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影留踪：从福清奎岭石碑看清代循吏李本楠

（一）

数年前，笔者在福清阳下街道奎岭村口路旁一栋房子的墙角，偶然发现了一方断裂的石碑。石碑正中，“浩气凌霄”四个大字虽经岁月侵蚀，仍透着苍劲力道；左侧“乾隆岁次戊子腊月”的题刻清晰可辨。

换算成公历，该石碑雕刻时间为1768年的深冬。左侧落款“知福清县事卓异候选李本楠敬题” ，更让人心生好奇。那时尚不知“李本楠”是谁，未将这方石碑放在心上。后来念及它或许是件文物，托友人再去查看时，石碑却已不知所踪。

这份意外的遗憾，反倒让笔者对“李本楠”这个名字格外留意。后来在梳理史料中发现，奎岭村口那方消失的石碑，原是一把打开清代官场与地方治理的钥匙——它不仅让“卓异候选”这一清代官员考核体系中的荣耀有了具象依托，更让“李本楠”这个在史料中近乎模糊的名字，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二）

彼时的李本楠，正处在福清知县任上的第三年。

李本楠（1723-？），祖籍山东惠民县，以拔贡身份赴闽试用，补授福清县知县。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担任福清知县，“荐举引见”，吏部考功司将地方考核结呈报乾隆皇帝，乾隆降旨“准其卓异，加一级回任候升”。乾隆三十三年（1768），李本楠福清知县三年任满，朝廷又同意吏部提议的覆加通判衔（正六品），并留任福清知县。

乾隆三十五年（1770），台湾府理番同知张所受，系广东灵山县人，按照规定，“福建台湾（府）文职各官，凡籍隶广东人员，俱令回避”。张所受遵例回避、调因内地任职，其空出的职位，经闽浙总督崔应阶商藩、臬两司，最终升补48岁的李本楠为福建省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府州副职，正五品）。

李本楠在福清任职期间，虽未留下鸿篇巨制的记载，却以“卓异候选”的头衔，在清代严苛的官员考核体系中留下了亮眼注脚。要知道，“卓异”是清代对地方官的最高褒奖，需经州县申报、府道考核、督抚举荐，层层筛选后方能入选，标准严苛到“操守端方、政事勤慎、才具优长、政绩卓著”四项缺一不可。时任闽浙总督崔应阶在向吏部举荐的奏折中，评价李本楠“老成明练，办事勤慎”，恰是对“卓异”标准的精准呼应。

实际上，李本楠“卓异引见”、担任通判之职尚未满三年，“例不准其升调”，但乾隆皇帝出于台湾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等迫切需要，以及李本楠在福清任职中的突出表现，最终“朱批”破格将李本楠升补台湾府理番同知。

李本楠赴任前，还有福清利桥重修关帝庙作记，立了“重建武庙碑记”。2010年春，福清市博物馆在利桥之北瑞云塔下，发现了这块长2.8米、宽0.75米、厚0.12米的花岗岩石碑。

（三）

我们已无从确切知晓，李本楠为奎岭题下“浩气凌霄”时的具体心境，是为表彰乡贤义举，抑或为纪念地方善政，还是在治理难题迎刃而解后借碑石抒发为官抱负？查阅《福清市志》，乾隆戊子年（1768）的福清并无惊天动地的大事记载，可这份“无大事”的平静，或许正是李本楠“政事勤慎”的最佳佐证。

清代的福清，既是福州府下辖的富庶之县，也是海防与水利并重的难治之地：天宝陂的灌溉功能需岁岁维护，沿海潮患要时时防备，胥吏私征赋税的积弊待彻底厘清，贫家子弟的教化更盼有人擘画。李本楠能在这样的县域获得“卓异候选”，定然是在这些“细碎政事”中，交出了令百姓满意、令上级认可的答卷。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他曾踏着晨露巡查天宝陂，看着汩汩清水流入稻田时，心中盘算着如何加固堤岸、增设闸门，以护沿岸千亩良田；他或许在县衙前亲手监督工匠刻制“粮册公示碑”，将各乡赋税额度、缴纳流程一一列明，让每一户百姓都看得清、算得明，再也不必受胥吏盘剥；他也可能在暮色中走进乡野义学，听着孩童们诵读“四书五经”的朗朗声，与乡绅细细商议如何募集更多助学款项，让贫家子弟也能读书识字。这些未被史书记载的日常，恰恰是“卓异”官员最真实的注脚——不是靠一桩“大事”扬名，而是以千万件“小事”立身。而这份在福清练就的“老成明练”，后来更成为他治理台湾边疆的底气。

