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市志1988版：卷三十九 人物 / 第一章 人物传

卷三十九　人物

福清素称海滨邹鲁，人才辈出。自唐太和四年(830年)出了第一位进士林简言，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1073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考中进士的有623人，其中，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年方3岁的蔡伯俙，应童子试，能诵御制诗，经真宗面试，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任东宫伴读。真宗赐诗曰：“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在政绩武功、忠烈清操、文苑教泽、技艺专长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物，由清乾隆版《福清县志》立传的计400余人。其中有历朝宰执大臣：五代闽国同平章事翁承赞，宋参知政事黄洽、陈贵谊、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明内阁首辅叶向高等。

自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时期中，福清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推翻清朝封建帝制、抗御日军入侵和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共和国成立后，福清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工业交通、商业财贸和文教卫生等领域中，均有许多突出的创造和巨大的成就，涌现出成千的能工巧匠、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县团级以上干部；福清侨居海外的同胞近50万人，其中不少侨贤为旅居地、为祖国、为家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述这些人物，都予入志，以从各个侧面反映福清悠久的历史，并可“藉人明史”、“彰善瘅恶”，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无论山区平原、边陲海疆，都有福清人在那里默默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自已的一切。因此，我们虽然通过电视、报刊通告，委托各校校友或其亲友代转等办法，广泛征集人物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尚有遗漏，有待将来修订时增补。

第一章　人物传

第一节　古代人物传

林简言

林简言(生卒年月不详)　字欲讷。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专心致志研读经史典籍，年轻时就盛负文名。唐太和四年(830年)中进士，是福清置县后的第一个进士。当时他见族人深受赋税徭役之苦，向朝廷上书，要求免去这些苛捐杂税。朝廷将此事交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罗让酌议，罗让问他：“过去盈川徐公以相国身份，只向朝廷请求免征一个乡的徭役赋税，而现在你福唐县的林公，以进士身份要求免一族的徭赋，是否适宜？”简言据理力争，罗让无法驳回，只好同意。自此以后，罗让对简言更加器重。

简言善于论史喻今，他的代表作《汉武封禅论》，借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爱听谄谀之词，自欺欺人，粉饰太平，给百姓造成重大灾难的现实来讽喻唐文宗。这篇文章引起剧烈反响。朝廷权贵和藩镇割据势力都对他不满，趁机将他派到僻远的“南蛮”之地漳州当刺史。

林简言的文章效法韩愈，老到深沉；他的诗效法元结、白居易，清秀朴实。

释义中

释义中(781～872)　祖籍陕西咸阳高陵县。他的父亲到福建做官。唐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初六日，义中诞生在福唐县(今福清市)。他聪明过人，从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父亲是福唐县吏，贪赃枉法，民愤颇大，义中时有所闻。他对老百姓寄予无限的同情，多次义正辞严，劝父体谅民情，清廉为政。父亲执迷不悟，把义中的肺腑之言当作耳边风。义中不能容忍父亲的所作所为，唐贞元十一年(795年)六月初六，年方十四毅然削发出家。

义中不畏旅途疲劳，踏遍闽山粤水，先后到过广东罗浮山、佛山等地，拜石巩、大颠玄师等名僧为师，还访问众多高僧。他刻苦学习，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精通佛教经、律、论藏，还练出高强的拳术，以强身护身，并学会医道。

义中学就以后，来到闽南漳州，他看到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终年花果繁茂，留连忘返，便选择漳州紫芝山半云峰下，兴建“三平真院”。他一面传授佛法，一面深入民间，博采众方，为百姓诊治病患，救死扶伤，深受平民百性的欢迎和敬慕，前来向义中求医寻教者络绎不绝。后因唐武宗李炎废佛汰僧，义中不得已告别紫芝山，率领众僧尼，艰难跋涉，来到平和境内的九层岩避居。和众僧尼历尽千辛万苦，兴建三平寺院。

义中看到这里的山民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极为贫困落后，缺医少药，许多山民贫病交加，被迫背井离乡，逃荒于外，以致田园荒芜。他来到山民中，向老百姓问寒问暖，尽心尽力为山民医治疾病，并将自己强身拿手的“太祖拳”和“少祖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山民，博得百姓的欢迎和赞赏。

义中竭诚为山民送医送药的佳音，象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着山里山外。外逃的山民闻讯奔走相告，陆续回到山里来。义中便向他们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改变刀耕火种的落后面貌。他还积极引导山民开垦荒山，建造田园，兴修水利，筑起村舍，男耕女织，使深山里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唐宣宗李忱复兴佛教时，敕封义中为“广济大师”。义中在三平山内外更加认真传教，广行善事。

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一月初六日，义中在三平寺逝世，享年92岁，僧腊七十七。后人尊称他为“三平祖师公”。1000多年来，这里香火颇盛，人们一直把他当作慈善的神来敬奉。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也不忘义中的功德，争相结伴来这里朝拜“广济祖师”，并捐赠款项，修葺殿宇。

翁承赞

翁承赞(859～932)　字文尧(一作文饶)，晚年号狎鸥翁，又号螺江钓翁。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出生于福唐县文秀乡光贤里(今福清新厝镇漆林村)。祖籍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曾祖翁轩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入闽为官，定居漳州。其祖父翁何迁莆田，又迁福唐县。父巨源，曾任恭王府咨议参军。承赞少时攻读甚勤，立志功名。唐景福元年(892年)，他从福清赶赴京都，应试不第，在长安滞留4年。到唐乾宁三年(896年)才登进士第，以第三名擢为探花使。翌年，又擢博学宏词科，授职为京兆尹参军。由于他学问渊博，文辞清丽，朝贵众口交誉，官职逐步升迁，累官秘书郎、右拾遗。他看到割据一方的藩镇和掌兵弄权的南北司内外勾结，认为这是朝廷的莫大隐患，曾上章抗言：“方镇交结权幸，终必误国”。其直言敢谏赢得朝野的赞许。

承赞羁留京都多年，觉得自己无补于大局，便萌归思。正好这时昭宗李晔为羁縻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命他持节回闽册封王审知为琅琊王，他便高兴地于唐天祐元年(904年)踏上归程。

承赞回到福州，备受王审知的礼遇，一再挽留，但他朝命在身，不能久留。又回到长安复命。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全忠逼唐哀帝李柷“禅让”，自就帝位，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承赞归梁，被擢升为谏议大夫。这时，王审知为求闽中政局安定，向朱全忠上表纳贡。朱知承赞前曾使闽，便派他为副使。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再次回闽册封王审知为闽王。

承赞二度回到福州，目睹人民安居乐业，“江山胜往年”，便产生了终老故里的念头，但王命难违，只好“自恨悠悠再别家”，重返开封。

朱全忠提升承赞为史大夫，加左散骑常侍。但他看到朱全忠日渐骄恣凶悍，难与为治，而王审知却能励精图治，有贤明之称，便不再留恋中朝，毅然辞官返里。

承赞回闽，王审知即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并将他的出生地乡名改为“文秀”，里名改为“光贤”，以示荣宠。

他在为相期中，对于审知整饬吏治，发展经济等重要措施，都起了襄助的作用。他建议在福州也设立供庶人入学的“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在各府县广设庠序，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

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王审知卒，承赞为写墓志铭。

承赞晚年辞官归隐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同一些僧道交游，过着“予家药鼎分明在，好把仙方次第传”的生活。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去世，享年74岁，安葬在建安新丰乡，追谥忠献。

承赞工诗，与同时的黄滔、徐寅齐名。著有《谏议昼锦宏词》前后集，世久散佚。现传世的仅有《昼锦堂诗集》计48首，收入《全唐诗》的有37首。

陈　金　凤

陈金凤(893～935)　五代十国时闽王王延钧的王后。万安乡(今渔溪、上迳一带)人，民间称他为“万安娘娘”。她生于唐景福二年(893年)，17岁时被闽王王审知选入宫中充才人。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审知逝世，金凤要求放她出去当尼姑。次年，审知长子闽王王延翰被弑，次子延钧嗣位，因延钧原配汉王清远公主早逝，继娶金凤，立为淑妃。

金凤善歌舞，精通音律，还能填词。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延钧称帝，端阳日，在福州西湖造彩舫数十艘，各载宫女20余人，穿短衣，鼓桨争先，延钧乘大龙舟观看。金凤作《渔歌子·乐游曲》，命宫女同声歌唱：

龙舟摇曳东又东，采莲湖上红又红。

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中洲。

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百岁游。

以后，延钧令各乡于每年端午节出龙舟，民间唱这支曲子以醵钱，称为“采莲”。因此，《乐游曲》又叫《采莲歌》。

后唐清泰二年(935年)二月，延钧立金凤为王后，筑长春宫让他居住。金凤的族人守思、匡胜都被任命为殿使。同年十月，李做叛乱，延钧被弑，金凤、守思、匡胜等也在这一变乱中遇害。

金凤是福建第一个知名的女词人。可惜她的作品留存下来的只有上述两首《乐游曲》。《中国女子诗词选》选载有此曲的第一首。

蔡伯俙

蔡伯俙(1013～1100)　字景蕃，福清南隅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伯俙名为4岁，实未及3周岁，应童子科考试，廷试时诵真宗赵恒御制诗，真宗见他机灵，当即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灵秀，四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

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

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

又赐他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职务，命他到东宫充当太子赵祯(即仁宗皇帝)的伴读。

伯俙充太子伴读时，画了一幅村民蒿目菜色图。真宗见了问他：“老百姓为什么如此憔悴？”伯俙答：“臣的家乡是穷乡僻壤，那儿的百姓都是这样黄瘦。”真宗听了，喟然叹息，良久无言。伯俙最后官至司农卿，83岁时退休归故乡。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逝世，卒年87岁。

郑侠

郑侠(1041～1119)　字介夫，自号“一拂居士”、“大庆居士”。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出生于福清海口镇覆釜山下(今牛宅村)，后迁居县城西塘。

父郑翠，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同五经出身，任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酒税监。侠幼年家贫，多弟妹，生活清苦，然能矢志苦读成名，曾赋诗曰：“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到江宁父亲任所，读书于清凉寺。时王安石知江宁府，闻郑侠才华出众，多次召见，给予鼓励，希望他成为于国有用之才。治平四年(1067年)，年二十七，中进士，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擢郑侠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主管一州的刑、民案狱。熙宁五年(1072年)，郑侠任期满，进京见王安石，面陈各州县施行新法产生诸多弊端，被视为反对变法，贬为不入流的京城安上门监门小吏。对此，郑侠不以为意，仍然忠于职守，每天亲临安上门巡察。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蝗虫成灾，七月起，又大旱九个月，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之各地地方官催迫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放的本息，致饥民逃荒，大批流入京城。郑侠在安上门目睹惨状，决心为民请命，于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画成《流民图》，写了《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奏本，请求朝廷罢除新法。奏疏送中书省不被接纳，遂假称紧急边报，发马递送银台司，直接呈给神宗皇帝。奏疏声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之后又拜疏自劾“擅发马递罪”。神宗连夜观图览疏，“长吁数四，夜寝不寐”。翌日下诏发常平仓粮食救济灾民，清理兵籍军费，罢去青苗、免役法对饥民的追索，取消方田、保甲法。事有凑巧，神宗下诏后，“越三日大雨”。久旱必雨的自然现象，救了郑侠，也导致王安石去位。吕惠卿等乘机窃居高位，郑侠终被治以“擅发马递罪”，放逐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编管。英州人士仰慕郑侠贤名，争送子弟拜侠为师，并筑屋让他居住。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位，大赦天下，郑侠遇赦回归福清，经苏轼、孙觉联名推荐，起用为泉州教授。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罗列文彦博等33人罪状，全部被逐，侠再次被贬英州。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继位，追复被贬黜的33人官阶，郑侠得官复原职。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入相，立元佑“党人碑”，侠名列杂官第十五名，被罢职回乡，此后家居12年。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卒，终年79岁。葬福清新丰里水南山(今县城南门外)。有遗著《西塘先生集》传世。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追封朝奉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赐谥“介”。

郑侠生性耿介，不为利禄所诱，不为私情所动，虽屡遭打击，仍矢志不移。初至江宁，为王安石所赏识，安石派学生杨骥到清凉寺与郑侠伴读。侠在光州平反数起冤狱，得到安石支持，侠“益感知己，愿尽忠告。”王安石变法，为的是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局面，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施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贷谷与民渡荒，但有的地方利息高达20%，有的地区竟提到50%，甚至发展到“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的地步。“强兵”方面，有的地方只片面增加兵员和训练，“民二丁抽一……教以战阵”，每五天练兵一次，结果农民被“困其财力，夺其农时”。郑侠在光州等地目睹这些事实，就全盘否定青苗法，进京面见安石，提出“新法不便民”的观点，结果被贬任“监安上门”。但侠不以为意，到任之日，依礼向安石辞行，安石面带愠色说：“却受监门去”。虽遭冷遇，亦不计较。当安石经过安上门，侠“迎揖道左”，尽礼尽节，安石感到内疚，“面加慰劳”，派儿子王雱往对郑侠说：“父欲使人荐侠试新法，愿侠就”。侠以自己“读书无几”辞谢不就。安石又遣侄婿黎东美以官位相诱，说：丞相致意，“凡入仕，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后可别图差遣，何得介僻如此。”郑侠回答：“侠……本欲执经丞相门下，……不意丞相一旦当路，发言无非以官爵为先，……果欲援侠而就之，区区所献有利民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侠进而无愧。”于公于私，有理有节，黎东美无言而退。

王安石施行新法，踌躇满志，赋诗曰：

何处难忘酒，君臣会遇时；

高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

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

此时无一盏，辜负鹿鸣诗。

郑侠闻知，和诗指责安石：

何处难缄口，熙宁失政中；

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

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

君门深万叠，焉得此言通。

安石罢相时，推荐吕惠卿升任参政知事，郑侠上疏直言：“安石本为惠卿所误，既已知觉，仍复遂非，以相攀援，……且惠卿终无背安石耶？”又取唐史故事，以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杨国忠传分别画成两轴，各标题“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进呈。惠卿大怒，欲置之死地。神宗谓其忠诚，不予深罪，乃贬英州。

郑侠素性俭朴，自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罢官回乡时，装中惟有一拂。邑人仰慕其为人，以县城主要街道改名“一拂街”以示纪念，街名沿用至今。建“郑公坊”于利桥街，改旧居为“一拂先生祠”，邑人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撰一联：

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

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侠一生爱好围棋，尤好一人自弈，让客人旁观。作诗曰：“旁观铙好着，当局奈嗔言。坐观成败者，安得不惊魂。”

刘铣

刘铣(生卒年月无考)　字应伯，福清化北里人，北宋著名音乐家，宋“大晟乐”制订人之一。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初授莆田县主簿，接着升庐江知县。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认为国家乐制不协调统一，遂设置讲议局，招聘音乐人才。刘铣精通音律，应召入京，被委任为讲议检讨官。三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再过四年，新乐制订成功，赐名“大晟”，置“大晟府”，负责乐制改革。刘铣献上《历代雅乐正革》和《宋制作之音》，对历代雅乐的沿革、发展，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宋代音律制作提出方案，主张把燕乐与微调融合起来，创制出“致正中和”的正徴调。这些意见正合徽宗心意，刘铣因而被任命为“大晟府”典乐，不久升鸿胪寺，太常寺少卿，主管朝廷礼乐。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徽宗将“大晟乐”定为国家正统音乐，颁行天下。“大晟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刘铣除主持制订乐制改革外，还著有《续因革礼》、《钟吕解》等10卷著作。

黄祖舜

黄祖舜(？～1165)　字继道，福清平南里(今东瀚镇)大壤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宋绍兴初，任衢州教授，后升权刑部侍郎兼侍讲。他向朝廷进上《论语讲义》，徽宗命令国子监版行。因持论不阿权贵，得罪了秦桧，被贬出京。秦桧死后，才召祖舜进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升同知枢密院事。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迁参知政事。是年，祖舜因病辞去参知政事和同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正月升为主管太平、兴国二宫的长官。

祖舜为官清正，刚直不阿，知人善任。宋绍兴初年，他被贬出京，主管南外郭宗院时，秦桧欲诬陷泉州太守赵令衿贪赃枉法，将赵令衿交兴化军知事傅自得审理。傅自得左右为难，拜访祖舜。祖舜认为办案要重事实，不是看人眼色行事。傅自得听了祖舜的良言后，不阿权贵，认真审理，秉公而断，为赵令衿剖白冤情。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秦桧子秦熺死时，高宗欲赠“太傅”衔，祖舜犯颜直谏，说：“秦桧擅作威福，残害忠良，其子熺实与谋议，今乃赠以太傅之秩，遗表恩泽，宠命横加，殊骇物听。”高宗只得收回成命。祖舜任吏部职时，曾向朝廷推荐李宝，说他勇冠三军，可令前线御敌。后李宝果在胶西大捷，成为抗金名将。绍兴三十年(1160年)已故将军张浚家人要求留家奴56人。祖舜上书说，武将战殁授以勋爵表彰，可以激励后人，不能留用太多家奴，这样于国家不利。朝廷按祖舜所奏，给张浚家留1/10家奴。

乾道元年(1165年)三月，祖舜卒。朝廷赠他银青光禄大夫、谥“庄定”。

祖舜一生著作甚丰，除《论语讲义》、《易说》、《国风小雅说》、《礼记说》和《历代史议》外，还有其他文集15卷。

黄洽

黄洽(1122～1200)　字德润，福清人。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生。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以太学生参加礼部考试，取第二名，因天子改元，是科免去殿试，直接赐进士第二名及第，授观察判官。任满后，拜谒丞相陈俊卿，陈十分赏识他的才干，极力向孝宗推荐，改任京官，授太常丞。此后，他历任秘书郎、右正言、侍御史、御史中丞，直至参知政事等职。黄洽忠于职守，关心国事，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质直端重，得大臣体”。他任职期间写过大量奏章，有《奏议杂著》85卷。

黄洽为官直言敢谏。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经常召黄洽商榷政事。黄洽的许多意见常得孝宗嘉许和采纳。为报孝宗的知遇之恩，黄洽更是洁身自爱，尽忠尽职。孝宗曾誉他为“良金美玉”。光宗赵停即位时，也向他征询人事选拔问题。可见两朝皇帝对他的器重。

黄洽在任期间，善于体恤民情，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有一年水旱灾肆虐，饿殍遍野，孝宗命设坛祭祀，以求消灾。黄洽极力谏止，他认为祭神无济于事，只要皇上“专精爱民”，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就能减轻自然灾害所引起的恶果。

黄洽为官多年，两袖清风。那时，曾有人劝他聚财购置房产，但他说，哪里有未报答国家而先谋私利的道理呢？先人茅屋可以避风雨就足了。他常说：“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报哉！”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黄洽去世，终年79岁。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著有文集、奏议85卷。

黄定

黄定(1130～1198)　字泰之。出生于福清一都村。据黄氏家谱记载和传说，黄定祖籍河南固始，随康王南渡，辗转定居于闽清六都(现闽清县坂东镇)。黄定曾祖父生6男，第四子迁永福龙仕乡(今福清一都乡一都村)定居下来。

