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新碑记三则

严家梅

纪大事有碑，碑有记。
廿年来福清经济腾飞，社会事业亦有长足发展，城区公园从无到有，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古园豆区重修焕彩，八骏群雕耸立标际。为纪盛事，奉命撰写碑文，奈心游笔拙，难复成命，幸有文友斧删，乃成《重修豆区园碑纪》及《八骏雄风碑纪》及《重修瑞岩寺开辟弥勒岩风景区碑记》三则。
录此，以备久忘。

重修豆区园碑

豆区者，古量器也。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园额豆区，形其小也。亭台楼榭，假山鱼池，厅堂庑室，花卉树木，一应俱全，为融邑所仅见。
志载，豆区园为明季邑人叶向高所筑。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万历进士，累官东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政声卓卓，区区豆区可以为证。
四百年来，风磨雨砺，颓废零落，名园失色。幸逢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人民政府广集众议，鸠工重修，而今古园重光。屋舍俨然，山石错列，闲云耸峙，百猴弄影。游屐之声重起，庶民额手相庆。特勒碑以志盛举。

八骏雄风碑记

传周穆王有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皆驾云御风，日行万里。
吾邑福清，置县千年。邑人素以勤勉诚朴、聪慧果敢著声于世，改革开放更激起创业雄风。而今，玉融大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蒸蒸日上。为弘扬“团结拼搏，求实开拓，艰苦创业，奋勇争先”的福清精神，策励来兹，特立八骏于此。群雕高 9.9 米，长 18 米，宽 6 米，重 998 吨。骅骝骢骥，骥骊骕骧，骨苍神腴，气势宏肆，昂首奋蹄，追风奔日，诚海内外玉融儿女精神之再现。竣工之日，恰逢置县一千三百年和撤县建市九周年盛典。时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

重修弥勒岩瑞岩寺碑记

吾融峰环海抱，山水灵异。石竹之奇，黄檗之秀，福庐之巧，灵石之幽，皆名播天下。而海口龙泽境内之瑞岩，丰立江浒，山石峭特，嵚然相累，殆不可数。其北有瑞岩寺，建于宋宣和四年。寺右数十步，有元未邑人吕伯恭解囊聘匠依山石镌琢成之弥勒佛像，坐地冲天，栩栩闲闲，为域中慈氏菩萨石雕立体坐像之冠，专家叹之：举世无双，诚国宝哉！数百年来，几经兴度，寺圯山荒，寥落萧然。龙泽，固旅居印尼著名侨领林绍良先生故里。九十年代初，先生两度回乡，目斯岩之荒寂，忆稚时之崇仰，发弘愿重新胜景，旋任专人鸠庀材，轮失岩刹，新梵宇，塑金身，辟坦径，光净土，于岩像周遭营维护工程及旅游设施，以裨形胜。经始五年有奇，花耗人民币一千一百余万元，乃竣工开光。期间，石弥勒造像升擢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益增其盛。而今，瑞岩重光，古刹生辉，万国宾鸿，九州游旅，八方香客，络绎兹山，先生之功殊未可量也。为不泯其令德高风，书以播诸碑石。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吉旦

福清市人民政府 立

陈伯谅及其在阳下的遗迹

陈祖宽

陈伯谅字执之，号东沶，阳下镇北西亭村（古为永福乡遵义里西亭境）人，生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伯谅幼年聪颖好学，尊敬老人，深得长辈的器重。青少年时期，曾在北西亭村东面风景秀丽、冬暖夏凉的东沶山寺九鲤仙楼刻苦攻读经史。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得中甲子乡试第六名，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荣登戊辰科第七名进士，授富阳县知县，后调任崇德县知县。伯谅任地方官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坚持正义，不畏权贵，敢于抑制地方豪强，严惩奸狡之徒，力保一方安宁，受到当地老百姓的赞誉和爱戴。
从弘治年间到正德初年，东厂猖獗，太监刘瑾把持朝政，爪牙遍布，上欺压官吏，下鱼肉百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人敢碰，文武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老百姓怨声载道。陈伯谅荣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后，刚直不阿，立志振肃朝纲，诛灭奸佞，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他曾三次上疏揭发宦官刘瑾的罪恶。虽然，因为正德皇帝的昏庸，伯谅险遭刘瑾毒手，但是，朝野震动，中外肃然，一时号为“名御史”而名扬天下。
正德十年（1515），太监刘瑾因企图篡位夺权的阴谋败露而伏诛，伯谅被提升为两京（南京、北京）学政，他一心一意为国家挑选人才，考试时，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状元杨维聪就是他从一般书生中选拔出来的。因此，读书人都佩服他求贤若渴，知人善任，大公无私的精神。后来，朝廷授他为四川提学副使之职，可惜未到任，因积劳成疾，于嘉靖五年（1526）与世长辞了，享年仅 45 岁。朝中的文武百官和地方上的老百姓，都为他英年早逝而感到无比的痛惜。
福清濒临东南沿海，素有“海滨邹鲁”之雅称，人杰地灵，奇才辈出，历代名人不少，陈伯谅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学问渊博，精通经史，诗文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与当时的李梦阳、方豪、郑善夫、谢蒉、何仲默等名士齐名，享有“海内十才子”的美誉，著有《东沶出山文稿》留传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疯狂轰炸，房屋失火，《文稿》遭焚，从此失传，至为可惜。
明嘉靖六年(1527）冬，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胡文龙、福州知府汪文盛、福清知县陈逅等为弘扬陈伯谅大公无私，知人善任的美德，主持在北西亭村的街中心，修建成两柱一门石坊一座，石坊的正面题有“两京文衡”，背面题有“恩封豸史”等大字，成为历史的见证。该石坊至今保存完好，1987 年 11 月 23 日经福清县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固始传乔木，沶阳赋楚茨。”沶阳陈姓宗支源远流长。入闽始祖陈栗，二世祖陈暹，直传至十四世，兄弟五人分居、外迁福清海口斗垣、南厝、闽侯螺州和长乐江田等地，留居北西亭的自十五世至十九世，均系单枝独传。十九世祖看破红尘，到东田村宏济堂出家，与蔡姓僧人交往甚密。传说有一天晚上，两人同得一梦，宏济堂五方大帝对他们指点迷津，说：“陈发千竿竹，蔡只一株松。”翌日凌晨，他们在大帝面前摔碗问卦，碗完好无损，因此，两人毅然还俗返乡，并结为异姓兄弟，各成家业。十九世祖还俗后，即以“和尚”为名，后代子孙均称他为“和尚公”，生子海谷(yu），号文景；谷生五子：长为五食、次为伯谅、三为曲溪、四为四榕、五为南山。海谷在其次子伯谅发迹后，御封为文林郎监察御使。
嘉靖九年(1530）北西亭始建海谷公祠，历时七年许，于嘉靖十六年(1537）建成，迄今已有 460 多年的历史。这座历经数百载沧桑的古祠，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前夕，均为我地下游击队议事之所，福（清）、长（乐）、平（潭）三县领导曾在此地共商义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该祠是西亭乡政府和农会的所在地，作为土改、反霸、建设新农村的指挥中心。由于该祠建设年代久远，历经风雨，破损严重，经乡人自愿集资，于 1995 年 5 月 27 日动工，按原貌修葺一新，于 1996 年元旦举行落成庆典。修复后的海谷公祠，虽然没有雕梁画栋，琉璃飞檐的装饰，却显出古扑大方，为世人景仰。因该祠与伯谅有涉，故顺及此。

