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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Sun� | 来自福建
记述侨贤邱必泉先生的几件事

学羽

爱祖国爱印尼

邱必泉先生 1914 年生于福清融城小桥街邱宅。少年时候,因家贫困,当过学徒,后又在地方部队服役,任过福清县义勇壮丁常备队队长。1938年因与县长毛应章意见分歧去印尼开店办厂。四十年代参与当地侨团活动,任过泗水徐图利祖地区中华总会主席,兼中华学校董事长等职。热心为华侨排扰解难,调解民事纠纷等,得到华人的爱戴和好评。因他是军人出身,到印尼后,与当地军警头领关系搞得很好五十年代,有一次玉融墓山,被当地印尼人占据,不让华人棺材进山埋葬。泗水玉融公会主席高至荣与他商量,由他出面找警察局长,说明玉融墓山是华人买的,不让华人死者埋葬没有理由。局长听后即表示,近日亲自下去处理。不久此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有一次,台湾人偷渡入境被警察抓捕,其亲友亦托他去警局说情。他找到警察局长,说明来意。局长听后,觉得此事难办,不办,又觉得友情难却。最后表态,立即放回去有困难,待过一段时间,同僚慢慢忘却了此事,偷偷放出去。果然过了月余时间就放了出来。他说:“只要是炎黄子孙,不管是大陆或台湾的,我能协助办到的,都尽力而为。”日寇侵略印尼时,日本宪兵队头目(印尼人),多次动员他出来当暗探队队长,均遭到他的拒绝,后因此而被逮捕坐牢。他说:“叫我当暗探队队长,就是叫我出卖华人这绝对办不到,死就是死,何怕坐牢。当汉奸遗臭万年,累子及孙。”他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值得提倡,值得颂扬。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印尼宣告独立。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殖民地,卷土重来,英帝国主义也派兵人侵泗水等地。这时,泗水等地进步华侨掀起保卫“第故乡”的热潮,组织“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积极支持印尼武装力量,反击侵略者。他在这次“泗水保卫战”中,负责组织难民撒离和沿途中转站的食宿安排工作。由于多数难民没带草席,他将自己店里库存的草席发出救济难民。印尼独立斗争取得胜利后,印尼政府调查登记民间有功人员。因他对印尼独立斗争运动有过贡献,所以,东爪哇司令部追认其为军队荣誉成员,发给军服和荣誉证书。1995 年 8 月17 日印尼共和国独立 50 周年纪念日,印尼政府又授予四五年独立斗争纪念勋章和荣誉证书。
邱必泉先生,有九个兄弟,八个久居印尼,现已繁衍有百多人。单他一家有子女 14 人,内外孙 38 人。他热爱祖国,中华人民和国成立不久,1953年和 1956 年曾两次派遣子侄 11 人回国学习。他大儿子邱敦新(12 岁)、二儿子邱敦孝(10 岁)均在福州象山小学学习,直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安排工作。其二儿子现仍留在中国服务 1955 年亚非会议,他作为徐图利祖地区华侨代表,积极参与筹备欢迎周恩来总理出席国家万隆会议。后来他对国内反右斗-争,刮共产风,以及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极左路线忧心忡仲怅怅。“四人帮”粉碎后,他先后三次返国省亲旅游,受到省侨务部门领导,福清政协主席张宏、副主席施友铿、县人大副主任陈泽顺等有关部门领导的热情接待,很受感动。

三次回乡见闻

邱必泉先生,旅居印尼将近 60 年。1977 年第一次回国省亲,在畅谈中,发现其乡音未改,一口流利的福清话。究其因,乃孝母的缘故,为照顾其老母(寿享 92 岁)乡土习惯,虽居家海外,但家里乡音未断,由此可见,他一家人乡土观念之重。他眷恋故土,一回融城,墓地祖宅地必到,山区堂姐家必去,姻亲族亲屋必登,旧友邻居厝必访。他对小桥街出生地情意浓浓,对小南洋吴厝底祖墓敬仰深深,对亲友旧邻居情感融融。第一次到堂姐家,小车不乘,特坐上露天的脚踏四轮车,还留下一张很意义的纪念影。他一见故土,精神焕发,整日奔波,不觉疲劳,家乡一草一木,均有至深感情。而到福州,便精神疲倦,躺在华侨大厦,不爱走动,繁华都市
不逛,鼓山名刹不登。由此可见,他对故土,真情注入,真心依恋。
1985 年第二次返国,他先到新加坡、台湾旅游,看望在台湾的弟媳及侄女。还拜访乡亲余乃琨(原系国民党国大代表,已退休)先生,在交谈中,必泉先生动员他一起返乡省亲,他推辞回去不便,后于 1994 年秋回到福清省亲访友。必泉先生第二次回乡,他的精神更佳,看到店铺增多,商品琳琅满目,夜点丰富多样,他爱吃的油勉(糯米、花生、糖制)也能买到,很高兴。他每天以家乡特产光饼、蛎饼为早点,吃得津津有味。这次返国,他到过上海、北京等地旅游,受到当地政府侨务部门的热情接待,很受感动。
1996 年第三次回融,他先到宏路石门村其姻亲家过夜次日乘公交车到西门,他不愿再坐车进城,由西门步行到华侨大厦。一路上,边观看,边赞叹!这几年的福清变化这么大,这次回来,融城旧貌见不到了,所到之处,高楼林立,房密布,一派兴旺景象。往后,又看到大北立交桥,环球地商场等处基础设施十分赞赏。在交谈之中,多次赞扬福清建设的速度快。他说:“时间这么短,变化这么大,实在不简单。”当看到中国进口汽车太多时,他赞扬韩国人最爱国,路上所见到的汽车,都是韩国自己制造的。对中国政府有的前员腐败行为,他很反感,他说:国有企业与外商交易时,有的商品等于送给外商,价钱非常便宜,只顾自己能领一份高薪就行,不顾企业的利益,这样国有企业当然就亏损了,这也是他关心祖国经济建设的表现。

