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五辑

福清首次沦陷期间抗战史话

曹于恩

福清县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数次践踏闽东沿海时，都受到蹂躏。具有抵御外来侵略光荣传统的福清军民，在“战则存，不战则亡”的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不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游击战场，都给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在抗日战爭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正面战场 浴血奋战

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四十八师团和一部份海军陆战队，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分两路从长乐、连江登陆。是夜，在长乐首祉寨下滩登陆的日寇400多人，经松下到海口。翌日，日军进犯县城，我军在里美山阻击一阵后，由于寡不敌众而撤退，县城遂被敌占领，福清第一次沦入敌人魔爪。

国民党县政府于县城沦陷的前一天 (19日）迁往东张里坪，城关居民亦同时分散各地躱避。敌军进入县城时挨戶破门而入，掠取贵重物品及牲畜之类。过了几天，就有几个沒有骨气的汉奸出来组织所谓维持会，幷在城郊挖战壕，在双旌山上架大炮“防务”。不久，省保安队一、四两团配合县保安队，分三路反攻县城，敌据险死守，我无法得手，只好退回原防。

省保安纵队于5月1日接防闽江右岸后，又着手部署第二次反攻福清。5月13日黄昏，适逢下雨，反攻战斗趁雨夜开始。省、县保安队及羣众组织的游击队共数千人，分路反攻县城。保一团机枪中队、第一中队主攻西门，一团第五、六中队进攻过溪山，二团第六中队攻占玉屏山，三团第五中队袭击南门。各路士兵勇猛杀敌，一举攻占了过溪山、五马山、金翅山、十排山诸要地。有一支小队冒险占领了敌防守的要地——凤凰山。是役歼敌众多，我军殉难者也有百余人，全部合葬于凤凰山公墓。他们为国捐躯的事迹可歌可泣。

一团少校机枪中队长韩郁文奉命担任突击中央第一线任务，他率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越过护城河，破坏了敌数道铁丝网，于5月14日拂晓，冲进西门，与相继突破敌第一、二两道防线的我左右两翼部队会合，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激战中，韩右臂中弹，血流如注，但他仍不动神色，坚持指挥 ；少顷胸部又中两弹，还不肯下火线 ；后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才被部下护送到野战医院抢救。

一团第一中队中尉分队长佟振球，冲进西门时，奋不顾身，向敌猛扑，身中两弹，不下火线，终因流血过多，暈倒气绝，临终前还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万岁！”

一团第一中队少尉分队长洪士磊，率队猛攻西门，冲入阵地，身中三弹，仍坚持不下火线，直至痛极昏厥。

一团第六中队少尉分队长侯文胜，率队进攻过溪山，他最先冲过敌军第二道铁丝网，被敌手榴弹炸伤，满身鲜血倒在地上，仍奋力举臂激励战士 ：

“我已索得本钱，你们能杀多少就杀多少，要勇敢向前，冲！”说完就牺牲了。战士们含着眼泪，勇敢冲杀，很快地攻占了敌人第二道防线。

一团第六中队上尉中队长陈忠汉，攻占过溪山，破敌第一线阵地后，腰部中两弹，仍忍痛与敌格斗，卒至殉职。

一团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段嘉宾，在进攻过溪山战斗中，冲进敌军铁丝网，与敌人反复肉搏，后中弹牺牲。

二团第六中队上尉中队长杨生弗，率队攻占玉屏山。占领阵地时，敌以密集炮火阻我前进，官兵伤亡多人，杨陷身敌阵无法脱离，遂毁掉短枪、文件、钱物，以佩剑自戕。

率队袭击南门的三团第五中队少尉分队际 xxx，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以机枪歼敌20余人，至龙首桥时，不幸一弹中腹，捐躯殉国。

此役还有为后人传颂的不知名的十三壮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他们冒死冲入城中，集中机枪火力，射杀敌兵不少，可惜后援不继，被敌兵包围，壮烈殉国。事后传闻，日军仰慕他们的忠勇，曾集合士兵把烈士的遗体礼葬于凤凰山麓，幷立碑记述其事。其忠烈气概足以震慑顽敌，叱咤鬼神。

5月15日，福州敌军一部由峡兜、琯口来援 ；一部由永泰塘前登陆，迂回我军侧背，抄袭我野战医院。住院治疔的韩郁文从病榻跃起，用刺刀跟敌人展开搏斗，刺杀了几个敌人后壮烈牺牲。胡士磊因伤势过重，无法行走，被敌杀害。二团少尉中队长黃士平（进攻玉屏山时负伤送至野战医院）知此次无法脫险，持短枪坐在床上等候，出敌不意，毙敌后，身中十余弹牺牲。

我军针对敌军增援情况，卽调部队主力迅速转而阻击由塘前及琯口抄袭我左侧后方的敌人，幷布置另一部在渔溪、宏路、墩头等处掩护主力的侧后，最后把援敌击溃。敌伤亡很多，退到东张，也不敢久留，连夜逃窜福州。三团第八中队上尉中队长张志舜，在渔溪协同友军作战，时敌大股合围来袭，他指挥所部坚守阵地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饮弹殉职 ；该队少尉分队长方河壬，身先士卒，冒险冲锋，被敌迀回包围牺牲 ；准尉特务长梁桂廷亦在此役中弹身亡。

嗣后，日军进犯东张里坪，民房被毁掉数座 ；东张街商铺亦在敌侵扰中遭受焚毁。对于敌人罪恶行径，我军官兵无不义愤塡膺，给予有力回击。还击战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仗可算是东张塔山阻击战。

7月1日，盘踞福清之敌挟炮十余门，调数百名士兵，分两路 ：一路进犯石竹山下的眞武殿，一路包抄龙臂岭，企图合围袭击东张塔山。保二团一中队上尉中队长刘兴安，率队阻击，敌弹如雨，刘腿部受伤，士兵欲将其送到后方，他坚辞不走，继续指挥作战，身受伤十余处后牺牲，死时两目怒张。目睹此情，该队官兵无不为之感动，各自裹伤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守住了阵地。

扎在塔山上的是保二团一个加強中队，配有一挺重机枪和六挺轻机枪，他们严阵以待。为诱敌中计，给敌人以最大的杀伤，我守军直到日军进到半山腰时，肖仲光中队长才下令打。这时轻、重机枪、步枪齐发，愤怒的子弹射向敌羣。我守军居高临下，把敌人打得屁滾尿流。打死打伤日军108人，日军联队队长秋元一员亦被击毙，剩余的日军只好龟缩到洼地里。从清晨到黃昏，日军发动数次冲锋，均被我军打退。日军只得丢下87具尸体，狼狈逃走。

