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是一块红色土地，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无数福清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守信仰，忘我奋斗，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吴源生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革命烈士。作为当年跟随张云逸同志参加过新四军第三支队组建，并坚守在皖南抗战前线的革命战士，吴源生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却倒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之下。正如监狱中的难友普梅夫在《回忆吴达峰同志》中所述，他是“倒在大别山最黑暗一角的年青巨人”，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勇士”。
一、刻苦学习，才华横溢
吴源生（1917-1941），原名韵思，小名思思，又作问思，先后使用过大风、陈乞、达峰等笔名。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玉塘村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
吴源生四岁时，生母林珠菊去世，后由父亲吴启瑶、继母何啸湖抚养长大。吴启瑶是一位颇有艺术才华，致力于美术创作和教学的美术教师，为人正直，满腹诗书，严于家教，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继母何啸湖系当时福州美术界西画领军人物何尔赓长女，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聪明贤惠，爱好绘画。
在父母亲的熏陶、引导下，天资聪明的吴源生从小敏而好学，刻苦钻研。十一岁时，吴源生随父母来到福州，进入省立第四小学（今福州教育学院第一附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进入父亲吴启瑶任教的福州三民中学念初中。一年后转入省立福州中学（今福州一中），编在汉、英、算成绩突出的第32组，并于1933年7月初中毕业。
1934年，吴源生返回福清，在家乡小学任教，暂作转移，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积蓄力量。他天天清晨练习武术，常与邻居少年斗力。他深入群众，一有机会便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935年9月，吴源生又回到福州一中高中部读书，1936年6月因赴上海参加革命斗争而中止。据难友、皖南人民文物馆整理组组长梅焕亭在1951年7月27日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吴达峰烈士》一文回忆，吴源生曾告诉过他，自己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过书”，在紧张、忙碌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充实自己。
左一为吴源生烈士
吴源生的勤奋好学和过人才华，给亲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继母何啸湖回忆，吴源生每天放学回来，“经常在廊头廊尾徘徊，总有几十次。有时微笑，有时手舞足蹈，好像脑子里在想什么似的。晚上完成作业后，就偷看马列主义的书。有一次被他父亲看见了，问他这书你看得懂吗。他说看得懂。父亲知道他心里有革命的种子，就支持他”。
吴源生的战友孙克骥将军
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孙克骥少将回忆说，他在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时，与吴源生同班，两人学习都很努力，班级考试经常轮流分占头两名。他俩都很爱好文学，看了很多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文艺作品，喜欢写文章、诗歌，立志要当文学家。孙克骥印象中的吴源生“很会写文章，言词精炼、流利。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性格冷静，爱动脑筋，从不轻易表态。脑子特别灵活，善于分析问题”。
吴源生在福州时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州市外贸局副局长郑震霆说，吴源生“活动力很强，很会说话，分析问题头头是道，所以当时经常派他当代表”。郑慧如1933年在福州三中开展妇女宣传工作时认识吴源生，跟吴源生在同一个小组，吴源生是小组负责人，经常在郑慧如家里开会。她说，吴源生“很能干，工作方法很多，很会分析问题，是‘好决’（福州方言，意为“好角色”“干才”）”。
吴源生的出色才华源于长期的刻苦钻研，他在学校读书时便“好学敏求”，参加革命后仍孜孜不倦坚持学习。1940年2月26日他在《中原》月刊任主编时，曾给父母亲写过一封家书，信中说：“一个人能不断的学习，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把社会当作学校，是不会没有前途的。几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与家书同时寄回的，还有两期他自己编辑的《中原》月刊。
即使在监狱恶劣环境下，吴源生也没有中断学习新知识，还鼓励、帮助难友学习。难友梅焕亭在《我所认识的吴达峰烈士》写道，“他喊我小梅，教我英文文法”，“还告诉我：‘离开这鬼地方，快去上学，好好地读几年书，充实自己’”，“达峰不大懂古文学，当时难友中，像朱遂先生、俞肇兴先生、普剑魔（普梅夫）先生彼时以旧诗赠答，发抒郁怀。他开始不注意，以后渐渐感到兴趣，老是让普剑魔给他讲平仄音韵，我们笑他是‘香菱学诗’”。
由于天资聪慧，加上刻苦学习，他的旧体诗写作进步很快，留下了“国危无救家何计，生命能轻死不移”的不朽名句，让难友们赞叹不已。1940年11月9日，他还在狱中为难友合撰的旧体诗集《磨剑集》作序，指出“这些诗是被压抑于生之烦恼中而不得不发出的几点热泪”，“充满新的生气”，在逆境中不忘激励难友。