提议撰修家谱

邱必泉先生返乡省亲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修家谱。他认为:邱氏融城家族,绝大部分久居海外,出生于异国他乡,对故乡一切情况不明,对亲族关系不了解,互不相识尤其是下一代青年,连祖宗家在那里都不知道,久而久之忘祖忘乡。为此,他提议撰修河南邱氏融城分支家谱。经过年余,大家共同努力,回忆家史,搜集史料,反复修改,打字油印,初稿问世。发经各地,引起重视,首先,由印尼排华回国定居云南的敦炎偕子福昌,千里迢迢,返回阔别半个世纪的融城,与兄弟会面。接着,定居美国的继和、美玉回国来融拜会其堂兄敦文,询问修家谱情况,当得知家谱初稿已成册时,如获至宝,先查看自家成员有否遗漏或写错。之后,定居香港的圣生赴印尼探亲时,看到家谱初稿,喜悦万分,立即复印一份细阅,当发现在海外大部分家庭成员还未入谱时,即到印尼各地挨家挨户走访,详细查问登记。回香港后, 把三房在海外成员逐个制表寄回融城。为修改家谱提供了系统详实的史料,对完成二稿家谱做出贡献。在二稿即将脱稿之时,敦孝由北京来融,对二稿错误之处,再行更正。二稿改为电脑打字,由福州大学物理系帷伟完成。这说明海内外成员对修谱寻根认祖,是关心的、积极的。
通过家谱,他们了解了故乡还有自己同祖的亲人,加强国内外家族成员之间的往来,促进互相了解,增进下一代青年对故土的感情,引导第二、三代家族成员爱国爱乡。家谱发出后,陆续有人回国探亲旅游。让他们熟识故土,让他们亲身目睹家乡的高楼林立繁茱景象,让他们领略故乡的绚丽多彩的山川景胜。促使更多的人返乡会亲仰祖,闻一闻玉融热土的“情”味,尝一尝家乡光饼的“香”味,听一听福清乡音的“乡”味,看一看改革开放的 15 年来,祖国的繁荣,家乡的进步以及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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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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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悠悠赤子情拳拳爱国心
——福清籍印尼归侨秦能华爱国事迹片断

邹访今

秦能华(1925-1995),中共党员、侨界知名社会活动家、进步文化工作者。福建省福清市人。1938 年,随父南渡印尼。1953 年归国,定居北京,从事侨务和统战工作。他从国外到国内,几十年来,为爱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秦能华是笔者相交多年的老友。30 年代末期,他侨居印尼之初,正值世界动荡不安之时,时局处于风雨飘摇中。少年时代的秦能华,胸怀报国壮志,积极投身于进步活动。1942 年,日本侵占印尼后,他即献身于革命事业,毅然地参加了林降祥、洪骏声、郑曼如等人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在东爪哇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国外特殊战线上,团结华侨,培养干部,发展组织,打击敌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懈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日本投降前夕,秦能华在谏义里组建和领导地下组织”新潮社”,先后创办和主编《新潮简报》和《呐喊半月刊》,宣传进步思想,揭露日军的法西斯罪行,为促进华侨团结对敌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屈膝投降后,印尼侨团、侨校、侨报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秦能华紧跟时代步伐,奋勇前进。历任谏义里福清公会教育部长、民众社义里福清公会教育部长、民众社义务夜校教员,为培桃育李献出了心血。还辗转到各地,任玛琅中华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参加领导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举世欢腾。秦能华为爱国事业活跃在雅加达、锡江等地的文化教育战线上。在此期间,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政论和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涂炭生灵的罪行,并有力地戳穿了反动华文报刊造谣中伤新中国的谎言谬语,在华社间澄清了视听,增进了爱国团结。
他归国后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无私无畏,廉洁奉公。拨乱反正以来,他积极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发挥自己海外关系的优势,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壮丽事业而贡献余热。
1986 年,福清市正进行经济大建设的高潮中,秦能华身处京华,心系玉融,会同居于北京的同乡三百多人,发起组织“智力支乡联络组”,亲任副组长,以智力支援故乡建起耀华玻璃厂。此外,他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奔波不息。1991 年,他赴印尼,穿针引线,介绍福清籍华人郑年锦、郑年康昆仲同首钢挂钩,发展中国钢铁事业。1992 年,他与老伴赖淑英共同努力,为香港花业大王搭架金桥,在北京办起了占地 400 平方米的第一家花卉超级市场,为首都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迷人景色。
秦能华的悠悠赤子情和拳拳爱国心,获得各界人士的称誉。不幸的是,1995 年 9 月 7 日,他为侨商港商前往有关方面洽谈业务,所乘汽车在高速公路飞驰时与一部大卡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而身亡。此实在是个大损失。但是他的生劳绩,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首肯。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把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使后代之人长久地缅怀他,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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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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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一代烟王蔡云辉

郑敬平

提起蔡云辉,人们总是把他与“叭叭烟”连在一起,或“叭叭烟”称之“蔡云辉烟”。其实,“叭叭烟”并非蔡云辉发明,它的学名叫丁香烟,用丁香叶与烟叶掺和制造,抽起来香气袭人,且有“叭叭”之声,故邑人号之。丁香烟是印尼特产,天下独一,19 世纪八十年代问世于印尼古突士镇。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皆警告民众吸烟有害,而丁香烟的诞生却与治病有关。说是古突士有位烟民”叫哈夷卓玛利的老人,因患哮喘病与吸烟发生矛盾,无意试嚼丁香叶发现对他的病有疗效,便异想天开用丁香叶和着烟丝抽,又能治病又过烟瘾一举两得。结果幻想变成现实,从此有了丁香烟。那么,蔡云辉如何称帝丁香烟王国?家乡人民为何敬重他呢?树有根,水有源,万事都有个开头。