黄定小时候家境贫寒，读书勤奋，且工于诗词。在家时也从事田间劳作。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殿试第一，经孝宗皇帝钦定为状元及第，官拜国子监祭酒。

当时，金兵南侵，烽火四起，黄定提出内修朝政、外抗金兵、保境安民的正确措施，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任广东潮州知州后，革除弊政，抑制豪强，为百姓解除困境，很有政绩。后升任广东提举，直至逝世。

黄定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深受潮州百姓的赞颂。离任时，百姓给他送万民伞，今祀于潮州贤守祠。

黄定状元及第后，回乡兴建状元府，手书布帛联一对，上书“青山御史第，乔木状元家”。大厅上镶挂“状元及第”匾额。惜乎这些均毁于1966年。状元府几经兵灾匪患，现仅存八字墙、铺地方角石砖和莲花池遗址。

黄定很有文才，在政务之余也赋词作曲，现有《凤城词》一卷传世。

陈贵谊

陈贵谊(1183～1234)　字正甫，福清场前人。生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其父陈宗召官至太师、工部尚书。贵谊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登进士，为太学博士。授瑞州观察推官。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迁江南东路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理宗对贵谊很是器重，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起，7年间5次升迁，直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权同三公。

时南宋政权已江河日下，权臣史弥远擅政于内，强寇金王朝作乱于外。贵谊任太学博士时就上书论政，请求皇帝与百姓同甘共苦。指出现今朝廷奸邪当道，百姓怨声载道，人心涣散。贵谊此议为朝中权贵所不容，就以贵谊之兄贵谦已任礼部郎官，贵谊应该避嫌为由，改任将作监丞兼魏惠宪王府小学教授。但贵谊仍以国家兴亡为重，屡屡上书，批评弊政，指出当时存在“言路不开，贿赂公行，军法废弛，阵亡将士不得抚恤，临阵逃脱反受重用”等腐败现象，这下触犯了宰相史弥远，史就唆使谏官弹劾贵谊擅越议事，将他撤职。

贵谊不仅敢于批评权臣，还敢于冒杀头危险向皇帝提出批评性意见。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死，理宗开始亲自理政。当时有一批宦官因拥立理宗有功，理宗想对他们滥施恩赏。贵谊刚升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就进谏劝阻，要理宗“求忠实正直，奉公爱民，知礼义廉耻而不越防范者，以克中外之选。”理宗无限感慨地说：“顷闻忧国之言，朕所不忘。”即收回成命。

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福清县地方官在海口镇至港口之间滥设关卡，重复征收贸易税，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先此贵谊之父宗召上疏朝廷要求下旨废除，没有获准。直至贵谊侍经筵时又力争，理宗才准他的奏议，下旨废止。县内百姓特别感念他的恩德。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贵谊终因操劳过度，卒于京都临安，享年51岁。赠少保，资政殿大学士，谥文定。

陈友定

陈友定(生卒年月未详)　　字国安，福清玉涧人，少年时父母双亡孤苦贫困，因生活所迫，流落到汀州府清流县，务农为生。他为人沉勇，喜游侠。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沿海动乱，波及汀州，府判蔡安募集兵士，友定投其麾下。蔡见他机智、勇敢，授他黄土寨巡检职务。友定因平乱有功，升清流县主簿。此后，他又累获战功，升任福建省参政。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友定击败邓克明部，升任左丞。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率兵数万，打败方国珍所部，升福建行省平章事，为福建军政最高长官。这年胡深为明攻有定，战于锦江。友定设伏诱杀了胡琛。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率大军围延平。汤和致书劝降，友定竟杀来使，用他的血掺酒中与诸将盟誓，决心死守孤城。不久，延平城被攻破，友定见大势已去，对诸将说：“大家各自为计，我将誓死报效元廷。”于是他端坐大堂按剑而待，最后服毒自杀未遂被执。明军用担架抬友定出城，遇大雨，因药量不足，友定被雨淋复苏，解往南京。明太祖朱元璋问他；“元已亡，你报效谁呢？杀我胡将军，又不纳来使，现有什么话说呢？”友定答曰：“已经足矣，要杀便来，不必多言”。终被斩于南京。

薛廷宠

薛廷宠(生卒年月未详)　　字汝承，福清龙田上薛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但聪明勤奋，怀有大志。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任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后入选为吏部给事中。时值高丽(今朝鲜)新主嗣位，明世宗派遣廷宠为使节前往高丽庆贺。事毕回京，擢升为都给事中。

廷宠为人耿直，朝议时常慷慨直言，他曾多次上疏弹劾权臣，义正辞严，奸臣都不敢与他辩论。只有严嵩自恃得宠，结党营私，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廷宠不畏权势，更是弹劾不已。虽然世宗调停说：“严嵩乃朕所简用”。意思是要廷宠迁就一些。但廷宠毫不退却，仍多次对朝廷建议，世宗被他的忠心所感动，对他的建议多有采纳。当时严嵩父子势焰熏天，涉及者无不受其害，而廷宠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上疏，历数严嵩父子祸国殃民的罪状。世宗方简任严嵩，置之不理。吏部为迎合严嵩，欲将廷宠下放外任，朝臣多为他说情，世宗也认为廷宠是贤臣，不愿让他离开。不久廷宠积劳成疾，死在宦所。廷宠为官勤政清廉，身后囊空如洗，无力收殓，乃由同乡治丧。

廷宠对他的继母李氏十分孝顺，李氏得悉廷宠逝世恸哭不已。灵柩归葬于家乡南山(即今龙田南山村)。生前著有《皇华集》、《谏垣奏议集》等。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　明嘉靖七年(1528年)闰十月初一日出生。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东牟(今山东蓬莱)人。父戚景通是一位为人正直、精通经史、文武兼优的军事名将。继光自幼在他的父亲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诵读诗文，习武练兵。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继光17岁，父亲病逝，他承袭父职，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被擢为署部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抗倭事宜，从此，走上了抗倭斗争的战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继光被任命为上将军。率兵6000余人由浙入闽，投入平定福建倭患的战斗。八月廿八、廿九日先后抵达福清。时倭寇设营牛田(今龙田)，分屯杞店、上薛、西林、目岭、葛塘、新塘、闻读等处，形若棋布，势如长蛇，络绎达30里。继光便以进攻牛田中心据点为目标作了部署。九月一日夜，一鼓作气，攻占了牛田倭窟。共斩倭首688级，收降胁从数千，生擒倭寇10名，烧死者无数，救出男女百姓900多人。这是福建剿倭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随后，继光又率队追到兴化、晋江等地剿灭倭寇。十月三日，戚家军班师，兵抵福清。继光抱病临阵鼓舞士气，并在其他三路人马四围合击下，把再度入侵牛田的倭寇打得丢盔弃甲。十一月继光班师回浙。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继光率队再度来闽，十三日抵达福清。十月三日至十日的八天间，继光指挥水陆各路，同倭寇开战大小十多次，连连取胜。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初，再次大举进犯福清的倭寇分布在永宾、蒜岭、牛田、新局等地。继光分道发兵，将其尽数消灭。三月廿四日，倭船三艘从长乐沿海开来福清，沿途和南日岛水军遭遇，撞沉一艘，剩下两艘登陆后，分作两股：一股进入后郑；一股窜入东张。继光发兵追剿，倭寇大部被歼，少数的困入山林内饿毙。五月，200多名倭寇屯住海坛岛(时属福清管辖)，戚继光带兵越海出击，尽数歼灭之。至此，为害福清近20年的倭患，终于在两三年间基本平定。

福清人民为了纪念戚继光的英雄业绩，歌颂他的盛德丰功，沿海各地都建祠立碑，县城西门外茶亭寺也改成“戚公祠”，以为纪念；人们把戚军征倭行军时携带的干粮——串饼，改称“光饼”。“光”字含有继光的名字和光复之意。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二月，由于北方防务吃紧，继光应诏镇守蓟州(治所今天津蓟县)。正当继光致力北部边防的时候，朝中力主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因朝中权臣相争斗，继光被诬为张氏同党，随即被调到广东任职。他志不得伸，上书请求引退。随后，他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老家山东。晚年，继光只好埋头整理文稿，著书立说。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八日，这位为保卫国土做出巨大贡献的抗倭名将，终因忧愤交加，突然病逝，终年59岁。

叶向高

叶向高(1559～1627)　字进卿，号台山，又号福庐山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三十日出生于福清孝义乡化南里云山境(现港头镇后叶村)的一个书香官宦门第。曾祖叶仁俨、祖父叶广彬均是名闻一邑的文士。父朝荣，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任江西九江通判、广西养利州知州。因倭寇乱闽，向高母逃倭难，生向高于道旁破厕之中，故取乳名曰：“厕仔”。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高3岁，全家避倭迁居海口镇东城，至嘉靖四十二年倭患平，迁回后叶村。6岁读书，即能“过目成诵，属对敏捷”，称为“奇童”。一日，祖父曰：“日长似岁闲方觉”，令他对答。向高应声曰：“夜永如年卧不知。”由此可见其聪颖。

隆庆六年(1572年)向高14岁，考取秀才第三名，入县学深造。明万历七年(1579年)，年21岁，应福建乡试，考取第二十五名。万历十一年(1583年)25岁，殿试考取二甲十二名，赐进士出身。又以福建考生第一名考取庶吉士第六名，入翰林馆实习。3年修业期满，授翰林编修，时年27岁。自28～36岁，父母相继去世，奔丧在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服除，到京补官，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调回北京升右谕德兼侍讲，翌年召为左春坊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因上疏请罢矿税，撤矿税监，被挤出京，转任南京礼、吏二部侍郎。期间因阁臣沈一贯作梗，致留滞陪都9年，因闲职无事，除了游览六朝胜迹外，曾回乡办理迁家，移居县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四月，沈一贯罢职。第二年，向高被推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为臣。是年十一月进京就职。时首辅朱赓、阁臣于慎行已死。次辅李廷机先期在京被人攻击，杜门不理事，阁务唯向高一人主持，故称“独相”。

这时，神宗已在位30余年，日事嬉游，不理朝政，宦官乘机擅权，政治腐败，赋税苛重。向高入阁之后，看到内库金银堆积如山，而对边防军缺饷则置之不理等弊端，上疏直陈，言之痛切，而神宗置若罔闻，留中不发。

为搜刮钱财，神宗派矿税监四出扰民，兼之各省水旱告急，于此，向高痛切进谏。自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二年(1596～1614年)，经向高反复力争，神宗终于撤回辽东税监高淮和福建税监高寀。先是，福建税监高寀用重金贿赂宫中太监，有恃无恐，作恶多端，不仅杀人放火，烧毁民房，甚至围攻巡抚衙门，挟持地方官，经向高条陈利害，神宗召回高寀，为闽中除一大害。

明末士大夫门户林立，党争日炽。一部分廉洁正直的朝官与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流顾宪成等结成一个政治派别，被反对党称为“东林党”。向高认为今日门户各党，各有君子，各有小人。在用人上，当“去其小人，用其君子，不论其何党，乃为荡平之道。”

神宗因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储君，向高和许多官员怕引起变乱，极力反对。朝廷在河南洛阳为常洵建了华丽宫殿，向高一再请求让常洵离京到洛阳封地去，不要留在宫中。但神宗要地方官拨给“赡养田”4万顷。向高深知此举必侵夺民田，致万民流离失所，因而直言力阻。并提出“赡养田”要减少一半。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才勉强让常洵(即福王)到洛阳封地。

对救济饥民，向高亦不遗余力，京城辖区受灾，向高备述百姓流离困苦惨状，请拨内库银赈济，神宗拨出帑金5万，米15万石，皇太后亦出赈金10万，宫中各妃嫔、太监、宫女亦“各出余金佐之”。各省以水旱告急，向高奏请留各地二季税银以救济灾民，得到神宗同意，使无数灾民得以存活。

向高主政8年，“有裁断，善处大事”。神宗皇帝虽对向高优礼有加，但对其奏疏多不采纳。眼看皇帝不理朝政，朝臣分朋结党，皇族互相倾轧，感到“时事不可为”，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连上62疏请求辞职，获准告老回乡，时年56岁。神宗赠向高少师兼太子太师，差官送归。此后家居6年，其间神宗曾想再调向高进京任职，均被太监所阻，向高遂决心终老林下，着手筹建福庐山，重修瑞岩山弥勒佛阁，募建黄檗寺藏经阁，优游林泉，足迹遍及邑中黄檗、灵石、石竹、瑞岩、龙卧、万安诸胜境和闽中诸禅林宝刹。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崩，光宗登极，改元泰昌。光宗念向高“匡时伟器，经略宏才”，召向高进京。向高准备登程，旋闻光宗宾天，熹宗登位，向高上疏请辞。熹宗以“先帝眷命，中外具瞻”宣召。明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向高再辞，熹宗又以“皇考简注召还”不准辞，向高无奈，延至十月下旬到京，任首辅。此时韩爌、刘一燝与向高同辅政，邹元标、王纪、高攀龙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均在言路，一时“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而熹宗少年登位，不辨忠奸，以致魏忠贤篡权。

时杨涟疏劾魏忠贤24条大罪，朝野震动，以为忠贤必倒无疑。向高深谋远虑，恐“激则生变”，时局不可收拾，于是给熹宗上疏说：“忠贤非有大功于世，徒凭藉皇上龙潜狎呢之爱，一旦富贵至此，可谓无妄之福，造物所忌。况海内人情怨恶日久，故杨涟一言，和者四起，涟疏传之天下，天下人心必以为言言皆真，件件是实，毋论忠贤不能自辨，即皇上代为忠贤辨，人亦不信。……伏望皇上将臣疏留神省览，并谕忠贤仔细三思臣之言是否。如以为是，即求退避以自保全”。忠贤开始不明向高用意，准备接受向高建议，“退避私宅待罪”。然而东林党人决不罢休，交章论劾，忠贤见势必不容，乃从其党李永贞计，孤注一掷，大肆杀逐，反东林诸奸人竞相投靠魏忠贤，形成阉党，推波助澜，“善类为之一空”。阉党乘机窃据朝廷各部门要职。而不谅解向高的人，仍指责他“不肯助杨涟”，姑息养奸，以至于此，向高有口难言。

魏忠贤越来越专横跋扈，朝廷上一片乌烟瘴气。向高上疏力争无效。眼看“大厦将倾，一木难支”，自己不甘受误国之恶名，遂连上67疏请求辞职。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获准，加太傅，遣人护送归。时年66岁。熹宗皇帝令福建地方官按80岁以上老臣退休例，给向高定时慰问，以示殊恩。

告老时，熹宗赐与白银千两，向高将此银在家乡建一桥，名为“赐金桥”，欲使乡人“共沐天恩”。福建地方官准备为向高在叶府门前竖旗，向高闻讯，即致书知县汪泗论坚辞。并说：“若邑中必以旗来，不肖亦必不敢恭命”。

向高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廿九日卯时卒，终年69岁。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

向高一生崇道信佛，尤重视堪舆，然能礼遇来华的传教士。他认为“天地终无限，小智安足拟”。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华28年，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向高与他结下深厚友谊，赠诗曰：“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利玛窦逝于北京时，向高为其向朝廷请求赐葬，其理由是：“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得到神宗准许，“诏以陪礼葬”。向高告老返乡，路经杭州时，遇意大利另一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与地方官辩论，听其剖析天主教与佛教之真假邪正，向高佩服其“名言至理”，邀请艾儒略来闽传教。

向高工诗、书，精棋艺，一生著作甚多。诗、书为时人所称道，其时有郭文毅者，自负甚高，对所有诗人“多所讥诃”，唯佩服向高的诗词文章，称其书法“圆媚，大字尤雄伟”。其棋艺一时誉满棋坛，有“国手”之称。著有《纶扉奏草》三十卷、《续纶扉奏草》十四卷、《官中实录》八卷、《籧编》二十卷、前后《纶扉尺牍》二十卷、《苍霞草》二十卷、《苍霞余草》十四卷、《苍霞诗草》八卷、《说类》二十卷、《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十四卷、《福庐灵岩志》三卷、《玉堂纲鉴》七十二卷、《福清县志》四卷、《宫词》四卷等。保存了大量史料，可资与正史相补证。

林汝翥

林汝翥(？～1647)　字大葳，号心宏，福清灵得里(今上迳镇)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领乡荐授沛县知县，后曾以抵御徐鸿儒的战功，升四川道监察御史。

汝翥耿介敢言，疾恶如仇。他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明天启四年(1624年)汝翥巡视北城时，对为非作歹的太监曹进、傅国兴，惩以笞刑。魏忠贤的死党司礼监王体乾以汝翥为外官擅自处罚内监触犯朝规，上奏熹宗皇帝，要对汝翥处以廷杖之刑。当时工部主事万燝因弹劾忠贤被廷杖毙命，汝翥恐冤死杖下，偷偷逃出都门，投顺天巡抚邓渼，并恳求邓渼为他递《劾魏忠贤疏》给熹宗皇帝。疏中汝翥沉痛陈言，历数魏阉罪状，指出：“禁垣之间，惟惮忠贤之威福，不知有皇上之威灵。”劝熹宗帝吸取唐文宗纵容仇士良酿成甘露之变的教训。糊涂的熹宗帝反将汝翥廷杖后削籍为民。

思宗朱由检即位后，阉党失宠，汝翥复原职，历升广东琼州道，后退归家乡。汝翥家居时，惩治了抢劫过往商民的族人，使地方清靖，道路通行，过往的福、兴、漳、泉四府商民感其功德，为他立颂德祠，春秋两季祭祀。

清顺治四年(1647年)，南明王朝桂王召见，授汝翥兵部右侍郎职务。是年十月，汝翥率乡兵与吏部主事林至会合，攻福清县城，林垐阵亡，汝翥被捕，坚强不屈，最后吞金而死。

何璧

何璧(生卒时间无考)　字玉长，号渤海逋客，福清时和里(今龙田镇)人。他身材魁梧，性格放荡不羁，喜饮酒赋诗。年轻时游学清流、南京，深得王若、曹学佺、张涛赏识。张涛曾向朝廷推荐何璧，但终不得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何璧应张涛邀请，到张涛的辽东抚台任幕僚。何璧深入研究辽东形势，对满族贵族情况了如指掌。他曾叹：“天若用我，白山黑水，克日可定矣！”然终不得志，病逝荆州。

何璧擅长写诗，喜欢戏曲。诗作有《辽蓟吟》一卷，文有《逋客集》一册，均佚。《明诗综》中还存有何璧诗作数首，从中可窥见他豪爽侠气。何璧主要贡献在于他校订刊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何璧校订的《西厢记》，分场更集中合理，文词更简洁干练，尤其序言，是一篇出色的戏剧文学理论。何璧校刊的《西厢记》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成刊行，成为一种重要刊本。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以《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影印重版。

