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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Sun� | 来自福建
福清城墙忆旧

余长泓

我家原住县城五德堂义庐,小时常与伙伴环游城墙,因此印象很深。当时的福清县城,东西宽约两华里,南北长约两华里半,城墙范围略呈椭圆形,周长约七华里。有五个城门和城楼,分别为东门、西门、南门、大北门和小北门,平时城门都有军队把守。据说距今约八十年前,县城楼锦霞乡贤吴北园先生独资“添城三尺”,因此城墙城楼高大雄伟,全部用白花岗岩垒成,又用特制特大的砖块垒成崭新的城堞。城墙高约一丈八尺,城墙顶宽约六尺,亦全部用白花岗岩石板铺设,十分平坦。城墙底座宽约八尺,城门洞高约一丈二尺,两扇大门的厚木板上钉着厚铁板。城门上方筑有城楼,也用白花岗岩石垒建,楼的顶部是木瓦结构,飞檐翘脊,十分壮观。城门两侧建有附屋,供守城士兵住宿,附屋背后各有石阶通往城墙顶。
县城之东门,址在今华侨影剧院附近;南门在今之中国人民银行福清支行前面;西门在今之水陆街、西门街和上巷顶的交界处;大北门位于县城正北,在今之大北路,原阳下供销社前面;小北门位于县城东北,在今之向阳小学附近。
城墙从西门向北,依着凤凰山余脉,绕过凤凰山西侧,就着山势起伏,至鹫峰山下逐渐向东拐弯,此处城墙连着一座大碉堡,上沿也有城堞,碉堡上有几个小方洞,好像是枪眼,从下至上各有石磴直通枪眼下方,当是便于了望和枪战。碉堡下方是草地,面积约 6×8 米,堡高约三丈,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向北可监视鹫峰山和玉屏山,向西与凤凰山,向东与东牵山、龙山和覆船山成精角之势,向南可远眺双施山和五马山,向下则可俯瞰融城,当风和日丽之时,登临远眺,远近景色尽收眼底。
福清城墙始建于何年?据《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中《城池》条记载:“福清县向无城,仅有五门。东曰永东,在佛顶寺之东,宝庆丁亥移于学宫之东,改名文兴;西曰善福,在水陆院之西;南曰新丰,在水南;北曰遵义,在圣迹寺之右;西北曰永福(笔者注:是否东北为排版所误),在威惠庙之北,后又移南门于邑治前,改名龙江;移西门于儒学坊,改名西咸;北改为拱北;西北仍其旧……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海上有警,巡抚王抒奏请城滨海诸邑,因城福清。高一丈八尺,厚一丈四尺,周九百九十三丈,女墙二千三百,警铺二十四,建门楼四,水关二。”
福清城筑于明抗倭时,历经维修,保护良好。直至 1939 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饬令拆去全部城墙和城门,四百年之功就这样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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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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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福清的国民经济调整

张君明

1958 年至 1960 年的连续 3 年“大跃进”,使我国在 1959 年到 1961年的三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当时福清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份也不例外。

