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明末清初旅日融籍高僧与檀越

刘福铸

福建滨海，与东邻日本的交往由来甚古。据《宋史》载，北宋咸平五年(1002）就有建州海商周世昌因风漂至日本，居七年后回国。日本后一条天皇万寿年间（1026-1028），又有福州客商陈文祐、周文裔等人数度赴日贸易。明末，中日民间贸易和海上走私已变得非常活跃。1571 年，日本长崎建港并辟为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商埠。1603 年，江户德川幕府建立后，为增加财政收入，乃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船主持欢迎态度。此后，在明廷的默许下，以南京和福建为主的商船赴长崎贸易者不断增多。明末国内社会动乱，经济不振，促使更多的海商、船主及一些不仕文人东渡日本。当时幕府规定，凡在日本宽永中叶前到达日本的，可以在长崎购地起屋，与妻子家人共住，享有永久居住权，称为“住宅之唐人”。
早期成为长崎住宅唐人的，他们大多通晓中日两国语言。幕府当局便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些人担任“唐通事”和“唐年行司”（汉语翻译联络官），负责管理华侨事务，参与对华贸易。还准许这些职务可以世袭。
福清人与日本交往自明代起已很密切。据《明史》载，成化、嘉靖年间，已有福清人往日本通商。南明时，福清松潭人周鹤芝任唐王水军都督。鹤芝原为海盗，熟悉航海，为了抗清，自日本正保三年（1645）至四年(1647），他曾三次赴日本九州萨摩请求借兵。周鹤芝还与萨摩侯结为父子。后来鹤芝的义子林臬也曾随同安昌王至日本乞师。《日中文化交流史》引《海东逸史》卷 11 说，1651 年南明兵败后，周鹤芝也是流寓日本，不知所终。
明末清初，长崎已成为融侨一个最重要的聚居地。他们中不少人经商致富，或娶日本女子为妻，成为“住宅唐人”。据日本学者宫田安先生的调查统计，今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墓碑者 277 方，其中属闽籍者 225 人，而当中明确记载为福清籍者占 96 人。由此可见融侨在长崎早期华侨中所占之重要地位。《福建华侨志》说，在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中都有闽籍华侨，而近现代闽籍旅日华侨以福清人占多数。当然，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西方天主教在日本广为传播，威胁着日本幕府的统治。1612 年，幕府颁布了严厉的“禁教令”，禁止天主教信仰。为有利华侨在长崎的生存和发展，祈求来航船只平安，祭祀先辈亡灵和寻求精神寄托，于是长崎的华侨开始议建寺院。自 1623 年倡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后，又相继创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圣福寺（俗称广州寺）。以上合称长崎“唐四佛寺”。
这些佛寺既是四处不同乡籍的华侨宗教活动场所，又是他们的乡谊联络中心，可以说已具有了地缘性同乡侨团组织的某些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唐四寺都与旅日融籍高僧或檀越有关。
最早创立的东明山兴福寺是由“三江帮”华侨倡建的。可是该寺的“开法中兴之祖”却是福清人隐元和尚。
原来兴福寺在建立之初，并非正规佛寺，而是以供祀妈祖和关帝为主的，到了该寺第三代住持逸然和尚，他想让寺院具备正统佛教规制以弘扬禅法。因此决定聘请福清黄檗寺高僧赴日主持。当时隐元得意弟子也懒的禅友性觉就居于逸然门下，故逸然钦慕黄檗禅师已久。逸然当时邀请赴日的是黄檗寺隐元高足也懒禅师。不幸的是也懒在渡海时船翻人亡。在万分痛情之余，逸然、性觉又联合长崎通事及另外三唐寺檀越 10 多人，连续四次恳请也懒本师隐元赴日传法。
出于“子债父还”心情，隐元终于 1654 年 7 月 5 日顺利东渡抵达长崎。第二天，便在兴福寺升堂说法，时顶礼拜闻之四众弟子数以千计，隐元被喻为“达摩祖师西来”，自隐元在兴福开法后，该寺便纳入了佛教黄檗宗。以后隐元又在兴福、崇福二寺轮流居住。隐元 66 岁时，逸然又刻隐元师父费隐的《五灯严统》一书以酬其本师素愿。
另二座唐寺福济寺和圣福寺从佛教宗派来看，也都属于隐元开创的黄檗宗。分紫山福济寺创建于 1628 年，其开法之祖师为渔溪黄檗山高僧、后应隐元之招东渡的隐元法嗣木庵禅师。第二代住持则为随木庵东渡的兹岳定环，第五代住持为独文方炳（宇治黄檗山第 11 代住持），第七代住持为大鹏正鲲（宇治黄檗山第 15、18 代住持）。
万寿山圣福寺创建于 1678 年，虽然创建时间迟，且是由广东帮华侨倡建的，但仍与融籍僧人有关。该寺开基祖师为铁心和尚。铁心是漳州华侨陈朴纯与日本孀妇西村松月院所生。铁心自幼习汉语，14 岁起师事福济寺木庵禅师，皈依黄檗宗，因此，他也是隐元禅师的法孙。
在长崎唐四寺中，圣寿山崇福寺是由长崎福州府籍侨领于 1629 年发起兴建的。此寺不管从捐资的檀越或从住持的高僧看，都与福清人关系最为密切。发起兴建该寺的“四大檀越”中有三位是福清人（详后介绍），而列代住持也多为东渡黄檗寺僧，如开山中兴之祖为 1657 年东渡的即非，还有千呆性，1661 年东渡的化林性英，1674 年东渡的玉冈海昆，1719 年东渡的道本寂传，1722 年东渡的伯珣照浩等。
唐四寺中，都有不少黄檗僧的题匾、题联。如兴福寺开山堂即非题联：“月散千江影，花开两国春。”悦峰题联：“宝林檀叶千秋茂，福地明山万古隆。”大雄宝殿独湛题联：“宝地初登，国师千秋如在；法幢重振，东明百世其昌。”观音堂果堂题联：“慧日被诸阁，慈眼视众生。”
又如福济寺大雄宝殿隐元题联：“大开福济门，澈见玄中妙主；撑柱宝王殿，全凭格外奇材。”斋堂大鹏题联：“饭原是米平常事，莱本无根足可尝。”山门木庵题联：“紫气琼云光福济，沧江玉带拥山门。”
又如圣福寺山门弥勒木庵题联：“寿山地杰乾坤大，圣福门高日月长。”大雄宝殿木庵题联：“结殿风雄，福地千秋临紫气，禅规模大，寿山万古永流芳。”又如崇福寺山门即非题联：“檀林涌出宝王刹，福海时朝圣寿山。”唐门道本题联：“天空海阔无双地，虎伏龙蟠不二门。”禅堂千呆题联：“一座寿山观自在，无边福海大圆通。”开山堂大衡题联：“法道超今古，风光遍刹尘。”又“重提摩竭令，别展少林风。”
山城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则是黄檗宗祖师隐元亲手创建的。隐元东渡后，自 1656 年访问京都妙心寺始，先后在京都、大阪等多处佛寺弘法，盛名远播日本列岛，引起了京城江户僧俗各界的广泛注目。万治元年(1659）九月，隐元率弟子从普门寺应邀访问江户。当访问到江户天漆寺时，幕府重臣老中松平信纲、寺社奉行井上正利等官员闻讯来看望隐元。十一月二日，江户幕府德川家纲将军召见了隐元。隐元在江户居 70 天，受到幕府将军及公卿幕僚的热情款待。许多官员陆续皈依于隐元门下。
在访问江户后，福清黄檗寺派无上侍者带信来日，准备迎隐元回山。65 岁的隐元本想践约回国，无奈幕府各界盛情恳留不放。万治三年(1659）幕府决定在京都市郊宇治，把风光绚丽的醍醐山麓之地赐给隐元建寺，自此隐元才决意长居日本。宽文元年(1661）五月初八日，隐元正式把祖庭黄檗山万福寺之名作为新山寺的名称。这便是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由来。
宇治黄檗寺自 1661 年动工，历时 8 年才基本完工。隐元于该年 8 月29 日正式晋山任开山住持，居三载，因年迈体衰而退隐松隐堂，命弟子木庵座元继席。日本黄檗寺自隐元至第 13 代，住持均为闽籍之隐元徒子徒孙。自第二代至第 13 代分别是木庵性瑫（住 17 年），慧林性机（住 2年），独湛性莹（住 11 年），高泉性漷（住 4 年），千呆性侒（住 10 年），悦山道宗（住 3 年），悦峰道章（住 9 年），灵源海脉（住 2 年），旭如莲（住 3 年），独立方炳（住 6 年），杲堂元昶（住 11 年），竺庵净印（住 5年）。
新黄檗寺住持自第14代至21代，其间既有中国僧人，也有日本僧人。由于东渡困难，自 22 代始，黄檗寺住持就再也没有东渡中国僧人继任了。但时至今日，日本黄檗宗佛寺已有五百多座，信徒百万众，仍皆奉隐元为祖师。
在旅日融籍高僧中，除了最有名的隐元和尚外，还有多位高僧在东瀛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以高泉性漷和即非如一两人尤为突出，以下也加以简介。
释高泉，法名性，明崇祯五年（1632）生于福清。年青时出家于渔溪黄檗山万福寺，受法于福清万福寺接任隐元法席的慧门如沛禅师。1661年，高泉与晓堂道收等人受如沛禅师之派，东渡日本为法祖隐元祝贺 70寿诞。据《中山传信录》卷五载，此前高泉曾渡海至琉球（今日本冲绳）传法。
高泉赴日后，再没有回国。他在日本，与隐元弟子、日本僧人龙溪性潜交情甚笃。后来由于龙溪的举荐，高泉得到朝廷的重视，屡受厚待。延宝三年(1675）六月，高泉把自己所著的《扶桑禅林僧宝传》5 卷晋献日本上皇，得到了肯定。从此高泉逐渐成为全日闻名的高僧，在当时日本佛教各宗之间均享有盛誉，特别是接受灵元上皇皈依后，常到宫中说法。以后由于机缘成熟，他便在山城（今京都）创建佛国寺，并得到日本灵元上皇敕赐寺额。
日本宽文四年(1664），他又应丹羽玉峰居士之请，去江户（今东京）住持继摩室。而此时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祖庭已由隐元弟子木庵接管。至延宝三年（1675 年），木庵把江户瑞圣寺交付弟子铁牛。五年后，又把万福寺法席让给法弟慧林，自己从此退隐紫云院至贞享元年（1684）圆寂。但是慧林主持万福寺仅一年也圆寂了。于是万福寺由随隐元东度的弟子独湛继席。只是独湛本来就讨庆世务，唯以念佛为事，从此，万福祖庭缺乏管理，日渐不振，禅风也日趋寂寞。
鉴于万福寺的这种状况，日本元禄五年(1692）正月，高泉自山城佛国寺被召去接任万福寺法席，重振黄檗宗风。他拜受了朝廷所特赐的紫衣，接任后，整顿寺务，重开法席，使万福寺在不长时间内就得到了振兴。由于高泉对中兴万福寺有重大贡献，后来就尊他为“黄檗宗中兴之祖”，几可与“黄檗宗开山之祖”隐元相提并论。
日本元禄八年(1695），高泉应召到江户城拜谒日本幕府德川纲吉将军，并在城中开堂说法，盛极一时。不意就在同年 10 月 16 日，禅师忽于黄檗万福寺第五代住持任上溘然示寂，世寿 63。其所著之书甚多，有《洗云诗集》、《高泉禅用语录》、《一滴草》、《佛国诗偈辑要》、《东搜诸祖传》、《东国高僧传》、《释门孝传》及正续《扶桑禅林僧宝传》等多种。当时黄檗寺僧中，融籍高僧南源性禅师擅长作诗，而高泉性漷则善写文章，二人皆深得隐元的推许，故世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誉。
其实，高泉是个多面手艺能僧，除擅长文章外，他还善于绘画和篆刻，并通晓营建。当时加贺国藩主前田氏在金龙山营建祖庙，刻意仿用唐式，就特聘时为黄檗万福寺第五代住持的高泉驻锡献珠寺，负责监督工程。
释即非，法名如一，号雪峰，俗姓林，名应凤，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生，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渔溪人林希逸的裔孙。18 岁出家于邑之东门外龙山寺。后至渔溪黄檗寺，受法于隐元禅师。清顺治八年(1651)年，升为黄檗寺西堂。二年后，再举为座元秉拂。
顺治十三年(1656），即非应其师隐元之召，东渡日本助法。抵长崎后，即继莆田人道者超元，住持崇福寺，成为振兴崇福寺的“中兴开山祖师。”
日本宽文三年（1663），即非移住山城宇治黄檗山万福寺。与隐元高足木庵并佐师父说法劝化，二人对隐元弘化帮助最为得力，被并称为“二甘露门”。宽文五年(1665），即非本已准备回国，但在途中，被小仓小笠原忠真所恳留。小笠邀他开创小仓广寿山福聚寺，并首任住持，因此，即非又自号“广寿法子”。宽文八年(1668），即非退隐，回到长崎崇福寺居住，至宽文十一年（1671 年）五月二十日示寂，享寿 56。宋德宜为撰塔铭。因即非曾在黄檗山建有一院号“瑞光”，其法嗣就以“瑞光门”为派号。
即非善书法，能绘事，也工于诗联。长崎寺院多留有其墨迹。如崇福寺第一峰之“崇福禅寺”门额，还有山门对联亦出其手。崇福寺其题联尚多。如题大殿联：“佛有了事汉，世无出主人”，又如妈祖堂题联：“扬帆登宝所，慈爱见婆心”；“神功护正法，密行广诸天”等。即非与隐元、木庵三人被日本人并称为“黄檗三笔”，书法受到很高评价。所著《雪峰即非禅师语录》一书刊刻于日本。其所著《即非老子经》亦风行日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非还在晚年撰写了一部《福清县志续略》。由释子在国外撰写的县志，唯此一部。它也是福清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意义十分重大。据他在此书自序中说：“第予生缘有在，未可遽忘。昔楚钟仪为晋所留，晋侯与之琴，唯操楚音。越庄仕于楚，既富贵，尝为越吟。夫晋楚越一土，而重本之切不少忘者如此，况云孤万里，域间一川哉。予与二君虽有殊，而心厚于本则一也。”这清楚地表明了作者虽为出家人，但因被日本人所留，仍时时怀念故国，其思乡之热切情怀丝毫不逊于古人。正是为了寄托这种思乡心绪，他以早年带去日本的四卷县志未刻稿为底本，增纂成了这部独特的方志，其书中虽然只有“土产”和“僧宝”二部分，其用力最多，但保存乡邦文献之功，已是千古不磨。该书于他示寂前四年的康熙六年(1667）在日本刊刻传世。今国内已有影印本出版流传。
在日本黄檗宗僧史上，还有以下一些融僧也较有名。他们或专心弘化，或艺有专长，此亦简记之。
道本，法名寂传，号竹本，福清人，为日本黄檗寺第九代住持灵源海脉法嗣，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东渡，后为长崎崇福寺第 10 代住持，道本善书法，崇福寺大门联即出其手。道本于清雍正二年(1724）归国，终老福清。
玉冈，法名海昆，福清人，为即非如一法孙，千呆性侒法嗣。千呆于1656 年随其师即非赴日，成为日本崇福寺第四代住持。1674 年，玉冈与其师兄福州人月潭一起东渡。后继任化林，成为崇福寺第六代住持。
南源，法名性派，又名良衍，福清人，俗姓林，号香林，顺治二年(1645）出家渔溪黄檗寺，师事隐元。1654 年随隐元东渡后，协助兴建日本黄檗寺，曾在寺内开创华藏院居之。南源足迹远及畿内、关东各地，住持过摄津国（今高槻市）分寺，还主持复兴河内正兴寺。其间曾受隐元之命，回国解释其师不能如约归山之事。南源于元禄五年(1692）示寂。南源善写作，著有《黄柴开山普照国师年谱》，是研究黄檗文化的重要著作。
赴日黄檗之隐元弟子，有贡献者尚多。如大眉性善，出国前为黄檗寺维那僧，兴建日本黄檗寺时任司工程的都寺，其所监造之佛像，备受四方赞颂和瞻仰。后于黄檗山开创东林庵，并收藏大藏经板。
又如独知性机，精研佛法，先后住持过长崎崇福寺、摄津佛日寺、宇治黄檗万福寺等。
又如独湛性莹，开创远江宝林寺、上野国瑞寺，也是日本黄檗寺的四世祖。
又如独立性易，为黄檗寺著名艺能僧，精通诗文、书法、篆刻、医术、驰誉远近。
又如喝禅，在黄檗山开创法林寺，还在伏见开创禅福寺。
又如独吼性狮，在黄檗山开创有汉松院。
东渡黄檗寺僧虽然都是隐元徒子徒孙，但籍贯不全为福清人，其有行迹者虽多，然限于本文主题，就不多介绍了。
日本黄檗宗的创立和传播，与旅日侨领和诸檀越的帮助密不可分。佛教中称有功于寺院兴建的施主为檀越或檀那。在兴建长崎“唐寺”特别是兴建崇福寺（福州寺）的过程中，其倾金倾力的大檀越几乎都是福清华侨。其中魏之琰、何高材、林太卿、林守殿等融籍富商尤为著名。而隐元禅师的俗家外甥、上迳人林汝默也是早期旅寓长崎的侨商之一。汝默于康熙十四年、即日本延宝三年(1675）卒于长崎。长崎现存 277 方唐人基碑中，林汝默是年代最早的一位。
以下就重点简介几位当时长崎著名的融籍大檀越及相关简况。
魏之琰，字双侯，号尔潜，俗名魏丸宫，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于福清。通儒学，能诗书，尤精音乐。明亡后，随其兄魏毓祯一起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后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
之琰兄弟二人均为往来于越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巨商和船主。大越神宗二年(1654），之琰兄毓祯死于安南。其时日本长崎为对外开放商埠，聚居融侨甚多。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之琰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成为“住宅唐人”。
之琰因对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在长崎音乐界享有盛誉，故世称他为“长崎明清乐祖”。他又笃信佛教。早在日本宽永六年(1629），他就开始与福清籍旅日侨领何高材、林守殿及福州人王引等议建长崎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后来，他捐资甚巨，成了该寺“四大檀越”之一。据崇福寺内铸造于 1647 年的梵钟铭文记载，为铸此钟，之琰一人就喜舍白银 150两，位居 27 位施主之首。1652 年，之琰又参与发起邀请欢迎隐元东渡活动，为隐元顺利在日弘法起了作用。顺治十八年(1661），隐元 70 寿诞，之琰作诗贺曰：