敌进犯东张失败后企图报复。7月16日调集驻在海口的日兵300余名取道北区沶头大山崎岭再犯东张，我游击队员二十多人埋伏要冲袭击，在敌机枪大炮下鏖战竟日。7月19日，敌从东张水井方向以猛烈炮火向半岭攻击，保一团第九中队中尉分队长刘振德率队在半岭设伏还击。他与战友立下“与阵地共存亡”誓言。激战中，刘腹部中弹，仍忍痛指挥，从容应战，后又伤及腿部，血流不止，壮烈牺牲。士兵们含泪冲杀，终于守住阵地，使敌不能逾越。7月24日，日军津川联队，以步骑兵300余名，炮4门，再一次进犯眞武殿塔山，保一团第十中队上尉中队长朱联萼率队防守，敌施放糜烂性毒气弹40余发，我方官兵伤亡甚多，然而斗志幷不因此动搖，更增強了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自寅至午，敌不得逞而退。驱逐外患，众之所望。

8月25日，我方第三次大举反攻福清县城。保四团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谢兆樑，少尉中队长刘德发率队攻占过溪山要地。敌炮火猛烈，刘誓死扼守旣得阵地 ；谢冒炽烈炮火往返冲杀，负重伤不下火线，仍高呼杀敌口号，誓与阵地共存亡。

第三次反攻，融城虽然没有攻下，但敌人受到数次致命打击，也已丧胆气馁。

游击战场 打击有力

1941年4月下句，中共福建省委委员陈金来，与闽侯人郭仕春等在阳下玉岭村组建一支3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队伍，不久队伍就发展到50多人。

这支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強的小分队，拥有机枪1挺，长短枪30多支。他们先是与退踞在福清成立“福平沿海抗日游击指挥部”的国民党平潭县长罗仲若合作抗日，队伍编为“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陈金来任中队长，郭仕春任参谋长。后队伍转移到长乐，幷入共产党领导的“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福清队”，是总队的主力。这支小队，在打击日寇中，英勇善战，亦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游击队成立不久，日军派数十名鬼子兵下乡扫荡，耀武扬威地经过玉岭时，被我游击队击毙1人，余敌拖着尸体，仓惶逃窜。下午，敌人出动大批队伍，用山炮轰击玉岭，进行报复，但不敢靠近玉岭。

日军侵占县城后，派一支队伍驻在松潭钟山顶“防卫”。驻扎在山上的日本兵经常下山到附近各个村落抢掠民财，侮辱民女，周围羣众惨遭蹂躏。为剎下敌人的野蛮气焰，在羣众中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游击队决定，待敌人下山“扫荡”时予以袭击。一天，游击队挑选精悍队员20多名，埋伏在安民桂巷附近，伏击下山残害羣众的敌兵。激战20分钟，打死打伤日本兵数人。当钟山顶上敌人开炮轰击出事地点时，我游击队已迅速分散，安全转移。

6月，游击队转移到长乐的第二天，日军出动步兵200多人，带着重机枪7挺、骑炮3门，由三溪向江田方向进发“扫荡”。我福清队埋伏在三溪后山的森林里阻击敌人。当日军行进在三溪村外的道路上时，我游击队出其不备，从背部用机枪扫射。由于道路两旁都是水田，敌人挨打后无法散开，不得不就地臥倒，用机枪和骑炮往三溪山麓乱轰。激战半小时后，我方考虑不宜和敌人打阵地战，于是后撤，敌人也急急忙忙向江田方向开去，我又组织力量·50·向江田袭击。翌曰，日军撤回长乐县城时，虽以机枪开路，沿途仍遭到各乡后备队的袭击。在这一战役中，长乐队陈亨球和福清队陈金金不幸中弹牺牲。

8月4日，敌酋马菅地区守备司令中岛中佐，带日军100多名，分乘两艘汽艇，从营前往蔗岭视察工事，在东渡乡伪区长陈望溪家吃饭。陈为博得敌酋的欢颜和赏识，大摆酒席宴请日军。中岛问 ：“陈区长，你们第四区有没有游击队？”陈答 ：“我们这里游击队从来不敢来。”于是日军大吃大喝，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那晚，天气闷热，日本兵吃饱喝足，脫衣卸装，七歪八倒坐在船上。

我游击队得到情报，精选了英勇善战、熟悉地形的48名游击队员，其中福清队16名，组成一支“敢死队”，配备1挺捷克式机枪、40多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埋伏在敌艇必经的琅尾港南岸小冬埔桔林里。当敌艇进入我方伏击圈时，“打！”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机枪、步枪、手榴弹声与我方指战员的喊杀声响彻夜空。敌弄不清虛实 , 乱成一团。敌艇进退维谷，靠岸行驶，妄图避开我方火力。这时，福清队4颗手榴弹准确无误地摔到敌艇上，炸得敌艇倾斜搁浅，敌兵见势不妙，纷纷跳水逃生，由于潮水刚涨，水浅泥深，敌兵脚穿长靴，一栽到河里，就陷入淤泥不能自拔，个个成了活靶子。

另一艘敌艇从佑林村方向用迫击炮和机枪向我扫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游击队迅速撤出阵地，退到西埔乡。

这一役，在我游击队无一伤亡情况下，击毁日汽艇一艘，击毙马营地区守备司令中岛中佐、分队长村野等官兵42名。是福州地区第一攻沦陷期间最成功且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羣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受到中共华中局的表扬和中共福建省委的嘉奖 ；许多爱国华侨纷纷从海外寄来慰问信表示祝贺 ；国民党报纸也大事宣传。

处处挨打 狼狈遁逃

日军第一次入侵福清，屯兵于海口——县城一带。敌兵所到之处，劫掠奸淫，横行无忌，连六十老妪，十龄幼女，均难幸免。人民羣众对于敌人的暴虐行径，无不咬牙切齿。

时五龙羣众，预感到祸害迟早要殃及本村，便计议 ：若豺狼来犯家园，必须戳力同心，给予狠狠打击。4月29日，四名敌兵，有的背枪，有的佩刀，有的徒手，耀武扬威地进入五龙村搜索。该村羣众先在村里打死一名敌兵，后又在毗邻岩兜村羣众的协助下，在岩兜洋、凤屿、龟山等地处死了三名潛逃之敌。海口日军发现四名士兵失踪，便派几个汉奸探查，虽知死讯，但也一无所获。