塘头村的山石景观

俞兆川

塘头村地处元华路中段，交通便捷，文化发达，地理条件优越，是海口镇人杰地灵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个行政村，现有人口近 4000 多人。这里山水秀丽，风光旖旎，特别是有许多奇岩怪石，可开发为一个旅游景区。
塘头山石景观在塘头村后山。这些天然景点有：人山、鳖头山、虎隆（洞）、磹厝、鸡啄石、金猴观海、长裳鬼潭、马鼻山、石锣石鼓、三姐妹石、小瀑布、仙脚迹（印）、船坞底、大公店、岭兜林场、状元墓等二十多处。以下就选择一些景点略作简介。
1、人山：是福清东门外元华路北侧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它跨越两个镇和两个行政村，以水流为分界线，山前面属海口镇北店村管辖，山后面属阳下镇沶头村管辖。从山脚下往上看，酷似一位仁慈的得道老和尚在闭目念经。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从山脚通向山顶。冬春之际，山顶经常被云雾遮盖，登上山顶，如腾云驾雾，奇趣无穷。
2、鳖头山：在人山的西侧。整座山体活像一只鳖，从山上欲往下爬行，刚好延伸到溪边的山势，正如探出的鳖首，向溪中喝饮清水，所以人们称其为鳖头山。
3、船坞底：在人山脚下。是一条很长的深坑。据老人们说，过去大海曾一直通到人山脚下，一遇暴风雨，人们就把船开到船坞底避风浪。如今是奇岩峭壁，树木遮天，十分清幽。
4、虎隆（洞）：人山的东侧对面之山腰上有一个天然石洞，洞口高三丈多，宽二丈多，深度约三四丈，洞内常年滴水潺潺。相传几百年前，有老虎在此洞安家并繁殖后代，所以人们称为虎隆（洞）。
5、仙脚印（迹）：在牛腿山半山腰深坑之处，有一个形如人的脚迹印在石岩上，但比人的脚印大几十倍。人们传说，这是从前的一位神仙从这里经过时留下的。另一边脚印据传说是踩在海口过道村的山上。
6、磹厝：塘头后山有五处磹厝。第一处磹厝在人山脚下沿溪边的五十米处，上面是一块斜型的整体岩石，长约二丈，宽一丈多，岩石底下是一个石洞，宽 3 米多，冬暖夏凉，可容纳 10 多个人。第二处磹厝与前者相距 100 米左右，位于路旁，是个人字型的岩洞。可容纳 7-8 个人。第三处磹厝在大犁埔路旁，是由两块天然岩石合成的，第四处磹厝在鸡啄石山的山腰上，处于陡峭的山崖之中，里面是个方形的磹厝。第五处磹厝在长裳鬼磹旁边。以上几处磹厝都是塘头村人过去躲避日本鬼子以及塘头、斗门头（斗垣），漈头等村游击队、地下党开会联络开展活动的安全去处。
7、鸡啄石：由几块整体岩石组成，高约 10 多丈，宽 4-5 丈。因岩上有一块石头酷肖鸡头，其顶端的几块小石象鸡冠，旁边许多小石头则像一群小鸡紧眼着母鸡在四处觅食，所以人们称之为鸡啄石。
8、金猴观海：在鳖头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块岩石，从东侧山脚下 100多米处向外延伸，极像一只金猴。金猴似用右前掌遮住眼前逼射的阳光，就像孙悟空在此，正在观察着里美洋的变化及大海的潮起潮落。每当日落西山之时，金色的阳光照射在岩石上，满身披霞的金猴孙悟空就更加金光闪耀了。
9、长裳鬼磹：是一块天然岩石。它像一根擎天大石柱，高约五、六丈，耸立于半山崖之上，周围都是陡峭绝壁，至今尚无人能登到石崖之巅，只有飞鸟在石崖缝上垒窝作巢繁衍生息，它们不断地在石缝中飞进飞出，自由快活。大石柱挺拔秀丽，是一大奇观。
10、石锣石鼓：在马鼻山东侧的半山腰上，也是天然岩石形成。这里是村人上山砍柴的必经之路，每当人们砍柴回来路经此岩石时就会停下休息。大家都喜欢检一块石头去敲打石锣石鼓，发出的响声与锣鼓声颇为相似。由于敲打的人很多，年长日久岩石上已被敲打成两处有脸盆那么大的圆型凹陷，白而光滑。石锣石鼓，声音响亮，方圆约二里都可以昕见。
11、三姐妹石：一块平底岩石露出地面，约有 1 米多高，上面紧紧竖着三块岩石，高 2-3 丈，中间一块最高。不管从远处或近处看，都很像是三个女子站在一起，姿态优美，故被称为三姐妹石。传说，她们原是天上的七仙女，背着玉帝偷偷下凡，流连人间美景。后被玉帝得知，派天兵天将下凡捉拿，但见刹时天上乌云翻滚，雷电交加，七仙女见此情景马上起程，其中三个姐妹因更衣来不及登程，而被留山化石。
岭兜林场，在鳖头山的西侧，是海口镇政府办的果林场，面积约几万亩，四处森林遮天，松树、杉树等数丈高，林场内有许多珍禽贵兽，如凤凰鸟、山鸡、莺鹉、黄鹂；银环蛇、五步蛇、青竹蛇、猴、野猪、九节狸、银狐狸等。塘头村还有许多奇岩怪石，许多美丽传说，在此难以尽述，如有可能开发，相信它必定会成为观光旅游的好去处的。

对南少林寺的初步研究与认识

林果 朱云斌

（一）关于少林寺的地点问题：
从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和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关于少林寺的地点问题，应该是没有再进行争论的必要。这个少林寺就是从宋至明代有关正史、地方史（《三山志》、《八闽通志》）等记载的少林寺，也就是福建南少林寺的发祥地，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地点位于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少林寺的始建年代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但从考古发掘的收获来看，少林寺遗址的始建年代大约在晚唐至五代，其全盛时期应宋元之间。明代虽有史载，但由于遗址受到的破坏比较严重，尚无法了解遗址的全貌。清代无论是考古还是文献均无发现。
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从来都是一种重文轻武的倾向，武术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师承，故少有记载。科举制中虽然也设武科，但真正的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故在文献方面关于武术包括一些重要的武术宗师的记载很少。北少林武术能在历史上有其地位，是源于它的特定历史事件。从整个佛教史上看，少林寺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但它真正靠的是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一个寺院的名气，主要看是否产生高僧和教派。厦门大学王荣国先生在《福建佛教史》中列举了相当多的寺院、教派和高僧，其中既没有少林寺，也没有关于少林寺的高僧。因此在禅宗的发展史上福清少林寺缺少其应有的地位。所以史书的记载往往仅有只言片语，如《三山志》载：“……少林院同里，旧产钱一百七十七文”，重点只是标明其产钱多少。而在佛学的有关典籍里却基本没有记载。
武术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文化的更多成份应属于市民文化。正因为如此，南少林才会在南中国以至东南亚华人团体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二）关于对少林院、少林寺、南少林和天地会的认识
这些名称的内容涵义应该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否则许多问题将会含混不清。相关的概念应该统一。少林寺与南少林是否为两个不同的地方？
宋志称少林院，明志称少林寺，实指同一个地方；或称院或称寺，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而叫法不同而已。福清的少林院遗址是这些史料所载的具体地点。虽然在考古中还没有关于武术文化方面的直接发现，但也有一些间接的材料，如药，碾等。南少林是针对河南嵩山少林寺而言的，它位于南方的福建，只是俗称而已。因为福建的少林寺大约存在于宋明之间，至清代已经完全没有少林寺了；而武术已经开始在福建广泛地流传，民间习武很多都是学少林武术，而少林武术又是源自北方的少林寺，所以南方的就简称为南少林。
“南少林”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理解。是否南少林就是因为相对北少林寺而言，故而称南少林？但有一个问题是，从考古发掘表明，到清代这个寺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南少林寺，也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逐渐堙灭。因此我认为，南少林应该是指一种文化现象，即在我国以福建地区为主，并随着移民传播到海外，至今仍然在传播的南方分林寺的武术文化。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某一个具体的地点。由于清初少林寺“反清复明”的立场，使福清少林寺遭遇了灭顶之灾。少林僧人和武术文化随着他们的迁移而传播各处。这就是在福建地区有那么多有关少林的传说、少林武术以及少林治疗跌打损伤的秘方和医术的原因。
“南少林”所指应是以福建为中心、以传统武术为主体（有关少林的各拳种），包括有关的武术医学，并与早期的天地会组织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之中尤以武学为基础。南少林从广义来说是代表南拳文化，正因为有了少林寺武术的广泛流传才有南少林这一称呼。谁的武术承袭的少林寺武术越多，越容易被称为南少林，故在福建会有许多南少林的争论。不论是“东禅少林寺”、“南少林之誉”等称法皆是如此。无论少林武术怎么发展，其根均要源自此。正是由于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在离政治中心较远的泉州，这里的人因为较多的从事海外贸易，形成了崇武的习惯，在长时间的流传中，人们为方便，故称南少林。
南少林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武学文化的概念。它并没有一个十分确定的具体地点，凡是学习南少林武术的寺院、民间团体、家族等，都可以因学习南少林的武术，而成为南少林文化的一部分。追根溯源，后人要了解其师承的本领，但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扑朔迷离。所以，与其说南少林在习武人心目中是某一地点，不如说南少林更是一种观念。如果将南少林仅理解为一个地方，那么就无法解释在福建境内会发现如此多的有关南少林的武术和武术医学等等。
天地会是一个流传在民间的帮会组织，它不能与南少林等同。天地会中可能有习南少林的武术，但不能由此就认为天地会即是南少林。清初，由于中国南方较长时间有抗清活动，一些明义士削发为僧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直至少林寺多被毁和天地会产生，这种“反清复明”都只能是一种地下活动。但无论从事地下活动范围是广大的，天地会的活动也不能与南少林等同起来，因为南少林的武术文化毕竟不只在天地会中流传。天地会作为社会上的民间帮会组织，会有许多自己的据点，比如九座寺就是其据点之一。这些都不能理解为它就是南少林，或用它取代福清少林寺这个最根本的地点。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某一地点，从其发展来说已经失去其意义。不管天地会在整个清代如何发展，地点怎样变化，组织的发展与传播，纲领的变化，武学的发展，组织性质的变化等等，那应该是天地会的范畴。就少林院、少林寺、南少林与天地会的关系可作如下图示：

