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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侠的政治主张 与民本思想
方家章
郑侠出生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 1041-1110),字介夫,号“大庆居士”、“一拂居士”,福清海口牛宅人,后迁居于县城西塘。宣和元年(公元 1110年)八月卒,终年七十九岁。绍熙三年(公元 1192 年),追封朝奉郎。嘉定六年(公元 1213 年),赐谥“介”。
宋治平初年,其父郑晕任职江宁,郑侠随父到江宁矢志求读,刻苦攻学,王安石赞赏的“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永日书千卷,闲宵月数峰。”佳句即其当时苦读的情景。时王安石居丧江宁,与侠过从甚常,甚赞其才。治平四年(公元 1067),郑侠登进士,授光州司马参军,政治上就有抱负,善于观察并深入了解朝野出现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平反数冤狱,治政有胸略。王安石当时为江宁知府,多次召见并加勖励,郑侠甚感知遇之恩。熙宁初年,王安石秉大政主变法,郑侠对新法见解不一,主张也不同。安石要他担任翰林检讨,参加推行新法,他拒而不受。同年,郑侠上调京师担任安上门门监,虽然官职不高,但他政见不凡,政治上有主张,也愿有所作为。他看到朝廷腐败,社会矛盾日深,朝廷无臣,无大臣,无贤臣。他认为弊端有三:一、从政者多结党营私贪婪为已,昏愦无能,且不行其道。二、税赋负担加重,民穷财竭饥寒交迫,认为这与实行新法有关;三、边鄙用兵过常,征战连年,社会动荡不安,国库枯竭,元气日衰。此时又逢久旱不雨,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他出于忧国爱民之心,绘成《流民图》进与神宗。神宗下诏暂停新法。郑侠因而遭到借推行新法而谋取私利的权臣们如吕惠卿、蔡京、邓绾等人的忌恨。以假冒边关急报之罪加之郑侠,终于受到贬斥。熙宁七年(公元 1074 年),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吕惠卿继任恢复推行新法,继续扭曲新法本意,篡改其中利民惠益之条款,使新法面目全非,并强制执行。郑侠秉性大公,且政见磊落,与权臣势不两立。吕惠卿诽谤其侮辱大臣之罪置之于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可嘉,不忍深究,只将他放逐英州。后遇大赦,由苏轼引荐任闽中泉州教授,此后又几经贬斥,但始终铮铮忠言,顶力抗争不迎合于权臣,且力陈弊政,逐揭奸道,最终被蔡京等人迫害罢官,削职为民。回乡后,勤于诗文,著作甚丰,传之后代,光启后昆。
(一) 郑侠的政治主张
郑侠从政于外忧内患、党争激烈的北宋时期。他职位不高亦无背景,算不上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但却是北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评价很高的一位政治家。他具有政治主见,也有政治胆识且不随波逐流,也不眷恋权位。他从进士及第到北宋大观元年(公元 1107 年)罢官回乡,先后从政40 年,对当时的朝政、社会、党争以及颁行新法,都有相当深刻的政治主张,明其得失,指其功过,并分析产生此种现象的政治因素与社会根源。
郑侠熟读孔孟之书,也是奉行孔孟之道,不仅深受儒家影响,面且在许多地方继承了儒家在政治上的主张。他深信孟子所言:“行仁政之王、莫之能禦也”(1),故曰:“仁者无敌。他相信“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可使利挺,以秦楚之坚甲利兵矣”。(2)所以他指责权臣不重儒学,不行仁政,非周公、孔子、孟子之道,背儒者施政之旨,而致力于结党营私并“大佩高盖、秉执大政,日食万钱,以自肥腯者。其高爵重禄,则曰归于已,清资美职,则分授子弟,中使相宜于道路,黄金并聚于私室,而天旱民离,百物失所四方背侮,兵甲不息,则日天数,此为大臣,则屠沽仆隶谁不克为。”(3)他在奏疏中引用孟子“杀人以刃与政有以异平”?来说明“仁政至要、儒理至重”的道理。并以孟子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作为自己从政的左右铭。因而,从儒家学说出发施行仁政政治,提倡忠君爱民应当是郑侠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的一个方面。
