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永通宝"与海上丝绸之路

（三）
清朝统一台湾后，继续与日本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仅厦门就出发13艘官船赴日贸易。据统计，每年中国船赴日本贸易，春季有福州船6艘；夏季有泉州船4艘，漳州船4艘，厦门船5艘、福州船4艘；秋季有福州船3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有177艘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来往人员达9128人次，其中不乏流寓日本的福建侨民。
上文提到的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福清六十都文林村（今东瀚镇陈庄村文林自然村）的魏之琰，定居日本长崎后不久，拥有私人码头仓库、远洋运输船队等资产，家有佣人数百人，经济实力雄厚，富甲一方。此后魏之琰成为日本魏氏始祖，后来两个儿子归化到日本国籍，而魏之琰本身始终留全发，着明服终身，始终保持明朝文化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由于明、清两朝长达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魏之琰兄弟的事迹在福建本土尚未找到任何官方文字记录，除了在日本有具体相关事迹，在越南也有零星文献记录。
琉球与中国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明朝。明朝允许琉球与泉州互市，史书记载琉球的察度王已向中国朝贡。
琉球人崇尚汉学。1393年（明太祖洪武26年），琉球学生开始到北京国子监学习，清代时特设琉球学馆于国子监内，作为琉球学生读书和生活的居所。明代有多次派出的“册封使”乘御冠船（船头似冠形）从中国到达琉球。中国使节带去的乐舞，戏曲如《姜诗》、《王祥》、《风筝记》、《昭君和番》等，见明姚旅《露书》及《琉球人座乐并跃图》，《和番》、《借衣靴》和其他音乐舞蹈节目。琉球人则为迎接中国使节而准备大型乐舞《御冠船踊》。琉球的歌舞有如《团扇曲》（六童舞）、《笠舞曲》（四童舞）、《兰花曲》（三童舞），总名为《太平歌》。其中《老人舞》、《团扇舞》、《笠舞》一直保存到现在。当时所演戏曲《鹤、龟二儿复父仇》，现在仍在上演，名为《二童敌讨》。宗教上琉球亦祀关圣、观音、土地诸神。
琉球国冠婚丧祭都遵循明朝和后来的中国朝代的典礼。他们在生活中席地而坐，设具别食，相沿已久，也是从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中学到的礼节。
琉球学馆原址，位于北京国子监内当时前往中国的琉球人很多，有使臣、留学生、水手和商人等，而人数最多的是留学生。一部分留学生是王室亲族和大臣子弟，即“官生”,入京都国子监读书，称“唐监生”.另一部分在福州学习，称“勤学人”,他们多数是久米村（即唐营，中国人聚居的村落）人。勤学人在福州学习面很广，有儒学、天文、地理、医学、音乐、绘画等；学习技艺的有冶炼、造船、铸钱、烧瓷、烧墨、制茶、制糖、制伞等。
（四）
由于琉球与中国关系特殊，琉球国内建有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和学习孔子理论着作。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始于康熙12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都按照《会典》（明清时记录藩属关系资料的书籍）进行。琉球本土原没有教育机构，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来培养人才。
1719年（清圣祖康熙58年），琉球国在文庙南边建明伦堂，成为府学（市级别的学校）。从中国人聚居的久米村即唐营，挑选一名任通事官职的人来担当府学讲解师，每月按一定课时讲读《圣谕衍义》（儒家着作）。每月三、六、九日，还请紫巾大夫到讲堂讲学，对学生解释中国朝贡典礼、考察学生勤惰，以便选有才的人保举做官。
琉球国内儒教教学则从八岁开始，学校安排“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授学生学习。
1798年（清仁宗嘉庆3年），琉球王尚温建国学于王府北，又建乡学三所，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
由于日本也崇奉佛教，当时不少福清人因弘扬佛法而移居日本。渔溪黄檗寺隐元禅师及其东渡弘法的僧众，是明末清初旅日福清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久闻隐元盛名，想请他到日本传教弘法。经幕府许可，逸然1652年至1653年间或馈书赠币，或派弟子古石、自恕到福清，前后4次邀请隐元去日本。隐元为逸然诚意所感动，派一弟子赴日，不幸在海上遇难，遂坚定了他迎难而上的决心，把万福寺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以63岁高龄于1654年6月3日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等僧俗38人（僧人30个），经厦门东渡日本。三年后受隐元邀请赴日的僧人中，有即非如一、道本寂传等福清人。即非如一是南宋着名理学家、渔溪人林希逸后代。
隐元成功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氏是日本人，其父郑芝龙是旅日华侨。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前往日本。隐元赴日，就是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军船东渡的。
由于中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频繁交往，“宽永通宝”大量流入我国不足为怪。清代一些沿海省份，“宽永通宝”甚至在民间流通，一度替代清政府发行的货币。乾隆年间，“宽永通宝”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广为使用，后“宽永通宝”竟占领了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货币流通渠道，把清政府发行的钱币挤出当地货币流通市场。许多日本人到我国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经商，他们在商业活动中都使用“宽永通宝”进行交易，想让日本钱币控制中国沿海市场。时间一长，当地中国人也开始大量使用这种日本钱币，不再使用中国钱币。后来，有些日本不法商人见日本钱币在中国沿海地区流行甚广，就开始私铸这种名为“宽永通宝”的日本钱币，大肆买卖，严重干扰沿海地区市场秩序，使得清政府在沿海地区收入锐减。
当时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向乾隆皇帝上奏道：“此种钱文（指”宽永通宝“）乃东洋倭人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因定严禁商舶携带倭钱，及零星散布者，官为收买之例。”
清朝文人朱彝尊所着《吾妻镜》一文中，有“宽永三年序”之言，这“宽永三年”就是日本纪年。朱彝尊这位文人是江南人，竟然在序言中使用日本纪年来标注写作时间，足见“宽永通宝”这种日本钱币在中国沿海地区影响之大。
清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说：“市中皆行宽永通宝”,意思是，时市场上使用的都是“宽永通宝”这日本钱币。
乾隆皇帝闻知情况后，立刻下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总督和巡抚，大力打击使用“宽永通宝”的非法活动，严惩那些私自铸造日本钱币在中国地区进行买卖、干扰经济秩序的非法商人，严禁使用日本钱币，严惩在中国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日本商人。
由于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沿海地区官员的积极整治，“宽永通宝”这种日本钱币很快在我沿海地区市场上销声匿迹。     （完）

• 来源：福清侨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