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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Sun� 发表于 2019-4-25 10: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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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唐宋乡里保今之镇(乡)村余长通


岁月悠悠,朝代更迭。福清建县始于唐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昔时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分为乡、里、保、邻 4 个层次,即:“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五保为里、五里为乡”。故史籍记载当年割长乐县南八乡置县,宋并为 7 乡 36 里,元同宋制,明改 6 隅 36 里 112 图,清立 5 镇 10 乡,民国设 9区署 511 保 5078 甲,现有 19 镇 2 乡 454 个村(居)委会 1723 个自然村。特编《古今地名对照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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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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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争奇斗妍的福清地名

林一霹

地名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科学地记载了天文地理、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资料,犹如一座完美的知识百花园地。福清的地名,含义深远,内容丰富,由来多样,别有情趣。福清二字就是按境内山水的来向命名的,其别称玉融又是按县治所对山岳的石质而定名,两者的含义维妙维肖,词句典雅,匹配完善。渔溪联华、侨丰,则有团结侨胞、振兴侨乡之意,颇具浓厚侨区特色。镜洋光荣,是称赞东张水库淹没区的移民,克己为公、无上光荣的好地名。港头、高山、新厝、沙埔的杭下和杭卞前,都是纪念林氏祖先从浙江杭州南迁来融的历史地名。此外,在龙高半岛还有按薛氏宗族分支出去的上五薛和下五薛的姓氏地名,如薛港、前薛、上薛等。由此可见,福清地名也是知识百花园地的一角,多姿多彩,争奇斗妍,在福清文化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现在试将林林总总的福清地名略做分述:
(一)位置地名:以地理方位或与山水等位置的关系命名的。上迳岭脚,因位于玻璃岭南麓得名;海口是因地处龙江出口入海地方命名的;融城河前和河后,由于靠古东门河的前后而定名;音西下楼的水南,因滨于龙江之南得名;上迳、高山、三山都有海头地名,因历史上临于海边命名;东张一村庄,因位于山岭腰部叫山腰;三山、江阴、音西和江镜都有塘边,均位于池塘之边。
(二)自然地名:以山水岛礁沙石等自然地理实体取为地名。高山、三山,都与境内山多、山高分不开,南岭大山,宏路棋盘山都以山名作村名;融城和高山的水陆街,以水和陆合称;典型的渔溪,取其境内最大溪河为名;城头首溪,海口龙江,石溪和可溪,龙田赤坑的沙龙溪和东张双溪,都属此类地名。福清地处沿海,岛屿众多,以岛礁之名为地名的也不少,如沙埔赤礁,江镜柯屿,海口和沙埔的青屿,江阴屿礁和新厝双屿等都在此列。沙子石头也可作为地名,沙埔就是因沙石广布取名的,该乡江下的长沙也是如此。磨石在镜洋,石丘和砝石在东瀚,崎石埔在高山,石子磊在镜洋,都以石头作地名。
(三)物产地名:以海产品和林果花菜等物产的名称为地名。沙埔蛎坑,因盛产牡蛎得名;三山蛄,因产蛄得名。以树林为名的,如上迳树林,因树林繁茂得名;龙田树下,意即在树木之下;宏路四兜树,意在长有四棵树;宏路围底,音西围子底和东围底,都是因有成片树林而得名。还有以具体树果花草为名的,如音西桔围因长桔树林而得名;上迳的石榴脚,因长石榴树得名;东张松柏坞,以生长松柏取其名;镜洋茶子林,为长油茶树林的地方;镜洋竹林下和阳下竹高厝,都以长毛竹得名;东张还有以蔬菜为名的芹菜坪。
(四)建筑地名:以房尾、桥梁、堤坝、陵墓等建筑名称为地名。新厝就是以建有新房屋得名。许多地名还常以所建房屋的排列和朝向的情况命名,如渔溪联华的三落厝,苏田的三对排,融城的十五落,宏路前亭的十四间排,新厝江兜的三座厝。镜洋墩头还有因房屋建筑方面朝北叫面处北的地名。以桥为名的有城头星桥,上迳牌边的水涨桥,东张三星桥,宏路五里桥,江阴赤厝的东桥,阳下胜利桥等。以路为名,最富代表性是宏路,古名横渡,后渡与路方言谐音及有大路成横向排列之意;阳下埔尾有古路;一都三叉路,意为道路交叉之处;三山还官路。以提坝为名的,如阳下下坝,音西倪浦的流坝尾,上迳梧岗的坝头,东张溪北有意为只有半条坝的半坝,镜洋波兰有意为整条堤坝的一坝。镜洋上店还有意为石质堤坝的石壁坝,三山后洋有海堤之意的海塍头。以陵墓为的,城头峰前的南墓,宏路云中和渔溪上张的墓亭,高山海头有墓亭底等地名。
(五)历史地名:有的地名源自于历史某一点的史实。上面谈的杭下就是一例。江阴莆头是纪念该村先人从莆田北迁而来。海口在明朝末年,有座著名的杭清古城,其城区的所在地就是当今的城里村,真是顾名思义。新厝界下,即是因古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人民,把城外农村又分为界内和界外的分界线而得名的。沙埔的烟墩兜是古代沿海抗寇放烟火的地方。一都之名又是古代划分政区地域分都的证据。
(六)姓氏地名:以当地居住者的姓氏作为当地地名。江阴潘氏居住地称潘厝;三山任厝、钟厝、和韩瑶,江镜林厝、陈厝和张厝,东张的吴家底,杨家底都属此类地名。沙埔赤礁还集中有多姓氏地名,该村又分有陈厝、高厝、林厝等。融城吴厝巷又是城区姓氏地名的一例。
(七)形象地名:以山岭、岩石等自然界的天然形象命名的地名。音西马山,因境内有一山形如马的山岭而得名;渔溪红山,有山形如同厨房里的锅鼎和炉灶一般,所以其山下村落就称作鼎灶下;东瀚、高山方圆数十公里的万石山、怪石丛生,景象万千,看不完数不清的活形活象花岗岩形象景物是大自然赐给福清人民的一大宝藏。早在 80 年代,世界著名地理学家、福建地理研究所林观得教授,不顾年迈,竟在 80 高龄之际,兴致勃勃地来融考察万石山,当即他感慨万千地说:由于地球内部板块作用在太平洋东岸和西岸发生,花岗岩岩层挤压破碎,造成沿海地区许多岩石景物。看来,福清万石山景色是会超过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沿海一带的山石景色的。东瀚船坞村,一进村,就是众多巨石横亘四处,东向有巨大的又长又滑的长石横卧,北向有两块大小等同的象石,很象两头大象正在头顶戏弄着,岩上的象体和象耳如同活的。西向又有船石,真像水中木船一样,正巧在其边上有一石条从下而上,直指天空,这是再好不过的船桅杆了。这一胜景正是一艘木船停靠的地方,所以地名才称船坞。东瀚万石山另一处,有一巨石,形如仙人掌,亭亭玉立,引人入胜,这里的村庄就称为仙人掌村。高山镇前岭村有一特大花岗岩,形如大东瓜,这村庄就称东瓜石。
(八)雅化地名:以美好雅致的字词按原地名的谐音替换之。龙田之名,原为牛田,清末抗寇胜利后改名;龙田锦美,原是福清湾和兴化湾雨水域沟通之港道,称港尾,后按谐音更名为锦美;海口前潮,更名为仙游也属此类。还有东潮原为东限,即为陆地东端极限之意,后雅化为东方海水浩瀚之邦的意思。此外,龙田闻读,是宋朝朱熹路过该村,喜闻琅琅书声而定名的。
上述八类是福清主要类型的地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数字地名和其他地名等。现今的福清地名是经过长期历史去伪取真,去粗保精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保存下来的。但历史的车轮是始终不停地向前飞驰,福清地名今后将在知识百花园地中继续地争奇斗妍,为福清面向世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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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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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漫说“石塘”