隐元

隐元(1592～1673)　又名隆琦，福清上迳东林村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俗姓林，讳曾昺，号子房。父林德龙，母龚氏，兄弟3个，隐元最小。6岁时，其父因家境贫寒，前往湖南、湖北等地谋生。父亲离家后，家中生活更加困难。他9岁才读私塾，次年辍学在家，耕樵为业。21岁时，隐元往浙江探查父亲下落，曾在舟山群岛的名刹普陀寺的潮音洞当过伙夫，为僧众烹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母亲去世，隐元孑然一身，出家到渔溪黄檗山万福寺，跟随鉴源禅师修行。43岁时，隐元成为佛教临济宗的正式传法者。2年后，隐元继承临济宗第三十一世祖费隐的法座，成为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隐元管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17年之久，经他苦心经营，扩建了左右钟鼓楼、藏经阁、斋堂、库房、云厨等。大振临济之风，中兴黄檗法门，使万福寺成为东南沿海的名刹和福建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当时著名学者黄道周、书法家张瑞图、陈贤、雕刻家范爵、范道生等与黄檗高僧都有来往。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

隐元重振万福寺，声望日高，名扬海内外。经德川幕府特别许可，在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之后的3年时间里，隐元禅师应日本长崎的崇福、兴福诸寺僧俗的四度诚恳邀请，决定亲率僧俗东渡弘法。

日本承应3年(清顺治十一年，即1654年)6月20日，63岁高龄的隐元禅师亲率30名知名僧俗，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从厦门出航赴日。经过15天漂泊，才抵达日本国。在长崎登陆后，隐元一行受到日本僧侣的热忱欢迎和隆重接待。隐元的到来，使沉寂多年的日本佛教界为之一振，许多名僧相继归其门下。隐元也深得日本政界和文化界的礼遇，日本后水尾天皇亲自接见他，询问佛法。日本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等，都皈依了隐元，临济禅宗的名声在日本大振。

顺治十六年(1659年)日本皇室在京都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一万坪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建筑、雕塑等一概仿照福清的万福寺，保持明代的风格。为了不忘本源，新寺仍取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从此便有中国的“唐黄檗”与日本的“新黄檗”之分。由于隐元的努力弘法，在日本兴创了黄檗宗，隐元便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清康熙元年(1662年)，隐元完善了新寺的规制，黄檗僧俗多达500多人。他还开过三回“三坛戒会”，受戒者达2000多人。并将禅法要旨上奏后水尾天皇。天皇赐以佛舍利、御香等物，并赐金若干，命在黄檗山内建舍利殿。康熙三年(1664年)，隐元72岁，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将法位让给高徒木庵，退隐松堂。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三日圆寂。终年82岁。

隐元逝世后，日本黄檗宗继续发展。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日本黄檗寺院发展到1010个。到清同治六年(1867年)，黄檗宗衍为八派，嗣法者达4648人，是日本佛教的一支盛宗。至今日本全国崇奉“黄檗宗”的僧俗多达数百万人，建有黄檗分寺500余座。

隐元是个勤奋好学，刻苦自励的出家人。他刻苦攻读黄檗山万福寺藏经《三阅春状》，他曾去浙江参见密云和尚讲求佛法，并遍历各地拜访名僧寻求知识。聪颖的天资，加上谦逊好学，中年的隐元，就已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名僧。他的诗偈警策清丽，明崇祯九年(1636年)题在陈贤的《观音图》上的七绝：“卓立莲花出海门，单提德水洒乾坤。善财窥破端倪处，五体归投正法尊。”格律严谨，造语非凡。他和他的弟子木庵及即非和尚是黄檗宗的三大书法家，隐元尤称巨擘。他所著的语录十卷，东渡前就已传到日本，被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的僧侣所传诵。其传世之作有《弘戒法仪》、《语录》十卷、《灵涛集》一册等。

日本后水尾天皇在隐元逝世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日本享保7年(1723年)灵元天皇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昭和9年(1773年)隐元百年忌辰，后桃园天皇追赠他为“径山首出国师”。文政5年(1823年)，隐元150年忌辰，仁孝天皇追赠他为“觉性丹明国师”。大正6年(1923年)隐元250年忌辰，大正天皇追赠他为“真空大师”。1973年，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为了纪念隐元逝世300周年，出版了介绍《黄檗文化》的专集，还出版了东京都立户高校教谕平久保章的《隐元》专著等书籍20多部。1979～1992年，日本佛教界先后派了6批黄檗宗友好访华团，前来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拜塔谒祖。

周鹤芝

周鹤芝(生卒年月不详)　字九元，福清仁寿里(今音西镇)松潭人，他精于武艺，行侠仗义，当地土豪劣绅视之为眼中钉，屡欲加害于他。后来，鹤芝专事劫富济贫，成为有名的“汪洋大盗”。

明崇祯年间，鹤芝接受招安，任把总，负责稽查海上船只。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鹤芝举兵抗清，南明唐王封他为水军都督。他以舟山为基地，发展抗清武装。后与主将黄斌卿不和，改任平海将军，统领水军。

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平国公郑芝龙要投降清廷，曾拉鹤芝同降，鹤芝以死劝阻。郑芝龙经不起清廷引诱，终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降清。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弟弟郑芝豹、郑鸿逵和他的族亲郑彩均与其决裂，坚持抗清。鹤芝移兵海坛，设总镇署，树起抗清复明大旗。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南明唐王封鹤芝为平鲁伯，命其镇守海口、镇东两城，四月建立抗清基地。十月，与郑彩率师攻占福州，因寡不敌众，兵败而归。是年年底，他在清兵的围攻下，退海坛火烧屿。次年秋，鹤芝派其子林皋到日本向他的义父日本大将军撒斯玛求援，没有成功，后又从海上攻福州，失败后北上浙江舟山，与张名振、阮进的部队会师，重振旗鼓，试图中兴明室。

顺治十年(1653年)，鹤芝随郑成功部队在福清、长乐登陆，一度攻下海口、镇东二城和长乐松下等地，后转战海坛。不久，海坛被清兵攻陷，鹤芝不知去向，今平潭敖东乡大福村的临海山岗上有一坟，相传为周鹤芝之墓。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名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祖籍福清，林则徐为其父林宾日写的《先考行状》一文说，祖居“福清县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福州)。”杞店即海口镇岑兜村，至今尚保存有林则徐的祖墓。

父宾日，字孟养，号晹谷，教书为业；母陈帙，做女红以助家用。则徐4岁随父入塾启蒙，少年即以擅文知名。清嘉庆三年(1798年)，13岁中秀才。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参加会试落选。为谋生计，先后到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衙门工作，历时4年。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越三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兴利除弊，官声甚好。次年七月，闻父病，辞官返里。清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赴京补官，仍发浙江以道员补用。八月授江南淮海道，十二月到任。未及一月，升江苏按察使。道光三年(1823年)夏秋，江苏大雨成灾，则徐亲赴灾区慰问，采取劝平粜、禁囤积、减缓田赋、赈济饥民等措施，灾区人民有口皆碑。翌年正月，则徐以按察使署布政使，为解决洪水灾害，建议疏浚三江水道。八月，离按察使任，因母卒，回籍奔丧。守制期间，闻江南高家堰决口，曾素服到工地督修。

道光七年(1827年)五月，任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不久，调任江宁布政使。尚未赴任，闻父卒，南归奔丧。服丧期间，倡议重浚福州西湖。

道光十年(1830年)闰四月，则徐到京候缺。六月授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调任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又调任江宁布政使。“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倾心下之……一时贤名满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积极整顿吏治，卓有成效。

翌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在任5年，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对漕务、盐政、钱币等问题进行了改革，力图做到“利国便民”。抚苏期间，始终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先后疏浚浏河、白茆等一系列河道。使此后两年，虽遇大雨、干旱，农作物仍获丰收。

道光十七年正月，则徐升任湖广总督。积极主张禁烟，提出“禁烟六策”。并立即在湖广地区开展禁烟运动，收缴烟枪数千杆，烟土、烟膏2万余两。同时，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号召吸食者戒烟。

为促使宣宗早下禁烟的决心，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十八年(1838年)，宣宗命他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则徐到达广州，立即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人会商，发布《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和《查禁营民吸食鸦片条规》等文告；传讯十三洋行商人，责令他们转交限令外商缴烟的谕帖。

缴烟工作遭到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的抵抗。则徐截拘逃犯，下令封舱，暂停贸易，并派兵包围广州英国商馆，撤退在其中工作的华工，迫使义律交出全部鸦片。从四月二十二日(阳历6月3日)起，则徐把收缴来的鸦片2万余箱，除留8箱样土外，全数在虎门海滩上公开销毁。

这时，则徐下令恢复贸易，同时责令外商出具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而义律却阻止英商具结。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附近尖沙村酗酒行凶，棍毙村民1人。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按中国律例惩治，义律拒不交出。于是，则徐下令对退到澳门的英国人停止供应食物，把他们逐出澳门。

同年的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兵船2艘、商船3艘在九龙海面向中方挑衅，广东水师立即将其击退；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八日，英船又连续7次开枪挑衅，结果也全部被击退。

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五月底，大队英船抵粤，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时，则徐已就任两广总督。因广东防守严密，英国公使乔治懿律率大队英船北侵。六月初四日进犯厦门被击退，初八日陷浙江定海。从此，国内投降派群起攻击则徐“惹祸”，宣宗也改变了对英抵抗的态度。七月，英船驶抵天津大沽，宣宗令直隶总督琦善同懿律谈判，以重治林则徐、邓廷桢和赔偿烟价为条件，换取英军南下。接着将则徐和邓廷桢交部议处。

则徐一心为民除害，早把自身祸福置之度外。在遭受宣宗斥责的时刻，仍在广东坚持抗英，先后督师击败英军于关闸和龙穴。八月，他上疏自请治罪，对所谓“战争起于禁烟”的谰言进行驳斥，还密陈抗英不能中止。但宣宗却斥之为“无理、可恶”、“一派胡言”。

九月初八日，清廷将则徐和邓廷桢同时革职，留粤听候查问差委。次年正月，琦善私自将香港让与英国，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琦善被革职拿问。二月，清廷被迫对英宣战。英军破虎门，广州告急，则徐自率水勇千人协防。二十五日，宣宗以四品卿衔，命则徐到浙江听候谕旨。

四月二十一日，则徐在宁波，积极协助研铸新炮，改进炮台和防御工事。岂料宣宗又把奕山在广州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革去其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赎罪。途中，因黄河决口，他奉命改赴开封祥符工地效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河工告竣，仍远戌伊犁。清廷对则徐的不公正处分，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慨，纷纷写信、赋诗，对林进行慰问。则徐仍念念不忘制止英国的侵略，悲愤地吟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同年十一月，则徐来到伊犁，立即带病研究新疆史料，讲求防边戍边之策，并倡修水利，建议把垦地分给回民耕种，将屯兵改为操防。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底，清廷命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十一月，又以三品卿衔署理陕甘总督。第二年三月，实授陕西巡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他升任云贵总督。在处理汉回互斗事件中，执行“只分良莠，不分汉回”的政策，正确处理汉回之间的矛盾。这时宣宗给加太子太保衔。在开矿问题上，他提出了勘采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意见，有利于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二年，因病请求开缺，离滇回闽。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则徐回到福州。目睹家乡鸦片泛滥，民不聊生，心情十分沉重。其时，英国驻福州领事违反协议，把英国2名传教士引入城内，住进乌石山神光寺。闽浙总督百般迁就，舆论大哗。则徐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联络绅民倡议驱逐。九月，洪秀全起义军在广西蓬勃发展，清廷以林为钦差大臣，命他迅赴广西镇压，十月初二日，他抱病出发，十九日(1月22日)病逝于广东普宁县驿馆，终年66岁。清廷悼恤林则徐：“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历任内一切处分悉于开复”，并谥“文忠”，入祀名宦祠。

则徐生平喜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等。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共和国成立后已辑为《林则徐集》出版发行。

第二节　近现代人物传

黄治基

黄治基(1866～1928)　字尧臣，世称艾庵先生，福清江阴镇北郭村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三月十五日(1866年4月19日)。父名夏莲，号孟渠，母陈氏，为基督教徒。治基幼受庭训，亦信奉基督教。少年时聪颖非常，熟读《四书》、《五经》，下笔为文，每受长者称赞。年二十，就读于榕城福音书院。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于福音书院卒业后。即由公会派往闽清县布道。居梅溪时，与诸名流结为文社，以文会友，如是数年，文名大震。

光绪十八年(1892年)，改任福州培元书院教授。翌年，转为福州毓英女校教授。越二年，升任福州天安堂主任兼福音书院教授。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任福建美以美《华美报》主笔，仍兼福音书院教授。三年后，擢任福音书院监学兼主报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调上海，为《华美教报》记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回福清融美学校任监学兼毓贞女校教授。

民国元年(1912年)，被选为福州美以美会赴美国环球总议会代表。逾年归国，授福州年议会九连环福音使，并就任协和道学院主讲，兼任尚友堂讲演员。时福清创设进群社，亦请他遥领其事。翌年，卸去福建教会职务，赴南洋经营实业，谋求教会自立，制定《基督教实业公司章程》。不料所营实业为欧战影响，且又缺少同仁赞襄，致积年鸠集数千元之资本损失殆尽。自实业失败后，初居泗水，主办《泗滨日报》，继就任新加坡培青学校校长兼代理诗巫基督教学校校长，并为国文教授。后任新福州诗巫埠牧师。

民国3年，日本强占胶州湾(胶澳)，中日绝交。治基通过《泗滨日报》号召抵制日货，得到侨胞的热烈响应，因而为帝国主义者所嫉视。出于荷兰政府的干涉，卒被驱出境外。

治基勤奋好学，著作等身。著译有《有道集》、《罗马宗教激战史》、《教会例文》、《许牧师信效录》、《传道之法》、《牧师之法》、《柏特造物论》、《天演学正诠》、《艾庵杂记》、《艾庵歼悔录》、《沙罗越国史》等等，均已刊行问世。晚年著有宗教之哲学并经学多种，正待付梓，不幸诗巫遭灾，殃及他家，其著作与存书尽付一炬，他因此积郁成疾。

民国17年4月19日逝世，终年62岁。葬于新加坡。

戴祥滋

戴祥滋(1870～1958)　字吉云，福清音西镇云中洋村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早年侨居印尼。民国时期，福清成立华侨协会，他被推选为会长。

民国9年(1920年)，他发动侨胞捐资，在县城孔子庙创办华侨小学。

民国17年正月二十九日，福清城关发生特大火灾，数百住户遭难。为防患于未然，祥滋慨然捐资于民国19年创办福清县救火会，并赴印尼筹募巨款购置灭火器，还亲自到上海购置两台手摇灭火机(水龙)。

民国时期，福清通往闽侯、长乐县的道路，要越过可洛溪，水深过膝，平时行人要涉水过溪，遇上洪水，危险殊甚。祥滋于民国25年，捐资5000多银元，在可洛溪上建造一条长58米、宽2.45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桥梁，名为可洛桥。与此同时，还独资修建小桥街、后埔街的下水道，并在后埔街的路面，以废弃的城墙石铺设，工程费用达2万元，群众感其德，以其别号命名后埔街为“吉云路”，并立碑纪念，上泐“戴祥滋先生修路纪念碑”。

民国时期，祥滋老家云中洋周围13个自然村没有一所学校。他独资创办云中小学，独力承担学校一切开支，直至共和国成立，由人民政府接办时止。他带头并发动侨胞集资为县立初级中学(现福清第一中学)修建一座宿舍楼。同时还捐款支持兴办文光高级职业学校、玉融小学、融城小学和西园小学等。

抗日战争期间，祥滋不辞辛苦，偕同郑忾辰、俞兆复等出洋筹集巨款，支援抗战。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后，祥滋任华侨协会名誉会长，其子戴圣昌任会长。

民国35年，共产党地下组织在云中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祥滋自动捐款献粮，把房屋让出供地下党人员使用。并把家中自卫用的长短枪20支连同子弹1500多发，悉数交给游击队，还缝制黑色服装30多套送给游击队员。

民国37年，国民党军队“围剿”地下党游击队时，祥滋不顾自家安危，毅然掩护受伤的原闽中游击支队副司令员陈亨源，为之延医救治，供奉茶饭。陈亨源伤愈后，他还资赠黄金数两，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共和国成立后，陈亨源任闽侯专员公署专员，曾亲自上云中洋向祥滋致谢。

祥滋晚年经常住在云中洋老家。对于乡人告急借贷的，皆以茶饭接待，并尽可能满足其要求。还先后施舍棺木200多部。家中常购备一些常见病的中西药品，供穷人疗病。

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福清县政协委员。1958年逝世，亨年88岁。

郑忾辰

郑忾辰(1876～1953)　原名德元，又号慨尘。福清融城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年九月廿一日(1876年11月6日)。幼年聪明好学，24岁时中了秀才。为探索救国救民之途径，毅然东渡日本留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自此，追随孙中山始终忠贞不渝。

结束留日学习后，受孙中山派遣，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成为福建省同盟会最早的领导者之一。除与郑祖荫等在福州各处成立社团、创办学校外，还在福清铺前顶创办铺前学堂，以教育民众并掩护革命工作。

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1日福州光复，忾辰被公推为省参议员。是时，彭寿松任闽都督府总参议兼警察总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功臣自居，骄横跋扈，践踏民主，引起省内外新闻界的极大愤慨。更为严重的是，竟秘密捕杀公开反对他的人，发生了震惊八闽的“蒋黄惨案”(蒋筠、黄家宸)。忾辰目睹惨案，万分愤慨，毅然在省参议会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彭恨之入骨，派爪牙潜入省参议会宿舍意欲谋杀。由于忾辰的机智以及众人的保护，彭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彭仍派密探，四处潜伏，伺机再下毒手。忾辰便决心离开福州。巧妙地躲过暗探，在渔民和革命志士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后在北京揭露彭寿松的罪行，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迫使彭寿松缩回湖南老家。忾辰穷追不舍，以蒋、黄家属名义向法院提出控告，由法院缺席审判彭寿松死刑。后来，彭寿松在湖南被埔，执行枪决，人心大快。忾辰维护民主，伸张正义的果敢行动，受到八闽人民的高度赞扬。

民国元年(1912年)，忾辰当选为全国众议会议员。同年8月，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这时，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逐步暴露出卖国独裁的本性。孙中山坚决主张讨袁，并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渡日本，国民党亦被袁世凯强行解散。民国3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召集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忾辰始终追随孙中山，坚决反对袁世凯，毅然参加中华革命党，并受孙中山派遣，奔波于海内外，支持护国倒袁运动。

袁世凯垮台后，张勋复辟，悍然下令解散国会。民国6年8月，忾辰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任大元帅府参议、政治会议福建代表等职。民国7年5月，南方军阀排挤孙中山，逼他辞去大元帅职，7月，孙中山转道上海，潜心著述，忾辰奉命留在广州，坚持斗争。

