治《八闽通志》②、明正德《福州府志》③等记载来看,福建少林寺应在福清古新宁里。不过诸部方志均未载福清少林的建置年代,是为一憾。现学者又从南宋刘克庄的文章中发现宋代福建少林记载,这对印证少林属邑及南少林存在年代都有重要价值。此文就是《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159 中一篇题为《诚少林、日九座》的墓志铭。文中不但有“嵩山少林”之记载,而且有南少林僧德诚之行状记述。文章不长,现全录于下:
余有方外之友二人也:曰德诚者,福清人,姓郑;曰祖日者,闽县人,姓郑。
诚得法于铁鞭韶师,尝住邑之嵩山少林、汀之南安岩④,辙(辄)弃去;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载,又弃去;入浙,憩净普蒙堂者六年,以宝佑甲寅季夏朔日示寂,俗寿五十二,僧腊三十七。荼毗有异。净普、灵隐、径山名缩(宿),为作《三不坏偈》者一百六十余人。骨归于净普之塔,而不坏者归于翁陂之西垅。
目受业于吉之觉寺报⑤,坐夏⑥于衡⑦。之福,从浮山永师来福清之灵石。殿毁五十年来未复,日发愿力,感动大檀⑧,不三年,金碧焕然。往来贤沙、黄檗间⑨。帅赵尚书必愿求僧于余,余以日对,延住灵石者七年。一日,踵门来曰:“君强我出,束缚我也,老矣,倦矣,请为我解缚!”余达其意于帅陆尚书德舆。陆公叹其高致,比之石霜。日辞去,余留之樗庵⑩年余。莆守潘侯墀延住九座山①①。寺新毁,日出募缘,以乙卯季秋某日奄逝。寿六十二,僧腊四十六。其徒奉灵骨与诚同穸。
二释皆余所敬。诚如达摩,不立文字;日如玄(奘)。①②驮经西来,兼通儒书。余闻道浅,不如试(诚)之深也;读书少,不如(日)之博也。寒斋已矣,留二释以遗余,方资以待老,今并为寒斋夺去。余将谁语乎?诚少师宗镜、日少师宗昙来请铭于予。铭曰:
瞿昙异人,有大气鼻,入寂之际,尤示奇特。迦叶而下,岂必个个。现十八变,化三昧大(火)。传者之谬,匪佛自说。既崇虚谈,亦害寂灭。诚公未着,不随薪尽。丛林交赞,役(后)村窃哂。诚有三异,日无一异。往从寒翁,了此大事。
此文作者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为南宋著名文学家。其妻林节,福清石塘人,岳父林瑑,官至宝章阁主管,嘉定间曾任兴化知军。克庄妻兄林公遇,字养正,号寒斋,性好恬静,学兼儒释,因其荐引,刘克庄结识了两位高僧:德诚和祖日。从文中可知,“诚少林”即德诚和尚(1203-1254),他俗姓郑,福清人,无可争辩。但“嵩山少林”的属县,文章只在其前冠以“邑”字。此“邑”字,对确定“嵩山少林”的属县至关重要。本来,按文章语境,此处之“邑”字,承上句意,应指德诚之“邑”,那么,嵩山少林自应在福清。但是,福清少林毁圯已久,鲜为人知,以致今人或怀疑此“邑”字,可能是指作者刘克庄之“邑”,即莆田县。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的罗炤教授在《湄洲日报》1993 年 9 月 23 日、9 月 30 日、10月 7 日分三期连载的《莆田嵩山少林寺考察记》长文,该文认为刘克庄所记的“嵩山少林”是在莆田的秀屿。但笔者认为,“邑之嵩山少林”是在福清县。
二、宋代方志已载福建少林在福清
从刘克庄文章题目来看,“诚少林”称谓说明德诚不只是“尝住”嵩山少林,更应该是出家得法于此寺或者长期住于此寺,才会有此称呼,这正如祖日晚年主持九座山,称“日九座”一样,德诚是福清人,按其“僧腊”推算,他应是十五岁成为正式和尚。而在福清,其时早就有一所少林院存在了。宋淳熙九年(1182)泉州人梁克家纂修的《三山志》卷 36“寺观”类载曰:“东林院,新宁里,“……少林院,同里,旧产钱一百七十七文,曾记二贯三百八十二文,县申三百七十七文。”“少林院”在志中被归入“有住持,无起置年代”的寺院类。
按《三山志》纂修时间在刘克庄文章写作之前,而且在福建,也从未发现南宋有其他的少林寺院记载。因此,可以育定,克庄文中的“嵩山少林”,就是福清当时的“有住持”而考不出建置年代的新宁里古刹少林院。《后村先生大全集》(以下简称《大全集》)卷 39 中又有《生日再和竹溪》诗二首,有句云:“吾今会得逍遥义,懒访曹溪问少林。”“竹溪”即南宋理学家、文学家福清人林希逸之号。宋代刘克庄文集的后集、续集、三集均刊刻于福清,林希逸为之作序。刘克庄与林希逸的唱和诗中的“少林”,也即指“诚少林”。可以说,到目前止,德诚是第一位见诸宋人文集的福清少林高僧,也是福清少林第一位有姓名兼行状可考的高僧。
三、“邑”指福清符合特定语境
《湄洲日报》发表的罗先生文章说:“按照古人的行文惯例,此处之‘邑’应指作者本邑,即刘克庄原籍莆田。”①③但是,笔者的看法相反,认为这类“邑”字应指被记叙人之“邑”才是常例,在此文中则应指福清。这种承上省略主语的记叙句式,确十分常见,但这种特定语境的承上省略的“邑”,所指并非为作者之邑。如《佛祖历代统载》卷 20:“(应庵)年十七,出家于邑之东禅,明年为大僧……。”;《大明高僧传》卷 5:“后因圆悟退老回蜀,隆(绍隆)乃住邑之城西开圣……。”;又如《八闽通志》卷63:“郑环,福清人,父麟自将乐徙居邑之海口,以画名于时,亦能医”;又如《黄檗山寺志》卷 4:“派行了愚,号厚山,仙游人;姓蔡,卯岁从邑之龙华寺浚微和尚芟染,并承衣拂。”以上“邑之东禅”、“邑之城西”、“邑之海口”、“邑之龙华寺”与刘克庄文中的“邑之嵩山少林”一样,其“邑”字均指被记叙人之邑,而不是作者之邑。这是因为作者不可能让读者先了解自己的里籍后再来读文章。再说作者里籍只有一地,而象《佛祖历代通载》这样的史书,其所记人物里籍成百上千,“邑”字倘若指作者里邑,书中人物,岂不都成了作者的同乡?可见,“邑”字按古人行文惯例,也应指被记叙人之邑。
刘克庄文中之所以用“邑”字来代替福清,其实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古人作文,务求文字的整齐简洁。“邑”字句的下一句起首为“汀”字,“汀”系“汀州”之简称,有人把这里的“汀”字断属上句,成为“少林汀”①④,殊为错误。“汀之南安岩”,在汀州武平县,南宋崇安人祝穆《方舆胜览》卷 13“南安岩”条有详介。“汀州”可简为单字“汀”,而“福清”县名,既不可简为“福”,也不能简称为“清”,用“福清”二字不能与“汀”字相协调,故作者承上用“邑”字来代替,这是顺理成章的。倘若此处之“邑”指莆田,那么,克庄必用“莆”字,这样,一可以与“汀州”之简称“汀”字相配合;二可以区别德诚不是莆人。刘克庄文章中记述莆田人物事件,多用“莆”字。如《大全集》卷 154《超师墓志铭》云:“师名宗超,俗姓郑,世为莆人,……后得法于黄檗,住莆之国欢院六年。”这里虽记莆人,仍用“莆”字,不用“邑”字可证。
因此,从语言角度来分析,刘克庄文中的“邑”字,也应该指德诚之邑福清县。
四、“嵩山少林”不会是嵩山护国院
《湄洲日报》连载的罗炤先生文章题为《莆田嵩山少林寺考察记》。莆田少林未经证实,作者在既未全面考察刘克庄的其他诗文,又无其他有力旁证情况下,率尔称“莆田嵩山少林寺”,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不妥。罗先生怀疑“嵩山少林”应指莆田秀屿的“嵩山护国院”,但并无什么证据,笔者以为“嵩山少林”绝不可能是“嵩山护国院”,理由如下:
其一、莆田秀屿的嵩山护国院,初称嵩山院,始建于大观元年,在任何方志或史料中均未发现它有过“少林院”或“少林寺”之类的名称记载,倘若说“嵩山少林”指嵩山护国院,岂不成了孤证。
其二、莆田嵩山地处海陬。明代莆田人林登名《莆舆纪胜》卷 6 载:“嵩山在海中,象山一路通之。”这说明古代莆田的嵩山还在岛屿上。
其三、莆田嵩山与少林嵩山毫无瓜葛。林登名《莆舆纪胜》又载:“莆醴泉里(今秀屿),盖有嵩山云。嵩山,中州镇山也,……。今醴泉里僻居莆之海中,山何以‘嵩’名也?或曰:其山巨石崇耸怪特,拔起在海中,海趋卑而山增高,故亦加高而名‘嵩’耳。”这段话意思很明确,它说明莆田嵩山的命名与中州嵩山少林没有关系。
因此,莆田嵩山,无论从史料记载或周遭环境、人文景观等背景材料分析,均与少林对不上口。
罗先生认为有些孤证也可以成立。但是反观福清县,“嵩山少林”却不是孤证。这里的“少林”二字,尤为重要。
首先,福清在宋代确有“少林”之历史记载,且是有住持之寺,此为铁证之一。
其次,福清少林遗址,近已发现一批带有“少林”文字的实物,它更是无可辩驳的铁证。如少林石桥桥铭:
“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少林院僧显清舍梁一条,显常一百文…”等石刻文字,其“少林院”之名与《三山志》记载的少林院地点,寺院名称完全相吻合,最近在遗址发现的一个大石盂,铭文十分完整,曰:“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大观四年十二月显口。”这里,既有“少林”寺院名,又有“当山僧月休”名,谓“当山”,则必有山名,这个山名,应即是嵩山。“大观四年”(1110 年),更是确凿时间证据。可见,嵩山少林绝不会是莆田的嵩山护国院。
五、福清史有“嵩山”地名
从“嵩山”地名本身来看,它不独为某地专有,也不一定与少林有关。外省暂且不提,本省除莆田秀屿有嵩山外,莆田江口就又有一处“嵩山西来寺”;浦城县也有一处“上有龙井、祷雨多应”的嵩山(《八闽通志》卷16)。又如以福州府为例,福州的丁戊山也名嵩山,旧有“嵩山书院”之设(康熙《福建续志》);在福州府古田县,则又有“嵩山道院”一所(见《八闽通志》卷 76)。罗炤文章认为“福清没有嵩山”,此说不确。福清“嵩山”之名,清代县志中虽未载,但境内有嵩山却是无疑的。查福清《黄檗山寺志》中就有“嵩山”之名。该书卷 4“法”类记载有黄檗寺第二十四代际传心然禅师的葬处。
其传末云:“诞康熙戊辰年四月廿四日午时,寂乾隆壬申年①⑤三月初四日酉时,世寿六十有五,腊六十一。辛卯年葬嵩山祖塔,坐癸向丁。《语录》二卷、《幻隐集》卷行世。”
这里的“嵩山祖塔”,显然应指黄檗寺僧祖师辈墓塔。“嵩山”为地名无疑。查《黄檗山寺志》可知,黄檗寺僧的墓塔十分讲究坐向风水,所谓“坐癸向丁”说的是坐北朝南。因为要选择风水宝地,所以黄檗寺僧的墓葬就不限于黄檗一山。又查《黄檗山寺志》中的“山”、“岩”、“峰”等均未收“嵩山”地名,可见,“嵩山”应在黄檗山范围之外。从目前少林遗址考察结果看,其周围已发现众多的和尚墓葬、墓塔(详见政协福清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福清文史资料》第 12 辑 82—86 页)。
从黄檗与少林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们仅一山之隔,因此,有理由肯定,《黄檗山寺志》中记载的“嵩山祖塔”、之“嵩山”,和刘克庄文中记的“嵩山少林”之“嵩山”,二者系指同一山,它就在新宁里少林寺周围。
除文字记载外,尚有当地的口碑旁证。今福清少林村民仍称少林寺为“嵩山少林寺”,据传因是河南嵩山少林寺分寺之故。今从实地勘查证实,福清少林之地貌、环境等条件与河南嵩山少林确实十分相象,说是河南嵩山少林分寺,并非无稽之谈。刘克庄的《诚少林…》文中有“诚如达摩,不立文字”之述,达摩是河南嵩山少林祖师,可见福清少林僧与中州少林有直接关系。在刘克庄诗文中,尚有多处提到“少林”。如为其妻弟林公选(字养直)所作的墓志铭中,也有“两忘孔门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矣”之语。德诚好友祖日曾驻锡灵石,在福清《灵石山寺志》卷 3“僧宝”类《论》中,也有“发少林之枯枝,续祖灯之将烬”之说。这些都说明福清少林与中州少林有密切的师承关系。
早在 1990 年,其时福清少林遗址尚未被学者发现,也完全不为世人注意。但在福清《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成果表》中“肖林村”条已有如下记载:“肖林,原名少林,因原村后有一古刹,相传是嵩山少林寺分寺,也名少林寺。吴氏于清初择此而居,村以寺名。1960 年部队测绘地图。以方言同音字代替定今名。”
地名改写同音字的情况其实很常见的。“少林”写为“肖林”只是一例。又如福清宏路镇有董坪寺,“董坪”二字作村名,今也被改写为“东坪”,“董”、“东”,方言谐音。由是类推,福清原来的“嵩山”之“嵩”,其字形偏僻,也就完全可能被改写为方言同音字。查今福清少林遗址附近,有“松山”地名,“嵩”、“松”同音,因此,可以说昔时的“嵩山”地名,并未消失,而是被写作“松山”了。其实,莆田秀屿的“嵩山”,现在地图上的标名,也是方言同音字“象山”,这情况和福清一样,可谓无独有偶,至于如今的福清“松山”,已发展为村落名,以历史地理演变之理解释,地名的扩大缩小等演变均不足为奇。
至于天地会记载的九莲山①⑥少林寺与此嵩山少林寺有无矛盾?笔者以为没有矛盾,以福清当地实际山名来看,九莲山系多山总名,而古之嵩山则为一山之名。由少林所在山名的变化以及少林院后来升为少林寺的寺院名称变化,尚可推测宋代以后的福清少林,比原规模应发展得更大。
六、“铁鞭韶”也是宋代福清高僧
刘克庄文中有“诚得法于铁鞭韶师”的记载。德诚其师“铁鞭韶”的里籍对印证少林属邑也极重要。德诚十五岁开始算僧腊(正式僧龄),其师若与之同邑,则德诚“尝住”之寺也极可能在同邑。《湄洲日报》发表的罗先生文章,猜测“铁鞭韶”之“铁鞭”二字,可能“是指该曾所在山名或寺名”,即“铁鞭山”或“铁鞭寺”之类。罗氏猜测均不对。其实,“铁鞭韶”也是宋代福清高僧。
明末清初福清高僧如一纂修的《福清县志续略》(今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卷 12 的“僧宝”类“宋”以下有“光孝允韶禅师”之传,略云:“师字铁鞭,邑之绵亭刘氏子,为人刚正孤挈,直谅不规。苏州太守请住承天,值徽宗皇帝国忌日上堂,竖拂子示众云:‘还见么,眨得眼来,古佛过去久矣!’珍重下座,次为温陵判府请住光孝寺……。
如一的记述让后人了解到:“铁鞭”系允韶禅师之字,他俗姓刘,福清绵亭(在今新厝镇)人。因其曾应温陵判府之请,住光孝寺,故称“光孝允韶禅师”。克庄文中把“允韶”简称为“韶”,这与他把“德诚”简称为“诚”、“祖日”简称为“日”的方式完全一致。在《大全集》中,还有其他和尚的记载,其简称形式与此处也完全一致,如卷 154 称“宗超”和尚为“超师”,卷 158 称“汝明”为“明禅师”。因此,“铁鞭韶”即“铁鞭允韶”的简称。而和尚名字连缀,先字后名,也是常例。如《黄檗山寺志》记“黄檗一派源流”时,自“断际运”至“隐元琦”共 33 人,均是先字后名,名字也只是单称末字。如断际名希运,简称断际运,隐元名隆琦,简称隐元琦。检阅历代僧传。禅师简称皆如是。因此,可以肯定,“铁鞭韶”就是“光孝允韶禅师”。