（四）

乾隆三十五年（1770），因福清治绩突出，李本楠被调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接替前任张所受。这一官职是清代为台湾特设的要职，管辖着如今台湾中北部的苗栗、台中、南投等地，核心职责是 “抚绥番族、调解汉番纠纷、维护边疆治安”。彼时的台湾北路，正处在汉民开垦与番族传统领地交融的关键期，汉商强买番族樟脑、鹿皮引发的冲突不断，山区“生番”侵扰汉庄的隐患时时存在，治理难度远超福清。但李本楠却将在福清积累的治政经验，巧妙融入这片陌生的土地。

为化解汉番贸易矛盾，李本楠在北路重镇彰化县设立“汉番交易公所”，亲手拟定《交易章程》：要求汉商登记备案方可入市，严禁哄抬物价、赊欠货款。还特意挑选通晓高山族语言的吏员驻所调解，昔日剑拔弩张的交易市场，渐渐变得秩序井然，任职期间北路汉番贸易冲突锐减七成。面对山区“番患”，他没有一味强硬镇压，而是奏请朝廷在大甲溪、埔里社等要地增设6处汛塘（清代基层军事据点），派驻绿营兵驻守；同时组织汉庄村民“团练自卫”，形成“汛塘+团练”的联防体系。每当清晨的号角在汛塘响起，不仅守护着汉民开垦的良田，更慢慢消解了番族对官府的隔阂。

更难得的是，李本楠深知“长治久安在教化”。在番社附近，他亲手筹建“社学”，免费招收番族子弟入学，亲自挑选教材，让汉语与儒家伦理的种子在番族孩童心中生根；又从福建内地请来农师，带着水稻秧苗和新式农具走进番社，手把手教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插秧、耕作。曾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番族，渐渐学会了开垦水田、收获稻谷，过上了安稳的定居生活。

台湾府知府蒋元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特意褒奖李本楠“抚番有方，利在久远”。这八字评价，正是对他边疆治理智慧的最佳认可。

（五）

关于李本楠的晚年，史料记载虽显零散，但据《台湾府志》（嘉庆版）可知，他至少担任北路理番同知至乾隆四十年（1775），后因“丁忧”（父母去世）离任。此后，他便从官署记载中消失，推测是返乡守制后选择不再出仕，最终终老于山东惠民故里。他的名字虽未载入《清史稿》，但《福清县志》里的水利记载，《台湾府北路志》中的治番事迹，还有奎岭那方已失踪的“浩气凌霄”碑，都在默默诉说着这位清代循吏的故事。

如今，关于李本楠可查的史料寥寥无几，但“浩气凌霄”石碑留下的印记，却成了最鲜活的“史证”。它告诉我们，这位来自山东惠民的拔贡官员，曾从福清的田埂走向台湾的山地，用“勤慎”与 “明练”，在闽台大地上书写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答卷。

200多年后，即便石碑已不知所踪，我们仍能从史料的碎片中，勾勒出李本楠履职福清的身影。因为他在福清修复的水利、整顿的吏治，在台湾搭建的贸易秩序、开设的社学，都已化作无声的“浩气”，融入闽台共同的文脉之中。那些未被文字记载的治绩，早已刻在百姓的记忆里，留在这片土地的变迁中。

这，或许就是对“卓异”官员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李本楠这位闽台治理者最珍贵的历史回响。

作者：何华龙，福清一中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福清市社科专家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