同年9月15日，孙中山亲笔写信给忾辰，全文如下：“慨尘兄鉴：离粤以来，倏奄时日，遥想为国贤劳，旅祉安适，至以为慰！弟自避居沪上，默察今日国事人心之坏，不特少数暴戾恣睢者，放佚而无所惮，而大多数之国民，皆持一种苟安偷活之见解，惟知敷衍弥缝于一时，而不为久远之计。此其弊，在于精神上无勇决之觉悟，于条理上无建设之计划也。故甚欲暂时韬晦，潜心著述，于国民之意响及建国之规模有所启发，冀得大多数之觉悟，谋将来之进行。阁下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当此国会开议之际，四围情状皆有风雨飘摇之惧。深望阁下淬砺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庶足以挽垂危之国运，振将死之人心。临颖无任拳拳之至”。

民国12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以5000银元为1票贿买国会议员。忾辰和林森等5位闽籍国会议员拒不出席国会，毅然回到家乡。

民国13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忾辰由衷地表示拥护。孙中山去世后，忾辰对当局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在南京挂了一届“立法委员”，的空衔后，回乡隐居，过着不问政治的清淡生活。

民国19年，福清驻军办鸦片捐，贻害极大。本县留省学生反对甚烈，结队200余人返梓交涉，在长乐坑田被军队所阻，只推几位代表到县城要求取消派捐。忾辰出面支持，向各有关方面先容，鸦片捐终于取消。翌年，方声涛在闽收编林靖土匪军，悉数派驻福清。忾辰预感到家乡将被蹂躏，立即电方表示反对。方允两个月内定予他调。不料林靖部匪性难改，骚扰全县，龙高尤甚。奸淫掳掠，借端办案讨债勒索，弄得民不聊生。11月24日凌晨3时，匪军闯至嘉儒乡，适逢一家农民新婚燕尔，竟把新郎捆绑起来，眼睁睁看着新娘被轮奸。这惨绝人寰的兽行导致爆发了打林靖匪兵的殊死搏斗。群众四面蚁聚，奋不顾身，杀匪兵200余人，义民死难数十人。林靖向方声涛捏报福清民变，请派兵剿办，方已照准。时忾辰得悉此情，适方在沪，便赴沪当面对方痛陈：是林靖害民引起反抗，不是人民变乱。方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改令清除林靖所部，福清才转危为安。

民国30年，日军一度侵占福清县城。忾辰誓不当亡国奴，率领家人避到瑶峰村的山洞里。

忾辰十分重视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民国14年，就极力支持有关方面，将原福清县第一小学与福清县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并，成立福清县立初级中学。

为了扩大县立中学规模，忾辰于30年代，率领长子郑毓和等人，远涉重洋前往印尼，向海外华侨募捐，将所得之款盖了一座16间的宿舍。

民国32年8月，忾辰召集本县社会贤达协商，将文昌阁和奎光阁的店业田产变卖，作为筹建高中的资金。在万寿寺办起了福清第一所高中，成立董事会，取“文昌阁”和“奎光阁”各一字，定校名为文光中学。民国35年，他将自己70大寿所得的贺礼，全数捐献给文光中学。

1949年8月16日福清解放。忾辰与广大人民一道，欢庆共和国的诞生。1951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福清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福清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1953年3月3日，因患急性肺炎，溘然长逝，享年77岁。

俞介庵

俞介庵(1877～1959)　原名士耿，福清融城人。生于清光绪三年二月廿九日(1877年4月12日)。其父早逝，时介庵年仅5岁，赖母夏氏以女红收入度生。因家贫，只念5年私垫即辍学，入药店当学徒。15岁时，随本乡先辈俞九绩学医。由于勤奋好学，经几年的刻苦钻研，对于历代诸医家典籍，均造诣较深。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介庵年21岁，行医于高山镇济生春药店。是时，当地瘟疫流行，经他精心诊治，诸多疗效显著，因而声名大振，求医者纷至沓来，门庭若市。

民国6年(1917年)，介庵为奉养老母，乃返回县城。先后在馀春、恒康、裕济等药店坐堂门诊，并任县中医团体——神州医药支会评议员。每月召开学术会议一次，交流经验。凡研讨病案时，介庵都能畅抒已见，论述精辟，深得同行赞赏。

民国22年，介庵倡议“中医要现代化”，发起创办《现代医药》月刊，自任董事长，躬亲筹募经费，维持月刊正常发行。民国24年，任福清县中医师公会首届会长。翌年，又任福清县国医支馆董事长。是时，国民党歧视中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西医余云岫勾结，动议废止中医。介庵极为愤慨，毅然领衔响应全国中医团体号召，通电反对汪、余等的企图，力争中西医平等待遇。

共和国成立后，介庵精神焕发，虽届古稀之年，仍坚持悬壶济世。其精湛医术，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经省卫生厅推荐，由国家卫生部聘任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贡献。同时，任福清县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并被中华医学会、福州中医学会邀请为会员。

1959年12月30日，介庵因病逝世于福州，享年82岁。

介庵一生行医6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屡起沉疴。但他终生澹泊明志，俭朴自持，虽届耄耋之年，仍然孜孜好学，手不释卷。平日治病，认真细致，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深得病家赞颂。闽侯、长乐、平潭、永泰、莆田、仙游等邻县群众，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均悉心诊治，妙手回春。著有《女科纂要》和《俞介庵临床经验集》等书。

林孝楼

林孝楼(1880～1944)　福清东瀚镇人。出生于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九日(1880年1月20日)。幼年家贫，仅读几年私塾。从小就帮助家庭从事放牛、砍柴等劳动。清宣统元年(1909年)，携妻带女漂泊到日本仙台县谋生。

孝楼在日本所经营的“四海楼”餐厅，经常有流亡日本的中国同盟会人士来往。他耳濡目染，心扉顿开，深感唯有推翻清政府，祖国才有希望，因而毅然加入同盟会组织，并担任同盟会仙台地区联络员。其餐厅成了同盟会党人聚会的联络点。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孝楼欣喜若狂，更把主要精力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并出资护送流亡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回国。是时，他被委任为同盟会仙台支部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发动侨胞支援国内革命，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孝楼被推选为委员。筹募资金是“同志会”的主要工作，通过他的努力，筹措了巨额款目资助国内革命。由于功绩卓著，不久，被选为同志会会长。

袁世凯篡权后，孝楼骂袁是国贼，并与其他旅日侨胞一致声讨袁世凯的罪行。民国3年(1914年)7月，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孝楼坚决拥护孙中山，仙台支部成员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亲切会见孝楼，并合影留念。后来，仙台支部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海外直属支部。

孝楼追随孙中山，对民主革命作了许多贡献，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但他无心于政治舞台，每次会议仅例行出席而已。

民国16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孝楼甚为不满，因而无心于政界活动，专心致志在日本经营商业。由于他的勤奋努力，所开设的布摊发展成大布店，进而发展房地产业。所开办的“四海楼”大菜馆，更是生意兴隆。

“九·一八”事变后，孝楼无法容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通过昔日华侨同志会的关系，四出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募资会，向旅日侨胞筹募巨款寄回国内支援抗日战争。他对侨胞们呼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亡了，华侨无家可归，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儿”！

民国25年，日本军人“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建立法西斯内阁，在其国内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中国的旅日侨胞加强监视控制。孝楼的反对侵略活动，引起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仇视，被下令通缉。在危急的关头，幸得日本友人掩护，孝楼遂于同年9月，携带妻室回到祖国。路经上海、南京时，国民政府隆重迎接，并挽留他在政府任职，但他无意涉足政坛，执意要回故里过农村生活。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前夕，孝楼向国民党当局慷慨陈词，主张坚决抗日，其报国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无比愤慨。民国30、33年，日军两次侵犯福清，国民党军队均不战脱逃，孝楼更是痛心疾首，责骂国民党政府腐败误国。民国33年11月5日，他未能看到山河光复，赍恨而殁，终年65岁。

薛永香

薛永香(1883～1959)　字蔼如，福清高山镇薛港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九月十八日(1883年10月18日)。少时家贫，父母早丧，只读村塾7年。后作为孤儿入龙田培元书院就学2年。继之在福州福音书院学习3年半，清宣统元年(1909年)秋毕业。即到龙田融美中学(现为福清第三中学)任教。直至1951年春69岁时退休，前后在该校共41年零6个月。其间，曾担任监学13年(1913～1925年)、代理校长5年(1926～1930年)、教员23年(其中从1941～1949年兼任事务主任)。

永香不论是担任学校领导，还是担任教学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既教语文，又兼授园艺。在教园艺课时，不但认真传授农业基础知识，而且能重视指导学生实践。他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学生倘有违纪，或训诲，或谈心，晓之以理，直至决心纠正为止。他不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他自己种的蔬菜，收成时往往送到学生食堂。遇有学生染病，便嘱家属代为煮饭、煎药，亲自端至学生床前。许多校友回校拜访，他都非常热情接待，视同子女归家，远道的必坚留用餐。

永香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一向同情革命，追求真理。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当时在融美中学学习的进步学生陈振芳(即程序)，响应党的号召，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永香态度鲜明，表面上佯作不知，暗地里时加掩护。同年，龙田、高山地区群众暴动，反抗国民党省防军林靖部队的暴虐压迫。在围攻龙田文昌阁的战斗中，三山嘉儒村一对父子相继上竹梯掀瓦掘墙，准备灌油焚烧，不幸皆中弹身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永香立即拿起猎枪，潜到融美中学石屋大圆柱后，一举枪即射中刚要向外开枪的匪兵，农民军趁机蜂拥而上，终于拿下文昌阁。民国35年后，融美中学教师、共产党员张端机在校内外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织“友谊会”，出版《晨曦》刊物等，都得到永香的暗中支持。

永香爱校如家，他身为学校领导、教师，既要管理学校，又要教书育人，还兼学校“工友”。教学之余，经常手提工具箱，巡视校舍，修补门窗桌椅、涂抹墙壁，为学校节约点点滴滴的开支。民国28年和30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学校两度搬迁到东张镇香山村和顺昌县元坑上课。他都坚持留守学校，照看校舍。

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为了节省学校办公费用，他平时写信，多以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因公到县城，15公里路途往返皆徒步。他平时穿的那件夹袍，盖的那床蓝底白花粗布被子，都穿盖了数十年，一补再补，舍不得丢弃。这条千补百衲的被单，至今其子女仍妥为保存，视为传家宝。

永香对自己生活是这样俭朴，但对亲友困难的帮助，却毫不吝啬。有的亲友、邻居，因家庭困难向他借款、借粮，他都倾囊相助。即使一时身无分文，也要想方设法向别人转借。龙田镇施某，原系前清举人，年老无依，穷困潦倒。平时与永香并无往来，仅知其能急人所急，就写了一信托人面递永香，信内只写“余贫病，奈何，奈何”！他阅后，立刻延请中医何淑芳同往诊视，并一力承担所有饮食、医药费用。更难得的是，一日数次为施某换下污秽衣裤，拿回家洗晒。半年后，施某病故，他还为其备棺收殓，并亲送灵柩至墓地。施某的一间破屋，一些破器具，他都一一点交施之亲人。

他从来不巴结权贵。民国时期，无论什么党政要人来校，他一概谢绝会见。民国34年初夏，福清县长汪冰慕名专程来校拜访，他也借口下乡不见。融美中学是卫理公会办的，他对西教士、洋师姑从不阿谀谄媚。

由于他耿直无私，高风亮节，因此，旅外侨胞非常敬重信赖他。民国35年9月25日夜，福清突发海啸，冲决海堤，淹没田地，农作物大都枯死，灾情严重。南洋各埠侨胞闻讯，以玉融公会名义募款急赈。并驰函永香，请他独任赈灾工作。他为了不负重托，邀请当地几位素孚众望的人一起干，天天脚穿草鞋，身背包袱雨伞，风雨无阻，到各村亲自放赈，把救济款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共和国成立初期，县人民政府邀请他参加福清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他非常激动，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表示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衷心拥护。

他平时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5女3男个个皆受过高等学校教育，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1959年12月4日，他因病逝世，终年77岁。

1982年，福清第三中学90周年校庆，旅外校友为纪念这位德高望重，为学生永远崇敬爱戴的老师，特集资兴建一幢“永香楼”，作为校庆的献礼。校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程序亲题楼名，以为纪念。

连大妹

连大妹(1883～1967)　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中共闽中特委的交通员。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福清一都乡后溪董斜村(1958年前属永泰县管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成家后，由于丈夫常年患病，家庭生活重担都落在她肩上。她生下7个儿女，由于家庭穷困，不得不忍痛割爱，先后把5个儿女卖给人家。

民国23年(1934年)，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黄孝敏来到罗汉里一带领导穷人闹革命，她获知儿子郭永星已经与黄孝敏取得联系，十分高兴，不仅鼓励儿子投身革命，而且不顾自己家庭困难和50出头的年龄，担任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民国25年2～5月，国民党调遣3000多兵力，对罗汉里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她家房子被烧毁，儿子郭兴来牺牲。面对家破人亡，她没有退却，仍继续为中共闽中特委机关与闽中红军游击队递送信件，为被敌人围困在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中共闽中特委与设在闽北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多数由她担负。由于她完成任务出色，民国28年，受到省委表扬。民国29月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1年，与闽中特委机关接触频繁，引起敌人怀疑。国民党永泰县警察局把她拘留，严刑拷打，逼她供出党的地下组织和她儿子的去向。她坚贞不屈，一字不说。敌人要她找熟人保释，她识破敌人放线钓鱼的诡计，义正词严地回绝：“我没有罪，也没有熟人，不需要保释”！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放她出狱。

出狱后，她继续担任党的交通员。民国31年冬，闽中特委决定扩大武装力量。她化装成乞丐，巧妙地躲过敌人搜查，从福州取回4支驳壳枪。民国33年，她为闽中特委机关传递急件，在福清五龙村后面大山与荷枪的国民党军队相遇。她沉着、冷静，毫不畏惧，说是出来找儿子回去收埋已故的丈夫。对方看她衣裳褴褛，无油水可捞，就放她过境，她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共和国成立后，她不居功自傲，从不伸手向党、向国家要名要利。1967年逝世，终年84岁。

何遂

何遂(1888～1968)　字叙甫，祖籍福清港头镇占阳村。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侯官县(今福州市)。

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革命党人，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后，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翌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这年，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秋，何遂在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后，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次年，他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任支部长，他为参议，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人，正当准备起义，直取北京时，吴不幸被清廷袁世凯刺杀。何遂悲愤至极，毅然决然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

辛亥革命后，何遂见山西无可作为，便于民国2年(191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

民国4年回国，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共事，彼此相交甚契。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他潜往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由他起草电文。结果，孔庚被阎锡山拘捕，何遂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北京军阀政府派何遂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

民国6年7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何遂南下参加，任靖闽军司令。奉命回闽策划打倒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何遂回福州后，设秘密机关于台江太原街一个日本洋行内，密谋炸死李厚基。事泄，李厚基派军警追捕，何遂避入日本领事馆，后化装逃到上海，再次东渡日本。民国8年回国。

民国9年，何遂经孙岳引进，担任曹琨的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不久，调任孙岳所部参谋长。民国13年，冯玉祥联合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何遂始终参与筹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他思想上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影响。

北伐战争时期，何遂赋闲于杭州，受蒋介石委托到河南去，利用旧关系，运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春，他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任李的总参议。同年5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代校务”。民国18年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他愤而辞职，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

民国21年春，何遂在北平，与朱庆澜等一起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奔走呼号，募集捐款，支援抗战。他还毁家纾难，捐款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遂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26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天，何遂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现缺少枪支。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开始，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曾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数日交谈，他深获教益。在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整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民国28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剑英曾亲自找他，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何遂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国民党官员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

民国29年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客观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经常接触，对共产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还多方掩护和协助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儿媳进行地下革命工作。

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4年，何遂在太湖疗养时，陈毅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他非常高兴，把陈毅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

对于50年代末即已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他感到苦闷、彷徨。他的一些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他对未来却是乐观的，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歌颂祖国的变化，歌颂中国共产党；他画了许多国画，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倾注于笔端。

1968年1月，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何遂一生待人耿直，热诚，不近烟酒，唯酷爱书画、文物，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曾先后全部分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文化部发给了褒奖状。

池亦妹仔

池亦仔(1888～1944)　原名施恭通，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在福清龙田镇玉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去世时，他才10多岁，便负起供养母、弟的生活重担，饱尝人生艰辛。由于穷困，30岁才与一哑女结婚，婚后生了11个孩子。

民国20年(1931年)12月26日，他参加围歼国民党省防军林靖部队的龙高暴动。在火攻龙田文昌阁的战斗中，亲手打死两个匪兵。一年后，在中共福清特支书记何文成的教育引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23年初，他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在险恶的环境里，为地下党组织传送了许多重要的文件、情报。同年6月，县委领导龙高地区的贫苦农民在南西亭举行暴动。暴动前，他既四处奔走，协助县委书记何文成联络同志，发动群众，又筹款备粮，搞好“后勤”。他的家成了暴动的联络站、指挥部。暴动后，一些被追捕通缉的同志跑到他家隐蔽、养病，他的家又成了革命同志的避难所、“疗养院”。为了解决往来同志的食宿，他卖掉了3个女儿和全家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为了偿还筹备南西亭暴动的借款，又忍痛割爱卖了一个小儿子。为革命，他一家人经常挨饿受冻，5个儿女先后死于饥寒。

同年8月，他升任中心县委委员，仍然负责“交通”工作。经过他多次奔走联络，翌年5月福清中心县委与莆田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特委决定在建立罗汉里、常太两个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恢复党在城市的工作。他奉命进入福州城，以拉黄包车为掩护，在人力车工人中开展活动，与打入协职中学的陈振芳(程序)密切配合，恢复了地下党在福州的组织活动。

民国26年春，他奉命把闽中游击队留在长乐的一些武器运回玉瑶村埋藏，事泄被捕。国民党保安队把他绑在村外的松树上，严刑拷打，妄图从他口里“挖”出这批武器。他身上被砍伤10多处，鲜血淋漓，昏死过几次，仍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敌人以为他活不成了，扔下他扬长而去。可是，他没有死，在乡亲和同志们的细心救护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民国30年9月，日军撤出闽海地区，福清首次光复。长乐“江田事件”之后，福建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闽中抗日游击队大部分隐蔽到海上，坚持斗争。他仍坚守阵地——玉瑶交通站，没有转移，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民国32年年底，国民党特务化装潜入玉瑶村，对他盯梢跟踪。翌年1月14日，他再次被捕，关进福清县监狱。在狱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没有暴露党内任何秘密。直至被折磨得牙床变黑，全身浮肿，气若游丝，仍惦念战友，不忘革命，民国33年2月1日逝世于狱中。临终前，留下“我决不投降”，“请同志们保重”的遗言。