两度出洋,三易其址,艰苦创业取盐仓。
1923 年 8 月 15 日(农历癸亥年七月初四),蔡云辉呱呱落地于福清音西溪前村。他刚 4 岁,才呓呀学语,却因父母迫于生计,不得不带他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印尼谋生,在古达玛璐落脚。6 年后,父亲积劳成疾,撇下他母子俩撒手而去,他又随母亲回国。越二年,母子俩在家乡依然没法活命,势迫无奈再度出洋,先是在墨朝刀度生,后移居马都拉岛的邦小镇。时年,蔡云辉才 13 岁。家贫书少念,母亲含辛茹苦供他念完小学,就到住在三宝陇的叔父蔡国强经营的制烟作坊去做工。当时的印尼卷烟工艺还很原始,都是手工操作,且卷烟用的是玉蜀黍皮。由于卷烟工艺简单,无需太大场地和设备,本钱能多能少,所以不久,他自己也开了一间家庭卷烟小作坊,生产“辣椒牌”丁香烟。1949 年,印尼从荷兰殖民者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挣脱出来宣布独立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于是蔡云辉便与叔父合夥经营“三九牌”丁香烟厂。他先是在厂里担任推销员,后提为经理。这样做了 7 年,工厂没什么发展。主要原因是丁香原料受控,成本高居不下。1956年,蔡云辉退出“三九”烟厂,做了两年烟草商掮客,从中掌握了烟草行情、来路及其它相关信息。1958 年,他租用了东爪哇谏义里埠什曼比二巷一号原为盐仓的房子作制烟厂,并以“盐仓”为牌,生产“盐仓”丁香烟。于同年 6 月 26 号开业,最初全厂只有 50 个员工。

穷则思变,变之有术,暗渡陈仓战洋烟。
“盐仓”开业,头 4 个月只生产手卷玉蜀黍皮丁香烟,接着另设车间生产手卷纸烟,第一年共生产两种丁香烟 5100 万支。
生产依赖市场,市场伴随竞争。
由于丁香烟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成本过高,丁香烟价格偏高。于是机械化生产的低廉的洋烟乘虚而入,使得丁香烟销路日蹙。薄利多销是价格竞争的基本手段,但需通过降低劳动成本,以规模效益来实现。于是,丁香烟生产技术爆发了一场历史性革命——用现代化机械生产丁香纸烟。蔡云辉是这场革命的先锋。
因为印尼人口居世界第四位,政府担心丁香烟工业机械化,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给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所以有关这方面准字政府把关甚严。未经批准而行之,势必会招至意想不到的风险。蔡云辉虽然未受过高等教育,不谙经济学,但他具有企业家敏锐的商业灵感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认为,丁香烟生产机械化不会导致工人失业,而不进行技术革命,丁香烟工业将会误入穷途末路,经营者因无利可图而关门清盘。因为,丁香烟生产机械化,并不等于全盘替代手工生产,尤其是玉蜀黍丁香烟,机械对它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手卷丁香烟还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他们多半在崇古心理的作用下,以为只有用原始工艺生产的丁香烟才是正宗的,所以多花些钱也情愿。同时丁香烟生产实现机械化后,产生了规模效益,便有可能降低手卷丁香烟的价格,以提高其市场占有率,得以扩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
蔡云辉没有以此去说服政府。他知道,政治家与企业家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事实比理论更有效。于是,他不得不冒风险,走迂回的道路,暗渡陈仓。当他在没有准字的情况下,大批从外国输入卷烟机和先进设备的时候,厂里高级职员对他举动大惑不解,暗暗为之捏一把汗。经过漫长的岁月,印尼政府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心服口服,批下了准字。
事实是:员工迅速增加,1958 年从年头 50 人增到 521人,5 年后翻一番达 1027 人,又 10 年后增 16 倍达 16703 人,再 10 年后达 45797 人,1989 达4800 人。产量也是逐年翻番,1963 年为 3.2 亿支,1973 年为 6 亿支,1983年为 250 亿支,1989 年达 410 亿支。厂区总面积 302 公顷,有 9 个单位厂群。于是丁香烟迅速占领本土市场,“盐仓”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5%,在其他丁香烟厂商的共同协力下硬是逼和印尼市场洋烟占有率萎缩到极限。“盐仓”丁香烟并向国际市场拓展,从新加坡、港澳和马来西亚起步,拓展到加拿大、日本、英国、夏威夷、沙特阿拉伯、瑞士等国。其输出量占全国丁香烟总产量的 1%。规模效益实现,年产值 13 万亿印尼盾,年盈利 8000万美元。为此,印尼政府也大获好处,丁香烟生产所提供的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 3%,“盐仓”上缴的税收占全国烟税的 40%。