中岳巍巍接彼丘，岁寒松柏始知周。

潜成龙虎翻无异，藏满烟霞吐不休。

随喜拈来黄檗果，因缘种落扶桑洲。

开花结果千年事，才长而今七十秋。

隐元是一位反清思想坚定的爱国高僧，之琰虽身寓海外，也仍念念不忘故土，二人时有诗文来往唱和。据载之琰与乞师日本、坚持抗清的南明遗民朱之渝（舜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日本元禄二年（1689），之琰病逝，享年 73。直到逝世，他仍保持着全发，穿戴一仍明朝衣冠，可见其爱国之深情。
之琰卒后，葬于长崎西山。今西山町二丁目三六番地的钜鹿家墓地仍保持着魏之琰及其兄魏毓祯的基碑。之琰两个儿子都加入日本籍。长名魏高，日本名钜鹿清左卫门，次名魏贵，日本名钜鹿清兵卫。二人皆精通越南语和日语，一直担任长崎的东京（越南）通事（翻译官）。仆人魏喜，日本名魏五左卫门，后来也成为通事。
何高材，字毓楚，号一粟居士，因信佛，又取法号曰性崇。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生于福清。他是明末清初一位来往于中日两国的著名海上贸易商和船主。崇祯元年(1628），携家定居长崎。
高材能诗，奉佛甚虔。日本宽永九年(1632）他与同样信佛的同乡侨领林太卿、魏之琰等人共同兴建了长崎崇福寺（福州寺），因捐资甚多，名列崇福寺“四大檀越”之一。1652 年春，高材与融籍侨领林定殿等 13人联名具启，恳请隐元赴日弘法，对促成隐元东渡起了重要作用。
隐元与高材交情也甚笃，唱和诗文甚多。如高材有《黄檗和尚七秩寿章》，这是献给隐元七十大寿的贺诗，诗曰：