黄家宸

黄家宸(1890～1912)　福清江阴镇北郭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父金鹏，生四子，家宸居次。宸幼聪慧好学。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时，参加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桥南社体育运动”，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家宸在英华书院与祁暄、陈寿绥、周靖、刘宜芬等人创办《警醒》报社，并被推为主编。刊印的报纸，通过香港向南洋各地发行。不久，又办起《民心报》，宣传革命思想。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家宸决定参加广州起义，临行前曾写信与其妻陈爱琼诀别，大意谓“不日将与同事30多人离开此间。此行为兴汉灭满，即不幸而死，亦自光荣。但望教吾子继吾志，使吾死而无憾矣！吾书至此，泪如雨下……”。后因机密泄漏，未能成行。

广州起义失败，更激起他的义愤，革命活动更为积极。是年11月6日，他到龙田私立融美中学演说革命道理，精辟生动，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

经过10多天的联络，家宸组织了100多名志士带往福州。这时福州已经光复(福州于11月11日光复)，新政权首脑彭寿松(参事委员会会长)不予编队，不给粮饷，只委任家宸为印铸局总稽查。农历十月中旬，家宸奉命同薛嘉音(高山薛港人)、余耿臣(港头洋边人)等回福清，向前知县王家驹清算帐务。王闻风潜逃，家宸等无从接收，只得回省复命。

彭寿松自任参事委员会会长(后改称政务院院长)后，专横跋扈，排斥异已，竟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29日派人暗杀同盟会会员蒋筠。时家宸主办的《民心报》特就蒋案撰写论文，猛烈痛斥彭寿松。彭忿甚，加上彭之妻及侦探队捕风捉影密报“家宸欲杀彭”，彭乃密令爪牙伺机刺杀家宸。

同年5月20日，在福州南营董氏祠前，家宸突遭10多名暴徒袭击，身受数十刀，不幸逝世，时年仅22岁。

俞昌檀

俞昌檀(1892～1957)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于福清融城西园村。父其兰，清末任县学官，因见吏治腐败，辞官归田。兄弟3人，昌檀居次，姐妹1人名琼英。昌檀少时即参加劳动，以助家计。13岁时，父病逝，一家5口生活重担压在年幼的昌茂、昌檀兄弟肩上。昌檀16岁时，从事贩海盐及经营篾炭壳灰业务。20岁时与族亲俞昌奎等合资经营西门油行与协泉丰货栈。苦心经营，事业拓展，生产发达。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勒捐逼税，经营艰难。民国7年(1918年)，他26岁时远渡重洋，侨居印尼。由于勤劳俭朴，精明能干，事事躬亲，且善于摸清行情，随机应变，慧眼独具，使所经营的远和公司日臻扩展。除经营布业及土特产外，又兼营房地产、橡胶、烟丝、砂糖、木棉等业务。成为福清旅外侨胞中的著名企业家。

从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昌檀富甲一方。他思想进步，热爱祖国。抗战初期，积极发动侨胞捐购飞机献给祖国抗击日军。民国28年，其长子兆斌在延安抗日大学结业后奉派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次年被国民党特务拘捕，经陈嘉庚等多方营救，获释后返回印尼。昌檀毫无责怪之词，仍然支持兆斌参加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侨居地，他捐赠地皮1万多平方米和印尼币50万盾，支持玉融公会创立泗水侨众中小学校；解囊支持玉融公会购置地皮充作乡侨公墓用地，使泗水乡侨终有所葬。

他热爱桑梓，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民国24年就捐赠巨款，营建校舍，创办西园小学。1958年，其遗孀、儿女承其遗志，捐款30万元，在福清城郊创办昌檀中学(后改为昌檀工业学校)，同时又捐款30万元兴建福清华侨中学昌檀楼(教学楼)。1985年，其女华贞捐款13.5万港元建造西园小学教学楼；1989年又捐巨款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原昌檀中学校址)建昌檀图书馆。

由于他支持进步，关心乡侨，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众望所归，在侨居地被侨胞推选担任泗水布商公会主席、泗水玉融公会主席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昌檀心怀祖国，毅然将侨居地资产交托女儿华贞经营管理。自带巨资于1953年回国，定居福州。投资于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为福建省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和尊重，被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省政协委员。

1957年秋，因患高血压病，不治逝世，终年65岁。

柯全寿

柯全寿(1893～1948)　祖籍福清县。出生于印尼中爪哇的沙拉迪加。1920年毕业于荷兰的大学医科。回巴达维亚后，在中央医院和巴斯德细菌学校工作。越二年，辞职开设私人诊所。1924年底，创办养生院，致力于妇幼保健事业。1932年建成养生院新院。1940年建立分院“同善堂”，收治年老多病的贫侨。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寿先后发起和组织四批医疗队回祖国。还与宋庆龄联系，把药品直接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日本占领印尼期间，他被捕关进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后始获释。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他组织筹款委员会，每周将数万元捐款转送给印尼红十字会总部购买药品，还亲自到前线给印尼军队送捐献物资。

1948年3月，因病逝世，终年55岁。

刘尧宸

刘尧宸(1894～1926)　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清人，早年就读于仓前山培元书院。清宣统三年(1911年)初，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福州组织青年响应起义。此后，又先后入陆军小学、清河预备军官学校学习。民国6年(1917年)秋，考入保定军校第七期，编在骑兵科第三连。

民国8年秋，尧宸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李厚基部任见习军官。后在福建靖国军方声涛部任上尉副官、连长等职。民国9年，任粤军第六团团副、卫队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民国11年初，随粤军参加孙中山举行的北伐，在江西赣州同直系军阀作战。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反对孙中山。尧宸所部又奉命回师广州平叛，在韶关与叛军激战十余日，失败后撤至福建，改任营长。

民国12年冬，进驻福建的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刘任第六旅第十一团第一营营长。东路讨贼军奉孙中山之命进军广东，讨伐陈炯明。第六旅战败溃散。尧宸收集旧部700余人，重建第十一团，任团长。不久，该团又因部队哗变及遭土匪袭击而溃散。

民国13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尧宸被任命为军事教官。同年1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成立，刘任第二营营长。翌年2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6月，参加平定刘杨叛乱。7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10月13日，在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的战斗中，第四团担任主攻部队。尧宸指挥全团官兵，连续猛烈攻城，遭到敌军顽强抵抗，部队伤亡很大。在这种形势下，刘亲率奋勇队攻城，不幸膀胱中弹，壮烈牺牲。东征军攻克惠州后，为尧宸和阵亡官兵召开了追悼会。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也相继发表演说。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在演说中指出：“你的战斗功绩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它将成为中国青年的典范。”尧宸牺牲后，广东革命政府发布褒奖令，特发恤金5000元，并追赠为陆军中将。

林清城

林清城(1895～1982)　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生于长乐县首祉村一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父死，母改嫁。随母到福清城头镇凤山顶村继父陈行境家生活。9岁上山牧牛，15岁外出当泥水工学徒，没有进过一天校门。民国6年(1917年)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当了5年橡胶园工人。民国12年回国，继续做泥水匠(土匠)。

民国21年，陈振芳(程序)在斗垣村举办农民夜校，清城在夜校里受到革命启蒙教育，加入秘密农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民国23年10月，经陈振芳、陈东生(即陈金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即随黄孝敏、刘突军到连江苏区参观学习。同年年底，加入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任班长，参加了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在闽中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民国27年4月，随闽中工农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北上抗日。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两次负伤。伤未治愈，就“偷跑”到前线指挥部炊事班当炊事员。民国29年，原部队找到他，把他调回，任一师一旅留守处主任、保管科科长。民国31年调一师一旅子弹厂当技术工人、小组长。

抗战胜利后，转入地方。先后在苏中生产委员会、山东华东兵站、东北缉安大队工作。民国37年3月，调任安徽巢县专员公署民政科长。直至全国解放。

共和国成立后，回福建工作。1949年10月任福清县副县长；1951年2月任福建省干部招待所所长；1957年6月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1959年后，任政协福清县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11月，再次当选为政协福清县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清城都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奉献。翻开他的档案，从历年的干部年终鉴定中，都可以看到“工作认真负责，组织观念强，作风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群众观点强”的评语。

1982年10月1日，清城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7岁。

夏淑琼

夏淑琼(1897～1980)　老地下交通员、革命母亲。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生于福清音西镇龙山村。少时读过私塾，反对缠小脚，要求男女平等。15岁丧母，照顾父亲和3个弟妹的担子全落在她肩上。弟妹长大、父亲续弦后，才与海口斗垣村青年陈宏宇结婚。陈宏宇是福建法政学校毕业生，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不仅协助丈夫在家乡修堤围海，改造自然，还支持丈夫参加抵制日货，反对征收“百货捐”等反帝反封建斗争。

民国21年(1932年)参加革命，协助长子陈振芳举办斗垣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会，发动抗租抗税斗争。

翌年，丈夫病逝后，仍坚持革命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含辛茹苦，艰苦奋斗，不仅使5个儿女都受到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而且把他们全部送上革命征途，成为党的优秀儿女。

民国23年初，她把自己的家变成县委的交通联络站。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后，黄孝敏、刘突军等领导人转移到斗垣村。她顶住压力，让刘、黄隐蔽在家里的小阁楼上工作。7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10月，她参与塔坪寺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并亲手为暴动队伍缝制红旗、袖章。

民国24年初，她负责接待从连罗苏区突围转移到海口地区的红军西南团领导人，使他们很快就跟福清中心县委和福清游击大队取得联系，投入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民国26年，她服从组织决定，带3个孩子到海口街建立县交通站。是年，她协助县委书记陈金来，动员10多个青年参加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泉州事变后，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

民国30年，日军入侵，福清、长乐等县沦陷。她回到家乡，协助儿子陈振先，发动乡亲参加陈金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琅尾港伏击战后，为掩护回乡执行任务的陈振先，她身负重伤。伤愈后，再次离家，先后在马尾、尚干、福州等地建立交通站，掩护过往同志，直至福州解放。

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福清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和福清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1953年调省妇联工作。1954年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6年退休后，仍关心群众疾苦，经常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三年困难时期，深入到全县各中学、小学学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足迹遍及玉融大地，师生们都亲热地称她“夏妈妈”。1980年因病逝世，终年83岁。

吴启瑶

吴启瑶(1899～1979)　字柏琼，号龙耕，笔名绮遥，岂遥。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出生于福清音西镇玉塘村。曾任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历任福建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理事、福建省分会理事、省文联理事、福州市美协、市文联理事等。

启瑶自幼酷爱书画，勤奋好学。民国14年(1925年)8月，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师从刘海粟。旋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华艺术大学绘画系，攻读西画。在此期间，认识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并建立深厚的友谊。民国24年1月，留学日本，在日本国立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当研究生，边打工边读书。当时徐悲鸿曾画马相赠，嘱其将画变卖以充学费。在日本期间，潜心攻读，勇于实践，并经常与徐悲鸿书信往来，切磋琢磨，为以后在艺术领域的高深造诣打下坚实的基础。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毅然返国。同年9月，应徐悲鸿先生之聘，到广西美术学院任教。后该院停办，遂回福建。

民国27年后，历任福清县中学、福建师范学校教员、省政府秘书编译室编译、福州华侨富国工艺厂厂长以及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讲师、教授直至1949年8月福州解放。1949年9月后，历任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60年代初，他怀着发掘本省古老民间艺术的强烈愿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跑遍八闽城乡，在闽南、闽东、闽西、闽北等木刻年画重要基地，就有关福建省木版年画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考察、收集资料、分析论证，撰写出《福建省木版年画研究》一书，并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选题。同时还接受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约稿，从事有关闽江风景水彩画的创作，并受该社委托，与漆器老艺人李芝卿合作，撰写有关福建漆器的名录画册。

他潜心进行图案画(装饰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研究。曾将染花图案的技法运用于普通雨伞的装饰上，使华侨福国伞厂的该项产品成了当时福州市场的抢手货，并畅销海外。他还长期与福州脱胎漆器厂挂钩，将图案画与脱胎漆器的装饰和造型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脱胎漆器的生产上。他笔耕不辍，认真整理各种著译书稿以备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他被揪斗、蹲牛棚，并被弄到图书馆去打杂。浸透他多年心血的珍贵的版画资料书稿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大杂烩”，大量被抄。

1976年以后，拨乱反正，启瑶得到彻底平反。他精神振奋，尽管年事已高，仍然满怀激情，雄心不减，他热望自己的专业能继续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为此，、他制订具体的科研规划，争取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希望尽快在自己熟悉的专业基础上，整理总结经验，完成未竟的著译。

1978年5月，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了解到广州交易会上我国轻工业产品由于包装质量差，装璜落后，以致影响外销时，马上直陈领导，就如何克服这一弱点，提出系统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十年动乱，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重病缠身，终于1979年9月11日与世长辞。

启瑶擅长图画、水彩画。出版的作品有：《厦门港》、《渔港》、《魁歧渔港》、《春》、《送春肥》、《闽江帆影》(水彩画)；《糊图案》(译著)。已完稿待出版的有：《浮花模样的研究》、《染图案讲话》、《水彩画概论》(译)、《平面图案法》、《立体图案法》等。

他创作的水彩画有数百幅，其中著名的有《假日的西湖》、《东张水库》、《厦门港》、《鼓浪屿轮渡码头》、《九龙江上》……等数十幅。这些作品或在全国水彩画展中展出，或参加华东区美展后被出版社选中出版。

陈金来

陈金来(1901～1941)　又名东生、向民，别名老向，福清海口镇东阁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身贫苦。17岁远涉重洋，流落印尼泗水当皮鞋厂学徒。1926年参加反荷武装起义。翌年，起义失败，被荷兰殖民主义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开皮鞋店谋生。民国20年(1931年)12月，参加龙(田)高(山)暴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22年，金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民国23年初，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同年6月，参加南西亭暴动。8月，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负责福清县党的工作。民国24年5月，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此时，闽中红军游击队刚刚组建，给养困难。他白天坚持做鞋出售，把收入全部交给游击队；夜里四处奔走，为游击队筹款筹粮。同年冬，遭国民党政府通缉，转移到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民国25年3月，国民党军队“清剿”罗汉里根据地时，金来回福清东区活动。反“清剿”期间，多次穿越封锁线，向转战中的游击队输送情报。4月，带一批武装骨干进入罗汉里北面山中，找到杨采衡、陈云飞的队伍，参加反“清剿”战斗。7月率部转移到宁德虎坝岩柄村坚持武装斗争。次年初，撤回福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月，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被捕后，他临危受命，接任福清县委书记。8月，全民族抗战开始，闽中游击队改编抗日。他从福清带一批青年赶到莆田，参加改编。“泉州事变”后，服从党的决定，脱下军装回福清继续领导抗日救亡工作。民国27年8月，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闽南特委委员。次年，代表闽南特委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会后，留省委抓武装工作。

民国29年，金来带部分武装到海匪队伍隐蔽、策反。民国30年福清、平潭、长乐等县沦陷后，金来以从海上撤出的武装为骨干组建福清抗日游击队，任队长。8月，参与长乐琅尾港伏击战的决策部署。荣获金质荣誉奖章。同年9月14日，不幸蒙冤被错杀于长乐，1962年追认为烈士。

俞肇兴

俞肇兴(1901～1989)　字奋初。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出生于福清海口镇梧屿村。清宣统元年(1909年)就读私塾，继之就学于福清县立小学、融美小学、福建省立侨校。民国7年(1918年)间，海口地区遇八月大潮，梧屿、东荞、里美等村一带海堤冲决，田园淹没，历时10年民不聊生。民国16年，北伐军入闽，肇兴一面具文上报，为民请命，请求赈济；一面发动民众自救，筑堤浚河，重建家园。

民国14年，肇兴任海口小学教员，翌年升学福建大学(后改为私立法律专科学校)。民国16年，北伐军入闽，肇兴在学校积极响应，组织青年学生，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渔霸，并发动民众开展反对种植鸦片、强征鸦片捐的运动。与此同时，还参与组织留省学生同乡会，利用寒暑假回乡开展爱国宣传，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民国18年，肇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律专科学校，翌年即赴日本国留学。

民国21年，肇兴自日本回国后，任国民党福清县党部整理委员。时值海口地方恶霸以“通匪聚匪”罪陷害共产党员夏淑琼一家，肇兴闻讯即多方奔走，极力营救，使夏淑琼免于遭难。民国22年，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反蒋事变，肇兴积极参与，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农运干事。事变失败后，再度东渡日本留学。

民国24年回国，参加广西“六·一”反蒋事变，受命任新一师政训处少校科长。事变失败后，肇兴转入广西省教育厅工作，兼任《广西日报》副刊政治专栏主编。同年秋，请缨北上，参加抗日。在河南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任大队中校主任指导员。民国27年10月任河南第四游击队政治部上校主任。在赴大别山途中，他组织医疗队，抢救抗日负伤将士。同年12月，因曾与新四军后方办事处主任郑位三联系，共同抗日，并拨军盐供应新四军，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拘捕入狱，至翌年2月始获释。旋因原安徽省亳县县长熊公烈投敌，肇兴临危受命，出任亳县县长。上任伊始，县城沦陷，即率本县军政人员到亳南敌后，发动群众，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改编民军，改造“黄枪会”等帮会组织，参加抗日。并密遣亲信与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建立联系，共商抗日大计。至今，安徽亳县人民仍称肇兴为“抗日县长”。这时，驻河南的国民党第七路军一个团官兵起义，开赴安徽涡阳，途经亳县，国民党密令截击。肇兴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派人通知起义军，使该军得以安全过境。因而民国29年4月，又以所谓“违令通匪，庇护奸党”罪，再度被捕入狱。

在亳县任内，肇兴眼见淝河(淮河支流)年久失修，河床淤塞，遂组织亳县群众疏浚河道，费百万工日。翌年淮水泛滥，邻县均遭洪害，唯毫县安然，群众咸感其浚河之德。肇兴在狱中闻讯，赋诗寄情：“狱中人植甘棠柳，浓荫婆娑拂路人。”

民国31年2月，肇兴出狱后携眷回归故里。只住一周，又因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使人散发传单，说什么“肇兴因通共潜逃回乡”云云，因而被迫离家奔赴永安县(抗战时，省会所在地)。同年8月，任福建省经济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翌年4月，改任福建省物资管制会专员。同时与沈震等人一起创办东南出版社。越一年，转任福建省建设厅第一科科长。民国34年，接任林森县(现闽侯县)县长。次年2月，调任将乐县县长。在永安和将乐县任职期间，先后营救被捕和通缉的共产党员俞肇清、王其珠、吴启江、俞建海等多人。民国37年初辞去将乐县长职务。同年4月就任福建省财政厅视察员，直至翌年3月离任。

共和国成立后，肇兴在福州创办海燕书店(后改名东南书店)。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案牵连，入狱10个月。1957年12月，又因“大鸣大放”事被捕。1961年由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1963年获释。1983年落实政策，得到彻底平反。

肇兴于1980年12月至1985年任福清县政协委员，1980～1989年11月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1981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委常委，1985～1989年任民革福州市委顾问。肇兴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与陈亚泉、陈云官等人联络海外乡亲，为建设家乡做出巨大贡献。