俞达珠   余长通

提“石塘”地名,多认为就是“石塘下”,“玉塘”是其雅称,其实不然。
古之“石塘”在县城东门外今之市百货公司办公楼附近。瑞亭的村名,是五十年代村政建设时,取瑞云塔之“瑞”和玉亭林的“亭”字合二而成。在古代,其地名是“石塘”或“东塘”(今瑞亭村辖区内保留至今的“八境”中还有“东塘境”地名)。
事情得从古代福清县城“设东、西塘,东西之水分潴以备火患”说起。清·乾隆版《福清县志》(以下引此均简称《县志》)形势:“……其陉象岭盘踞于鹫峰,邑枕其阳焉。左展东塘为局七外五;右舒西溪为局五外二。”在唐朝以前,福清湾的内河龙江,河面非常广阔,今之小桥街自邮电局以南至水南,东至今之东门大街两侧,西面的西塘、官塘一带均是水域。经干年淤积,江面缩小,上述地区变成沼泽而遂步成为平畴。后人口增加,辟农田,建民居,形成集镇。至此时,才有开辟东、西塘的要求。东、西塘的开辟至迟在北宋。郑侠(1041—1119)原籍海口镇山下村,后迁居县城西塘,世称“西塘先生”,其著作合集取名《西塘集》,说明此时已有“西塘”地名。西塘曾名“西湖”:“石塘祥符陂,……水之源始于闽长邑(长乐县),南下五十余里至邑之西湖”(林希逸《竹溪续集》卷十)。东塘也曾名“东湖”,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福清县志续略》载:“东湖,在东塘。”
东塘在县城东门外的史证有:《县志·建置志》桥:“东塘桥,在东门外,一间五梁”。东塘桥后人俗称“东门桥”,旧址在今华侨影剧院东侧,桥下水源原来只有从石井下来的一条溪水(明代建城墙后称为东门河,实即护城河)。东塘当时主要用于蓄水备县城救火。到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东塘之水要兼备灌溉农田已显不足。为此,知县郎简主持在西门外原来永安陂的基址上建栏坝,拦截从遵义里(今阳下镇北部)而来的西溪溪水,砌石渠引水经西塘,过小桥,东注入东塘。至此,东塘有东西二水汇入,可灌田五千余亩(一说可种田五百石,古人以播种量计算耕地面积)。过了一百六十年,南宋淳熙三年(1176 年)十一月,民居失火,烧毁十家,又殃及学宫大门。知县范处义“两易民田”,扩大至学宫门前,引东塘氽入泮池。这样既扩大东塘蓄水面积,又使泮池水源不断。又过了八十八年,南宋景定四年(1263 年)一次大洪水,冲倒东塘南面堤岸和石渠,致“塘与江通,雨至莫留,旱则立槁”,荒废五年,“民甚病之”咸淳四年(1268 年)知县薛某(惜其名字失传)主持重修,费钱六十万,工六干,工程完固。这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大洪水,九月十七日又大海潮,全县多处堤岸被冲毁,而东塘独存。同年,石塘林氏林观、林同、林合三兄弟在东塘靠林宅处再扩大塘面“ 之,周围千二百尺,环澹以石,种荷柳焉。”又在东岸建精舍、草庵、小孤山村;直北建芙蓉亭、春草亭,“遂为一邑伟观”。因“环澹以石”,又始创于“祥符”年间,故取名“石塘祥符陂”。中书舍人林希逸(渔溪人,与刘克庄、林公遇一家相友善)书“石塘”二字(径四天)刻堤上,又作《福清县重造石塘祥符陂记》第二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刘克庄应岳家之请,写了《新筑石塘》记。两篇记文备述了自东塘而石塘以及西门外水源祥符陂工程建造始末。自此后,东塘又名石塘,一地两名并用,村也以塘名。历史上出生在今瑞亭村辖区的人,敖陶孙称“东塘人”,林公遇一家称“石塘人”。
石塘在上述地理方位的另一实证是“小孤山”。小孤山的山名是刘克庄起的。刘的妻兄林公遇(字寒斋)重修祖屋后,请刘克庄写记,刘把林宅命名为“小孤山村”。林氏兄弟问刘有何出处,刘说:“艾轩(林光朝,莆田人,郑侠女婿)有诗句曰:“‘合住小孤山’人称梅妻鹤子的林逋,一生不仕,隐居杭州孤山,种梅养鹤,寒斋也不图仕进,只隐居授徒,艾轩亦是,故贵宅可名小孤山村。”(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2);《县志》人物志:“林公遇,石塘人”,仝上·第宅:“林公遇宅,在小孤山芳林道院(今园亭底);《八闽通志》寺观:“芳林道院在县东文兴里小孤山,……扁曰‘三教堂’,即寒斋高士家也”;《县志》建置志:“龙首桥(又名利桥)……。
丁未岁(明万历 35 年,公元 1607 年)符丞叶成学率父老请于邑侯凌汉翀,移建于小孤山。”
上述说明,今之园亭底至瑞云塔下的小山脉,自南宋起即名“小孤山”;小孤山在石塘东岸,就是说,石塘在小孤山西麓。如果说“石塘即是玉塘”,那么石塘应在小孤山之南,不会在其西。小孤山山名沿至近代,依然是文人怀古吟咏的史迹。近代人青莲居士辑有《小孤山怀古歌》:“卓尔小孤山,风景匪一般。寒斋何处去,踪迹不可扳”,“我行小孤山,荆棘不可删。访到寒斋处,相对语时艰”。因是文人起的山名,一般人很人使用,因而多数居民不知小孤山之所在,不足为怪。
再说石塘大姓林氏,在两宋盛传八代。“塘大姓曰林氏,自龙图公(林遹,官龙图学士)与西塘郑公(侠)齐名,四传至观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并修家政”(刘克庄《新筑石塘》)。到了南宋末,虽因林同与妹夫刘仝祖举兵抗元失败,此后家族衰微,但林氏大族依然聚居石塘至当代。而玉塘历来是吴氏聚族而居(他姓间有出现,但从未形成世家大族),自明代起也曾名人辈出,为玉融增光。石塘除林氏外,另一大姓是吴氏,因此也造成后人错觉,以为姓吴的若称石塘人即是玉塘人。其实,“玉塘”地名早在明代以前就有,如明代人吴霖称“玉塘人”,吴志定称“石塘人”。
综述以上资料},可以断定“石塘”不是“玉塘”。玉塘在石塘之南,地势又稍低,故俗名“石塘下”。历时既久,讹传在所难免。《县志》“方括图”把石塘地理方位标在今“大湖”地方,更使人误认“石塘”为“玉塘”。其实,“方括图”标错方位何止石塘一处。“揭开历史迷雾,还其本来面目”,是文史界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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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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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福清水警察被杀害事件

陈华光

1920 年 8 月间,在福清东壁岛曾发生一起鲜为人知的杀害水警察事件。今年二月初,笔者到东壁岛采访时,调查了这个事件的有关情况,现记述如下:
福建省自 1916 年起,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控制。段祺瑞政权十分腐败,对外屈服列强的压力,对内实行残酷的统治。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军队装备和军响的供给,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福建省的土地税一增再增,甚至提前进行征收。对工商业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一些重要的商品(如煤油、火柴、食盐等)还征收附加税,对过境货物(包括海上过境商船),肆无忌惮进行征税。军政府贪得无厌的掠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乱与匪患,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整个社会动荡不宁,并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国内外的不法商人便利用北京政权的虚弱与管理的恶化,大肆进行走私活动。福建是走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日本商人以台湾为跳板走私东洋货(东洋布、日用品乃至蚶贝、鲍鱼等水产品)英、美等国商人则以香港为基地走私西洋货(布匹、煤油、各种工业品、甚至鸦片、军火)。外国商人无孔不入,手段狡榨,他们与中国的中介商人互相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当时福清、平潭的一些不法商人,从台湾或香港贩运洋货向内地走私,以牟取暴利。有的商船还配备枪枝,搞武装走私。由于猖獗的走私贩私,一时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使民族工业、手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为减少,这就直接削弱了军阀政府对所占据地盘的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稳住军阀政权,福建军政府派了一支水上武装警察小分队来福清。这个水警察小分队的军响由福清县政府发付,驻防地点设在平潭县城关,其任务是负责福、平两县的海上巡防工作。他们设防后,定期出海巡逻,对打击海盗和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起了一些的作用。但是由于军阀政府衰败无能,打击走私活动并不彻底,有的官吏与不法商人勾结,政府就逐渐失去法律的威力,结果走私越来越猖獗,以致无法禁止,这就引起了一些不法商人对福清水警察的怀恨,终于装造了杀害水警察的事件。
策划杀害水警察的首恶是福清县龙田镇东营村人,姓余名东风表,此人与其胞兄(忘其名)长期从事海上走私活动。一次,其货船在平潭海面被水警察截获,查出私盐、鸦片等桩物。结果船、货被没收,其兄被囚禁死于狱中。余东风表怀恨在心,屡图报复。1920 年 8 月中旬,水警察小分队定期回福清县城领军响,当巡逻船航行至东壁岛时,由于海水退潮只好停泊在井仔村的海滩上。余东风表得悉后,于当晚鸠集三十余名暴徒携带枪枝、大刀等武器黑夜偷袭巡逻船,他们涉水摸过八华里海滩,一步一步包围巡逻船。是夜月光朦胧,海滩上有很多千秋网的竹杆被海风吹得摇摇幌动,船上哨兵看不清是人影还是竹杆,当暴徒们跃上船舷时,哨兵刚一呜枪即被刺杀,熟睡中的士兵们听到枪声怆惶起而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十三名(一说一十一名)水警察全部被惨杀。两个妇女(一位江西人、一位浙江人,可能是军官家属)由士兵掩护跳下船舷,摸黑爬上东璧岛,被我的外祖父余敷琮搭救才辛免于难。暴徒们把船上财物洗劫一空,把士兵的尸体抛入海滩,惨不忍睹惨。
惨案发生后,福清县县长董荣光带兵到东营村办案,但余东风表等暴徒早已逃之天天,一个也没抓到。这时军阀战争又暴发,直(系)奉(系)联合出兵打垮了皖系军队,段祺瑞的北京政权倒台,福建省政府也随之易帜换主,福清县长董荣光便称病离职,东壁水警察惨案竟无人查办,余东风表等人乘机花了几千块银元贿赂官府,最后便不了了之。福清水警察被惨杀的血案竞未能得到申雪,悲夫!民国政府腐败若此,令人摇首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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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6 1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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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蒋邦反共挺进军
一四一支队

王振楠

1963 年 10 月 25 日零时 15 分,台湾当局派遣“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以下简称一四一支队)武装特务一行九人,随带电台、武器、黄金、人民币及地图和粮票等,伪装渔民,在我市新厝地区双屿村棋山脚登陆,这支武装特务,前后仅四天时间,被我军民全歼。
“一四一支队”从棋山脚登陆后,其中二个趁奉命毁坏机帆船之机,逃往莆田黄瓜村向我投诚,其余七人,在凌晨二时许,窜过福厦公路,向福莆边界内窜上山,与界下村上山砍柴的陈吓招相迁。陈拾腿向回跑,并大声喊叫,被敌用刺刀惨杀,死尸抛入山沟。而后,硋灶村村民陈玉成到蒜岭山砍柴,途经前山,发现一堆血迹,并有十四发子弹,即赶回大队报告。政府得到敌情报告后,一边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敌情;一边组织机关干部和直队排民兵九人。由乡长、武装部长率领赶赴现场搜索,在土地庙地方发现敌背包四个,随着跟踪至岭前山腰墓埕与敌相遇,敌先向我民兵发射和投弹,但在我猛烈火力还击下,敌分散逃窜。随后省、地、县各级领导,带领二排部队以及当地驻军和百余名基干民兵陆续赶到现场,追捕匪特。与此同时,莆田县的军民亦迅速集中兵力,撒下包围网,形成了全线拉网包围圈:东沿海岸线,西及风卟山区,北至渔溪东际,南连莆田。经过二个多小时围歼。敌少校参谋兼电台台长占景阳逃往莆田被东门村民兵抓获,敌上尉付台长钟太源等三人逃窜凤卟时,被机警灵活的凤卟大队卡和民兵,运用武力与对攻势并举的战略,先后于双抢山,太坪山把他们活俘,二名隐隐藏于前山古墓洞穴内,负隅顽抗,后自杀身亡。敌上尉大队长余永清于 24 日夜在莆田黄石华东大队并被活擒。至此,敌“一四一”支队武装特务全部就歼。计活俘少校大队长芒浩,少校付支队长罗广等五名,畏罪自杀二名,投诚二名,缴获电台二部,对话机三部,长短枪 15 支,子弹 531 发,黄金五斤多,人民币三千多元以及粮票、地图、食物,药品等全部罪证,取得辉煌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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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6 1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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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宗教发展概况

何桂春 曹于恩

福清文化源远流长,宗教历史悠久,宗教对福清人民的政治思想、精神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曾经起过(现在还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现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三大教派发展概况简介如下。