一苇东来定太丘，欣逢道腊得稀周。

当阳对联迥初祖，布地开山应不休。

拨转乾坤无背面，旋挑日月满沧洲。

群灵共唱齐天乐，奉祝遐龄万古秋。

除捐资兴建崇福寺外，高材还捐资在日本为东渡乡僧即非如一刻印了《雪峰即非禅师语录》一书。日本宽永十一年(1671），高材去世，享寿74。隐元闻之，不胜哀痛，乃作《挽一粟居士》长诗以吊，诗曰：一粟菩提种，能生智慧芽。日常沾法雨，时至便开花。果能惟真实，香飘遍海涯。一心奉佛教，正信玉元瑕。禅苑为屏翰，檀林现彩霞。那知报缘尽，撒手便归家。与世长辞别，令人感叹嗟。七十四年梦，顿空眼里华。我知公素履，说偈助行车。直指机无二，当阳路不差，豁开心地印，觌面佛陀耶。
何高材卒葬于长崎崇福寺之后山，其墓至今尚存。其长子何兆晋，任通事（翻译官），次子何兆有，承父业，兄弟均加入日本籍。后代取日名何仁右卫门。
林太卿，字楚玉，明隆庆六年（1572）生于福清，以经营海商致富，成为船主。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为逃避战乱，乃移居日本九州南部萨摩藩的鹿儿岛，娶当地女子筱原氏为妻。第二年 12 月，生下儿子林守殿。
十年后的 1619 年，太卿携全家迁居到当时融侨众多的开放商埠长崎，并取得了“住宅唐人”身份。宽永七年(1630），太卿被委任为唐通事，取日本名林仁兵卫。日本正保二年(1645）太卿病逝于长崎，享寿 74。其基今仍存于长崎崇福寺第一峰门石段之左侧。
太卿一生笃信佛教。宽永六年(1629），他以檀越劝首身份，与融籍侨领何高材等商议发起在高野平乡创建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该寺仿照兴福寺、福齐寺二座先建唐寺之例，报请幕府准许，邀请明朝东渡僧人超然为开山。
在诸檀越中，太卿之捐资最巨，为第一檀越。林太卿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其子林守殿的一生与佛结缘。
林守殿，日本庆长十五年（1610）生于鹿儿岛，为福清籍船主林太卿之子。因父为福清人，母为日本人，故对中日两国语言尤为精通。他于日本宽永十六年(1640 年）起被委任为小通事。第二年（11641）便晋升为大通事。
守殿虽生于日本，却对中土文化眷恋有加。受其父影响，也奉佛甚虔。宽永九年(1632），他捐巨资参与兴建长崎崇福寺（福州寺），与何高材、魏之琰、王引并称为崇福寺“四大檀越”。在诸船主大檀越中，他父子捐资最巨，故被尊为“第一檀越”。当隐元于 1654 年顺利抵达长崎后，受到了林守殿、何高材、魏之琰等融侨的隆重欢迎。守殿还特别捐资起盖了一间卧室，取名“卧游居”，专供隐元憩息之用。对此，隐元曾赋《题卧游居》七绝五首和《卧游感怀》五言绝句以志留念。
日本宽文九年(1669），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已成为全日本最著名的佛教道场，受到后水尾太上法皇的高度重视。隐元的声名更受远近崇仰。在隐元影响下，这样，已是花甲老人的林守殿竟也依隐元剃发为僧，取法号曰独振，不久他在日本黄檗山开创了塔头宝善庵。
俞惟和、林时亮则是旅日福清文人檀越的代表。
俞惟和，俗名俞八宫，为俞氏名门之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4）生于福清。据〈俞氏家谱略说〉记载，惟和父俞乘权，祖父即明朝赫赫有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惟和姑姑嫁于福清富商林太卿，俞乘权自泉州移居福清。明天启二年(1622），惟和 18 岁时，因避战乱，加以已移居日本的姑丈林太卿的援引，乃随父乘权一起东波日本长崎。惟和居长崎后，娶当地河野氏医生之女为妻，也成为“住宅唐人”。他本人原是一位文人。
此后，惟和在长崎任通事，并受林太卿影响，为创建长崎崇福寺四处奔波，竭尽全力。日本延宝二年（1674），惟和病逝于长崎，享年 70 岁。因他对兴建崇福寺有功，故在崇福寺祠堂内供祀有“大檀越俞惟和”之神位。
惟和的后代均加人日本籍，世袭通事（翻译官）之职。其孙子俞直俊（1681—－1731），精书法，他为崇福寺抄写的《关夫子经》真迹，至今仍珍藏于长崎图书馆，为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俞氏后代在日本改姓河间八平次。
林时亮，字公琰，俗名一官。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生于福清，本为儒生，有文名，尤精于书法。天启三年(1623），为避祸乱，东渡日本。他先寓居于九州肥前藩彼杵郡大村，并娶当地森氏女子为妻。
当时长崎业已成为繁荣的开放商港，且多融侨聚居。日本宽永五年（1628），时亮举家移居长崎。1636 年始被委任为“唐年行司”。至日本天和三年(1683）逝世，享寿 86 岁。时亮一生担任唐年行司达 48 年之久。
时亮移居长崎后，也热心参与融籍侨领何高材、魏之琰等人发起的兴建崇福寺（福州寺）活动。故在长崎崇福寺祠堂内，也设有供祀“大檀越行司林公琰”之神位。
时亮之子林道荣，名应釉，字疑云，号道荣，又号官梅，他精通日中两国语言，克绍家学，才华出众，是当时长崎著名的大通事。同时他还是个著名的书法家，于真草行隶四体书法，无一不精，当时与善草书的高天漪被并称为“黄檗二妙”。道荣以其才华突出，深受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牛入腾登的宠信，甚至到了“日夜随侍、赋诗属文”的地步。其官梅之号即为腾登所赠。道荣的翻译也十分出色，他与曾担任隐元一行翻译的长乐籍通事刘宣义，被并称为唐通事之“双璧”。
长崎融籍檀越除以上较著名者外，尚有为数不少的一般侨商、文人处士及船员，他们的生平多已不可确考了。

融侨对祖国家乡解放事业的贡献

余贤龙

50 年前的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福清地方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福清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解放了福清。福清人民从此翻身解放，站了起来。
福清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官兵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也是福清地方党组织、福清游击队、福清人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20 年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福清是侨乡，归侨、侨属是重要的社会力量，爱国乡侨、侨属对福清的解放，也做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再次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维持其独裁统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一面呼吁停止内战，建议通过和平谈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面组织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反击，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解放战争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福清爱国乡侨与其它各籍爱国华侨一样，发扬爱国爱乡、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在舆论、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解放战争，与祖国人民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一、开展宣传
开展宣传活动，从舆论上支持祖国的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旅居东南亚各国的爱国进步华侨比较普遍、广泛的行动。
1946 年 6 月，国共内战爆发后，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众参两院议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谴责美国政府“多方援助贪污独裁的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指出“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接着，新加坡《民主周刊》先后发表了《论美国援蒋必败》、《国共决元和平可言》、《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和《明是非、辨真伪》等评论。陈嘉庚的电文和《民主周刊》的评论，充分反映了海外侨胞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的立场，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对各侨居国融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武装斗争时期。在印尼，爱国融侨和其他爱国华侨一道在大力支持印尼共和国军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同时，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宣传教育运动，力促祖国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在内战爆发前的 1946 年初，乡侨何希銮等就通过泗水华侨服务团开办的服务中学和玛琅生活促进会举办国语补习班等对华侨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培养民主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还通过出版《星火月刊》，组织歌咏队、演剧队演唱进步歌剧等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文化。泗水的大众社，生活会印发了 500 本《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供各侨团学习讨论，使广大侨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振兴中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46 年元月，泗水、岸儒、多隆亚公等地先后成立了“新中国青年会”。新青会章程明确提出支援祖国人民反对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泗水新中国青年会出版的《新青简报》，以卖国赋蒋介石为栏目，转载国内各报刊有关蒋介石假抗日真卖国的报道资料，对华侨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青简报》的反蒋引起内部分化导致泗水“新青会”改组，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爱国融侨、远和布店店东俞斌，被推选为“新青会”主席，亲蒋势力随即瓦解。“新青会”图书馆按照新领导意图购置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南侨回忆录》、《从诞生归来》等大量进步书籍，供华侨青年阅读。1947 年，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泗水玉融公会，在老侨领俞昌檀、陈荣坤、陈亚闹等的大力支持下，选举产生了以高至荣为主席的新执行委员会。在新执委会领导下，公会内的爱国进步力量战胜蒋势力，广泛开展了各项民主爱国活动。公会的青年部为了团结更多的会外青年，对外用“融侨青年会”的名义举办各种类型座谈会，向华侨青年进行爱国爱乡与反内战、反独裁、反封建宣传教育。
与此同时，《南侨日报》、棉城《民主日报》、雅加达《生活报》、泗水《大众商报》等华侨报刊，也刊登大量新闻和评论文章，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阉割三民主义的历史和投靠美国坚持独裁，丧权辱国的罪行，使蒋介石政权大失侨心。
二、捐献财物
慷慨解囊、救灾救难、疏财仗义、扶正却邪是福清乡侨的光荣传统。在辛亥革命时，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广大乡侨慷慨疏财踊跃捐输，涌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在解放战争时期，以物力、财力支援祖国、家乡的解放事业的乡侨，也不乏其人。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治安混乱，归侨、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许多归侨、侨属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家乡的安宁，都购置了枪支弹药。1946 年秋，中共福清地方组织在西区云中洋村（今属宏路镇）建立革命据点，开展自卫游击战争。该村归国老侨贤戴祥滋及其公子戴圣昌，主动腾出住房，为党组织和游击队提供住宿和活动的场所。同时，把家里为防匪而购置的 20 多支长短枪和 1500 多发子弹，悉数交给游击队使用。又买了几匹青布，雇人缝制了 30 多套制服送给游击队指战员。还经常捐款献粮，资助党组织和游击队。1947 年夏，国民党保安队“围剿”福清游击队基点村时，戴氏父子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仅把闽中游击队副司令员陈亨源安置在家里养病，指派专人护理侍侯，陈病愈离开时，还资赠了数两黄金。
镜洋磨石村乡侨黄学秋，送儿子参加游击队后，献出黄金 1 市斤（500克）给游击队做经费。临解放时，还提供 100 多根杉木修桥铺路，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平潭。
三、参加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除从舆论、财力、物力方面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外，还纷纷回国回乡，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战斗，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档案资料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从东南亚各侨居国回到闽粤赣边区和闽浙赣边区参加游击队与地下革命工作的 1000 多名华侨青年中，闽籍的占大部分，福清籍的由于资料缺乏，虽未能统计出具体数字，但从各镇乡 1997 年征编的华侨史资料中，己知有名有姓表现突出的就有陈泽顺、陈道瑞、何开玲等 10 多人。
1945 年年底回国的音西镇石井村乡侨陈道瑞，1948 年在福清西区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翌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西区区委委员。由于表现突出，同年 8 月福清县人民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玉融镇（即现在的融城镇）镇长。旅居印尼的海口镇晨光村乡侨陈泽顺，1948 年回国后即投身革命，先在福清东区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共福清县工委派到福清南区协助区委开展缴枪和反“三征”工作，成为南区区委和南区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之一，代号“老潘”，龙（田）高（山）两地群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解放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华侨烈士中，新加坡归国融侨、新华社记者仓夷，尤其突出。
1946 年 1 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下达了停战令并在北平设立由国共美三方一名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指挥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于是，新华社在北平成立分社，创办《解放》三日刊，仓夷被委为特派记者前往北平，跟踪报导有关新闻。在虎穴里，仓夷勇敢机智地采写、拍摄了大量文字新闻和新闻照片，刊登在《解放》三日刊上，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因而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受到跟踪、围攻。同年 6 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封闭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仓夷等被迫离开北平回到张家口。7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安平镇，制造了解放军攻击美军的“安平事件”，“军调处”成立第 25 执行小组，对“安平事件”进行调查。8 月 8 日，仓夷与另一名新华社记者萧殷奉派往北平采访第 25 执行小组的调查情况，但仓夷在石家庄机场被无理阻挠，搭不上飞机，转到大同机场，又遭阻挠，并被国民党特务强制“遣送出境”。在过境时，几个凶残的国民党刽子手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解放后，仓夷被新华社追认为烈士，是福清乡侨著名的革命三烈士之一。40 万字的《仓夷文集》也于 1999 年 8 月得到了正式出版发行。