南宋嘉熙二年(1238)鼓山释师明编撰的《续古尊宿语要》卷 4 尚收有“铁鞭韶”的语录。由此书所注承嗣关系,我们尚可知道铁鞭韶嗣法于南宋高僧密庵咸杰。据陈垣(援庵)《释氏疑年录》卷八考证,密庵咸杰也是福清人,俗姓郑,生于元和元年(1118),卒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 69,卒后葛邲为之撰塔铭。按咸杰在《大明高僧传》中有传,他是禅宗咸杰系祖师。
“诚少林”、“铁鞭韶”、密庵杰,师徒三世均是福清高僧。由此可见,宋代福清少林,乃是高僧卓锡之寺院。至于允韶何以要取“铁鞭”为字,这点笔者比较赞同罗先生文章的意见,即此人很可能是擅使“铁鞭”器械,因取以为字。按鞭类乃是少林功夫中的一大类别,有九节鞭、旋风鞭、流星鞭、夜叉鞭等名堂。果如是,则铁鞭韶极可能是福清少林的一位禅武兼习的高僧。又据载,清雍正六年,福建发现有“铁鞭会”的秘密会党组织,是否与宋铁鞭韶有关,尚待专家研究。
七、“翁陂”也在福清境内
关于德诚及其友祖日葬地的县属问题,弄清它,对印证少林属邑也具有重要意义。按刘克庄文章交待,德诚的尸骨是分葬的。所谓“荼毗有异”,是说德诚火化时出现了异常现象。其骨殖有的被烧化,有的烧不化,于是有“骨归于净普之塔,而不坏者归于翁陂之西垅”的后事。这说明德诚的骨灰归放于净普墓塔,而未化的骨烬则归葬于“翁陂之西垅”。
祖日的灵骨是完整在一块的,由其徒奉与德诚的“不坏”之骨同穴埋葬,那么,也是在“翁陂之西垅”。
关于“净普”之塔的地点,应即是在文章中提到的浙江净普寺。德诚曾在那里“憩”六年,陈垣的《释氏疑年录》因而又称为“净普德诚”。
关于“翁陂之西垅”,到底在哪里,则有不同的看法。《湄洲日报》的罗氏文章说,他们在仙游县龙华寺东北、宝幢山西约二里许,发现有一翁陂村,村西大片坡地名“西垅”,而且,“在翁陂西垅,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座残存的僧人合葬墓。”罗先生认为,那里可能就是刘克庄文中的‘翁陂之西垅”。仙游之“翁陂西垅”,笔者未亲去查证,但以刘克庄文中记载的人物行状推理,“翁陂之西垅”不可能在仙游。查考刘克庄的其他诗文,更直接证明“翁陂”不在仙游,而应在福清。
查《福清县志》载,邑内清远里有翁陂山,庵以山名。德诚生前曾经“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载,他死后,遗骨不归葬于故里翁陂,何以无缘无故葬到仙游荒村翁陂?这显然不合常理。
再看祖日,他的死是出外募缘“奄逝”的,并非在九座山坐化,所以刘克庄也无法详知其具体去世日期,只大体知道他是“乙卯年季秋某日”。祖日是否死于仙游,难以确定。再说祖日不但跟从浮山永师到福清灵石寺修建过大殿,而且住灵石寺整整七年,祖日之骨不归葬于他长期住过的灵石寺毗邻的翁陂,却偏偏葬于与他不曾有瓜葛的仙游翁陂村,这同样不合情理。况且,仙游翁陂不见于志书记载,宋代是否有此村名,很值得怀疑。因此,刘克庄文中的“翁陂”绝不可能在仙游。
笔者认为,“翁陂”在福清,“西垅”意即“西边高地”。“垅”,义为“高地”,字典辞书均有此义项可征。我们尚可以参考其他记述和尚墓葬的文章以为佐证。如《黄檗山寺志》卷 4‘第七代超宣广超禅师”传末云:“即以是冬十一月十九日入灭于三皇殿,世寿八十,塔于黄檗佛座峰之麓右垅。”“右垅”也即“右边高地”之意, 它和“翁陂之西垅”的“西垅”一样,实有其义,不是具体地名。
我们检读刘克庄的其他诗文,更可得到翁陂在福清境内的铁证。
《大全集》卷 22 中收有刘克庄悼念祖日的《哭日老》七律二首。其第二首颈联曰:“颂辞大众存遗札,塔与寒斋共一峰。”这说明祖日葬地(墓塔)与林寒斋是共处一山的。因此,只要搞清了林寒斋葬地,也就等于弄清了祖日和德诚的葬处。那么,寒斋之墓究竟在哪里?《大全集》卷 151 有《林寒斋墓志铭》,内云:“其年九月丁已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陈氏,前葬清远里翁陂山之原,二子同(林同)、合(林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葬。”这里清楚地说明林寒斋是与先其而逝的妻子陈氏合葬于清远里翁陂山。《大全集》卷 151 又有一篇记寒斋夫人的《陈孺人墓志铭》,此文也明载陈氏“墓在清远里翁陂山”。清代侯官陈梦雷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卷 1042“福清县古迹考”中也写道:“隐士林公遇,墓在清远里翁陂山。”清代县志也有相同记载。以上史籍所载,完全一致。
《大全集》卷 92《惟孝庵后记》云:“翁陂、田源之阡,距福胜仅二里许。”这是说,翁陂山、田源山二处林家宗族墓地距福胜山仅二里多。今福清市宏路镇仍有福胜村,村以山名。翁陂、田源、福胜三山地属今宏路镇。
祖日与寒斋共葬一山,《哭日老》诗中提及。德诚与祖日合葬,因此也是与寒斋共葬一山,刘克庄诗中也曾提及。《大全集》卷 16《石塘感旧》十首之第九首有句云:“看取少林诚长老,死生林下伴寒斋”。德诚若不是和寒斋共葬一地,何以能“死生林下伴寒斋”?德诚、祖日均是林寒斋生前的挚友,这是他们为什么要葬与寒斋“共一峰”的主要原因。德诚、祖日、寒斋三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了。
八、德诚、祖日为禅宗法系高僧
认识德诚、祖日为一代高僧以及其所传宗派,对认识宋代福清少林为名寺以及与中州少林的师承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为说明二释为一代高僧,有必要简介克庄文中提及的“帅赵尚书必愿”和“帅陆尚书德舆”。按“帅”即“帅守”之略,宋代各路帅府之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的,都称帅守。赵必愿,字立夫,宋饶州余干县人,嘉定进士,曾累官户部尚书,后知福州府兼福建安抚使。陆德舆、字载之,宋浙江崇德人,嘉定中由童子科登第,官至吏部尚书,他于淳佑间知福州。赵、陆二人与刘克庄均有交往。刘能向两位尚书资格的知州力荐祖日,说明祖日确是当时的高僧。克庄《大全集》中有《灵石日长老访留之樗庵》、《灵石日长老拂衣退院,连帅陆尚书比之石霜,小诗为赞》、《送日老住九座山》、《哭日老》等多首律绝,均为赞颂祖日之作。刘克庄不但把他留住于自己所筑的徐潭精舍——樗庵,而且向知州极力推荐,而陆尚书(时任福州知州)把祖日“比之石霜”,更是盛誉。“石霜”即唐长沙石霜山高僧庆诸,《宋高僧传》卷 12 有传。传云:“诸始十三礼绍銮禅翁为师,于洪井西山剃 。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东洛学毗奈耶。”可见石霜亦是嵩山少林传人,那么祖日能与之作比,所传也应是禅宗。
《大全集》卷 158《明禅师墓志铭》中记载,宋代的福建,佛教盛行,僧刹住持为肥缺,群僧多千方百计巴结“有司”,希望得到补处(因为古代的度牒、僧籍、寺籍其实都属政府管理)。其时,仙游九座山太平院正缺住持,但“前莆牧守潘公墀厌僧趋竞”,乃向刘克庄物色“佳衲子”充任,刘当即推荐了祖日。此事在《大全集》卷 91《重建九座太平院记》一文中也有记载。但祖日淡于名利,接任住持反觉得是受束缚。《诚少林、日九座》文中祖日所言:“君强我出,束缚我也,老矣,倦矣,请为我解缚”等语,即指受刘克庄力荐之事。不过祖日最终还是被“莆守”潘墀以“手书强致”请去主持九座山,“甫开堂说法”而死于募缘。斯人高风,令人景仰。
德诚能与祖日并称,说明也是一代高僧。刘克庄在文中赞曰:“二释皆余所敬,诚如达摩,不立文字;日如玄(奘),驮经西来,兼通儒书。余闻道浅,不如试(诚)之深也;读书少,不如(日)之博也。”在刘克庄诗中还有“吾今会得逍遥义,懒访曹溪问少林”之句。达摩为禅宗初祖;曹溪代指禅宗六祖慧能,为南宗初祖。他们均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顿悟。而德诚正是“不立文字”的高僧。可见,德诚是河南少林初祖及禅宗六祖的直接衣钵继承者。
中国禅宗六祖以下,祖师辈出,盛传不衰。我们如参考比丘明复整理的《诸宗师资传承系统表》,则可知德诚其师铁鞭允韶嗣法于密庵咸杰。密庵杰嗣法于应庵昙华,应庵华嗣法于虎丘绍隆。以此法系上推,那么德诚应属六祖禅宗派下的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与北少林五代宋为临济宗道场宗派相同(参《中国佛学人名辞典》附件)。
从“净普、灵隐、径山名缩(宿)为作《三不坏偈》者一百六十余人”的盛况记载来看,也可说明德诚道行之深,声名之远。净普寺、灵隐寺、径山寺均为杭州一带名寺,后二寺在宁宋朝名列“五山十刹”之中。有这么多的大丛林大尊宿为德诚作偈,足见德诚确是一代高僧,唯其如达摩之“不立文字”,遂使后人难以更多地了解其事迹和成就,是为一憾。
九、寒斋与少林有密切关系
在刘克庄《诚少林…》一文中有“寒斋已矣,留二释以遗余,方资以待老,今并为寒斋夺去,余将谁语乎”的记述,在文中铭词部分,又有“诚有三异,日无一异。往从寒翁,了此大事”之谓。这里的“寒斋”、“寒翁”均指林公遇。了解林公遇(寒斋)与德诚和祖日的密切关系,对认识德诚为福清少林僧及了解其活动范围很有帮助。
刘克庄文集中,涉及寒斋的作品很多。如诗作:《答妇兄林公遇》四首、《题林户曹寒斋》、《石塘感旧》十首等。关于寒斋生平,《大全集》卷138 有《林寒斋祭文》、卷 151 有《林寒斋墓志铭》。二文详述了寒斋行状。寒斋为刘克庄妻子林节的长兄,性淡名利,曾以父荫补宁化县尉,父殁,调建安户曹,皆未就。其身体孱弱,喜恬静。四十岁后,萧然单栖。自于舍前隙地筑室名寒斋,从此终身不出为官,人称隐士。其弟林公选、字养直,也不重名利,据说田园所入,多予施舍,其“隐约倜傥,与兄同德”①⑦。《林养直墓志铭》云:“岁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灯荧然,语必达旦。至言妙义,不缘师授,亦非言语文字可传者庶几,两忘孔门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矣。”寒斋虽然没有遁入空门,但他“视名利犹臭腐,身与家犹旅泊也”,日研佛教书籍,交多寺院僧侣,所以,实际已过着佛教徒一般的居士生活。他曾自铭翁陂山圹室,其词超然解脱,犹如偈语。著述有《求心录》、《石塘闲话》等。南宋福清高僧圆悟的《枯崖漫录》也载其禅迹。
刘克庄曾作《石塘闲话序》,略谓内有“《六纪》、《百诗》、总曰《石塘闲话》。盖大岁五千余轴,传灯千七百人,精英骨髓,尽在是矣!”可见,寒斋文集中有不少当时的僧人记述,可惜其书已佚。寒斋不但结识了邑之少林高僧德诚,邑之灵石高僧祖日,而且又荐介给妹夫刘克庄,这就是克庄文中“留二释以遗余”的来历。
刘克庄《石塘感旧》第八首曰:“禅学年来亦自哀,大丛林属小阇梨。寒翁庵子如蜗壳,却有弥天释住持。”“阇梨”即“阿阇梨”,义为僧徒之师。第九首曰:“中军晚岁甥辞去,左相今朝客不来。看取少林诚长老,死生林下伴寒斋。”
从以上两首诗中可看出,福清嵩山少林院确属“大丛林”,而且,“少林诚长老”与寒斋的过往是十分密切的,这同时也说明,“诚少林”的活动范围在福清县境内。各种背景材料,均未发现德诚和莆田县的寺院有什么关系。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诚少林”之“少林”,应指福清的“少林院”,而不是莆田的“嵩山院”。宋代以后,福清之“院”多升建为“寺”。宋“少林院”至明弘治《八闽通志》明正德《福州府志》所载也已变为“少林寺”。关于福清少林的其他有关问题,拟另文探讨。
①.淳熙九年(1182)梁克家纂《三山志》卷 36。
②.弘治庚戌年(1490)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卷 75
③.正德十五年(1520)叶溥修、张孟敬等纂《福州府志》卷 40。
④.“汀之南安岩”,即汀州府南安岩,又名狮岩,在今武平县城东南的岩前镇。宋·祝穆《方舆胜览》卷 13 载:“去武平八十里”。宋高僧定光佛(即南安自严,俗姓郑,泉州人)于乾德二年驻锡于此。明《八闽通志》“地理类”,清《武平县志》山川类”也均载此岩。《福州晚报》1993 年 12月 22 日温玉成《谈福清发现的“少林院”》文中断句为“福清‘嵩山少林汀之南安岩’”、“少林汀”等,均误。
⑤.“觉寺报”当为“觉报寺”。南宋吉州道场山明辨禅师的弟子“觉报清”即为此寺住持。
⑥.“坐夏”也称“坐腊”、“结夏”等,佛教规定每年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的三个月,僧人要定居在一处寺庙内专心修道。
⑦.“衡”指南岳衡山。有福严寺,为禅宗南岳系祖庭。
⑧.“大檀”即大檀越,大施主。
⑨.贤沙:指福州府连江县的贤沙院(见《三山志》卷 34)。黄檗:即福清县的黄檗寺(见《三山志》卷 36)。以上二寺院均始建于唐代。
⑩.“樗庵”为刘克庄所筑别墅名。洪天锡撰《刘克庄墓志铭》云:“公以‘后村”扁所居之堂,以‘樗庵’扁徐潭精舍。”故刘又自称为“樗庵”、“樗叟”等。
①①.“九座山”在仙游县闻贤里(今凤山乡),旧属德化县(见《方舆胜览》卷 12),九座寺宋代名“太平院”。
①②.原文无“奘”字,依上下文补。
①③.见《湄洲日报》1993 年 9 月 23 日刊文。
①④.见《福州晚报》1993 年 12 月 22 日温玉成文。
①⑤.“壬申”二字,福建地图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黄檗山寺志》铅印标点本排印为“于中”,显误。
①⑥.“九莲山”为天地会秘密文件《西鲁序》(施列格本、萧本)记载的福建少林寺山名,《福州晚报》1993 年 12 月 22 日温玉成文章把它当作仙游“九座山”别名,殊为错误。
①⑦.乾隆《福清县志·隐逸·林公选传》。
①⑧.《四部丛刊》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乃据涵芬楼抄本影印,此处“少林”误抄为“少陵”,义不通。今据刘克庄后裔、清代文学家刘尚文《后村先生大全集》朱笔校补本(蒋维锬先生藏)更正。
附注:刘克庄《诚少林……》一文中提及德诚入浙江,居净普蒙堂”六年。经查考“净普蒙堂”当系“净慈蒙堂”之误抄。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 9:“竹泉法林禅师,别号了幻,族姓黄,台(州)之宁海人,……居净慈蒙堂,不出户者九年,行省左丞相托欢公请主浙江万寿”。净慈、灵隐、径山三寺,南宋时均名列“五山十刹”,为禅宗著名大寺。
(选自《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4.2)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0:56:44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刘克庄与福清少林僧