五龙羣众用事实警告敌人 ：民心不可侮。也使民众猛醒 ：对敌人不可忍辱屈服，只有斗爭，才能生存。于是各地羣众便纷纷组织起游击队，锄奸杀敌。他们深入敌巢，活擒汉奸、敌特，綁杀各乡敌伪代表，挞伐敌伪保甲组织，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7月22日，敌到东张“扫荡”被我包围，海口日军便派出200多名敌兵驰援。我游击队得到情报，卽分兵埋伏在敌必经的骑岭亭山坡上袭击，战斗相持8小时，毙敌4名，击伤10多名，击毙敌战马1匹。敌耗炮弹200多响，子弹数万发，终未能进抵东张，达援救之目的。

敌人处处挨打，恼羞成怒。这时在海口的日军，一面侮辱、残杀过往行人 ；一面以“扫荡”威胁，曾于一天深夜，到星桥村擒杀无辜羣众10多人。敌人的疯狂暴行，动搖不了我军民抗战的决心，我游击队仍加紧杀敌，打得敌人寝食不安。

敌人黔驴技穷，一方面派飞机狂轰滥炸，残杀无辜（最惨的是南厝村，百余戶羣众的家园炸成瓦砾，死尸枕籍）；一面派岗设卡，推行“封锁政策”，禁止占领区与游击区羣众互相往来，肆意射杀过往行人 ；同时玩弄诡计，暗将敌兵运往战舰，明将敌兵运回，造成增兵假象。这一切，仍挽救不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8月28日，敌人突然戒备森严，见人就杀，这是敌人招架不住，准备撤退的垂死掙扎。我方得知敌人卽将撤退的情报，连夜分别从斗垣、牛宅等处向海口敌据点扰袭，血战到翌日拂晓方撤。敌人派飞机狂炸，派兵搜勦斗垣、城里、前村、牛宅等村，被焚毁房屋数十座，被杀害羣众50多人。我英勇战士仍以不屈不挠精神，与敌人作殊死斗爭。

9月2日，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纷纷溃退，所过之处，极尽野蛮残暴之能事。我军民截击从县城撤出的敌人，俘获敌兵一名，战马两匹 ；后又追击从海口撤出的敌人，夺获战利品无数。迄至是日中午12时 ；海口残敌始全部退上敌舰，急遁而去。被日侵占137天的福清终告光复。

雅加达融侨创立的“翡翠文化基金会”简介

邹访今

“翡翠文化基金会”是印尼雅加达融侨创立的文化机构。1959年前后，旅居印尼的华侨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掀起学习印尼语文的高潮。当时虽然各爱国侨报每周都拨出一定篇幅刊登有关学习印尼语文的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华侨读者的需求。在此情况下，“翡翠文化基金会”便应运而生了。

“翡翠文化基金会”初期，出版《印尼语文学习》月刊。经费靠雅加达玉融公会主席郭毓秀等几位融侨筹划支撑，印刷由振源印务公司承担。主要工作人员只有两个，而且是业余性质，一个是雅加达玉融公会秘书处的融侨陈燕生，另一个是雅加达振強学校教师客家华侨杨兆基。他们旣要组稿编辑，又要写稿，甚至连发行工作都要包揽下来。没有一个办公处，只好在家办公。一切条件都很困难。

《印尼语文学习》月刊，是十六开三十二页本。读者对象，以华侨教师、学生为主，兼顾侨商小贩。内容包括印尼语日常会话、印尼语外来词汇、印尼文来往书信、印尼语文词义辨析、中印文对照的印尼文学作品等等。月刊发行额初期只有二千份左右，以后逐步发展、扩大到七、八千份，遍及印尼全国。

六十年代初期，印尼颁布新闻紧急法令，禁止非拉丁文报刊出版。《印尼语文学习》月刊因为不同于其他中文报刊，內容虽有中文，但属注释印尼语文性质，故独倖免被取缔，仍然照常出版。嗣后，鉴于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月刊大胆改版，冲破“禁锢”，扩大篇幅，充实內容，除了继续刊登印尼语文学习资料外，也刊登用中文写的华侨史料和其他诗文，面目一新，成为当时影响华侨社会的唯一的中印文综合性刊物。

1961年以后，“翡翠文化基金会”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办好月刊外，同时出版中印文各种书籍。先后出版有记录十八世纪中叶雅加达华侨惨遭荷兰殖民主义屠杀的《红溪惨案始末》（李平译述）、华侨与当地人民幷肩反荷的《天地会》（慕由著述）、记录十九世纪以来“猪仔”华工受压迫、受剥削、流血流汗繁荣当地的《勿里洞华工事迹》（常习之著）等中印文物丛书 ；还出版有反映华侨热爱祖国以及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友好一家的《印华文艺作品选》、《评论选》（黃裕荣编）、为华侨提供学习印尼语文的工具书《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词义辨析》（均为杨凡编）、《商业经济名词汇编》（梁因明编译）、自然科学丛书《印尼药用植物（I)》( 万隆青年自然科学会侯汉宏、傅斯德编）以及中印文对照的《阿 Q 正传》（陈燕生译）等书籍。

这些书籍的出版，对增进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中特别是中印文物丛书的出版，以铁的史实充分说明旅居印尼的华侨同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勤劳的双手以至鲜血和生命为繁荣当地所作的贡献，有力地戳穿了所谓“华侨经济是殖民经济残余”的谎言谬论。

1964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这是中印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翡翠文化基金会”花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及时地出版了印刷精美的《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画冊》（由吳亚蒙等人编），内收五、六百张图片，纪录了中印友好关系光辉灿烂的史实。

“翡翠文化基金会”直到1965牟10月被迫停止一切活动。

崇武遭劫记

归侨徐基忠

一九四八年阴历八月间，我和堂弟基堂及堂弟妇、侄儿等，由巴城（现称雅加达）搭芝査兰加轮回国，七、八日后抵厦门，转搭闽明轮船回福清（闽明轮原是日本的铁壳小轮船，日本投降时被厦门要塞司令部接收，改为客轮）。

八月三十日（阳历十月二日）傍晚，船行至崇武附近，因发生海啸，乃开往崇武沃（卽崇武镇）避风，于九月初一日清晨五时许抵达崇武船坞。同船男女老少归侨共八十一人，分别来自巴城、梭罗、三宝垄等地，都是福清人。由于轮船搁浅，大家就推我为代表，到崇武镇公所请求保护。镇长张志华当卽带四个镇警下船“保护”。当时海浪如山，乘客全部离船上岸，三、四个船员不知跑到哪里去。镇长叫我们到附近马祖庙暂住。过了约二个小时，风停了，我们下船去看，船上行李全都不见，连船舱板都被拆去，整条船只剩下一个空壳和搬不动的轮机。我们去找镇长，他推说是被羣众散抢。我们要求追究，他说羣众散抢无从追究。当晚，我们被安置在天主堂过夜，由镇公所煑咸粥给我们吃。次晨吃过早饭，镇公所发给我们每人国币三万五千元，说是向羣众募集来的款。显然，这一严重事件是张志华一手制造的。他先把我们骗离岸边，然后派人搬走船上所有财物，却以羣众散抢来搪塞。因此我们卽到惠安县找县长呂尘心交涉。呂表示会进行调查，把我们安置在客栈过夜（同船难侨中，城关马醒官一家六人，东田莫姓夫妇二人及海口登俊林乌猴等共十余人，因身上带有金饰，已先行回融。到县城找呂县长交涉的，只我们身无分文的六十几人）。