以人为纳,以德为本,经营管理之密诀
人是第一生产力。培植全体员工共存共荣意识,树立以厂为家的思想,以此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是企业管理的最高技巧。
蔡云辉从三个方面来实现这个目标。
把员工的福利、劳保视作与生产一样重要。在第一单位建有命名为“和平盐仓”的住宅区,供监工以上的职员居住,他们可以分 6 年付款买这些房子。还建有能容纳 5000 人的集体宿舍,供离家远的单身女工居住(女工占90%),宿舍内的家私和设施应有尽有,比她们家里还齐备,每个客厅都有电视机。体育设施完善,有可容纳 1500 名观众的“哈林”蓝球场,一座名叫“三渣雅”的兵乓球体育馆,内设运动员宿舍,一个国际级的游泳池,两个网球场,四个排球场;还有座羽毛球体育馆,一座体操健身房。为东爪哇省培养了不少运动健将和国手。医疗卫生有保障,厂内有医院,设有门诊、疗养、营养、计生、妇检等各部,免费为员工服务,每天到医院就诊达 8 百至1 千人次。厂内医院认定需要长期住院的,就介绍转入谏义里市立医院,一切费用由厂方支付。尊重宗教信仰,每个单位都为回教设立祈祷室,并建有一座可容纳 1500 人的清真寺;也为基督教徒建了礼拜堂。工厂还规定,凡一家三代都是该厂员工的,他们因伤残、患病、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者,均可享受终身养老金。
蔡云辉怜贫惜寡,关心和善待员工,有真挚的同情心在谏义里是有口皆碑的,关于他这方面的故事逸闻多不胜数,也是员工们喜闻乐道的。其中有一个敦促苏约梭成亲的故事,外传不衰。故事发生在 1969 年,工厂里有个普通男工叫苏约梭,当年已 49 岁,年近“知命”尚未成亲。论说,这儿是“女儿国”,仅占 10%的男工,别说讨一个老婆,就是讨 10 个老婆也只是开口之劳。那么,苏约梭为何没成亲呢?原因有二:一是苏约梭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孤家寡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替他操心婚事;二是他在工厂仁爱的氛围感动下,以厂为家,忘我工作,把婚事给耽搁了。蔡云辉知道了这样事,身为大老板,却把一个普通工人的婚事放在心上,把它当作一件事来处理,当年便帮助苏约梭物色对象,并敦促其当年洞房花烛夜,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
蔡云辉虚怀若谷,乐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论是内亲外戚还是友人陌客;不管是高层职员还是低级工友,其意见正确与否,来者不拒。一个有巨大成就的大企业家,大多刚愎自用。而他却不,难能可贵。因而进言者很多,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意见,使自己始终头脑清醒,之所谓“兼听则明”,所以决策正确。同时加深了同员工的亲密关系,愿“为知心死”,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分散投资,统一经营,合成企业少风险。
清华糖厂度日维艰,罐头厂倒闭,皆因原料供应不足之故。
最初,“盐仓”所需烟纸由法国“勃伦斯特英”工厂提供,不但要花费大量的外汇,且常常因外汇汇率波动,烟纸调价,运输因素,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等,或影响成本,或影响生产。为此,蔡云辉亲自到法国参观造纸厂,用两年半的时间与法国“菲英·斯特洛伊”和“雅各·布利”两家公司谈判成功,投资 5000 万美元,于 1989 年 3 月建成了占地 21 公顷的“苏利亚西萨”烟纸厂,年产烟纸纸 6000 吨,自给有余,还有 50%的产量投放国内市场和输出。该厂还兼生产复写纸和幼庄印刷纸。同时在马都拉岛开垦了烟草种植园;在外南梦拥有丁香种植园。
自家有“兵”好使唤。组建运输队,拥有 730 辆汽车 3 架直升飞机。企业自置飞机,印尼仅此一家。组建专业消防队按治安编制,装备 4 辆现代化消防车。还有一支土木工程队,负责承建和修葺厂房,也参加帮外修桥铺路慈善活动同时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在泗水建设“哈林银行”,并涉足旅游业,建国际大旅馆;在谏义里开办娱乐场等。

融于社会,报效人民,有了大树好乘凉。
印尼是东南亚较常发生种族冲突出现骚乱的一个国家,原住民尤其宗教极端的人如有忿忿不平之情绪,就以破坏华人财产而泄愤。而在谏义里,当地人不但不会破坏“盐仓”,要是遇着外来侵犯者,当地人民也会挺身而保卫“盐仓”。
因为,谏义里人民不能没有“盐仓”。1989 年统计,“盐仓”拥有员工 48000 人,90%是当地人。按员工每家 5 口人,那就意味约有 25 万人直接间接与“盐仓”有关系,那是谏义里全市的人口。1986 年,谏义里县(相当地市)地方生产总值 4222 亿盾,人均收入约 32.5 万盾,而“盐仓”所在的谏义里市的人均收入却高出 5 倍,达 180 万盾。此外,生活与“盐仓”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商人、三轮车夫、自行车看守者、小烟贩、烟农等等,其人数相当庞大。
玛琅埠普拉威渣雅大学前任校长哈尔梭诺博士说过:“盐仓烟厂不仅仅在商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还具有自觉的民族责任感。”博士用下面的事实支持他上述的观点:无私捐资办学,包括一所残疾儿童的特种学校,全国各地大学楼宇刻有“盐仓”标志的说明是“盐仓”捐资兴建的比比皆是。在烟厂所在地,耗资 4 亿盾建设的富丽堂皇大礼堂、可供全国比赛之用的“迪托约梭”游泳池、“俾斯摩少校”柏油路等,甚至全县全市的新型路灯、十字街电脑交通红绿灯等无不是“盐仓”的奉献品。“盐仓”还为六个村建了村公署和礼堂。
1988 年,“盐仓”丁香烟厂诞生 30 周年志庆,为了“与民同乐”在印尼全国 78 个城市建立“欢乐舞台”表演文娱节目,免费招待人民参观。同时向全国各省府奉献“慈善捐款”合计 3.8 亿盾。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印有“盐仓”标志的汽车开过,就有市民起来致敬。

