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农民日本打工史：吃不饱 丢掉锄头闯东瀛

核心提示：
现在的林镜伟，早已在日本获得永久居住权，在大阪、东京一带开有三家料理店。在他店里打工的，大都是最近两三年从福清来的。前人也在给后人铺路。站在地瓜地拔草，林民清老人对记者说了句：如果儿子不出去，估计今天吃的还是地瓜。
　　72岁的林民清住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镇西山村。一栋高墙大院的六层别墅，只有一只狗跟他作伴。他的长子林镜伟和儿媳都在日本务工。
　　这样的别墅在福建福清并不罕见。一栋栋五六层高的别墅洋楼长在田间地头，一栋比一栋气派豪华。通往村子的水泥路空荡荡，偶尔见到三三两两步履蹒跚的老人，间或放学的小孩们蹦蹦跳跳，老人少不了训斥几句：快点回去做作业！不要太“野”了。这些孩子的乡村童年生活是孤独的，他们的父母大都在国外打工。

　　若问谁家有人在国外打工，只需看一样东西：房子。不出家门打工谋生是无论如何建造不起这一栋栋造价过百万元的豪宅的。从福建省福清市区到最东边的平潭岛，从福州长乐机场到福清的60公里路途，遍布一栋栋欧式风格造型精美的洋楼。民间有言无可辩驳：世界怕美国，美国怕长乐，日本怕福清。还曰：凡有华人处，必有福清人。
　　正如福建的简称“闽”，在家是条虫，出门就是龙。远涉重洋打工经商，乃当地数百年的悠久光荣传统。仅福清这个总人口120万的县级市，如今在日本打工经商的不下10万人。据统计，整个福清24个街镇，去年从海外汇入的款项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30年前，这里是农业大县，盛产地瓜和花生，穷得叮当响。穷则思变，与其饿死不如一搏，第一批赴海外打工的农民工们背起行囊，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下东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崔传义的调查结果表明，福清走出的农民工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是东南沿海早期出国打工的一批农民工。

　　原本贫穷落后的福清市港头镇芦华村，改革开放以来，共有3000多人在22个国家务工、定居、求学。村党支部副书记余德宝算了一笔账：若按最少平均每人每年汇款5万至7万元回家计算，全村每年的收入也在10个亿以上。村里80%以上家庭建起了乡村别墅。
无人不知“地瓜县”
　　福清有个别号，叫“地瓜县”。因多沙地，这里无法种植水稻。
　　回顾即将改革开放的福清，当地人的粮食以地瓜为主，有“三片地瓜一碗汤，镰刀挂壁饿断肠”的说法。1978年，整个县的生产总值仅1.3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37元，两项都是福建省倒数第二名。

　　高山公社西江小学的老师刘双平当时21岁，已经当了4年民办老师，每月工资20元。他有课在讲台，没课在田地，晚上收工回家，吃完一碗红薯汤，洗洗睡觉。

　　相比教书育人的刘老师，附近前王村的31岁青年王维光这年由于表现积极，被评为优秀社员，光荣当上了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每天天刚放亮，村里准时响起口哨声，祠堂门口集合，点名，下地干活，开始一天劳作。傍晚，收工回家。社员们枯燥单调繁忙的劳动日复一日。

　　一年忙到头，过年了，统计每人的工分，一个工分五毛钱。身为村干部的王维光挣到了200个工分，理应发给100元，但事实残酷又辛酸，村里账面上根本没有钱，因为村里没有可以挣钱的门路。最后，发给他100斤红薯作为年货。在他看来，搞集体那些年，纯属白忙活，劳动报酬为零。替生产队干活，还要自己管饭，完全属于“被动劳动”。

　　1979年，福清全县农村实现联产承包到组的重大改革。

　　高兴之余，亦忧心忡忡。摆在眼前的现实令人发愁：地少。福清地少人多，劳动力明显过剩。高山镇前王村村民王朝斯全家6口人分到两亩地，红薯留作口粮都不够，花生卖钱，一角钱一斤，亩产500公斤。收成中的1/3要上缴国家提留，饭都吃不饱。

　　村民林民清和刚成人的儿子林镜伟，一家人分到了一亩地。一亩地能干什么？一家人仍是地瓜裹腹。高山镇前王村村主任王有强说，当时很多人觉得，与其在家年年吃地瓜，不如出去闯荡，搏一把。
去哪？东渡日本。
　　福清人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漂洋过海闯南洋，乃是当地先民先驱们的光荣传统。福清人闯荡日本可追溯到明初，后倭寇侵扰福清，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清初，福清居民支持郑成功抗清，受清廷压制，一些人偷渡出洋。福清人准备重走祖宗的求生路。
“自费留学”到日本刷碗
　　20世纪70年代末，位于福清东南部龙高半岛的龙田、高山、江镜、渔溪、港头、三山等沿海乡镇，村民们去海外务工的愿望特别强烈。他们开始办理出国劳务，有些干脆铤而走险偷渡出国。

　　龙田公社扳头村村民陈勇，今年50岁。他是改革开放后村里较早去日本打工的，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向中介缴纳了1万元手续费后，证件很快就办下来了。