过了一夜，我们卽离开惠安，当晚步行至仙游枫亭。因人生地不熟，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投宿。后来幸好查得当地稅务所有一个福州人，当卽前去请求帮助。承为安置在客栈过了一夜，次日乘汽船至涵江，再步行至渔溪过夜，又次日才各散回。

在崇武时，难侨中阳霞乡高厝人高扬忠夫妇哭着要去投江自杀 ；一个家在云中洋的寡妇带着六个儿女回国，所有财物全被抢去，状更可怜 ；阳霞乡另一对夫妇带两个女儿回国，由于财物被抢，抵家后无法生活，只得把女儿卖掉。其他难侨，绝大多数生活也都受到严重威胁。

回到福清后，我和基堂夫妇等与难友陈文生（卽米仔，后山北人）同到县海外华侨协会向会长戴圣昌汇报被抢经过，后由侨协出面，以张立夫（县政府军事科科长）、林启祥为专员，带同我与陈文生，一起到惠安去交涉。

抵惠安后，张立夫找驻惠安的省保安团团长胡季宽请求帮助，胡派几个队兵同我们到崇武去。到达崇武后，镇长张志华设宴接待我们，但过了两天，交涉不得要领，我们只得返回福清。此事当时虽获得各方的广泛同情，省、县报纸也都登载其事，但终不了了之。

解放后听说张志华是崇武四大匪首之一，镇反时被人民政府镇压。

千岛华侨一段春

——回忆印尼华侨欢迎我国领导人访问印尼的情况

邹访今

1950年8月我国与印尼建交至1968年印尼单方面宣布中断两国邦交的十八年中，我国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当时职务）等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过印尼，受到印尼朝野和广大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五星红旗和红白旗（印尼国旗）满街满巷迎风飘扬，盛况非同一般，我国领导人访问印尼，在中印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友好篇章，也给侨居印尼的华侨洒下万缕春光。当时我在雅加达《生活报》工作，同广大爱国华侨一起热烈地欢迎过来自祖国的亲人，如今几十年过去，印象犹新，历历在目。现将记忆所及追述如下 ：

一、欢迎周总理 欢歌遍地起

周总理是最先访问印尼的我国领导人。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的秀丽山城万隆召开，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后又应邀作为印尼的国宾。

记得当时关于周总理将亲自出席亚非会议的喜讯传到海外后，印尼广大爱国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雅加达华侨立卽组织一个“欢迎周总理工作委员会”，融侨郭毓秀当选为“工委会”领导人之一。亚非会议所在地的万隆，融侨和其他侨胞也相应地成立类似组织。印尼其他各地百多个城市的华侨代表都云集雅加达，迎接周总理。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美蒋特务活动频繁，甚为猖獗，我国代表团乘坐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在香港停留时遭特务破坏，以致在飞越北婆罗州沙劳越海面时起火爆炸，全机人员牺牲被难，因此“工委会”决定成立“保卫周总理安全小组”，在会场內外暗中保卫。会场外由可靠的侨胞分头负责，会场內由采访会议消息的各华侨报刊记者负责。亚非会议于四月十八日开幕。周总理、陈毅等一行于十六日万众欢呼声中抵达雅加达，第二天早晨飞往万隆。四月十七日，万隆融侨及其他侨胞，天蒙蒙亮就恭候在万隆飞机场。约八时许，周总理乘坐的和平铁鹰，披着万道朝霞，降落机场，侨众的欢呼声浪震荡四面八方，当周总理的身影在机舱口出现，含笑地步下舷梯时，“欢迎周总理！”的欢呼声，又一次破空而起，两位小天使飞跑上前向周总理献上鲜花。当周总理频频招手，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羣，登上汽车在和平大道飞驰而进时，侨众的欢声象长了翅膀围绕在周总理身旁……

亚非会议于四月二十五日闭幕。万隆融侨及其他侨胞于四月二十六日在广肇会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场內充满了欢乐愉快的气氛，会场外的运动场上也挤满了数千侨众。会上周总理讲了话。大意说 ：我国需要建设，需要和平环境。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是要与各邻邦友好，但也决不怕強欺弱，不向帝国主义叩头。周总理的讲话不时为春雷般的掌声所打断，使得周总理不能不时时挥手，示意大家安靜。

四月廿六、廿七两日，周总理应苏加诺总统邀请作为印尼的国宾。苏加诺总统举行国宴招待，幷于廿六日下午四时陪同周总理共乘一部敞篷汽车环游雅加达市区。雅加达万人空巷，广大华侨和当地人民无限欢欣鼓舞，夹道欢呼。当汽车开到华人街“班芝兰”时，欢迎的人羣堵塞了去路，汽车不得不停下来，周总理向侨众讲话后，汽车才通过人流徐徐前进。敞篷汽车穿行许多街道，许多华侨为瞻仰周总理丰采，在此条街看了又抄小路跑到另一条汽车必经的街道去看，有不少人甚至瞻仰了周总理丰采十遍、形成一个以瞻仰总理为幸福的热潮。

四月廿七日中午，全印尼百余埠华侨代表六百多人在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酒会，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周总理在酒会上，向侨胞作了亲切讲话，再次強调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幷希望侨胞不要因祖国強大而自骄自大，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周总理的讲话，给大家以巨大鼓舞，受到热烈欢迎。周总理一行于四月廿八日离雅归国，在临别前一晚上还热情地应石扇同乡会主席肖元明之请题了辞 ：“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巩固华侨爱国大团结。”再一次表示对华侨的殷殷期望。

周总理在印尼访问期间，印尼各地华文报刊，每天都以显著版位刊登我国代表团的消息和广大华侨热烈欢迎周总理的诗文。

二、欢迎宋副委员长 爱国团结日益强

继周总理访问印尼后，宋庆龄副委员长（当时职务）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访问了印尼。