一、严重的经济困难状况
1960 年,福清县总人口 50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90%以上。农业继1958 年丰产不丰收之后,“人祸”加上天灾,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从福清县历年农村人口口粮占有情况看,1957 年,每人月均口粮 34 市斤;1958年,每人月均口粮 34 市斤;1959 年,每人月均口粮 27 市斤;1960 年,每人月均口粮 19.6 市斤。粮食的不足,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60 年初就有部分农村人口开始实行粮菜混吃。1960 年12 月3 日,福清县委发出《关于立即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收甘薯时,必须把薯叶、薯藤、薯头全部收净保存起来,加上稻草等制成代食品。要求“今冬明春,制造代食品 4200 万斤”,按主粮三分之二,代食品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混吃。吃代食品,以瓜菜代粮,直接影响人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1960 年 5 月,福清就开始出现水肿病病人。到 1961 年初,水肿病更是来势凶猛,截至 1961 年 1 月底,全县共有水肿病人 10742 人;到同年 3 月水肿病人发展到 35693 人,发病率达总人口的 7.13%,其中重病 3191 人。到 3 月下旬,通过全面治疗,治愈 12323 人,病情得到控制。1961 年春节期间,自由市场稻谷斤 2 元左右,包菜每斤 0.28 元。自由市场价格高出国营价格 10 余倍。
1960 年,全县共死亡 3730 人,占总人口的 0.764%,东张公社的玉林、东风、东山三个大队死亡率达人口数 3%以上。死亡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由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加上长期劳累引起的非正常死亡。
1959 年至 1961 年的 3 年间,福清人民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主要是由于错误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所致。是 1958 年由大跃进、公社化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强迫命令风”,给福清人民带来的严重的灾难。当时的困难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应该说处于基层第一线的县、社、队干部是清楚的,因此,当中央各项经济调整政策一出台就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地检讨“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失误,统一思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经过 3 年的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二、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是福清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
“大跃进”的后果表明,从 1958 年开始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因而,尽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强调要坚持“三面红旗”,但为了扭转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从 1960 年底起,中央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全国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福清作为农业人口占 90%以上的农业大县,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在农村,即: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从 1960 年 10 月开始,党中央即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在农村宣传、贯彻后广大农村群众在自留地政策的推动下开荒扩种蔬菜形成新的高潮。
《十二条》为开展整风整社提出政策性的依据,对扭转当时的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整风运动。1961 年 1 月 3 日至 12 日,县委召开四级扩干会,部署“整风”运动,有社、片、队三级干部、生产队长代表等 1366 人参加。会上县委领导带头作整风检查。并要求与会者帮助县委整风。到会的同志踊跃发言,揭发出很多问题,为在全县范围内,从上到下比较彻底地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失误奠定了基础。是一次比较彻底的纠正“五风”会议。会议总结中指出:一、共产风从纵的方面看各级都有;从横的方面看,各部门都有;从时间来看,1958 年以来年年都有;从被刮的物资来看:大至房屋、土地,小至家禽家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地区来看,问题严重的有 15 个大队,占总队数的 7.5%,一般的 61 个大队,占 30.5%,纠正比较彻底的 162 个大队,占 62%。共产风严重危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仅生猪生产这项,全县由 1958 年 10 万头猪下降到现在 4.1 万头。会议也揭发了县一级平调的问题。二、在乱指挥生产上,损失确实很大,最深刻的教训是提早季节耕种,扩大面积不因地制宜,领导生产一律化……全县估计,1960 年仅因为早稻太早浸种导致烂种,就损失稻种约 300 万斤。三、由于县委领导官僚主义、主观片面,对任务要求过重过急造成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再加上部分干部作风恶劣,个别地方已造成非正常死亡现象。仅东张公社揭发出来的因强迫命令造成的命案就有 11 人。个别大队还私设刑堂,组织打手,真是触目惊心。
会后,县委提出“整风整社”要求:对三类队放手发动群众,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其他社队主要检查纠正“五风”问题。2 月 2 日,县委工作队(167 人)分赴第一批开展“整风整社”的 13 个三类大队(即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坏人掌权的大队)。“整风整社”运动在全县逐步铺开。“整风整社”运动对改变干部工作作风起了积极作用。但不少地方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在运动中错误批斗、处理了一批好人。
福清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通过贯彻《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及《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取消公社食堂,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规模,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实行“大集体、小自由”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政策,建立起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后,基本完成的。
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首先是贯彻《十二条》解决“一平二调”共产风退赔问题。1961 年春节前后,全县掀起了以共产风退赔为中心的全面落实政策高潮。县委贯彻执行共产风退赔政策是认真的,早在 1960 年底就成立了退赔算帐小组,并采取层层发动、分批兑现的办法。春节前搞了城关公社和音西大队试点。从 2 月 21 日(正月初四)起,先后召开了三级扩干会、公社平调退赔大会,集中解决县社两级平调兑现问题。接着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政策兑现运动。到3 月下旬,全县 202 个大队都开过一到三次的兑现大会。基本落实以共产风退赔为中心的政策。全县合计平调 228 万元,退赔了 211.7 万元,占92.5%(1958 年大炼钢铁、防治血吸虫、建东张水库和修公路平调的 94.7万元,因上级只拨款 20 万元,县财政无力全部承担,才退赔 43.7 万元。这项未包括在内)。其中县级平调 27 万元,全部退赔;公社平调 91.2 万元,退赔 87.87 万元,占 96.3%;大队平调 79.85 万元,退赔 73.48 万元,占 92%,生产队平调 30.16 万元,退赔 23.30 万元,占 77.65%。平调物资折价 141.86 万元,退赔实物折价 71.80 万元,占 56.61%;平调劳力工资66.77 万元,现金 19.60 万元,合计 86.38 万元,退赔现金 139.87 万元(以后增加了 1958 年大跃进“四大办”平调劳力工资部分),占 162%。全县 6 个公社、202 个大队中,有 5 个公社、153 个大队 100%退赔(退赔不足部分,随着体制的调整不了了之)。到 3 月底,退赔运动基本上结束。退赔运动表明了党和政府改正错误的决心,在人民群众中重塑了党和政府形象,对密切干部群众关系,取信于民,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为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扫清障碍。
体制的调整。
贯彻《十二条》政策后,1961 年 3 月对体制进行了初步调整,大队从原有 202 个调整为 237 个;生产队从 2174 个,调整为 2639 个,平均每生产队 38 户。1961 年 4 月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后,加大了体制调整范围。4 月中旬,县委制订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调整方案,并以高山公社为体制调整试点。4 月底,大队从 202 个,调整为 371 个;生产队从 2689 个,调整为 3634 个,平均每队 26 户,33 个劳力。7 月,公社规模缩小,6 个公社调整为 18 个公社。至此,福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调整工作基本完成,体制基本上趋于稳定。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从公社化时提出的“一大二公”后退,便于管理,有利生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高了,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一大成果。
农村公共食堂的取消。
福清办农村公共食堂始于 1958 年下半年,1960年 3 月县委在高山公社东盛大队召开“办公共食堂”现场会,推广东盛大队办食堂的“经验”。随之,全县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1960 年底,全县办食堂 1360 个,近 5 万户农民在食堂里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创办初期就有许多食堂出现了盲目用粮和浪费粮食现象。如海口公社检查了 5个食堂,在泔水缸和泔水桶中,就有剩饭 530 多斤。到粮食紧张时期,许多食堂又出现了干部、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多吃多占现象。加上食堂吃顿饭要排几小时的队,食量不够标准,不利生产等,广大群众对公共食堂非常反感,主张取消公共食堂。这些情况县委、公社通过调查座谈是清楚的。可是《十二条》与《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强调必须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食堂。因而县委只好强调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多种多样”。要求各地食堂规模继续缩小……。要将 80%左右副产物分给社员,食堂只能留 20%左右等。到 1961 年 6 月中央《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提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支配”。这时,长期困扰着社员与干部的食堂问题才彻底解决。1961 年 6 月底,县委决定农村公共食堂全部停办。取消农民最反感的公共食堂,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中最受欢迎的一件事。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自 1958 年公社化后,实行社员口粮供给制,不分情况,连懒汉也一律享受供给制。这种“干不干、三餐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二条》、《农业六十条(草案)》提出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后,县委调整了分配办法,农业生产实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等,打破平均主义,减少分配中的供给制成份。1961 年 5 月县委调查组报告音西大队分配办法:实行基本口粮供给制,全队每月每人平均口粮 33 斤,确定 27 斤为基本口粮,免费供给,占 77.8%,其余部分自己负担,占 22.2%,生产队收人全部按劳分配。1961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县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夏季分配”会议,会议强调实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夏季分配原则。“少扣多分”就是尽量多分一些给社员,一般应做到将可分配的总收人 60%左右分配给社员。“按劳分配”就是从各方面来提高劳动工分值;生产队包产以外增产的粮食和超产奖励所得粮食,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少部分按肥料分配,附产物按人口、工分、肥料比例分配。会议强调生产队在“三包”以外组织经营的收入、超产奖励和节余的生产成本等,均由生产队支配,大队不得侵犯。
为了搞好 1961 年夏季分配工作,县委从 6 月中旬开始,经过层层搞试点、发动群众,民主制订方案并进行“三核实”(即产值、产量、支出),全面召开兑现大会,到 9 月下旬全面结束。夏季分配,由于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执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承认差别,克服了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工分值有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收入有所增加,比较满意。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秋季超包产运动。
实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强调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保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当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较彻底地克服平均主义。
贯彻大集体小自由政策。《十二条》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并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县委规定社员在完成集体耕作、积肥等的前提下,可以经营自留地。按县委提出的把耕地面积的 7%分给社员做自留地的规定,全县应分给社员自留地34802 亩,到 1961 年 3 月,已分了 34199 亩,占 98%。到 1961 年 5 月全县先后恢复,开放了 31 个农村集市即“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开放,活跃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副业生产积极性,生产发展了,物价降低了。1961 年 6 月,包菜从春节期间每斤 0.28 元,降到每斤几分钱鱼也从每斤二三元,降到每斤几角钱。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十二条》、《农业六十条(草案)》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使“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受到很大的遏制。可是不彻底。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有自主权,但分配由大队统一调剂,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然存在平均主义,导致了瞒产私分等矛盾出现。福清县委根据实际情况从1961年12月底就开始搞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试点工作,共摘 26 个试点大队。试点证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分配大包干是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迫切要求。1962 年 2 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县委加快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步伐,到 5 月底,全县基本完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分配大包干工作。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包干,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生产单位与分配单位统一起来,种、收、支、分四分明,四统一,促进耕牛、农具的增加;财务环节的减少,分配及时;避免瞒产私分;有利农副业结合,有利增加社员收入。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是农村经济政策又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又一次促进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福清国民经济调整,主要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调整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1963 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就开始好转。1961 年 9 月台风、暴雨冲毁海堤、淹没了大量农田、大量房屋倒塌、人员死亡,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灾害。但秋收产量仍然达到 11500万斤,与 1960 年同期相比只减少 100 万斤。如果加上生产队的扩种部分和社员自留地、八边地部分,下半年的实际产量则超过 1960 年。
1962 年,福清粮食总产 2.26 亿斤,比 1961 年增产 16.61%;1963 年粮食总产 2.6 亿斤,比 1962 年增产 16.3%,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8 年的7%。福清国民经济较快好转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福清是侨乡,在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侨进口了近万吨化肥、100 多台农业机械帮助家乡发展农业生产;还寄回大量的面粉、糖、花生油等食品,帮助家乡人民战胜饥荒。二是 1960 年 5 月东张水库开始供水,可灌溉农田 31 万亩,结束了“福清十年九旱”的局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国民经济调整
福清作为农业大县,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比较轻,进行比较顺利。(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 年 8 月即提出。到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1960 年 9 月,福清县委贯彻中央“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动员干部到农业第一线去参加生产,随即开始进行精简整编停办合并工厂,下放干部职工工作。1961 年 9 月下旬至 12 月底,开展精简整编运动,范围遍及行政机关、工业、商业、粮食、交通、建筑、盐业等各行各业。全县共压减 170 个单位,精简 5011 人,下放人员 3633人,处理编余人员 2745 人。其中工业、商业系统的 32 个县属工厂,砍掉、合并为 17 个工厂,减少了 15 个县属工厂;被砍掉 10 个县属工厂是江镜糖厂、陶器厂、耐火材料厂、钟表厂、糕点厂、废品厂、电瓷厂、玻璃厂、蔬菜加工厂、第一机械厂、印刷厂等 10 个工厂,合并为 5 个工厂。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粮食、盐业等系统,人员精简压缩了 3161 人,占职工总数的 45.2%。
1961 年 8 月,县水泥厂、化肥厂、制材厂停办。
1961 年 11 月,根据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精神,当时,福清在建的最大工程江阴围海工程下马。江阴围海工程 1960 年 3月开始筹建,到下马时已投资 80 多万元。
1962 年度全县又精简下放干部 188 人,职工 2611 人,同时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商品粮人口 8514 人,农村接收安置回乡人员(包括外地精简回来)11092 人。
1963 年,又精简职工 1259 人,压缩城镇劳力 4991 人。
福清国民经济在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调整和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目的是支援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输送劳力。其次是解决大跃进以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机构超编,工厂、建设项目盲目上马问题;第三是减轻财政负担,减轻城镇商品粮供应的压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城镇食物缺乏、物价飞涨,工资不变,调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干部职工自己报名下放。特别是 1958 年大批从农村进入城镇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下放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调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四、福清华侨在国民经济调整中
福清是福建省著名侨乡,旅居海外华侨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长期以来,华侨为福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 1960年初统计,当时全县有归侨、侨眷 14847 户,人口 81633 人,占总人口16.63%,分布在 6 个公社、189 个大队。海外华侨有瞻家汇款的传统习惯,当时,全县每年能收到侨汇约 300 多万元。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对侨区的生产建设和公益事业支持很大。
福清县委对侨务工作历来比较重视,认真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华侨侨眷,积极争取侨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福清从 1960 年 4 月至1964 年共接待并妥善安置了受印尼当局迫害排挤的归侨 485 户 1775 人。1961 年 6 月,从县委平调华侨物资和退赔兑现表可以看到 1958 年至 1961年初平调总值 25264 元(其它物资类折价 20793 元),已经 100%退赔。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迫切需要化肥。当时县委通过县侨联做工作,组织海外华侨进口化肥,仅 1960 年就进口化肥 6 千吨、尼龙丝 15 吨。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侨共进口化肥 8 千吨,农机 122 台,大型拖拉机 12 台,为家乡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海外华侨还进口了大量的面粉、糖、花生油等食品,送给亲属、朋友帮助家乡人民战胜灾荒。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 年 2 月福清县委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继续贯彻保护华侨对侨汇、房屋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其它各种正当的权益。在参加劳动和分配等方面采取既一视同仁,又分别对待,适当照顾的政策,大力争取侨汇,力争完成 1962 年 480 万元的侨汇任务。1964 年 12 月,县委还组织侨务工作组,分头深入有新归侨的地区,检查接待安置新归侨工作,解决存在问题。
由于县委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并采取一些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如大力支持侨眷盖好房屋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福清每年侨汇都有所增加。1959 年至 1966 年,华侨捐资 240 万元,用于家乡的学校、道路建设和农业生产等。并投资 200 万元,用于兴办果林场等,福清华侨为福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福清国民经济调整到 1963 年取得明显的成效。1963 年,全县粮食产量 2.6 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8 年的 7%(1958 年福清粮食大丰收,据落实产量为 2.52 亿斤),工业产值 1460.76 万元,完成计划 112.37%。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财政收支平衡。城镇、农村储蓄明显增长。1962 年有 78 种商品要凭票供应,到 1963 年只剩下 6 种,市场各种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降到 1957 年水平。福清人民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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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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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回忆建国初期的原盐稽征