爱国爱乡,生荣死哀,家乡人民缅侨贤。
蔡云辉虽然童年出洋,但依然桑梓情深,热心家乡经济建设和教育公益事业。早在 50 年代,他就慷慨解囊捐建了音西礼堂和溪前小学。80 年代,为了帮助家乡经济建设,无息无条件无期限贷款 600 余万元建了福清华侨罐头厂。福清侨中和福清医院内、外科大楼及中医大楼建设,也都有一份他的丰厚馈赠。他还捐资了石竹山风景区的进山门和通顶的 1000 余级石阶.....
1985 年 8 月 28 日,蔡云辉因心脏病,汤药无效,在新西兰澳克兰医院与世长辞,享年 62 岁。噩耗传来,印尼上至总统、内阁部长、省长,下到地方官员,皆致送花圈、或唁电志哀;外国厂商特派代表莅临执拂。生荣死哀,何殊一国王侯的驾薨!家乡人民也举行了哀悼和缅怀活动。
如今,蔡云辉生前所缔造的这个璀灿的世界丁香烟王国,由其遗孀陈淑贞携四位公子和二位千金共同承继,大公子蔡道行出任董事总经理。子承父志,事业不断发展,宏图无量;同时接过父辈爱国爱乡旗帜,在水利工程、道路、学校等建设中给于无私援助,并在家乡投资办厂,为繁荣家乡经济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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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使者、爱国爱乡
侨领林同春