福清侨胞在新加坡创业概况

曹于恩

新加坡是东南亚金融中心，旅游业、制造业、航运业、金融业并列为四大经济支柱。新加坡能成为今日东南亚首届一指的繁华城市，与占人口76%以上的华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19 世纪初叶与中叶南来新加坡的福清人非常少，而福清人大量南来新加坡则是在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福清人初到异国他乡，很难打进闽南人、广州人及潮州人早已占了优势的行业，特别是能赚大钱的九八行（进出口商行）。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福清人，初到新加坡一般都要投靠亲友，或寄居亲戚、朋友的店里，或栖身于同乡会馆，依靠乡亲介绍工作。因此，职业与籍贯有着密切联系。如新厝棉亭人郭可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到新加坡，先在堂兄郭福成杂货店料理店务。1926 年接掌堂兄业务，因他经营有术，业务蒸蒸日上。以后陆续购置了椰子园、树胶园，再后又与林德根合资开发黄梨山，并于 1932 年兴办了黄梨厂；还在国内的福州台江开设济美行、福清桧亭巷开设了郭福成汇兑庄。成为福清旅居新加坡华侨之佼佼者。
南来新加坡的福州人经营的是利润极薄的理发业、咖啡店业，或者当海员。而福清人则多半是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的在港务局从事起落货物，有的被商行雇用作搬运工，也有在火锯厂、砖窑、树胶厂等处做工，还有一部分人拉人力车。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一部分人有了积蓄，便开始经营小商店，有的人买几辆人力车，在小坡三马路租间屋子开人力车馆，当起车馆馆主。李春、周福、何兴春、萧科黎、张作客等，都是 20 世纪初有名的车馆馆主。后来，王万高、郭可春、郭本奈拥有糖、米、酒及杂货店等各种店铺。其中经商成就最大的是江兜人王万高，他创设源和兴公司，经营汽车零件兼代理英国著名的礼里牌自行车。他经营有方，源和兴业务蒸蒸日上。他还大力鼓励乡亲和宗亲南渡，到他的源和兴公司里工作，从而培养了一批精于汽车修配的人才。因此，王万高是新加坡汽车零件行业的始祖。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汽车零件业中颇具规模的几十家公司，多数是江兜村王氏乡亲经营的。
王禄梓，由自谋从商发展。1914 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开设专门修理自行车的商店兼营自行车出租给初学者练习。1918 年，业务逐渐扩展，经营自行车兼各种零件以及车轮内外胶胎，业务蒸蒸日上。为增加资力，他联合诸至亲堂兄弟，合资创办万丰隆公司，后兼为出入口商。将输入的一部分货物，转输到邻近各埠以及各岛屿。1930 年，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公司为时势所迫而改组。1937 年，他再扩充自行车业业务，兼营零售福特（FORD）汽车机件，逐渐成为该商标汽车机件零售代理商。生意日旺，声誉日著，财富遽增。又于 1954 年创立王禄梓兄弟有限公司，经营管辖下的公司有：新加坡设有“SouthSeaHotelLtd”；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设有“UmitedRubberEstateLtd”；在柔佛州哥踏丁宜拥有 1503 英亩已成熟了树胶园丘“Lom-bongRubberEstatedLtd”；在新山惹兰亚都大赫设有“FlyWheeRubberWorksLtd”。
20 世纪 20 年代，福清人经济获得发展，开始向交通业进军。江兜有王振山兄弟、金福兄弟、棉亭有郭家兄弟，东楼有昌置叔侄，刘厝有刘妹及毡毡兄弟，玉屿有陈家兄弟、庄家兄弟，上迳有林家兄弟。那时他们都拥有 7 人座位的巴士车，川行大坡丹绒巴葛至芽笼车头。修理汽车有李中华一家。车馆馆主又增加有李招仁、严德知、杨孙抚、林金诚等。在车务局担任书记兼传话员的有郭在棋。
随着新加坡的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福清乡人经营的巴士车，也随之联合组织公司去开辟新的路线。王振山兄弟成立“宝里打巴士车公司”，川行美芝路至三巴旺军港区一带。刘、郭、陈、林等联合成立“五福巴士车公司”，川行南天至双口鼎、亚历山大军营区等处。郭可模兄弟创办“顺利巴士车公司”，川行单边街、中鲁、大世界至亚历山大区。为了避免无谓的竞争，1951 年，郭可培将“五福”与“顺利”两公司合并，组成新加坡最大的“福利巴士车有限公司”，郭可培被委任为董事财政。王金福兄弟成立“梧槽巴士车公司”，川行三马路至武吉班让、兀兰路，后来该公司改为“绿色巴士车有限公司”，路线延长至柔佛新山市区内，后增加到三马路至裕廊区地带。
新厝江兜人王万源 1933 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大顺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批零兼营的集团公司，主要经营 100 多种世界名牌汽车和摩托车部件。长期以来公司与德国和日本等汽车制造厂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上他们不断开拓市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都建立分公司，并与当地不同领域的贸易商建立联合公司。大顺集团公司的业务拓展到计算机程序设计、汽车音响、通讯设备、方便食品、药用保健食品以及营销法国名牌服装等。90 年代新加坡 6 个最大百货商场都设有大顺集团的橱窗专柜。大顺集团在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广州都设有办事处，还在泰国开办合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开设代理行，在香港设立大顺公司。该集团拥有1万平方米的货仓和一个货物运输队，在马来西亚的 Johlr 开办一个农场式的娱乐场所及其他物业机构。他们的目标是向国际市场发展并跻身于挂牌公司行列。王万源长子王发祥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的经商才华为其父赏识，从 60 年代起一直出任大顺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王万源次子王发祺、三子王发祯、四子王发，幼子王发祚都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
40 年代，新加坡沦陷。光复后，福清乡贤经营的各行业都有进展。商场上最突出者有：庄维仁、杨祖歆、庄明耀，他们经营九八行，专作印尼土产生意，十分成功。继之者还有姚访梅、杨孙传、姚昌贵、杨亚甘等。经营汽车机件的有王荣銮兄弟。罗拔经营汽车，为德国 OPEL 汽车总代理商。王金祥是有名的实业家。王万源的侄儿王福顺，1947 年从江兜到新加坡，先在其叔王万源的大顺公司协助店务，经营汽车零件，后来也成了汽车零件业巨商。今已足跨新加坡、印尼两地，成为经营各类汽车和机械的大商家。他还投资半导体电子业、金融业和房地产等，均获得成功。现任新加坡华达国际商行主席、华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高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50 年代在新加坡的王声厚、王声世、王福麟、王添祥、王振永、王文桂等均是稳扎稳打之经商能手。
新加坡天气炎热，市区和郊区的工人都需要茶水解渴，又有不少福清人看中这一小本生意。他们先是造一辆木板小车，经营流动咖啡摊。1959年以后，有一个很大变化，即咖啡店都兼营饮食餐馆，生意兴隆。后，有的发展成酒廓、酒楼、大酒店。祖籍福清的新加坡福明集团董事主席吴福平在拥有 17 家咖啡店（其中一家占地面积 l.2 万平方米）后，又在旅游区滨海域开设一间可容纳 600 个座位占地 2.5 万平方米的咖啡店。福明集团在新加坡饮食业中异军突起，并向海外进军。
60 年代之后，在新加坡的福清人事业上有辉煌成就的有魏成辉、王福顺、王发祥、郭贤良、林日顺等。林日顺三山南厝人，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家。他曾任新加坡林氏发展有限公司、中侨百货有限公司、南方企业有限公司、中侨影业有限公司及综艺机构董事经理（现由林日顺的儿子林方华继任），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副主席，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
祖籍三山北陈村的俞进财，是经营汽车机械起家的。1967 年他在新加坡独资创办顺福汽车机件有限公司及顺福油泵公司，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于经营有方，业绩斐然。随后又在马来西亚新山市开设联顺机械有限公司。1993 年，他与福清同乡合资创办新加坡飞龙控股有限公司，兴办飞龙（福清）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及福清狮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事业更加红火。
渔溪人郭贤良早期在印尼经商，60 年代开始在新加坡经商，是邦典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主席。邦典集团在新加坡产业界占有极崇高地位，该集团经营酒店业及地产业，在丽晶大酒店拥有大股份，拥有高级房地产。其发展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著名的 TheCollnnade 豪华公寓以及VillaDelleRose 豪华公寓区。他亦在香港发展房地产，最著名的是创建香港邦德大厦（BondCentre）。
新厝江兜人王声邦，他是新加坡第一位从传统的交通业向金融界进军的福清人。1961 年在新加坡创办金融业，在他的主持下，生机勃勃。1980年他参加森林集团，由金融管理局推他出任董事主席。1989 年，森林与吉宝机构附属之兴隆金融合并成为吉宝金融，出任执行董事。
70 年代，福清人有成就者，还有黄金华、郭成书、吴孝捷、高水源、王钦莲、姚春桂、蔡云辉及陈子兴等。郭书获得 B.B.M 奖章，又得 J.B.勋章，郭成源、王声基两位获得 P.B.M.奖章。
魏成辉，祖籍福清，在新加坡完成高中学业之后，就到其父店里帮忙。由于他热爱电器与机械工程，便成立一家电器机械店铺。1977 年他以新加坡币 40 万元，收购一家春卷皮厂，易名为第一家食品厂有限公司。在最初几年内，公司业务增加 75%。以后每年的营业额增长率平均为 30%~50%，产品直销世界 28 个国家。每年制造春卷皮超过 10 亿张。他还积极扩充并向多元化发展。现工厂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及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春卷制造商。魏成辉不断创新、研究最先进科技及市场的开拓和扩展。1986 年他荣获新加坡国家生产局颁发的“最佳生产力”奖，同时荣获最佳企业奖。1988 年他被推选为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是年，对魏成辉来说是一个突破，他收购美国洛杉矶一家历史悠久的食品制造厂，成为新加坡首家收购外国公司的中小型企业。魏成辉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权之后，又投资数百万元，改善原有设备，促成产品额增加 30%。该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售到美国境内的各大超级市场和连锁商店。同年，魏成辉还在新加坡境外分别合资、独资兴建了一座两层楼高、设计雄伟的食品工厂和一座现代化的四层楼高的食品大厦。1989 年，他又荣获由欧洲国家所颁发的最佳产品奖。1993 年 5 月，他收购荷兰一间食品公司的 50%股权，并在同年 6 月，购置下福建省最大的酿酒厂——福州啤酒厂，易名为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
印尼籍华人企业家陈子兴（祖籍福清新唐厝），在新加坡设立哈拉班分公司，投资于地产、酒店。
在新加坡 50 家大上市公司中，福清乡贤有一定席位。印尼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祖籍福清海口），在上市公司“联合工业”取得较大股权。林绍良派他的儿子林逢生参加该公司的董事会。林绍良控制的三林集团，在新加坡设立业务据点已有 20 年的历史。早期多做进出口贸易，后来还取得 7.75%的新加坡裕廓水泥股份。该公司为新加坡主要水泥生产基地，其水泥年产量 100 万吨，占本地市场一年需求量的 25%。1980 年，它在新加坡设立 KMP 公司，主要业务是投资和贸易融通，每年为三林集团的原料进口所安排的贸易融通额多达 2.5 亿美元（新币 4.7 亿元）。三林集团正在新加坡大举进军塑胶业。在新加坡的主要公司 KMP 以 875 万元的价格买下利美包装制造业两层楼的工厂、机器、专利权和商标等。利美的工厂占地 1 万平方米，每月生产 400 吨的各类塑胶包装材料，99%的产品出口欧洲。通过其国际业务网，把各类塑胶包装材料出口到日本和美国等利美至今还未开拓的市场。KMP 也和新加坡公司联营胡姬公司，目的是在毗邻巴淡岛和布兰发展 350 公顷的胡姬园。