一、佛教
佛教,又称释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距今约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西汉末年、东汉初(公元前后),通过各种渠道,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已流传相当广。
佛教何时传入福清?据清乾隆《福清县志·寺观》云:“台丰寺在永福里芦院(今阳下镇),汉时建,久圮。万历年间乡耆林子泰重建,邑绅司李柱撰碑记。”如今台丰寺虽然只剩下残垣断壁,然而明万历间重修寺庙所立的石碑犹存,碑上刻着台丰寺建于汉代。说明早在汉代佛教就已传入福清。清乾隆《福清县志》“寺观”又载,在南北朝时福清建造了天王寺(梁朝建)、庐山寺、钟山寺(均陈朝建)三座寺庙。
到了唐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时期福清兴建了大批寺庙,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
此时修建了黄檗寺、灵石寺、石竹寺、龙卧寺、安福寺、应峰寺、敛石寺、天竺寺、护国寺、香城寺、福山寺、香灯寺、圆通寺等 10 多座寺庙。著名禅师有正干、希运、大安、鸿休、元修、耽章等。建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年)的灵石寺,唐懿宗赐额“灵石俱胝院”。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的黄檗寺,唐德宗赐名“建福禅寺”,从而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为佛教在福清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政治条件。
在唐代,灵石寺最盛时僧众达 2000 多人,田地千亩,山林万亩,形成寺院大地主经济。特别是黄檗寺第二代住持希运禅师有嫡传弟子镇州临济义玄,阐发黄檗宗旨,建立禅宗临济宗,黄檗寺遂成为临济之道场,省内外僧人纷纷前来黄檗寺听希运禅师说法,最多时曾达 1000 多人,使该寺成为福建一大禅林。此后临济宗势力不断发展,成为中唐以后禅宗五大支派中最有影响的一派。据传,唐第十六代皇帝宣宗未登上皇位时,因宫廷内部权力之争,曾逃避黄檗山为僧,向希运禅师学法,两人曾同游黄檗山珠帘瀑布胜景,互相对诗。希运曰:“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对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希运十分钦佩宣宗的政治抱负,当即向他道贺,果然宣宗于公元 847 年登上皇位,改年号大中。丞相裴休也十分尊崇希运,曾请他到唐都长安,向他学法。
皇帝、丞相对黄檗寺名僧如此之青睐,这无疑极其有利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使唐代福清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名僧崇福、弘法,住持福州恰山西禅寺的名僧 安禅师等皆出自黄檗山门。
五代十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不少人为逃避尘世追求精神上的安慰而遁入空门。闽王王审知为巩固其在福建的统治,一方面大力网罗闽中人士,其中包括宗教界上层名流;另一方面大建寺庙、佛塔和铸佛像,崇扬佛教。此时的福建是“山路逢人半是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清佛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造了圣迹寺、鹫峰寺、佛顶寺、延庆寺、涌泉寺、重兴寺、新兴寺等寺院。其中建于方成里(今属城头镇)的涌泉寺,得到闽王王审知的赐额。这时出现了如神录、月轮等名僧。
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对佛教釆取保护政策。这时期福清的佛教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整修了庐山寺、安福寺、弥勒寺和新兴寺等寺院,而且还兴建了瑞岩寺、招庆寺、水陆寺、水坊寺、白龙寺、灵凤寺、香山寺、福兴寺、中涧寺、灵隐寺、嘉福寺、积谷寺等 10 多座寺庙。建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 年)的招庆寺,在宋景祐二年(1035 年),得到宋仁宗敕赐。特别是名刹黄檗寺,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
到了元代,佛教有所衰弱,福清只建造万寿寺(在今城内)一座寺院。黄檗寺、灵石寺也衰弱下去。
明朝统治者对于佛教曾大加优遇,这时期福清的佛教经衰弱后又重新发展起来。明洪武年间,在大休禅师和檀越周心鉴的主持下,衰败的黄檗寺重建为“殿阁伟丽,而田产亦盛”的道场。特别是明万历年间,经内阁首辅叶向高大力奏请,神宗皇帝敕赐全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当时全国仅赐六套),并赐书一道和黄金三百两、紫衣三套(正圆、兴寿和兴慈和尚各一套),令太监五举护送至寺中。神宗还赐额黄檗寺改称“万福禅寺”。当王举抵达寺院时,叶向高形容说:“煌煌帝命, 熀耀于重岩深谷之中,父老儿童,莫不奔走聚观,以为旷古盛事,微独山灵之幸,亦吾乡之光也。”从此黄檗山万福禅寺驰名国内外。在风景绝胜的福庐山,也修建起福庐寺。此外,还建造了瑞云寺、瑞峰寺、太平寺、灵岩寺、报恩寺、金峰寺、鳌峰寺、雪峰寺等寺庙。重修了万福禅寺、灵石寺、圣迹寺、水陆寺、台丰寺、龙卧寺、香山寺、敛石寺、天竺寺、福兴寺、东林寺等 10 多座寺庙。
到了清代,特别自乾隆以后废除了度牒制度,僧尼便可以随意出家,这为佛教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是时重修了万福禅寺、灵石寺、圣迹寺、太平寺、东金寺、观音堂等寺庙,而且还新建了洞渊堂、九龙寺、印林寺、回龙寺等寺庙。清末时,全县有 80 多座寺庙。民国时期,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福清佛教基本情况与清代差不多,政府对佛教不加干涉,取放任态度。自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后,政府对佛教有所限制。民国时期福清没有建造新寺庙。据民国 26 年(1937 年)“福清县政概况”云,该年调查统计福清主要寺庙和僧人数目如下:黄檗山万福禅寺和尚 26 名,石竹寺、万寿寺(融城内)、鳌峰寺(上迳镇)和尚各 4 名,福庐寺、香灯寺、龙山寺、钟山寺、九龙寺、东林寺、印林寺和尚各一名。还有圆通寺、回龙寺,只列寺名,没有和尚数字。据此,1937 年福清有佛事活动的寺庙共 13座,和尚 45 名。民国末年,全县有寺院庵堂 42 个,僧尼 74 人其中尼姑 2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部分僧尼离开寺院还俗,因而有佛事活动的寺院、僧尼都减少了。据县有关部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县有佛事活动的寺庙共 16 座,僧尼 36 人。土地改革时,万福禅寺的 200多亩土地大部分都分给当地农民。1953 年灵石寺有尼姑 18 名,拥有田地40 多亩,雇工两人耕种。石竹寺有 4 个和尚,土地改革时还分到 5 亩 3 分地,由僧人自己耕种。他们收入除靠耕种土地外,还有各地“祈梦”来客以及各地信士的捐款,生活很充裕。抗美援朝时期,石竹寺和尚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抗美援朝捐款当时人民币 70 万元(旧币),系东张地区捐献最多的单位。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对宗教信仰日趋淡薄,1966 年有佛事活动的寺庙 10 座,僧尼 30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也受到冲击,各寺庙的佛像几乎全部被捣毁,有的僧尼还俗,佛事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1978 年以后,人民政府逐步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县人民政府恢复了宗教事务管理局机构。同时对宗教职业者给予妥善的安置,并切实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被集体或个人占用的寺庙的房产、土地和森林等逐步落实归还寺庙,1985 年送三名僧尼到省佛教协会受戒。
1981 年统计,全县有和尚 17 名。1988 年全县僧尼增加到 40 名,有 5座寺庙(万福禅寺、灵石寺、石竹寺、新厝镇的漆林庵和明善堂)完全恢复正常佛事活动,并对国内外佛教界人士、信士和游客开放。

二、天主教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古罗马奴隶制帝国统治的东方省(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公元四世纪被古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 11 世纪,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16 世纪罗马天主教分裂为新旧两派,中国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以区别于旧教——天主教。
福清天主教正式传入,首推明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明天启四年(1624 年)相国叶向高罢归福建,道经杭州,邀请艾儒略赴闽传教。翌年艾儒略抵达福州,遂在福州建堂传教。艾儒略在福州四个月后便来县城水陆街建立了福清第一座天主教堂(1625 年)。当时入教者不多,叶向高的二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皆入教。清雍正元年(1723 年),由于天主教在福清无甚发展,清政府又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福清第一座天主教堂改为兴庠书院,此后天主教在福清失传。
18 世纪中叶,天主教又从福建福安县传入福清。据传当时江镜文房村有一陈姓,因家庭贫穷,偕江阴洋边村一严姓同往福安县为有钱人抬竹轿谋生。后陈某与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一寡妇结婚,生育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长大后,陈某携妻儿返回文房村定居。他们回乡后坚持信仰天主教,不仅代代相传,而且也拉乡亲入教。江阴洋边村严某返乡后,也代代坚持信仰天主教,且文房的陈姓与洋边的严姓严守天主教规,互相通婚,不与教外婚配。现在文房村信仰天主教者还是占了大部分,且有修女、修生。洋边天主教堂约建于清雍正二十四年(1746 年),是本县第二座天主教堂。
另又传有一外籍天主教士乘坐的帆船在东瀚莲峰村附近海面触礁沉没,该教士获救后,即在莲峰一带传教。此后该地及其附近地方陆续兴建了莲峰、文山、大丘三个公所(其中莲峰公所民国时期便倒塌了)。此时还有一高山镇竹秀村陈某,携带三代眷属 38 人回乡后,陈某本人在福州受洗入教,并从福州带回一修女,在高山镇一带传教。此后天主教便在高山地区逐步传播起来。陈某七个孙女中,有四个当了修女,可见其一家受天主教影响之深。
至清末,福清县城、龙田、高山、海口、渔溪、江阴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天主教公所。至民国末年,福清天主教有一总铎区,下分城关、龙田、高山、渔溪、海口、江阴 6 个本铎区,有城关瑞亭天主教堂、龙田天主教堂、高山天主教堂、海口登俊天主教堂、渔溪天主教堂和江阴洋边天主教堂等 6 个教堂,有 19 个公所,即龙田镇的上薛公所、东营公所、东欧公所,海口镇的牛宅公所,东张镇的东张公所(1958年建造东张水库时被拆毁淹没),江阴的门口公所、前林公所,城头的城头公所、后俸公所、梁厝公所(现已倒塌)、田墩公所,江镜的田元下公所、东宵公所、占桂公所,港头的东光公所,东瀚的文山公所、莲峰公所(已倒塌)、大丘公所,沙埔的江厦公所。全县约有教徒 7000 多人。
根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城关、龙田、高山、海口四教堂所管辖的公所有:
城关瑞亭天主教堂管辖东张公所。
龙田天主教堂管辖东欧公所(教徒 39 人)、港头公所(教徒 170 人)、东营公所(教徒 163 人)、上薛公所(教徒 164 人)、东宵公所(教徒 129 人)、田元下公所(教徒 38 人)。龙田天主教堂直属,有教徒 490 人。
高山天主教堂管辖坑边公所、东郭公所、瑟江公所、后地公所、江厦公所、大丘公所、文山公所、峰东公所。
海口天主教堂管辖牛宅公所、田墩公所、城头公所、厚俸公所、梁厝公所。
1960 年全县有教堂、公所共 20 个,教徒约 5500 人。
1961 年初,本县认真贯彻中共福建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意见的请示报告》,进行了党的宗教政策的再教育,开始退还了被占用的教堂、公所和被平调的教会财产,取消了神职人员集中参加劳动的作法,使宗教活动趋向正常化。至 1962 年,有 10 个天主教堂和公所完全恢复正常宗教活动。1966 年全县天主教徒约有 2000 人。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教屋和公所,全被集体或个人占用,有的被拆毁或改建它途,教会财产、宗教书籍、图像、塑像、宗教用品等被查抄或烧毁,正常的宗教生活受到禁止,宗教工作机构被撤消,工作长期无人过问和管理。1982 年全县有天主教徒 15000 多人,1988 年发展到 3 万多人。