蒋维锬

(一)

1990 年冬,笔者与林祖韩先生合作编成《莆田南少林资料小辑》(署名一苇,刊于《莆田市文史资料》第六辑),首次披露了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同少林增德诚的关系。但因当时《后村先生大全集》不在我们手头,无法录编原文,只得借用民国《福建通志·高僧传》之文录入,再把我们记忆中的后村所撰德诚、祖日二僧的塔志铭作为有关省志出处加以附记。
由于省志把德诚尝住“邑之嵩山少林”径改为“莆之蒿山少林”,而莆田醴泉里(今秀屿港)恰好有一座嵩山护国院,所以我们在附记中即用带有倾向性的疑问句写道:“这个‘少林’,是否即嵩山护国院?”
迨至199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罗炤研究员向笔者借《后村先生大全集》复印《诚少林、日九座》一文时,他针对文中“余有方外之友二人也:曰德诚者,福清人,……尝住邑之嵩山少林”一段文字发表意见,说德诚是福清人,刘克庄是莆田人,故文中的“邑”字既可理解为莆田,也可理解为福清。笔者当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为慎重起见,罗先生决定在莆田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的同时,还曾托人查阅了南宋的《淳熙三山志》、清康熙《福清县志》和新编的《福清县地名录》等有关资料,皆未发现福清有“嵩山”地名。于是罗先生返京后即撰成大作《莆田嵩山少林寺考察记》(该长文连载于《湄洲日报》1993 年 9 月 23 日、30 日和 10月 7 日)。文章断定“刘克庄《诚少林、日九座》一文中的‘邑之嵩山少林’是莆田的嵩山少林”。
作为莆田人,能为家乡的南少林研究开拓一点史料,笔者自然感到高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拙编在莆刊出两年并没有受人青睐,而经过名家一点化,则顿时受到各方重视,甚至把罗先生的观点肆意加以发挥。比如,罗文中有下面一段话:"……2 月 24 日去仙游县龙华寺。在龙华寺东北、宝幢山西约二里许,有一翁陂村,村西大片坡地名“西垅”……刘克庄在《诚少林、日九座》一文中记德诚、祖日合葬于翁陂西垅。我们在龙华寺现场查勘,那里的翁陂西垅确有宋代僧人的合葬墓。当然,德诚、祖日的合葬墓现在是否尚存?能否在宝幢山下找到?我们无法确定。福清县另有一座翁陂山,那里是否有名为西垅的地方?我们这次没有条件去现场考查。盼望仙游、福清有兴趣的同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以上这段行文虽不无倾向性,但总的语气还是客观的。可是,到了报载的另一篇报道文章,居然定调为:“南少林著名武僧得法(俗名德诚),就葬在龙华寺旁,刘克庄为其撰写碑文,罗炤教授经实地考证后确认,说明龙华寺与南少林关系密切,源远流长。”
文中竟把刘克庄文章“诚得法于铁鞭韶师”的“得法”说成是德诚的正名!看到罗先生的大作在莆田产生这样的影响,笔者心里开始感到不安。因为笔者也算是始作俑者,倘若由此而引出错误的导向,当然要负责任。为此,笔者决心对《后村先生大全集》进行扫描式的全面检读,盼望能从中发现更充分的证据。没有想到,检读的结果大出所料,竟使笔者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看法。吾爱吾乡,吾亦爱真理。现在,笔者感到有责任把自己的新发现、新看法公诸于众,否则便有隐瞒不利证据之嫌。

(二)

想了解刘克庄与少林僧德诚的关系,还得先从他与福清石塘村林氏的姻缘说起。原来,刘克庄原配夫人姓林名节,出身于福清名门,世居石塘村(在县城东南郊小山美报祠瑞云塔之南)。四十年代在莆田出土的刘克庄自撰并书的《有宋林孺人墓志铭》(按:此碑文收入《大全集》题作《亡室墓志铭》,云:“福清林氏,自南渡百年,号礼法家。君曾祖遹,龙图阁直学士;祖埏,知沅州;父瑑,今为朝清大夫直秘阁;母黄宜人。”林节是林家的独生女,有一兄一弟,父母爱之如掌上明珠。宋嘉定元年(1208),林瑑以国子博士知兴化军,因慕刘克庄的人品和才学,决定以爱女嫁之。翌年,刘、林正式联姻,时新郎 23 岁,新娘 20 岁。林节“清约似父,淑媛肖母”,婚后夫妻感情深笃。遗憾的是她英年早逝,享寿仅 39。林痛失爱女,第二年亦哀病而逝。林氏一家对刘克庄有知遇之恩,故克庄同林氏家族关系极为亲密,林氏一门有九个人的墓志铭是克庄撰写的,外加五篇祭文和行状,克庄文集中与林家有关的诗文达一百多首(篇)。
克庄与妻兄林公遇(实际比克庄小两岁)关系尤为密切。公遇字养正(《福清县志》误作“养志”),号寒斋。《墓志铭》称他“绝意干荣,杜门乐道”,“自四十以后,萧然单栖,日或蔬食”,“其学邃于性理,贯儒释,兼朱陆,晚益精诣。”宋淳祐六年(1246)九月“以疾卒于家”,“配陈氏前卒,葬清远里翁陂山之原,二子同、合于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葬”。寒斋的墓地是他生前择定的,其旨意是为了敦孝悌。其父林瑑墓在福胜山,而先他而卒的弟弟公选(字养直)墓在田源山,翁陂山紧挨以上二山,“三坟相望一牛鸣”耳!寒斋自铭圹室曰:
“田源之山,清远之里,一水交流,三峰鼎峙,谁其藏者,父子兄弟,惟孝惟友。”后来,寒斋二子亦择圹于父祖附近,并分别筑室名惟孝堂、惟友堂。
弄清以上这些关系之后,我们对《诚少林、日九座》一文的以下这段文字就有较确切的理解了:“寒斋已矣,留二释以遗余,方资以待老,今并为寒斋夺去,余将谁语乎?”原来,克庄同德诚、祖日二释之订交,皆由于林寒斋的中介,他们四人之交,是精神和学问上的朋友。

(三)

克庄在二释塔志中称:“诚如达摩,不立文字;日如玄(奘)驮经西来。”因此,我估计克庄与祖日应有文字之交。果然,在《大全集》卷 22、卷 23中很快就找到了《题灵石日长老所藏寒斋遗墨》、《灵石日长老访留之樗庵》、《灵石日长老拂衣退院,连帅陆尚书比之石霜,小诗赞叹》、《送日老住九座山》和《哭日老两首》等六首诗作。诗中有句云:“日公未得为超脱,犹宝寒斋数纸书”(《题灵石日长老所藏寒斋遗墨》);“元来又被寒斋引,径指坟山作退居”(《灵石日长老拂衣退院……》);“颂辞大众有遗札,塔与寒斋共一峰”(《哭日老二首》其二)。这三联诗句,不仅反映了祖日同寒斋的深厚友情,还说明祖日生前即择墓塔于翁陂,临终又遗札要和“寒斋共一峰”,可以说,这是祖日与德诚合葬于福清翁陂的铁证。
那么,“翁陂”之后所加的“西陇(垅)”作何解释呢?愚以为“西垅”不是地名,不过是指翁陂的西面丘垄。《正韵》曰:“丘垄之垄亦作陇。”《辞源》从之。《大全集》卷 92《惟友庵记》载:“翁陂山分二支:其一为郭墓,伯氏既相攸矣;其一为东岭,子章卜生坟焉。”按“伯氏”指寒斋的长子林同(字子真),他初择圹于灵石寺前,因嫌其距父祖墓地太远,“遂改卜郭墓山,其地距福胜、翁陂亦二里许”。最后再迁至官林,距寒斋墓仅二百步。由此可见,德诚、祖日合葬塔和寒斋父子的墓均在翁陂山的西坡,而寒斋次子林合(字子常)的墓则在翁陂山的东面。
德诚虽似达摩“不立文字”,但作为文人的刘克庄则不可能没有怀念的文字。在《大全集》卷 16 中,我又查到了《石塘感旧十首》,其中第八、九两首诗作就是缅怀德诚的,第八首曰:
禅学年来亦自哀,大丛林属小阇梨。
寒翁庵子如蜗壳,却有弥天释主持。
第九首曰:
中军晚岁甥辞去,左相今朝客不来。
看取少林诚长老,死生林下伴寒斋。
以上前一首诗透露德诚是因少林院被不孚众望的僧人所把持而宁愿移住小庵堂的。“寒斋庵子”当即指翁陂庵,以诗的语言也可包括草庵。后一首诗中的“少林”在四部丛刊本被讹作“少陵”,拙藏刘克庄后裔、清代刘尚文校本已用朱笔校正之。此诗进一步证明了德诚与寒斋生死与共的友情,也为福清少林寺增添了一有力的佐证。
近得学友刘福铸君惠告:福清明末释如一撰的《福清县志续略》卷十二中载有“铁鞭韶”其人,他即宋代高僧释允韶,铁鞭为其字,俗姓刘,福清绵亭人;又据南宋释师明撰的《续古尊宿语要》尚可知铁鞭韶其师为密阉咸杰,也是福清人。把这些史料同刘克庄的记载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为德诚理出简单的履历:他十四五岁从本县铁鞭韶师剃度后,居本邑少林院达二十四五年之久;因遭寺中“小阇梨”之欺,转徙汀州南安岩;旋又返福清,先后在草庵、翁陂庵住了六年;最后赴浙江净普寺,住六年示寂,部分遗骨归葬故里翁陂山之西陇。由于德诚出家后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少林院,故刘克庄行文时径用“诚少林”、“少林诚长老”称之。
选自《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4.2)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04:59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福清少林高僧德诚禅师

俞达珠

德诚禅师(1203~1254)俗姓郑,福清人。年十五出家,从允韶禅师剃度后,住福清少林院二十五年。在允韶禅师被苏州太守礼请去苏州后,继席为少林长老。四十一岁时,因少林寺被恶僧“小阇梨”所把持,德诚愤而离去,到汀洲武平县南安岩。不久即回,“移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载”。四十七岁时往浙江杭州净普寺,“憩净普者六年”,宝祐甲寅(1254)季夏朔日示寂,寿五十二,僧腊(僧寿)三十七。其遗体火化时出现“不随薪尽”的异常现象,其骨殖有的烧成灰,有的烧不化。烧化的骨灰葬于净普寺墓塔,不化的骨灰,僧众以为是德诚禅师“念祖山”所致,于是就运回清,葬在他曾经“坐”过的翁陂庵西垄,“死生林下伴寒斋(林公遇号寒斋)”。
同葬在翁陂庵西垄的还有另一位同时代的高僧祖日禅师的骨灰。祖日禅师闽候县人,曾住福清灵石寺七年,见灵石寺“殿毁五十年未修”,遂发愿募缘重建,“不三年,金碧焕然”。后应莆守潘候墀之请,往仙游九座山太平寺,又见该寺新毁,“日出募缘”,结果因年高(六十二岁)劳累“奄逝”。其徒奉灵骨归福清翁陂西垄,“与(德)诚同穴”。
德诚禅师与祖日禅师同是当时名重丛林的高僧。莆田人大文学家刘克庄视他俩为“方外友”,为他们写了墓志铭:“二释余所敬。(德)诚如达摩,不立文字;(祖)日如玄奘,驮经西来。兼通儒书。余闻道浅,不如诚之深也;读书少,不如日之博也”“诚有三异,丛林交赞”。又赋诗说自己“懒访曹溪问少林”。“曹溪”指的是少林禅宗六祖慧能,“少林”指“诚少林”,把德诚禅师视若慧能。一代文豪如此推崇德诚禅师,把他誉为“如达摩”,自己“闻道”不如德诚之深,可见德诚禅师不但是少林禅宗衣钵直接继承者,而且是道行超脱的高僧,无怪乎在德诚坐化之时,杭州一带的名刹如净普寺、灵隐寺、径山寺等大丛林,有一百六十多人为他作《三不坏偈》,惜其著述未传于世,遂使后人难以更深刻地了解其成就,实是一憾事。
德诚禅师能与刘克庄结成“方外友”,是由刘的妻兄弟林公遇、林公选引荐的。林氏世居福清石塘(今瑞亭),是福清当时之望族。其父林瑑官至宝章阁主管,嘉定间曾任知兴化军,即在这时认识刘克庄并嫁女给刘为妻。公遇、公选兄弟与德诚交谊至深,并深受德诚影响。公遇字养正,号寒斋,曾任宁化县尉、建安户曹,但不久即辞归,筑一室曰“寒斋”。此后终身丕仕。“绝意干荣,杜门乐道”,虽未出家,一如僧人,“自四十以后,萧然单栖”。人称隐士。死后葬翁陂山西垄,刘克庄说德诚“死生林下伴寒斋”,就是指二人同葬一处山垄。公选字养直,也不重名利,“田园所收,多予施舍”。其墓志铭有“两忘孔门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句,说明公选亦如其兄,与德诚交谊并受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德诚的师父允韶禅师,乃是现有可查到资料的福清少林寺第一位精通武术的高僧。《福清县志续略》(释如一撰,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传云:允韶“字铁鞭,邑之绵亭(今新厝镇绵亭村)刘氏子,为人刚正孤洁,直谅不规”。可见其性格好习武。因使用铁鞭武器出名,故取字“铁鞭”。后应温陵(今泉州)通判之请,在泉州光孝寺传授南少林武术,故其本传称“光孝允韶禅师”,世称“铁鞭韶”。后世说部如“火烧少林寺”等,就以“铁鞭”演化出诸如“铁杖”“铁柄”“铁鞋”“铁珠”等武僧名号。亦因允韶常出山传授武术,南少林武术因此传播福建各地,现在“闽省争说南少林”就不足为怪了。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08:18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简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罗炤