江阴籍印尼华侨抗日战争史绩

严曦 严生明

清光绪年间，江阴乡民由于旱灾严重，为生活所迫，不断有成批的继先侨的足迹南往“下州府”（印尼）谋生。他们分别先从壁头、郎官等古渡，乘海轮至泉州（后直至厦门）。由于船资难以凑足，多由厦门“华成栈”（后由本邑陈炎妹协助）保认说合，乘货轮南下，经香港、新加坡，再到中爪哇、马吉朗。他们多居在马吉郎。主要的有庄、严、陈、林、黄、石、翁诸姓聚居，如沙塘村庄飞泉、西山村庄泉贵、高厝村庄进宝、田头村严宗友、严宗景、北郭村严起炎、恩井村林颜宗、下堡村林绍登、龙门村陈礼缓，大厝村黄孝贤、下石村石玉泉、东井村翁吓金、壁头村庄九姆、庄润茂等，约有百余人。
他们虽居异国他乡，但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大举侵华时，江阴籍旅印侨胞日夜担忧故国家乡，对日寇侵犯莫不同仇敌忾，以空前的爱国爱乡热情，声援祖国开展抗日救亡系列活动，主要有以下史绩。
（一）以济贫扶困名义募捐救国。当时荷印政府十分畏惧日本，不许华侨捐款抗日。1939 年初，他们在华侨赈灾会的秘密组织下，通过征收常月捐、节日捐、娱乐捐、义演义卖等形式，凑资七仟余盾，由德高望重的侨贤庄飞泉、庄金春、黄孝贤、庄进宝、严宗岁、陈礼章、翁吓金等料理寄往祖国，作为家乡抗日自卫队流动经费。
（二）开展义演宣传活动。在马吉郎的江阴籍华侨聚居地，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老归侨黄恺鸿先生（庄前村人）至今还珍存当年抗日义演剧照，如《卖报童》、《孤儿泪》、〈蝴蝶飞机》、《游击队员打日寇》等。1939年先后演出有 20 多场，如青年华侨石琪高（下石村人，建国后回国曾任柳州市市长），在扮演游击队员角色时，奋不顾身地痛打日本鬼子，剧情高潮迭起，催人泪下。有一定文化的严起炎、严燕仔、黄凯鸿、庄家由等参加地下“爱国青年诗社”，编写抗日宣传材料，传阅抗日传单，揭露日本鬼子侵华罪行。是年冬天，我县辛亥革命老前辈郑忾辰和戴祥慈先生，应印尼华侨邀请到马吉郎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接见了江阴籍全体华侨，并作了国内抗日时势演讲，赞扬印尼华侨抗日义举，给侨胞们以很大鼓舞。会后，郑忾辰、戴祥慈老先生，还与江阴籍华侨合影留念（老归侨黄凯鸿还珍藏此照片）。
（三）发动参军参战。1941 年夏，在马吉郎中华学校举行了参军参战的动员大会。为响应忾辰先生的号召，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江阴籍侨胞庄邑贵（西山人）、林敏渊（恩井人）等带头报名应征。同时，还联络星洲的江阴侨胞严进宝等参加抗战。当年回国后，庄邑贵、林敏渊参加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林敏渊回闽后在漳浦一带参加抗日战争；庄邑贵在南京抗战，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英勇地为国捐躯。而被联络同时参加抗战的星洲的江阴籍华侨严进宝，以熟练的驾驶技术参加国际抗日运输队，冲破敌人疯狂封锁线，战斗在国际援华交通线上，保证了抗日大后方的物资弹药供应，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安然地返回星洲。
1945 年 8 月 15，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但是，当时的印尼分为荷兰殖民地爪哇岛占领区和印尼共和国独立区，互相对抗。广大江阴籍的印尼华侨大力支援印尼政府的独立战争，在乡侨陈华品先生（龙门村人）带领下，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参加了印尼学生军，与“原住民”一道，深入街道巷口，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支持独立战争，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宣传舆论上的支持。1949 年印尼宣告全国独立后，印尼政府颁发给陈华品先生嘉奖书，表彰他为印尼独立做出了贡献。

一代侨贤郭毓秀

林尉民 李圣穆

毓秀先生原名孝团。中学时改为今名。1907 年出生福清市渔溪镇联华村梧瑞自然村。父名伯咸。他五岁丧父，由母亲黄氏抚养成人。他六岁人梧瑞小学。1926 年毕业于福州省立第二中学。郭先生和夫人陈氏有男 5人，女 4 人。1927 年只身到印谋生，1997 年逝世于新加坡，享年 91 岁。是受人尊敬的一代侨贤。
一、身居异邦竭诚服务
初期，他在万隆亲属经营的布店当会计。由于他勤于钻研，对做生意渐感兴趣，不久兼任推销员。他热情待客，业务由是日渐发展。
1942 年 2 月，日军侵占印尼，店东被捕，布店关闭，他因之失业，生活窘迫，只得自营小贩，冒险奔走，经营布匹。但这段时间的磨练，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颇有影响。
1946 年，他积累了一定资金，开始与友人在万隆合股创办南星公司，经营布厂和布店。1948 年去雅加达开办分店，专营棉纱，自任经理。由于他兢兢业业，运筹有方，业务快速发展，成为知名的商号。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界产生了震荡，发生了分化重组。郭先生以拳拳中华之心，诚恳待人之情，团结侨众之举，博得众望，于 1953 年椰城玉融公会换届时当选为主席。他不先畛域，团结诸理监事，集体决策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他通过报纸、图书各种媒介，及人员互访，介绍新中国成就。每年国庆节，都组织华侨回国观光。观光团团长，多次由同侨担任。
1955 年，他担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副主席。鉴于老一代华侨饱尝无文化之苦，所以他重视发展教育。除鼓励年青一代回国学习外，着重在当地办学。椰城有吧城中学、中华中学，他分别担任董事、副董事长，设法予以充实，扩建了体育馆。此外，由玉融公会创建的新文中学，扩建新教学楼。重教兴文，成为侨界新风尚。
他支持乡侨东刘村人杨永奎先生创办《南洋画报》，介绍祖国风光与新貌，风行千岛，吸引侨胞向往故园。
印尼在荷兰殖民统治时代，缺医少药，私人医生，收费昂贵。由玉融公会创办的平安医院，在郭先生主持下，购地五公顷，建了颇具规模的医院，嘉惠平民，深得好评。
为了介绍祖国优秀的文化，激发侨胞爱国热情。1955 年由椰城玉融公会敦聘闽剧艺术家郑奕奏先生为导演，教导侨生演出新编闽剧《荔枝换绛桃》等戏。侨生不谙福州话，但他们刻苦学习，达到能用福州话演唱（道白用普通话）。轰动印尼及周围地区。别离故乡多年的华侨，聆听乡音，倍感亲切。演出收入，则充作公益事业基金，一举数得。
1955 年，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受到印尼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郭先生积极参加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他感到能为祖国使者，竭尽绵力，无限荣幸。
1964 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他也参加接待工作。在此期间，适逢巴厘岛火山爆发，岩浆淹没大片田园，灾民遍野，饥寒交迫，形势严重。他又代表中华侨团总会，亲赴灾区，向巴厘省长赠送白米 200 吨，及时救济灾民。充分表达中印（尼）兄弟之情。巴厘省长甚为感激，向他颁发奖状。印尼总统苏加诺获悉后，亦深表满意。
他多次参加世界侨领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与何香凝、廖承志、廖晖三代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曾两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宣传祖国解放后的伟大成就。
作为侨团负责人，他还接待过宋庆龄副主席，以及来自祖国的代表团，对中印（尼）友好，文化交往起了桥梁与促进作用。据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回忆：“他为北京大学与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化交流，编篡汉语印尼话词典及印尼语汉语词典，九次访问印尼，都承郭先生主动为我们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也因此结下难忘的个人友谊。”
他重视中印（尼）友谊，多次呼吁旅印华人应在多种宗教，不同风俗的多元文化的印尼社会中，坚持和睦相处，积极为印尼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郭先生身体力行，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996 年，当他 90 高龄时，还为筹募中印（尼）友好教育基金而奔波。
二、心系祖国情注家乡
郭先生对祖国对家乡一往情深。他身在异域，心怀故园，毅然担任梧瑞中小学董事长。为扩充梧瑞小学校舍，1983 年献建“怀慈楼”一座，以为倡导。1997 年初，又建教师宿舍一座。1993 年还捐了十一万元作为助学金。
1986 年梧瑞小学 75 周年校庆，他兴致勃勃地回国主持，邀请宾朋，把酒言欢，情怀激烈，溢于言表，听者动容。
1991 年梧瑞小学 80 周年校庆，他又回乡与会。届时先生已是 90 高龄矣。
在他带动下，梧瑞中小学新校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迁建小学校舍“教学楼”、“师道楼”；中学有“忠泮楼”、“乐育楼”、“兴洋楼”、“万隆楼”、“隆华楼”、“赛英楼”等。
值得一提的“赛英楼”，是他动员郑年康、郑年耀捐资 100 万元，纪念其母梧瑞人郭赛英女士 80 诞辰而建的。同时动员郭贤翌外孙郑年康与其堂兄郑年锦捐献 100 万元成立“郭贤翌教育基金会”。
他又发动旅外同乡，安装电力网，供电到 21 个自然村。还建老人会、保健站、茶果场、龙潭水电站，铺设出村水泥路——枝钟路等，使梧瑞成为渔溪重点侨村。
对渔溪侨助事业，他也倾注心力。1986 年，虞阳中学建校 40 周年时，他发动放居雅加达乡亲，捐献 100 万港元，建了教学楼——“嘉华楼”、教师宿舍楼——“雅华楼”。他来信说：“家遭不幸，但对虞中不能释诸怀。”（注 1)1957 年虞阳中学增办高中时，他发动椰城同乡与万隆玉融公会合建“虞阳楼”一座。其后又联合重修。还捐赠许多设备。
渔溪中心小学原校址狭小，没有扩展余地，他积极支持择地迁建，并援建“椰城楼”一座，他还两次到校考察，多所帮助，给该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他支持虞阳医院的创立与发展，不遗余力。1990 年元旦他写信给福清县人民政府与卫生局说：“同人等为医院发展前途计，业经椰隆两地融侨筹划成立虞阳医院董事会，与医院执行人通力合作，仍本为乡人服务之旨，自当尽绵薄。”他在会上被选为董事长。嗣由许珍华先生推动，邱章柏、郑大茂先生协同，共筹措 140 万港元，建医院住院楼一座，并增添设备。福清华侨中学创办于 1956 年，郭先生是倡办人之一。1996 年侨中创办 40 周年之时，该校校长等三人前往印尼募捐。郭先生以 90 高龄拄着手杖，到几个城市劝募，并书赠条幅，至诚感人。此次共募集 900 万元。
他对福清华侨大厦、福清糖厂筹建项目都积极支持，又将 90 寿诞所收贺仪，捐为“福清华侨教育基金会”基金。
郭先生热心公益，受到华侨、华人社团的高度尊重，也受到家乡人民的衷心爱戴！
三、儒商本色身后哀荣
郭先生早年受良好教育，对语文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晚年卸却商务，余暇对古诗加以琢磨，很有心得。及家遭不幸（注 2）遂以赋诗挥毫，抒发情怀。兹选一二，l 以见风概：
1、梧瑞学校 75 周年纪念，1986年
七十五年几度桑，梧溪水亦换星霜。
启蒙情事留香忆，时雨渔区入浦仓。
万里江山新故国，三千弟子少年郎。
重华桃李枝枝秀，晋九童心眼望长。
2、虞阳中学建校 40 周年纪念，1986年
黉舍宏开四十年，春风挑李满园妍。
吾融自是多才俊，攀上央峰竟向前。
3、福清华侨中学建校 40 周年纪念，1996年
四十春秋岁月隆，美奂黉宇美侨中。
弘扬科教腾奇迹，学子莘莘沐雨风。
4、偶成
浪迹天涯沐雨风，万千往事梦回中。
心怀故园频回首，渴望黄山何日逢。
1997 年他受邀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庆典，心情无比激动，也曾作诗以颂（诗见〈福清文史资料〉第 17 辑有关文章）。
讵料苍天不仁，正当他养精蓄锐，准备届时赴港参加回归庆典时，突然患病。在新加坡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的大事。6 月 30 日晚，他坚持观看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电视现场直播，直至 7 月 1 日清晨。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但当他看到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飘扬在香港国土上时，他那干枯的眼眶里，流下激动的热泪，他带着满足与欣慰的心情，于下午 2 时 45 分，在新加坡国大医院安然辞世！
郭先生安详地走完漫长的人生历程。正如司马戎生挽联所道：
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
行无愧于人，思无愧于心。
所以，追悼会大厅横幅写了“华族楷模”，两旁是“精神不朽，浩气长存”。郭先生所以当之无愧。
郭先生出殡、安葬仪式 7 月 7 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周刚伉俪，参赞刘永固先生，林绍良伉俪，闽籍同乡，郭先生生前友好以及吧城中学、中华中学的校友都前往参加悼念活动。追悼会由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绍良先生致悼词，家属代表郭玛丽女士致谢词。印尼华人中如此隆重的悼念活动，实属少见。
德高望重的侨领郭毓秀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国家侨办、全国侨联、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渔溪镇有关单位，除向海外郭先生治丧委员会及其家属致电吊唁外，还于 7 月 7 日在他的家乡梧瑞村，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福清市委书记宋克宁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追悼大会由市政协主席邱玉清主持，朱健市长致悼词，参加追悼活动的近 500人。
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吧城中学的广州校友也举行纪念会，出特刊，以志哀思。
注 1:1981 年 8 月，三子贤范，1984 年 1 月次子贤坚相继病逝。
注 2:1991 年 7 月，夫人陈氏猝然心肌梗塞而逝；郭先生于 1987 年患直肠癌，1992 年患胆结石，坚持施手术，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附：郭老是我们的典范
——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绍良先生在追悼会上的发言
敬爱的郭毓秀老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代表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代表印尼华人社会，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郭老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郭老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是爱国爱乡的一生，他受邀参加香港主权回归的交接典礼，遗憾民是九十高龄的郭老，身体虚弱，力不从心，未能成行，临终前还在医院病床上看电视直到深夜，终于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瞑目离开了人间。
郭老为人正直，和蔼可亲，关心同胞，热心公益，造福社会，对家乡建设，尤其是教育福利事业，做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的典范，他的逝世是我们印尼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从此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
郭老先生在福清渔溪镇梧瑞村，受过良好教育，对汉语文学有一定的造诣，年青只身飘洋过海，南来谋生，从伙计到自己经营生意，由于为人忠厚，聪明能干，五十年代后，发展为信誉良好的殷商，从此奠定了郭老在华人社会的地位。
自五十年代以来，郭老为印（尼）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也做了积极贡献，曾任侨总副主席等要职，因而赢得社会大众的敬仰，这不仅是郭老的光荣，也是我们华人社会的光荣。
郭老现在虽然与世长辞了，他的爱国爱乡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郭老先生，您安心去吧！郭老先生，永别了！