三、基督教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始自英国伦敦宣教会传教士伯特·马礼逊。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马礼逊在任东印度公司秘书职务时来到广州,即把基督教传入中国。
福清基督教因系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时建立而遗留下来的,所以基督教教派比较复杂,有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下简称卫理公会)、中华圣公会(下简称圣公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下简称安息日会)、耶稣圣神教会等六个教派,现分别加以概述。
(一)卫理公会
清同治二年(1863 年),福州南台小岭卫理公会教堂的一个教徒叫林振珍,受美国传教士麦利和的派遣,来福清县城传教,卫理公会便传入了福清。林振珍最初租赁县城后埔街一郑姓房屋作为布道所,那时仅有杨得权、刘自振、蒋抗三、胡大明、林美来、孙得益六个教徒。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美国传教士李承恩来本县活动。清光绪五年(1879 年)又有美传教士曾大辟来本县主持教会,信徒人数增多。清道光十年(1884 年)美传教士武林吉和中国籍传道叶英官,在县城后埔街购买几座民房,改建为教堂,名曰“福华堂”。
清宣统二年(1910 年)新盖的教堂落成,仍名为“福华堂”。民国 29年(1930 年),美传教士富品德和中国籍传道曾文基又重修福华堂。同年在福华堂后面又建五间平房为牧师住宅。翌年,中国籍牧师翁圣继把五间平房改建为楼房。
在民国 9 年(1920 年)以前的 30 多年里,福华堂的传教士除星期天主持礼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往各住户传教。1921 年后随着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创立,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就扩展到学校和医院。到了民国 24 年(1935 年)以后,福华堂组织青年团契会,每星期晚上聚会一次,青年教徒凡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入会。同时又组织妇女服务会,每月聚会一次。此外,还在星期天上午搞“儿童和成人主日学”,星期六晚上举行“妇女查经会”等等宗教活动。
为了推销宗教书籍和时事报刊,并便于办理社交事务,扩大宗教影响,福华堂于民国 2 年(1913 年)创办了“进群社”的书报社,民国 32 年(1943年)改名为“灵友社”。民国 11 年(1922 年),福华堂有教徒 500 多人,牧师、传道 4 人。为便于管理,当时把县城附近划为东西两个教区,以吴厝巷为界,东区有里美、塘头、后岭、松潭、下楼、苍下、南埔尾、溪头;西区有溪下、小南洋、观音埔、洋埔、下盛、埔头、马山、溪前、瑶峰等地。每星期天,这些地方的教徒都集中到福华堂做礼拜。经常进教堂过宗教生活的教徒约六七百人。民国 32 年(1943 年)福华堂信徒有 300 多人,有牧师 1 人,女传道 2 人。据 1953 年统计,福华堂有教徒 403 人,牧师 1 人,女传道 1 人。
卫理公会除在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发展宗教势力外,还向其它地区扩展宗教势力。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福清教区成立,所属有渔溪、西华、薛港、龙田等堂处。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龙田教区成立,民国 3 年(1914年)渔溪教区成立,加上平潭教区,素称为福平四教区。至民国 4 年(1915年),福清、龙田、渔溪三教区,共有 39 个牧区。福清教区管辖县城以南的桂巷、松潭牧区,县城以东的海口、北城头、星桥、屿头牧区,县城以西的南西亭、仁美牧区,县城以北的波美、东田牧区等,共 12 个牧区。民国 8年(1919 年),龙田教区在龙田、高山、三山、东瀚一带设立了 17 个牧区。渔溪教区管辖渔溪、东张、宏路等地的 10 个牧区。民国 26 年(1937 年),卫理公会在全县有教堂 40 座,教徒 3200 多人。民国末年,全县有教堂 65个,教徒 14700 多人。
根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福清教区共有 10 个牧区,教徒共约 2800人;龙田教区共有 12 个牧区,教徒共约 6900 人;渔溪教区共有 10 个牧区,教徒共约 750 人。全县总共 32 个牧区,教徒总数约 10440 多人,传教人员35 人。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卫理公会教徒约有 4500 人。1986 年全县卫理公会教徒增至 21400 多人。1988 年活动地点有 38 个堂、12 个点,教徒 2.57 万人,传教人员 52 人。
(二)圣公会
圣公会原名安立甘教会,系英国国教。清同治二年(1863 年)圣公会从福州传入福清江镜乡的前宅。清咸丰十年(1860 年)江镜乡前宅人何四四兄弟三人信了教,回乡两年后租前宅祠堂东边一草间为祈祷所,圣公会和卫理公会分上下午轮流在一草间做礼拜。因福清系划归卫理公会传教区,所以圣公会在福清传教不久即中断。清同治初年,江镜乡玉仑亭下村有一卫理公会信徒施某,因买《圣经》被清政府作为汉奸嫌疑而逮捕,施某家属请求圣公会胡约翰吏总(英国人)出面营救。后获释岀狱。施某和港头地区教会信徒感激胡约翰营救之恩,要求圣公会在福清设堂传教。便在福清的江镜前宅和岸兜、港头、杭下、高山之长安等五地区设立布道所。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十一月廿二日,江镜前宅布道所和岸兜布道所首次由英人马教士主持受洗仪式,江镜前宅布道所施洗教徒 7 人,岸兜布道所施洗教徒 5 人。同年港头布道所也开始施洗新教徒入教。同治十三年(1874 年),在江镜建造圣公会教堂——一善堂。光绪五年(1879 年)于教堂东边建一传教人员住屋,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再建一幢男传教人员住屋。该堂曾于民国 22 年(1933 年)秋,举行圣公会传入江镜 70 周年纪念会。“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教堂被集体和个人占用,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
1981 年 8 月 21 日归还教堂,同年 8 月 30 日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光绪六年(1880 年),圣公会在山后、海口分别建立了真理堂、真道堂,光绪八年(1882 年)在县城、港头分别建立了道源堂、复苏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圣公会福清支区下设五个牧区,即县城、港(头)杭(下)、渔(溪)棉(亭)、江镜、高山,全县有 30 个堂所:县城道源堂、江镜一善堂、港头复苏堂、海口真道堂、岸兜元道堂、龙田堂、里美堂、北西亭堂、东阁堂、高山堂、埕边堂、西江堂、东瀚堂、田尾堂、文关堂、西关堂、莲峰堂、杭下堂、东翁堂、渔溪堂、棉亭堂、山后堂、长安堂、甘厝下堂、埕店堂、溪头堂、塔山堂、南城头布道所、上林布道所、塔溪布道所。全县 9 个牧师,13 个女传道,教徒约 4067 人。1962 年有教徒 1305 人。
1987 年经批准开放的教堂有 25 个:县城道源堂、江镜一善堂、港头复苏堂、海口真道堂、岸兜元道堂、里美堂、北西亭堂、溪头堂、高山堂、埕店堂、埕中堂、西江堂、东瀚堂、文关堂、西关堂、莲峰堂、杭下堂、塔山堂、渔溪堂、棉亭堂、山后堂、甘厝下堂、上林布道所、塔溪布道所、南城头布道所。1988 年有教徒 9290 多人,教牧 25 人。
(三)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是民国 11 年(1922 年)由英国传入福州。因为基督徒聚会处是一小撮一小撮地向全国各地发展,所以也叫“小群派”。福州是该会的发源地和指挥中心。
民国 21 年(1932 年),福建霞浦县人林维之、邱圣洁夫妇俩在渔溪行医为业,将外地基督徒聚会处引进渔溪。民国 24 年(1935 年),由福州陆忠信、闽侯陈再生、仙游陈络三和厦门蔡门无我等四人前来渔溪传教,建立基督徒聚会处。民国 25 个(1936 年)该教传入福清县城,民国 26 年(1937年)传入东张。民国 27 年该教会有很大发展。至于龙田、洋头、下和洋、西坪、玉瑶、岸兜、梨港等七个聚会处是在 1949~1950 年期间先后建立的。据 1953 年 6 月 7 日统计,全县基督徒聚会处有 10 个,另有黄仑、上郭、梧瑞等几个祈祷所附属于附近聚会处。全县教徒有 1257 人,传教人员男 47人(义工),女 12 人。1966 年有教徒 6300 人,1986 年发展到 32312 人。1988年有教徒 3 万多人,教牧 37 人。

(四)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由教徒魏以撒等人于 1917 年在北京创立。该教会标榜自立,自称“国教”,主张禁食鸦片,不少人为戒食鸦片而加入该教会。民国 12 年(1923 年)真耶稣教会总会派遣张巴拉巴来福建传教,在福州设立真耶稣教会于大根路,建造大根堂。该教会从福州发展到莆田、仙游等县。福清的真耶稣教会是从莆田传入的。
民国 13 年(1924 年)福清江镜乡酒店大厝底何承当与何园桔仔在莆田涵江受洗加入真耶稣教会,返乡后他们在福建古田县人郑永生执事指导下,在江镜创立了第一个真耶稣教会。不久在南西亭路下村又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后废,于 1935 年迁往洋门。
民国 15 年(1926 年),真耶稣教会又由莆田传入江阴。是由莆田真耶稣教会执事萧仕提反来江阴岛张厝传教而传入的,后逐渐发展到江阴全岛,以至渔溪一带。海口、龙田、三山真耶稣教会分别于 1929 年、1932 年、1934 年建立。从 1927~1951 年,在莆头、下宅、东山、东山边、洋门、芦华、虎丘、港头、加儒、江厝、薛港、后耀、青屿、城关等地也都建立了教会。民国末年全县真耶稣教会教徒约有 4500 人。1966 年约有教徒 3100人,1987 年发展到 9000 人左右,全县活动点有 38 个:南厝、龙田、江镜、渔溪、塔山、洋门、塔石、港头、义庄、洋边、芦华、占阳、三山、北施、加儒、北郑、塘边、海瑶、薛港、高山、后安、后耀、瑟江、江厝、白鹤、大坂、任厝、东盛、青屿、北魏、平园、蔗店、沙塘、下垄、后陈、南曹、下宅、小麦。
(五)安息日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于美国。该教会除宣扬“世界末日”,基督再次降临人间,要受审判以及原子弹威力和战争恐怖外,还主张遵守以“第七日”(指星期六)为安息日的规定,故名。清宣统三年(1911 年)该教传入福州。民国 26 年(1937 年)邱其修将安息日会传入上迳桥头村,随后该教又传到县城西门王恩德诊所,在他家设点聚会。民国 39 年(1940 年)林景章在县城租赁房屋做为教堂,后因教徒不多而停办,信徒分散在家自行守道。
1950 年台湾同胞林多加随丈夫王善言由厦门迁回宏路镇南峰村南华厝,林多加便在家设点聚会,并由她负责管理。1967 年许孙齐在县城的家里设点聚会,由洪惠婉负责管理。1970 年该教会在音西东埔村林流宋家设点聚会,由周爱钦负责管理。
1979 年冬,江镜确坛村王珠英及其女儿郭敏莺从福州将安息日会传入家乡,在家设点聚会,由王珠英负责管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1982 年3 月撤消家庭聚会,教徒都进入基督教宏路堂做礼拜,由传道王本惠主持,举行“圣餐”时由王恩波长老主持。由于宏路地区教徒较少,大部分教徒在县城,根据全县教徒的意见,以县城为中心,集中在城关西大堂做礼拜,由传道王本惠主持。
1984 年 6 月 13 日,经福建省基督教协会研究同意,派遣林伯和牧师前来福清县城西大堂按立义工传道,王本惠为执事。该教会教徒分布在融城镇、音西乡、宏路镇、江镜乡、高山镇、江阴乡、海口镇、阳下乡、上迳乡、渔溪镇等 10 个乡镇,全县教徒总数 500 多人。