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主要出自《丽史》和《西山杂志》二书,以及《仆射招讨公泉州护安功德院记》一文。欲确认泉州少林寺,需要对这两部书和一篇碑文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订。
一、1991 年第 1 期《泉州市志通讯》刊载了《丽史》全文,并加“编者按”介绍:“《丽史》是迄今所知泉州古代第一部言情历史小说,……作者无考,当是明代泉人所撰。泉州金姓回族为宣扬其祖先金吉协力平定元末那兀纳叛乱之功绩,特掇入明代纂修的《金氏族谱》中。”《丽史》结尾处有署名“南安簿邵菜暗”的一段跋文,据傅金星、廖渊泉、黄天柱同志考证,邵莱暗可能是洪或成化年间人(见《泉州市志通讯》1991 年第 1期)。据此判断,《丽史》可能是明初或明朝中叶的作品。
《丽史》中有关少林寺的记载共两条:“城中士有伊楚玉者,甫弱冠,读书少林寺”,“夏六月,生至自潮州,居少林寺”。这两条记载,是迄今所知关于泉州少林寺的最早,最重要的史料。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金秋鹏先生是泉州金姓回族的后裔,据金先生介绍,伊楚玉实有其人。《金氏族谱》中有记载。此外,在《丽史》的结尾部分,记述了南宋末蒲寿庚叛宋降元及元末那兀纳祸乱泉州的史事,受到史家的重视。因此,《丽史》关于泉州少林寺的记载,是确定泉州至迟于元朝元统年间(1333—1335)即有少林寺的重要的依据。不过,以下两种情况需要考虑。
第一,《丽史》的主体是言情小说,不是历史记录,其中的故事情节和诗词文翰,真实性难以确定,尤其是小说中穿插的一段溺尸复活和故事,更属荒诞无稽,而有关少林寺的两条记载,恰恰出现于爱情故事的情节中,而不是在结尾部分的两段历史记述中。
第二,明朝成化末、弘治初,福建莆田人黄仲昭受闽省各方大员敦请,依据“八郡所修之志”,编成《八闽通志》其中记载福建各州县的寺观情况特详。值得注意的是,所记泉州府晋江县的佛寺,没有少林寺,《八闽通志》有各州府旧志做依据,又得闽省最高当局的鼎力支持,它的记载具有权威性。《丽史》成书时间与《八闽通志》中却得不到印证。(按:黄仲昭修志时,不存在莆田与泉州的南少林之争,他不会曲意抹煞泉州有少林寺的事实。)
由于存在以上情况,《丽史》中有关泉州少林寺的记载,虽然值得重视,但不属于权威性的历史记录。它们能够说:在元、明时期,泉州有一个民间通称的少林寺。同时,也需要指出:在泉州正式的,权威的佛寺记录中,没有少林寺之名。
二、在《西山杂志》中,记载了泉州少林寺的大量史事,林少川同志的《“南少林”新考》一文(载《泉南文化》1992 年第 2 期)引述了六条,三千余字,下面逐条试作分析。
(一)“小林寺”条
此条中少林寺棍释十三空之名,与河南少林寺的有关碑记不符。“十三空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恐非事实。
“宋末,少林寺反蒲寿庚,千僧格斗之兵三万,元唆都遣胡骑冲少林寺,寺僧被屠大半,而元兵三万死余数千矣。”另外在“统志”条有少林寺千僧抗元的更详细记载,我认为,此事可疑,疑点之一,上述最早出现泉州少林寺的《丽史》,结尾记述的蒲寿庚兄弟叛宋降元的史事,颇为详细,但只字未提少林寺僧抗元之事。(按:《丽史》此段记事与《八闽通志》卷八十六“拾遣·泉州府”中所记相同,《八闽通志》文字更详,且注明“出本志”,大约其文录自成化以前的《泉州府志》。《丽史》所记蒲寿庚兄弟之事是否也出自“本志”,待考。)疑点之二,少林寺千僧抗元若实有其事,明朝时泉州官府,民间均应旌表,颂扬此一壮烈义举。但是,至今未见有关此事的任何明朝人的文字。疑点之三,泉州自唐代以来即是佛教重镇,泉州僧人著述极丰,但是,这个按《西山杂志》所记反抗过王审知、反抗过蒲寿庚和元兵,后来又反抗过清朝的泉州少林寺,却在泉州僧人笔下没有任何反映,而要民间的下层文人为它记事,这是难以理解的。疑点之四,“千僧格斗之兵三万”,最后“元兵三万死余数千”,有骑兵冲锋陷阵的三万元军对阵一千僧人,竟然伤亡如此惨重,令人难以置信。
“明洪武十年,……观(劝)募州官黄立中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僧人传授技击于泉南。”查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文武职官”,有明一代以至清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文武官员中无黄立中其人。洪武年间的泉州府官员中仅有训导黄铉一人姓黄,其人似不可能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此外,在明朝至清乾隆二十八年的晋江县知县中,亦无黄立中之名。看来,黄立中修少林寺之事,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少林寺十三进,周墙三丈”。这显然是民间传说,不会是真实的情况。中国佛教寺院,规模大者一般不过五进,特殊情况有六进,极个别的情况进数更多一点,但决不会有十三进的寺庙。封建时代的建筑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天子之居九重”。任何建筑也不能超过皇宫的规制。《丽史》、《西山杂志》所记的少林寺,都位于泉州府城附近,不在深山野林中,如果它真有十三进,则属逾制、僭越,大逆不道,官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至于“周墙三丈”,应指围墙的高度。五代时留从效筑泉州罗城,城墙高一丈八尺。南宋绍定三年(1230 年)游九功筑泉州翼城,城墙高一丈余。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 年)契玉立扩建泉州城垣,墙高二丈一尺,明洪武初年泉州城墙再次加固,高度增加五尺,泉州城墙至此达到最高点,亦不过二丈六尺(参见《泉州古建筑》第 11—13 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如此考察,泉州少林寺的围墙可能高达三丈吗?
“寺造柴罗汉、活机纽,僧人均无法逃遁,世称十八柴人。”这是类似武侠小说的民间传说,也不会是真实的情况,验之河南少林寺可知。
“乾隆二十八年秋诏焚少林寺”。此事至关重要,因为天地会秘密文件及内部传说中均以清廷火烧少林寺为天地会起会根源。但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学者们已经从清宫档案中查到确实证据,而且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前后,天地会的所有档案资料中均未出现少林寺和尚的踪迹。如果乾隆二十八年清廷诏焚泉州少林寺之事属实,则天地会的创立便与泉州少林寺无关,甚或天地会文献中的火烧少林寺全属杜撰。我认为,乾隆二十八年诏焚泉州少林寺之事,需要搜寻旁证,求得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西山杂志》“少林寺”条所引宋代青阳诗社,《鲁东诗集》、《紫云诗集》吟咏泉州少林寺之诗三首,从其内容,词句,意境等判断,不可能是宋朝进士及其诗友们的雅集之作,应出自下层文士之手,诗中的“智空武击法闽中”、“十进山门万丈垣”、“十进山门失去三”等句显示,这些诗应与《西山杂志》的写作时间相近,很可能是清朝中、晚期以后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产生的作品。
(二)“东岳”条
此条记“唐开元,天宝间,东石许十一簿公……泛舟游于洛阳江焉,乃宿于少林寺僧舍。……事见《嘉定温陵府志》。许十一簿公,许稷之叔也。”按:洛阳江之名至唐宣宗时始出现,开元,天宝年间不名洛阳江。《西山杂志》称此文出于《嘉定温陵府志》,现在已看不到此书,很难判断其可靠性。许稷原为莆田人,后迁移至晋江,贞元十八年中进士,距天宝元年整整六十年。依《西山杂志》所记,他与其叔年龄相差大约五、六十岁,而且许稷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已有人移居晋江东石了。这两种情况虽非绝无可能,但需要考证。
(三)“龙降”条
此条记智空与十二徒降龙事,称:“《闽中记》云:唐高宗龙翔元年元春之月……”。《闽中记》为唐德宗时人许稷所著,他不可能与出“唐高宗……这样的文句。南宋的《仙志和明朝的《八闽通志》“拾遗”中引用《闽中记》文字多处,行文与此条迥异。此外,所谓十三空、智空禅师,与嵩山少林寺碑记不符,不会实有其人,上文已述。因此,我认为“龙降”条不会是《闽中记》原文。
(四)“统志”,“下辇”条
此二条所记少林寺千僧反蒲寿庚,抗元之事更加详细,上文分析“少林寺”条已揭其疑点,不再赘述。“下辇”条记元至正时少林寺逃亡僧人法助建御桥,“题桥曰御桥少林造”。不知此桥现在是否仍在?题记是否尚存?
(五)“九坑”条
此条记“方广寺,宋初居少林僧方悟、方觉,募资重修。”此事值得注意。但是,此条说方广寺在马坑,马坑在四都:《八闽通志》卷七十七记方广寺在六都;《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则记方广寺在七都(据林少川《“南少林”新考》引文),不知三者孰说正确?此外,此条记:“陈灭,隋文帝开发夷州,至闽州,黜马相侯……”查《隋书·文帝记》隋文帝从未入闽,此处所记显系录自民间故事。此条进一步引录:“宋《紫云诗集”云:“马嫔荫父相公侯,封土九坑筑苑楼。楼下驷行云首路,逍遥游幸至闽州。’《桑莲诗集》云:“农夫仕禄不身修,贪夺民田造五楼。园苑荣华春几载,隋皇一至马犹囚。”按《西山杂志》所说,这两首都是宋朝进士的诗。试想:“宋朝进士能不知道隋文帝未曾驾幸闽州吗?宋朝的士大夫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吗?《西山杂志》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六条记载中,引录宋朝泉州士大夫诗作十余首。我认为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皆为后人托名伪作,其诗内容多出自民间传说,大概是下层文人的作品。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西山杂志》里关于泉州少林寺的六条、三千余字记述,错误很多,疑问不少。《西山杂志》这部书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学者们对它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此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傅衣凌先生曾经指出:“似非出于文网严密的嘉、道时人之手,倒是反映了晚清的时代思潮。再则这部著作我疑不是一时之作,也非出于一人之手,或是东石蔡氏一家数代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口耳相传,陆续编写出来的。”(《〈西山杂志〉序》,载《福建乡土》1988 年第 2 期)1992 年 12 月 11 日,我与李玉昆,林少川同志同往晋江东石访问《西山杂志》的收藏者蔡春草先生,看到此书部分抄本原件。从其纸张、笔迹等情况判断,我以为不会是嘉庆年间之物,抄写于清末或民国前期的可能性甚大。(需要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粗浅、匆忙观察所得的意见。《西山杂志》原件究竞抄写于何时,应组织多方面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在蔡春草先生的小店间,挂着他仍在做着的一本杂记,内容与《西山杂志》相似,都是有关晋江一带的史地资料。由此看来,正如傅衣凌先生推断的那样,东石蔡氏一家确有世代相传,“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并做实地采访,“陆续编写”的传统。作为民间人士,出于对乡土历史的热爱,蔡氏一家数代的行动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决不能苛求于他们,据我所知,蔡春草先生一直将《西山杂志》秘藏家中,从未有过以它为个人谋利的想法,只是由于文物工作者的努力调查和借阅,《西山杂志》才于十几年前陆续面世。问题是,对于这样一部多半采自民间传说的民间著作,学术界应取审慎辨析的态度。民间传说中常有正史和士大夫著作中所不载的内容,不能忽视,更不能一概抹煞;同时,民间传说中多有杜撰,附会之事,这也是普遍的情况。《西山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涉及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六条记载,虽然主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需要说明,“少林寺”条所记清代蔡氏家族的历史,应当是确有根据,基本可信的,不能轻率否定。
三、1981 年刊本《南安傅氏族谱》收录一篇《仆射招讨公泉州护功德院记》撰写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 年)。据此文记载,泉州护安院内有“曰法、曰僧、曰十三、曰罗汉、曰玄女”五堂。其中的“十三”堂,一些学者认为是“嵩山十三武僧堂”(我也一度认为有此可能),因而成为在北宋时期泉州即有少林寺的重要依据。然而,细读《护安功德院记》全文、并查阅有关资料之后,发现了如下问题:
(一)护安院与 1982 年树立“南少林寺遗迹”碑的泉州东禅寺,不是一个寺院。《八闽通志》卷七十七“泉州府·晋江县”明列东禅寺与护安院是两个寺庙,且在“护安院”下注文“在东禅寺侧”,可见到明朝中期它们仍是两个不同的寺院。因此,护安院内的“十三”堂不能成为东禅寺即南少林寺的依据。
(二)《护安功德院记》记载:“而傅侯酷尚裸,雅甚傅合,加欲邀宠于太傅,以东海夫人盍创仁祠为请耳。”由此可知,护安院虽是一座佛教寺院,但祀奉的有民间信仰的神衹,其五堂中的“玄女”就不属于佛教,那么,“十三”堂是不是一定祀奉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十三棍僧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佛教中有主司死者七七日乃至三十三回忌的“十三佛”,唐末以后民间普遍信仰的冥界十王,即其前十佛,护安院中的“十三”堂奉祀的有可能是“十三佛”。联系到建院功德主傅某“酷尚裸”的事实,此“十三”堂奉祀十三佛的可能性远比十三棍僧为大。
基于以上两点。《护安功德院记》中的“十三”,尚不能作为泉州东禅寺即南少林的充足依据。另要指出,《护安功德院记》中载明该院有一个“十三”堂,未记有一个“十三僧”堂。1993 年 2 月“泉州南少林武术节”期间,在泉州南少林成果陈列馆展出的《护安功德院记》复印件及有的学者的论文中,均将“十三”篡改为“十三僧”。这是很不严肃、不能容许的行为。
此外,1992 年11 月在泉州东岳山麓发掘出的一个影青瓷碗,捺印有四个不足半身的人像,一些学者认为是“武僧像”,并作为泉州少林寺的物证。我曾于 1992 年 12 月仔细观看过这只瓷碗,并与福建省几位文物考古专家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都不能断定这四个人像是“武僧”,认为应该组织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泉州少林寺的史料,不是出自可靠的历史记录,权威性不够,甚至存在诸多错误和疑点。但是,它们反映出:泉州民间有很多关于少林寺的传说,这些传说应该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丽史》中关于泉州少林寺的记述,显示出元、明时期泉州已有一个民间通称的少林寺。1962年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文物调查,看到东禅寺前悬“少林古迹”匾额一方。这是泉州少林寺的另一证据,但此匾书写、设立的确切年代,尚需进一步考证。八十年代以来,泉州学者在南少林寺的研究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衷心祝愿他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发掘出具有权威性的史料,为泉州少林寺确立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
(本文是在 1993 年泉州南少林武术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选自《体育文史》1994.1〉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16:04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东禅寺即南少林质疑