1989年11月5日逝世，终年89岁。

刘阿新母

刘阿新母(1903～1936)　闽中游击队交通员。福清镜洋乡西边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生于贫苦家庭。5岁时父母双亡，被抱给刘家当童养媳。21岁丧夫守寡，与幼子刘吓新相依为命。受尽磨难，饱经风霜。

民国24年(1935年)初，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在西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租税，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渴望翻身解放的吓新母也投入革命洪流，当了游击队的交通员。她常常披星戴月，爬山越岭，给游击队送粮、送药、送情报。被战士们称为：“及时雨”。

民国25年2月下旬，国民党集结大批军队，“清剿”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敌“清剿”部队抵达琯口西边村时，正在家里护理发高烧的13岁儿子的吓新母闻讯，立即丢下孩子，绕过敌人的岗哨，钻进密林，连夜抄近路上山向支队部报告，为游击队赢得了“反清剿”的时间。之后，在敌人封锁、搜剿罗汉山区的近百天时间里，她出生入死，多次穿越封锁线，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队传送情报。足迹踏遍罗汉里根据地的每个山头。

同年6月，第一支队转移到莆田漈村，与莆田游击队会师。吓新母经过七天七夜长途跋涉，把福清县委的一份重要情报送抵漈村后，回家看望心爱的儿子。不幸被琯口联保主任潘德仁抓捕。潘对她施用了“坐老虎凳”、“抽皮鞭”、“灌辣椒汤”、“钢丝穿乳”等惨绝人寰的毒刑，妄图逼她说出党的机密，游击队的驻地，她咬紧牙关，始终一声不哼。潘无计可施，把她上送福州，继续严刑逼供。

在福州监狱里，敌人用“熨盐腿”——在她腿上切开一道深4厘米、长20多厘米的肉沟，撒上食盐，然后用熨斗烫——酷刑，也无法使她开口。她身上刑伤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赌，但敌人还不肯罢休。最后那一天，她连续受刑十多次，终于停止了呼吸。

翁独健

翁独健(1906～1986)　原名翁贤华，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906年11月28日)出生在福清三山镇坑边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他少时家境贫寒，3岁时又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困难，主要靠二姐丹秋，背着他走。民国2年(1913年)进入小学，虽然天资聪颖，但过分贪玩，所以成绩平平。其母是一位勤劳、贤良、明事理的农村妇女，经常对他教育开导。他牢记慈母谆谆教诲，刻苦自励，奋发向上，此后，学业成绩节节上升。小学毕业名列榜首，并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先后就读于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这个家贫、志坚、身残、学优的青年，为了摆脱困境，实现继续求学深造的夙愿，经友人介绍，前去北京同乡邵循正的兄弟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并省吃俭用，积攒学费。民国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改名翁独健。

初进燕京大学就读时，没有奖学金，他一方面勤奋学习，另一方面挤时间去干些擦黑板、扫地、倒痰盂等杂活，维持清苦的生活。从第二年起，即以优等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他才得以念完大学。在燕大读书时，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洪业、陈垣等所赏识。受洪业老师的指导，被破格吸收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编纂工作。在洪业、陈垣等老师的影响下，他决定从事蒙元史的研究。民国21年，他撰写《元田制考》学士论文，获得文学士学位，进入研究院进修深造。民国24年，他撰写《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蒙元史。由于学习成绩年年优等，所以年年获得较高的奖学金。但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且由指导老师介绍他教汉文，积攒一笔资金，进住美国波士顿一家专治小儿麻痹症医院，虽无法根治，但行走较前方便。民国27年他用英文撰写了近10万字的《爱薛传研究》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进修深造，受业于汉学家保尔·伯希和。

民国28年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中华大地，他满怀报国的赤子之心，不畏艰险，携同夫人邝平章从马赛港登舟回国。同年10月在国立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翌年9月，在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他除了教学外，同时开展对蒙元史的研究。同年发表《新元史·蒙元几史记爱薛传订误》。民国30年发表《斡脱杂考》。民国35年发表《元典章译语集解》。民国37年发表《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独健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为人正直，追求进步。民国31年后，就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地方党组织有着联系，他冒着风险保护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地下党组织为着防止国民党破坏，组织护校指挥部，他担任总指挥。

他从1940年9月至1952年在燕京大学历任讲师、教授、教务长、代校长等职。共和国成立后，荣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教育局局长，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他曾去乌兰巴托为中苏蒙合作共同研究蒙古史进行了有益的磋商。195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同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独健任内蒙东北调查组组长，亲自撰写《蒙古族简史》的部分章节，并审定全书。还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参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长，组织并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历史纲要》中有关蒙古部分(改题为《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的翻译出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元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他同吴晗、翦伯赞等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他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还受聘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辞海》民族分册编委，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民族部分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战士的铮铮铁骨。为此，他被赶到“五·七干校”打扫厕所。1971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主持二十四史的《元史》标点、校勘工作。查阅了200多种有关的史书，勘出书中讹误千余处，使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标点本，成为我国目前最好的版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并兼任社会历史研究室主任。历任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1978年他主持召开民族历史科学座谈会，初拟《1979年至1985年民族历史研究规划》。第二年又在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就全国民族史研究项目，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建议，为民族史研究工作勾画一幅可行的蓝图。

197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同年去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并任副主席。他十分重视运用语言工具，能应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种语言文字，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他的发起、支持和推动之下，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80年他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对今后元史研究的几点希望和建议》，受到与会者的关注。1980年1月，他主持筹备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事宜，8月在承德召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1983年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并任理事长。同年，任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是出色的民族史研究人员和组织者，1979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于他的推动，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许多著作纷纷问世。他校订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他主持翻译出版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拉施特的《史集》，并组织《马可波罗行记》的汉译以及《全元诗》的编辑工作。他担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分册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

1981年5月，他主持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并主编出版《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同年8月，前往乌鲁木齐主持中国蒙古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1981年9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及哈佛大学等进行为期六周的讲学和学术交流。他还于1982年4月赴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参加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会及学术讨论会。他亲自培养出一批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人崭露头角，成为史坛新秀。

1982年他主持编写《蒙古族简史》，并主编国家“六五”计划中重点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他不顾年高体弱，投入紧张的学术活动。1984年他主持《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编写组会议，并发表了《论中国民族史》。同年7月冒着盛夏酷暑到北京师范学院参加元代戏曲研究会的结业仪式，坚持站着把500多份结业证书分发给各个学员。8月，前往呼和浩特参加《蒙古族简史》审书会议。在会议间隙抽两天时间乘汽车前往包头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会议。回到北京以后，11月又参加《藏族简史》审书会。接着主持在北京召开的民族史学会工作会议。12月前往广州参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讲了《再谈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心的几个问题》。终因积劳成疾，才住进了医院。

1985年他重病在身，仍坚持会见全国各地民族史研究工作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议。紧接着又主持由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答辩会。1986年5月在病榻上，他深知自己在世时日不多，因而抢时间做工作，抱病召集《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编写组人员开会，并约见《蒙古族简史》和《中国民族史纲要》编写组的同志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他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经领导批准，正在筹备为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研究集》为其贺庆之际。不幸由于他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1986年5月28日一代名学者终于与世长辞。

倪朝龙

倪朝龙(1906～1931)　别号啸云，福清县东张镇人。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生于小商家庭。民国9年(1920年)考进福建私立法政学院附属中学。在该校求学时，接受民主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民国13年法政中学毕业后，前往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未果。遂于翌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北伐军，在何应钦部(第一军)一师政治部任宣传员。民国15年12月北伐军进占福州，他随军返闽。翌年初，解甲回乡，协助东张镇筹备组建国民党区党部，并发动农民群众掀起反对征收“鸦片捐”、“团捐”运动。

抗“捐”斗争打击了东张地区的反动势力，朝龙成了豪绅地主的眼中钉，屡遭迫害，有家难回。民国16年夏，他就学于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师范科。接触并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大量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由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表现突出，被选为中共上海江湾区区委委员。

民国17年，他由师范科转入劳农学院社会经济学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革命立场更加坚定。

民国18年冬，他回东张过寒假。春节期间，组织领导返乡的大中学生党团员在县城开展革命宣传，点燃了福清地下革命斗争的烈火。

民国19年，他担任劳动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在劳大师生中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是年12月10日，他到江湾一同志家里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会议，不幸被特务发觉，同与会的20多个同志一起被捕。

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仍坚持革命气节，严守组织机密。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无效，于民国20年4月，被反动军事法庭判处9年(一说12年)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同年8月，因刑致疾，病逝狱中，终年25岁。

郑笑妹

郑笑妹(1906～1951)　福清阳下镇西郑村人。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六日(1906年8月15日)。家贫，16岁出嫁到音西埕底下村一贫农家庭。不久，丈夫贫病逝世，招赘雇农曾阿姆为夫婿。

民国21年(1932年)冬，笑妹夫妇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组织秘密农会，发展10几位贫苦农民参加革命，使龙溪村成为地下党的革命据点。民国23年4月，经地下党领导人何文成、余长钺介绍，笑妹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闽中特委、福清县委交通员。旋即奉命举家迁居福清北区新人店，以开设茶店为掩护，建立地下党秘密交通站。直至福清解放，交通站秘密活动长达15年，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种重要任务。

民国23年6月，笑妹参与地下党发动的南西亭革命暴动。7月，又参与策划北西亭暴动。不久，县委领导人何文成、何胥陶等被捕，县委派笑妹入狱探望，秘密转告县委组织越狱计划。何文成越狱未果，壮烈就义。8月，福清中心县委成立，她仍任交通员，顽强坚持斗争。民国25年2月底，罗汉里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警“围剿”，特委领导人刘突军带主力小分队突围到龙溪村，把18枝长短枪和数千发子弹交给她保藏。叛徒魏耿带国民党宪兵来搜查，笑妹智斗敌顽，保护了党的这批武器。

民国30年初，笑妹丈夫曾阿姆病逝，地下党委任其子曾焕章为交通员。从此，母子俩肩负起交通站的重任。4月20日，融城首次陷于日军。地下党陈金来在北区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笑妹奉命配合郭土春筹集武器，迅速从闽侯县等地购回20余枝步枪，加强了游击队的装备，壮大了抗日队伍。民国33年11月，融城二次陷落，日军四出劫掠。一日，日军30余人窜犯北区。笑妹挺身而出，带领20多位热血青年，向地方豪绅借得9枝步枪，埋伏在溪东河背，打得日兵狼狈逃回县城，使北区群众免遭日寇的蹂躏。

民国3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进攻地下党根据地。笑妹一次又一次巧妙化装，穿越封锁线，到根据地和地下联络点递送情报。同时，掩护闽中特派员林汝南在北区开展活动。并在墓亭楼、云中洋等地建立新的革命据点。

同年3月，笑妹到后溪根据地执行任务，途中被敌人抓捕，备受酷刑，宁死不屈，关押3个月释放。民国35年2月，第二次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摧残，几次受刑昏死过去，仍顽强斗争，敌人查不出证据，囚禁8个月后释放。民国36年1月，儿子曾焕章被捕，笑妹前去探狱，鼓励儿子坚持斗争，后经组织营救获释。至年底，笑妹又第三次坐牢，敌人用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高贵气节。在残酷的革命年代，笑妹为了支援革命，卖掉了仅有的4亩山田，又忍痛卖了两个女儿，贡献出所能贡献的一切。

民国37年，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笑妹全家都投入解放战争的洪流，她在北区发动群众开展“双减”、反霸、反“三征”斗争，并配合地下党武工队，向地主、豪绅收缴武器弹药，壮大游击队武装，迎接福清解放。

1950年笑妹当选为福建省第一届劳动模范，应邀在全省英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坚持革命十八年》的报告，受到省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1951年3月15日，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终年45岁。

黄孝敏

黄孝敏(1907～1937)　又名黄孝闵，字累骞，福建古田县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土地革命时期，为福清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民国1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3月，参与组建中共古田特别支部和农民协会，领导古田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同年12月，中共福州市委成立，孝敏任市委执行委员。翌年任市委宣传部长。任职期间，多次组织领导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集会游行。民国20年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先后到连江、罗源、莆田、永泰等县检查指导，推动各地的农民运动。民国21年初，到福清总结龙高暴动经验，把福清革命引上土地革命的轨道。尔后，出任工农红军连江十三支队支队长，把连江游击区扩大到罗源境内，创建了连罗革命根据地。

民国23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后，孝敏转移到福清，组建了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1月，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成立，兼任游击大队政委，与刘突军等一起领导创建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民国24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民国25年2月，河村桥伏击战后，国民党集中3000多兵力“清剿”罗汉里根据地。他率一个分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清剿”斗争。同年7月，奉派赴香港，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接上组织关系，恢复了闽中特委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两年多的联系。

民国26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孝敏在莆田洪渡村参加特委会议时被捕。在狱中他和战友们一道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同年6月23日，与王于洁、余长钺等特委领导人一起，在福州鸡角弄英勇就义。

陈炳奎

陈炳奎(1907～1937)　原名祖进，别名绍南、绍光、陈珊，福清阳下镇漈头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国17年(1928年)考入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与何文成等发动福清籍同学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创办《融声报》，大造革命舆论。民国20年夏，考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一年后，转到上海持志大学。在沪期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不辍学回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民国21年秋，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翌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炳奎与余长钺在福清县城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支持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随后，在北西亭、海口一带创办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民国23年春，中共福清县委成立，炳奎任县委委员，与余长钺一起，在北西亭一带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同年6月，同县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并参加了南西亭武装暴动。接着，又准备在北西亭暴动。民国24年5月，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与陈金来一起积极发动群众，支持配合闽中游击支队(后改称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开辟罗汉里革命根据地，开展三年游击战争。

民国26年初，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成立，炳奎任福清工委秘书，日夜奔波于闽中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2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在福清南西亭附近的路下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国民党特务对炳奎软硬兼施，妄图逼其就范。而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使敌人毫无所得。同年6月23日，在福州鸡角弄刑场上，与战友们一起英勇就义。

俞鸿模

俞鸿模(1908～1968)　又名少歧，福清融城西园村人。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复旦大学。民国22年(1933年)赴日本留学。

在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所领导的文艺团体的活动。民国24年，与留日同学张香山、肖岱等编辑《东流》。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数十万字中短篇小说，并在东京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炼》。

民国25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七七”事变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学国文教员。

民国27年，鸿模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文书。不久，在艾思奇等的倡议和帮助下，到汉口创办海燕书店，出版进步文学书刊。民国28年，得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的指示，到香港筹办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鸿模从印尼带回所分得的家产1万银元，全用于开办书店和充作革命活动经费。

同年冬，鸿模回到上海。翌年，海燕书店在上海复业，先后出版了《地下》、　《前夜》等30多种进步书籍。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书店和海燕书店均被迫停业。这时，他为新四军做了几个月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燕书店又复业，继续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剑》等进步书籍。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苏联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等书籍80多种。

1951年，根据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关于“专业、分工、集中”的方针，海燕书店与郭沫若的群益书店、任宗德的大孚出版社合营，成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鸿模任副社长，后又任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

“文化大革命”期间，鸿模惨遭迫害，不幸于1968年3月17日逝世，终年61岁。

何文成

何文成(1909～1935)　生于福清东张镇魁里乡华石村一个贫农家庭。3岁丧母，13岁丧父，自幼饱尝艰辛，性格刚强坚毅。民国17年(1928年)考进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学生运动。

民国19年，他与陈炳奎等创办《融声报》，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宣传。同年12月，福州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参加庆祝广州暴动3周年集会游行的大中学生。他一面奔走呼号，声援、搭救被捕的同学，一面撰写《人间地狱》、《走快些就是跑》等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抨击“法治”的虚伪，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旋即被捕，判处3年徒刑。

在牢狱里，他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淫威，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狱中斗争，用忠诚与坚贞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参加了狱中的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出狱后，他奉命回福清建党，于民国21年7月建立中共福清特别支部并担任特支书记。接着他下龙田、走海口，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民国22年5月，建立了中共龙田支部；在海口，通过“暑期国文补习班”，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革命真理，培养发展了陈金来、陈振芳(即程序)等人。

同年夏，文成与陈行福等人深入到龙田东南面的沁塘、马湖、玉田、瑶山等村，组织“瑶山人民自治会”。领导贫苦农民同地主豪绅进行政治、经济斗争，沉重地打击了龙高地区的封建剥削势力。

民国23年1月，他担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带领县委成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农运，进一步把革命重点移到农村。是年6月，发动龙高农民，在南西亭地区举行暴动，打响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福清农民武装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第一炮，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南西亭暴动以后，文成转移到福清北区，组织发动北西亭暴动。同年7月，暴动尚未举行，他被反动民团逮捕。被捕后，他守口如瓶，金钱美女、高官厚禄、严刑拷打都无法使他屈服。在监狱里，他团结难友，争取狱卒，准备越狱。越狱失败后，他被秘密上解福州继续囚禁。敌人仍不死心，又软硬兼施，故伎重演。他依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民国24年2月3日，被杀害于福州西门鸡角弄，时年24岁。

刘突军

刘突军(1909～1938)　原名郭同，又名郭隐轸，江西省信丰县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共福清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民国15年(1926年)，在江西赣州市省立第四中学参加大革命运动，为当地学生领袖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任中共信丰县委委员。翌年，参加信丰县工农武装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暴动失败后遭通缉，被迫离乡流浪到广东潮汕地区。改名冒称难民参加十九路军，并与军中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委员。

民国22年春，因身份暴露脱离十九路军，应调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工作，任福州互济会主任。翌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遭宪兵破坏，突军被捕后在押解途中机智逃脱，继而转移到福清，于7月接任福清县委书记。同年8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改任中心县委委员兼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大队长。

民国24年5月，福清和莆田两个中心县委联合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突军任特委军事部长，并继黄孝敏之后，兼任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率队打了许多胜仗，为创建罗汉里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民国25年，河村桥伏击战取得重大胜利后，国民党重兵“清剿”罗汉里根据地。他率游击队一部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清剿”行动。尔后，在支队长魏耿叛变投敌的危急关头，果断率队突围，转移到莆田境内与第二支队会合。

民国25年5月，特委决定两支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华抗日义勇军闽中支队，突军任支队政委。在他与支队长吴德标等的领导和指挥下，创建了莆永边根据地。

民国26年2月，闽中特委主要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等被捕，突军主持成立闽中工委，被推选为工委书记。“七·七”事变后，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地方当事举行合作抗日谈判，达成原则协议。突军按协议率闽中支队下山接受改编，并错误地执行顽固派的命令，进驻泉州承天寺。国民党顽固派随即软硬兼施，企图吞并红军游击队。突军识破顽固派的阴谋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想方设法向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闽粤赣省委领导反映部队的处境，请求将部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民国27年3月10日，突军由泉州乘车赴福州，途经莆田汽车站时，被执行国民党顽固派密令的国民党莆田驻军“请”到营部，秘密杀害后沉尸灭迹。