(六)耶稣圣神教会
福清圣神教会是从福清真耶稣教会分裂出来的。民国16 年(1927 年)2月,陈子瞻、林光谈(渔溪镇人)陈憂鱼(后朋村人)、郑亚盖(苏田安洋坝人)和郑海弟(后岐村人)共五人发起组织的。教会初成立时是挂“真耶稣圣神教会”的牌子,当时受真耶稣教会负责人的干涉,不让挂“真”字,后由林光谈用锯把“真”字锯掉,教会就名为“耶稣圣神教会”。
该教会第一个主持人是福州仓前山林细粒长老,莆田县城南门林祥川执事、郑周云长老协助林细粒管理教务。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由林细粒长老按立渔溪朱里木厝洋村郭其异为该教会长老,莆田县陈乌底、渔溪王美弟和许瑞珍以及蔡必基四人为该教会执事。1927~1941 年教会由陈子瞻负责,1942~1954 年由许瑞珍负责,1955~1987 年由许亚齐负责(1986 年许亚齐按立为该教会长老),1984 年郭良弟在福清县基督教义工培训班结业后协助教务工作。
1927~1941 年教徒最多时约达 900 多人,1942~1950 年教徒减少到约350 余人,1951~1955 年约有教徒 250 人左右,1956~1965 年只有教徒约 100多 人 ,1966~1970 年停止聚会 ,1971~1973 年也只有教徒 100 多人,1974~1977 年教徒有 300 人左右,1978~1982 年教徒增至 400 多人,1983年 7 月2 日该教会渔溪教堂批准开放,全县教徒约有500 余人(其中渔溪教堂 454 人,棉亭教堂 12 人,塔山点 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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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6 1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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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林泉院并非南少林寺
初评《论莆田的林泉院即南少林寺》