元论是泉州的东禅寺、甫田的林泉院、仙游的九座寺，它们只可能是其自身的寺院；他们受到少林武学影响，成为一个武风盛行的寺院亦有可能，或者成为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天地会组织的据点也是有可能的。有一点应该可以断定，如果说福清少林寺的废圯确实与其“反清复明”的活动有关，那么天地会的产生一定不会在这个曾经被清政府围剿过的地方。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少林院，其文化断层大约有一百年。
（三）其它寺院没有少林寺所在的证据
在 1994 年出版的《福建文博》“莆田南少林专辑”中，纵观全集，最为有力的证据有二点，一是关于僧兵的石刻，一是关于红花亭。但这二个最重要的遗物的拓本照片均无强的说服力。1996 年 5 月 17 日，我们专程赴莆田西天尾考察林泉院遗址。那个关于“僧兵”的石槽不见，据我队当时参加发掘的同志说，整个石刻的字都比较清楚，惟独“兵”字上半部的“丘”字头模糊不清，更象“其”字。考其整段文字，若按“当院僧兵永其津其合共造”句读，应是“当院僧兵，永其、津其、合共造。”但与有关的寺院题刻很不相配；“合共造”其实也于文不通。整个句读应该是“当院僧，其永、其津、其合、共造”为三人共造，读起来方顺，亦符合当时有关题刻的文体。是“僧其”而非“僧兵”，两者相差一字，其意义相去甚远。
在红花亭与林泉院遗址之间有个龙飞寺，该寺的建筑构件与红花亭基本一样，可以认为建筑年代不相上下，其脊檩和石柱上均有题字，脊檩上为“旨龙飞光绪贰拾四年岁次戊戌吉月谷旦”；柱联“云月就瞻祝无量寿天人欢喜演上乘禅闽县陈宝琛敬书”；柱边“重兴福州长庆寺方丈上徵（？）下妙大和尚诣阙请经鼎建大殿门徒（福．开）慧重兴本上徒孙（明．瑞）光（林*光*）曾孙（远．旧）辉同为福倡募重建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仲秋立”。此建筑有明确的纪年，可作断代的标志。
因此林泉院就是林泉院，它不可能是少林寺，虽然它也有可能习武，但与全福建其他地方一样，不过是习少林武术，但不能就此称之为南少林。
泉州的少林寺证据亦不充分。可以认为，少林寺的武学文化在泉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南少林的文化现在泉州最具代表性；但它不是南少林武学的发祥地，其根不在泉州。
九座寺不论是“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或是“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原汁原味的南拳”，“花为本、鱼为亲、鹰为志、手为三”等，只能说明天地会组织曾在这个地方活动过，这里曾是天地会组织的一个据点而已。
（本文为原刊于《福建文博》1998 年第二期的《福清少林院遗址与福建南少林》一文的第四部分）