翁发喜

1950 年 11 月,我由福建省“支前” (支援前线三军)司令部前方办事处,调回福州西湖休整七天后,就无条件地服从省委组织部分配到省盐务局,接着又无条件服从分配到福清县盐务办事处,直至海口盐务稽征所。原盐是国家专卖物资,且盐税(时分渔业盐税和食盐税,渔盐税每担4 元,食盐税每担 7 元—折新人民币))是国家财政的主要税收之一。是时,福清刚解放不久,政权正待巩固,地方上还很混乱,特别是沿海各乡镇伪盐务机构解散,原盐民晒私盐,卖私盐,私盐充斥城乡,贩卖私盐的奸商和牙纪活动十分猖獗,走私漏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恢复。为此,在基层设立盐务稽征机构,加强缉私护税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海口盐务稽征所是设在海口柴牙兜张九美家里(租的)。同时高山、龙田、三山也设稽征所,平潭(时盐务属福清处管)、江阴保留部分盐民继续晒盐故设场务所。我们的所长是沈潜,会计何泽沛、出纳黄励,我负责打税票,林斯良、詹宣邦、林启喜为外勤,林依亮为炊事员。1951年初,再吸收年轻干部张九茂、张聿惠,也充实为外勤。虽有内外之分,如在夜间缉私,除留炊事员负责看家外,其余一律出动。当时,还配备武装力量,是解放军编制的一排人民盐警。
1951 年 2、3 月间,正处腊月寒冬,也就是将临春节的一天,我们得到情报说,时属海口区管辖的星桥、东山等村,有一大批私盐,由不法盐商牵引,会成群结队组成团伙,将在黑夜里肩挑到长乐贩卖,若不组织力量追缉,就无奈他何,眼睁睁让其走私漏税了。以前几次追缉,由于力量单薄,寡不敌众,反而被围攻殴打(当时部分群众未觉悟)。我们盐务稽征干部陈宗浩同志,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住院治疗好几个月。为此,我们在盐警密切配合下,春节不放假,在那好几个夜晚,由所长带领,各个手执木棒,紧装束带,向五龙山进发。我们爬山越岭,到七社南岭山沟,在羊肠小道旁的莽草中打埋伏,等候挑私者过境截击之。寒夜白霜重,我们穿的灰棉衣,盖上一层霜,白花花的,手指冻得僵硬,连抓木棒都感手麻;但为了维护国家税收,杜绝走私,在革命豪情驱使下,倒也感到热呼呼的,那年,我们的待遇是供给制,一天是一斤半大米,夜间就是通宵达旦,也没什么补贴,工作再艰巨,谁也不叫苦。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连续打埋伏了好几夜,却都不见动静了。终于有一天夜半,万籁俱寂,侧耳遥闻近百人的挑力者的“堵杖”撞击石路的声音和“杭唷”的喘呼声由远而近。没多时,他们已挑到我们眼前。“呼”的一声,我们不约而同,猛跳出草丛,木棒紧握在手,盐警们的步枪和卡宾枪也子弹上膛,刀出鞘,我们猛喝道;“不许动,你们走私是犯法的,一律挑着跟我们走!”我们把他们吓住了,都乖乖地被我们押送到海口稽征所来。
接着,我们审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和个人出身情况,经乡干部(时区以下设乡政府)来证实他们是劳动人民(那时我们严格区分敌、友、我)后,我们就本着以教育为主精神,没收走私盐,人与挑力工具一律放回,但对不法盐商和牙纪,以及上次行凶打我干部者,经多方取证证实后,也分别给以刑事处分,与之同时,我的家乡江阴岛南曹村,也发生一起走私者打我缉私干部左涤永的事件,肇事者就是我叔伯大哥的儿子翁其经。那时县盐务办事处设县城西门盐仓,副处长庄毕同志(正处长是李毅县长兼)了解到翁其经是我的堂侄时,就通知我叫翁其经主动投案。他终被我动员投案后,庄处长又要我亲自审问堂侄。当时,我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心态,丝毫不徇私情,结果,翁其经受到拘役教育六个月后释放,我也经受了一场革命立场的考验。
当时,为教育广大人民,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讲清说透,我们印了大量宣传税收政策材料,并作社会调查,得出数据,每人每年仅吃食盐 14 斤,负税很轻,且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极为细致,终将食盐和渔盐归口供销系统销售,初步杜绝了私盐漏税。随着土改,沿海贫苦盐民分到了耕地,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也随着提高了,有的连国民党时期埋在地下的私盐也纷纷地献出“取本归公”,让国家纳税。1951 年冬,有一位老盐工,名叫翁其斌,半夜敲我门,向我交心坦白说:“我家里很穷苦,怕死后子孙无法理我棺材本,故在旧社会里,我就偷私盐埋在地下洞,现有耕地了,生活和后事不用愁,让我把私盐交公吧!”第二天,他带我们到其住处,亲自挥锹刨开地窑,把几十担私盐献出来归公。为此,我写了篇题为《老盐工的打算》以生活小故事形式在《福建日报》上登刊出来,也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从 1951 年至 1955 年,经多次宣传教育盐税政策和打击走私活动后,全县共铲除私晒的淋卤私盐坎 25481 坎,县人民政府对留下的 4215 户盐民,发放各项待业生产费用计 7500 元,其中救济 2.27 万元,工程费 3.77万元,无偿贷款 1.46 万元,补助围垦农田面积达 6296 市亩。至此,才在全县范围内杜绝了原盐走私活动。那时,我 20 出头,血气方刚,生龙活虎,同时是本所共青团支部书记、共青团星桥、牛宅、东山辅导站站长,为促进青年和社会进步,一心扑在“公”字上,为新中国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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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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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融城市招谈概