倪松大桥兴建始末

倪鉴章

倪浦村地处平洋，龙江横贯村前，全村田园被划为南北两片。村民越江种田，咸依小舢板往返过渡，不但搭渡排队，浪费时间，而且很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 1967 年 12 月 25 日，一渡船因超载发生事故，就溺死男女村民 7 人。造桥济众，成为倪浦人多少年来的愿望。
1985 年 8 月一天，笔者在瑞云塔下巧遇老同志周恭僖，谈及家乡亟须造桥，方便村民生产生活之事。周老与我不谋而合。经过商议，即拟由我负责执笔起草建桥之申请报告。考虑此事关乎公益，自当义不容辞。遂以“倪浦村村民委员会”名义，拟好报告，加盖公章，呈送县交通局，报告转呈县政府后，得到主管副县长翁国梁的大力支持，旋转报省厅。不久报告获得批准，议由省拨 10 万元，县拨 5 万元，音西乡拨 4 万元，而不足之资金，尚需由倪浦村负责筹措。适逢此时,泗水玉融公会主席张逸民先生回融探亲，我们就与之联系。张先生得知情况后，乃亲临倪浦村江滨考察，亦认为确有造桥之必要。他回到泗水后，为发动联系侨胞捐资兴建倪松大桥做了大量工作。其间得到侨贤周伟振、周昌福先生之支持尤多,他们二人为建桥慨捐港币 20 万元。
倪松大桥预算为 36 万元人民币。筹足资金后，先由福清水利局钻探队于 1986 年 1 月 10 日对倪浦江道进行了钻探.福州大学土建系唐文华负责绘图设计。1986 年 12 月 28 日开始放样。1987 年元旦正式开工。每日村里出工数十人。乡人劳动情绪高涨，工程进度迅速。1989 年 1 月 15 日，大桥终于顺利竣工。此桥长 75 米，宽 4.5 米，总耗资为人民币 38.6 万元。建成后，正式命名为“倪松大桥”。
1989 年 10 月 1 日，举行倪松大桥竖碑庆典。莅临指导的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县党政领导及周昌福先生等庆典时，沿途鞭炮齐鸣，鼓乐喧天，盛况空前。
《倪松大桥碑记》主要记颂侨贤周先生捐助建桥的功绩略曰：
倪埔村因龙江之隔，来往不便。蒙松潭村旅外乡贤周伟振、周昌福先生悉心善举，慷慨解囊，捐助兴建倪松大桥为桑梓民众造福，千秋伟绩，功德永在，特勒石为志。
1989 年 10 月 18 日，又举行了倪松大桥落成剪彩典礼专程远道返里的旅外乡贤周昌福先生伉俪、县乡有关领导以及倪埔村乡亲共二千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庆典。

郑侠与吕惠卿、蔡京的斗争

方家幸

郑侠出生于公元 1041 年，卒于 1119 年。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后期治平、熙宁、元祐之时，也就是英宗、神宗和哲宗三帝统治的时期。此时，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一伙，权倾一时，而满朝文武多系趋炎附势，司马光又左右摇摆，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几受贬斥，虽然力主变法，但不得其时，而且变法又被吕惠卿、蔡京等人利用而变质，成为图谋私利、迫害民众的手段。这时期，自英宗至徽宗的三十年间，皇廷腐败，良莠不分，贪婪之徒高官厚禄，廉洁之臣屡受迫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际遇下，郑侠的廉明政治与以民为本的主张，以及忠君、爱国、为民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而且还铸定了他一生仕途坎坷，终生积郁的命运。同时还要遭受排斥、迫害和打击，以至罢官免职、流落他乡的遭遇。而他的人格精神和廉洁风范却是名扬四海，光照寰宇。邑人明代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渴郑公祠》七律诗中，对郑侠作了崇高的评价：

上相宣麻出禁城，

纷纷新法尽逢迎。

苍生几下监门泪，

青史长留抗疏名。

啼尽杜鹊应有恨，

歌残红雁不胜情。

只今多少流民在，

犹向清朝望太平。

至于，“长余正气千年在，犹有清风隔代来”、“丹心悬北极，白首偃南闽。日目名具耀，风霜貌独神。”、“向使鲠臣能毕用，熙宁何事不清平”、“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归装唯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①等名句，更是对郑侠一生高风亮节与斗争精神的崇敬和赞仰的写照。

—

郑侠从政于北宋中后期，此时，宋王朝初期的兴旺繁荣景象已逐步消失。宋代初年确曾“府库羡溢”，但统治阶级由此而引发的奢侈浪费和享乐腐化十分严重，太宗之时（公元 997 年）财赋相抵还余大半，至仁宗（1049年）已经无余，到了英宗（1065 年）竟亏空一千五百七十余万，于是，加重民间的赋税征收，繁重的赋税负担都落到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以及平民身上，官户占田无限者“有产无税”，广大农民，土地被官僚和豪绅兼并，却“产去税存”。同时，徭役负担也非常严重，如治河、修渠、筑城、运送军需物资以及其它各类职役，均分摊至民间，民众不堪重负，卖田弃业，卖儿鬻女十分普遍，而“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中其，鞭笞驱役，视以奴仆。”

这与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及其余”的政策有关，大量盘剥人民以优遇文武官僚，企图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巩固政权，造成了官吏数目日益增多，官僚机构日渐庞大，财政开支日趋增多，人民负担日在加重，此时，剥削与压迫更为残酷，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更为尖锐，这一切促使北宋王朝社会危机逐步加深。

从庆历四年（公元 1044 年）始，西夏入侵，宋与西夏长期战争，战事连年，兵荒马乱。宋朝损失惨重，西北边境创巨痛深，国内又因军费浩大，军需征发，大批农民应募当兵，生产荒废，物价飞涨，劳民伤财，民力大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之流，暴敛财富，加紧剥削，用于享乐腐化，日日豪宴，夜夜笙歌，致人民死活于不顾。为此，力主开明政治，廉洁爱民的郑侠，极力反对宫廷与官僚腐败，疾恶如仇，大胆揭露贪赃枉法之徒的种种恶行，并与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等官僚集团与豪门权贵展开斗争。

