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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奉旨入阁,辅佐三朝“前后十八年”,夙夜在公,鞠躬尽瘁,但并不自恃矜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每每皇帝恩荫,总是“疏辞加恩”,有功也不愿意受禄。 天启四年(1624)农历七月初七,叶向高移居到福清会馆,在此之前,他已连续三年先后上疏67道,请求退休归乡。熹宗皇帝见苦相挽留未果,最终只得“勉从所请”。为褒扬叶向高功绩,熹宗两次“加恩”:一加太傅,二加上柱国。叶向高在《苍霞草全集》中,记录了当年熹宗褒奖的理由,除了“庆陵工成蒙恩”,特别指出叶向高“三朝元辅,数载勤劳”“德望忠劳,晋秩三事”“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因此“用示酬嘉”“用酬忠勚”。
对熹宗的这两项加恩,叶向高在圣旨称“俱有成命,只受勿辞”情况下,马上上疏致谢和上御门面见皇帝,坚辞加恩,“连章控陈,情词愈恳”。一周之后,终于得到熹宗收回成命,免去所授予的太傅职位;而对于上柱国的荣誉,熹宗认为“陵工加恩,出自彜典,宜即祗受,不必辞”。天子之命难违,叶向高终于只好接受上柱国之职,于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抵达福清故里。 至于坚辞“太傅”之职,正如叶向高在疏言中所说,“若太傅位列三公,国朝二百余年,文臣无敢居此职者,固己万无受理矣”。熹宗恩加给文官叶向高的“太傅”职位,自明朝开国200多年来前所未有,之高之贵,甚是荣极,但是叶向高不为所痴,矢志守正,疏辞再三,让我们看到了叶向高的淡泊名利,忧国为民,“以民之心为心,以民之利为利”(叶向高语),“尤忠在国本”(崇祯皇帝谥文)。反观当下部分从政者跑官要官、卖官鬻爵之丑陋,如粪土一堆不齿人世,更显叶向高之难能可贵。 天启四年(1624)七月,获准辞归的叶向高离朝出京之前,仍然心系社稷安危,再作《辞朝奏陈要务疏》,坦言直陈国家大事,作为“最后的政治交代”。 作者在开篇时说,“臣闻,荩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稷之忧”。又说“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无可仰酬。今归伏田里,远隔天颜,永无抒忠之路。所有犬马下情,宁能默默然,不一吐于君父之前哉?” 在这篇“疏”中,叶向高力陈废除廷杖、赈灾安民、边陲额饷、亲卫之兵、训练演习、谒陵操阅等诸事,强调“以上数款,虽人所共知,而实则国家精神命脉、治乱安危之大几,毕系于此”。这些“社稷之忧”,皆是逆耳忠言,叶向高作为离任返乡之人,“不忍不言”,还是希望得到熹宗皇帝的高度关注和部署推行。 在叶向高《苍霞草全集》中,“陈时事”“陈要务”的篇章数十上百,蔚为大观。而“辞朝”告老还乡之际仍然尽终一“陈”,可以看出叶向高忧国忧民、力陈国是的一以贯之,始终如一。 叶向高“劝上”,自万历至天启延续不断,尤其是对熹宗,每以惓惓之心,铮铮坦言,足见罕有的忠心肝胆。 再以《辞朝奏陈要务疏》为例,该文开篇即提出“最要最切”的一件事,是呈请熹宗皇帝“清心寡欲”。叶向高认为,“皇上一身,天地祖宗臣民之所系属也”,作为“天子”,熹宗弱冠登极,开头的两三年尚能听谏善政,之后却从谗后宫,沉浸女色,荒诞不经,必将危及社稷江山。叶向高心忧如焚,但敢于力进诤言,以“最要最切”极陈首宗要务,力劝熹宗自戒自免。 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向高历经四个多月奔波,终于回到福建福清老家。抵家后,他心里又惴惴不安,再作《到家谢恩疏》,执着进言道:“伏愿皇上,深思宗社大计,保重圣躬,清心寡欲,使精神完固,玉体康强,以仰答祖宗在天之灵,下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愚臣惓惓之一念也。” 时隔不久,叶向高连牍痛陈,疾言正色,其拳拳之心天地当鉴。可惜的是,其时,大明颓势不可挽回。叶向高忠言逆耳,终被罔顾,明廷其亡也速。 历史终于深刻记下“足资考镜”四字!
作者:叶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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