金卯

福建少林寺俗称南少林。据史志和可靠文集记载,只有福清一处,它初称少林院,后升格为少林寺,并无其他别称。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为了争南少林属地,硬是把一些别的寺院说成是少林寺,结果就是无法找到记载,于是只好变通地把“少林寺”说成是其他寺院的别称,甚至引用一些寺院的别称或虚额来充作证据。把泉州东禅寺说成别称少林寺,从而认定它就是南少林便是一例。因为这种说法引经据典,真真假假,故从学术上看,极有辩析之必要。
《南少林寺在泉州》(原连载于《泉州晚报》,1992 年 8 月结集印行)一书认为。“南少林寺在泉州东郊清源山麓的东岳山”,“这个南少林寺,即是东岳山麓的东禅寺的的别称。泉州著名的寺院一般都有两个名称。开元寺不挂‘开元寺’牌号,山门挂“紫云’二字匾额;承天寺也不挂‘承天’,山门挂‘月台’;东禅寺边门挂‘少林古迹’四字木匾。所以开元寺即紫云寺……承天寺即月台寺,……东禅寺即少林寺。
经过作者如此引证论述,就把东禅寺变成少林寺了,但笔者以为,把东禅寺等同于少林寺,不能自圆其说,特质疑如下。
一、东禅寺没有少林寺别称
寺院确可以有别称。别称不是正式寺名,但通常说的一些别称,实际上是简称。如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简称黄檗寺;莆田梅峰光孝寺简称梅峰寺,泉州镇国东禅寺简称东禅寺。有的可简得更多如莆田南山广化寺,民间只简称南寺。简称与全称可共时存在,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镇国东禅寺显然不可能简称少林寺。
除简称外,一个寺院历史上屡经更名,确又会产生多个名称,但这多个名称不是同时同地使用。如泉州开元寺,其寺址原为唐黄守恭桑园,相传桑树曾开莲花,故初名莲花寺,后来又改名兴教寺、龙兴寺等,这多个史称,均有历史记载可查,如无史籍记载,就口说无凭了。迄今为止,世人尚未发现泉州东禅寺有过少林寺的名称记载。泉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庙宇寺观历史记载从未间断,为什么独无少林寺的记载。由是可见,东禅寺既不可能简称少林寺,也不可能有少林寺的史称或别称。
另外,别称不是正式名称,而“少林寺”却是禅宗祖庭的正式名称。其名气与泉州东禅寺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个全国著名大寺院的正式名称,反而成了一个无名小寺院的别称,这是不可理解的。假如泉州东禅寺真的是河南少林寺和尚“智空”所建,何不用与祖山祖寺相同的寺名,以昭其所自,增加名气,而偏称东禅?
二、“少林古迹”不能作少林寺证据
著名的寺院,包括不少名胜古迹,在实地往往都挂有多块或出现多个匾额,但不能把这些匾额上的文字都看作是它们的别称。前人把匾额分为两类,一类叫实额,一类叫虚额。实额直书该地真实名称,虚额则不是直书名称,而是据典拓辞或依景拟句;实额内容只有一个,作用为说明该处正式名称。虚额内容则丰富多样,往往富于诗意或哲理意味,作用是起点缀和引人联想。如泉州开元寺除了有根据黄守恭的“紫云”堂号书的“紫云”匾额外,大雄宝殿外尚有“桑莲法界”匾额,据《八闽通志》记载,开元寺明代还曾挂有“第一禅林”的匾额;又如莆田梅峰寺也曾有“梅林佛国”匾额;今福清石竹山山门除了实额,又有“凌云”等虚额。虚额不能视为正式名称是人所共知的。
泉州东禅寺据说在文革前曾有“少林古迹”木匾额一块,悬于边门,今则无考。假设情况属实,我们也认为它应是近世好事者据民间传说所造,因为既言“古迹”,又无从稽考。况且其所挂位置是右边门,而不似开元寺之“紫云”,承天寺之“月台”悬于山门。可见,“少林古迹”一匾,即使有,作为东禅寺的虛额也不够格, 更不能作为东禅寺别称少林寺的依据。假如这块据传说所作的“少林古迹”可作证据,那么,近年在东禅寺又树立起所谓“南少林遗迹”的石碑,若干年后,是否也可成为东禅寺即南少林的铁证?
三、东禅寺不是少林僧所建
《南少林寺在泉州》一书(还有刊于《泉南文化》等一些文章)引民间抄本《西山杂志》说法,认为“泉州少林寺,唐初由嵩山少林寺寺僧智空来建”。“唐朝嵩山少林寺‘僧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也,’”智空即“十三棍之救唐王”的十三僧之一。
查历史上确有少林寺“十三和尚救驾唐王”之事,今嵩山少林白衣殿尚存这个故事的壁画。但是据《嵩阳石刻集记》卷上、《金石萃编》卷41 及今人德虔《少林武僧志》等可靠文献记载,这十三个和尚的题名是: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玚、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这十三僧中,不但没有“智空”之名,而且《西山杂志》中所说的另外十二个和尚“一空、半空、元空、色空、禅空、了空、悟空、静空、虚空、真空、法空、律空”,名字竟也没有一个能对得上,即此可见《西山杂志》之伪。“智空”实为传说人物,因此“智空武击法闽中”等诗句也只能是《西山杂志》作者之所编造,绝不能作为历史看待。
如果说东禅寺即少林寺,而少林寺为唐初“救唐王(李世民)”的智空所建,假定智空实有其人,那么东禅寺建置时间应在唐初。具体说,李世民敕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及颁发《告少林寺主教书》(后刻为《太宗文武圣皇帝龙潜教书碑》)的时间是在唐武德四年(621)。(见《嵩阳石刻集记》卷上、《隋唐佛教史稿》、《唐代佛教》等文献),因此,智空应是在武德四年(621)后一段时间来泉州建东禅寺即少林寺。但是查泉州东禅寺是“唐乾符中建,广明初赐今额。宋德佑及元至正两遭回禄,寻重建,国朝宣德十年重修。”(见明《八闽通志》卷 77)。“乾符”是唐僖宗年号,即公元 874-879年;“广明”也是僖宗年号,即公元 880 年,可见,东禅寺建寺时间不早于874 年,而此时离唐太宗颁发与“十三和尚救驾唐王”有关文件已是 250多年了,难道世上有如此长寿之僧不成?从建置时间来看,东禅寺即少林寺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它绝不可能是“十三和尚救唐王”的少林寺武僧所建。
四、《西山杂志》错误百出
认为南少林在泉州,其主要依据是《西山杂志》及《清源金氏族谱》中附录的一篇小说《丽史》,抄本《丽史》既是小说,难以为证。而抄本《西山杂志》,记载的内容则很庞杂,作者据说为清嘉庆间晋江东石一不第塾师蔡永蒹,此抄本据专家初步鉴定,极可能是抄写于清末民初。书中内容颇多讹误,所引诸书今多查无实据。有的错误十分明显。举与南少林有关的一些文字来看,如所谓“南唐天右四年少林寺反王审知之附梁被毁”一事,查南唐根本无“天右”年号,就是以“天”字冠头的年号也没有(历史上只有“天佑”纪年,系唐昭宗年号,唐哀宗沿用至三年),年号尚且杜撰,遑论史实之可靠。
又如所谓“(少林寺)僧分十级也:禅房、方丈、长老、住持、当家、香火、缘斋、武练、武农、武樵《南少林寺在泉州》一书对此禅林组织津津乐道,说是有做佛事的,有生产的,有练武的,“寺僧之所以分为十级,就是适应寺院的管理和训练的需要而设置的。”我们遍查佛学资料,迄未见到如此奇怪的僧众分级。按佛学资料的解释,“禅房”是僧众居室的总名。而“住持”为一寺僧众之主,因其居方丈室,故又尊称“方丈”,方丈的地位最高,故又称“长老”。住持、方丈、长老、三者名异实同。而“当家”谓主持寺务的当家僧,一般也指住持。如果用这是泉州少林寺的独特僧众组织,与所有的禅宗寺院组织不同来解释,显然没有道理。所以,这只能解释为《西山杂志》的奇怪僧众分级,乃是不谙佛学常识的民间下层文人编造的禅林组织。
因此,抄本《西山杂志》中有关少林寺的文字实在只能和《丽史》、《万年青》一样作小说看待,而不可以作信史引用。该书所述的泉州少林寺有关内容,几乎无一能经得起推敲。在有关少林寺的文字中,满纸是“反元反清”、“满人假仁假义”、“乾隆之比郑王仁则更残忍”之类的语句,竟毫不顾忌,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借民间传说来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绝非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关于作为泉州少林寺主要证据的抄本《西山杂志》和《丽史》等有关内容,近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罗炤研究员撰写《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简析》一文(载《武林》1993 年 11 期),作了鞭辟入里的辨析,相信南少林学者可从此文中得到更多的反省和教益。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20:19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林泉院并非南少林寺
初评《论莆田的林泉院即南少林寺》

余长通 陈华光

林泉院就是南少林寺吗?《福建文博》(1992 年第 2 期总第 20 期)上发表有《中国体育报》记者方金辉同志撰写的《论莆田林泉院即南少林寺》、《并非〈彻头彻尾的武术故事〉》、《拂去蒙尘见真迹》,《南少林答疑录》(之一至之九)等论文,洋洋几万字。这之前,在《中国体育报》、《湄州报》上也是连篇累牍发表了南少林寺在莆田的文章,据说还不止这些,真可谓遍地开花。方金辉同志的论点,这里也说,那里也说;有些例子,也是这里用,那里用,反来覆去,就那么些。果若中国南少林寺“千真万确”在莆田,那么宋状元(泉州人)梁克家于淳熙九年(1182)纂修的《三山志》、莆田人黄仲昭编纂的,刊行于明弘治庚戌年(1490)的《八闽通志》、清乾隆《福清县志》、《四库全书》等志书都得重新修订了。在我们看来,这里边既有着对史实的了解和熟悉与否的差别,又有着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歧异。因此,我们对他的许多结论,以及他为了获取这些结论而使用的某些手段和论证方法,期期不敢苟同。因为许多文章里的提法,结论直接涉及到福清县的诸多史实,总觉得其立论无据,与历史实情相去太远,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下面分别五个方面来看看方金辉同志提出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
一、奇怪的观点、奇怪的结论
方金辉同志在诸多的文章里,死硬地要从莆田境域里找到一座少林寺,因此,就编造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论点,不惜违背常理进行推断,以蒙骗读者,希图达到能自圆其说的目的,后来为了挽回这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错误,不怕丢脸,定要替自己的奇谈杀开一条血路,所以,他武断论定:
林泉院即是少林寺;
林泉院古属福清县,宋间割给兴化县后并入莆田县;
林泉院建置在清源里,不是建在清远里;
《福清县志》错了,宋间割出的地盘在西南部,不是西北隅;
编写《三山志》的状元梁克家把“源”字误写成“远”字等等。
方金辉同志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样的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它有没有正确的成份、合理的因素?
这里,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商榷,同时也求教方金辉先生。
二、关于福清割出林泉院问题
方金辉同志以为,有了林泉院,也就有了少林寺,没有少林寺,他就没有什么文章可作。因此,他在《拂去蒙尘见真迹》中写着:“在南宋状元梁克家编纂的福州府志《三山志》(卷三十六)中这样写道:‘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虽然仅 18 个字,却告诉我们,古代福州府境内有座林泉院,而且在南宋绍兴年以前它已不属福清县了。”在《论莆田林泉院即南少林寺》(第 50 页)写道:“这座古寺院,早年在福清县清源里境内,宋太平兴国四年划福清的清源里的大部置兴化县,从此,林泉院就先属兴化县,继归莆田县了。”又在《澄清地名含混引出的误解》(第 73页)一文中说“林泉院所在的林山村在隋、唐至宋初属福州府境内的福清县,后划给莆田县。”同时,又说:“福清曾割出清源里,而林泉院却在福清的清远里。”他看到“前者在县西部,易于划出,后者位于县境中部,是割不出来的。”由此推断:“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可能是梁状元把“源”字误写成‘远”。”并进而议论古代史书“有时的一字之差往往将后人的研究引入岐途。”(以上均在第 7 页),责难宋状元梁克家、明进士黄仲昭的史籍误导了一些专家、学者。于是他们论定“根据现有文献和第一期考古发掘的成果以及所搜集的诸多文物,可以确认林山村的寺院遗址林泉院,始建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如此等等。
然而,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方金辉同志企图让大家接受他的结论,可是立论的基础既然是错误的,他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
试想,以否定历代信史的手法,来法考定少林寺,并拿林泉院来顶缸,其结果是可想而知。
方金辉同志所提出的问题,最具有关键性的,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福清在宋代有没有割出一个林泉院,这个问题如果能够给予正确的回答,则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让我们先作简要的历史的回顾,看看诸多史籍对设置兴化县的原因、境域、位置是怎么说明的。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太平兴国二年(877)陈洪进纳土,四年太宗阅泉福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思欲以德化之,乃即其地立兴化县……。”、“兴化县……,宋太平兴国五年诏即游洋镇加以百丈镇共六里及析泉州、莆田县二里与仙游县来苏里,福州水泰镇之永泰里,福清县之清源里,而以清源分为东、西、中三里,共十四里置兴化县……。”《福清县志·福清辨》:“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割清源半为三里,附立兴化县。”《莆田县地名录·莆田县概况》:“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又划县境西北部,并置兴化县。”
当时宋政府为成立一个新的县——兴化县,从永泰县的东南端割出一个永泰里、仙游县东北割出来苏里、福清县西北割出清源里的一半(划出后分为东、西、中三里)和莆田县西北部的三个里。我们根据《府厅州县图》、《历史地理沿革图》、《中国历史地图集》、《清〈福清县全图〉》、《福清县志·方括图》等记载,当时福清划割出的地盘是在今东张镇西北部,现莆田县的大洋乡约五分之二,新县乡约三分之一,共 40 多个自然村,面积约 95 平方公里。而西天尾镇的林山村位于莆田县中部偏南,福清县的西南向,根本不在上述区域内。假如按方金辉先生所说:“林山村旧属福清县。”那么福清当时割出的就不止是清源里或清远里的一半,而是福清县全境的一半了。此是其一。
第二,《闽中沿革表·兴化县》载:“明正统十三年(1448)贡生萧敏请裁革省兴化县,析长乐、武化二乡六里入莆田为广业里。(武化乡在县东南,管里三;荣仁里, 广业里,安仁里。长乐乡在新县东北,管里三;清源东里,清源中里,清源西里)。莆田县这个新县的地名,建国后,《福建省图》、《莆田地区图》均有注记,莆田县不管什么比例尺的图皆有标绘,我们只有以新县为中心,看其东北和东南就明白了。方金辉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难道连自己家乡的地理方位都弄不清吗?。这里说明一个极其浅显的道理,若想证明清源里即是清远里,必须举出有关的论据,并进行一番论证,才有说服力,而用“西天尾镇附近的乡村小道上发现一块刻有‘清源里’的界石”几个字轻轻地一跳,是跳不过去的。
第三、福清划割出清源半三个里给兴化县,属兴化县的长乐乡,《莆田县地名录·西天尾人民公社概况》:西天尾镇在现在全镇的境域里,宋、元、明时划分为尊贤里、仁德里和兴教里,属武仁乡,而福清被划割出的清源东、中、西三个里,属长乐乡,同时而不同属一个里。我们认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而排除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作印证,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
第四,福清宋初有七乡三十五里,这不仅《福清县志》记载,《福建通志》、《三山志》、《八闽通志》均记无误。在 7 个乡 35 个里中,有长东乡辖文兴里、清源里、方兴里、新宁里;永福乡辖永福里、清远里、遵义里、善福里、永寿里。古之长东乡为今之东张镇全境及一都乡的王坑村委会,这块地盘位于福清西北边陲,北与永泰县丰和乡水安里(今一都乡)毗连;西与仙游县来苏里交界,这里高山崇岭,岗峦叠嶂,是福清西北部山区地带。清远里位于县境西南面,隔一个光贤里才与莆田接壤。“清源”和“清远”,由于两个“清”字偶然的重叠,“源”和“远”的谐音,遂使得方金辉同志产生了混水摸鱼的念头,采用了偷梁换柱的伎俩。为了达到把《三山志·寺观》福清县条里记载的“林泉院”占为已有,编造出“由此推断,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又杜撰出“可能是梁状元把“源’误写成‘远’,使我们陷入岐途”的怪论。方金辉同志如此不顾事实,不惜违背史学常理的诡辨,令人咋舌。但事实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靠笔头耍花枪能占得的,这是很不老实的做法。
史籍记载铁证如山,福清在宋代并没有把在清远里的林泉寺割归莆田县。
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
三、关于文字问题
方金辉同志无视史籍的确凿记载,不仅对史志肆无忌惮地妄加篡改,并企图以史书“排错”或“笔误”为借口,以达到既诽谤别人又增强自己立论的可信性,拼命想找出可以拯救自己的“证据”来,草率地抓到什么算什么!其实这样做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虚弱。在第七页里他在南宋状元梁克家编纂的福州府志《三山志》(卷三十六)中,这样写道:“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在第七十四页他说,南宋绍兴年间的福州地方志《三山志》卷 36 载:“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可是这些都是凭空捏造的。《三山志》有木刻本、手抄本、铅印本,版本不少七、八种,存书遍布全国各大图书馆,如果方金辉同志在那里见到过这样的版本,这样的记载,这样的句子,请明示以广见识。方金辉先生伪造历史,并强加于古代史家身上的错误,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实在令人惊讶。梁克家、黄仲昭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感想的。
众所周知,《三山志》是福州府志,所记之事当离不开福州府所辖各县之事,福清县属福州府,当然在所必记,我们可以查阅《三山志》36 卷里对林泉院是怎样记载的?因为林泉院绝不会记在别县的寺观条目里,更不会在福清县条里写“……旧属福清县。”方金辉同志的文章连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都能看得出伪造的。南宋状元梁克家难道是个酒囊饭袋?会这样写的吗?方金辉同志的逻辑竟混乱到如此地步!
如果说:“……旧属福清县”记载在莆田县条目下,倒是字正句顺的,遗憾的是《三山志》没有这样写,《莆田县志》也没有这样写,因为莆田县想挤身入福州府的《三山志》里,是不可能的,纂修《三山志》的梁克家状元绝不会开这个后门,把当时属于武荣州的莆田县塞进福州府志的《三山志》里,可见方金辉同志的杜撰是再荒诞不过了。
再者,《三山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 年),而兴化县是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才截撤,以其六个里归莆田县,林泉院如果象方金辉同志所说,亦当在此时方归属莆田县。难道死了二百五十年的南宋状元梁克家居然再回到阳间补上“旧属福清县”这一笔?这实在也太悖于情理了。可见伪造史料,顾此失彼,前后矛盾,这才是方金辉先生错乱胡为的恶果,最后却不可避免地要落空的。
林泉院这座对于方金辉同志是至关重要的寺院,他很应该动动腿,睁睁眼,查一查,看一看才对,仅凭道听途说,胡乱臆造是不行的,可是这种荒唐事还真有呢,不信请再看一看:
《三山志》(卷 36)“寺观类四”,福清条第 2 页载:“林泉院,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产钱八百八十三文。
曾记八百八十六文,县申八百七十三文。”《三山志》尽管有不同的版本,但记载都相同。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我们并不想挑剔方金辉同志的文章,问题是,他根本没有证据,就乱作答案,公然武断底本上“……旧属福清县,虽然仅 18 个字……在南宋……已不属福清县了。”言之凿凿。同时说:“福州地方志办公室林伟功先生帮我们找到了它的出处。”但究竟出处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来。方金辉同志想以此作为挡箭牌,但这是往人家脸上抹黑。我们知道林伟功先生是非常严肃的学者,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辈。方金辉先生总爱捡到稻草当令箭,他把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周谷城俩位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修改稿,定稿后已经不用了的又捡出来用,无怪呼连雕刻在石上的“僧其”都敢改凿成“僧兵”,空白的资福寺墙上,都新添上不伦不类的诗句,既能如此,还有什么搞不出来的,不敢搞的?
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方金辉同志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其实只是看着吓人,一经戳穿,就露了饀来,虽然也蒙蔽过一些读者,最终还是给人看破了,这就叫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四、林泉院绝变不了少林寺
读方金辉同志的奇文,真觉得写文章很容易,想怎么说,可以信口开河,不费吹灰之力就怎么说;想怎么写,随心所欲,大笔一挥,一篇又一篇就从笔下滚出来。一会儿说:“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一会儿又说“清远里划归新设立的兴化县,后归属莆田县,林泉院在清远里”。如此翻云覆雨,指鹿为马,难怪他有足够的勇气胡编乱写。他还胡说什么:“林泉院僧兵的存在;嵩山少林寺高僧的口传;林泉院的地形地貌酷似嵩山少林寺”。因此,“林泉院就是少林寺。”这些不仅没有一条直接的证据,就连一条能站得住的理由都举不出来。其逻辑之稀奇古怪,实在罕见。其说法虽异,但其目的实同,那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想方设法地和林泉院拉上关系,希图达到林泉院就是少林寺的目的。
我们认为林泉院就是林泉院,绝对变不了少林寺。要想把至今还在福清境内的林泉院遗址,安排在莆田县西天尾镇林山村以取代世称的南少林寺,而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过硬的证据,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历史是篡改不得的,更不是方金辉同志所能希翼的。
原因之一,记载地名的来源和演变是地方志的内容之一,古代府县之志的撰者大都是修志专家,他们熟悉本土情况,既有文献档案可查,又可就近访问乡间人士,因此其史料是比较详尽切实可信,林泉院便是如此。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莆田县的南山广化寺做为例子说明。
《莆田名胜古迹·广化寺》一书载:创建于至今 1423 年前,即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年),邑儒郑露、庄、淑兄弟,世称“南湖三先生”,舍宅建“金仙庵”,后升为寺(金仙寺),唐景云二年(711),改名“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始称“广化寺”。
《八闽通志·寺观》(卷 79)莆田县灵岩广化寺,……永定二年为金仙院,随开皇九年升为寺,唐景云二年赐额“灵岩”,柳公数书匾,黄滔有《灵岩寺碑》。宋太平兴国改赐今额。
唐、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现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亡大。生算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庚申也。
以上的例子,在各个朝代的地方志中都有见过,不胜枚举。福清的林泉寺按《八闽通志·寺观》(卷 75)载:“林泉院,陈永定元年建。……(以上四寺在清远里)”。林泉院从始建至毁圮,从来没有更过名,方金辉同志搞移花接木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如果因为遗址上有马槽、浴缸或高僧住持过,不管什么名称寺院,都可以变成少林寺,那么各市县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到几个了。
原因之二,嵩山少林寺何时来福建建立分寺?按方金辉同志的说法仅比:“嵩山少林寺晚 61 年”。这种的“推断”能站得住脚吗?《魏书》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十年(496)天竺僧跋陀在少室山阴依山劈基,初创少林寺”当时南北朝割据,少林寺僧人并没有来福建建立分寺。
宋《景德传灯录》说,北魏孝顺帝孝昌三年(527)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漂江过海,经历三年寒暑,北趋魏境,来到少林,北周建德三年(574)武帝废佛、道二教,少林寺遂遭废弃。北周静帝大象年间(579—581),复兴少林寺,并改名陟寺。
那就是说,菩提达摩于公元527年到中国,历经3年漂江过海才达到北魏少林寺,又面壁 9 年,当在公元 540 年才主持寺事。林泉院建于公元 557年,也就是说达摩祖师 17 年后就来福建建分寺。真是佛力无边?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盛时期,隋文帝(581-604 年)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以佛教作为教化黎民的御用工具。于开皇年间(581-600)改陟寺为少林寺。福建的少林寺是否在此时兴建,还有待于进步考证。
原因之三:《三山寺·寺观》(卷 36)第 2 页福清条记载着林泉院。同卷第 15 页记载着:“东林院,新宁里……。少林院同里,旧产钱一百七十七文(曾记二贯三百八十二文)。如果林泉院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就划割给兴化县,何以五百多年后,在明弘治庚戌年(1490)的《八闽通志》里又明白无误记载在原籍的福清条目下?
原因之四:在同一本志书、同县、同卷、同时,明明白白记载林泉院、少林院,怎能说林泉院就是少林院?
原因之五:《八闽通志·寺观》(卷 75)福清条记载:“林泉院,陈永定元年建。”(卷 79)莆田县条“……资福院、北平院、林泉院、龙藏院、灵鹫院、中峰院(宋天圣二年重建)。……(通上凡九十院俱废)”。现在问题又出来了,方金辉同志殊不知在《三山志》里从福清县占去一个林泉寺,但在《八闽通志》里,莆田县自己也有一座林泉院,这就是方金辉同志弄虚作假,产生矛盾暴露出来的恶果。为什么自己的林泉院不要而偏偏要福清的林泉院呢?
此中的奥妙是什么呢?原来莆田的林泉院没有始建年代,而福清的林泉寺有建置年代(陈永定元年建),他千方百计把福清的林泉寺搬到莆田去,企图证明莆田的林泉院建于陈永定元年,进而裁定这个林泉院就是少林寺,得出莆田少林寺建于陈水定元年,直至更早的结论。可是这些均是子虚乌有的鬼话。
地方志是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它的对象是可以观察到和触摸到,只要认真下功夫去考索,研究一下版本与版本之间的记载,就显而易见。要本着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万万马虎草率不得的。史籍记载的东西,光凭感觉下断语,凭意气争是非,是不行的。如果连史志都可以随意加以否定、篡改的话,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证”呢?还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谈呢?
方金辉同志的文章所涉及的东西太多,值得相榷的问题也太多,正如方金辉同志自己所说的:“有时它的一字之差往往将后人的研究引入岐途。”难道不是这样吗!五、简短的结论
(一)福清宋间割出的是“清源里”绝不是“清远里”
(二)林泉院建筑在福清县“清远里”,现属渔溪镇,寺院遗址在林泉村后山的山坳里,遗址尚存。
(三)林泉院绝不能变成少林寺,林泉院、少林院经渭分明、岂容混淆。如果以假证真,证来证去,岂不是轻而易举地把真的变成假的吗?
(四)少林寺在福清市东张镇西北五老峰弥勒山的山麓。史志记载、寺院遗址、碑刻、文物,一应俱全。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29:59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福清宗教发展概况