宋副委员长访问印尼，在华侨社会特别是在侨生界成为轰动一时的喜讯。

“孙逸仙夫人要来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八月十四日宋副委员长专机抵达那一天，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前大马路上挤满了来自各地各界的华侨及华裔，其中不少白发冉冉的老人、妇女和手擎彩旗的儿童。当宋庆龄副委员长的专机降落机场时，两位小天使手捧鲜花献上。苏加诺总统亲到机旁迎接，他异常兴奋地说 ：“孙中山是我从事革命的老师，宋庆龄是我的姐姐……”

当宋副委员长在苏加诺陪同下，坐上总统第1号汽车抵达总统府时，苏加诺总统亲自扶着宋副委员长下车，又搀扶着她的手一步一步登上台阶，态度异常亲热。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访问印尼期间，曾经在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接见了来自印尼各地的华侨代表。记得当时她是站在大使馆大厅的一张椅子前，数百名华侨代表分为两行排成一条长龙，慢慢地有秩序地在大厅前面移动，从宋庆龄副委员长面前经过，走到她面前时，代表们就一个一个地向她行鞠躬礼，她不断地含笑点头回礼。态度和蔼可亲。印象中宋副委员长幷没有对华侨代表讲话，只由大使馆馆员代为发给每个代表一枚嵌有国徵图案的圆圆的纪念章。

宋副委员长在大使馆接见华侨代表后，乘车回总统府。汽车刚驶出大使馆大门，就为门前站着的许许多多华侨所包围。他们鼓掌欢呼，汽车无法前进，只好停下来。宋副委员长满面春风地下车同广大侨胞见面同时讲了话，一时欢声雷动，掌声不息，而后汽车才徐徐地载着宋副委员长穿过人羣！

宋副委员长访问印尼期间，印尼各地爱国华文报刊，都以显著版位刊登关于宋副委员长活动的消息及其革命生平事迹。在印尼的一些国民党元老如陈隆吉、陈勻士等人还在《生活报》发表欢迎的旧体诗词。宋副委员长访问印尼，对华侨社会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爱国大团结。

三、欢迎刘主席 中印携手向前进

刘少奇主席是在1960年印尼排华后的1963年4月12日至20日访问印尼的。虽然此时由于排华而被取缔的华文报刊尙未复刊，华侨经商还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毫无疑问，刘主席访问印尼是中印关系好转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当地人民和华侨都无限欢欣鼓舞，印尼朝野都非常重视。

当时，美蒋特务活动相当猖獗。为了保护刘主席一行在访问印尼期间的安全，在刘主席莅临雅加达的前半个月，印尼当局就把流亡在印尼的国民党坏头头传去警告，有的甚至被软禁监视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为了配合当地政府的安全措施，雅加达的爱国华侨也相应行动起来，在刘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分头出动，夜以继日，分布在国民党坏头头住宅周围，密切注视了他们的动向，保护刘主席一行的安全。

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受到广大爱国华侨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印尼各地华侨都派出代表到雅加达迎接。雅加达华侨还同当地人民一起在大街要道搭起牌楼，路旁树起牌子，牌子上或绘上表现中印友谊的巨幅图画，或写上大幅欢迎标语。整个雅加达都张灯结彩，打扮得漂漂亮亮。四月十二日刘主席抵达雅加达那一天，各华侨团体、华校师生以及其他阶层人士，天濛濛亮，就把机场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两边站得满满的，有不少华侨还牵男带女，全家出动，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斯时，笔者也在路边迎候。

约九时半左右，刘主席一行专机在印尼两架战斗机左右两边护卫下，从太平洋那边天空飞来，此时人羣中欢声雷动。飞机降落后，又过了一小时左右，在一阵欢呼声中，我们看见总统1号汽车缓缓驶来，前后左右都有摩托部队保卫，鼓乐喧天。当刘主席、王光美同志、苏加诺总统同乘的专车缓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欢迎的侨众一时沸腾起来，无数朵鲜花迎空飞舞，“欢迎刘主席”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我们欣喜地看见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在车上不断频频点头，向欢迎的人羣回礼。20日刘主席离雅那一天早晨，我们也是在这条路上热烈欢送。

刘主席在访问印尼期间，曾经在我国大使馆同来自各地的华侨代表见了面。刘主席恳切地教育华侨 ：“努力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支持当地建设，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为了纪念刘主席访问印尼，1963年底，雅加达融侨所创办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出版了《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巨型画冊，发行印尼全国。內收五、六百张图片，用中印两国文字说明，纪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爱国华侨俞昌檀先生事略

俞兆琦

（一）

俞昌檀先生1892年生于福清县融城镇西园村。父其兰，清末任县学官，家道小康，因见吏治腐败，乃辞官归田，时有三男（昌茂、昌檀、昌芝）一女 ( 琼英 )，负担重，生活清苦。先生诸兄弟少时，初识文字，就要参加劳动生产，以助家计。先生十三岁时，父患食道癌，辗转床笫经年而歿。其时一家五口，生活重担便压在年幼的茂、檀肩上。先生十六岁时从事贩运海盐及经营烧灰业务。廿岁与族邻俞昌奎等合资经营“西门油杭”与“协泉丰货栈”于西门街，各股友同心协力，艰苦经营，业务蒸蒸日上，不久便有较多积累。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勒捐迫稅，经营艰难。先生见族亲俞宏瑞、俞建鋆等旅印经商，生意兴旺，乃建议把资金转移到荷印去以求一本万利。此议得诸股友赞可，遂商定由昌茂携赀出国。1916年，茂赴泅水开设“远和”公司，旗开得胜，二年间喜讯频传，引起协泉丰股友莫大兴趣。为扩展“远和”公司业务，1918年昌檀先生受诸股友推举轮渡泗水埠，时年廿六岁。

时由“协泉丰”筹款五千元，委托俞宏瑞在本县开设的“捷远”汇兑局俞阴南经理，代汇一万元往泗水 ( 暂欠五千元，次年才还清）。那时我县经营国际汇兑的局所，都是从国外汇回福清的，而从福清倒汇到荷印殆未曾有。宏瑞先生经办此汇，讶为仅见。万元汇款在当时实为不可多得，宏瑞先生乃鼎力支持。昌檀先生亦能早作晚息，刻苦经营，从采购、运输，入仓、发售等一应杂务，事事躬亲。他还善于窥测市情，长于随机应变，别具只眼。例如一个时期，国际上橡胶价格惨趺，胶园废弛，割胶用的无座盛杯成为废品，堆积如山。人弃我取，先生以贱价全数收购，加工改制为家用的盛水碗和口杯、酒杯等，投放市场，获利数倍。再如，他经营土特产，某年曾在任抹一带产区以贷放种子、肥料方式全数预购这一产区的黃豆，收获后垄断市场，待价而沽，获利频多。由于他精明強干，又能勤俭，仅十年间“远和”公司便迅速发展，其分支机构遍及荷印的泗水、布罗洛可、多隆亚郡、茉莉芬等埠，业务与积累已超过老富侨俞建鋆的“远茂”等货栈。从三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远和”业务更日臻扩展，除经营布业及土特产外，又兼营房地产、橡胶、烟厂、糖厂、织布厂等。这时，他的财富进而超过千万富翁的俞宏瑞，一跃而为当时我县首屈一指的富侨。