吴源生意志坚定，颇有才华，又比较熟悉福州、福建情况，1937年10月至11月中旬，组织上先后派遣顾玉良、张云逸、孙克骥、吴源生等到福建。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抵闽后，即与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就在闽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进行谈判。20岁的吴源生受命担任向导，并担任张云逸秘书。1938年2月，吴源生随新四军江南第三支队北上抗日，担任第三支队留守处秘书。同年4月，调任新四军军部担任宣传工作。当年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前往白区开展工作，担任大别山区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编辑、主编，发表了多篇议论透辟、富有激情的战斗文章。
吴源生的出色才干，也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赏识，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召见他，企图拉拢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因遭到拒绝，国民党当局竟多番设计，加以陷害。
朱遂（1886-1971），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和武装倒袁，1939年8月出任安徽省全椒县县长，解放后在安徽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朱遂遭逮捕关押于立煌监狱（洪家湾集中营），与吴源生为同一监房难友。他在1951年7月写的《吴达峰烈士在洪家湾集中营的概况》中说：“他（吴源生）是绝顶聪明的人，对马列主义研究很深，所以他分析时事问题，非常正确，写文章也精彩流利。”“达峰烈士的天才和他优良的品质是太可爱了，他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他曾经写过一首《哭难友吴达峰》的七律以志哀痛：
“岁则儿曹道则师，几经艰苦始相知。
奇才独特遭天妒，遗着飘零剧我悲。
人世重回应有泪，龙门欲跃竟无期。
三千年后乾坤转，自是沉冤大白时。”
吴源生的英勇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有才华有作为的优秀人才。
二、胸怀大志，投身革命
吴源生“沉着坚定，是一个典型的革命青年”。他的革命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29年至1936年5月。主要是在校读书期间，接受党的教育，参加进步活动。
早在1929年，十二岁的吴源生在福州三民中学读书时，就结识了地下革命者、共青团员、同为福清人的余长钺，并介绍同学孙克骥与余长钺相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三省后，妄图南下华北，灭亡全中国。在这民族危亡时刻，年少的吴源生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经余长钺介绍，他和孙克骥于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白杨社”，成为党的宣传员。他积极撰写诗文，向福州中学校报、福清报刊投稿，评议时事，讴歌革命，鼓励进步青年投入斗争。
1934年，中共福建省委遭到破坏，“白杨社”等抗日组织随之解散。吴源生返回福清，在家乡小学任教。
1935年9月，吴源生回到福州一中高中部学习，不久便加入孙克骥、王一平等人组织的“读书会”。这是一个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左派青年组织。次年与另一类似组织“大众社”合并为“福州青年大众社”，成为闽中特委的外围组织。吴源生作为其中一员，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影响。
第二时期为1936年6月至1940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影响并鼓舞着一大批进步青年。1936年6月1日“两广事件”发生之日，吴源生和孙克骥豪情满怀，乘坐轮船奔赴上海，经孙克骥的同学黄尔尊介绍，加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从此，吴源生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翻开了艰苦卓绝多姿多彩的光辉一页。
到达上海后，吴源生将自己“吴韵思”的名字改为吴源生。吴、孙俩人经黄尔尊介绍，进入准备到广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抗日义勇军训练班接受培训。抗日义勇军负责人是上海共青团派来的孙大光（1985年任国家地质部部长）。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根据党组织布置，1936年9月初，孙大光带领吴源生等一批革命青年来到香港，与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临委）接上关系，并把吴源生、孙克骥介绍给南临委负责人。
之后，孙大光派遣吴源生与另一汤姓同志作为抗日义勇军代表，赴广西桂林与李宗仁、白宗禧当局谈判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桂系军阀的妥协，“两广事件”化为泡沫，而南下义勇军与广西当局的谈判自然无果而终。吴、汤两人被礼送出境，返回香港。
1936年冬，经孙大光介绍，吴源生在香港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南临委鉴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决定将义勇军遣散，成员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吴源生、孙克骥、黄尔尊、余长钺等5名福建籍同志分批回到福州，建立了中共福州工作委员会，黄尔尊为书记，吴源生等任工委委员。孙克骥跟随当时已回闽中特委工作、担任闽中特委委员的余长钺，来到福清开展革命活动。