何桂春 曹于恩

福清文化源远流长,宗教历史悠久,宗教对福清人民的政治思想、精神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曾经起过(现在还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现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三大教派发展概况简介如下。

一、佛教
佛教,又称释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距今约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西汉末年、东汉初(公元前后),通过各种渠道,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已流传相当广。
佛教何时传入福清?据清乾隆《福清县志·寺观》云:“台丰寺在永福里芦院(今阳下镇),汉时建,久圮。万历年间乡耆林子泰重建,邑绅司李柱撰碑记。”如今台丰寺虽然只剩下残垣断壁,然而明万历间重修寺庙所立的石碑犹存,碑上刻着台丰寺建于汉代。说明早在汉代佛教就已传入福清。清乾隆《福清县志》“寺观”又载,在南北朝时福清建造了天王寺(梁朝建)、庐山寺、钟山寺(均陈朝建)三座寺庙。
到了唐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时期福清兴建了大批寺庙,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
此时修建了黄檗寺、灵石寺、石竹寺、龙卧寺、安福寺、应峰寺、敛石寺、天竺寺、护国寺、香城寺、福山寺、香灯寺、圆通寺等 10 多座寺庙。著名禅师有正干、希运、大安、鸿休、元修、耽章等。建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年)的灵石寺,唐懿宗赐额“灵石俱胝院”。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的黄檗寺,唐德宗赐名“建福禅寺”,从而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为佛教在福清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政治条件。
在唐代,灵石寺最盛时僧众达 2000 多人,田地千亩,山林万亩,形成寺院大地主经济。特别是黄檗寺第二代住持希运禅师有嫡传弟子镇州临济义玄,阐发黄檗宗旨,建立禅宗临济宗,黄檗寺遂成为临济之道场,省内外僧人纷纷前来黄檗寺听希运禅师说法,最多时曾达 1000 多人,使该寺成为福建一大禅林。此后临济宗势力不断发展,成为中唐以后禅宗五大支派中最有影响的一派。据传,唐第十六代皇帝宣宗未登上皇位时,因宫廷内部权力之争,曾逃避黄檗山为僧,向希运禅师学法,两人曾同游黄檗山珠帘瀑布胜景,互相对诗。希运曰:“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对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希运十分钦佩宣宗的政治抱负,当即向他道贺,果然宣宗于公元 847 年登上皇位,改年号大中。丞相裴休也十分尊崇希运,曾请他到唐都长安,向他学法。
皇帝、丞相对黄檗寺名僧如此之青睐,这无疑极其有利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使唐代福清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名僧崇福、弘法,住持福州恰山西禅寺的名僧 安禅师等皆出自黄檗山门。
五代十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不少人为逃避尘世追求精神上的安慰而遁入空门。闽王王审知为巩固其在福建的统治,一方面大力网罗闽中人士,其中包括宗教界上层名流;另一方面大建寺庙、佛塔和铸佛像,崇扬佛教。此时的福建是“山路逢人半是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清佛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造了圣迹寺、鹫峰寺、佛顶寺、延庆寺、涌泉寺、重兴寺、新兴寺等寺院。其中建于方成里(今属城头镇)的涌泉寺,得到闽王王审知的赐额。这时出现了如神录、月轮等名僧。
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对佛教釆取保护政策。这时期福清的佛教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整修了庐山寺、安福寺、弥勒寺和新兴寺等寺院,而且还兴建了瑞岩寺、招庆寺、水陆寺、水坊寺、白龙寺、灵凤寺、香山寺、福兴寺、中涧寺、灵隐寺、嘉福寺、积谷寺等 10 多座寺庙。建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 年)的招庆寺,在宋景祐二年(1035 年),得到宋仁宗敕赐。特别是名刹黄檗寺,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
到了元代,佛教有所衰弱,福清只建造万寿寺(在今城内)一座寺院。黄檗寺、灵石寺也衰弱下去。
明朝统治者对于佛教曾大加优遇,这时期福清的佛教经衰弱后又重新发展起来。明洪武年间,在大休禅师和檀越周心鉴的主持下,衰败的黄檗寺重建为“殿阁伟丽,而田产亦盛”的道场。特别是明万历年间,经内阁首辅叶向高大力奏请,神宗皇帝敕赐全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当时全国仅赐六套),并赐书一道和黄金三百两、紫衣三套(正圆、兴寿和兴慈和尚各一套),令太监五举护送至寺中。神宗还赐额黄檗寺改称“万福禅寺”。当王举抵达寺院时,叶向高形容说:“煌煌帝命, 熀耀于重岩深谷之中,父老儿童,莫不奔走聚观,以为旷古盛事,微独山灵之幸,亦吾乡之光也。”从此黄檗山万福禅寺驰名国内外。在风景绝胜的福庐山,也修建起福庐寺。此外,还建造了瑞云寺、瑞峰寺、太平寺、灵岩寺、报恩寺、金峰寺、鳌峰寺、雪峰寺等寺庙。重修了万福禅寺、灵石寺、圣迹寺、水陆寺、台丰寺、龙卧寺、香山寺、敛石寺、天竺寺、福兴寺、东林寺等 10 多座寺庙。
到了清代,特别自乾隆以后废除了度牒制度,僧尼便可以随意出家,这为佛教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是时重修了万福禅寺、灵石寺、圣迹寺、太平寺、东金寺、观音堂等寺庙,而且还新建了洞渊堂、九龙寺、印林寺、回龙寺等寺庙。清末时,全县有 80 多座寺庙。民国时期,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福清佛教基本情况与清代差不多,政府对佛教不加干涉,取放任态度。自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后,政府对佛教有所限制。民国时期福清没有建造新寺庙。据民国 26 年(1937 年)“福清县政概况”云,该年调查统计福清主要寺庙和僧人数目如下:黄檗山万福禅寺和尚 26 名,石竹寺、万寿寺(融城内)、鳌峰寺(上迳镇)和尚各 4 名,福庐寺、香灯寺、龙山寺、钟山寺、九龙寺、东林寺、印林寺和尚各一名。还有圆通寺、回龙寺,只列寺名,没有和尚数字。据此,1937 年福清有佛事活动的寺庙共 13座,和尚 45 名。民国末年,全县有寺院庵堂 42 个,僧尼 74 人其中尼姑 2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部分僧尼离开寺院还俗,因而有佛事活动的寺院、僧尼都减少了。据县有关部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县有佛事活动的寺庙共 16 座,僧尼 36 人。土地改革时,万福禅寺的 200多亩土地大部分都分给当地农民。1953 年灵石寺有尼姑 18 名,拥有田地40 多亩,雇工两人耕种。石竹寺有 4 个和尚,土地改革时还分到 5 亩 3 分地,由僧人自己耕种。他们收入除靠耕种土地外,还有各地“祈梦”来客以及各地信士的捐款,生活很充裕。抗美援朝时期,石竹寺和尚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抗美援朝捐款当时人民币 70 万元(旧币),系东张地区捐献最多的单位。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对宗教信仰日趋淡薄,1966 年有佛事活动的寺庙 10 座,僧尼 30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也受到冲击,各寺庙的佛像几乎全部被捣毁,有的僧尼还俗,佛事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1978 年以后,人民政府逐步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县人民政府恢复了宗教事务管理局机构。同时对宗教职业者给予妥善的安置,并切实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被集体或个人占用的寺庙的房产、土地和森林等逐步落实归还寺庙,1985 年送三名僧尼到省佛教协会受戒。
1981 年统计,全县有和尚 17 名。1988 年全县僧尼增加到 40 名,有 5座寺庙(万福禅寺、灵石寺、石竹寺、新厝镇的漆林庵和明善堂)完全恢复正常佛事活动,并对国内外佛教界人士、信士和游客开放。