( 二）

昌檀先生虽长期寓居客地，但他能饮水思源，心怀祖国，关心桑梓。

抗战初期，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呼吁各国华侨捐资救国，当时，日军尙未侵入荷印，日荷邦交正常，荷印政府不准华侨捐资抗日，华侨乃以支援灾民名义捐款救国。昌檀先生为泗水賑灾会组织者之一，凡事带头，不辞劳累，配合赈灾会成员殷勤劝募，在华侨发动的“献机救国运动”（募捐购飞机献给祖国抗日）中，他更是一马当先。

1949年祖国解放，昌檀先生欣喜若狂。在何希銮同志的发动下，印尼爱国华侨于十月一日同时升起五星红旗。昌檀先生也积极响应升旗举动，“远和”公司及所属机构的屋顶均见红旗飘扬，此举在印尼侨界发生了颇大影响。

祖国积弱之一在于教育落后，昌檀先生有见及此，积极捐资兴学。早在1935年俞兆复先生创办西园小学募捐时，昌檀先生首先响应，捐赠巨款，营建校舍，后担任该校名誉董事长幷负担常年经费，直到1957年该校改为县立时止。他在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其哲嗣俞兆斌、俞兆光，遗孀叶福宋，承其遗志在1958年先后捐款三十万元，在福清县城郊创办昌檀职业中学，建有教学楼、礼堂、宿舍等，幷负担一百六十余人的学生助学金和该校部分费用，同时也捐款三十多万元给福州华侨中学建教学楼（现名昌檀纪念楼，砖木结构，有十五大间教室）及礼堂各一幢。1985年其次女华贞又捐款十三万五千港元赠西园小学建教学大楼，今年又将捐巨款给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卽原昌檀职业中学旧址）建昌檀图书馆。以上数举虽出自先生哲嗣之手，实系先生未竟事业之继续。

( 三）

支持进步，乐善好施，乃昌檀先生又一突出点。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党员何希銮同志从上海到荷印工作，何先函其叔友传协办入境手续，转请昌檀先生出面保认。先生欣然应允，向荷印移民厅承担銮的纳稅等责任。希銮同志为了宣传抗日，传播革命思想，在泗水创办《玉融周报》，先生积极支持，带头认购股票，幷担任该报的董事长。后《周报》屡遭国民党右派势力与荷印当局的威胁打击，昌檀先生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周报》的支持。1939年先生长子兆斌在“抗大”结业后奉派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次年被蒋辖特务所捕，经陈嘉庚先生等多方营救，始获释放，斌获释后，卽返回荷印，先生毫无责怪之词，仍然支持斌参加印共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四十年代初期，泗水的进步侨团与国民党顽固派的追随者斗爭激烈，先生积极支持次子兆祥创办进步刊物《江流》月刊。由于先生多次积极地支持进步事业，所以在1951年间苏基曼发动的大逮捕中，他也锒铛入狱，但他毫无反悔和畏惧，在狱中谈笑风生。

昌檀先生在荷印曾任泗水布商公会主席，泗水玉融公会执委，后又被选为主席，他之所以能孚众望，乃由热心公益事业而来。如 ：1945年，盟军舰队炮轰泗水，市区中弹，众多房屋被毁，侨民流离失所者有二百多人，先生毅然腾出私屋作为临时收容所，供难侨住用，幷供饭食、医药等。不久“收容所”亦中弹，先生又将难侨移居中华会馆。夜半“收容所”起火，宅舍、仓库被焚一万多平方米，如果要在废墟上重建房屋仓库，以先生的财力物力，是绰绰有余的，但当时泗水存在华侨子弟求学难的情况，何希銮等人建议将此废墟用于建立学校。先生欣然应允，幷捐赠巨款五十万盾，于五〇年创立“泗水侨众学校”, 该校规模宏大，建有两层教学大楼，礼堂，办公楼，宿舍等，能容纳中、小学生1600人。先生自任董事长，幷聘陈春章（系前福清县中及明义中学教员）为校长，高志荣、陈吓闹等为董事，何希銮兼任秘书长，专责基建事务，后又续建大楼二幢，规模又有进一步扩充。

国外华侨贫富不等，流落海外无力回国者为数不少，其中向先生求助者，先生均慨助路费，有病者助其就医。后又出资以玉融公会名义，购地皮一块，作为华侨公墓墓地之用，使泗水华侨，终有所葬，不至于暴骨异乡。

( 四）

先生虽是富侨，但因祖国积弱，客居异邦，也不免备尝忧患。就我所知，先生在印尼被捕就有四次之多。第一次在1941年间，荷印政府曾颁布黃金国有政策，通令民间所有存金应向荷印政府交售，但定价特低，无异勒索，羣众只好密行窖存。荷印阴谋向华侨开刀，先生自是首当其冲。荷印政府先遣密探潛匿在先生的宿舍附近的纱布仓库里，翌晨管仓员陈宏森（吾县城关高巷人，与檀有葛藤亲）开门发现存匿之人，惊呼捉贼。时预伏在仓库附近的警官、便衣与武装警察数十人，突然蜂拥而至，诡称协助捉贼，冲入仓库及先生宿舍，劫取黃金四十多斤，又在隔室搜夺黃金七十多斤。荷警顺手牵羊，仓库內布匹等物资，也被洗劫一空，以大卡车运去，所受损失惨重。当局还以匿金论罪，先生被关押一个多月，才得保释。

第二次在1942年，日寇侵入泗水，标封先生的财产，幷将先生逮捕入狱，后经谈判，允照帐面没收财产，才得释放，在押也将经月。

第三次在1948年8月27日，兆斌从星州运货来印尼，为印共密带枪枝弹药，被印尼政府查获逮捕，先生亦受株连，经多方关说，被关押一周，始得释放。

第四次在1951年，已如前述。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为祖国在国际上地位提高而觉得扬眉吐气，但印尼政局动荡不定，反动派掌权后，实行排华政策，先生又遭挟制。