福清少林二禅师及师友夸述

刘福铸

福清少林寺是福建历史上唯一查有实据的南少林寺。不过若只有寺院历史记载及遗址而无一高僧记载，显然尚是缺憾。笔者历岁经多方查核史料，考定福建宋代两位高僧“诚少林”和“嵩少林”均出福清少林寺。虽然他们的法迹主要显扬于他处，但却可以为福清少林寺史增辉添彩。现把二禅师及其有关之师友交往等情况考述于下。
“诚少林”一一少林德诚禅师
“诚少林”之名，为南宋文学家、莆田人刘克庄所作《诚少林、日九座》一文之称谓。从文中可知，诚少林即少林德诚禅师。“少林”指福清少林院，德诚乃是禅师之法名。据刘克庄的这篇为少林德诚和九座祖日所作的墓志铭记载，德诚（1203 一 1254），俗姓郑，福清人，得法于同邑高僧铁鞭韶。德诚“尝住邑之嵩山少林、汀之南安岩，輙弃去。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载，又弃去，入浙，憩净普（慈）蒙堂者六年”于宝祐甲寅年（1254）六月初一示寂。
关于少林长老德诚为什么要去“汀之南安岩”（南安岩亦为佛教胜地，在今闽西武平县岩前镇），基志铭中没有交待。但我们可以从刘克庄所作《石塘感旧十首》组诗中寻得线索。
《石塘感旧十首》之八曰：“禅学年来亦自哀，大丛林属小阇梨。寒翁庵子如蜗壳，却有弥天释主持。”诗题中的“石塘”即今音西镇玉塘村，刘克庄岳父家林氏一族即居石塘。诗中的“寒翁”指寒斋高士林公遇。公遇（1188-1246）字养正自号寒斋，据刘克庄《题林户曹寒斋》诗序载，寒斋之号乃公遇“取郑介夫（侠）‘积雪昌寒斋’”之诗句，可见“寒斋”是公遇钦慕郑侠气节所取之号。故刘克庄尚有赠公遇诗句云：“直须唤起西塘老，来向寒斋伴石塘。”“西塘老”亦即一拂居士郑侠。这位讲气节的寒斋，学贯儒释，对佛教情有独钟，41 岁丧妻后，更是“萧然单栖”，喜交方外之友，过着佛教徒一般的清淡生活，世称高士。高士既是刘克庄的妻兄，又是诗朋文友，同时又与邑之少林长老德诚有莫逆之交。刘克庄与诚少林订交，便是通过寒斋介绍的。
从刘诗之咏分析，德诚之所以离开福清少林寺去南安岩，是因为当时少林这座“大丛林”受到了寺中“小阇梨”的把持。“小阇梨”是对品德不高的僧人的蔑称。据《刘克庄年谱》载，《石塘感旧》组诗作于淳祐七年(1247），那么，德诚应是在此以前数年才离开少林的。离融显然不是德诚本意，故德诚这位“弥天释住持”不久又受契友寒斋之邀，重新回到福清。回福清后，其所坐之小庵均是寒斋为之所筑。刘克庄诗中说的“寒翁庵子如蜗壳，却有弥天释主持”这“寒翁庵子”指的其实就是寒斋为德诚所筑的“草庵”和“翁陂庵”，德诚在此二小庵各住三年。
关于诚少林所坐禅的“草庵”，在刘克庄文集中没有具体说明在哪里。但是寒斋的另一位方外好友、南宋福清著名诗僧圆悟在其所著的《枯崖漫录》（原称《漫录》）一书中却有记载。《漫录》卷下不但记述了寒斋与少林德诚的交游，也记载了德诚所居“草庵”的地点。《漫录》云：“寒斋林公公遇，晚年遗外世俗，造入宗门。斋旁有隙地，架草庵，以延少林诚公。而风日佳时，必过之。二子同、合侍立，听其谈论。余间与果藏主到庵，亦窃预焉。”
由此可见，诚少林坐三年之久的草庵，就在石塘寒斋之旁。德诚在此庵静心修行，并常与寒斋、圆悟、果藏主（藏主又称知藏，寺院之监理经藏僧）等志同道合之友谈禅论道，深研佛理。而寒斋的两个儿子林同、林合也必在旁陪侍，故也深受诚少林的影响。
关于翁陂庵，则是在福清清远里（今渔溪）之翁陂山。此山为林寒斋之祖业，故寒斋亦构庵于此。后来寒斋夫妇亦均葬于翁陂山。林同、林合兄弟还在此山构筑惟孝庵和惟友庵等建筑，刘克庄也为之撰文作记。今庵早圮而文犹存。
那么，少林德诚晚年又为什么还要赴浙江净慈寺呢？原来，这是其至交寒斋谢世二年后的事。1246 年，林寒斋去世，德诚失去了契友，而其师父铁鞭韶此时正在苏杭。想德诚是应其师之召赴浙助法的。德诚赴浙后居于蒙堂，其性质似俗家之蒙馆，蒙堂只有大寺院才有。德诚居净慈蒙堂六年后示寂。关于“净慈蒙堂”，抄本刘克庄文集作“净慈蒙堂”，查南宋《临安志》元此寺名。又查明代吴之鲸《武林梵志》，是书于临安大小寺院，靡不悉录，独元“净普”寺名，但此书卷九有“竹泉法林禅师……居净慈蒙堂，不出户者九年”之记载。因刘克庄文章的传抄本讹字甚多，故可断定“净普”应为“净慈”之误。德诚也只有在净慈寺这样的名刹圆寂，才会有“净慈、灵隐、径山名宿为作《三不坏偈》者一百六十余人”那样隆重的哀悼盛况。净慈、灵隐、径山三寺均列名于南宋“五山十刹”之前茅。
德诚荼毗（火化）于净慈，其法嗣宗镜后来把其师的部分舍利奉送回福清，建基塔于翁陂山西境之寒斋基旁，并于景定二年(1261)请刘克庄写了墓铭。从此，少林德诚与寒斋高士永远共眠于福清翁陂山。这便是刘克庄诗中所咏之“看取少林诚长老，死生林下伴寒斋”的来历。
少林师父——铁鞭韶禅师
诚少林的师父铁鞭韶，也是一代高僧，有必要加以简介。南宋高僧师明的《续古尊宿语要》（收于《续藏经》第 119 册）和清初旅日高僧即非的《福清县志续略》“僧宝”分别收载铁鞭韶的语录和传记。据《福清县志续略》卷十二载，铁鞭韶名无韶，字铁鞭，俗姓刘，南宋福清绵亭（今新错镇棉亭村）人，“为人刚正孤挈，直谅不规，苏州太守请住承天”，“次为温陵府判请住光孝寺”，故传称“光孝允韶禅师”。《续古尊宿语要》卷四载其语录，并载明“嗣密庵”。密庵指南宋著名高僧、福清人密庵咸杰（1118-1186）。密庵为临济宗第十四代祖师，故允韶应为临济第十五代禅师。
除以上资料外，圆悟的《枯崖漫录》一书也有多段记载铁鞭韶的文字。如卷上记载了铁鞭韶得名的来历。文曰：“铁鞭韶禅师，因密庵开堂，直趋前曰：‘个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今日相见处，大地起风雷。作么生是相见底事？’庵不答。又曰：‘十二时中有个汉，把剑来截将你头去，争奈渠何？’亦不答。遂槭一坐具，曰：‘遇这冤家不打，更待何时？’亦不答。退身唱三声喏，曰：‘捉得贼头，袁达李磨，到请钧旨。’庵方竖一拳，示之曰：‘领钧旨翻筋斗，便出。’庵入室罢告众曰：‘适来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手把一条垂条，如铁鞭相似，老僧亲遭一下，汝等诸人，切须照顾。’自此号曰‘铁鞭’，六年，为不厘务侍者。”不厘务侍者指住持的名誉近侍。
又如《漫录》卷中载：“铁鞭韶禅师，直谅不窥密，福清绵亭人也，赴温陵光孝，请开堂……”“拄杖下座，有《八会录》行世。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
又如《漫录》卷中：“铁鞭韶禅师，刚正孤硬，以大法为重任，住吴门承天，广架僧堂，以延衲子……”
《漫录》记载铁鞭韶法迹及机缘法语甚多。可见，铁鞭允韶及少林德诚，师徒都是当时闻名于世的高僧。
“嵩少林”——少林佛行嵩禅师
南宋福清少林僧，尚有一位“崧（嵩）少林”禅师，鲜为人知。“嵩少林”与“诚少林”称呼一样，都是僧人简称。诚少林又称少林诚公，嵩少林也称少林嵩禅师。嵩少林同样也是南宋福清名僧圆悟的道友，故在圆悟《枯崖漫录》中也有记载。
据《漫录》卷中载：“参预真文忠公德秀与双径嵩少林同里干，相与讲道，翰帖往来，无岁无之。”真德秀（1178-1235），谥文忠，浦城人，为南宋参知政事、著名学者嵩少林为真德秀的浦城老乡。
嵩少林之“少林”为寺院名，而“嵩”应为其双字法名的简称，因他尚有朝廷所赐法号“佛行”，又因为晚年弘法于径山寺，所以时人便合称为“径山少林佛行富嵩禅师”或“佛行少林嵩禅师”。《漫录》卷上有一段很长的有关少林嵩事迹及机缘法语记载文字。略曰：“临安府径山少林佛行嵩禅师，生于建之浦城徐氏，受业于梦笔峰等觉，瑞世于安吉报本。嗣东庵，道声四驰。未几，起住杭之净慈。”以下记录了许多法语。末段又载：“嘉定间（1208-1224），再得旨，董南山，即诏延和殿，登对，赐号佛行禅师，金架裟，宠荣至矣。”
由上述记载可知，嵩少林，俗姓徐（未详俗名），原籍浦城，初出家受业于梦笔等觉（当为浦城僧人），后来成为“东庵”的法嗣。嘉定年间赴临安，弘化于径山、南山，得御赐佛行禅师之号，宠荣之极。寂于安吉报本寺。考少林嵩虽不是出家于福清，但其法名显然源于福清之“嵩山少林”。他应较长时间在福清少林驻锡或受法，方有此名字，很可能“东庵”便是他的少林师父。东庵尚有待查考。嵩少林之名与诚少林一样，在《漫录》一书中均没有明说出福清少林，但由诚少林之少林为福清少林，完全可推知嵩少林之少林也为福清少林。二人均是圆悟道友，且都被载入《漫录》一书，此其一。
其次，《漫录》一书所记均是南方僧人，且以闽僧为多，其中福清高僧和福清有关人士就占了二十多人。如融籍僧人有密庵、月窟、允韶、德诚、寂照、本真、双杉、柏岩、惟玉、立坚等等，融籍与佛教有关士人有黄祖舜、陈贵谦、寒斋及其儿子林同、林合、特奏名状元王宗合等等。因此，嵩少林只能为南方福清少林僧人而绝不可能是北方河南之少林僧人。
其三，宋代自靖康之变（1126 年）后，国土南北分裂，宋室南迁。北方为金人所占，南北佛教失去沟通，北方少林寺也已衰落。故从这点看，少林嵩也绝不可能是北方之嵩山少林僧，而应是福清少林僧。
南宋福清渔溪人林希逸在其所著的《竹溪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一《鼓山愚谷佛慧禅师塔铭》一文中，也提及“少林嵩”其人。略曰：“愚谷名元智，枯禅法子，密庵二世孙也。……初从枯禅于凤山，叩请甚勤，禅已奇之。去而游方。谒浙翁琰于双径，谒少林嵩于北山。留掌书记。有声称少林。移径山……”愚谷为福建长溪（今霞浦）人后来成为鼓山名僧。愚谷是天童自镜（枯禅）的法嗣，而枯禅又是少林德诚师父铁鞭韶的同门，因此，愚谷也是福清人密庵咸杰的二世法孙。愚谷在浙江时，既拜谒过浙翁如琰禅师(1151-1225），也拜谒过少林嵩禅师。算来亦与少林有缘。
明代高僧永觉元贤（1578-1657）在其所著的《建州弘释录》（建瓯县档案馆藏崇祯庚午原刊本）卷上，也记载了少林嵩禅师，但所记与《枯崖漫录》有所出人。
《弘释录》记曰：“元松溪佛行少林嵩禅师，未详法嗣，住杭州径山，为三十三代祖。”以下的内容主要也是记录少林嵩的机语。而末段则载少林嵩“有《语录》十卷，厄于火。”据《弘释录》目录谓资料来源于《径山志》。说少林嵩是元代僧，或说明少林嵩生活至元初始圆寂。南宋石塘寒斋之子林同便是抗元英雄。但请谓少林嵩是松溪人，“未详法嗣”则都是错误的，因为少林嵩道友圆悟已在《漫录》中明载其为浦城人，且是“东庵”法嗣。考《径山志》为明代万历举人、余杭教谕宋奎光所撰，显然宋奎光是没有读过《枯崖漫录》•一书的。
福清少林南宋时已有两位高僧名载佛教藏经，这是令人欣喜的。由他们的法迹看，南宋福清少林应是一座以禅为主的东南名刹。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至正年间，首传福清理学家林希逸理学著述《庄子口义》入日本的日本临济宗禅僧惟肖得岩（1360-1437），其所居之南禅寺原亦名少林院，这个日本“少林院”是否与福清少林院有渊源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查考研究。
少林契友——圆悟枯崖禅师
有关福清少林禅之史料能流传至今，南宋融籍高僧圆悟的《枯崖和尚漫录》一书功不可没。因此，有必要简介一下这位少林契友——圆悟禅师。
据《福清县志续略》载，圆悟，俗姓刘，号枯崖，人称枯崖和尚。他是福清渔溪人，故南宋文学家、理学家、渔溪人林希逸称他为“吾乡儒家子”。圆悟本为儒生，聪颖过人，“酷好诗而喜为文” （林希逸《悟书记小稿．序》），颇著声誉。但其性恬淡而寡言。后来以厌尘事而弃儒皈释。出家于“里之山寺”。嗣后出游，遍参丛林大德。以“清苦愤发”闻名。终在杭州成为临济宗名僧偃溪佛智广闻（1206-1263)的法嗣。圆悟曾一度驻锡住持于崇德开善寺、临安径山寺等大刹。晚年归闽，住持泉州兴福寺直至圆寂,时为宋末元初。
圆悟工诗，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南宋江湖诗派诗人之一，其诗被收入《四库全书》之《江湖后集》卷十六。还在他任径山寺书记僧时，就已自编出诗集二部，当时在杭州为官的同乡进士林希逸(1193 年生）为之作序。今集佚而序存。圆悟又善为文。景定初年，他据所见所闻所历写成了一部三卷本的丛林笔记《漫录》（后人称《枯崖和尚漫录》）。景定四年（1263），时任司农少卿的林希逸为该书写了跋。咸淳八年(1272），时住鼓山老禅庵的临济宗虎丘派祖师绍隆为之作序，书刊于泉南。至日本宝永四年(1707）春，日僧赞之高松慈恩、参徒机海子把此书传到日本，并为之重版，始得流传至今（收入《续藏经》148 册）。
另外，圆悟尚兼精绘事，尤以善绘石竹而名重当世。因此，圆悟是福清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高僧。其《漫录》一书保存了一批翔实的地方佛教史料，包括其故乡福清少林僧史料，诚为功德无量。