郑敬平

林同春,1925 年 7 月 2 日(农历乙丑年五月十二)出生于龙高半岛南端—东翰村,9 岁(1934 年)应父命随母去日本至今,依然持中国护照。现为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副主席,日本神户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华侨总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中华同文学校董事长,旅日华侨恳亲会委员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1994 年金秋,福州市人民政府授于林同春“福州市荣誉市民”的决定,市长金能筹宣布了市政府这个决定,并把金光灿灿的“城市钥匙”交给了林同春。福建省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向林同春颁发了证书,同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林同春先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侨领,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友谊使者。还说,林同春先生一向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团工作,对家乡一往情深,为促进中日交流和福州市对外开放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下面记述的是林同春先生致力中日友好,爱国爱乡感人致深事迹的几折片断。
“一衣带水”一词的确很优美,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陶醉在这优美的词语中……我们不应该忘记两国间发生的那段不幸的历史,而要将历史的本来面目教育给子孙后代。
这是 1988 年,中日恢复邦交 15 周年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10 周年之际,林同春为令媛林爱兰主编的一册大型摄影集《一衣带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之回顾》所作的发刊词中写下的肺府之言林爱兰是林同春的三女儿,曾用 7 年时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国际政治。她主编的大型摄影集厚达 450 余页,一半是照片,有中日交往的图片,也有日军蹂蹒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资料;另一半是中日对照文稿,都是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真正撰写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该书由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发行,在国际产生深运的影响。
1988 年 10 月,林同春作为嘉宾受邀参加新加坡福清会馆“三庆”活动,他在庆祝宴会上用家乡方言发表演讲,一句“头顶别人天,脚踏别人地”说得众乡亲“两眼泪汪汪”。
因为穷才出洋。
东翰,从前只是一个村,在福清可谓“偏远的海角”,在以水丰贫作为“膏腴”或“不毛”之地分水岭的小农经济时代,这里因缺水而贫穷。林同春在《忆童年》中说:“在我孩提的记忆里,家乡的大海是那么的美丽,但人们都过着贫苦的日子。我七岁那年,一个弟弟活活饿死了,父亲出于无奈漂洋过海到日本谋生。那时,我虽然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而且本村的祠堂里有个私塾,可我只能羡慕地看着别的孩子夹着书本上学去,自己连想也不敢想能读得起书。父亲初到异帮,饭都常常吃不饱,心里很想让我读点书,可是没钱,只好悄悄地流眼泪……
“后来,好心的舅舅把我和母亲接到东陈村的外婆家一起过日子。外婆一家都是农民,生活也很苦。……我也捡猪屎、放牛、刨地瓜丝、剥花生干些小孩能干的活。第二年,外婆举家迁到双人掌村,这村里的富国寺里有个私塾,母亲下决心把我送进去读书,可惜才读一年,母亲就带着我远离家乡,到日本去了。
林同春随母到达日本第二年,日军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前奏“芦沟桥事件”爆发。当时,他的父亲林斯灿老先生本打算卖完手头的布,收回资金,凑足盘缠举家回国。无奈,当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最后一趟轮船已经启航了。为此,作为敌战国人民在日本生活,备受欺凌的日子,在林同春少年的心灵上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林同春一家原来定居在京都府北部的丹后半岛,因为那里的舞鹤港是日军的军事基地,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被赶出半岛,被迫投靠在冈县津山的一个同乡那里,一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林同春还小,在津山鹤山中学念书的时候,有次上军训课,日本学生操着竹枪向着写有“邱吉尔”、“斯大林”…,…的草人刺杀时,教官强迫林同春与草人站在起,然后命令学生“向这个臭支那人刺杀!”他少年的心在滴滴消血…
1995 年,《中华英才》举办“南湖杯”世界华人“我的一天”征文。林同春写了一篇题为“愿这一天永不再来”的文章,说的是 1942 年,那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炽化阶段,而且战争形势由法西斯势力猖獗转为反法酉斯力量崛起,日军失利,使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把全国划为近 50个区,规定外国侨民只能在所居住的县境内活动,不得擅自越境,加强控制,害怕“内院起火”。那时候,林同春已告别学校,为谋生而奔波。由于战时日本所有工厂不生产民用品他只好肩贩旧货而糊口,从城里收购旧衣,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去卖。文中写道:“那一天,我穿过姬新线往东到了冈山县县境的佐甲站。…我走进山里,在山麓的一个下坡处,我绝对不会想到迈下坡去一步就是另外一个县境。这时候,县境的标志就像陷阱一样险恶,而我恰恰没有看到那险恶的木桩。”于是他被疑作间谍被警察拘警,百般折磨。文章接着写道:“什么时候昏睡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朦胧中,听到个声音吼道:‘站起来!接着,一个大皮靴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另一个警察又是一脚,嘴里骂道:“畜生!起来!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半天爬不起来,周围的警察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我,像在戏弄一条离了水的鱼。我想我一定要站起来,决不能让他们这样地污辱一个中国人。”文章最后写道:“尽管我一生也有许多美好的时光,但我将这一尘封的黑暗记忆揭开来,是为了使人们水远不要忘记战争。”
战争不能忘记,和平还需努力。
林同春不仅在与日本友人同堂讨论“与亚洲共生存,与亚洲共前进”的题目时说:“华侨是最爱和平的。”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促进世界和平不懈努力,贡献自己的心智。
战后,林同春原本可以取得日本公民权,但他却不。他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虽然在 80 年代之前拿着中国护照还不好获得签证到发达国家开展商务活动,而他无悔。正是他的骨气,博得了日本友人的敬重,在异国的土地上,凭着侨厦文化培植而成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诚信忠实的品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明才智取得事业的成功:在日本神户、大阪经营中国百货公司、中央纤维厂、制药厂、北京饭店等,同时兼营房地产,年营业额 30 亿日元。他在旅日华侨中,其资产并非最丰,但他对侨居国的贡献却是名列前矛,为的是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侨学校,要数日本神户的中华同文学校。该校由梁启超倡议,建于 1899 年。1945 年 6 月,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战火,学校毁于美国原子弹 1958 年,林同春协同旅日侨领组建了重建中华同文学校的筹委会,带头捐资500万日元,此后每年还认捐100万日元作为学校经费。1984 年,该校成立 80 周年,校董事会举行盛大庆典,林同春又捐款 5000 万日元,成立了“育英基金”。在日本兵库县的王子公园内,有一座多棱型的白色建筑,为明治时代大约 1800 年后期西洋人建造的一座洋馆,是林同春和几位日藉华人合资买下送给所在地政府,被列为日本国家级文物。1978 年,神户关帝庙失火损毁,次年当地民众募捐修建,林同春也不后人。此前的 1966 年冬天,他还捐送神户市生田区社会福利协议会老人几百床毛被子以防冻,并为建立流动澡堂解囊相助。高尚的人格和乐善好施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敬仰,先后被推举为神户市土地规划委员会委员,兵库县“外国人问题与区域国际化”委员会委员。1990 年初,林同春被日本放送协会邀请上电视,作半小时的国际时事、中日关系的访谈。同年 5月,兵库县政府授于林同春“国际协力功劳奖”,表彰他为当地社会、华侨社会以及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事业所做的贡献。他是乞今为止在日本受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
1985 年 11 月 26 日,为纪念国际青年节,加深中日两国青年的理解和友谊,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日中协会和旅日华侨(21 世纪)中日青年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别开生面的中日青年交流活动—中日青年友好汽车之旅,在日本神户港举行启程典礼,日本青年和旅日华侨青年约 150 人带着 34 辆面包车和 2 辆卡车登上“鉴真”号轮船西渡华厦,与在上海港迎候的 80 名中国青年汇集,分乘 36 辆汽车北上,途经无锡、镇江、徐州、曲阜、泰安、济南、天津等地,全程 1700 公里,历时半个月,到达中国首都北京。中日两国青年沿途进行友好联欢和参观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林同春是这次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中日友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并负责提供所需汽车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的条件。他与日本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副社长和田淑弘是朋友,便找他帮忙。起初,和田君以为生意上门,乐不可支满口答应,等他明白过来是免费报效 30 辆面包车时,委实吓了一跳,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如此大开狮口。但不知是林同春人格的力量,还是被他致力于中日友好行为所感动,仰或二者兼有,和田君最后还是决定向董事会请示,意料之外得以同意,并决定所有车辆跑完全程后,全部赠送给中国主办单位。后来发现 30 辆车不够用,二百多号人的行李没计算在内,所以又增加 5 辆;再仔细检讨下,认为有必要再加一部修理车,以确保一路顺风。所以,马自达汽车公司为这次活动实际赠送汽车 36 辆,其中 2 辆卡车。林同春在启程典礼发言说:“希望每个团员用其脚步,一步一步留下和平和友好的种子。”
我是中国人,我希望祖国富强,家乡繁荣。我也希望全体海外华侨时刻不忘祖国,第一要想到祖国,第二要想到祖国,第三还是要想到祖国!一句话,爱国,多作贡献!
这是 1992 年,林同春出席福建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时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他在《忆童年》中说:“1954 年,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一个访问团到日本时,曾到神户访
问我们旅日华侨,使我们这些久居海外的中华子孙深为感动,并对新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激发了更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多做贡献。”
1972 年,林同春回国参加广交会,顺路回到故乡东翰,这是他阔别故乡 41 年之后的第一次。那时“动乱”还没结束,还没有人怀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什么不对,农村还是“三级所有制”,大队下面是生产队,出工记工分,男劳力每天 8 分,女劳力(也称半劳力)每天6 分,最好的天年每个工分也仅够买 5 盒火柴,当地群众叫“番仔火”,桌上有干饭和肉滑粉便是过年;农村于部最惦记的是每年一次全县三级扩干会,会议伙食有白馒头和山东白菜煮肉。但是在林同春眼里,他所看到的故乡面貌与出国前孩童的记忆确实是翻天覆地。最令他感动的是新中国社会风气真好,没有吸毒,没有妓女,没有赌博,没有乞丐,也没有小偷,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然而,他感觉到的和乡亲所说的相同,故乡还是缺水。1958 年建成的东张水库高干渠引到这里,但一旦干旱高干渠便断流,没能从根本解决东翰缺水面貌。于是,他临走的时候给乡亲留下 80 万日元,村里用这些钱打了 10 口井。
林同春特别热心家乡教育事业。苦难的童年,背乡离井深受欺的切肤体验,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挨打,教育兴国。1985 年捐资 60 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东翰中心小学;1990 年捐资 300 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东翰中学。同年 4 月 2 日,林同春随母亲、岳母,携夫人、侄儿等一家三代回乡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兴化弯畔,瀚海之滨,有一座原本荒芜的山丘,它的名字与日本首都同名叫东京山。如今的东京山麓,却是校舍连云,相错如秀。这里有三座成“品”字型高大的教学大楼,有集办公、阅览和科学实验于一体的多功能“回廊跨桥式”的综合大楼,有设备齐全的教师套间,有可容纳八百多人的学生宿舍楼,有可供一千余人集会的礼堂和同样大小的膳厅……白墙红顶,中西合壁,傍山而建,错落有致。
这就是林同春独资捐建的东翰中学,占地 57 亩,建筑面积 11000 多平米,目前拥学生 1480 多名。早些时候捐建的东翰小学(含幼儿园)也接纳了1100 多名儿童就学。同时,林先生还拿出 1000 万日元设立了“东翰中学育英基金”,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老师和学生。自 1992 年起,林先生还为贫困乡亲子女代交学费近 50 万日元。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我捐资教育的愿望就是要培养具有国家利益大于自己利益,热爱祖国,愿为家乡服务的人才。今天,我能为家乡做些事,感到万分喜悦。我自幼离开祖国,但时刻都想念祖国和故乡,衷心期待祖国和故乡富裕繁荣,愿意为之献出自己微薄力量。”
正是期于这种愿望,为了家乡教育事业,他不仅出钱还尽力,不顾年迈,数次远涉重洋回国,从选址、设计、奠基到落成典礼,倾注了不少心血。而当他面对鲜花、掌声、颂歌、奖匾……的时候,硕长的身躯,清癯的面容却向来宾深深的鞠躬,动情地说:“万分感谢各级政府、有关方面及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使我及我的一家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情能够具体地表达出来。……我衷心希望师生们充分利用这校舍和设备,努力教学,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振兴作出贡献。我们海外赤子,将水远与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
在东翰中学校园中心,有一座高 8 米的建校纪念碑尤为瞩目,统体乳白的花岗岩基座,托着形似火箭尾翼的巨大石雕,如同一枚拔地而起,凌空欲飞的火箭,象征着侨乡教育事业的腾飞。上面镌刻着林同春先生的心声:“人类就要迎来二十一世纪,热切希望东翰中学为迎接这一新时代的到来,培养更多的肩负二十一世纪大业的人才早在 1984 年,由林同春为会长的第 24 届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首次在国内福州举行,为帮助福建印支难民的教育事业,林同春首先倡议成立厦门集美侨校基金会,带头捐赠彩电、录相机等价值 150 万日元;1993 年又捐献 200 万日元。在他带动下,旅日乡亲纷纷解囊,使这一“基金会”最后集资达 2300 多万日元林同春十分关心家乡赴日留学生,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还经常勉励教育旅日学子:“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富起来。
希望你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好好学习,回国后多做点象样的事,建设好祖国。”神户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留学生福建发展研究会”,意在向日本各届介绍福建。林同春非常热心促以其成,从筹措资金到具体事项,事无巨细,件件过问。如“研究会”在大阪举办介绍福建的展览会,林同春积极参与,并提供了所有福建产品。展览会办得很成功,为增进福建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林同春对赈灾济难,发展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也是热心有加。他在故乡出资建了一幢三层楼作为村老人会会所。1988 年大兴岭发生森林火灾,他捐了 300 万日元 1990 年南方水灾,他捐物价值达 400 万日元。1994 年,他参加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会,捐款 100 万日元给华侨农场,救济那里的难贫侨……
钱再多总是有限的,爱国爱乡之德却是无量的。卢梭有句名言:“我深信只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因此,祖国接纳林同春为家乡的一名市民,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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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09: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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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情系故土泽及桑梓
——记述爱国侨贤方明梧先生资助

