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家境贫寒，民国初年，何隆朝父母亲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印尼谋生。何隆朝在本村念过三年私塾，不久便辍学随祖父生活，从事家庭杂务与田间农作，苦度时日。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社会动荡，人心惶惶，9岁的何隆朝跟随同乡乘船辗转来到印尼。为了生计，他与父母在中爪哇小镇淡满光，从事售卖日用品的小本生意。
1942年日寇侵占印尼后，何隆朝和家人迁至三宝垄乡下避居，在叔父“瑞昌号”布店协助经营布疋。由于边远地区民众往来不便，经销布疋必须手提肩挑到乡村兜售，终日奔波。年轻精明的何隆朝不辞劳苦，早起晚睡，又待人诚恳，深得叔父的信任。不久，布匹被日寇定为军需物资，不允许自由买卖。何隆朝失业了，只好东拼西借开办了一间小吃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之后又先后做起售卖咖啡豆、食粮的买卖。何隆朝一边谋求生活出路，一边补习初高中课程。后来经人推荐，被三宝垄一家华侨学校聘为教师，主要教授四年级的国文、数学和体育。
1947年，他重操旧业，帮助叔父经营“瑞昌号”布店，成为负责整个布店的大掌柜。 凭借天生的商业智慧和诚信经营，何隆朝对布料批发零售轻车熟路，“瑞昌号”在短时间内被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三宝垄实力最强的布商。当时在中爪哇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到三宝垄不去堪哇弄（地名），等于没有去；去堪哇弄不逛瑞昌布店，等于白跑一趟。”叔父大喜过望，决定将“瑞昌号”20%的股份让给何隆朝。一两年后，何隆朝拥有的股份又涨到了40%。
（二）
1955年4月，举世闻名的亚非大会在印尼万隆会议举行。这次会议，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地华侨社团和广大侨胞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相继成立了迎接祖国亲人的接待筹备机构，开展各项准备事宜。何隆朝被指定负责后勤组，着手准备迎送、食宿、车辆及协助中国代表团安保工作。当时，国际环境和印尼社会比较复杂，安保工作更须做到万无一失，何隆朝前后躬身忙碌了一个月，日以继夜，事无巨细，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55年国庆节，国务院邀请一批为万隆会议作出贡献的印尼华侨代表参加国庆观礼。何隆朝荣幸地作为其中一员受邀回国，并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归国参观期间，他看到新中国工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也萌发了回印尼开办工厂的想法。
（三）
1955年底，何隆朝与叔父合资开办了一家小规模针织厂，专门编织背心、圆领上衣，迈出了开办工业企业的第一步。凭借质量过硬和生产成本控制，针织厂产品物美价廉、一路畅销，还创立了“鹿牌”针织坯布、“木星牌”圆领背心两大品牌。
1962年初，何隆朝独资创办了爪哇纺织厂，从原棉进厂到编出布疋，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纺织厂有棉纺机100多台，员工2000多名，在当时民生工业仍不发达的印尼，这座工厂已经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企业。
（四）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突然颁布第10号总统令，明令自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尼县级以下地区经商。一纸法令，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摧毁了数百年以来华人在其乡村地区建立的零售商业基础，使近50万华侨陷入绝境。
面对大批流离失所而又自愿回国的海外游子，中国政府敞开了怀抱。1960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协调下，中国派出向苏联等国租用的4艘海轮，分别驶往印尼雅加达、泗水、万隆和三宝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的首次海外大型“撤侨”行动。
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遣侨”风暴中，三宝垄中华侨团总会以古道热肠，向中爪哇省10000多名归国难侨伸出了援手。从三宝垄到中国广州，往返一趟需要约20天，中爪哇各地的一批批难侨到达三宝垄后，需要安排落脚之处，并住上10天半个月等候国内接侨的轮船。这些华侨，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被分别安置在福建福清江镜和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华侨农场，在祖国怀抱中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作为整个援助行动的总指挥，何隆朝运筹帷幄、大智大勇，并利用自己与当地军政当局建立的“过硬”关系，想方设法、不厌其烦地为被遣难侨携带黄金等用血汗换来的一些财物进行通融。其由此赢得的声望，至今仍在侨界传颂。
（五）
1967年3月，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上任后，推行强迫同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华人改名换姓运动。许多老一辈华侨心有不甘，但为了求学、就业、从商路上不被卡住刁难，最终绝大多数人只能含泪为自己另外起了一个印尼的姓名。
面对当局的逼迫，“硬汉”何隆朝依然特立独行，始终坚持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他强硬地表示，我只有一个名字叫何隆朝，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就叫何隆朝！