宁德支提寺与了悟法师

田 由

在我省闽东宁德市西北陲崇山丛林中，有一座著名的寺宇，它就是位于支提山中的华藏寺，俗称支提寺。
支提乃梵语音译，是灭恶生善之意，亦即菩萨转法轮处。支提山山势逶迤，主峰高峙，风景殊丽。华藏寺就建在山腰海拔 800 米处的一处山坳中。
华藏寺原名华严寺，历史十分悠久。相传唐武周年间，有高丽高僧元表，在西域谒拜圣迹时得到佛祖心示，躬负《华严经》来山中寻找天冠菩萨道场，就在支提山中穴居山洞，诵读经卷，为当地樵夫发现，传扬四方。当地有一甘露寺僧人元白得讯，特意进谒奇僧。元表便授予经书升天而去。后来这部经书（华严经）便被贡献给吴越王钱俶，钱俶笃信佛释，便派杭州灵隐寺了悟法师与近臣沈相国一同南下闽东，晋谒圣迹。
这个受钱俶派遣的灵隐僧人了悟乃福建福清人，俗姓郑，讳清耸，十八岁在福州长庆寺出家，依慧棱禅师剃度受俱戒。了悟心性高洁聪慧，在长庆寺中悉心钻《华严经》得其精要明其心法，后来就到杭州灵隐上寺传法。吴越王得元白转献《华严经》之后，便委派他与沈相国一同入闽。了悟身为闽人，深知闽地山重岭复，便披荆斩棘，四处寻访得“白猿引寻”“菩萨化戒”在闽东宁德地界寻得天冠坪。此处群峦拱拜，云霭朝夕，幽篁满山，风景殊异，确是建寺立刹好去处。了悟便上书吴越王，宋开宝四年（971 年）钱俶便饬令在此建寺，并赐额《华严寺》。又据《华严经》中关于天冠菩萨“其亲眷属诸菩萨一千具”之说，特铁铸天冠菩萨千尊，以为镇山之宝。了悟也就留下主持寺务，成为华严寺开山祖师，于是支提山华严寺天冠道场便闻名天下。
了悟禅师在宁德支提山华严寺主持寺事七年，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77年）才返回浙江杭州灵隐寺。此后支提寺历经更迭，明永乐五年由朱棣赐名“华藏禅寺”至今。
而了悟禅师回灵隐寺之后，更加潜心佛法研究，著述甚丰，成为一代名师。后来了悟禅师就在杭州灵隐圆寂。