家乡发展经济的几项业绩

方家章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五年,福清的变化引人注目,旧貌新颜,今非昔比。现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市场昌盛,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一日千里,城乡基础设施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各项进步富有成就,侨乡充满一派繁荣景气。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三卷雄文引导和党的英明决策;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政策和百万人民的同策共力;同时,与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全力支持资助是分不开的。因而,今日的喜悦有海外侨胞的一份,今日的功绩也有海外侨胞的份。许多侨胞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回来投资办厂,为发展福清经济竭尽全力,他们筹集资金为家乡赠建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以发展教育;热心于家乡的修桥、铺路筑堤以及装设水电以改善基础设施,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慷慨精神是令人景仰的,不少侨贤不仅关怀资助家乡建设与发展事业,而且亲自回来考察研究并指导工程的规划和实施。方明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十月份,方先生率夫人及公子林正中先生,回国参加他独资赠建的北林中学《梧桐座》教学大楼竣工庆典仪式。我走访了方先生,了解到这座教学大楼是方先生捐资六十万元人民币建成的。从大楼设计到施工进度,建造质量他都是亲自过问的。他说:“我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只有教育发展才能培育优秀人才有了人才就能振兴民族并加快工农业建设速度,然后才能富国强民。我在海外几十年,深有感受,日夜在盼望着祖国强大、经济繁荣。祖国威望日高,华侨身托其福,在外地位也日见其高。海外赤子几十年企盼的愿望今日终于见到了,心中无比欣慰!”方先生言语不多,但语重心长,这一席话对我们来说却富有启发。方先生这几年每年都回来一次,看到福清城市建设万象更新,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在提高。城乡到处充满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他十分高兴,从而也更加热爱他的家乡。