二

郑侠如他所言：“上畏天、中忧君国，下忧生民”、“若臣之身，使其粉碎，亦无所顾”。所以他敢与蔡京、吕惠卿等人展开直面的斗争，这是一场置禄位功名和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斗争。他在“十一月十一日奏状”中，向神宗皇告发了吕惠卿、蔡京等人所作所为：“其高爵重禄，则日归于己，清资美职，则分授子弟，中使相望于道路，黄金并聚于私宝。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此为大臣，则屠沽朴隶，谁不克为。”奏状中所指“大臣”，就是在指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因为吕、蔡等人身居高位，位倾人臣，大臣非他而谁。他先后十多次在奏折上陈述了吕、蔡等人把持朝政，贪赃枉法的丑行，同时在给王安石的和诗中也指出：“何处难缄口，熙宁失政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诗中直言熙宁时期政治腐败，恶人当道，战事连年，民穷财渴种种现象，而这一切均为吕惠卿、蔡京造成，至安石罢相，推荐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郑侠上疏直言：“安石本为惠卿所误，现已知觉，仍复逐非，以相攀援……且惠卿终无背安石耶。”以此来提醒王安石要辨别真伪，不为佞臣所蒙蔽。不应“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之后，又以唐代历史为例，画了两幅画，一是以魏征、姚崇为例，标以“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一是李林甫之辈，直指明吕惠卿、蔡京等人，是李林甫、卢璟之辈，乃奸佞小人，欺君误国，是迫害忠良欺压百姓的罪魁祸首，为例，进呈王安石转递神宗，结果两图均难进呈。而吕惠卿等人怀恨在心，力图报复陷害郑侠。吕惠卿、邓绾迫不及待上书皇帝：“陛下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相与环泣上前，诛郑侠，存新法”而郑侠毫不畏惧，针锋相对，陆续上言。“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谓贼本尚在。”这里所指的“贼本”，就是直指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同时他也多次在给神宗的奏折上言及：“臣所谓陛下独力者，谓无臣也。”因为“台谏具位，不敢言事，左右辅弼之臣，又皆贪猥近利。”“岂有君忧国危，群臣乃饱食厌观，若视路人之疾而不救。”以此说明，朝中大臣如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名为大臣，实是误国殃民的佞臣，他们操纵大权，不问朝政，只图排除异己，不顾国家安危，终日“大佩高盖日食万钱，以自肥瞃”。他们上欺君主，中挤良臣，下压百姓，至于“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海，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推卸责任，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因此引发社会的种种动乱，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朝政一落千丈，北宋初期形势已荡然无存，国内豪绅兼并土地，搜刮民财，加重税赋剥削，社会矛盾激化。国外西夏乘虚而入，只得连年征战，总兵额扩充三倍，每年增加几十万“岁币”负担，军费激增，国库空虚，至神宗时，国库中只剩了一本空帐。而战争屡次失败，不能有效地解除辽夏的威胁，因而，社会危机、国防危机和财政危机三者相继而来，北宋王朝统治集团也极为惊慌，认为“天下之忧，恐自此始”。然而，满朝文武，腐败无能，仍然沉湎于金迷纸醉的生活之中，既不管朝政，也束手无策。而“御史台职在谏，皆缄默不言”因为“是时御史皆惠卿党。”而郑侠敢于直言时弊，反被指责：“足下一监门耳，乃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但郑侠置嘲笑指责于不顾，仍然以国家利益，以社稷存亡，以人民生死为重，继续与吕惠卿、蔡京展开斗争。

三

在朝政日非，国库空虚，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及一系列改革方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力主变法改革，以抗救北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复灭的命运。而此时，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防力量，促进农耕生产，稳定人民情绪，也成为宋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社会背影下产生的，因而变法是进步的，对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农工生产，解决经济萧条，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都将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同时变法对豪绅贵族、王室大臣也起有制约作用。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包括高利贷者）的一部分利益。并使他们分担一些赋税。这就必然引起官僚豪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办法：一、正面反对，拒不实行；二、移花接木，使变法变质；三、阴奉阳违，另行一套。王安石虽贵为宰相，但仍然要受制于权倾一朝的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等人，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并阴谋利用变法，借变法之名，以达到谋取集团私利之实，结果新法全部变质，成为统治集团压榨人民的招牌和手段。最终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

王安石新法的总原则，可归结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八个字。变法内容分为理财、整军两大类：

理财：1、农田水利法；2、青苗法；3、免役法；4、方田均税法；5、市易法；6、均输法。

整军：1、保甲法；2、保马法；3、置将法；4、设军器监。

王安石新法在实行中，遇到种种障碍。（一）变法既然对大官僚、豪门贵族有一定限制，于是受到他们的攻击和反对。守旧派司马光就持反对态度；（二）不得其时，改革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当时社会百孔千疮，民间生产、生活大受冲击，民众受苦太多信心不足；（三）最关键一点，在实施变法过程中，被吕惠卿、蔡京、童贯等把持朝政之权臣，篡改性质，转移方向在实施过程中阳奉阴违，与原来改革精神大相径庭。有些税赋不仅未减反而有增，有些条例强迫实行，不少地方发生贪赃枉法现象，而且，私自制定条例以顶替变法，上下矛盾，百姓莫衷一是，苦不堪言，郑侠对这些情况了解十分清楚，他在奏折中说：“泊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钱，高者之幸，贫者之不幸，其不愿者固多，而愿者少矣。”而小商小贩“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一日之间，至数百道引目，都须得引照会，门头方肯放过，不然就断罪抽分。”而且在实施新法时，一、多是强迫推行，不顾民情；二、贪污受贿严重，法无权威；三、条例变化无常，各行其是。“至此新法完全变质，成为吕惠卿、蔡京掠夺财富的工具。百姓雪上加霜，走投无路，蔡京执政时，保长保丁被迫供役，保甲教阅又妨碍农时。免役法成为勒索人民的手段，有的地方役钱比神宗时增加了七十多倍，这就促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郑侠十分尊重其恩师王安石，对变法也曾寄以厚望，也希望通过变法，能使百姓生活转好。而现实情况使郑侠完全失望。他在上“流民图”与神宗时，附上一疏申述民众困境：“自熙宁六年冬，流离相继至十年春夏间，不知其几千万人，每风沙霾噎，大者车乘，小者负担，扶老携幼，蔽塞道路……衣服蓝缕，携破笼、瓦器之类……过京而南东，皆陂棲野宿，采凫花野菜之类以为食，因京师百物昂贵，无计自活，乃如是流移离去……既已流迁，田无人耕，屋无人居，财帛菽米，众暴群至，负之而去，此所以不得不随而流离者也。”郑侠并将上述情景绘成一图，称为《流民图》进呈神宗：“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妻质夫号，子鬻父哭，稻黍绝根，桑麻赤地，屋舍塌坏，荒芜如入无人之境，奉之吏追呼催逼，犹故民不聊生。”至此，他对新法完全失望，但他已知道新法已受吕、蔡操纵并已变质，因而在《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中，流露出埋怨王安石的情绪，“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里，安得此言通。”诗中提醒其恩师当防备，蔡京、吕惠卿之辈的阴谋。同时将《流民图》与奏疏，诣求閤门送达而不受，乃假称密急，状发马递经银台投进，疏中立誓：“如陛下行臣之言，十天不雨，即乞斩臣宣德山外，以正欺君之罪。”越三日果大雨，神宗以郑侠的进图指责左右，王安石上章求去，结果吕惠卿上台主持大政，并奏郑侠谤讪大臣及擅发马递罪，议致之死。吕惠卿首兴大狱，邓绾、舒亶之徒以谤讪大臣成其罪，必欲置之于死，还是神宗说他“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免去一死，徙至英州，但郑侠毫不畏惧，置死生于度外，又于流放英州前，上一疏，指明吕惠卿等人祸国殃民，并参奏蔡京、邓绾巫对：欺骗神宗。云“东南有燕子回以处流民”实无其事且气焰嚣张，披甲登殿，目无君上等事，但朝廷不置可否，参奏无济于事。至无符七年，徽宗赦之，仍还原职，又为蔡京所夺，自是不能再出。之后，在他的许多诗篇中，仍然不忘君国，耽忧佞臣当道，朝纲不振害及万民，以《读史》一诗为例就能说明：“乱亡由佞舌，览古每嗟吁，拟刻奸谀象，申明两观诛。”在《次韵张伯时以再任为贺》一诗中又说：“若使佞谀求利达，便居廓店亦沈沦。”在《次韵严巨孟》一诗中，再度指出：“国以民为本，仁当生不伤，君其明辨此，万里在飞翔。”这又一次表明了他“忠君、爱国、为民”的愿望以及与奸权斗争的决心。

四

郑侠与吕惠卿、蔡京等人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之争，不是争权论位之争，更不是新旧派系之争，而是国家存亡、历史兴衰、万民利害之争，郑侠以位卑职小的一个监门小官，敢以无私无畏精神与高官厚爵的吕惠卿、蔡京斗争，是为了挽回当时皇廷的腐败政治，缓和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为了揭露权臣营私结党，把持朝政，欺君误国的罪行，也是为了揭露“变法”被权臣篡改性质，成为徒有虚名而失去原来意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郑侠失败告终，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的，也与统治者维护豪门贵族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已，迫害忠良，使正义得不到伸张有关。与北宋王朝的朝纲不振、政权摇摇欲坠、社会极不稳定有关。斗争虽然失败，但其作用和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1、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重负，减少一些人民的疾苦。《流民图》进呈后，神宗旨令：“差韩维体量免行钱事，先放元不系行人投纳，到免行钱，一万三千余贯，又命三司使曾布体量市易，放税务及诸门税钱三千文以下，市利钱二十文以下，均免。差官于在京诸寺，开仓粜米。又有旨权罢青苗免役及罢追索方田保甲之类，凡十有八事。”这些举措虽是权宜之计，时间不长，减幅不大，但对减轻民众负担，还是有益的。

2、由于郑侠的直面斗争，迫使蔡京、吕惠卿之流略有收敛，未敢为所欲为。也使朝野上下看清是非，分辨忠奸，迫使吕惠卿、蔡京削职下台。而王安国即继郑侠展开斗争中的一人，他看清了朝廷腐败、权臣无能，十分不满，又敢于直言谏议，这与郑侠影响有关。此时，王安石也有觉察，变法被篡改，以至违背初衷，好事变坏事，原望难成，但已为时太晚。

3、北宋王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广大农民辛勤开辟的荒地，却为皇室、官僚、豪绅地主和富商所兼并掠夺，这是农民贫困苦难的一大原因。宋代农田分官田、私田两种，官田一律归入贵族豪门官僚权势，设置庄园，雇人耕作，“方园十里，佃户百家，岁纳租深”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私田是民间开辟荒地而来，却被官僚贵族豪商政客占去，买去，骗去，因而出现兼并。英宗之时，就有大臣主张制约未竟，至神宗、哲宗时代，觉察至土地兼并，生产不振，民间困苦，财政无源。郑侠将民众疾苦公诸于众，无地可耕、无粮可收，天下之民，流离失所，这才引起北宋王朝的重视，采取一些制约土地兼并的措施。所以从公元 1064 年至公元 1094 年这 30年间，土地兼并现象有所缓和。这可能与郑侠的奔走呼吁、为民请命有些关系。

郑侠一生以儒学为本，倡导儒家学说。他的“上畏天，中忧君国，下忧生民”的主张，就是秉承儒学宗旨的表现，他的“忠君、爱国、为民”的思想，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写照。他主张廉明政治，利民社会，以天下为己任，以黎庶为根本，肝胆宵劳，鞠躬尽瘁。他不以官小职微为虑，却能无私无畏与权高职重的奸佞之臣展开斗争，可是生不逢时，终难如愿。但其精神永不磨灭，传于后代，谱入青史。

他一生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一生勤政爱民，一丝不苟。常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精神财富，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谏草累千言，归装唯一拂”，是人民对他光辉一生的评价，后人称他为“一拂”先生是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永远赞仰的表现，他的精神和业绩，将传之千古，载入史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不泯灭。