余长泓

解放前福清县城范围狭小,南北纵约两华里半,东西横约两华里。据说唐宋间有六街三十三巷,明清时有十一街四十二巷,大小商店数以百计。其主要商号都有市招,便于顾客问津。“市招”俗称招牌,名称五花八门,雅俗各异,雅者使人回味无穷,俗者则令人捧腹。
抗日战争前,融城有三家大酒楼,专营酒席、盘菜。位于楼锦霞有“北海楼”,商号较为文雅。后埔街有“杏花村”,商号取意于唐朝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句,文雅切题。县坪亻有一家“新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减轻税务负担,便将市招改为“节约食堂”,其店址坐落适中,店面宽敞,店内可办酒席数十桌,鸡鸭鱼肉,蹄筋、海参、鲍鱼、燕窝和鱼翅,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来者尽是大腹便便的弹冠客,何以叫做“节约食堂”,名不副实,邑人议论纷纭。与之同时,“杏花村”也东施效颦,将商号改为“大众食堂”,都降格退居迎俗,引人发笑。此时后埔街新开张一家“青年食堂”,但不久便倒闭收盘。
也有小菜馆兼营西点者,如县坪亻下的“久乐天”。小桥头相对则有两家酒楼,分别名为“赛月楼”和“赛云楼”。两家争抢生意,结果“赛月楼”倒闭,而“赛云楼”不久也易主,改名“新乐靔(天)”。官驿巷口有一家新开张的“有一楼”,商号平庸,店面狭小,但厨师擅长烹调名菜“洋烧排”和“芙蓉四宝”,且服务周到,因而生意倒十分兴隆。
专营面点的饮食店更多,最著名者首推后埔街的“既多且旨”,店主刘阿毜,以拌面和“烧卖”而名噪融城,人们都习惯地叫他“阿毜切面店”,而忘其店号。渔市街有“乐仙楼”,煮面、拌面和扁肉都很出色。横街有一家专营扁肉的小店,店号较奇绝,叫做“闻香且停车”,果然名不虚传,其扁肉粒大味好,肉骨汤加蒜头酥、葱珠,香味扑鼻,薄利多销,顾客盈门。的确应了“知味须下马,闻香且停车”。
过去融城酒库(小酒厂)亦颇多,如官井兜有“乾丰”酒库,后埔街有“新昌”、“璧荣”和“康泰”等酒库,渔市街有“泰源”酒库,他们酿造的老酒和番薯酒,都具有福清特色。后来横街又冒出一家“方伯第”酒库,该酒库设在魏氏祠堂内,店面未挂市招,因有陈年老酒,倒也闻名,因酒库与方伯第隔壁,顾客顺便称之为“方伯第酒库”。
融城的中药铺也不少,但多是平庸店号,唯有后埔街的“敦诚”中药铺,店面宽敞;药材讲究地道质量,品种齐全,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店号取意“诚招天下客”,较为名副其实。西门街有一家“来者安”中药铺,乍看其商号平庸,实则寓意深远,使人回味。当年坐堂应诊的中医师,则另挂窄长招牌,如王巷口“恒安”中药铺,其坐堂中医师林子衡,系晚清秀才,他挂的行医牌上写“儒医林子衡”。鱼市街“元昌”中药铺,坐堂中医师唐瑞圃,因系祖传,他挂的行医牌则是“世医唐瑞圃”。
以往布店和京果店也不少,而布店兼营京果者,仅有鱼市街的“瑞春”和“益兴”两家。有名气的布店首推鱼市街的“连利”,店主何友家字少连,其店号寓“连年得利”之意。官井兜有老铺“安泰”布店,斜对面有布店兼营百货的“庆雅珍”店面极为宽敞,市招书法更显冠冕堂皇。京果店的市招较文雅者,有鱼市街的“山珍”。而经营手段超群者,当推官井兜的“捷大商行”,其市招书法出于前清举人吴竹庵老先生手笔。店主林吉卿头脑敏捷,兼营多种,为英国“爱礼司”肥田粉福清首家总代理,盈利颇丰,邑人望尘莫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因航路梗阻,货源中断,始改兼营其祖籍地仙游县的白糖批发。
书店(包括文具)原有五家,抗日战争前夕,小桥头一家“广文书局”已倒闭。剩下官井兜的“震亚书局”,鱼市街的“瑞康书局”和后埔街的“崇新书局”,他们生意旗鼓相当,各有千秋。鱼市街还有一家“启源居”书局,在道人巷设有简阻的印刷厂,生意红火,后来居上。
小型糕点厂兼有店面者不少,如西门街的“荣记”猪油糕上,盖有红色的商记。后埔街的“日新”,以制作饼干技艺见长。鱼市街的“三永兴”和“宝来轩”,分别以“真酥糕”和“雪片糕”名噪遐迩。后来何厝巷口新开一家“新隆丰”,以每日傍晚现炸现卖的“起酥菜头饼”轰动一时。还有后埔街的“庆雅”京果店,则以兼制“花生糖”和“起酥红豆饼”而驰名。
福清是侨乡,故汇兑庄颇多,营运时间最早最长的是官塘乾戴祥滋和楼锦霞陈家合营的“祥光汇兑局”,后陈家退股,由戴家独营,改名“振声汇兑局”,声誉卓著,历数十载不衰。十五落有俞家经营的“远和汇兑局”,也属老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告结束时,航路畅通,新开张的汇兑局如雨后春笋。如楼锦霞有融北阳下村余家经营的“复光汇兑局”,也红火一时。其对面门还有利桥荷园周家经营的“平安汇兑庄”,信誉也好,直至五十年代,迁至小桥街,改名“集大汇兑庄”。
改革开放以来,融城的面积不断扩大,经济高度发展,商号数以千计,比之旧日,已难同日而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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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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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福清的音响广告