　　“1983年4月12日，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5月13日，坐在福清县城花费300万元盖的6层豪宅，他回忆起那天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搭上开往日本东京的航班。机票3200元，4个小时行程。
　　先到东京的堂哥在成田机场接到他。表哥和四个同乡租住在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月租约人民币2000元。陈勇上午去一所日语培训学校上课，下午2时开始在一家中华料理店洗碗倒垃圾，每天工作到夜里11时。他每月工作25天，每天240元人民币报酬，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

　　拿到这一个月的工资，陈勇的手不停颤抖，“当时有些不敢相信这钱是自己的。”他3个月就还清了为去日本借的1万元高利贷。
　　陈勇在日本呆了19年，做过5年洗碗工、8年西餐厨师，几乎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日本。换回来的收获是，他2002年回到故乡福清，开了家西餐店，建了栋豪宅。

　　比陈勇晚出去一年的同村人王妮，尽管对日语一窍不通，也去了日本，在餐馆整整洗了两年的碗，因为洗碗不需要开口说话。
危险的偷渡
　　20世纪80年代初期，像陈勇一样以自费留学名义去日本的仅在少数。多数人是通过偷渡的方式，有些人还没到目的地便命丧旅途。

　　旅途究竟有多艰难？林民清翻出一摞发黄的照片，说了句：跟运猪一样。一张老照片，背后写着：1983年3月于东京。照片上，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站在一家蔬菜店门口，目光呆滞，人都脱了形。老人说，这是大儿子林镜伟刚到日本第五天拍的。
　　林镜伟就是偷渡出去的。林民清找人借了2万元高利贷交给小蛇头。3月初的一天，他老婆早早起床，给儿子蒸了一锅地瓜。天蒙蒙亮，一辆拖拉机停在他家门口。林镜伟用两个10公斤装的塑料壶装满凉白开水，一个布袋子装上10斤熟地瓜、15斤地瓜干，带上一床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爬上了拖拉机。

　　在去平潭县的路上，陆续又上来8名偷渡客。当晚，9个人在蛇头家的牛圈里铺上一层干草，六男三女蜷缩在一起，和牛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拖拉机把大家送到一处没人的海边。

　　一艘渔船载着30多名偷渡者，从平潭岛起航劈波斩浪，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到达靠近东京的静冈。半个月旅程，林镜伟经历了渔船发动机抛锚、海上暴风雨、蛇头暴力等险况。“几名去东京投靠亲戚的妇女上船后，被带到甲板的中间舱，任蛇头为所欲为。”甲板上的暴雨流到底舱，汗臭味、垃圾和大小便混杂在一起，能把人熏晕。

　　经过这一番折腾，林镜伟上岸后，在老乡处睡了三天才醒来。因为睡得太死，老乡怎么推都推不醒他，以为他没命了。

　　即便面临把命丢在半路的危险，依然不能阻止偷渡者前赴后继出国务工。“不让他们出去，除非海水干了。”林民清说。
挡不住的赴日潮
　　林镜伟在一家冷冻厂找到一份搬运工作，开始偿还2万元的高利贷，早还一天就可以少100多元利息。

　　在日本，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福清人干的都是些报酬低下的脏活累活：在料理店刷盘子，在餐馆当服务员，在超市当营业员，在劳动密集型工厂打工，在屠宰厂杀鸡杀猪。绝大多数人同时打几份工。

　　身居日本10多年的老华侨陈才行说，很多福清老华侨最早在日本主要是贩卖布料，后来发展到去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的中华料理餐馆以及海鲜蔬菜批发市场打工，工作环境极为艰苦。

　　看到同村有胆大的在国外发了财，那些有心没胆的人也铁了心。往往一个家族只要出去了一个人，家族其他成员纷纷步入后尘，亲戚带亲戚，在日本各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个福清同乡会，他们在外统一有个响亮的名称：福清哥。

　　由于赴日者人数众多，福清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市场，分别涉及：蛇头，地下钱庄，银行，日语培训，机票代理，高利贷公司等，福清本地的建筑业因此也被带动，打工者用赚来的日元，在老家盖房子建墓地。

　　一个现象是，在福清如果是做买卖，很难借到钱。但是一个人如果要去日本打工，即使他已经背着一身债务，还是有人愿意给他资助数十万元。条件就是在国外赚的钱必须首先用来还债。

　　由于非法移民猖獗，福清市港头镇芦华村曾被公安部门列为“非法移民村”，并被施以停办护照3年的处罚，到前年才开始办理护照。即使如此，芦华村很多人照样通过求学、伴读、夫妻团圆等方式出去。芦华村党支部副书记余德宝说，“无非是手续繁琐一点，花的钱多一点。”
　　原本贫穷落后的芦华村，改革开放以来，共有3000多人在22个国家务工、定居、求学，主要是分布在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余德宝给记者算了笔账，若按最少平均每人每年汇款5万至7万元回家计算，全村每年的收入也在10个亿以上，村里80%以上家庭建起了乡村别墅。

　　现在的林镜伟，早已在日本获得永久居住权，在大阪、东京一带开有三家料理店。在他店里打工的，大都是最近两三年从福清来的。前人也在给后人铺路。

　　站在地瓜地拔草，林民清老人对记者说了句：如果儿子不出去，估计今天吃的还是地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