1936年12月，吴源生与福州青年大众社社员林白一起，奉命前往闽东联系闽东红军、地下党领导人叶飞，但只找到叶飞部属的一名干部。
1937年初，福州青年大众社和闽中特委相继遭到破坏，部分成员被逮捕。1937年6月，“闽中五子”王于洁、余长钺等在福州鸡角弄英勇就义。为了继续开展斗争，吴源生与孙克骥会合，再次奔赴香港，在南临委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
1937年八九月间，吴源生与孙克骥一同进入香港南临委举办的培训班受训。由于他富有才干、表现出色，南委便把他介绍给时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的张云逸。当时张云逸受党派遣，准备到福建开展统战工作，与陈仪谈判改编在闽红军游击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需要熟悉福州情况的人员帮助。于是南临委便派吴源生、孙克骥当向导，陪同张云逸赴闽。
到达福州之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设在三坊七巷的安民巷，吴源生和白丁（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一起担任张云逸的秘书。
1938年2月，张云逸带吴源生来到浙江省开化县，将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吴源生担任司令部秘书，孙克骥任宣传科长，叶飞任三支队六团团长。
据柳向光（曾任上海市卫生防疫站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志回忆，他和吴源生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相处两个月，在新四军三支队共事约一年。他说，张云逸和吴源生关系很密切。1956年张云逸到上海时，还向其问起吴源生。
吴源生与孙克骥是小学、中学同学，孙克骥称两人为“总角之交”。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他俩经常往来，多次接触，探讨时事政治，还一起参加新四军举办的建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聆听项英同志报告。据孙克骥回忆，193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吴源生从军部来到相距十多里外的第三支队，跑得满头大汗，他告诉孙克骥，党组织派他到武汉开展白区统战工作，还在孙克骥的本子上写下通讯地址。
离开新四军之后，吴源生根据党组织安排，与姑丈、第四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俞奋初（又名俞肇兴）取得联系，自湖北汉口出发，经麻城转入河南省经扶（今河南新县）、潢川县，到达安徽省立煌县（1947年9月建立民主政权，改名金寨县），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在经扶县，他加入以“民先队”为主的青年军团，在各处收集散兵，检拾弃械，组织武装力量。同时改造宗教会道门等民间团体，使之成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冬，吴源生随俞奋初来到安徽亳县，担任县政指导员。
1939年底，吴源生离开亳县来到立煌县（金寨县），受命担任《中原》月刊编辑，后任主编。《中原》的编辑业务由革命人士掌握，对推动中原地区抗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吴源生在编辑、出版月刊同时，还以陈乞、吴大风、大风、吴达峰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目前存世的有9篇，其中有1篇是在狱中写的经济论文。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国内外形势、抗日战争态势、大别山区游击战、会道门等帮会组织和当时中国的经济民生等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刻洞察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源生还向福清的《原野》刊物供稿，《反汉奸的汉奸儿子》《苏联会不会不顾中国友谊》《闽江口以北的行进》等3篇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分别在1940、1941年发表。在《闽江口以北的行进》一文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以记者身份，从福州台江坐船，经过马尾、连江琯头、连江县城、浦口、东岱、官岭、小埕、定海等地的三夜四天的巡行过程，提出了加强海防、强化抗日和改善百姓特别是渔民生活条件等看法，以事论理，切中要害，很有独到见解。
三、备受酷刑，坚贞不屈
提任《中原》月刊主编后不久，吴源生受聘前往国民党当局举办的皖南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担任少校指导员。他巧妙地通过李品仙颇为信任的部属陈敢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际上反共限共，除了军事上制造摩擦，对优秀的共产党人则百般拉拢利用，拉拢不成的便残忍杀害。李品仙得知吴源生才华，便召他谈话，决定调他担任战地党政分会干事。1940年10月某日的午后三时许，分会少将秘书主任张岳灵约他谈话，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见吴源生拒绝为其所用，杀心顿起，于指使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卓衔之，借机将他扣押于洪家湾洪家祠堂监狱。
自此，吴源生开始了在国民党监狱斗争的第三个革命时期。
次日，同在战地党政分会担任中校干事的俞步骐得知吴源生被扣押，便到吴源生住处检收行李。俞步骐在1957年7月所写的《忆大风烈士》中回忆：发现风（即大风、吴源生）之秘密文件数种，计有：1.新四军江南支队派令一件，文曰“兹派吴源生为本部秘书，支队长张云逸”。2.大风呈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此处有误，袁国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有袁的亲笔批语。3.沈絮照片一张，背面有沈的细致字句。4.苏维埃政府的钞票两张（似均系一元的）。5.文稿信稿十来张（未看内容）。恐特务搜查，焚毁。