贾枚

广告,几乎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兴起的,从感官角度看有视觉广告,如报刊广告,路牌广告,市招广告,传单广告等;有音响广告,如广播广告、吆喝广告、导具广告等;还有综合广告,如影视广告之类。究其发端当以音响广告为先,古籍中“吕望鼓刀扬声”即为姜太公被文王赏识之前,操刀卖肉时以刀击桌发出响声以吸引顾客情形的写照。
古代音响广告种类多多,举其大要有鼓、萧、锣、铃等。福清古时也有民间习用音响广告,随着时光流逝,有的尚存,有的己废,记下以资存失。
小锣,铜制响器,以竹批敲击发出“呕呕”之声,敲小锣者多为卖蜜钱糖食的小贩,如卖“橄榄酥”。
牛角梆,用黄牛角制成的梆子,以竹筷敲击,发出“卟卟”之声,敲牛角梆者为算命先生。
竹笛,又称萧,竹制,能吹奏出简单曲调,吹竹笛者为阉猪阉鸡者。
拨浪鼓,木制小鼓,双面蒙牛皮,装有小木柄,和两根末端有木珠的小绳,摇动时发出“卟啷、卟啷”之声,摇拨浪鼓者为挑“花担”卖线头线脑油腊花粉的小贩。
榻榻板,用厚铁片制成,再以牛皮绳系结起来成为一串,提在手中摆动,发出“榻榻”之声而名,榻榻板为打铜开锁磨刀匠的音响广告。镲镲板,用厚铁板制成如刨刀片样的长条形物件,一端磨出锋刃,用小铁锤敲击时发出“镲镲”之声,是饴糖小贩的音响广告,故福清地方又把饴糖称之为“镲镲糖。”
竹筒,用筷放在竹筒中上下冲击发出声音,是卖糖葫芦的音响广告。
此外还有卖鱼丸用瓷调羹敲击小汤碗发出的声音吸引食客,收垃圾的用铃声通知各家各户及时把垃圾送到收集车,救火会用芒锣声告知发生火警,通知义务消防队员赶赴火场救火等等都属于福清古代音响广告之类,只不过有的就便用食具代替专用工具,有的属于非营业性的“公益广告”罢了。
至于以语言吆喝声来作广告的就更多了,但福清地区语音广告缺乏音乐性和独特性,没有什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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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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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福清广播事业

王华民

福清广播事业始创于五十年代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2 年,福清县成立县广播收音站。收音站是协助县委宣传部门领导全县收音网直接搞收听业务的机构。当时,站里仅有一台海燕牌 90 伏干电收音机,用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等。其中天气预报是由专人记录下来后再通知各区。当时设立的收音网点有:龙田东壁朝阳渔业收音站,收音员余敷恩;东瀚大丘龙前渔业收音站,收音员林圣金;渔溪新厝精星农业收音站,收音员林紫友。
1953 年,收音站添置了 60 瓦扩音机 1 部,5 灯干电收音机 1 台,8灯交流电收音机 1 台,电唱机 1 台,绿宝牌话筒 1 只。在县城东西南北门架设 25 瓦高音喇叭各 1 只,用于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广播节目,仅限于城关群众收听。
1954 年,县收音站又添置一台 250 瓦扩大机,增加喇叭 94 只,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天气预报、农技知识等节目,并开始安装有线广播到各区。有线广播安装后深得农村群众喜爱,宏路乡有一位老婆婆说是人躲在匣子里说话,许多群众都惊奇“号子头”会说话,看来真是社会主义到了。广播时间,很多群众端了饭碗围坐在喇叭底下收听,一个喇叭听众达二、三百人。
1955 年,福清县收音站更名为福清县有线广播站,站址在原灯光球场旁(现为阳光大厦),站长为黄依海。当年配备编辑人员和技术人员各1 名。这时开始了自编自播节目,每日播出三次,每次 2 小时,农村则隔日一次。
1956 年,县广播站建立了《编稿审稿制度》和《节目编排管理制度》,规定稿件的编写,要做到内容真实中心突出,简短明了,所有稿件都必须经站长审查。每次广播,须于播出前一天填好节目预告表一式三份,经站长签字后,一份给播音员,一份给值班员,一份存档。此时,广播站有编播人员 1 名,技术人员 2 名,技术工人 1 名。此后,编播工作渐渐走上正轨,节目也办得灵活多样,有较强的地方性,不但有以对话、问答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节目,还有以山歌小调、小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的节目。宣传配合中心工作,同时还常请先进人物来站作广播讲话,介绍事迹经验等。
1957 年,我县实现了乡乡镇镇通广播(有喇叭)。全年举办广播大会、经验交流会 6 次,收听人数达 15 万人。自办文艺节目方面,以城关业余剧团为主,组织了一个文艺广播组,每月平均演唱 5 次。此外,还邀请外地来融演出的专业剧团到站演播,大大丰富了文艺广播的内容。
1957 年广播通联工作已走上轨道,全县通讯员有 120 名,每天可收到三、四件通讯员来稿,每月平均来稿 54 篇,最多一个月达到 86 篇。
1958 年,是五十年代福清广播的鼎盛时期。全县实现人民公社社社通广播,还建立了音西村广播分站,加上钢铁工地广播站 1 个,工矿企业广播站 6 个,学校广播站 7 个,合计 20 个广播站,共有 24 台扩大机功率1800 瓦,利用线路 375.5 公里,自设线路 279.5 公里,城乡喇叭发展到1155 只。对农村的广播原来隔日一次,也改为每天一次。这一年,共召开广播大会 15 场,专题广播会 35 场,其中县委书记纪平亲自来站讲话 7次,还先后邀请我县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林光通和出席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林月钦来站作专题讲话,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时的广播形式,还采用了电话传稿录音报道形式,多快好省地进行经验交流,动态报道,并打破常规,创造了“广播号外”这一形式。九月六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周总理关于海峡两岸地区局势的声明,广播站值机员马上录下来播出,又写成广播号外,贴到大街上,次日早上在《福建日报》未到之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同时,还把声明内容提供给《福清报》刊登,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
1958 年的通联工作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县共有广播通讯员 320 人,平均每月来稿 60 篇,一年中开展了二次通讯员积极分子评比活动,大大调动了通讯员的来稿积极性,当年的广播办得更加丰富多彩,节目有:地新闻、时事讲话、农村综合节目、农业常识、气象节目、听众服务节目等。在文艺节目中还教唱《社会主义好》、《四十条就像红太阳》等革命歌曲。播出形式方面,采取了讲座、对话、诗歌朗颂、广播评论,录音报道等多种方式,其中极具乡土气息的工农盘诗会,使广播节目办得更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1959 年,“福清县有线广播站”更名为“福清县人民广播站”,实现社社建站,社社广播化,并基本实现商店、机关、街道广播化,喇叭从1958 年的 1155 只增加到 1806 只,分布在全县的 6 个公社 184 个大队 745个生产队,基本上做到广播上山下海为农渔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架设线路也由 1958 年的 520 公里增加到 708 公里。为适应形势需要,1959 年对农村广播时间从每天一次增加到三次,由 2.5 小时增加至 5 小时,其中自办节目时间占 40%。一年中,县委、县人委及各部门负责人在广播上讲话的达 82 人次,先进人物来站讲话 12 人次,并通过电话、会议报告及时地录制了 72 个配合中心工作的录音报道。如 12 月 15 日举办“兴修水利”广播大会,会后全县立即动员起来,各公社、大队组织兴修水利大军,连夜冒雨开赴工地,漫山遍野灯火辉煌,场面十分壮观。
在福清五十年代的广播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 1958 年上马的无线电机修厂,当时称为广播工业。这个厂的基本建设和资金由县财政拨款 9870元,其中购买机械设备和工具 3870 元,流动资金 6000 元。8 月份投产后,至年底计划生产直流式双线录音机 10 台、广播通讯器 1000 件,经济收音机 60 台,语音放大器 100 部。该厂的修理部兼修收、扩音机,交直流发电机等。当时可谓土法上马,但生产出了交直流用录音机,语言放大器、广播通话器、电话机、小型电话交换机、单管收音机、四用经济收音机、干电扩音机、电话会议机、电唱头等 10 多种产品。技术员陈应华同志被评为一九五八年度福建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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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5: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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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福清市艺术团体六次出访新加坡记实

纪国灿

应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和新加坡福清会馆的邀请,我市自 1986 年1996 年先后六次组织文艺演出团体到新加坡访问演出。继福清市闽剧团于 1986 年 2 月,1988 年 3 月和 1992 年 9 月连续三次赴新演出后,以福清民间艺人为主组成的民间艺术团和福清艺校又于 1993 年 6 月,1995 年3 月和 1995 年 10 月相继出访,为我市文艺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了先河。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演出团体出国演出,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
这六次出访演出都十分成功,效果很好,影响深远,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闽剧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影响,促进了中新文化交流,加强了中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密切了与海外乡亲之间的感情,加大了我市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力度。