棋山妹

棋山妹(1909～1936)　闽中游击队战士、交通员。生于福清宏路镇棋山村。与镜洋乡西边村刘阿和结婚后，人们都称她“刘阿和细姐”。

刘阿和是股匪刘春水(被国民党收编后枪杀)的叔父。民国24年(1935年)，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进驻西区角楼村后，刘吓和率刘春水残部参加游击队，棋山妹随夫入伍，分配在后勤部工作。为了筹集经费粮草，棋山妹经常下山，到各基点村去发动群众捐款献粮支援游击队。在近一年时间里，为游击队筹备了近百担粮食。对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民国25年2月，游击队在福厦公路河村桥伏击国民党汽车，俘虏了七八个国民党要员。国民党集结重兵“清剿”罗汉里。在反“清剿”斗争中，棋山妹负责交通联络、传送情报。清明节前的一天早上，领导派一游击队员护送她穿越封锁线，下山搜集情报。到半岭时，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她怀有身孕动作迟缓，与掩护她的游击队员一起被捕。押送到琯口村敌保安队团部审问，敌团长以娶她当太太为诱饵，要她带路上山寻找红军游击队。遭到她严词拒绝后，就当着她的面，枪毙张木土并剖腹取肝。把血淋淋的肝脏扔在她面前，恶狠狠地威胁说：“是带队当太太，还是枪毙取心肝，自己开腔！”棋山妹圆瞪双眼，怒视凶残的敌人，骂不绝口。敌团长气炸了肺，下令把她枪毙后，割下头颅悬街示众。

棋山妹牺牲时，年仅27岁。身上还怀着3个月的胎儿。

王文杰

王文杰(1911～1971)　又名温洁。清宣统三年二月初十日(1911年3月10日)出生于福清音西镇瑶峰村。9岁入私塾读书，即能背诵《四书》、《左传》、《诗经》。民国14年(1925年)就读于福清县立高级小学。民国16年升学于福州三牧坊中学(现为福州第一中学)。

民国21年，高中毕业后，为了生计，先后执教于福清海口小学、茶亭初级小学。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于北平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年后改修历史系。民国26年毕业，以《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的论文，获史学士学位。

时值“七·七”事变发生，北平地区混乱，无处就业，遂回乡就职于福清初级中学。民国28年，受聘前往云南，先后在建水临安中学、建水师范学校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是时，他针对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政策，发表了《从历代暴君看当代“希特勒”》一文，指出：“暴君”之所以“暴”，其土壤是制度。

民国30年冬，文杰身患重病，又遭丧偶之痛，于翌年3月，携一双儿女返乡，再度执教于福清初级中学。越一年，续弦后，安置好儿女，遂前往南平，先后在南平省立师专、建阳暨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5年回福州，就职于福建协和大学，历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代理历史系主任，并兼任协大学报编委。

民国34年，编撰《福清名胜史话》，同年又创作《叶向高传》，以丰富的史料，正确评价叶向高一生的功过。民国36年，修订补充《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撰著《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史料》、《十九世纪中国之自强运动》等。

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学校的改制，先后担任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教授。1956年任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1963年，被选任福建省、福州市历史学会理事。1965年，赴京搜集资料进行史学专题研究工作。自1957～1966年，连续被选任福州市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了教学和培养青年教师，文杰先后撰有《郑成功抗清斗争的社会基础》、《郑成功抗清的性质》、《郑成功史料选编》(与姜子润合作)、《世界中世纪史教学讲义》、《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教学讲义》、《解放前福建船政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869～1905年马尾船政局制造舰船表》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文杰被隔离审查，长达两年三个月。1970年2月，宣布“解放”，下放于福建省柘荣县富溪公社半岭大队。同年10月，身患重病，因未能及时治疗，不幸于1971年1月30日逝世，终年60岁。葬于柘荣县城近郊山地上。1978年9月29日，中共福建师大党委宣布《关于为王文杰同志平反的决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肯定文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教学认真，专心致志于史学学术研究”、“是一位有为的学者，有一颗真诚的爱国心”。

文杰一生勤奋好学，先后掌握英、日、法、德、俄五门外语。“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盛传大学将取消文科，他不顾将届花甲高龄，重温理科知识，准备必要时到中学任教。

陈云官

陈云官(1911～1986)　字蔚云，清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1911年6月11日)出生于福清融城。父陈应枢，系县立文山小学校长。云官幼承父教，在家塾攻读经书，后就读于文山初等小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皆名列前茅。民国17年(1928年)考入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尤以文章、书法见长。民国20年升入厦门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回福清任县立农业职业初中、私立明义初中教员。民国28年曾一度应聘任省立永安中学教员，一学期后，又回县任明义初级中学教员。此后便长期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早在学生时代，云官就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民国29年，陈振先和进步学生吴端升等人创办“原野读书会”，发行《原野》月刊，云官为之写创刊词。该刊经常发表抨击国民党暴政的文章，发行一年被勒令停刊。

民国30年4月，融城沦陷，云官举家外避他乡。8月融城光复，他任县立初级中学教导主任。民国32年8月，云官与刘天仇先生等发起创办福清私立文光职业中学(后改为完全中学)，担任训导主任，兼校董事，次年任校务主任。民国33年3月，与吴承铭、吴启祥等人倡议创办福清私立闽海初级中学，任校董事(后又兼任校长)。其间还兼任福清惠乐生高级护士学校语文教员。

民国35年后，云官先后担任福清县立中学、文光中学、闽海中学的校长或校务主任，并兼任3所中学的校董事，竭尽心血，筹措办学资金，使3所学校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下，积极参加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民国36年3月，在福清地下党的引导下，带领全县中小学教师，揪斗贪污救济品的汪冰县长，掀起民主运动的浪潮。翌年2月，把从事地下革命的陈拓夫、陈剑森、郭茂沂等人招聘到县立中学任教，多方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年6月，为抗议县长黄际蛟推行“戡乱训令”，疯狂抓壮丁、征粮、迫害进步师生的暴行，发动城关各中小学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和全县大罢课。民国38年3月，主持全县中小学教师会议，开展“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发动县城4所中学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并发表《驱逐刽子手、马匪国藩宣言》。4月1日，发动全县中小学教师，抗议翁其法县长(军统特务)扣发教师学谷的斗争。同日，南京发生国民党军警枪杀要求实现和平的请愿学生，造成“四一”大惨案，云官提出发动全县师生声援南京学生革命运动的倡议，决定15、16日两天全县举行总罢课，并发出声援电文、声援宣言，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民国38年6月底，将全县仅有的一幅福清地形图，送给地下党，供解放福清的军事需用。7月下旬，向地下党密报国民党军队策划“围剿”大洋根据地的情报，使根据地军民有所防备。

共和国成立后，云官仍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1949年11月，当选为福清县首届人民代表。1951年初，县立初中、闽海初中、文光中学合并为福清第一中学，云官任副校长(县长李毅兼任校长)，兼任福清县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参加福建省人民革命大学进修，结业后仍任福清一中副校长。1953～1954年，兼任福清县人民政府委员，并调任福清二中教员。1956年调福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半年，旋又回到福清中学任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下放农村劳动半年，后在家养病。不久调福清一中担任教员。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此后一直在福清一中任教。1978年，“右派”、历史反革命问题得到改正、平反。云官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清县第一、四、五、六届委员。晚年仍关心桑梓的文化教育事业，广泛联络海外“三胞”，捐资兴办家乡的文教卫生事业，总金额达人民币2300多万元。1986年10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75岁。

何胥陶

何胥陶(1913～1945)　原名何本金，福清江镜镇酒店村人。民国2年(1913年)4月18日出生于富有家庭。民国19年毕业于福州国学专修学校。在学期间，受省城学生运动和土地革命浪潮的影响，对农村贫穷落后，农民生活艰难困苦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萌生了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思想。于民国1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0年，他以大家公子身份动员江镜一带的富绅大户出钱出枪武装农民，成立抗暴“救乡团”。举事那天，他率领江镜“救乡团”一路鸣锣集众，奔赴龙田，同各乡义民一起攻打匪军营部文昌阁，消灭林靖匪军。暴动后，他参与组织地方自治会，安抚死难家属，资助受伤农民，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民国23年初，中共福清县委成立，他任县委委员。同年6月，他从江镜地区发动一批农民参加南西亭暴动，接着到北区鼎底下协助县委书记何文成组织北西亭暴动。嗣后与何文成一起被捕。出狱后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继续在江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旗帜鲜明地与近房族亲、高利盘剥农民的乡绅何训月斗争，迫使其全部退还霸占的财产。

民国24年，他买了4支枪送给游击队，并留在罗汉里参加游击活动。同年年底，受魏耿(后叛变)排挤，离队，到长乐打入江田区公所当巡官。民国26年2月，因策划缴区公所的枪事泄，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二年半，送福州反省院关押。直至民国26年8月，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共中央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后，始获得自由，回到福清。

回乡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出任江德乡乡长，以合法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任职期间他暗中掩护地下党在江镜地区的活动，曾为黄国璋、陈亨源等领导人出具了100多张“通行证”；他三令五申，不准保长擅自摊派捐税，鱼肉乡民；他发动江镜群众“治水保田，改造江镜洋”，改变了江镜洋“十年九涝”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生活；他禁止迎神、做神诞，反对封建迷信，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总之，他白皮红心，为革命、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

民国29年，为进一步隐蔽自己，参加了国民党。

民国30年，福清、长乐、平潭等县沦陷后，他以江德乡长名义组织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大队，兼任大队长，曾率队在龙田蛙塘埔袭击下乡日军，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翌年秋，他的革命者身份完全暴露，被国民党当局永远开除党籍。随之，国民党军警特务多次到江镜搜捕他。父母怕他受害，劝他放弃革命，他毅然向父母表示：“我干革命雷打不动，就是丢了脑袋，也心甘情愿。”

民国33年，福清二度沦陷，他再度拉起队伍，成立福建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任支队长，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年底，他恢复了福清中心县委委员职务，积极协助陈亨源，领导福清、长乐、平潭等县的抗日反顽斗争。

民国34年5月，日军第二次撤出福州及沿海福清、长乐、平潭等县后，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他按照省委部署，把游击支队带到海上隐蔽。同年6月，在平潭县苏澳港修船休整时，被平潭县长林荫诱捕，落入顽固派魔掌，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横眉冷对，大义凛然，22日慷慨就义于福清城关瑞云塔下，时年仅32岁。

高至荣

高至荣(1913～1969)　民国2年(1913年)4月3日出生于福清三山镇玉瑶村。民国21年(1932年)6月，年方弱冠即远渡重洋，侨居印尼加里曼斯。苦心经营小本生意，有了一些资金后，于1934年11月移居泗水市经营远通五金店。因经营有方而声誉昭著。

他为人忠厚正直，乐善好施，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尤其对华侨教育事业更为热心。在他带头发动下，创办了泗水侨众中小学校，深受福清同乡的钦敬和拥戴。先后被侨众推选担任泗水玉融公会主席、泗水新华中学副董事长、泗水中华侨团联合会副主席、泗水中华医院理事、泗水中华商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任职期间，为了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和民族尊严，表现了旅外玉融儿女的优良品质。为此，他曾遭受迫害，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从不改变初衷，仍继续进行侨团活动。

1953年9月，至荣参加华侨观光团回国观光，目睹共和国建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无限欣慰，毅然决定回国定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7月31日，福清县召开第一届侨代会时，当选为福清县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县华侨建设家乡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县侨务工作。在他的努力工作和带领下，福清旅外侨胞踊跃支持家乡建设事业。全县侨务工作呈现出历史上未有的鼎盛时期，先后创建福清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福清华侨中学、福清油厂、糖厂、海口华侨农场、三山玉瑶中学、高山医院、龙田医院门诊部及灯光球场等。

1958年5月间，至荣主持召开福清归侨侨眷建设地方工业誓师大会，旅外乡亲和归侨侨眷热情高涨。综自1954～1959年，本县侨胞为地方投资478万元，为家乡公益事业捐资330多万元。

1960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到香港组织联运，进口大量粮食、食油、糖、副食品等，为缓和本县归侨、侨眷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他发动华侨捐助进口化肥7000吨、喷雾器300多台、高效农药550磅，以及双轮双铧犁及其配套轮胎和优良蔬菜种籽1000磅，为福清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2年，他又动员侨胞筹资80多万元，兴建福清侨联大厦，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于1965年竣工，成为接待福清侨胞的主要基地。

1962年2月，不幸因病逝世，年仅56岁。

至荣先后担任副县长、福清县侨联主席、闽侯专区侨联主席、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委员、福清县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等职。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生活俭朴，关心侨众和贫难侨疾苦。每月工资138元，是当时全县最高级别。他把每月工资交给出纳代存代管，全数用于救济贫难侨和华侨公益事业。他为官清廉，作风正派，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凡侨胞的馈赠礼物，不分大小，一律登记造册归公。代管侨胞委托的许多经济款项，做到一丝不苟，深受侨胞、侨眷的赞许和敬重。

余红惠

余红惠(1913～1963)　民国2年(1913年)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龟山村。

他出身贫苦，8岁时父母双亡，9岁流落福州，被“新乐天”闽剧班收容学戏。他先学小生。由于聪颖好学，16岁就出师，在福州登台献艺，主演《三笑奇缘》，一举成名。民国22年，他来到福清阿渠班领衔主演《狸猫换太子》等剧，成为最受福清观众欢迎的演员。

抗日战争期间，农村萧条，闽剧失去阵地。他弃戏改说评话，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他为复兴福清闽剧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将流浪到各地的艺人组织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福清闽剧班社，为保留闽剧艺术精华，培养闽剧人才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为后来组建福清县闽剧团奠定了基础。

共和国成立后，余红惠参加福清县闽剧团(原名和平剧团)的创建工作，历任福清县闽剧团副团长、闽侯地区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他身体力行，不辞劳苦，亲自整理、导演和主演了《白梨花》、《彩霞楼》、《陈若霖斩皇子》等10几个传统剧目，使福清剧团名声大震，饮誉八闽。

红惠一生，对艺术有执著的追求。“戏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始终坚持练功，锐意创新改革。从道白、唱腔、眼神、科步、指法、扇工、捋须直至水袖，无不刻意求工。他的唱腔，吐字清，行腔圆润，逢高无挡，宏亮如钟，素有“金喉铜嗓”之誉。由于他善于博采京剧、昆曲、汉剧、越剧等剧种的唱腔特色，融进闽剧唱腔，因此，唱起来悦耳动听，被称为闽剧绝唱。在道白运用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功力和技巧，字字念来有声有色。他在《邱玉成斩子》中，扮演清官邱玉成怒斥不肖之子，一气念完500多个字的道白，声音铿锵、刚劲有力，如发连珠炮弹，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令人拍案叫绝。

红惠艺术造诣深、戏路广，既工小生，又擅长老生，有时也扮演丑角，可谓生丑全能。所以他一生主演过的《玉簪记》、《何文秀》、《浪子奇缘》、《彩霞楼》、《三笑奇缘》、《陈若霖斩皇子》、《炼印》、《牧羊子》、《卧薪尝胆》、《石秀上酒楼》等几十本戏，都成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1954年，他与老艺人赵时昌一起口述整理的《炼印》一剧，参加华东地区戏剧会演，以其题材新颖，立意深刻，人物设置巧妙，富有喜剧情趣，被评为优秀剧目。他本人也荣获演员奖。

1962年，福清县人民委员会和闽侯专区文化局联合举行“余红惠舞台艺术生活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省、地、市文化主管部门和县委、县府的领导以及省内许多名老艺人和专家都到会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盛赞他的艺术成就；闽剧泰斗郑奕奏、洪琛等赞扬他是戏剧界“难得的人才”。

1963年9月，他率团赴永泰县城演出，不幸感染破伤风，抢救无效，于同年9月21日溘然辞世，终年50岁。

王建道

王建道(1914～1970)　又名王保安。民国3年(1914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沙乡庙湾村1个地主家庭。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并在本乡小学当过一年代课教员。民国25年冬，参加阎锡山组织的“主张公道团”，并担任村副团长。次年2月到长治乡师范学校进修时与该团脱离。随即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民国27年年底，到“牺盟会”办的学校——长治民族革命中学培训。翌年4月编入该会组织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荣立纵队”任连工作员。同年8月参加牺盟会五专署经济建设委员会。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袭击“牺盟会”，进攻“决死队”后，经济建设委员会遭破坏，他避回老家，与组织失去联系。民国30年8月，沁水县成了游击区。他先后任村文书、第四区公所秘书、区生产助理员。民国34年9月，被评为区机关劳动模范。民国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民政助理员。后调任沁水县人民政府总务处股长、会计。

1949年3月，参加南下工作队，8月来到福清，历任第三区(龙田)区长、福清县司法科科长、福清县人民法院院长、福清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1955年1月至1959年1月，任福清县县长，1959年1月改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1963年6月又担任福清县长，1964年11月后再改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直到1967年被“造反派”夺权。

王建道的个人出身和历史，审干时都有结论，属一般政历问题。参加工作后一贯表现良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逼死人命”犯，受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1970年1月13日，在闽清县坂东镇“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里含冤去世，时年56岁。

1978年12月，中共福清县委与莆田地委给王建道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他一生的定论是：学习努力，工作积极负责；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组织性、纪律性强，严于律已，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李振祥

李振祥(1916～1976)　又名李管水，民国5年(1916年)11月11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蒲泓乡冶内杏则村，家庭中农成份，父母一字不识，吃尽文盲亏，省吃俭用供他读书。民国21年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民国28年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土沃村公所当了几天军事教官。翌年，参加沁水县抗日政府组织的征粮队，完成到敌占区为八路军征粮任务，受到嘉奖。民国32年7月因病回家务农。民国37年担任小学教员。

1949年3月随军南下，9月来到福清，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福清县委行政秘书、福清县政府总务股长、福清县粮食局副局长、局长。1962年任福清县副县长，1964年兼任中共东张水库委员会书记。1967年，被“造反派”夺权靠边站。1972年任福清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副组长，同年9月患食道癌住院动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工作。于1974年12月退休。1976年1月6日，癌症复发救治无效逝世。

他担任粮食局长10年间，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大权在握，却没有多占、多吃一斤一两，与职工们一样过“低标准”生活。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十分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能虚心接受意见，采纳建议，从不自以为是。干部职工都敢敞开胸怀，各抒已见，为他出谋献策做好工作。他劳动观点强，常跟职工一起扛粮、搞卫生。对同志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从不姑息迁就。干部职工一有错误苗头，就及时给予批评教育，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因而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遵纪守法，犯错误的极少。一个被批评教育后改正错误的干部说：“要不是李局长抓得紧，我可能要进看守所”。