余长通 陈华光

林泉院就是南少林寺吗?《福建文博》(1992 年第 2 期总第 20 期)上发表有《中国体育报》记者方金辉同志撰写的《论莆田林泉院即南少林寺》、《并非〈彻头彻尾的武术故事〉》、《拂去蒙尘见真迹》,《南少林答疑录》(之一至之九)等论文,洋洋几万字。这之前,在《中国体育报》、《湄州报》上也是连篇累牍发表了南少林寺在莆田的文章,据说还不止这些,真可谓遍地开花。方金辉同志的论点,这里也说,那里也说;有些例子,也是这里用,那里用,反来覆去,就那么些。果若中国南少林寺“千真万确”在莆田,那么宋状元(泉州人)梁克家于淳熙九年(1182)纂修的《三山志》、莆田人黄仲昭编纂的,刊行于明弘治庚戌年(1490)的《八闽通志》、清乾隆《福清县志》、《四库全书》等志书都得重新修订了。在我们看来,这里边既有着对史实的了解和熟悉与否的差别,又有着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歧异。因此,我们对他的许多结论,以及他为了获取这些结论而使用的某些手段和论证方法,期期不敢苟同。因为许多文章里的提法,结论直接涉及到福清县的诸多史实,总觉得其立论无据,与历史实情相去太远,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下面分别五个方面来看看方金辉同志提出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
一、奇怪的观点、奇怪的结论
方金辉同志在诸多的文章里,死硬地要从莆田境域里找到一座少林寺,因此,就编造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论点,不惜违背常理进行推断,以蒙骗读者,希图达到能自圆其说的目的,后来为了挽回这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错误,不怕丢脸,定要替自己的奇谈杀开一条血路,所以,他武断论定:
林泉院即是少林寺;
林泉院古属福清县,宋间割给兴化县后并入莆田县;
林泉院建置在清源里,不是建在清远里;
《福清县志》错了,宋间割出的地盘在西南部,不是西北隅;
编写《三山志》的状元梁克家把“源”字误写成“远”字等等。
方金辉同志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样的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它有没有正确的成份、合理的因素?
这里,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商榷,同时也求教方金辉先生。
二、关于福清割出林泉院问题
方金辉同志以为,有了林泉院,也就有了少林寺,没有少林寺,他就没有什么文章可作。因此,他在《拂去蒙尘见真迹》中写着:“在南宋状元梁克家编纂的福州府志《三山志》(卷三十六)中这样写道:‘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虽然仅 18 个字,却告诉我们,古代福州府境内有座林泉院,而且在南宋绍兴年以前它已不属福清县了。”在《论莆田林泉院即南少林寺》(第 50 页)写道:“这座古寺院,早年在福清县清源里境内,宋太平兴国四年划福清的清源里的大部置兴化县,从此,林泉院就先属兴化县,继归莆田县了。”又在《澄清地名含混引出的误解》(第 73页)一文中说“林泉院所在的林山村在隋、唐至宋初属福州府境内的福清县,后划给莆田县。”同时,又说:“福清曾割出清源里,而林泉院却在福清的清远里。”他看到“前者在县西部,易于划出,后者位于县境中部,是割不出来的。”由此推断:“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可能是梁状元把“源”字误写成‘远”。”并进而议论古代史书“有时的一字之差往往将后人的研究引入岐途。”(以上均在第 7 页),责难宋状元梁克家、明进士黄仲昭的史籍误导了一些专家、学者。于是他们论定“根据现有文献和第一期考古发掘的成果以及所搜集的诸多文物,可以确认林山村的寺院遗址林泉院,始建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如此等等。
然而,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方金辉同志企图让大家接受他的结论,可是立论的基础既然是错误的,他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
试想,以否定历代信史的手法,来法考定少林寺,并拿林泉院来顶缸,其结果是可想而知。
方金辉同志所提出的问题,最具有关键性的,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福清在宋代有没有割出一个林泉院,这个问题如果能够给予正确的回答,则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让我们先作简要的历史的回顾,看看诸多史籍对设置兴化县的原因、境域、位置是怎么说明的。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太平兴国二年(877)陈洪进纳土,四年太宗阅泉福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思欲以德化之,乃即其地立兴化县……。”、“兴化县……,宋太平兴国五年诏即游洋镇加以百丈镇共六里及析泉州、莆田县二里与仙游县来苏里,福州水泰镇之永泰里,福清县之清源里,而以清源分为东、西、中三里,共十四里置兴化县……。”《福清县志·福清辨》:“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割清源半为三里,附立兴化县。”《莆田县地名录·莆田县概况》:“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又划县境西北部,并置兴化县。”
当时宋政府为成立一个新的县——兴化县,从永泰县的东南端割出一个永泰里、仙游县东北割出来苏里、福清县西北割出清源里的一半(划出后分为东、西、中三里)和莆田县西北部的三个里。我们根据《府厅州县图》、《历史地理沿革图》、《中国历史地图集》、《清〈福清县全图〉》、《福清县志·方括图》等记载,当时福清划割出的地盘是在今东张镇西北部,现莆田县的大洋乡约五分之二,新县乡约三分之一,共 40 多个自然村,面积约 95 平方公里。而西天尾镇的林山村位于莆田县中部偏南,福清县的西南向,根本不在上述区域内。假如按方金辉先生所说:“林山村旧属福清县。”那么福清当时割出的就不止是清源里或清远里的一半,而是福清县全境的一半了。此是其一。
第二,《闽中沿革表·兴化县》载:“明正统十三年(1448)贡生萧敏请裁革省兴化县,析长乐、武化二乡六里入莆田为广业里。(武化乡在县东南,管里三;荣仁里, 广业里,安仁里。长乐乡在新县东北,管里三;清源东里,清源中里,清源西里)。莆田县这个新县的地名,建国后,《福建省图》、《莆田地区图》均有注记,莆田县不管什么比例尺的图皆有标绘,我们只有以新县为中心,看其东北和东南就明白了。方金辉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难道连自己家乡的地理方位都弄不清吗?。这里说明一个极其浅显的道理,若想证明清源里即是清远里,必须举出有关的论据,并进行一番论证,才有说服力,而用“西天尾镇附近的乡村小道上发现一块刻有‘清源里’的界石”几个字轻轻地一跳,是跳不过去的。
第三、福清划割出清源半三个里给兴化县,属兴化县的长乐乡,《莆田县地名录·西天尾人民公社概况》:西天尾镇在现在全镇的境域里,宋、元、明时划分为尊贤里、仁德里和兴教里,属武仁乡,而福清被划割出的清源东、中、西三个里,属长乐乡,同时而不同属一个里。我们认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而排除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作印证,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
第四,福清宋初有七乡三十五里,这不仅《福清县志》记载,《福建通志》、《三山志》、《八闽通志》均记无误。在 7 个乡 35 个里中,有长东乡辖文兴里、清源里、方兴里、新宁里;永福乡辖永福里、清远里、遵义里、善福里、永寿里。古之长东乡为今之东张镇全境及一都乡的王坑村委会,这块地盘位于福清西北边陲,北与永泰县丰和乡水安里(今一都乡)毗连;西与仙游县来苏里交界,这里高山崇岭,岗峦叠嶂,是福清西北部山区地带。清远里位于县境西南面,隔一个光贤里才与莆田接壤。“清源”和“清远”,由于两个“清”字偶然的重叠,“源”和“远”的谐音,遂使得方金辉同志产生了混水摸鱼的念头,采用了偷梁换柱的伎俩。为了达到把《三山志·寺观》福清县条里记载的“林泉院”占为已有,编造出“由此推断,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又杜撰出“可能是梁状元把“源’误写成‘远’,使我们陷入岐途”的怪论。方金辉同志如此不顾事实,不惜违背史学常理的诡辨,令人咋舌。但事实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靠笔头耍花枪能占得的,这是很不老实的做法。
史籍记载铁证如山,福清在宋代并没有把在清远里的林泉寺割归莆田县。
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
三、关于文字问题
方金辉同志无视史籍的确凿记载,不仅对史志肆无忌惮地妄加篡改,并企图以史书“排错”或“笔误”为借口,以达到既诽谤别人又增强自己立论的可信性,拼命想找出可以拯救自己的“证据”来,草率地抓到什么算什么!其实这样做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虚弱。在第七页里他在南宋状元梁克家编纂的福州府志《三山志》(卷三十六)中,这样写道:“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在第七十四页他说,南宋绍兴年间的福州地方志《三山志》卷 36 载:“林泉院在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属福清县”。可是这些都是凭空捏造的。《三山志》有木刻本、手抄本、铅印本,版本不少七、八种,存书遍布全国各大图书馆,如果方金辉同志在那里见到过这样的版本,这样的记载,这样的句子,请明示以广见识。方金辉先生伪造历史,并强加于古代史家身上的错误,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实在令人惊讶。梁克家、黄仲昭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感想的。
众所周知,《三山志》是福州府志,所记之事当离不开福州府所辖各县之事,福清县属福州府,当然在所必记,我们可以查阅《三山志》36 卷里对林泉院是怎样记载的?因为林泉院绝不会记在别县的寺观条目里,更不会在福清县条里写“……旧属福清县。”方金辉同志的文章连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都能看得出伪造的。南宋状元梁克家难道是个酒囊饭袋?会这样写的吗?方金辉同志的逻辑竟混乱到如此地步!
如果说:“……旧属福清县”记载在莆田县条目下,倒是字正句顺的,遗憾的是《三山志》没有这样写,《莆田县志》也没有这样写,因为莆田县想挤身入福州府的《三山志》里,是不可能的,纂修《三山志》的梁克家状元绝不会开这个后门,把当时属于武荣州的莆田县塞进福州府志的《三山志》里,可见方金辉同志的杜撰是再荒诞不过了。
再者,《三山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 年),而兴化县是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才截撤,以其六个里归莆田县,林泉院如果象方金辉同志所说,亦当在此时方归属莆田县。难道死了二百五十年的南宋状元梁克家居然再回到阳间补上“旧属福清县”这一笔?这实在也太悖于情理了。可见伪造史料,顾此失彼,前后矛盾,这才是方金辉先生错乱胡为的恶果,最后却不可避免地要落空的。
林泉院这座对于方金辉同志是至关重要的寺院,他很应该动动腿,睁睁眼,查一查,看一看才对,仅凭道听途说,胡乱臆造是不行的,可是这种荒唐事还真有呢,不信请再看一看:
《三山志》(卷 36)“寺观类四”,福清条第 2 页载:“林泉院,清远里,陈永定元年置,旧产钱八百八十三文。
曾记八百八十六文,县申八百七十三文。”《三山志》尽管有不同的版本,但记载都相同。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我们并不想挑剔方金辉同志的文章,问题是,他根本没有证据,就乱作答案,公然武断底本上“……旧属福清县,虽然仅 18 个字……在南宋……已不属福清县了。”言之凿凿。同时说:“福州地方志办公室林伟功先生帮我们找到了它的出处。”但究竟出处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来。方金辉同志想以此作为挡箭牌,但这是往人家脸上抹黑。我们知道林伟功先生是非常严肃的学者,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辈。方金辉先生总爱捡到稻草当令箭,他把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周谷城俩位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修改稿,定稿后已经不用了的又捡出来用,无怪呼连雕刻在石上的“僧其”都敢改凿成“僧兵”,空白的资福寺墙上,都新添上不伦不类的诗句,既能如此,还有什么搞不出来的,不敢搞的?
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方金辉同志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其实只是看着吓人,一经戳穿,就露了饀来,虽然也蒙蔽过一些读者,最终还是给人看破了,这就叫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四、林泉院绝变不了少林寺
读方金辉同志的奇文,真觉得写文章很容易,想怎么说,可以信口开河,不费吹灰之力就怎么说;想怎么写,随心所欲,大笔一挥,一篇又一篇就从笔下滚出来。一会儿说:“林泉院肯定不在清远里而在清源里。”一会儿又说“清远里划归新设立的兴化县,后归属莆田县,林泉院在清远里”。如此翻云覆雨,指鹿为马,难怪他有足够的勇气胡编乱写。他还胡说什么:“林泉院僧兵的存在;嵩山少林寺高僧的口传;林泉院的地形地貌酷似嵩山少林寺”。因此,“林泉院就是少林寺。”这些不仅没有一条直接的证据,就连一条能站得住的理由都举不出来。其逻辑之稀奇古怪,实在罕见。其说法虽异,但其目的实同,那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想方设法地和林泉院拉上关系,希图达到林泉院就是少林寺的目的。
我们认为林泉院就是林泉院,绝对变不了少林寺。要想把至今还在福清境内的林泉院遗址,安排在莆田县西天尾镇林山村以取代世称的南少林寺,而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过硬的证据,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历史是篡改不得的,更不是方金辉同志所能希翼的。
原因之一,记载地名的来源和演变是地方志的内容之一,古代府县之志的撰者大都是修志专家,他们熟悉本土情况,既有文献档案可查,又可就近访问乡间人士,因此其史料是比较详尽切实可信,林泉院便是如此。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莆田县的南山广化寺做为例子说明。
《莆田名胜古迹·广化寺》一书载:创建于至今 1423 年前,即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年),邑儒郑露、庄、淑兄弟,世称“南湖三先生”,舍宅建“金仙庵”,后升为寺(金仙寺),唐景云二年(711),改名“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始称“广化寺”。
《八闽通志·寺观》(卷 79)莆田县灵岩广化寺,……永定二年为金仙院,随开皇九年升为寺,唐景云二年赐额“灵岩”,柳公数书匾,黄滔有《灵岩寺碑》。宋太平兴国改赐今额。
唐、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现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亡大。生算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庚申也。
以上的例子,在各个朝代的地方志中都有见过,不胜枚举。福清的林泉寺按《八闽通志·寺观》(卷 75)载:“林泉院,陈永定元年建。……(以上四寺在清远里)”。林泉院从始建至毁圮,从来没有更过名,方金辉同志搞移花接木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如果因为遗址上有马槽、浴缸或高僧住持过,不管什么名称寺院,都可以变成少林寺,那么各市县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到几个了。
原因之二,嵩山少林寺何时来福建建立分寺?按方金辉同志的说法仅比:“嵩山少林寺晚 61 年”。这种的“推断”能站得住脚吗?《魏书》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十年(496)天竺僧跋陀在少室山阴依山劈基,初创少林寺”当时南北朝割据,少林寺僧人并没有来福建建立分寺。
宋《景德传灯录》说,北魏孝顺帝孝昌三年(527)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漂江过海,经历三年寒暑,北趋魏境,来到少林,北周建德三年(574)武帝废佛、道二教,少林寺遂遭废弃。北周静帝大象年间(579—581),复兴少林寺,并改名陟寺。
那就是说,菩提达摩于公元527年到中国,历经3年漂江过海才达到北魏少林寺,又面壁 9 年,当在公元 540 年才主持寺事。林泉院建于公元 557年,也就是说达摩祖师 17 年后就来福建建分寺。真是佛力无边?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盛时期,隋文帝(581-604 年)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以佛教作为教化黎民的御用工具。于开皇年间(581-600)改陟寺为少林寺。福建的少林寺是否在此时兴建,还有待于进步考证。
原因之三:《三山寺·寺观》(卷 36)第 2 页福清条记载着林泉院。同卷第 15 页记载着:“东林院,新宁里……。少林院同里,旧产钱一百七十七文(曾记二贯三百八十二文)。如果林泉院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就划割给兴化县,何以五百多年后,在明弘治庚戌年(1490)的《八闽通志》里又明白无误记载在原籍的福清条目下?
原因之四:在同一本志书、同县、同卷、同时,明明白白记载林泉院、少林院,怎能说林泉院就是少林院?
原因之五:《八闽通志·寺观》(卷 75)福清条记载:“林泉院,陈永定元年建。”(卷 79)莆田县条“……资福院、北平院、林泉院、龙藏院、灵鹫院、中峰院(宋天圣二年重建)。……(通上凡九十院俱废)”。现在问题又出来了,方金辉同志殊不知在《三山志》里从福清县占去一个林泉寺,但在《八闽通志》里,莆田县自己也有一座林泉院,这就是方金辉同志弄虚作假,产生矛盾暴露出来的恶果。为什么自己的林泉院不要而偏偏要福清的林泉院呢?
此中的奥妙是什么呢?原来莆田的林泉院没有始建年代,而福清的林泉寺有建置年代(陈永定元年建),他千方百计把福清的林泉寺搬到莆田去,企图证明莆田的林泉院建于陈永定元年,进而裁定这个林泉院就是少林寺,得出莆田少林寺建于陈水定元年,直至更早的结论。可是这些均是子虚乌有的鬼话。
地方志是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它的对象是可以观察到和触摸到,只要认真下功夫去考索,研究一下版本与版本之间的记载,就显而易见。要本着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万万马虎草率不得的。史籍记载的东西,光凭感觉下断语,凭意气争是非,是不行的。如果连史志都可以随意加以否定、篡改的话,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证”呢?还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谈呢?
方金辉同志的文章所涉及的东西太多,值得相榷的问题也太多,正如方金辉同志自己所说的:“有时它的一字之差往往将后人的研究引入岐途。”难道不是这样吗!五、简短的结论
(一)福清宋间割出的是“清源里”绝不是“清远里”
(二)林泉院建筑在福清县“清远里”,现属渔溪镇,寺院遗址在林泉村后山的山坳里,遗址尚存。
(三)林泉院绝不能变成少林寺,林泉院、少林院经渭分明、岂容混淆。如果以假证真,证来证去,岂不是轻而易举地把真的变成假的吗?
(四)少林寺在福清市东张镇西北五老峰弥勒山的山麓。史志记载、寺院遗址、碑刻、文物,一应俱全。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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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6 11: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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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东禅寺即南少林质疑