由于历史局限,和历代名臣一样,郑侠的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于一生。他生活时代处于庆历、治平、熙宁年间,此时外侮日甚,对西夏战争连遭失败,在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下,北宋只有割地赔款妥协求和,对内加重兵役赋税,百姓苦不堪言,且此时朝纲不振,奸权当道,社会矛盾日深。郑侠忠君爱国,心系社稷,面对如此情景,坐卧不安。他在《进流民图疏》中云“上畏天,中忧君国,下忧生民”4)并说,“君臣之义,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则忧其事”。这是他当时忠君、忧国、爱民心境的写照。他虽然不满于朝政,而对君主又寄以厚望,几次上书“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黎庶,均如赤子,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举行”。(5)他忠君爱国之心,谥于言表。其实当时治平、熙宁时的英宗、哲宗,也包括神宗,已昏愦无能,任凭权臣左右,无力匡持朝政,但郑侠仍忠心不移,不过他的忠君、爱国、忧民三者之间有其互递之处,因爱国而忠君,唯忠君以报国,而忠君爱国则在于忧民。郑侠虽然几经当时政治风暴对他的袭击,但仍然寄望于皇室,仍然未能摆脱“忠君”的范畴,一方面由于历史局限,对皇廷盲目尊崇:另一方面冀望皇宫能恤爱平民百姓,以遂已愿。不过,他也经常直言苦谏劝勉皇帝,他说“周公作‘无逸”历陈人君之享国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皆由人君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怠,则有永”。(6)他还多次上奏:“陛下独力何以为天下?臣所谓陛下独力者,谓无臣也,所谓陛下无臣者,非无群臣也,无大臣也。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已。
……而天旱民离,百物失所,四方背侮,兵甲不息,则日天数,此为大臣,谁不克为”?(7)以此提醒皇帝须“稍稍惩戢左右近臣,使无得公然肆诞,以戕害百姓以危阽社稷”。由此可见,其忠君宗旨与爱护黎庶有关。但毕竟受历史条件限制,看不清朝廷、皇室、君主、皇帝的本质,徒然寄于振兴的诸多愿定,终于均成渺然。只得怀着悲愤交加怅然无望的心情离去。
郑侠主张“廉正清明、勤奉爱民”的政治,这在北宋中期根本无望,也是郑侠一生难以见到更无从实现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北宋中期朝廷昏庸,政治腐败,奸权勾结,良臣受挤,苏轼、欧阳修、也包括王安石几受贬斥,而蔡京吕惠卿、邓绾、张琥之流当道。正如郑侠所言:“今台谏具位,不敢言事,左右辅弱之臣,又皆贪猥近利”。(8)因而出现了“君忧国危,而群臣乃饱食厌观若视路人之事而不救”的局面,对此,他忧心钟钟,不畏强权当道,一面直言苦谏,一面痛揭时弊,但无回天之力,只能郁郁终生。他在提倡廉明政治之同时,极力反对“天数说,揭露了吕惠卿等人款上瞒下,为了掩盖其罪行,逃避其罪责而编造的“天数”谎言。他在奏疏中指出,“天旱民离,百物失所,四方背侮,兵革不息,则曰天数””。此非“天数”,乃系人为,是款上罔下的一种舆论和手段,他又引用孟子的“王无罪岁”的名言(10)直指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是吕惠卿之流一手造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穿了“天数”论的阴谋实质。
郑侠不仅主张廉正清明的政治,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尝日:“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11)这与当时一帮贪赃枉法的群僚相比,异如天壤。郑侠生性忠耿,从不苟和,虽屡经颠沛,但他无私无畏,以社稷为重,以爱国为怀,以民生为念,置个人功名富贵于度外。郑侠一生清俭廉朴,为官清正廉明,回乡两袖清风,行装之中只余一拂,是以号为“一拂居士”、“谏草累千言,归装唯一拂”是邑人叶向高对他的赞誉,世人也皆以崇仰心情称他为“一拂先生”。
郑侠的政治主张,最敏感也最集中反映在对待变法的主张上。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三个阶段不同的态度:第一阶段,寄变法于厚望,期待和希望变法能挽回社会弊端和民生困境;第二阶段,在变法实施过程中,他耳闻目见,看到许多问题的出现,从怀疑转而不满,忧心忡忡:第三阶段,看出变法为权要所利用,指明变法已违初衷,有弊而无利,主张不实行为好。