美妙古曲传乡音,牵动了悠悠桑梓情

福清是著名的侨乡,仅东南亚就有 50 多万融籍老乡。
因此,市艺术团特别是福清闽剧团三次赴新演出,每一次都在当地以及东南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尼、马来西亚、日本、加拿大、台湾及港澳等地福清会馆的知名人士、富商巨贾,在福清闽剧团抵新时,都纷纷打来电报祝贺,他们送来的成百个精致的花篮,摆在丽宫剧场前面,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还有二百多家企业、公司、商店、旅社、餐馆和学校的董事长、总经理、店主、老板在新加坡《联合报》等各大报刊和《融情》专刊上刊登贺词、贺联,热烈祝贺福清市闽剧团莅新演出。
旅居国外和港澳各地区的融籍老乡,他们以听家乡戏、见故乡人、说家乡事为平生一大乐事。因此一听说家乡剧团到狮城演出都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有的不远万里,专程赴新观看演出,有的是全家前来的。他们说,几十年没回到福清老家,没听到家乡戏,十分怀念。老人们说,现在侨居地出生的年轻一代大多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让他们看看来自故乡的艺术表演,借以知宗认祖,激发思乡爱国之情,是很有意义的。而这正是新加坡福清会馆前主席林日顺先生和现任主席林方华先生多年来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夙愿。林方华先生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华大地,是他们带来了中华文化。但是,现在年青一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淡漠,遗忘,甚至不了解,所以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使它发扬光大。福清会馆愿尽一点小小的力量,邀请来自故乡的艺术团体到新演出,为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为此,新加坡福清会馆不遗余力,乐为东道。不仅六次邀请家乡的艺术团体,也邀请世界各地的融籍乡亲前来狮城观看演出。并且在每一次正式演出前总要为他们和剧团演职员们举行盛大而又隆重的欢迎宴会,让一千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融籍乡亲们欢聚一堂,亲切会见。大家用熟悉的乡音,促膝谈心。畅谈福清老乡在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听了邱玉清市长、陈元春书记、陈维忠副书记等领导(这三位领导分别担任一、二、三次出访演出团的团长)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后,了解到玉融大地已发生天翻地复的变化,海外乡亲无不为之振奋,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欢乐的笑声,亲切的话语,甜蜜的乡情,洋溢着整个宴会,场面十分感人。剧团的演员们为报答乡亲们的厚爱都情不自禁地上台清唱,以发自肺腑之心声,表达自己的深情。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理事长叶保应先生说:“我从事中新文化交流工作多年,从没见到像家乡剧团这样受到海外乡亲如此关爱的场面。”
福清剧团第一次出访时,正值新加坡“塌楼”事件,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宣传舆论和娱乐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剧团上座率依然很高,而且越演越旺,最后不得不加演日场,场场爆满。这当然是与海外融籍乡亲们努力支持,深情厚爱分不开的。
福清剧团三次出访,先后共演出 25 场戏,有许多乡亲是每场必看的。他们还带来摄像机,将每一场戏都拍摄了下来,以便回去以后,让未能前来观看演出的亲人也能一饱耳目之福。新加坡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会长陈和景先生每个晚上总是一边看戏一边摄像。他激动地对邱玉清团长说:“我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了,当我一听到琴声,我的心就欢腾起来,一听到那熟悉的曲调,亲切的乡音,我就巴不得立即回到家乡,我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许多乡亲因种种原因在解放以后未能回乡探亲,看完演出后都感慨万千。在剧团第一次出访演出中,有一位叫陈炎面的老先生,虽因车祸腿部受伤,但他却柱着拐杖,由家人搀扶到丽宫剧场,每场必看,连续看了 16 个晚上(即 16 本戏)。当剧团回国时,他又赶到机场送行。86 岁的林绍喜老先生身体也不好,家人准备让他看半场戏就回去,但他坚持看完三小时戏,而且还连看三个晚上。他说:“我看到剧团的演员,就象看到了家乡的亲人,虽然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看到来自家乡剧团的演出,就象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所以他们尽管工作再忙,身体不好,甚至病倒,也要赶到剧场看看演出,找剧团演员谈谈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备加珍情。《联合早报》在一篇专题报道中说:“福清闽剧团演出勾起南洋老一辈乡亲(观众)的思乡之情,重温昔日桑梓旧梦。”这个凝聚海内外乡亲、令世人羡慕的“融情”,曾令原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曾经担任我市第三次出访演出团名誉团长的邹维芝先生感慨万千。他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为演出团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动情地说:“我上任以来,曾带过许多演出团出国访问演出,受到许多邀请单位的华侨社团组织的接待,与不少侨胞打过交道,还没有见过像福清海外乡亲这样对家乡人民和家乡剧团如此厚爱,如此深情,如此慷慨……这是十分罕见的,是非常特别的情感,是无与伦比的!”他一再可嘱剧团演职员要十分珍惜这份难得而贵重的情谊。