二、天主教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古罗马奴隶制帝国统治的东方省(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公元四世纪被古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 11 世纪,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16 世纪罗马天主教分裂为新旧两派,中国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以区别于旧教——天主教。
福清天主教正式传入,首推明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明天启四年(1624 年)相国叶向高罢归福建,道经杭州,邀请艾儒略赴闽传教。翌年艾儒略抵达福州,遂在福州建堂传教。艾儒略在福州四个月后便来县城水陆街建立了福清第一座天主教堂(1625 年)。当时入教者不多,叶向高的二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皆入教。清雍正元年(1723 年),由于天主教在福清无甚发展,清政府又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福清第一座天主教堂改为兴庠书院,此后天主教在福清失传。
18 世纪中叶,天主教又从福建福安县传入福清。据传当时江镜文房村有一陈姓,因家庭贫穷,偕江阴洋边村一严姓同往福安县为有钱人抬竹轿谋生。后陈某与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一寡妇结婚,生育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长大后,陈某携妻儿返回文房村定居。他们回乡后坚持信仰天主教,不仅代代相传,而且也拉乡亲入教。江阴洋边村严某返乡后,也代代坚持信仰天主教,且文房的陈姓与洋边的严姓严守天主教规,互相通婚,不与教外婚配。现在文房村信仰天主教者还是占了大部分,且有修女、修生。洋边天主教堂约建于清雍正二十四年(1746 年),是本县第二座天主教堂。
另又传有一外籍天主教士乘坐的帆船在东瀚莲峰村附近海面触礁沉没,该教士获救后,即在莲峰一带传教。此后该地及其附近地方陆续兴建了莲峰、文山、大丘三个公所(其中莲峰公所民国时期便倒塌了)。此时还有一高山镇竹秀村陈某,携带三代眷属 38 人回乡后,陈某本人在福州受洗入教,并从福州带回一修女,在高山镇一带传教。此后天主教便在高山地区逐步传播起来。陈某七个孙女中,有四个当了修女,可见其一家受天主教影响之深。
至清末,福清县城、龙田、高山、海口、渔溪、江阴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天主教公所。至民国末年,福清天主教有一总铎区,下分城关、龙田、高山、渔溪、海口、江阴 6 个本铎区,有城关瑞亭天主教堂、龙田天主教堂、高山天主教堂、海口登俊天主教堂、渔溪天主教堂和江阴洋边天主教堂等 6 个教堂,有 19 个公所,即龙田镇的上薛公所、东营公所、东欧公所,海口镇的牛宅公所,东张镇的东张公所(1958年建造东张水库时被拆毁淹没),江阴的门口公所、前林公所,城头的城头公所、后俸公所、梁厝公所(现已倒塌)、田墩公所,江镜的田元下公所、东宵公所、占桂公所,港头的东光公所,东瀚的文山公所、莲峰公所(已倒塌)、大丘公所,沙埔的江厦公所。全县约有教徒 7000 多人。
根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城关、龙田、高山、海口四教堂所管辖的公所有:
城关瑞亭天主教堂管辖东张公所。
龙田天主教堂管辖东欧公所(教徒 39 人)、港头公所(教徒 170 人)、东营公所(教徒 163 人)、上薛公所(教徒 164 人)、东宵公所(教徒 129 人)、田元下公所(教徒 38 人)。龙田天主教堂直属,有教徒 490 人。
高山天主教堂管辖坑边公所、东郭公所、瑟江公所、后地公所、江厦公所、大丘公所、文山公所、峰东公所。
海口天主教堂管辖牛宅公所、田墩公所、城头公所、厚俸公所、梁厝公所。
1960 年全县有教堂、公所共 20 个,教徒约 5500 人。
1961 年初,本县认真贯彻中共福建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意见的请示报告》,进行了党的宗教政策的再教育,开始退还了被占用的教堂、公所和被平调的教会财产,取消了神职人员集中参加劳动的作法,使宗教活动趋向正常化。至 1962 年,有 10 个天主教堂和公所完全恢复正常宗教活动。1966 年全县天主教徒约有 2000 人。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教屋和公所,全被集体或个人占用,有的被拆毁或改建它途,教会财产、宗教书籍、图像、塑像、宗教用品等被查抄或烧毁,正常的宗教生活受到禁止,宗教工作机构被撤消,工作长期无人过问和管理。1982 年全县有天主教徒 15000 多人,1988 年发展到 3 万多人。

三、基督教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始自英国伦敦宣教会传教士伯特·马礼逊。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马礼逊在任东印度公司秘书职务时来到广州,即把基督教传入中国。
福清基督教因系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时建立而遗留下来的,所以基督教教派比较复杂,有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下简称卫理公会)、中华圣公会(下简称圣公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下简称安息日会)、耶稣圣神教会等六个教派,现分别加以概述。
(一)卫理公会
清同治二年(1863 年),福州南台小岭卫理公会教堂的一个教徒叫林振珍,受美国传教士麦利和的派遣,来福清县城传教,卫理公会便传入了福清。林振珍最初租赁县城后埔街一郑姓房屋作为布道所,那时仅有杨得权、刘自振、蒋抗三、胡大明、林美来、孙得益六个教徒。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美国传教士李承恩来本县活动。清光绪五年(1879 年)又有美传教士曾大辟来本县主持教会,信徒人数增多。清道光十年(1884 年)美传教士武林吉和中国籍传道叶英官,在县城后埔街购买几座民房,改建为教堂,名曰“福华堂”。
清宣统二年(1910 年)新盖的教堂落成,仍名为“福华堂”。民国 29年(1930 年),美传教士富品德和中国籍传道曾文基又重修福华堂。同年在福华堂后面又建五间平房为牧师住宅。翌年,中国籍牧师翁圣继把五间平房改建为楼房。
在民国 9 年(1920 年)以前的 30 多年里,福华堂的传教士除星期天主持礼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往各住户传教。1921 年后随着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创立,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就扩展到学校和医院。到了民国 24 年(1935 年)以后,福华堂组织青年团契会,每星期晚上聚会一次,青年教徒凡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入会。同时又组织妇女服务会,每月聚会一次。此外,还在星期天上午搞“儿童和成人主日学”,星期六晚上举行“妇女查经会”等等宗教活动。
为了推销宗教书籍和时事报刊,并便于办理社交事务,扩大宗教影响,福华堂于民国 2 年(1913 年)创办了“进群社”的书报社,民国 32 年(1943年)改名为“灵友社”。民国 11 年(1922 年),福华堂有教徒 500 多人,牧师、传道 4 人。为便于管理,当时把县城附近划为东西两个教区,以吴厝巷为界,东区有里美、塘头、后岭、松潭、下楼、苍下、南埔尾、溪头;西区有溪下、小南洋、观音埔、洋埔、下盛、埔头、马山、溪前、瑶峰等地。每星期天,这些地方的教徒都集中到福华堂做礼拜。经常进教堂过宗教生活的教徒约六七百人。民国 32 年(1943 年)福华堂信徒有 300 多人,有牧师 1 人,女传道 2 人。据 1953 年统计,福华堂有教徒 403 人,牧师 1 人,女传道 1 人。
卫理公会除在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发展宗教势力外,还向其它地区扩展宗教势力。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福清教区成立,所属有渔溪、西华、薛港、龙田等堂处。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龙田教区成立,民国 3 年(1914年)渔溪教区成立,加上平潭教区,素称为福平四教区。至民国 4 年(1915年),福清、龙田、渔溪三教区,共有 39 个牧区。福清教区管辖县城以南的桂巷、松潭牧区,县城以东的海口、北城头、星桥、屿头牧区,县城以西的南西亭、仁美牧区,县城以北的波美、东田牧区等,共 12 个牧区。民国 8年(1919 年),龙田教区在龙田、高山、三山、东瀚一带设立了 17 个牧区。渔溪教区管辖渔溪、东张、宏路等地的 10 个牧区。民国 26 年(1937 年),卫理公会在全县有教堂 40 座,教徒 3200 多人。民国末年,全县有教堂 65个,教徒 14700 多人。
根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福清教区共有 10 个牧区,教徒共约 2800人;龙田教区共有 12 个牧区,教徒共约 6900 人;渔溪教区共有 10 个牧区,教徒共约 750 人。全县总共 32 个牧区,教徒总数约 10440 多人,传教人员35 人。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卫理公会教徒约有 4500 人。1986 年全县卫理公会教徒增至 21400 多人。1988 年活动地点有 38 个堂、12 个点,教徒 2.57 万人,传教人员 52 人。
(二)圣公会
圣公会原名安立甘教会,系英国国教。清同治二年(1863 年)圣公会从福州传入福清江镜乡的前宅。清咸丰十年(1860 年)江镜乡前宅人何四四兄弟三人信了教,回乡两年后租前宅祠堂东边一草间为祈祷所,圣公会和卫理公会分上下午轮流在一草间做礼拜。因福清系划归卫理公会传教区,所以圣公会在福清传教不久即中断。清同治初年,江镜乡玉仑亭下村有一卫理公会信徒施某,因买《圣经》被清政府作为汉奸嫌疑而逮捕,施某家属请求圣公会胡约翰吏总(英国人)出面营救。后获释岀狱。施某和港头地区教会信徒感激胡约翰营救之恩,要求圣公会在福清设堂传教。便在福清的江镜前宅和岸兜、港头、杭下、高山之长安等五地区设立布道所。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十一月廿二日,江镜前宅布道所和岸兜布道所首次由英人马教士主持受洗仪式,江镜前宅布道所施洗教徒 7 人,岸兜布道所施洗教徒 5 人。同年港头布道所也开始施洗新教徒入教。同治十三年(1874 年),在江镜建造圣公会教堂——一善堂。光绪五年(1879 年)于教堂东边建一传教人员住屋,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再建一幢男传教人员住屋。该堂曾于民国 22 年(1933 年)秋,举行圣公会传入江镜 70 周年纪念会。“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教堂被集体和个人占用,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
1981 年 8 月 21 日归还教堂,同年 8 月 30 日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光绪六年(1880 年),圣公会在山后、海口分别建立了真理堂、真道堂,光绪八年(1882 年)在县城、港头分别建立了道源堂、复苏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圣公会福清支区下设五个牧区,即县城、港(头)杭(下)、渔(溪)棉(亭)、江镜、高山,全县有 30 个堂所:县城道源堂、江镜一善堂、港头复苏堂、海口真道堂、岸兜元道堂、龙田堂、里美堂、北西亭堂、东阁堂、高山堂、埕边堂、西江堂、东瀚堂、田尾堂、文关堂、西关堂、莲峰堂、杭下堂、东翁堂、渔溪堂、棉亭堂、山后堂、长安堂、甘厝下堂、埕店堂、溪头堂、塔山堂、南城头布道所、上林布道所、塔溪布道所。全县 9 个牧师,13 个女传道,教徒约 4067 人。1962 年有教徒 1305 人。
1987 年经批准开放的教堂有 25 个:县城道源堂、江镜一善堂、港头复苏堂、海口真道堂、岸兜元道堂、里美堂、北西亭堂、溪头堂、高山堂、埕店堂、埕中堂、西江堂、东瀚堂、文关堂、西关堂、莲峰堂、杭下堂、塔山堂、渔溪堂、棉亭堂、山后堂、甘厝下堂、上林布道所、塔溪布道所、南城头布道所。1988 年有教徒 9290 多人,教牧 25 人。
(三)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是民国 11 年(1922 年)由英国传入福州。因为基督徒聚会处是一小撮一小撮地向全国各地发展,所以也叫“小群派”。福州是该会的发源地和指挥中心。
民国 21 年(1932 年),福建霞浦县人林维之、邱圣洁夫妇俩在渔溪行医为业,将外地基督徒聚会处引进渔溪。民国 24 年(1935 年),由福州陆忠信、闽侯陈再生、仙游陈络三和厦门蔡门无我等四人前来渔溪传教,建立基督徒聚会处。民国 25 个(1936 年)该教传入福清县城,民国 26 年(1937年)传入东张。民国 27 年该教会有很大发展。至于龙田、洋头、下和洋、西坪、玉瑶、岸兜、梨港等七个聚会处是在 1949~1950 年期间先后建立的。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全县基督徒聚会处有 10 个,另有黄仑、上郭、梧瑞等几个祈祷所附属于附近聚会处。全县教徒有 1257 人,传教人员男 47人(义工),女 12 人。1966 年有教徒 6300 人,1986 年发展到 32312 人。1988年有教徒 3 万多人,教牧 37 人。

(四)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由教徒魏以撒等人于 1917 年在北京创立。该教会标榜自立,自称“国教”,主张禁食鸦片,不少人为戒食鸦片而加入该教会。民国 12 年(1923 年)真耶稣教会总会派遣张巴拉巴来福建传教,在福州设立真耶稣教会于大根路,建造大根堂。该教会从福州发展到莆田、仙游等县。福清的真耶稣教会是从莆田传入的。
民国 13 年(1924 年)福清江镜乡酒店大厝底何承当与何园桔仔在莆田涵江受洗加入真耶稣教会,返乡后他们在福建古田县人郑永生执事指导下,在江镜创立了第一个真耶稣教会。不久在南西亭路下村又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后废,于 1935 年迁往洋门。
民国 15 年(1926 年),真耶稣教会又由莆田传入江阴。是由莆田真耶稣教会执事萧仕提反来江阴岛张厝传教而传入的,后逐渐发展到江阴全岛,以至渔溪一带。海口、龙田、三山真耶稣教会分别于 1929 年、1932 年、1934 年建立。从 1927~1951 年,在莆头、下宅、东山、东山边、洋门、芦华、虎丘、港头、加儒、江厝、薛港、后耀、青屿、城关等地也都建立了教会。民国末年全县真耶稣教会教徒约有 4500 人。1966 年约有教徒 3100人,1987 年发展到 9000 人左右,全县活动点有 38 个:南厝、龙田、江镜、渔溪、塔山、洋门、塔石、港头、义庄、洋边、芦华、占阳、三山、北施、加儒、北郑、塘边、海瑶、薛港、高山、后安、后耀、瑟江、江厝、白鹤、大坂、任厝、东盛、青屿、北魏、平园、蔗店、沙塘、下垄、后陈、南曹、下宅、小麦。
(五)安息日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于美国。该教会除宣扬“世界末日”,基督再次降临人间,要受审判以及原子弹威力和战争恐怖外,还主张遵守以“第七日”(指星期六)为安息日的规定,故名。清宣统三年(1911 年)该教传入福州。民国 26 年(1937 年)邱其修将安息日会传入上迳桥头村,随后该教又传到县城西门王恩德诊所,在他家设点聚会。民国 39 年(1940 年)林景章在县城租赁房屋做为教堂,后因教徒不多而停办,信徒分散在家自行守道。
1950 年台湾同胞林多加随丈夫王善言由厦门迁回宏路镇南峰村南华厝,林多加便在家设点聚会,并由她负责管理。1967 年许孙齐在县城的家里设点聚会,由洪惠婉负责管理。1970 年该教会在音西东埔村林流宋家设点聚会,由周爱钦负责管理。
1979 年冬,江镜确坛村王珠英及其女儿郭敏莺从福州将安息日会传入家乡,在家设点聚会,由王珠英负责管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1982 年3 月撤消家庭聚会,教徒都进入基督教宏路堂做礼拜,由传道王本惠主持,举行“圣餐”时由王恩波长老主持。由于宏路地区教徒较少,大部分教徒在县城,根据全县教徒的意见,以县城为中心,集中在城关西大堂做礼拜,由传道王本惠主持。
1984 年 6 月 13 日,经福建省基督教协会研究同意,派遣林伯和牧师前来福清县城西大堂按立义工传道,王本惠为执事。该教会教徒分布在融城镇、音西乡、宏路镇、江镜乡、高山镇、江阴乡、海口镇、阳下乡、上迳乡、渔溪镇等 10 个乡镇,全县教徒总数 500 多人。