有关《玉屿志》的几点补正  

贾枚

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基此，笔者辑录了《福清旧志考》（刊《福清文史资料》第 15 辑），以期引起同行的兴趣。果然有刘福铸先生首先响应，并广征博引，以《福清旧志补考》（刊《福清文史资料》第16 辑）一文补足了笔者的寡陋，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笔者受益匪浅。唯文中对《玉屿志》的表述可能由于手头缺乏可靠资料，故有些微出入。近来笔者幸得严曦先生见赠《玉屿志》残稿复印件 24 页，初步考研后，以为有必要对《玉屿志》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进行辨正，以补洞刘文的微瑕，并欢迎同好者深入考证。
一、关于《玉屿志》的成书年代。
一部志书的成书年代，一般可在书的著者页或序跋中寻得，但《玉屿志》缺头少尾，仅存残卷，无法考证准确成书年代，但是我们仍可从书中表述寻得一鳞半爪，间接考证成书大约年代。
考《玉屿志》中涉及年代的信息有多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七处“国朝”。众所周知，史志中的“国朝”指的是当朝当代。如明人视明朝为“国朝”，清人视清朝为“国朝”，这有乾隆乙卯《清县志》可作佐证。《玉屿志》残稿中七处“国朝”分别是：
1、“国朝卓宗成官授温州管壁头寨”（《犀头堡》条）。
2、“国朝有旌表烈女郑勤娘，见志”（《兰臬》条）。
3、“国朝正统五年人呼为（以下缺失）”（《福宅》条）。
4、“国朝庄希俊以孝廉举临洮府同知，秩满升济南府太守”（《南庄》条）。
5、“国朝庄希俊蒙召过此时……。”（《今高岭》条）。
6、“国朝立烽堠于山巅”（《石马山》条）。
7、“国朝立申明亭于其地”（《龙塘》条）。
以上七条除第 7 条无甚意义，第 1 条中“卓宗成”暂元稽考外，其余五条对我们考究该书成书年代都很有价值。第 2 条的烈女“郑勤娘”当即乾隆乙卯《福清县志．烈女》中的明烈女“郑近娘”，“勤”“近”福清方言谐音。郑近娘江阴里人许聘同里严仕擢，仕擢赴粤扶父榇归，途丧舟中，近娘闻讯自缢室中，与夫同葬。第 6 条中的“烽堠即烽火台，当为现存建于明季抗御倭寇的烽火台。第 4、5 条中的“庄希俊”，见于乾隆乙卯《福清县志．人物志》庄希俊，明代江阴人，十岁失怙，与母卓氏相依，曾结庐在父亲墓地守丧，以孝行推为临洮府同知，迁济南知府。而第 3 条则更加明晰地点明“国朝”指的是明朝，因为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据上所列，我们似乎可以断定《玉屿志》成书于明正统五年（公元 1445 年）之后。另外，我们同时又可看到志中有三次出现“万历”字样，分别是“万历丙子”（公元 1576 年），“万历戊子”（公元 1588 年）和“万历甲午”（公元 1594 年）。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断定成书年代是在明万历甲午之后。但是，我们还可在残稿经 18 页发现“咸丰乙卯小春”之词，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可从残稿手书字体得见缘由。细察残稿可见从第 17 页“遗安堂”之后，字体与前 16 页截然不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这后 8 页是后人补上的，并不影响前 16 页成书年代的考证。
二、《玉屿志》的作者。
刘文根据时人转述，把《玉屿志》作者定为翁㶊轩，其实不然。我们翻阅残书，可找到五处有关“翁㶊轩”的文字，其一是在东山条下：“翁族居之，有翁㶊轩好学能文，迁于龙泊，杜门守志”。其二是在四雍条下：“翁族居之，始翁京实，号东林。清隐士翁㶊轩赠诗云……”。其三是在龙门条下：翁㶊轩有‘海上神仙暮色侵，龙门胜境可人心’之句“其余二次亦只引用翁诗。古人尤其是一个杜门守志的清隐，不可能张扬自己“好学能文”，亦不可能自称“清隐士”，也不可能在自己修撰的志书上一而再地收入自己的诗作，由此可见作者翁㶊轩论亦不能成立。
以上是笔者根据手头这 24 页残稿作的粗浅考证。关于《玉屿志》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还靠进一步的资料发现，而得到最后证实。
另外刘文中的另一位翁姓古人宋人翁朝宗撰《白屿记》之说亦有误，据《玉屿志》《西山》条载“……宋有翁宗朝字周老，续编玉屿志及作朝阳书院志。可见宋之前已有有关玉屿的里志，翁宗朝（非翁朝宗）所作的仅是《续玉屿志》。再者关于翁朝宗，查其他志书中未见得“翁朝宗”。据严曦先生言及《琴江翁氏族谱》有翁朝宗的记载，不知此谱成书何时，亦不知两书中是那种说法为笔误，在未得确证，似乎于《玉屿志》的介绍文章中，应先用“翁宗朝”为宜。
研究福清方志，苦于手头资料太少了，故笔者呼吁有同好者若手头藏有此类资料，哪怕是残页断片亦十分宝贵，在自己研究之余诚望有公开贡献之举。严曦先生即是一位楷模，我希望这样的先生多一点。这是题外话。

郑侠世系专辨

郑华福

1998 年 8 月，《台州史学》发表郑瑛中《从苏轼（越江郑氏序〉试探郑侠乃郑虔后裔》专文。文称不久前在浙江温岭市祝家洋村郑虔后裔郑义兴处发现了一部《太邑祝家洋郑氏宗谱》内有一篇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写的《越江郑氏序》佚文。序文中有以下一段话：“（虔）公字若齐者，谪宦于台（州），实荥阳旧址人也，后终于台，其子孙遂为台州人。洎后九世孙侠公入道谪宦家，序次广文派下七世图。”
文章于是把《序》文中的“九世孙侠公入道”当作是福清郑侠，并竭力附会，认为“谱序明确地指出了郑侠乃郑虔后裔”，“福清郑侠宗亲及后人若要‘知其所自，缵继行业’，必定要通过‘越江’才能寻根问祖到台州”云云。谬说出笼后，竟也引起某些人的附和。
该论文虽然写得很长，但其只取所需而不及其余的作法，自然只能是牵强附会，谬误百出。《越江郑氏序》文末写作时间署“时大宋绍定四年辛卵季冬”，即公元 1231 年 12 月，可是这时苏轼早已死去 130 多年，郑侠也离世 120 多年了，因此这篇所谓的苏轼“佚文”本身真实性就很可疑。这里，暂不剖析该文的具体内容。只要把福清郑侠的世系与越州“郑侠”的世系作一比较，就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福清郑侠根本不可能是台州郑虔的后裔。
记载福清郑侠世系的资料有《西塘集》、宋代多种方志及《福清县志》、《海口志》等，福清郑侠后裔还藏有《福唐郑谱》，亦足资钩稽。据以上史料载，郑侠世系如下：
否——衡——御——谧——晕——侠——汝颖（长子）、汝石（次子）、长女（造吴忠孝）、次女（适林光朝）。
远祖郑俖，谧隐怀，为咸通三年（862 年）进士，官朝议大夫。世居河南固始，任过建州刺吏。唐末随王潮入闽，后居永福七都。子衡，字弼生。衡子御，字孔乐，宋祥符二年（1009 年）为福清县令，遂定居福清北隅。御子谧，字孟定。谧子晕，字大曜，号东喧，宋嘉四年（1059）进士，宫户部郎、江宁府钞关，配黄氏。．晕生侠等五子。
侠字介夫，号大庆居士、一拂居士，治平四年(1067 年）进士。卒葬福清清远里弥勒山，有一拂祠。侠生子汝颖（字嘉正）、汝石（字嘉元）及二女。侠先后有二位夫人。皆姓林。
而《越江郑氏序》中的“郑侠”，宋国祯《荥阳郑氏研究丛书》及《越江郑氏宗谱》所载世系颇不相同，分别是：
(1）虔——良华——伯良——仲——贤桓——畋——启昌——遇鼎——敬惠——侠——如鸾
始祖郑虔为荥阳人，唐至德间贬谪台州。越州郑侠，字叔辅，号入道，官秉义郎，配张氏，卒葬翁源石塘，有十相祠，生如鸾等。侠父敬惠，官龙武长史，封尚书，为香山九老之一，配余氏。敬惠父遇鼎，配伍氏。遇鼎父群，字启昌，配余氏。启昌父畋，字台文，配壮氏，官刑部待郎，加太师等（畋前世系略）。
(2）虔——恋——成——策——俯——瞳——郏——畿——侠——（以下未见公布）
以上《越州郑谱》之郑虔后裔记载自郑恋始。恋字明理。生成，配李氏，成子策，字元经，配何氏。策子俯，字时察，配张氏。俯子瞳，字大球，配戴氏。瞳子郏，字崇道，配李氏。那子畿，字世都，配丁氏，处士。畿子侠，字入道，配柳氏，官秉义郎。
由以上比较可看出，不管是哪种越州郑侠的世系，与福清郑侠的世系均无一条相同之处，妄将福清郑侠说成是台州郑虔后裔是毫无根据的。