文化交流架长虹,中新友谊万古存


福清市闽剧团出访演出,不仅代表着福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表福建省代表国家的,这从演出团冠以“中国福建省福清市闽剧团”名称便可看出。因此,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从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厅到福州市文化局都直接派人参加组团和领导工作。而福清市委市政府更是将剧团出访当成一项大事来抓。三次出访都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对剧团演员的选拔,剧本的选择,舞台设备的更新以及日常的排练和外事活动都精心策划,一抓到底。以确保剧团的演出质量。
为了加强演员阵容,领导小组不仅在本市选拔优秀演员,还从省闽剧界聘请了象胡奇明(福州市闽剧院副院长)林瑛(省实验剧团团长)和黄愿亭(省实验剧团一级演员)等知名度较高、艺术造诣较深的演员参加演出并兼任艺术指导。上演剧目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千锤百炼的。三次出访,共上演了 25 台大戏和 2 台小戏。在这些剧目中,有《魂断燕山》、《龙凤金耳扒》、《深宫恩怨》、《逼反五关》、《天罡剑》、《鲤鱼公主》、《门槛刀痕》、《合罗衫》、《榴花梦》、《搜孤救孤》、《梁天来》和〈曲判记》、《姐妹皇后》、《渔女状元》、《陈若霖斩皇子》、《屠夫状元》、《边关审子》、《金瓶缘》、《粉黛冤家》、《三弟审兄》、《三夫人》等比较优秀的剧目。这些剧目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看性,在出国前又经过一番精心加工提炼,质量又有明显提高。题材多样,风格迥异。既有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正剧;有深沉凝重、慷慨悲壮的悲剧;也有亦庄亦谐情趣盎然的喜剧。特别是由本团作者创作,取材于福清当地,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民间故事剧,如得奖剧目《魂断燕山》和《门槛刀痕》等更是深受观众赞赏的好戏。受到星洲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大家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观众席里常常为演员们精彩表演和生动的剧情喝彩叫好,掌声不断。新加坡政府发展政务部长庄日昆先生、新闻艺术部政务处长何家良先生、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席戴志坚、副主席陈一军、理事长叶保应,《联合早报》董事经理黄锦西等多次到剧场观看演出,热烈祝贺演出成功。邱玉清团长曾担心县市级剧团的演出水平不能满足新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要求,便请庄日昆先生对剧团的演出多加批评指教。庄先生说:“你们剧团演出是高水平的,如果演得不好,我就不会再来看了。”
在福清闽剧团三次出访演出期间,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民日报》,菲律宾的《世界日报》,泰国的《中华日报》等有影响的各大中文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剧团的演出盛况。有的还辟出相当版面,对剧团上演的剧本,演出阵容,演员的艺术特色进行详细评介,还系统地讲解闽剧历史及艺术特点,介绍福清闽剧团团史。新加坡国家广播局外景队还录制了《魂断燕山》、《门槛刀痕》、《合罗衫》、《天里剑》、《曲判记》、《渔女状元》等剧目的演出实况并进行现场直播。扩大了闽剧在新加坡的影响。
观看剧团演出的不仅有闽剧爱好者,老观众,还有第一次涉足闽剧艺术殿堂的各阶层人士:上至政府高级官员、国家工作人员,华裔富商,企业家,下至小业主和一般市民。也有青年男女和少年儿童。我们原以为闽剧演出受语言限制,非福州语系的观众怕难以接受,想不到连闽南、广东、海南籍的华人、侨胞也频频光顾剧场,观看演出,还和演员座谈,到化装室看演员化装,了解闽剧特点,祝贺我们演出成功,表示今后要与福清闽剧团进行艺术交流。我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助理代表梁栋同志看了演出后说:“看来福建地方戏在新加坡很有观众,每年都可以来。”荣凤祥代表在接见剧团领导时说:“我们听到各方面对你们这次演出的反映很满意。”并询问:“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来呀?”庄日昆先生也多次表示,欢迎福清剧团再次访新。
新加坡接待工作委员会主席,原福清会馆主席林日顺先生对福清剧团第一次出访演出的成功曾用“三个第一次”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象庄日昆这样高级政府官员两次观看同一个演出团的演出,这在新加坡是第一次;演出期间,送来这么多花蓝,这是没有先例的;国家剧场信托局为来访演出团举行送别宴会,其盛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他说:“这次演出不仅为海外福清乡亲提供观赏一流地方戏曲机会,重温桑梓之情,还能加强中新文化交流,增进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这是千真万确的,福清闽剧团第一次(86 年)和第二次(88 年)出访演出时,中新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中新建交是 1990 年 10 月),当时我国驻新机构只有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还无法行使大使馆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能一再同意邀请福清剧团出访,这就充分说明福清剧团演出是成功的,更说明文化艺术交流时于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密切两国关系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行的作用。我们从中也可领略到融籍老乡和新加坡福清会馆仁人们的胆识和勇气。
福清闽剧团第三次出访,是在中新建交两年后成行的。我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张青亲自为这次演出主持开场仪式,当他看完《公主与皇帝》后,走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十分满意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演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在百忙之中曾两次观看了演出的林绍良先生十分动情地说:“你们剧团这次做了很大努力,很辛苦,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家很满意。”福清会馆主席,福清剧团演出接待工作委员会主席林方华先生看了几场演出后,高兴地说:“你们的戏越演越好,演出了水平,上座率越来越高,观众很满意,我也放心了。可以说,福清闽剧团这次带来的是精湛的艺术和浓郁的乡情。”福清会馆节目主持人林昌育先生说:“这次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演员阵容又得到很大的加强,涌现了许多出手不凡的新秀。过去,往往一个生一个旦包揽了许多剧目的主演。现在每一台戏的主角,能够由不同主要演员来担当,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鲜之感,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联合早报》在一篇专题报道中赞扬福清闽剧团“好戏连台,越演越旺。”“今日福清戏风貌,已趋向现代化,演员的表演艺术,有很大进步,舞台也有很大创新……”。
继福清闽剧团三次赴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后,由福清民间艺人和艺校相继组成的演出小分队。虽然从规模上和专业化水平方面不如剧团,但他们带去的具有福清地方特色,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真正来自民间的小型多样、丰富多彩的《逛福清》(即福清流行小调《真鸟仔》)、《一粒橄榄扔过溪》(福清民间盘诗)、《石竹情》(福清民间说唱)、《花串》、《翠腰裙》(福清民间十番代表作)、《瞎子观灯》(小演唱)、板胡独奏、擂琴演奏、木偶戏和闽剧折子戏《挡马上》、《反皇城》、《柜中缘》、《昭姐出嫁》、《打补缸》等小节目在新加坡华族文化节,由福清会馆承办的“福清民间艺术晚会”专场演出中也大放异彩。《联合报》高级编辑林玉聪曾为该报和《融情》写了专题报道,盛赞福清民间艺术演出队的出色表演吸引了七八百位福清乡亲及爱好表演艺术的公众人士。会场自始至终充满欢乐气氛。观众对方言相声、双簧、木偶戏、擂琴独奏和十欢演奏,备加赞赏,不断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赞叹声和掌声。
为了密切乡情,增强友谊,演出团在保证演出成功的前提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广泛开展联谊活动。多次与福清会馆,中侨集团的员工以及许多海外乡亲举行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出席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福州会馆、东张会馆、培青学校、中侨集团主席林日顺和林方华先生以及新加坡第一食品厂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经理魏成辉先生为我们举行的各种宴会。代表团领导及主要演员还拜会了中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并出席记者招待会与午餐会,参观了新加坡《联合报》报馆,参加融籍书画家石齐、黄迪杞、余险峰作品展的开幕式。剧团还参观了华人经营的亚洲一流的TIGER 酿酒厂,游览了新加坡著名风景区圣淘沙、花葩山和海底世界等著名旅游景点。怀着对已故的福清会馆主席林日顺先生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全团演职员在名誉团长和团长带领下,驱车前往福州山公墓,向林日顺先生的坟墓敬献花圈,默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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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6: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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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大学的创办和解散

何爱先

1958 年,《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山西省平遥县创办大学的经验。文章说,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上戴帽”(在中学的基础上办大专班)“下穿靴”(办一个学前教育幼儿班),在当时的“三面红旗”指引下,我们确实一心想“跃进”。工业“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农业放“卫星”,到处是“万斤稻”。我们当时当然也想在教育事业方面来个“大跃进”。大家天真地认为,论条件,福清比平遥县强,平遥能办大学,我们福清更能够办。这样,几乎未加详细考虑,我们就以县文教局名义草率地向县委打了报告,很快就得到县委的批准。
我们把福清第一中学、福清第二中学、福清华侨中学及福清实验小学合并,穿上靴子,即福清实小幼儿班;戴上帽子,即从在职小学教师和高中应届毕业生中遴选 50 多名入学,办个文、理“两科”和师范专科班。这样,一个有帽子、有躯干、有靴子的“完整的”大学就办起来了。
福清大学由县委书记温秀山兼任党委书记,县长郑鸿章兼任校长,由福清一中党总支副书记吕冠超任大学党委副书记,福清一中副校长牟广钦担任大学副校长。原福清一中、福清二中、福清侨中、实验小学分别改为大学分部,仍由各校校长任分部主任,牟广钦兼任大专班主任。
大专班修业期限两年,设在福清一中,食宿均用福清一中校舍。课程由福清一中各学科教研组长或骨干教师担任。
1958 年 12 月 1 日晚,在福清一中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兼职校长郑鸿章县长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都很高兴,福清终于有了一个很完整的颇具规模的不亚于平遥县的大学了。
但“好景”不长,福清大学创办不到四个月,矛盾就出来了,拼凑而成的大学各分部,仍然是各自为政,似松散的“邦联”,统一的大学流于形式;更主要的是,大专班动用了福清一中高中部的骨干教师,严重地影响了高三年毕业班的教学质量,学生意见很大,家长们也颇有微词。如果再勉强办下去,势必影响福清的高考红旗。我们经过一阵头脑发热后的冷静思考,逐渐认识到这种所谓大学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也是浮夸风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文教局又一次向县委写了报告,要求撤办福清大学。县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1959 年 5 月,正式宣布停办福清大学。各分校恢复原校名,大专班教师回福清一中任教。对于大专班学生的去向问题,根据学生的不同条件,少数的分配到农村初级中学,大多数仍回小学任教。
于是,创办福清大学的闹剧,就此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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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6: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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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中心小学简史