北宋中期,内外忧患,纷沓而至,朝政日非,民生凋蔽值此景况,王安石主张改革提出变法,从时代发展,从历史潮流,从改革朝野弊端、减轻民众负担各方面看,都是应当肯定的,其个人主观愿望也是良好的,所以王安石主张变法是顺应历史潮流,应当说是一种进步。郑侠对变革之初也寄予厚望,以为“三代君臣相遇,将以为于世,太平可期而望”。(12)同时对王安石也十分仰望,在《上王荆公书》一文中说;“今先生当大任、秉大政,天下之事惟所举,天下之才惟所任”。(13)及至变法实行初期,郑侠也认为可能有利于民,他说:“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有识者,莫不欢欣鼓舞,以为真得利民之术,而太平可坐致也。”(14)及至变法全面展开,他深入民间行伍,遍走山村市井,了解变法利弊,发现变法“行之未几,往往败坏……不念民之休戚,势之缓亟可否”?而一味孤行,此乃“贪缪之人所以败坏之者”。(15)之后,他对当时所实行的青苗、免役、方田、免行、坊场、市易、保甲、税线各法,又进一步遍走各地,悉访士民,查询利弊,探明原因,最后他认为变法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乃“贪暴之吏坏之也”。并指出:“是法虽听其情愿,其实强而与之者常半”。此种状况出现,郑侠认为“均为惠卿所误”。至此,他对变法失去信心,且“天下之民、质妻卖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终日。”(16)而变法尚在逼行,王安石又不听他的劝告,他在万不得已情况下,进《流民图》与《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与皇帝,力求暂缓实行新法,结果事与愿违,吕惠卿取代王安石而上,蔡京、邓绾把持朝政,新法仍复施行,而且变本加厉,民间疾苦,有增无减,这使他抱恨终生。郑侠对变法不满事出有因,主要同情民间疾苦,奔走呼号为民请命。而变法本身出现被人利用倒行逆施出现种种问题,也是事实。但郑侠对变法的益处认识不深,对变法带来的害处估计过重,特别是一种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如习惯势力等方面的干扰,从而引发出各种副作用,他对这一点权衡不足,因而,他对变法的一些偏颇的主张,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郑侠的民本思想
郑侠幼时熟读五经,崇奉儒学,而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中庸诸说中,以民为本的主张引引人注目孟子的“国无民,安有君”即为是说之一。郑侠上承孔孟下继儒学,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其一生,他在次韵严巨孟五言诗中就提出“国以民为本,仁当生不伤”的主张。他虽然在位居职,但有一种平民思想,甘居低位,不恋高官厚禄一心以民为重,以社稷为怀,体恤民艰,同情民怨,关心民间疾苦,四处奔走呼吁,为民请命,冀求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虽死不辞。基于此种愿望,初则上疏皇帝,述及:“去年大蝗,秋冬亢早,经春不雨,麦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种,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在致王荆公一诗中也提及:“何处难缄口,熙宁失政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17)继而祈求“陛下开仓廪、账贫乏,以延百姓垂死之命。”神宗为郑侠的冒死直谏所动,“命开封礼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民间欢呼相贺。”(18)但不久“新法一切如故”,郑侠又陷于惶恐之中,继又几次上书朝廷并上王荆公书,历陈青苗、免役各法,行之屡见弊端,其一,贪暴之徒借此而徇私舞弊,其二不是情愿而强迫推行,其三,不孚民望,百姓负担反有增无减。且指责其老师“不知贪暴之吏坏之也。”他几度上书,屡受打击,被朝廷权要所仇视,所排斥,几至被罢官削职并置之于死地的地步。但他不改初衷,不为胁迫所惧,也不为功名利禄所羁,其原因在于他信奉“仁民爱物(19)的哲学,并把“以民为本“思想构成他的人生精神支柱,所以能百折不回甚至视死如归,这与郑侠深厚而坚韧的民本思想是分不开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就是郑侠所具有的人民性的体现。他的主张及其作品的人民性,与屈原、杜甫与陆游乃是一脉相承。