郑侠世系专辨

郑华福

1998 年 8 月，《台州史学》发表郑瑛中《从苏轼（越江郑氏序〉试探郑侠乃郑虔后裔》专文。文称不久前在浙江温岭市祝家洋村郑虔后裔郑义兴处发现了一部《太邑祝家洋郑氏宗谱》内有一篇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写的《越江郑氏序》佚文。序文中有以下一段话：“（虔）公字若齐者，谪宦于台（州），实荥阳旧址人也，后终于台，其子孙遂为台州人。洎后九世孙侠公入道谪宦家，序次广文派下七世图。”
文章于是把《序》文中的“九世孙侠公入道”当作是福清郑侠，并竭力附会，认为“谱序明确地指出了郑侠乃郑虔后裔”，“福清郑侠宗亲及后人若要‘知其所自，缵继行业’，必定要通过‘越江’才能寻根问祖到台州”云云。谬说出笼后，竟也引起某些人的附和。
该论文虽然写得很长，但其只取所需而不及其余的作法，自然只能是牵强附会，谬误百出。《越江郑氏序》文末写作时间署“时大宋绍定四年辛卵季冬”，即公元 1231 年 12 月，可是这时苏轼早已死去 130 多年，郑侠也离世 120 多年了，因此这篇所谓的苏轼“佚文”本身真实性就很可疑。这里，暂不剖析该文的具体内容。只要把福清郑侠的世系与越州“郑侠”的世系作一比较，就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福清郑侠根本不可能是台州郑虔的后裔。
记载福清郑侠世系的资料有《西塘集》、宋代多种方志及《福清县志》、《海口志》等，福清郑侠后裔还藏有《福唐郑谱》，亦足资钩稽。据以上史料载，郑侠世系如下：
否——衡——御——谧——晕——侠——汝颖（长子）、汝石（次子）、长女（造吴忠孝）、次女（适林光朝）。
远祖郑俖，谧隐怀，为咸通三年（862 年）进士，官朝议大夫。世居河南固始，任过建州刺吏。唐末随王潮入闽，后居永福七都。子衡，字弼生。衡子御，字孔乐，宋祥符二年（1009 年）为福清县令，遂定居福清北隅。御子谧，字孟定。谧子晕，字大曜，号东喧，宋嘉四年（1059）进士，宫户部郎、江宁府钞关，配黄氏。．晕生侠等五子。
侠字介夫，号大庆居士、一拂居士，治平四年(1067 年）进士。卒葬福清清远里弥勒山，有一拂祠。侠生子汝颖（字嘉正）、汝石（字嘉元）及二女。侠先后有二位夫人。皆姓林。
而《越江郑氏序》中的“郑侠”，宋国祯《荥阳郑氏研究丛书》及《越江郑氏宗谱》所载世系颇不相同，分别是：
(1）虔——良华——伯良——仲——贤桓——畋——启昌——遇鼎——敬惠——侠——如鸾
始祖郑虔为荥阳人，唐至德间贬谪台州。越州郑侠，字叔辅，号入道，官秉义郎，配张氏，卒葬翁源石塘，有十相祠，生如鸾等。侠父敬惠，官龙武长史，封尚书，为香山九老之一，配余氏。敬惠父遇鼎，配伍氏。遇鼎父群，字启昌，配余氏。启昌父畋，字台文，配壮氏，官刑部待郎，加太师等（畋前世系略）。
(2）虔——恋——成——策——俯——瞳——郏——畿——侠——（以下未见公布）
以上《越州郑谱》之郑虔后裔记载自郑恋始。恋字明理。生成，配李氏，成子策，字元经，配何氏。策子俯，字时察，配张氏。俯子瞳，字大球，配戴氏。瞳子郏，字崇道，配李氏。那子畿，字世都，配丁氏，处士。畿子侠，字入道，配柳氏，官秉义郎。
由以上比较可看出，不管是哪种越州郑侠的世系，与福清郑侠的世系均无一条相同之处，妄将福清郑侠说成是台州郑虔后裔是毫无根据的。

有关《玉屿志》的几点补正  

贾枚

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基此，笔者辑录了《福清旧志考》（刊《福清文史资料》第 15 辑），以期引起同行的兴趣。果然有刘福铸先生首先响应，并广征博引，以《福清旧志补考》（刊《福清文史资料》第16 辑）一文补足了笔者的寡陋，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笔者受益匪浅。唯文中对《玉屿志》的表述可能由于手头缺乏可靠资料，故有些微出入。近来笔者幸得严曦先生见赠《玉屿志》残稿复印件 24 页，初步考研后，以为有必要对《玉屿志》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进行辨正，以补洞刘文的微瑕，并欢迎同好者深入考证。
一、关于《玉屿志》的成书年代。
一部志书的成书年代，一般可在书的著者页或序跋中寻得，但《玉屿志》缺头少尾，仅存残卷，无法考证准确成书年代，但是我们仍可从书中表述寻得一鳞半爪，间接考证成书大约年代。
考《玉屿志》中涉及年代的信息有多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七处“国朝”。众所周知，史志中的“国朝”指的是当朝当代。如明人视明朝为“国朝”，清人视清朝为“国朝”，这有乾隆乙卯《清县志》可作佐证。《玉屿志》残稿中七处“国朝”分别是：
1、“国朝卓宗成官授温州管壁头寨”（《犀头堡》条）。
2、“国朝有旌表烈女郑勤娘，见志”（《兰臬》条）。
3、“国朝正统五年人呼为（以下缺失）”（《福宅》条）。
4、“国朝庄希俊以孝廉举临洮府同知，秩满升济南府太守”（《南庄》条）。
5、“国朝庄希俊蒙召过此时……。”（《今高岭》条）。
6、“国朝立烽堠于山巅”（《石马山》条）。
7、“国朝立申明亭于其地”（《龙塘》条）。
以上七条除第 7 条无甚意义，第 1 条中“卓宗成”暂元稽考外，其余五条对我们考究该书成书年代都很有价值。第 2 条的烈女“郑勤娘”当即乾隆乙卯《福清县志．烈女》中的明烈女“郑近娘”，“勤”“近”福清方言谐音。郑近娘江阴里人许聘同里严仕擢，仕擢赴粤扶父榇归，途丧舟中，近娘闻讯自缢室中，与夫同葬。第 6 条中的“烽堠即烽火台，当为现存建于明季抗御倭寇的烽火台。第 4、5 条中的“庄希俊”，见于乾隆乙卯《福清县志．人物志》庄希俊，明代江阴人，十岁失怙，与母卓氏相依，曾结庐在父亲墓地守丧，以孝行推为临洮府同知，迁济南知府。而第 3 条则更加明晰地点明“国朝”指的是明朝，因为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据上所列，我们似乎可以断定《玉屿志》成书于明正统五年（公元 1445 年）之后。另外，我们同时又可看到志中有三次出现“万历”字样，分别是“万历丙子”（公元 1576 年），“万历戊子”（公元 1588 年）和“万历甲午”（公元 1594 年）。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断定成书年代是在明万历甲午之后。但是，我们还可在残稿经 18 页发现“咸丰乙卯小春”之词，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可从残稿手书字体得见缘由。细察残稿可见从第 17 页“遗安堂”之后，字体与前 16 页截然不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这后 8 页是后人补上的，并不影响前 16 页成书年代的考证。
二、《玉屿志》的作者。
刘文根据时人转述，把《玉屿志》作者定为翁㶊轩，其实不然。我们翻阅残书，可找到五处有关“翁㶊轩”的文字，其一是在东山条下：“翁族居之，有翁㶊轩好学能文，迁于龙泊，杜门守志”。其二是在四雍条下：“翁族居之，始翁京实，号东林。清隐士翁㶊轩赠诗云……”。其三是在龙门条下：翁㶊轩有‘海上神仙暮色侵，龙门胜境可人心’之句“其余二次亦只引用翁诗。古人尤其是一个杜门守志的清隐，不可能张扬自己“好学能文”，亦不可能自称“清隐士”，也不可能在自己修撰的志书上一而再地收入自己的诗作，由此可见作者翁㶊轩论亦不能成立。
以上是笔者根据手头这 24 页残稿作的粗浅考证。关于《玉屿志》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还靠进一步的资料发现，而得到最后证实。
另外刘文中的另一位翁姓古人宋人翁朝宗撰《白屿记》之说亦有误，据《玉屿志》《西山》条载“……宋有翁宗朝字周老，续编玉屿志及作朝阳书院志。可见宋之前已有有关玉屿的里志，翁宗朝（非翁朝宗）所作的仅是《续玉屿志》。再者关于翁朝宗，查其他志书中未见得“翁朝宗”。据严曦先生言及《琴江翁氏族谱》有翁朝宗的记载，不知此谱成书何时，亦不知两书中是那种说法为笔误，在未得确证，似乎于《玉屿志》的介绍文章中，应先用“翁宗朝”为宜。
研究福清方志，苦于手头资料太少了，故笔者呼吁有同好者若手头藏有此类资料，哪怕是残页断片亦十分宝贵，在自己研究之余诚望有公开贡献之举。严曦先生即是一位楷模，我希望这样的先生多一点。这是题外话。

宁德支提寺与了悟法师

田 由

在我省闽东宁德市西北陲崇山丛林中，有一座著名的寺宇，它就是位于支提山中的华藏寺，俗称支提寺。
支提乃梵语音译，是灭恶生善之意，亦即菩萨转法轮处。支提山山势逶迤，主峰高峙，风景殊丽。华藏寺就建在山腰海拔 800 米处的一处山坳中。
华藏寺原名华严寺，历史十分悠久。相传唐武周年间，有高丽高僧元表，在西域谒拜圣迹时得到佛祖心示，躬负《华严经》来山中寻找天冠菩萨道场，就在支提山中穴居山洞，诵读经卷，为当地樵夫发现，传扬四方。当地有一甘露寺僧人元白得讯，特意进谒奇僧。元表便授予经书升天而去。后来这部经书（华严经）便被贡献给吴越王钱俶，钱俶笃信佛释，便派杭州灵隐寺了悟法师与近臣沈相国一同南下闽东，晋谒圣迹。
这个受钱俶派遣的灵隐僧人了悟乃福建福清人，俗姓郑，讳清耸，十八岁在福州长庆寺出家，依慧棱禅师剃度受俱戒。了悟心性高洁聪慧，在长庆寺中悉心钻《华严经》得其精要明其心法，后来就到杭州灵隐上寺传法。吴越王得元白转献《华严经》之后，便委派他与沈相国一同入闽。了悟身为闽人，深知闽地山重岭复，便披荆斩棘，四处寻访得“白猿引寻”“菩萨化戒”在闽东宁德地界寻得天冠坪。此处群峦拱拜，云霭朝夕，幽篁满山，风景殊异，确是建寺立刹好去处。了悟便上书吴越王，宋开宝四年（971 年）钱俶便饬令在此建寺，并赐额《华严寺》。又据《华严经》中关于天冠菩萨“其亲眷属诸菩萨一千具”之说，特铁铸天冠菩萨千尊，以为镇山之宝。了悟也就留下主持寺务，成为华严寺开山祖师，于是支提山华严寺天冠道场便闻名天下。
了悟禅师在宁德支提山华严寺主持寺事七年，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77年）才返回浙江杭州灵隐寺。此后支提寺历经更迭，明永乐五年由朱棣赐名“华藏禅寺”至今。
而了悟禅师回灵隐寺之后，更加潜心佛法研究，著述甚丰，成为一代名师。后来了悟禅师就在杭州灵隐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