这里明确指出吴源生与张云逸、袁国平的关系。关于吴源生与沈絮的关系，据俞步骐回忆录说，1938年，吴源生在经扶县认识青年军团实习队女同学沈絮，沈絮“美而善话剧，为民先队员，与风恋爱，情意殊浓”。由此可知，吴源生与沈絮志同道合，感情融洽，但为了革命事业，置个人情爱、婚姻于度外，直至英勇献身。
安徽省金寨县
洪家湾集中营，位于今安徽省金寨县史河西岸，表面上称为“安徽省党部特别训练处”，直属臭名昭著的中统管辖，实际上是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吴源生先被囚禁在东5号牢房，后被转移到条件更差的1号牢房。这个长不满一丈五尺、宽不到八尺的小房间，关了十几个人。房间阴暗潮湿，放置一个粪桶，十几个人只能侧身睡在霉烂的杂草上。
与吴源生关在同牢房的难友梅焕亭、郑重、朱遂、普梅夫，回忆起吴源生遭受的酷刑、狱中的生活和对他们的帮助，都无比沉痛。吴源生入狱后“非常倔强”，国民党当局“仅仅要他在‘自新’的文件上签上一个名字，他都不肯”。至于要他供出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党的组织、非党的进步人士，他更是一口拒绝。为此，监狱方面对他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审讯，使用了鞭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吊鸭儿浮水、上电刑、竹筷搓手指等令人发指的酷刑。难友梅焕亭在回忆吴源生受电刑状况时写道，“我鲜明的记得，达峰每次出去，不久就听到电刑机嗡嗡的响”，“他每次回来，总是色如死灰，半晌不语，一屋的人相顾黯然”。
无法使吴源生屈服，监狱又用了以毛巾蒙面、用绳子系手牵于山上环转疾走，至断足胫，甚至某夜用手枪在脑际击发，作假枪毙状，致使其昏迷耳聋达一周之久这样极其残忍的刑罚。但所在这些伎俩，依然无法从吴源生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线索。难友普梅夫在《回忆吴达峰同志》中写道：“据我所知所闻，所有被囚禁过‘特训处’的人，受酷刑拷逼的，要算是达峰最重最多。绝大多数人也是备受折磨，不过不如吴达峰所受之甚。”吴源生坚贞不屈的钢铁般意志，使难友们深受感动，称他具有“伟大忠贞的人格”，是“威武不能屈的勇士”和“倒在大别山最黑暗一角的年青巨人”。
洪家湾监狱囚禁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源生在忍受酷刑的同时，把牢房当作斗争、学习、宣传、写作的场所。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镇静，很少愤怒，很少伤感”，“从没有发过一句悲观的言论”。他对同牢房难友普梅夫细心关照、安慰，使普梅夫“顿然感到一股阶级友爱互助的热情温暖着心胸”。他鼓励比他小五岁的同牢房难友梅焕亭“别害怕，别想家，别焦灼”，还教小梅学英文。他与朱遂在狱中研讨马列主义，品读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等极具民族气节的诗词，抒发出“一转又是三千年”豪迈情怀。他向难友普剑魔学写古诗，写出了“国危无救家何计，生命能轻死不移”这样心系危亡、舍生取义的感人诗句。
值得一提的是，在狱中，他还和难友陆嘉书探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撰写出两篇经济论文，托出狱的难友先后带出，由已出狱的难友普梅夫替他以大风名义，发表在《中原》月刊上。其中一篇《从生产组织科学化到生产技术现代化（研究提纲）》，刊登于1940年1月2日《中原》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国民党反动当局认定从吴源生口中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后，便于1941年9月某日半夜，将他残忍地活埋在“特训处”后面的山上。其烈士审批表上，也明确认定吴源生“1941年在安徽金寨县洪家湾集中营被活埋”。吴源生铁骨铮铮、忠于信仰，顶天立地、宁死不屈，他以满腔忠诚矗立起一座共产党人的不朽丰碑。
1950年，吴源生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1952年10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向吴源生父亲吴启瑶颁发了由毛泽东同志署名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3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烈士母亲何啸湖（吴启瑶已去世）重新颁发吴源生革命烈士证明书。
吴源生从一位在校学生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是党组织的引导培养和同学、战友、难友的帮助勉励的结果，也与其家庭的熏陶、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吴启瑶深明大义，始终支持吴源生参加革命。吴源生为国捐躯后，吴启瑶于1974、1975年交托女儿吴问青上北京、到上海，采访了吴源生生前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同学、战友等6人，作了详细记录，留下了难得的珍贵史料。吴问青和弟弟吴问峥将这些资料汇编成《镌刻在丰碑上的名字——吴源生》一书。吴问峥还把吴源生的存世遗著打印汇编成册，让吴源生的光辉一生长留青史，激励后人。
文/郑训斌。参考文献：吴问青、吴问峥《镌刻在丰碑上的名字——吴源生》，孙克骥将军回忆录《夕拾集》，华晓琦《儒将孙克骥将军［夕拾集］出版》，张铣《开国少将孙克骥与福清的革命情缘》，《玉融英烈》（1995年出版，中共福清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民政局编）。
来源 知福清
福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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