金卯

福建少林寺俗称南少林。据史志和可靠文集记载,只有福清一处,它初称少林院,后升格为少林寺,并无其他别称。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为了争南少林属地,硬是把一些别的寺院说成是少林寺,结果就是无法找到记载,于是只好变通地把“少林寺”说成是其他寺院的别称,甚至引用一些寺院的别称或虚额来充作证据。把泉州东禅寺说成别称少林寺,从而认定它就是南少林便是一例。因为这种说法引经据典,真真假假,故从学术上看,极有辩析之必要。
《南少林寺在泉州》(原连载于《泉州晚报》,1992 年 8 月结集印行)一书认为。“南少林寺在泉州东郊清源山麓的东岳山”,“这个南少林寺,即是东岳山麓的东禅寺的的别称。泉州著名的寺院一般都有两个名称。开元寺不挂‘开元寺’牌号,山门挂“紫云’二字匾额;承天寺也不挂‘承天’,山门挂‘月台’;东禅寺边门挂‘少林古迹’四字木匾。所以开元寺即紫云寺……承天寺即月台寺,……东禅寺即少林寺。
经过作者如此引证论述,就把东禅寺变成少林寺了,但笔者以为,把东禅寺等同于少林寺,不能自圆其说,特质疑如下。
一、东禅寺没有少林寺别称
寺院确可以有别称。别称不是正式寺名,但通常说的一些别称,实际上是简称。如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简称黄檗寺;莆田梅峰光孝寺简称梅峰寺,泉州镇国东禅寺简称东禅寺。有的可简得更多如莆田南山广化寺,民间只简称南寺。简称与全称可共时存在,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镇国东禅寺显然不可能简称少林寺。
除简称外,一个寺院历史上屡经更名,确又会产生多个名称,但这多个名称不是同时同地使用。如泉州开元寺,其寺址原为唐黄守恭桑园,相传桑树曾开莲花,故初名莲花寺,后来又改名兴教寺、龙兴寺等,这多个史称,均有历史记载可查,如无史籍记载,就口说无凭了。迄今为止,世人尚未发现泉州东禅寺有过少林寺的名称记载。泉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庙宇寺观历史记载从未间断,为什么独无少林寺的记载。由是可见,东禅寺既不可能简称少林寺,也不可能有少林寺的史称或别称。
另外,别称不是正式名称,而“少林寺”却是禅宗祖庭的正式名称。其名气与泉州东禅寺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个全国著名大寺院的正式名称,反而成了一个无名小寺院的别称,这是不可理解的。假如泉州东禅寺真的是河南少林寺和尚“智空”所建,何不用与祖山祖寺相同的寺名,以昭其所自,增加名气,而偏称东禅?
二、“少林古迹”不能作少林寺证据
著名的寺院,包括不少名胜古迹,在实地往往都挂有多块或出现多个匾额,但不能把这些匾额上的文字都看作是它们的别称。前人把匾额分为两类,一类叫实额,一类叫虚额。实额直书该地真实名称,虚额则不是直书名称,而是据典拓辞或依景拟句;实额内容只有一个,作用为说明该处正式名称。虚额内容则丰富多样,往往富于诗意或哲理意味,作用是起点缀和引人联想。如泉州开元寺除了有根据黄守恭的“紫云”堂号书的“紫云”匾额外,大雄宝殿外尚有“桑莲法界”匾额,据《八闽通志》记载,开元寺明代还曾挂有“第一禅林”的匾额;又如莆田梅峰寺也曾有“梅林佛国”匾额;今福清石竹山山门除了实额,又有“凌云”等虚额。虚额不能视为正式名称是人所共知的。
泉州东禅寺据说在文革前曾有“少林古迹”木匾额一块,悬于边门,今则无考。假设情况属实,我们也认为它应是近世好事者据民间传说所造,因为既言“古迹”,又无从稽考。况且其所挂位置是右边门,而不似开元寺之“紫云”,承天寺之“月台”悬于山门。可见,“少林古迹”一匾,即使有,作为东禅寺的虛额也不够格, 更不能作为东禅寺别称少林寺的依据。假如这块据传说所作的“少林古迹”可作证据,那么,近年在东禅寺又树立起所谓“南少林遗迹”的石碑,若干年后,是否也可成为东禅寺即南少林的铁证?
三、东禅寺不是少林僧所建
《南少林寺在泉州》一书(还有刊于《泉南文化》等一些文章)引民间抄本《西山杂志》说法,认为“泉州少林寺,唐初由嵩山少林寺寺僧智空来建”。“唐朝嵩山少林寺‘僧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也,’”智空即“十三棍之救唐王”的十三僧之一。
查历史上确有少林寺“十三和尚救驾唐王”之事,今嵩山少林白衣殿尚存这个故事的壁画。但是据《嵩阳石刻集记》卷上、《金石萃编》卷41 及今人德虔《少林武僧志》等可靠文献记载,这十三个和尚的题名是: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玚、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这十三僧中,不但没有“智空”之名,而且《西山杂志》中所说的另外十二个和尚“一空、半空、元空、色空、禅空、了空、悟空、静空、虚空、真空、法空、律空”,名字竟也没有一个能对得上,即此可见《西山杂志》之伪。“智空”实为传说人物,因此“智空武击法闽中”等诗句也只能是《西山杂志》作者之所编造,绝不能作为历史看待。
如果说东禅寺即少林寺,而少林寺为唐初“救唐王(李世民)”的智空所建,假定智空实有其人,那么东禅寺建置时间应在唐初。具体说,李世民敕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及颁发《告少林寺主教书》(后刻为《太宗文武圣皇帝龙潜教书碑》)的时间是在唐武德四年(621)。(见《嵩阳石刻集记》卷上、《隋唐佛教史稿》、《唐代佛教》等文献),因此,智空应是在武德四年(621)后一段时间来泉州建东禅寺即少林寺。但是查泉州东禅寺是“唐乾符中建,广明初赐今额。宋德佑及元至正两遭回禄,寻重建,国朝宣德十年重修。”(见明《八闽通志》卷 77)。“乾符”是唐僖宗年号,即公元 874-879年;“广明”也是僖宗年号,即公元 880 年,可见,东禅寺建寺时间不早于874 年,而此时离唐太宗颁发与“十三和尚救驾唐王”有关文件已是 250多年了,难道世上有如此长寿之僧不成?从建置时间来看,东禅寺即少林寺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它绝不可能是“十三和尚救唐王”的少林寺武僧所建。
四、《西山杂志》错误百出
认为南少林在泉州,其主要依据是《西山杂志》及《清源金氏族谱》中附录的一篇小说《丽史》,抄本《丽史》既是小说,难以为证。而抄本《西山杂志》,记载的内容则很庞杂,作者据说为清嘉庆间晋江东石一不第塾师蔡永蒹,此抄本据专家初步鉴定,极可能是抄写于清末民初。书中内容颇多讹误,所引诸书今多查无实据。有的错误十分明显。举与南少林有关的一些文字来看,如所谓“南唐天右四年少林寺反王审知之附梁被毁”一事,查南唐根本无“天右”年号,就是以“天”字冠头的年号也没有(历史上只有“天佑”纪年,系唐昭宗年号,唐哀宗沿用至三年),年号尚且杜撰,遑论史实之可靠。
又如所谓“(少林寺)僧分十级也:禅房、方丈、长老、住持、当家、香火、缘斋、武练、武农、武樵《南少林寺在泉州》一书对此禅林组织津津乐道,说是有做佛事的,有生产的,有练武的,“寺僧之所以分为十级,就是适应寺院的管理和训练的需要而设置的。”我们遍查佛学资料,迄未见到如此奇怪的僧众分级。按佛学资料的解释,“禅房”是僧众居室的总名。而“住持”为一寺僧众之主,因其居方丈室,故又尊称“方丈”,方丈的地位最高,故又称“长老”。住持、方丈、长老、三者名异实同。而“当家”谓主持寺务的当家僧,一般也指住持。如果用这是泉州少林寺的独特僧众组织,与所有的禅宗寺院组织不同来解释,显然没有道理。所以,这只能解释为《西山杂志》的奇怪僧众分级,乃是不谙佛学常识的民间下层文人编造的禅林组织。
因此,抄本《西山杂志》中有关少林寺的文字实在只能和《丽史》、《万年青》一样作小说看待,而不可以作信史引用。该书所述的泉州少林寺有关内容,几乎无一能经得起推敲。在有关少林寺的文字中,满纸是“反元反清”、“满人假仁假义”、“乾隆之比郑王仁则更残忍”之类的语句,竟毫不顾忌,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借民间传说来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绝非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关于作为泉州少林寺主要证据的抄本《西山杂志》和《丽史》等有关内容,近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罗炤研究员撰写《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简析》一文(载《武林》1993 年 11 期),作了鞭辟入里的辨析,相信南少林学者可从此文中得到更多的反省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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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6 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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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简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罗炤