（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齐名的“亚洲四小虎”之一，印尼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重点，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七十年代初期，三宝垄市政府制定扩大市区的规划，土地价格极为优惠。何隆朝高瞻远瞩，多方筹集资金，果断购入市郊近2000亩土地，用于地产开发和开设新厂。果然七十年代后期，地价飚升，获利颇丰。
八十年代初，何隆朝开始进入金融业，创办了三宝垄经济发展银行。同时紧紧抓住全球市场商机，与人合伙在三宝垄市郊创建了宝利塑料有限公司。该企业织机300台，员工3000多名，形成了从原材料到编织、缝袋、印刷、检验、包装全流程的先进生产线，年产水泥、化肥、饲料、食糖用袋2亿只。不久他将银行抵押出去，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何隆朝既当老板，又当推销员。不到一年时间，销路迅速打开，除了供应本国市场，还畅销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和中东等20多个国家地区，生产一片繁忙，利润滚滚而来。此后，他又建起两座巨型车间，采购三四百台编织机，增添10多条先进的生产线。到九十年代，编织机增加到750多台，拥有4000名员工，配备了30条国际一流技术水准的拉丝生产线，形成年产3万多吨、10多亿条塑料编织袋的生产规模，一跃成为亚洲同类产品中最大的生产商。
九十年代上半叶，何隆朝又相继投资创办了玻璃纤维纸厂、包装纸厂、录音带厂和汽车配件厂。他从英美日德等国引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BOPP、激光制版等设备，建成了印尼最大的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产品一半以上出口。
从1955年创建第一家小型编织厂，到1996年拥有10 多家联合公司，宝利已成长为集研发、生产、贸易于一体的企业集团，产品也由单一的塑料编织袋，发展到囊括香烟薄膜、保鲜薄膜、编织袋、瓦楞箱、塑料蓬布、复合真空膜、捆扎绳和透明胶带等所有的软塑包装新材料，何隆朝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塑胶大王”。
（七）
何隆朝一生爱国爱乡，热心服务群众、造福社会，当地侨胞和民众对其赞仰备至，业界同仁对其尊崇有加。
何隆朝16岁时就担任侨团理事会总务。1950年堪哇弄成立了三宝垄布商工会，何隆朝以办事公道、能力出众，被推选为主席。1952年，何隆朝凭借崇高的威望，当选三宝垄中华总会主席。1965年又被推选为三宝垄玉融公会主席。还先后担任新友社副主席、新友中小学董事长、龙华中小学董事长、华英中小学董事部秘书长、中华医院董事。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进社团发展，携手乡侨创业，热心华校教育，不计私利，甚孚众望。由此，他也结识了一大批政企各界人士，人脉资源越来越广泛。
2002年，被强迫关闭30多年的三宝垄中华总会重新恢复，何隆朝以崇高的威望，再度当选主席。
（八）
何隆朝长期生活在海外，但始终心系祖国、关注家乡。在事业成功之时，他总是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全心全意为家乡发展奉献心力。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多年间，是宝利集团成长的黄金时期，机器开足马力，车间昼夜繁忙，规模不断壮大，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其间，何隆朝专门从中国购进一批塑料机械产品，并且定下一个原则：集团订购的设备，凡是中国能生产的，就不从其他国家进口，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亚华贸易公司，代理从中国输入的机械、化工产品等业务。
2025年，是福建省福清华侨中学创校70周年。早在1955年，由著名侨领高至荣发起倡议，印尼雅加达、泗水、三宝垄等地玉融公会和社团酝酿在福清创办侨校的时候，何隆朝就率先捐资，为福清私立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福清侨中前身）的创立争当铺路石。上世纪九十年代，何隆朝又牵头印尼侨胞捐资850万元，新建福清华侨中学综合大楼、办公大楼和学生食堂等工程。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2021年获批更名为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附属龙华职业技术学校。该校创办于1987年，是何隆朝带领三宝垄福清同乡会侨胞共同筹资数百万港元创建的。10年后，何隆朝又捐出30万港元。2004年他再次捐资100万元，新建总面积5000平方米的“何隆朝楼”。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福清龙华职专建校10周年亲笔题词：“华侨之花，职教之光”——这是人民领袖对以何隆朝为代表的广大侨胞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高度赞许，也是对以龙华职专为代表的福清职业教育服务发展、桃李满园的殷切期待。
此外，何隆朝还倾心关注、积极支持家乡各项事业发展。三年灾害期间，他携印尼乡侨向福清捐赠了大批种子、化肥等农资，帮助家乡渡过难关。1992年，他慷慨解囊，为福清建设闽江调水工程捐出40.5万元。他还陆续捐资数百万元，新建江镜中心小学教学楼、江镜侨联综合楼、江镜综合文化站“何隆朝楼”、江镜卫生院，捐助成立江镜老年人养老基金会。向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捐资上百万元，新建一栋现代化的“何隆朝教学室”。
2008年10月，何隆朝生前最后一次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坐着轮椅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老人竖起大拇指道：“祖国好！”
2011年10月，何隆朝在三宝垄寓所逝世，享年83岁。
有媒体评论：“他的离去，标志着老一辈堪称真正意义的侨领的时代就此结束。”
我脑子特别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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