在此期间,郑侠仍然多方呼吁,为民请命,并将其所见所闻上书朝廷,如《免行钱事》、《市利钱三百以下免》、《税钱三七文以下放》、《开仓粜米》《流民》以及《图绘城外民及开封人户折屋卖瓦木等事》各疏,详述民间疾苦,直陈弊端缘由,并直接祈求朝廷赦免,以拯救士民于水火之中。其时也确有收效,神宗念其忠心,察其实言,于是才有“开仓粜米”、“税钱三十文以下放”,三百文以下税钱不收市利”、“熙河之兵,立寝罢矣”等等权宜措施,虽是治标,也算一时有益于民。
郑侠的“以民为本”思想,最集中反映在进《流民图》。熙宁六年(公元 1074 年),郑侠以安门上逐日所见所闻,绘成一图,即为《流民图》,图中述及民不聊生,流落他乡,苦度无日的各种现象,将“妻质夫号,子鬻父哭,稻黍绝根,桑麻赤地,屋舍塌坏,荒芜如入无人之境°(20)”的种种困苦景象绘制于图上,并将此《流民图》连同奏疏于熙宁六年三月廿六日上奏神宗,还在奏疏中表明:“如陛下观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即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21)他这种关心民间疾苦,冒死为民请命,为拯救万民而不顾个人安危的无私无畏精神;以及为伸张正义,敢于直面并展开斗争,敢于在险恶环境中不计个人得失冒死上谏的精神,令人景仰。且这种高风亮节的凛然正气为后代人留下一份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
郑侠的“以民为本”主张源于孟子的“民为贵”学说并成为他一生从政从学,权衡政治,分析社会,辩析是非的一个标准。凡有利于士民之事,他皆极力赞持;凡有害于士民之举,他则毅然反对,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可见到这个轨迹,足见他的民本思想十分深睿。
由于郑侠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与分析也不一全面,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也有失偏颇。如当时西夏多次入侵,边疆不宁,朝廷在边鄙用兵,并非全然不对,但他忧虑社会动荡极力反对,这是片面之见;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必要性,对变法本身的进步意义以及变法受阻的多种因素,他也不一定理解十分深刻:此外,对神宗往往寄以过多过大的期望,以为神宗能够解决外侮内患,民生凋敞,社会动荡,朝廷腐败等等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总的来说,郑侠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是不图功禄
廉正清明的一生;也是无私无畏嫉恶如仇的一生。特别是同情民间疾苦,冒死为民请命的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说:他是忠君爱国,关心社稷,为民造福的一生。但他所处的社会,不能容纳这样的贤良,更不能使其宏图壮志得以实现,只能使他抱恨终生。然而,历史的前程总是一往无前的。郑侠的勤政爱民的业绩将代代相传,并将永载于历史的册卷之中,他的光辉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出处:
(1)、《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卷三
(2)、《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卷
(3)、《西塘集》卷一,《十一月初一奏疏》
(4)、《西塘集》卷一《论新法进流民图疏》
(5)、宋史本传《西塘集》138 页
(6)、《西塘集》卷一,《十一月初一奏疏》
(7)、《西塘等》卷一,《十一月初一奏疏》
(8)、宋史本传《西塘集》138 页
(9)、《西塘集》卷二《十一月十一日奏状》
(10)、《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卷二
(11)、《福建通志》列传卷四
(12)、《西塘集》《上五荆公书》卷六
(13)、《西塘集》《上五荆公书》卷六
(14)、《西塘集》《上五荆公书》卷六
(15)、《西塘集》《上五荆公书》卷六
(16)、《宋史本列》列传卷四
(17)、《西塘集》《论新法进流民图疏》
(18)、《宋史本传》列集卷四
(19)、《西塘集》《代干铃辖议》183 页
(20)、《西塘集》《论新法进流民图疏》
(21)、《西塘集》《论新法进流民图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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