方先生出生于 1915 年,今年高龄八十有二,身体精神都很好。他祖居在阳下镇后林山村,父方登铨务农,兄弟姐妹 5 人,旧社会生计难,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家境困苦,夫人陈清宋勤俭治家,虽然家庭清寒,但一家和睦,生活还算温顺。可是几个兄弟却因家计贫寒不能入校求学,或是入学不久中途辍学。方先生回顾当年儿女失学情景感慨万千地说:“我少年时十分羡慕入学读书,因为家庭境况不好难于实现,只读了几年私塾便中断了。所以我特别重视教育,也热心于办学事业,无论是十五年前的华侨中学,还是今天的北林中小学,我都出力并希望他们越办越好,为国家培育更多人才。”方先生这一段话说明了他对教育工作者是寄以厚望的。

1942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不死,大举南进,先后三次进犯我县,四处战火纷飞,城乡满目疮痍。方先生故乡后林山村许多乡亲和各地一样,离乡背井,流落四方,方先生一家也不例外,生活陷入困境。当年秋天,明梧先生经友人介绍去印尼谋生,初到泗水,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又经历了一段困难。此时,正当日冠南侵印尼战火纷飞,无处谋生,只好转道西部边远乡村,从事农耕及小商谋生。但方先生能吃苦耐劳,不畏艰难,从小生意做起,早出晚归。奔波跋涉,而且经营信誉卓著,得到了同业人的称赞。不久之后业务就有了扩展,资金也有所积累。至六十年代初,方先生转到乡亲蔡云辉先生烟厂担任管理工作,负责组织生产和经营业务,由于他的超凡组织能力和勤恳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老成持重和善敦厚的性格,在烟厂里威望极高,得到厂内外上上下下同仁的信仰。由于他的管理有方,烟厂业务扩展迅速,经营效益日见显著。由于他为厂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厂方也给予他应有的谢忱。于是,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他自行创办企业,此时其子女均已相继成才立业,七十年代中期长公子方正中也在香港办厂,国内也有他三家企业。各厂规模逐渐扩大,各项业务日见兴旺,自此,方家的多项企业的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

(二)

方明梧先生事业有成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祖国,就是家乡及乡亲父老们,就是故乡的各项建设事业。早于 1965 年,方先生报国心切,率先带动海外侨胞,捐资或投资报效祖国,并专权代表旅外乡亲回国,参加福清罐头厂投资,之后县清华糖厂建立,他也十分关切,在海外广为宣传。1979 年冬至 1980 年春,爱国侨贤蔡云辉老先生,关心祖国教育, 愿意为改善福清华侨中学而捐建几座大楼。1980 年春节过后,蔡老先生请方明梧先生与蔡循池先生回国察看侨中基础设施情况并了解欠缺哪些建设项目,当时,侨中发展甚快,教室不足,亟需教学大楼一座包括实验室 8 间,图书馆也还未建,操场需要整修和扩大规模。方先生回印尼后将情况告知,蔡老先生当即决定捐资 150 万元,为华侨中学建造 6000 平米的教学大楼和 1800 平米的图书馆大楼。1983 年第二批又捐资 180 万元,建造三座共 6200 平米的学生宿舍楼和两座教师宿舍楼,以及一座现代化的 2400 平米的雨盖体育馆。之后又捐赠一批款目,以供环境改造、绿化、道路之用。在历时两年八个月的工程基建期间,方明梧先生先后六次回国,讨论方案,安排基建,了解施工进度及质量,并负责追加工程超算款目。当时方先生已年近七十,往返奔波,不辞辛劳,长途跋涉。风雨无阻,全校师生无不感激万分。这种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而顶风冒雨不计劳累的精神令人景仰,而且水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为公益事业奔波之同时,他对家乡后林山村的生产建设以及乡亲父老们的生活冷暖,向来都是关怀备至。1981 年捐资 2 万元,修好后林山村道,使崎岖不平的山道变为广阔而平坦。1985 年秋,方先生又为村部捐资10 万元,购置 35 型拖拉机一辆,为机械化耕作创造了条件。1983 年方先生回到家乡,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家乡的一片繁荣景象,十分欣喜。农村生产发展,农业收入增多,乡亲们生活富裕了,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热心捐资 40 万元建造村电影院,并购买一台电影放映机。同时,还为村里修建村道,修建老人活动中心等项目慷慨捐资。

方先生这几年最大的贡献于支持教育,1983 年捐资 25 万元修建了小学教学楼,1994 年捐款 50 万元,兴建后林山中学教学楼,后又捐资 10 万元购置教学设备。今年又捐助 50 万元,再建中学“梧桐座”大楼一座,至此中学基建基本上已配套齐全,唯只缺学生宿舍一座,方先生得知后立即表态,再捐 25 万元供建造学生宿舍之用。方先生在离开家乡返回印尼之前,又在村两委干部陪同下,察看了小学和卫生院,小学一座教学楼先前也是方先生赠建的,因建造时间较久有些老旧,卫生院地方窄小环境不好,方先生有意于 1997 年将小学旧楼及旧卫生院重新建造,以改善家乡教育和医卫事业设备条件,为家乡人民造福。方明梧先生的爱国爱乡、关怀家乡、关心父老,造福人民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以八十有二高龄,亲自回乡探亲访友,关怀公益事业,慷慨捐资解决教育、医卫、文化等事业设施不足的困难,全村人民对方先生的支持帮助及其为家乡做出的贡献十分感激,同时,也被他们这种爱国爱乡精神所激励,积极开发生产,努力建造家园。现在,后林山村班子团结,社会稳定,环境优美,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蒸蒸日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环境、道路、水电通讯,农田水利各项设施日趋完善。全村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的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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