有人劝他专菅工商业，凡事相机而行。以他在印尼雄厚的经济基础，还是大有可为，（当时他在印尼的企业有二千多幢房地产及商店，工厂，仓库等）。

但他思乡爱国心切，经与希銮同志等多次商榷，决计归国。1952年决定回国时，身边只有次女华贞，年方二十一岁，遂专函已回国的兆斌，兆光，兆祥诸子，速卽出国接办所经营的大企业。但申请经年，未得批准，直到1953年，先生臥病国外，盼儿接班，心急如焚。这时其女华贞力劝老父回国疗养，自告奋勇，独担企业重担，先生见其女志向颇大，且老成持重，处事机警，勤俭有父风，便大胆将全部财产交托华贞，于年秋动身到广州，1954年定居福州麦园路，先生回国后颇受我省各方人士的尊重，被聘为省人民代表会特邀代表，省政协委员。

昌檀先生原是彪形大汉，且少时学过技击，一条扁担能敌十余众，体壮力強，但在异邦频受折磨，变为形痩体虛，病不离身，回国疗养数年，未见好转，终于1957年秋，因高血压等病，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五岁，昌檀先生有子女十七人，大学毕业者十三人，计有兆斌、兆光、兆明、兆政（已故）、兆策、兆稚、贵贞、淑贞、兆同、兆善、兆德、霞贞、云贞，其中兆稚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到美国深造，已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其余散处于国內外。在国外经商的，尙有华贞等四人，颇能貂续先人之业，守成不堕，堪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福清华侨中学校史

福建省福清华侨中学座落于福清县城凤凰山南麓。面山向水，景色宜人。

学校占地面积八十五亩，校舍建筑面积达二万四千多平方米。全校目前共有高、初中四十四个班和两班幼教职业班，师生员工近三千人，学生中归侨、侨眷子女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是省属重点中学之一。

一、筹 建

1955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新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威望极大地提高。海外侨胞无不为祖国的新生而欢呼，纷纷派自己的儿女回国求学深造。11月，热心教育事业的爱国归侨，我县侨联主席高至荣先生积极倡议在城关创办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招收小学考初中和初中考高中的学生各两个班，共二百二十人，全部是归侨、侨属子女。由县政府拨给公产“双旌祠”作为校舍。当时只有教员十七人。县政府任命袁鸿飞同志为补习学校校长。建校消息传到海外，侨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捐赠办校之款纷至沓来。到1956年，捐资已达人民币十四万多元。当时选择凤凰山南麓为校址建设校园。1956年首先建成东风楼一座，上下两层共有八间教室。1957年，周昌盛、周昌隆、周伟谟、周昌辉先生将周伯母八秩寿庆节约之款目及亲友贺仪一万多元建成向阳楼一座。

1956年，原补习学校学生大部分升入高一级学校。学校除继续办两班补习班外，同时招收初中一年级六个班的学生，补习学校于是过渡到全日制初级中学，命名为福清县私立华侨中学。此时，全校师生发展至四百多人。

1957年，开始招收高中一年级两个班，学校由初级中学升为完全中学，这时全校学生已达八百人，教工五十人。幷在原部队政治部 ( 卽原柯教士住房）围墙边盖了四间平房教室。这一年印尼雅加达玉融公会捐资五万元，作为基建之用。学校从1955年开始筹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从无到有，从白手起家到初具规模，不能不归功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不能不感谢热爱桑梓、热心教育事业的海外侨胞的大力资助。

二、发 展

从1958年到1966年，这九年时间，是学校稳步发展的阶段。1958年1月，因某种原因县委决定，将福清一中、二中、侨中、福清师范、实验小学等校合幷为福清大学，由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办到大学，但是机构庞大，管理不力，仅三个月就宣布“下马”，各校仍归原位。时师政治部房舍划归侨中作为医务室和教师宿舍。

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应国务院邀请，海外侨胞组织规模甚大的观光团回国观光。此时我校也接待了几批福清籍侨胞代表，他们对侨校日益发展，甚感欣慰，其中热心教育事业的陈荣坤先生，将位于我校近旁的一座楼房借给学校，作为教师和学生宿舍（1972年正式签署赠送文件，将该楼房无偿赠给学校，后来改成三栋宿舍楼——卽今“朝暉楼”宿舍）。之后，又有许多爱校侨胞相继捐资，用于建设宿舍。至此学生住宿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

1961年，原城关中学幷入我校，校产和生员全部幷入幷调入部分教师，给学校增添了实力。

这期间，学校认眞贯彻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強了教学管理，提高课堂质量，重视师资建设，注意调动全体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为了表彰教师的工作业绩，这一年三月还隆重举行了祝贺陈善维老师任教三十二周年的庆祝大会，以此增強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之荣誉感。

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于1960年毕业，几乎全部升入高等院校。1962年，为了提高生员素质，学校单独面向全县招生，设立了奖学金制度，采用各种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成绩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这一届高中学生于1964年毕业，高考成绩良好。

师生的文体活动也非常活跃。校女子篮球队从1960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全县冠军。1964年，校男女兰球队代表福清县参加全省八个市、县兰球冠军赛，取得优异成绩。由教师自编、自导、自演的反映侨胞热爱家乡的话剧《大豆微波》和由教师编导、学生演出的歌剧《黑虎岗》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学校面貌日新月异，各项工作日臻完善。

三、挫 折

正当学校教学质量日见提高，声誉不断上升之际，1960年，由于海外情况有些变动，侨胞捐赠款目大为减少，教职员工的工资由国家统筹发给。从1959年到1963年止，县财政拨款二十八万五千多元，有力地支持侨校渡过难关。从1963年起，学校教育经费由省教育厅直接拨给。这一期间，学校经历种种困难，但都能迎难而上，破浪前进。可是，1966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学校也不例外，66年4月间就被迫停课，师生离校，校产失去管理，实验室、图书馆损失严重，校园一片荒凉。当年八月，学校又被迫改名为“福清红卫中学”，下放公社管理。至此，侨校停顿，侨胞失望，十年事业，几乎断送。至1971年秋天才开始复课。复课后的四、五年间，班级不多，学生有限，课程开设也不齐，学校虽然复课，但步伐很小，速度很慢。

四、腾 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东风，吹散了满天乌云，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各项工作都有明显起色。随着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及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们学校也得到迅速发展 ；呈现出一派生机。

1979年夏天，经县政府批准，恢复校名为福清华侨中学。海外侨胞看到祖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侨校又得以恢复，无不额手称庆，也更加关怀侨校的成长和发展。几年来，侨胞捐资办学的金额总计达三百多万元，特别是爱国侨胞蔡先生独资捐助，对完善侨校的教学设施，美化校园环境，改善师生学习和生活条件起了巨大作用。蔡先生等对学校的贡献永远铭刻在师生心中，永远记载在校史之中。