王源瑞

六一都位于福清东南沿海沙埔镇南端,三面临海,北面只有三华里宽毗连沙埔镇区。全都 47 个自然村,解放前人口不足一万人。村民自古生活贫困,文化教育落后,被人称为“死人脚尾”。六一都解放前没有一所完全小学。1943 年,这里曾创办江厦国民学校,但只办一至四年级,要读完小学毕业,就要到高山镇去。
1949 年 8 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六一都人民盼来了解放。翻身后的六一都人民,渴求文化教育翻身。1949 年 9 月初,区人民政府,顺应六一群众要求,在六一都中心点江夏村,接收原江夏国民学校,改办为新的六一中心小学,指派陈书根主持筹办学校工作。
江夏国民学校在江夏祠堂内,整座祠堂没有一个窗户。校内只剩下12 副破旧不堪的课桌椅、二副床架、二块用墨染的小黑板。除此,其他钱物一无所有。对这情况,政府区长,指导员非常关心。在领导的支持下,从停办的高山融南小学,调拨出100套旧课桌椅和教师用的10张办公桌,解决了教学急需。没有经费,各村农会各捐献一些番薯干,作为开办经费。没有教室和师生宿舍,就发动学生拾碎石、献砖头,修修改改,开门通窗,终于修改出 8 间简易教室,4 间师生宿舍,硬是用穷办法,艰苦创业把学校办起来了。开办的第一学期王源达任第一任校长,设一至六年级,在校学生 196 人,连校长在内教师共 9 个。
1952 年,王源达校长他调,由杨贤福继任校长。杨校长继承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精神,团结全体教师,协力工作,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赢得海外华侨的支持。1953 年祖籍六一都的印尼华侨捐资 1500 元,供学校修建教室。学校用这笔捐款把学校前落全部添高加层,增加了两间教室,四间教师宿舍,改善了办学条件,学生增至三百二十多人。除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外,共青团、少先队工作也搞得活跃出色。
1956 年学区改制,六一学区合并到高山学区,六一中心小学改为六一小学。不久,又恢复为六一中心小学。时任校长为翁绳宝,副校长为何世隆。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事业也不断发展,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教育部门看到校舍显然不能满足需要,1960 年,拨给 4900 元修缮费,要求新建教室四间,厕所一座。学校领导与全体老师发扬勤俭办学、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老师和高年级学生轮流做小工,把节约出来的钱,增建一间长11 米、宽 8 米的办公厅。新教室建成后,办学条件大大改善。从创校起至文革前连续 17 年毕业学生参加初考,平均成绩均列全县前茅,毕业生大多被上一级学校录取。这个阶段的六一中心小学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
到了文革时期,学校受到冲击,一度停课。文革后期复课后,语文课则专读毛主席语录,很不正常。六一学区撤销后,改为八一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教导主任靠边站。这时的六一中心小学,元气已大衰,教学质量下降,学生数减少,原来的教师在“原班人马不利改造”的口号下被调走。学校教育,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1977 年叶康雄调升为六一中心小学校长,恢复六一学区。学校教学秩序步入正常。不幸,1981 年学校里出了命案,一位代课教师在校长室里剌死一个学生家长。叶康雄惊恐之下,未经上级批准,自作主张,把六一学区移到沙埔。经六一干部群众向上控告交涉,县委决定,六一学区迁返原处。叶康雄调离,改由林定瑞任学区校长,陈心旺、林起文、王裕齐则相继任副校长。此后,学校领导大抓教育管理,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近年,六一中心小学原校舍(江夏祠堂)年久失修,中落两扇大墙倾斜,被定为特级危险校舍,必须立即迁建。资金由县村商定,三级各出一点。迁建地址在原校后面坡顶。建校理事会由六一中心小学开校老领导王源达、王源瑞担任理事长,于 1990 年 10 月破土动工,历时 10 个月,1991年竣工。交付使用。接着第二期工程配套设施及围墙等也相继建成。王裕齐接任校长后,不但进一步努力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工作,而且继续抓校园基建工作,第三期工程——四层综合楼,终于 1995 年建成。现在的六一中心小学,校舍像样,校园美观,校内设施齐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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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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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庠书院与双旌书院

吴学仪

书院为古代讲学育人的正规学府。一般是由规模较大、房舍较多的建筑群组成,除供教学使用外,有的还提供剩余房间给过往文人投宿。
古时候,由于福清人口不多,地瘠就人贫,入正规书院就读的很少。至清代福清县城也只有四所书院,即明德书院、兴庠书院、双旌书院和崇品书院。明德书院在县城北面的凤凰山麓,祀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崇品书院在十五落。兴庠与双旌两书院均在西城之边。由于资料限制,这里仅就所知,简介其中兴庠与双旌两书院。
(一)兴庠书院:位于城西水陆街的上段,因这里附近都是民居,故虽处在街面,而无喧闹市声。书院内有近千卷的藏书,是个学习的好场所。该院原为天主堂。清代雍正元年,地方绅士呈请巡抚与总督批准,筹资建院。内祀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两兄弟及唐代建中初年任福建观察使的常衮等三贤。
书院成立后,历年都有地方名儒在其间讲学。凡是在院里学习过的人,于登上科甲后都竖匾其中,以志“饮水思源,追恩报本”之意。
院为大四扇屋式,土木结构,前后两座相连,并有附廊。院之后面是一大片园地,常年种植花草树木,其旁有口水井,供师生和园地用水。每当春暖花开、蜂飞蝶舞之际,更是风光明媚、秀色宜人。
废科举后,有的书院就地改为学校,因条件不如邻近的双强书院故荒废,在无人管理和年久失修的情况下,该院前后两座相继倒塌,三贤神位亦暴露于断瓦颓垣的废墟上。
时有位粗识文字的林封日老人,居与书院毗邻,他虽不是地方文人,但对先贤颇敬仰,对教育亦热忱,院屋倒后,先把三贤神位移祀于家,又与地方人士康逢吉及吴章经等,以保存古迹原由,呈请县公署要求建楼奉祀先贤。获准后,即共措私资筹建。楼成之日,迎祀三贤并竖“崇贤楼”一匾于其间。匾曰:
崇贤楼,旧为兴庠书院,祀二程、常公三贤。岁久倾圮,夷为平地。封日居与毗邻,乃就瓦砾中捡出三贤神位移祀于家,民国十年,与康逢吉、吴章经等以保存古迹呈请前县长叶震东建楼奉祀,沐转呈上级官署令准备案。于是乃各措私资,重建楼屋,迎祀三贤,颜曰:“崇贤楼”,特志数语,以铭缘起云。
楼后面原来种植花木的园地,由于书院已废弃,于是改为苗圃,培育桉树种苗。当时办圃育种的全县寥寥无几,它是其中之一。
与办苗圃的同时,有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前清秀才王梦旦,曾在楼上设绛帐,假日为中学生补习古汉语,批改作业。有时也同县城几位文人雅士咏诗作赋,相互唱和。邻近的人,不时也可闻到朗朗的读书声和吟咏唱和声。
现在经旧城改造后,上述楼屋已改建为商品房。
(二)双旌书院:位于西门水陆街的中下段,旧系阮公祠,圯废多年。康熙五十七年,国学生魏燮、夏向宸、陈文桂等呈请总督觉罗满批准,捐资重建,匾曰:“群英濯翮”乾隆四年,太史周正思作记,勒石祠中。
院为六扇屋式,土木结构。屋宇高昂,房间宽敞四面无建筑物拦阻,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布局合理。院屋之前有个大院,大院之外有一大片场地,下有石阶。石阶之下有百余米通往街心的路,路的两旁遍植柳树,人在细柳垂丝的浓荫下行走,顿觉心旷神怡。书院左边与后面均有一大片空地,学生的体育锻炼和活动场地都非常宽敞。民国年间,西城小学即设于此。往后西城小学停办。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把它拨给西园小学作低年级校舍。后来,又由于城关供销社觅不到社址,又改拨给供销社使用。供销社进入后,把原来的教室、办公室改为仓库。两片原为体育场的地方,亦被改建为职工宿舍和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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