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史料,主要出自《丽史》和《西山杂志》二书,以及《仆射招讨公泉州护安功德院记》一文。欲确认泉州少林寺,需要对这两部书和一篇碑文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订。
一、1991 年第 1 期《泉州市志通讯》刊载了《丽史》全文,并加“编者按”介绍:“《丽史》是迄今所知泉州古代第一部言情历史小说,……作者无考,当是明代泉人所撰。泉州金姓回族为宣扬其祖先金吉协力平定元末那兀纳叛乱之功绩,特掇入明代纂修的《金氏族谱》中。”《丽史》结尾处有署名“南安簿邵菜暗”的一段跋文,据傅金星、廖渊泉、黄天柱同志考证,邵莱暗可能是洪或成化年间人(见《泉州市志通讯》1991 年第 1期)。据此判断,《丽史》可能是明初或明朝中叶的作品。
《丽史》中有关少林寺的记载共两条:“城中士有伊楚玉者,甫弱冠,读书少林寺”,“夏六月,生至自潮州,居少林寺”。这两条记载,是迄今所知关于泉州少林寺的最早,最重要的史料。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金秋鹏先生是泉州金姓回族的后裔,据金先生介绍,伊楚玉实有其人。《金氏族谱》中有记载。此外,在《丽史》的结尾部分,记述了南宋末蒲寿庚叛宋降元及元末那兀纳祸乱泉州的史事,受到史家的重视。因此,《丽史》关于泉州少林寺的记载,是确定泉州至迟于元朝元统年间(1333—1335)即有少林寺的重要的依据。不过,以下两种情况需要考虑。
第一,《丽史》的主体是言情小说,不是历史记录,其中的故事情节和诗词文翰,真实性难以确定,尤其是小说中穿插的一段溺尸复活和故事,更属荒诞无稽,而有关少林寺的两条记载,恰恰出现于爱情故事的情节中,而不是在结尾部分的两段历史记述中。
第二,明朝成化末、弘治初,福建莆田人黄仲昭受闽省各方大员敦请,依据“八郡所修之志”,编成《八闽通志》其中记载福建各州县的寺观情况特详。值得注意的是,所记泉州府晋江县的佛寺,没有少林寺,《八闽通志》有各州府旧志做依据,又得闽省最高当局的鼎力支持,它的记载具有权威性。《丽史》成书时间与《八闽通志》中却得不到印证。(按:黄仲昭修志时,不存在莆田与泉州的南少林之争,他不会曲意抹煞泉州有少林寺的事实。)
由于存在以上情况,《丽史》中有关泉州少林寺的记载,虽然值得重视,但不属于权威性的历史记录。它们能够说:在元、明时期,泉州有一个民间通称的少林寺。同时,也需要指出:在泉州正式的,权威的佛寺记录中,没有少林寺之名。
二、在《西山杂志》中,记载了泉州少林寺的大量史事,林少川同志的《“南少林”新考》一文(载《泉南文化》1992 年第 2 期)引述了六条,三千余字,下面逐条试作分析。
(一)“小林寺”条
此条中少林寺棍释十三空之名,与河南少林寺的有关碑记不符。“十三空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恐非事实。
“宋末,少林寺反蒲寿庚,千僧格斗之兵三万,元唆都遣胡骑冲少林寺,寺僧被屠大半,而元兵三万死余数千矣。”另外在“统志”条有少林寺千僧抗元的更详细记载,我认为,此事可疑,疑点之一,上述最早出现泉州少林寺的《丽史》,结尾记述的蒲寿庚兄弟叛宋降元的史事,颇为详细,但只字未提少林寺僧抗元之事。(按:《丽史》此段记事与《八闽通志》卷八十六“拾遣·泉州府”中所记相同,《八闽通志》文字更详,且注明“出本志”,大约其文录自成化以前的《泉州府志》。《丽史》所记蒲寿庚兄弟之事是否也出自“本志”,待考。)疑点之二,少林寺千僧抗元若实有其事,明朝时泉州官府,民间均应旌表,颂扬此一壮烈义举。但是,至今未见有关此事的任何明朝人的文字。疑点之三,泉州自唐代以来即是佛教重镇,泉州僧人著述极丰,但是,这个按《西山杂志》所记反抗过王审知、反抗过蒲寿庚和元兵,后来又反抗过清朝的泉州少林寺,却在泉州僧人笔下没有任何反映,而要民间的下层文人为它记事,这是难以理解的。疑点之四,“千僧格斗之兵三万”,最后“元兵三万死余数千”,有骑兵冲锋陷阵的三万元军对阵一千僧人,竟然伤亡如此惨重,令人难以置信。
“明洪武十年,……观(劝)募州官黄立中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僧人传授技击于泉南。”查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文武职官”,有明一代以至清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文武官员中无黄立中其人。洪武年间的泉州府官员中仅有训导黄铉一人姓黄,其人似不可能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此外,在明朝至清乾隆二十八年的晋江县知县中,亦无黄立中之名。看来,黄立中修少林寺之事,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少林寺十三进,周墙三丈”。这显然是民间传说,不会是真实的情况。中国佛教寺院,规模大者一般不过五进,特殊情况有六进,极个别的情况进数更多一点,但决不会有十三进的寺庙。封建时代的建筑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天子之居九重”。任何建筑也不能超过皇宫的规制。《丽史》、《西山杂志》所记的少林寺,都位于泉州府城附近,不在深山野林中,如果它真有十三进,则属逾制、僭越,大逆不道,官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至于“周墙三丈”,应指围墙的高度。五代时留从效筑泉州罗城,城墙高一丈八尺。南宋绍定三年(1230 年)游九功筑泉州翼城,城墙高一丈余。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 年)契玉立扩建泉州城垣,墙高二丈一尺,明洪武初年泉州城墙再次加固,高度增加五尺,泉州城墙至此达到最高点,亦不过二丈六尺(参见《泉州古建筑》第 11—13 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如此考察,泉州少林寺的围墙可能高达三丈吗?
“寺造柴罗汉、活机纽,僧人均无法逃遁,世称十八柴人。”这是类似武侠小说的民间传说,也不会是真实的情况,验之河南少林寺可知。
“乾隆二十八年秋诏焚少林寺”。此事至关重要,因为天地会秘密文件及内部传说中均以清廷火烧少林寺为天地会起会根源。但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学者们已经从清宫档案中查到确实证据,而且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前后,天地会的所有档案资料中均未出现少林寺和尚的踪迹。如果乾隆二十八年清廷诏焚泉州少林寺之事属实,则天地会的创立便与泉州少林寺无关,甚或天地会文献中的火烧少林寺全属杜撰。我认为,乾隆二十八年诏焚泉州少林寺之事,需要搜寻旁证,求得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西山杂志》“少林寺”条所引宋代青阳诗社,《鲁东诗集》、《紫云诗集》吟咏泉州少林寺之诗三首,从其内容,词句,意境等判断,不可能是宋朝进士及其诗友们的雅集之作,应出自下层文士之手,诗中的“智空武击法闽中”、“十进山门万丈垣”、“十进山门失去三”等句显示,这些诗应与《西山杂志》的写作时间相近,很可能是清朝中、晚期以后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产生的作品。
(二)“东岳”条
此条记“唐开元,天宝间,东石许十一簿公……泛舟游于洛阳江焉,乃宿于少林寺僧舍。……事见《嘉定温陵府志》。许十一簿公,许稷之叔也。”按:洛阳江之名至唐宣宗时始出现,开元,天宝年间不名洛阳江。《西山杂志》称此文出于《嘉定温陵府志》,现在已看不到此书,很难判断其可靠性。许稷原为莆田人,后迁移至晋江,贞元十八年中进士,距天宝元年整整六十年。依《西山杂志》所记,他与其叔年龄相差大约五、六十岁,而且许稷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已有人移居晋江东石了。这两种情况虽非绝无可能,但需要考证。
(三)“龙降”条
此条记智空与十二徒降龙事,称:“《闽中记》云:唐高宗龙翔元年元春之月……”。《闽中记》为唐德宗时人许稷所著,他不可能与出“唐高宗……这样的文句。南宋的《仙志和明朝的《八闽通志》“拾遗”中引用《闽中记》文字多处,行文与此条迥异。此外,所谓十三空、智空禅师,与嵩山少林寺碑记不符,不会实有其人,上文已述。因此,我认为“龙降”条不会是《闽中记》原文。
(四)“统志”,“下辇”条
此二条所记少林寺千僧反蒲寿庚,抗元之事更加详细,上文分析“少林寺”条已揭其疑点,不再赘述。“下辇”条记元至正时少林寺逃亡僧人法助建御桥,“题桥曰御桥少林造”。不知此桥现在是否仍在?题记是否尚存?
(五)“九坑”条
此条记“方广寺,宋初居少林僧方悟、方觉,募资重修。”此事值得注意。但是,此条说方广寺在马坑,马坑在四都:《八闽通志》卷七十七记方广寺在六都;《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则记方广寺在七都(据林少川《“南少林”新考》引文),不知三者孰说正确?此外,此条记:“陈灭,隋文帝开发夷州,至闽州,黜马相侯……”查《隋书·文帝记》隋文帝从未入闽,此处所记显系录自民间故事。此条进一步引录:“宋《紫云诗集”云:“马嫔荫父相公侯,封土九坑筑苑楼。楼下驷行云首路,逍遥游幸至闽州。’《桑莲诗集》云:“农夫仕禄不身修,贪夺民田造五楼。园苑荣华春几载,隋皇一至马犹囚。”按《西山杂志》所说,这两首都是宋朝进士的诗。试想:“宋朝进士能不知道隋文帝未曾驾幸闽州吗?宋朝的士大夫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吗?《西山杂志》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六条记载中,引录宋朝泉州士大夫诗作十余首。我认为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皆为后人托名伪作,其诗内容多出自民间传说,大概是下层文人的作品。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西山杂志》里关于泉州少林寺的六条、三千余字记述,错误很多,疑问不少。《西山杂志》这部书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学者们对它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此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傅衣凌先生曾经指出:“似非出于文网严密的嘉、道时人之手,倒是反映了晚清的时代思潮。再则这部著作我疑不是一时之作,也非出于一人之手,或是东石蔡氏一家数代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口耳相传,陆续编写出来的。”(《〈西山杂志〉序》,载《福建乡土》1988 年第 2 期)1992 年 12 月 11 日,我与李玉昆,林少川同志同往晋江东石访问《西山杂志》的收藏者蔡春草先生,看到此书部分抄本原件。从其纸张、笔迹等情况判断,我以为不会是嘉庆年间之物,抄写于清末或民国前期的可能性甚大。(需要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粗浅、匆忙观察所得的意见。《西山杂志》原件究竞抄写于何时,应组织多方面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在蔡春草先生的小店间,挂着他仍在做着的一本杂记,内容与《西山杂志》相似,都是有关晋江一带的史地资料。由此看来,正如傅衣凌先生推断的那样,东石蔡氏一家确有世代相传,“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并做实地采访,“陆续编写”的传统。作为民间人士,出于对乡土历史的热爱,蔡氏一家数代的行动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决不能苛求于他们,据我所知,蔡春草先生一直将《西山杂志》秘藏家中,从未有过以它为个人谋利的想法,只是由于文物工作者的努力调查和借阅,《西山杂志》才于十几年前陆续面世。问题是,对于这样一部多半采自民间传说的民间著作,学术界应取审慎辨析的态度。民间传说中常有正史和士大夫著作中所不载的内容,不能忽视,更不能一概抹煞;同时,民间传说中多有杜撰,附会之事,这也是普遍的情况。《西山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涉及有关泉州少林寺的六条记载,虽然主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需要说明,“少林寺”条所记清代蔡氏家族的历史,应当是确有根据,基本可信的,不能轻率否定。
三、1981 年刊本《南安傅氏族谱》收录一篇《仆射招讨公泉州护功德院记》撰写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 年)。据此文记载,泉州护安院内有“曰法、曰僧、曰十三、曰罗汉、曰玄女”五堂。其中的“十三”堂,一些学者认为是“嵩山十三武僧堂”(我也一度认为有此可能),因而成为在北宋时期泉州即有少林寺的重要依据。然而,细读《护安功德院记》全文、并查阅有关资料之后,发现了如下问题:
(一)护安院与 1982 年树立“南少林寺遗迹”碑的泉州东禅寺,不是一个寺院。《八闽通志》卷七十七“泉州府·晋江县”明列东禅寺与护安院是两个寺庙,且在“护安院”下注文“在东禅寺侧”,可见到明朝中期它们仍是两个不同的寺院。因此,护安院内的“十三”堂不能成为东禅寺即南少林寺的依据。
(二)《护安功德院记》记载:“而傅侯酷尚裸,雅甚傅合,加欲邀宠于太傅,以东海夫人盍创仁祠为请耳。”由此可知,护安院虽是一座佛教寺院,但祀奉的有民间信仰的神衹,其五堂中的“玄女”就不属于佛教,那么,“十三”堂是不是一定祀奉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十三棍僧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佛教中有主司死者七七日乃至三十三回忌的“十三佛”,唐末以后民间普遍信仰的冥界十王,即其前十佛,护安院中的“十三”堂奉祀的有可能是“十三佛”。联系到建院功德主傅某“酷尚裸”的事实,此“十三”堂奉祀十三佛的可能性远比十三棍僧为大。
基于以上两点。《护安功德院记》中的“十三”,尚不能作为泉州东禅寺即南少林的充足依据。另要指出,《护安功德院记》中载明该院有一个“十三”堂,未记有一个“十三僧”堂。1993 年 2 月“泉州南少林武术节”期间,在泉州南少林成果陈列馆展出的《护安功德院记》复印件及有的学者的论文中,均将“十三”篡改为“十三僧”。这是很不严肃、不能容许的行为。
此外,1992 年11 月在泉州东岳山麓发掘出的一个影青瓷碗,捺印有四个不足半身的人像,一些学者认为是“武僧像”,并作为泉州少林寺的物证。我曾于 1992 年 12 月仔细观看过这只瓷碗,并与福建省几位文物考古专家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都不能断定这四个人像是“武僧”,认为应该组织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泉州少林寺的史料,不是出自可靠的历史记录,权威性不够,甚至存在诸多错误和疑点。但是,它们反映出:泉州民间有很多关于少林寺的传说,这些传说应该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丽史》中关于泉州少林寺的记述,显示出元、明时期泉州已有一个民间通称的少林寺。1962年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文物调查,看到东禅寺前悬“少林古迹”匾额一方。这是泉州少林寺的另一证据,但此匾书写、设立的确切年代,尚需进一步考证。八十年代以来,泉州学者在南少林寺的研究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衷心祝愿他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发掘出具有权威性的史料,为泉州少林寺确立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
(本文是在 1993 年泉州南少林武术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选自《体育文史》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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