(六)耶稣圣神教会
福清圣神教会是从福清真耶稣教会分裂出来的。民国16 年(1927 年)2月,陈子瞻、林光谈(渔溪镇人)陈憂鱼(后朋村人)、郑亚盖(苏田安洋坝人)和郑海弟(后岐村人)共五人发起组织的。教会初成立时是挂“真耶稣圣神教会”的牌子,当时受真耶稣教会负责人的干涉,不让挂“真”字,后由林光谈用锯把“真”字锯掉,教会就名为“耶稣圣神教会”。
该教会第一个主持人是福州仓前山林细粒长老,莆田县城南门林祥川执事、郑周云长老协助林细粒管理教务。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由林细粒长老按立渔溪朱里木厝洋村郭其异为该教会长老,莆田县陈乌底、渔溪王美弟和许瑞珍以及蔡必基四人为该教会执事。1927~1941 年教会由陈子瞻负责,1942~1954 年由许瑞珍负责,1955~1987 年由许亚齐负责(1986 年许亚齐按立为该教会长老),1984 年郭良弟在福清县基督教义工培训班结业后协助教务工作。
1927~1941 年教徒最多时约达 900 多人,1942~1950 年教徒减少到约350 余人,1951~1955 年约有教徒 250 人左右,1956~1965 年只有教徒约 100多 人 ,1966~1970 年停止聚会 ,1971~1973 年也只有教徒 100 多人,1974~1977 年教徒有 300 人左右,1978~1982 年教徒增至 400 多人,1983年 7 月2 日该教会渔溪教堂批准开放,全县教徒约有500 余人(其中渔溪教堂 454 人,棉亭教堂 12 人,塔山点 36 人)。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43:06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歼灭蒋邦反共挺进军
一四一支队

王振楠

1963 年 10 月 25 日零时 15 分,台湾当局派遣“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以下简称一四一支队)武装特务一行九人,随带电台、武器、黄金、人民币及地图和粮票等,伪装渔民,在我市新厝地区双屿村棋山脚登陆,这支武装特务,前后仅四天时间,被我军民全歼。
“一四一支队”从棋山脚登陆后,其中二个趁奉命毁坏机帆船之机,逃往莆田黄瓜村向我投诚,其余七人,在凌晨二时许,窜过福厦公路,向福莆边界内窜上山,与界下村上山砍柴的陈吓招相迁。陈拾腿向回跑,并大声喊叫,被敌用刺刀惨杀,死尸抛入山沟。而后,硋灶村村民陈玉成到蒜岭山砍柴,途经前山,发现一堆血迹,并有十四发子弹,即赶回大队报告。政府得到敌情报告后,一边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敌情;一边组织机关干部和直队排民兵九人。由乡长、武装部长率领赶赴现场搜索,在土地庙地方发现敌背包四个,随着跟踪至岭前山腰墓埕与敌相遇,敌先向我民兵发射和投弹,但在我猛烈火力还击下,敌分散逃窜。随后省、地、县各级领导,带领二排部队以及当地驻军和百余名基干民兵陆续赶到现场,追捕匪特。与此同时,莆田县的军民亦迅速集中兵力,撒下包围网,形成了全线拉网包围圈:东沿海岸线,西及风卟山区,北至渔溪东际,南连莆田。经过二个多小时围歼。敌少校参谋兼电台台长占景阳逃往莆田被东门村民兵抓获,敌上尉付台长钟太源等三人逃窜凤卟时,被机警灵活的凤卟大队卡和民兵,运用武力与对攻势并举的战略,先后于双抢山,太坪山把他们活俘,二名隐隐藏于前山古墓洞穴内,负隅顽抗,后自杀身亡。敌上尉大队长余永清于 24 日夜在莆田黄石华东大队并被活擒。至此,敌“一四一”支队武装特务全部就歼。计活俘少校大队长芒浩,少校付支队长罗广等五名,畏罪自杀二名,投诚二名,缴获电台二部,对话机三部,长短枪 15 支,子弹 531 发,黄金五斤多,人民币三千多元以及粮票、地图、食物,药品等全部罪证,取得辉煌战绩。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49:24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福清水警察被杀害事件

陈华光

1920 年 8 月间,在福清东壁岛曾发生一起鲜为人知的杀害水警察事件。今年二月初,笔者到东壁岛采访时,调查了这个事件的有关情况,现记述如下:
福建省自 1916 年起,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控制。段祺瑞政权十分腐败,对外屈服列强的压力,对内实行残酷的统治。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军队装备和军响的供给,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福建省的土地税一增再增,甚至提前进行征收。对工商业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一些重要的商品(如煤油、火柴、食盐等)还征收附加税,对过境货物(包括海上过境商船),肆无忌惮进行征税。军政府贪得无厌的掠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乱与匪患,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整个社会动荡不宁,并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国内外的不法商人便利用北京政权的虚弱与管理的恶化,大肆进行走私活动。福建是走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日本商人以台湾为跳板走私东洋货(东洋布、日用品乃至蚶贝、鲍鱼等水产品)英、美等国商人则以香港为基地走私西洋货(布匹、煤油、各种工业品、甚至鸦片、军火)。外国商人无孔不入,手段狡榨,他们与中国的中介商人互相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当时福清、平潭的一些不法商人,从台湾或香港贩运洋货向内地走私,以牟取暴利。有的商船还配备枪枝,搞武装走私。由于猖獗的走私贩私,一时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使民族工业、手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为减少,这就直接削弱了军阀政府对所占据地盘的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稳住军阀政权,福建军政府派了一支水上武装警察小分队来福清。这个水警察小分队的军响由福清县政府发付,驻防地点设在平潭县城关,其任务是负责福、平两县的海上巡防工作。他们设防后,定期出海巡逻,对打击海盗和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起了一些的作用。但是由于军阀政府衰败无能,打击走私活动并不彻底,有的官吏与不法商人勾结,政府就逐渐失去法律的威力,结果走私越来越猖獗,以致无法禁止,这就引起了一些不法商人对福清水警察的怀恨,终于装造了杀害水警察的事件。
策划杀害水警察的首恶是福清县龙田镇东营村人,姓余名东风表,此人与其胞兄(忘其名)长期从事海上走私活动。一次,其货船在平潭海面被水警察截获,查出私盐、鸦片等桩物。结果船、货被没收,其兄被囚禁死于狱中。余东风表怀恨在心,屡图报复。1920 年 8 月中旬,水警察小分队定期回福清县城领军响,当巡逻船航行至东壁岛时,由于海水退潮只好停泊在井仔村的海滩上。余东风表得悉后,于当晚鸠集三十余名暴徒携带枪枝、大刀等武器黑夜偷袭巡逻船,他们涉水摸过八华里海滩,一步一步包围巡逻船。是夜月光朦胧,海滩上有很多千秋网的竹杆被海风吹得摇摇幌动,船上哨兵看不清是人影还是竹杆,当暴徒们跃上船舷时,哨兵刚一呜枪即被刺杀,熟睡中的士兵们听到枪声怆惶起而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十三名(一说一十一名)水警察全部被惨杀。两个妇女(一位江西人、一位浙江人,可能是军官家属)由士兵掩护跳下船舷,摸黑爬上东璧岛,被我的外祖父余敷琮搭救才辛免于难。暴徒们把船上财物洗劫一空,把士兵的尸体抛入海滩,惨不忍睹惨。
惨案发生后,福清县县长董荣光带兵到东营村办案,但余东风表等暴徒早已逃之天天,一个也没抓到。这时军阀战争又暴发,直(系)奉(系)联合出兵打垮了皖系军队,段祺瑞的北京政权倒台,福建省政府也随之易帜换主,福清县长董荣光便称病离职,东壁水警察惨案竟无人查办,余东风表等人乘机花了几千块银元贿赂官府,最后便不了了之。福清水警察被惨杀的血案竞未能得到申雪,悲夫!民国政府腐败若此,令人摇首叹息。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6 11:51:31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Sun� | 来自福建
漫说“石塘”

俞达珠   余长通

提“石塘”地名,多认为就是“石塘下”,“玉塘”是其雅称,其实不然。
古之“石塘”在县城东门外今之市百货公司办公楼附近。瑞亭的村名,是五十年代村政建设时,取瑞云塔之“瑞”和玉亭林的“亭”字合二而成。在古代,其地名是“石塘”或“东塘”(今瑞亭村辖区内保留至今的“八境”中还有“东塘境”地名)。
事情得从古代福清县城“设东、西塘,东西之水分潴以备火患”说起。清·乾隆版《福清县志》(以下引此均简称《县志》)形势:“……其陉象岭盘踞于鹫峰,邑枕其阳焉。左展东塘为局七外五;右舒西溪为局五外二。”在唐朝以前,福清湾的内河龙江,河面非常广阔,今之小桥街自邮电局以南至水南,东至今之东门大街两侧,西面的西塘、官塘一带均是水域。经干年淤积,江面缩小,上述地区变成沼泽而遂步成为平畴。后人口增加,辟农田,建民居,形成集镇。至此时,才有开辟东、西塘的要求。东、西塘的开辟至迟在北宋。郑侠(1041—1119)原籍海口镇山下村,后迁居县城西塘,世称“西塘先生”,其著作合集取名《西塘集》,说明此时已有“西塘”地名。西塘曾名“西湖”:“石塘祥符陂,……水之源始于闽长邑(长乐县),南下五十余里至邑之西湖”(林希逸《竹溪续集》卷十)。东塘也曾名“东湖”,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福清县志续略》载:“东湖,在东塘。”
东塘在县城东门外的史证有:《县志·建置志》桥:“东塘桥,在东门外,一间五梁”。东塘桥后人俗称“东门桥”,旧址在今华侨影剧院东侧,桥下水源原来只有从石井下来的一条溪水(明代建城墙后称为东门河,实即护城河)。东塘当时主要用于蓄水备县城救火。到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东塘之水要兼备灌溉农田已显不足。为此,知县郎简主持在西门外原来永安陂的基址上建栏坝,拦截从遵义里(今阳下镇北部)而来的西溪溪水,砌石渠引水经西塘,过小桥,东注入东塘。至此,东塘有东西二水汇入,可灌田五千余亩(一说可种田五百石,古人以播种量计算耕地面积)。过了一百六十年,南宋淳熙三年(1176 年)十一月,民居失火,烧毁十家,又殃及学宫大门。知县范处义“两易民田”,扩大至学宫门前,引东塘氽入泮池。这样既扩大东塘蓄水面积,又使泮池水源不断。又过了八十八年,南宋景定四年(1263 年)一次大洪水,冲倒东塘南面堤岸和石渠,致“塘与江通,雨至莫留,旱则立槁”,荒废五年,“民甚病之”咸淳四年(1268 年)知县薛某(惜其名字失传)主持重修,费钱六十万,工六干,工程完固。这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大洪水,九月十七日又大海潮,全县多处堤岸被冲毁,而东塘独存。同年,石塘林氏林观、林同、林合三兄弟在东塘靠林宅处再扩大塘面“ 之,周围千二百尺,环澹以石,种荷柳焉。”又在东岸建精舍、草庵、小孤山村;直北建芙蓉亭、春草亭,“遂为一邑伟观”。因“环澹以石”,又始创于“祥符”年间,故取名“石塘祥符陂”。中书舍人林希逸(渔溪人,与刘克庄、林公遇一家相友善)书“石塘”二字(径四天)刻堤上,又作《福清县重造石塘祥符陂记》第二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刘克庄应岳家之请,写了《新筑石塘》记。两篇记文备述了自东塘而石塘以及西门外水源祥符陂工程建造始末。自此后,东塘又名石塘,一地两名并用,村也以塘名。历史上出生在今瑞亭村辖区的人,敖陶孙称“东塘人”,林公遇一家称“石塘人”。
石塘在上述地理方位的另一实证是“小孤山”。小孤山的山名是刘克庄起的。刘的妻兄林公遇(字寒斋)重修祖屋后,请刘克庄写记,刘把林宅命名为“小孤山村”。林氏兄弟问刘有何出处,刘说:“艾轩(林光朝,莆田人,郑侠女婿)有诗句曰:“‘合住小孤山’人称梅妻鹤子的林逋,一生不仕,隐居杭州孤山,种梅养鹤,寒斋也不图仕进,只隐居授徒,艾轩亦是,故贵宅可名小孤山村。”(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2);《县志》人物志:“林公遇,石塘人”,仝上·第宅:“林公遇宅,在小孤山芳林道院(今园亭底);《八闽通志》寺观:“芳林道院在县东文兴里小孤山,……扁曰‘三教堂’,即寒斋高士家也”;《县志》建置志:“龙首桥(又名利桥)……。
丁未岁(明万历 35 年,公元 1607 年)符丞叶成学率父老请于邑侯凌汉翀,移建于小孤山。”
上述说明,今之园亭底至瑞云塔下的小山脉,自南宋起即名“小孤山”;小孤山在石塘东岸,就是说,石塘在小孤山西麓。如果说“石塘即是玉塘”,那么石塘应在小孤山之南,不会在其西。小孤山山名沿至近代,依然是文人怀古吟咏的史迹。近代人青莲居士辑有《小孤山怀古歌》:“卓尔小孤山,风景匪一般。寒斋何处去,踪迹不可扳”,“我行小孤山,荆棘不可删。访到寒斋处,相对语时艰”。因是文人起的山名,一般人很人使用,因而多数居民不知小孤山之所在,不足为怪。
再说石塘大姓林氏,在两宋盛传八代。“塘大姓曰林氏,自龙图公(林遹,官龙图学士)与西塘郑公(侠)齐名,四传至观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并修家政”(刘克庄《新筑石塘》)。到了南宋末,虽因林同与妹夫刘仝祖举兵抗元失败,此后家族衰微,但林氏大族依然聚居石塘至当代。而玉塘历来是吴氏聚族而居(他姓间有出现,但从未形成世家大族),自明代起也曾名人辈出,为玉融增光。石塘除林氏外,另一大姓是吴氏,因此也造成后人错觉,以为姓吴的若称石塘人即是玉塘人。其实,“玉塘”地名早在明代以前就有,如明代人吴霖称“玉塘人”,吴志定称“石塘人”。
综述以上资料},可以断定“石塘”不是“玉塘”。玉塘在石塘之南,地势又稍低,故俗名“石塘下”。历时既久,讹传在所难免。《县志》“方括图”把石塘地理方位标在今“大湖”地方,更使人误认“石塘”为“玉塘”。其实,“方括图”标错方位何止石塘一处。“揭开历史迷雾,还其本来面目”,是文史界的一项任务。
回复 收起回复
B Color Smilies
还可输入 个字符
2019-4-27 09:10:01
看福清——服务全球福清人!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

手机访问|手机App|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关于我们

© 2024 FQLOOK.cn|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清市互联网示范企业|福清市IP访问量前三企业

闽工商网备第350181100079485号|闽B2-20190853|闽公网安备35018102000007号 |闽ICP备07503243号

侵权举报:本页面所涉内容为用户发表并上传,相应的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本网站仅提供存储服务;如存在侵权问题,请权利人与本网站联系删除!举报电话:0591-39010577(转8号按键)

GMT+8, 2024-4-28 06:58 , Processed in 0.059421 second(s), 14 queries , MemCache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