郑侠与吕惠卿、蔡京的斗争

方家幸

郑侠出生于公元 1041 年，卒于 1119 年。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后期治平、熙宁、元祐之时，也就是英宗、神宗和哲宗三帝统治的时期。此时，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一伙，权倾一时，而满朝文武多系趋炎附势，司马光又左右摇摆，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几受贬斥，虽然力主变法，但不得其时，而且变法又被吕惠卿、蔡京等人利用而变质，成为图谋私利、迫害民众的手段。这时期，自英宗至徽宗的三十年间，皇廷腐败，良莠不分，贪婪之徒高官厚禄，廉洁之臣屡受迫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际遇下，郑侠的廉明政治与以民为本的主张，以及忠君、爱国、为民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而且还铸定了他一生仕途坎坷，终生积郁的命运。同时还要遭受排斥、迫害和打击，以至罢官免职、流落他乡的遭遇。而他的人格精神和廉洁风范却是名扬四海，光照寰宇。邑人明代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渴郑公祠》七律诗中，对郑侠作了崇高的评价：

上相宣麻出禁城，

纷纷新法尽逢迎。

苍生几下监门泪，

青史长留抗疏名。

啼尽杜鹊应有恨，

歌残红雁不胜情。

只今多少流民在，

犹向清朝望太平。

至于，“长余正气千年在，犹有清风隔代来”、“丹心悬北极，白首偃南闽。日目名具耀，风霜貌独神。”、“向使鲠臣能毕用，熙宁何事不清平”、“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归装唯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①等名句，更是对郑侠一生高风亮节与斗争精神的崇敬和赞仰的写照。

—

郑侠从政于北宋中后期，此时，宋王朝初期的兴旺繁荣景象已逐步消失。宋代初年确曾“府库羡溢”，但统治阶级由此而引发的奢侈浪费和享乐腐化十分严重，太宗之时（公元 997 年）财赋相抵还余大半，至仁宗（1049年）已经无余，到了英宗（1065 年）竟亏空一千五百七十余万，于是，加重民间的赋税征收，繁重的赋税负担都落到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以及平民身上，官户占田无限者“有产无税”，广大农民，土地被官僚和豪绅兼并，却“产去税存”。同时，徭役负担也非常严重，如治河、修渠、筑城、运送军需物资以及其它各类职役，均分摊至民间，民众不堪重负，卖田弃业，卖儿鬻女十分普遍，而“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中其，鞭笞驱役，视以奴仆。”

这与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及其余”的政策有关，大量盘剥人民以优遇文武官僚，企图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巩固政权，造成了官吏数目日益增多，官僚机构日渐庞大，财政开支日趋增多，人民负担日在加重，此时，剥削与压迫更为残酷，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更为尖锐，这一切促使北宋王朝社会危机逐步加深。

从庆历四年（公元 1044 年）始，西夏入侵，宋与西夏长期战争，战事连年，兵荒马乱。宋朝损失惨重，西北边境创巨痛深，国内又因军费浩大，军需征发，大批农民应募当兵，生产荒废，物价飞涨，劳民伤财，民力大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之流，暴敛财富，加紧剥削，用于享乐腐化，日日豪宴，夜夜笙歌，致人民死活于不顾。为此，力主开明政治，廉洁爱民的郑侠，极力反对宫廷与官僚腐败，疾恶如仇，大胆揭露贪赃枉法之徒的种种恶行，并与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等官僚集团与豪门权贵展开斗争。

二

郑侠如他所言：“上畏天、中忧君国，下忧生民”、“若臣之身，使其粉碎，亦无所顾”。所以他敢与蔡京、吕惠卿等人展开直面的斗争，这是一场置禄位功名和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斗争。他在“十一月十一日奏状”中，向神宗皇告发了吕惠卿、蔡京等人所作所为：“其高爵重禄，则日归于己，清资美职，则分授子弟，中使相望于道路，黄金并聚于私宝。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此为大臣，则屠沽朴隶，谁不克为。”奏状中所指“大臣”，就是在指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因为吕、蔡等人身居高位，位倾人臣，大臣非他而谁。他先后十多次在奏折上陈述了吕、蔡等人把持朝政，贪赃枉法的丑行，同时在给王安石的和诗中也指出：“何处难缄口，熙宁失政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诗中直言熙宁时期政治腐败，恶人当道，战事连年，民穷财渴种种现象，而这一切均为吕惠卿、蔡京造成，至安石罢相，推荐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郑侠上疏直言：“安石本为惠卿所误，现已知觉，仍复逐非，以相攀援……且惠卿终无背安石耶。”以此来提醒王安石要辨别真伪，不为佞臣所蒙蔽。不应“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之后，又以唐代历史为例，画了两幅画，一是以魏征、姚崇为例，标以“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一是李林甫之辈，直指明吕惠卿、蔡京等人，是李林甫、卢璟之辈，乃奸佞小人，欺君误国，是迫害忠良欺压百姓的罪魁祸首，为例，进呈王安石转递神宗，结果两图均难进呈。而吕惠卿等人怀恨在心，力图报复陷害郑侠。吕惠卿、邓绾迫不及待上书皇帝：“陛下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相与环泣上前，诛郑侠，存新法”而郑侠毫不畏惧，针锋相对，陆续上言。“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谓贼本尚在。”这里所指的“贼本”，就是直指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同时他也多次在给神宗的奏折上言及：“臣所谓陛下独力者，谓无臣也。”因为“台谏具位，不敢言事，左右辅弼之臣，又皆贪猥近利。”“岂有君忧国危，群臣乃饱食厌观，若视路人之疾而不救。”以此说明，朝中大臣如吕惠卿、蔡京、童贯等人，名为大臣，实是误国殃民的佞臣，他们操纵大权，不问朝政，只图排除异己，不顾国家安危，终日“大佩高盖日食万钱，以自肥瞃”。他们上欺君主，中挤良臣，下压百姓，至于“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海，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推卸责任，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因此引发社会的种种动乱，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朝政一落千丈，北宋初期形势已荡然无存，国内豪绅兼并土地，搜刮民财，加重税赋剥削，社会矛盾激化。国外西夏乘虚而入，只得连年征战，总兵额扩充三倍，每年增加几十万“岁币”负担，军费激增，国库空虚，至神宗时，国库中只剩了一本空帐。而战争屡次失败，不能有效地解除辽夏的威胁，因而，社会危机、国防危机和财政危机三者相继而来，北宋王朝统治集团也极为惊慌，认为“天下之忧，恐自此始”。然而，满朝文武，腐败无能，仍然沉湎于金迷纸醉的生活之中，既不管朝政，也束手无策。而“御史台职在谏，皆缄默不言”因为“是时御史皆惠卿党。”而郑侠敢于直言时弊，反被指责：“足下一监门耳，乃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但郑侠置嘲笑指责于不顾，仍然以国家利益，以社稷存亡，以人民生死为重，继续与吕惠卿、蔡京展开斗争。

三

在朝政日非，国库空虚，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及一系列改革方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力主变法改革，以抗救北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复灭的命运。而此时，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防力量，促进农耕生产，稳定人民情绪，也成为宋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社会背影下产生的，因而变法是进步的，对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农工生产，解决经济萧条，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都将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同时变法对豪绅贵族、王室大臣也起有制约作用。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包括高利贷者）的一部分利益。并使他们分担一些赋税。这就必然引起官僚豪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办法：一、正面反对，拒不实行；二、移花接木，使变法变质；三、阴奉阳违，另行一套。王安石虽贵为宰相，但仍然要受制于权倾一朝的吕惠卿、蔡京、童贯、邓绾等人，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并阴谋利用变法，借变法之名，以达到谋取集团私利之实，结果新法全部变质，成为统治集团压榨人民的招牌和手段。最终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