吴源生

吴源生(1917～1941)　原名韵思，又作问思，别名大风、陈乞、达峰等。民国6年(1917年)12月11日出生于福清音西镇玉塘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吴启瑶是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其母何啸湖也是教育工作者。他7岁随父母进福州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毕业后，进省立福州中学续学。他好学敏求，成绩优异，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从小知文识理，10来岁就踏上革命征途。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国忧民，潜心攻读马列著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翌年，在省立福州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白杨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民国23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受破坏，“白杨社”等抗日组织亦被解散，他往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民国25年6月，他参加上海共青团组织的“中国青年抗日义勇军”，旋即受命赴桂林与国民党桂系军队谈判“义勇军”入桂抗日问题。此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8月，因蒋介石分化瓦解两广军队，致谈判无结果，李宗仁只好送他出桂。是年冬，他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遣回闽，任福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福州大众社”，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26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遭受破坏，他赴香港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认识了张云逸。是年10月底，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为代表来福建，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源生受命担任向导，并任张云逸(时为新四军参谋长)的秘书，在新四军驻榕办事处工作。

民国27年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在浙江开化改编为新四军江南第三支队，源生任支队留守处秘书。4月，他调往新四军军部担任宣传工作。后党组织派他去白区工作，他从汉口出发，到湖北经扶加入当地以“民先队”为主体的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游击队司令部移驻河南横川，国民党中统特务郭寄生潜入该部当教官，从中作梗，使“民先队”解体。是年冬，源生转移到安徽亳县，与驻涡阳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取得联系，参加争取会道门(皖豫一带农民抗暴斗争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工作。源生深入会众，宣传教育，不断提高他们觉悟，把会道门性质的组织改组成向导队、侦察队、锄奸队，去打击日伪。

民国27年底，源生离开亳县到金寨县，任大别山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编辑，旋被提为主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他议论透辟精到，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对问题的高度洞察力。不久，他被派往皖南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党政军干部训练班，担任少校指导员。他巧妙地通过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旧部陈敢的关系，进行革命活动，不断发表进步言论和文章。国民党要员赏识他的才干，阴谋拉拢利用他。李品仙召见国民党高级官员时，亦召见源生，要他发表对时局及各党派关系的看法。之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也召见他。民国28年冬，国民党政分会(在安徽省立煌地区)任他为干事，欲拉拢他不成。不久，该会秘书长张岳灵派人送便条约他谈话，当夜，敌人逼他就范不果，便把他押往安徽金寨县洪家湾集中营。

源生入狱后，敌人急于破获共产党在立煌地区的地下组织，对他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用竹筷搓指头、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灌辣椒水、上电刑等残酷折磨他；派充当特务的叛徒诱他“省悟”；把他带到山边灌木丛旁假枪毙威胁他等等，但他始终正气凛然，不为所动。为国家、为人民，源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国危无救家何计，生命能轻死不辞。”在狱中，他对难友说：“干革命工作的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肉体生命，一种是政治生命。当这两种生命不能并存的时候，只有牺牲肉体生命来保存政治生命。不为志士，便为烈士，没有第三条路。”敌人对他无可奈何，便于民国30年9月杀害了他，时年仅24岁。

余长钺

余长钺(1918～1937)　原名长秋，化名啸秋、澎秀，民国7年(1918年)10月出生于福清阳下镇阳下村。民国20年(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同年秋，参加反帝大同盟，任该组织的福清负责人。民国22年9月，因书写革命诗歌，被福州警察拘捕，囚禁于福建“反省院”。至同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获释，并担任革命政府的福清特派员。

民国23年初，中共福清县委成立，长钺任县委委员，仍负责共青团工作。6月，与何文成、陈炳奎等县委领导人一起参加南西亭农民暴动。8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建立后，积极参加游击武装斗争。民国24年初，为筹备革命经费，随父赴印尼。同年7月，以回上海升学为由，向父兄索取了600元大洋。回国进上海医学院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以同女同学李若兰的合影假称定婚，向父兄“骗取”巨款支持革命。

民国25年春，与李平、金乃华等一起组织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在上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月底，随孙大光等率抗日义勇军先遣队南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先遣队在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接受南委直接领导。11月，长钺被南委派回福建工作，任福州工委书记、中共闽中特委委员、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书记。

民国26年2月，长钺在莆田参加特委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于梧塘洪渡村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忠贞不屈、大义凛然，经常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同年6月23日，与战友们一起在福州鸡角弄英勇就义，时年未满19周岁。

俞洪庆

俞洪庆(1919～1961)　福清海口镇垱头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读过小学，参加革命前务农，兼做些小生意。

民国30年(1941年)4月，参加陈金来领导的福清抗日游击队，5月奉命以爱国游击队参谋身份与撤到龙高地区活动的平潭县长罗仲若游击队谈判，并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游击队改番号为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同年8月4日，在长乐琅尾港伏击日军的战斗中，任“敢死队”副机枪手，奋勇杀敌，荣立战功，受到嘉奖。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5年6月任中共福长林工委书记。次年3月调闽中地委任机枪警卫班班长。4月，参加龙高暴动未果，转移到莆田，加入闽中游击纵队，任第一中队(福清队)队长。民国37年6月，任中共闽中地委委员，兼中共福清县委书记，回县领导组织武工队，开展“挖蒋根”反“三征”斗争，恢复发展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壮大了游击武装力量。民国38年6月，兼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副参谋长，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及闽中各县。8月16日，福清解放，俞任县长。9月南下干部到位，改任副县长。同年11月调闽侯地委工作。1952年调华东工业部上海锅炉厂，先任“三反”打虎队队长，“三反”结束后，任锅炉厂党委书记。后调任上海中华烟厂党委书记。1961年病逝于上海。

仓夷

仓夷(1921～1946)　原名郑贻进，乳名吓礼。父亲郑亚甫，母亲郑好宋，兄弟姐妹7个，仓夷居长。民国10年(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清渔溪镇苏田村石竹自然村。

清朝末年，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其祖父不忍全家挨饿，拼凑路费，举家迁往马来亚柔佛洲新山波来港拓荒，以种植橡胶园为业，过着半原始人的生活。一年后，因不堪猛兽侵扰，又举家迁往新加坡谋生。其父既种地又拉洋车，其母既要养猪，又要做家务。生活的艰辛，使童年的仓夷养成了不怕困难，热爱劳动，办事勤快的良好习惯。

仓夷聪颖好学，到了学龄，父母先送他念私塾。在私塾里，他最用功，书念得最好。后来他先后考进新加坡光洋小学和新加坡华侨中学。由于家庭贫困，他只能边念书，边挤时间给一家商店记帐、打短工，赚点钱补助学费。他勤奋刻苦学习，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仓夷兴趣广泛，练就一手好书法，写起对联，路人赞不绝口。他在课余时间，博览群书，对中国历代英雄谱、国内外名著等，无不涉猎，使他从中受到启迪。他经常给家里人和学友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祖国山川名胜以及除恶扬善等故事，使听者获益匪浅。

民国26年，年仅16岁，正在初中二年级念书的仓夷，被“芦沟桥事变”的炮声惊动，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学业，告别亲人，回到了祖国。仓夷回国后，过了两年流浪生活，目睹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民国28年，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从这年4月起，他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办的《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0年1月，转任《晋察冀日报》、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记者。

仓夷在边区工作的7年里，经常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又经常深入到各区、村，与干部群众生活在一起，和抗战军民结下了同生死的战斗情谊，写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通讯和报道。他写的《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幸福》、《婚礼》、《爆炸英雄李勇》和《反扫荡》等通讯和报告文学，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斗志。民国31年“五·一”反扫荡后，他采访了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最英勇的模范连队，写下了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这篇作品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7天，受到冀中军区首长的嘉奖。周扬称赞仓夷是晋察冀边区最年青、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之一。

仓夷奋不顾身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边区军民的称赞。边区军民都敬重和爱戴他，民国35年解放区选举人民代表时，他被选为察哈尔省代表，新华总社任命他为特派记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共产党参加了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创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民国35年2月，仓夷奉命走上新的岗位，来到国统区北平担任记者。新的工作环境，斗争更尖锐复杂。当时国民党北平当局，大肆限制《解放》刊物与人民的联系，布置特务、暗探，跟踪记者。仓夷运用巧妙的斗争方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动大批人马，气势汹汹地要查封《解放》三日刊。仓夷既机智地通知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又及时拍下一个特务头子指挥行动的丑恶嘴脸，充分揭露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时过不久，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对各大城市实行恐怖政策，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等被无理封闭，仓夷也被迫从北平撤回张家口。

民国35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冀东解放区的安平镇发动了直接武装进攻，又造谣是人民解放军攻击了美军，从而酿成了所谓“安平事件”。消息传来，全国震动。为了弄清真相，“军调部”成立了第25执行小组，进行对“安平事件”的调处。仓夷与另一记者肖殷，奉命于8月8日由张家口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该小组的采访活动。由于该机场被美国人控制以及美军驾驶员的有意刁难，他们只允许肖殷一人上机，仓夷无奈只得改乘从张家口到大同，再赶当天由大同去北平的班机。就在仓夷在大同短暂候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诱骗，秘密杀害于山西大同马莲社西渠沟里，年仅25岁。

为了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在仓夷牺牲40周年的1986年，中共山西大同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仓夷牺牲的地方，建造了“仓夷烈士纪念碑”。并于这年8月15日，隆重举行烈士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以慰先烈，以昭后人。

陈振先

陈振先(1922～1947)　别名陈拓夫，民国11年(1922年)10月18日出生于福清海口镇斗垣村。幼年丧父，小学毕业后即随师学画。民国24年到海口镇整雅皮鞋店当学徒。在师父、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陈金来的教育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6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要求参加闽中游击队北上抗日，因年纪太轻未能如愿。翌年，党组织送他进福清私立明义中学，一面读书，一面开展学生运动。民国29年，他团结进步同学，参与组织“原野”读书会，出版《原野》半月刊，宣传抗日文化。他曾写一首诗：“激流激流，民主自由，涤荡污泥，布以新猷”。号召同学起来革命，争取民主自由。还给同学题了一首藏头诗，表示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陈兵练武，振我中华，先除倭寇，再建中华。”

民国29年秋，他辍学回家，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发动家乡青年做好准备，参加抗日游击队。翌年4月，他参加陈金来领导的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与同志们一起驰骋闽中，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长乐琅尾港伏击日军的战斗中，他参加“敢死队”奋勇杀敌，获银质荣誉奖章。

民国30年9月，日军撤出闽海地区，抗日游击队化整为零，他接受组织安排到迁往沙县的省立第一中学就读。入学后，通过读书会、文艺研究会等组织，介绍进步书籍给同学阅读，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经常在学校的墙报、刊物上写文章抨击反动统治，痛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时学校训育处主任钱念文与反动教官沆瀣一气，迫害进步学生，他发动全校学生驱逐钱念文出校。因此，受到“留校察看”处分，被迫离校后，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民国34年9月，日本投降后，他奉命上福州开展白区工作。在省立医学院等大中学校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福州第二市委会，并担任市委书记。翌年2月回闽中工作。民国36年春，担任闽中地委宣传部长，兼任福平县委书记，在福清龙高地区发动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动。

民国36年5月，他在福州，因叛徒出卖，被警察伏捕，囚禁在道山路敌保安司令部羁押所。在狱中，他经受十数次刑讯，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受刑之后，每每吟诗作赋，抒发革命豪情。9月23日，他写了一信，痛斥敌人“威胁、利诱、迫害”他的卑鄙行径，勉励亲人、战友坚定革命信念，“勇敢地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罹难前，他给母亲与弟妹写了一份遗书，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此(取)丹心照汗青”来安慰亲人，不要悲伤。

民国36年10月30日，他被杀害于长乐蕉岭，时年25岁。

靳秉恭

靳秉恭(1922～1987)　民国11年(1922年)4月，生于山西省沁水县白华乡沙腰村农民家庭。民国32年春，从沁水县抗日高小毕业后，当了近8年的小学教员、中心校长。民国35年被评为模范校长，受到奖励。民国37年参加解放战争弥汾战役支前运输队，荣立二等功。

1949年3月，随军南下，8月来到福建，分配在福清东张区公所任民政干事。1950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海口区长，中共东瀚区委书记、中共福清县委海防部长等职。1956年任中共福清县委文教部部长。1959年1月任中共福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63年任中共福清县委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靠边站。1969年成立福清县革命委员会后，先后任福清县革委会卫生局副局长、福清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副组长。1977年6月后，历任福清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福清县委常委、副书记，福清县政协主席。1984年任中共福清县委顾问。

秉恭晚年患严重心脏病，仍积极工作。1985年，荣获福州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离休后，参加老年体育协会，热心为老龄人服务。逝世前半天，还在主持老年体协会议，亲自到体育场检查工作。

秉恭组织观念强，离休后仍坚持参加党的组织活动，跟在职党员一起学习一起过组织生活。1987年3月6日，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逝世时，翻箱倒柜，找不到一套新衣服做寿衣。留给妻儿的除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外，就是一笔未还清的房债。

陈寿图

陈寿图(1923～1970)　又名陈红红，民国12年(1923年)10月出生于福清城头镇五龙村一个贫农家里。父亲陈细细妹早年往新加坡苦力谋生。寿图7岁进五龙小学读书三年，11岁到海口中心小学三年级读书，一年后即回家务农。

寿图于1949年8月参加乡减租反霸斗争。1950年当选县人民代表、农会委员，后任过乡民政、税务员、信贷员、乡长、中共五龙乡总支书记、海口区委委员、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城头公社公安特派员。

1967年2月，他公开反对“造反派”组织向党委、政府、公检法机关夺权，反对采取军管。他表示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是年11月他参加支左部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公开主张刘少奇主席和各省委书记均不能打倒。他说：“20多个省委书记都打倒，形势不是大好！”他发誓“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就不参加工作。先后写了《我的正确观点》、《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论共产党员修养)是红修养》、《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等文章，公开阐明：“刘少奇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是个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的革命家”、“邓小平书记是有名的建国将领，贡献很大，不应批判”、“不应发动群众将忠于党的主要将领和长征老干部抓去挂黑牌、戴高帽、批判游街示众”；他直言“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接受马列主义来的，但不能说顶峰”，“早请示、晚汇报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他痛心地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从中央整掉了许多党的有名望优秀人物，我认为完全错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出党，这使人气愤永远不平”。他直指：“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靠奉承拍马，骗取毛主席的信任，培养为接班人。他在中央搞宗派主义，夺取中央党政军三大权”、“林彪这样搞政变，是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给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个人野心家”、“陈伯达不是真理的人”。

1968年12月7日，县“人保组”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寿图刑事拘留。他当场严正声明：“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犯人”，他在拘留证上签注“反对军管”！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仍然威武不屈地写出《我有真理，必须坚持到底》、《我的观点永远不能改变》等文章，继续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林彪在中共‘九大’搞宗派，压倒一批老干部，提拔一批不合格的人当中央委员”、“聂元梓、江青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功劳一下子就登台拜帅呢”、“林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军事力量夺取党政领导权，利用中央电台广播和报纸、刊物做为他们攻击别人的宣传工具”。他说：“他们可以杀我的头，但杀不掉我的思想”、“就是死在监狱，也要坚持我的真理”！

1970年2月27日，县人民保卫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寿图死刑，立即执行。同日下午，他被枪决在三山公社南兜岭上。在刑车上，他顽强昂首，从被勒住的嘴里艰难地发出“我有真理”的声音。

1979年3月，县人民法院组织人员复查，认定寿图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言行完全正确，被处死刑纯属冤杀，改判宣告无罪。同年4月3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平反昭雪大会。1980年1月追认寿图为烈士。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为他建立烈士墓，发放抚恤金，并妥善安置遗属生活和工作。同年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作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辑录烈士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生平事迹和文稿，作为建国35周年案例展览宣传。

蔡云辉

蔡云辉(1923～1985)　是印尼谏义里埠世界丁香烟王国的缔造者。民国12年(1923年)8月15日，他出生于福清音西镇溪前村。

民国16年，云辉4岁时，就随父母去印尼古达玛路谋生。10岁时，因父病逝，回到家乡。两年后，又随母到印尼墨朝刀，后移居马都拉岛的三邦小镇。他随叔父到三宝垄，在叔父经营的香烟厂中工作，过着含辛茹苦的艰难生活。

1949年，他与其叔父蔡国强合股开办规模不大的“九三牌”烟厂，先担任推销员，后升任经理。1956年，他离开“九三牌”烟厂，当了烟草商掮客。越二年，他在印尼谏义里埠什曼比二巷一号租了一座厂房，创办了香烟厂，生产“盐仓”牌丁香烟。1966年，蔡国强因年老，把所经营的规模较大的烟厂交给云辉管理。从此，“盐仓”烟厂由一个家庭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今日具有全印尼最现代化设备的新型的丁香烟合成企业集团。

现“盐仓”烟厂拥有职工四、五万人，工厂总面积达302公顷，每年生产丁香烟410亿支，占印尼市场的35%。总销售量达13万亿盾。其中输出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输出到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日本、夏威尔、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和瑞士等国家和地区。每年上缴烟税约4083亿盾，占印尼政府烟税总收入的40%。仅“盐仓标”香烟一项，蔡每年可得净利约8000多万美元。

“盐仓”丁香烟厂是一个合成大企业，不但生产丁香烟，也生产烟纸，在谏义里郊外厂区建一个制烟纸厂，命名为“苏利亚西萨”，占地21公顷，投资额5000万美元；“盐仓”还在印尼泗水市郊外的瓦鲁开设一间新型印刷厂，印刷包烟纸、商标及其他印刷品；在马都拉岛有烟草种植园，外南梦有丁香种植园等。

云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善于交际，在侨居国捐建学校、医院，实行贫民免费诊疗、贫苦儿童免费入学，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他热爱祖国，桑梓情深，热心家乡建设与公益事业，长期以来，慷慨解囊在家乡捐建音西礼堂、溪前小学、福清华侨罐头厂等，对于修建石竹山风景区、福清侨中和福清医院内、外、中医大楼等，亦有较多捐赠。

云辉有5男2女，现企业由其子蔡道行、蔡道平为主经营。

1985年8月28日，云辉因心脏病，于新西兰国的澳克兰医院溘然长逝，终年62岁。

魏忠义

魏忠义(1942～1967)　民国31年(1942年)3月出生于福清三山镇王满村一个贫农家庭。因家贫，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忠义入伍后，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时，被评为“五好”队员，是福建前线部队某部三连三排排长。

1967年5月23日，他奉命执行支左军训任务，率领九龙江河道疏浚工程处民兵营的民兵，到野外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训练中，突然发生一个意外险情，民兵承官大掷弹失手，把引爆的手榴弹掉在掩体右侧仅1.7米处。承官大慌了手脚，竟跃出掩体往左边山坡上跑，整体身体暴露在手榴弹有效的火力杀伤圈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忠义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从掩体左侧跃起，急转身，猛一伸手，把承官大绊倒，接着以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刹那间，手榴弹爆炸了，忠义昏倒在血泊中，承官大却安然无恙。弹片击中忠义的后脑、颈部和背部，昏迷不醒。经医院连续58小时的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于5月25日光荣牺牲，时年仅25岁。

龙海县军民举行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征得部队和家属的同意，将忠义遗体安葬于龙海县石码镇附近的紫云山。

为表彰魏忠义的英雄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一军追记魏忠义烈士为一等功臣，原福州军区授予“支左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发出“开展学习魏忠义活动”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