王安石新法的总原则，可归结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八个字。变法内容分为理财、整军两大类：

理财：1、农田水利法；2、青苗法；3、免役法；4、方田均税法；5、市易法；6、均输法。

整军：1、保甲法；2、保马法；3、置将法；4、设军器监。

王安石新法在实行中，遇到种种障碍。（一）变法既然对大官僚、豪门贵族有一定限制，于是受到他们的攻击和反对。守旧派司马光就持反对态度；（二）不得其时，改革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当时社会百孔千疮，民间生产、生活大受冲击，民众受苦太多信心不足；（三）最关键一点，在实施变法过程中，被吕惠卿、蔡京、童贯等把持朝政之权臣，篡改性质，转移方向在实施过程中阳奉阴违，与原来改革精神大相径庭。有些税赋不仅未减反而有增，有些条例强迫实行，不少地方发生贪赃枉法现象，而且，私自制定条例以顶替变法，上下矛盾，百姓莫衷一是，苦不堪言，郑侠对这些情况了解十分清楚，他在奏折中说：“泊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钱，高者之幸，贫者之不幸，其不愿者固多，而愿者少矣。”而小商小贩“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一日之间，至数百道引目，都须得引照会，门头方肯放过，不然就断罪抽分。”而且在实施新法时，一、多是强迫推行，不顾民情；二、贪污受贿严重，法无权威；三、条例变化无常，各行其是。“至此新法完全变质，成为吕惠卿、蔡京掠夺财富的工具。百姓雪上加霜，走投无路，蔡京执政时，保长保丁被迫供役，保甲教阅又妨碍农时。免役法成为勒索人民的手段，有的地方役钱比神宗时增加了七十多倍，这就促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郑侠十分尊重其恩师王安石，对变法也曾寄以厚望，也希望通过变法，能使百姓生活转好。而现实情况使郑侠完全失望。他在上“流民图”与神宗时，附上一疏申述民众困境：“自熙宁六年冬，流离相继至十年春夏间，不知其几千万人，每风沙霾噎，大者车乘，小者负担，扶老携幼，蔽塞道路……衣服蓝缕，携破笼、瓦器之类……过京而南东，皆陂棲野宿，采凫花野菜之类以为食，因京师百物昂贵，无计自活，乃如是流移离去……既已流迁，田无人耕，屋无人居，财帛菽米，众暴群至，负之而去，此所以不得不随而流离者也。”郑侠并将上述情景绘成一图，称为《流民图》进呈神宗：“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妻质夫号，子鬻父哭，稻黍绝根，桑麻赤地，屋舍塌坏，荒芜如入无人之境，奉之吏追呼催逼，犹故民不聊生。”至此，他对新法完全失望，但他已知道新法已受吕、蔡操纵并已变质，因而在《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中，流露出埋怨王安石的情绪，“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里，安得此言通。”诗中提醒其恩师当防备，蔡京、吕惠卿之辈的阴谋。同时将《流民图》与奏疏，诣求閤门送达而不受，乃假称密急，状发马递经银台投进，疏中立誓：“如陛下行臣之言，十天不雨，即乞斩臣宣德山外，以正欺君之罪。”越三日果大雨，神宗以郑侠的进图指责左右，王安石上章求去，结果吕惠卿上台主持大政，并奏郑侠谤讪大臣及擅发马递罪，议致之死。吕惠卿首兴大狱，邓绾、舒亶之徒以谤讪大臣成其罪，必欲置之于死，还是神宗说他“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免去一死，徙至英州，但郑侠毫不畏惧，置死生于度外，又于流放英州前，上一疏，指明吕惠卿等人祸国殃民，并参奏蔡京、邓绾巫对：欺骗神宗。云“东南有燕子回以处流民”实无其事且气焰嚣张，披甲登殿，目无君上等事，但朝廷不置可否，参奏无济于事。至无符七年，徽宗赦之，仍还原职，又为蔡京所夺，自是不能再出。之后，在他的许多诗篇中，仍然不忘君国，耽忧佞臣当道，朝纲不振害及万民，以《读史》一诗为例就能说明：“乱亡由佞舌，览古每嗟吁，拟刻奸谀象，申明两观诛。”在《次韵张伯时以再任为贺》一诗中又说：“若使佞谀求利达，便居廓店亦沈沦。”在《次韵严巨孟》一诗中，再度指出：“国以民为本，仁当生不伤，君其明辨此，万里在飞翔。”这又一次表明了他“忠君、爱国、为民”的愿望以及与奸权斗争的决心。

四

郑侠与吕惠卿、蔡京等人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之争，不是争权论位之争，更不是新旧派系之争，而是国家存亡、历史兴衰、万民利害之争，郑侠以位卑职小的一个监门小官，敢以无私无畏精神与高官厚爵的吕惠卿、蔡京斗争，是为了挽回当时皇廷的腐败政治，缓和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为了揭露权臣营私结党，把持朝政，欺君误国的罪行，也是为了揭露“变法”被权臣篡改性质，成为徒有虚名而失去原来意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郑侠失败告终，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的，也与统治者维护豪门贵族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已，迫害忠良，使正义得不到伸张有关。与北宋王朝的朝纲不振、政权摇摇欲坠、社会极不稳定有关。斗争虽然失败，但其作用和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1、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重负，减少一些人民的疾苦。《流民图》进呈后，神宗旨令：“差韩维体量免行钱事，先放元不系行人投纳，到免行钱，一万三千余贯，又命三司使曾布体量市易，放税务及诸门税钱三千文以下，市利钱二十文以下，均免。差官于在京诸寺，开仓粜米。又有旨权罢青苗免役及罢追索方田保甲之类，凡十有八事。”这些举措虽是权宜之计，时间不长，减幅不大，但对减轻民众负担，还是有益的。

2、由于郑侠的直面斗争，迫使蔡京、吕惠卿之流略有收敛，未敢为所欲为。也使朝野上下看清是非，分辨忠奸，迫使吕惠卿、蔡京削职下台。而王安国即继郑侠展开斗争中的一人，他看清了朝廷腐败、权臣无能，十分不满，又敢于直言谏议，这与郑侠影响有关。此时，王安石也有觉察，变法被篡改，以至违背初衷，好事变坏事，原望难成，但已为时太晚。

3、北宋王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广大农民辛勤开辟的荒地，却为皇室、官僚、豪绅地主和富商所兼并掠夺，这是农民贫困苦难的一大原因。宋代农田分官田、私田两种，官田一律归入贵族豪门官僚权势，设置庄园，雇人耕作，“方园十里，佃户百家，岁纳租深”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私田是民间开辟荒地而来，却被官僚贵族豪商政客占去，买去，骗去，因而出现兼并。英宗之时，就有大臣主张制约未竟，至神宗、哲宗时代，觉察至土地兼并，生产不振，民间困苦，财政无源。郑侠将民众疾苦公诸于众，无地可耕、无粮可收，天下之民，流离失所，这才引起北宋王朝的重视，采取一些制约土地兼并的措施。所以从公元 1064 年至公元 1094 年这 30年间，土地兼并现象有所缓和。这可能与郑侠的奔走呼吁、为民请命有些关系。

郑侠一生以儒学为本，倡导儒家学说。他的“上畏天，中忧君国，下忧生民”的主张，就是秉承儒学宗旨的表现，他的“忠君、爱国、为民”的思想，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写照。他主张廉明政治，利民社会，以天下为己任，以黎庶为根本，肝胆宵劳，鞠躬尽瘁。他不以官小职微为虑，却能无私无畏与权高职重的奸佞之臣展开斗争，可是生不逢时，终难如愿。但其精神永不磨灭，传于后代，谱入青史。

他一生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一生勤政爱民，一丝不苟。常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精神财富，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谏草累千言，归装唯一拂”，是人民对他光辉一生的评价，后人称他为“一拂”先生是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永远赞仰的表现，他的精神和业绩，将传之千古，载入史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