目前，学校拥有各种教学仪器二千三百多件，图书馆藏书三万多冊，电化教学中心初步形成，现有18寸以上的彩色电视机十四台，四喇叭收录机三十八台，英语语音设备一套，微型电子计算机八台，电影放映设备一套，录象设备一套，所有教室都装配了投影仪、扩音器，其他如快速录音机，高能摄影机，实物投影仪等设备也都基本配齐，初步具备了现代化教学手段，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学校发展都起着重大作用。

几年来，学校认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寃假错案二十一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学校坚持“三个面向”的办学方针，以“爱、严、勤、实”为校训，努力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教师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认眞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教书育人原则。在完成常规教学的各项任务的基础上，学校积极开展教改活动，不断提高本身的教学业务能力，编写了不少补充练习，出版了部分教学参考资料，还不定期刊印《教学动态》，及时报道和总结教师的教学经验，发扬推广。不少教师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几年来，他们评为省、市、县先进教师的有二百多人次，而且学校也连续几年被评为市、县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1980年以来，大、中专招生考试和普高招生考试的录取人数都逐年增加。1981年升入大、中专的学生有二十四人，1982年为八十二人，1983年增至一百另六人，1984年达一百四十五人，1985年为一百三十人。他们有的在国內“北大”等重点大学就学，有的到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留学深造。普高招生考试方面，1983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二百人，有的学生还直接升入中专，同时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合格毕业生。

几年来，我校不仅抓紧第一课堂教学改革，而且尽量发挥我校电化教学设备的优势，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各科组组织了十七个专业兴趣小组，参加人数近千人。每学期各年段都开展学生智力竞赛、作文竞赛、数学竞赛、基础知识邀请赛、诗歌朗诵会、故事会、书法竞赛等活动。电子计算机短期培训班已开设了三期，结业学生达四十五人，成绩优良。1984年参加全县校际智力竞赛获第二名。1985年文科组两队参加全县智力竞赛分别获第一名和第四名。1985年物理实验室和电教教研组评为市先进单位。其他参加市、县美术、朗诵、作文、音乐、体育等单项竞赛也都获得较好成绩。华东六省市中学生作文竞赛，我校初高中各有一位同学获二等奖、三等奖。国庆师生大合唱评比获优秀奖，84年全县学生男篮联赛获得冠军。85年全县女排联赛获得亚军。85年市中学生美术竞赛得奖共有五人。几年来，学校教学及各项工作都取得一定成绩，侨校在前进的征途上又迈进了一大步。1983年8月，省政府批准我校为省属第二批重点学校。

三十年来，在园丁们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学校为祖国培育了一大批可造就的人才，这近万名的校友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有的在工农业第一线，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作贡献 ；有的在机关行政单位，当人民的勤务员 ；有的为祖国站岗放哨，保卫神圣的领土 ；有的还在高一级学校深造，为“四化”学好本领。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奋发图強，为祖国的“四化”事业而献身。海外校友也很多，美国、日本、印尼、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均有，仅香港、澳门地区就有校友四百多人。眞是学子遍四海，桃李满天下。

侨校三十多年来规模从小到大，师生人数从少到多，各项设备从粗朴简陋到日臻完善，从一般校到重点校的历程，完全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完全体现了党的侨务政策的正确 ；体现了我县侨胞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爱国爱乡精神。所以，侨校才有今天的繁荣昌盛，才有今后的辉煌前景！

三十年来，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我们没有辜负海外侨胞的殷切希望。

目前，我们有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应同心同德，羣策羣力，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四化”的人才而加倍努力，使侨校更上一层楼。

福清侨中校长办公室

江兜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王振南

( 一）

江兜位于福建省福清县东海之滨的兴化湾畔，福清与莆田两县的交界处。

福厦公路贯穿而过，交通便利。它背山面海，但水缺，土壤贫瘠。全乡有福山、菜园、北爿、三座厝四个自然村。山地面积一五〇〇亩，滩涂面积二千多亩，耕地面积一〇二五亩，人均耕地仅四分多一些。全乡五百六十三戶，二千五百十九人，侨眷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旅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侨胞却有近万人，所以是一个著名的侨乡。

江兜有一个特点，全乡几乎清一色姓王，只有数戶是外姓人。王氏始祖严清，字子诚。原籍福建省南安石鼻尾。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年）为避倭乱，率文庆、文煥、文德、文光、文亮五子北上，卜居福清光贤韶溪江皋新岭，搭草棚棲身，以务农讨海为生。斯时，聚居此地的原有姚、林、陈、黃各姓。其中以姚姓最旺。“韶溪”两字乃姚姓郡号。因姚姓出个知府，便以郡号为乡名。相传姚知府后来触犯权贵，遭到迫害，姚姓乃分别避居于莆田东门村以及塔新、九峯等地。黃、陈、林诸姓也因江兜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耕不足食，先后远离此地。只王氏父子坚持下来，与海水共进退，与太阳共醒眠，向荒山要粮，朝海滩取食。到了清康熙中期，王氏子孙生齿愈繁，有的在福山、北爿、三座厝、企座等村定居下来，有的则离开江兜迁到外村去。

过了两个世纪，王氏人丁比前更加旺盛，但土地有限，耕不足食，于是江兜新厝尾卜逵司诸前辈，毅然于清同治末，背乡井，渡重洋，到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东南亚，出卖廉价劳力，換取温饱。他们流血流汗，开拓南疆，是江兜华侨的先行者。其后相继出洋的人日多，到民国初年，居然有不少人白手起家，成为富商巨贾。其中佼佼者有王祿祥、王祖德、王德标、王万高，王振实及王振山昆仲，王金福昆仲。他们主要是汽车零件商，有的还兼营橡胶园和其他商业。

四十年代 , 江兜人漂洋过海的越来越多，在侨居国的商业竞爭中，羣英辈出。王声邦创“中央汽车私人有限公司”，成为金融界叱咤风云之巨擘。王福顺创“华达国际商行”，业务遍及印尼各主要港埠。成为驰誉东南亚之大实业家。王荣銮、王金祥等也都是有名的实业家。

五十年代在千岛之国——印尼的王俊发、王春光、王振珠、王秋荣、王声高等，在马来西亚的王吓灿、王祖武、王振逊、王文景、王声武、王振寿、王振贵、王加良等，在新加坡的王声厚、王声世、王福麟、王添祥、王振永、王文桂等均是稳扎稳打之经商能手。

总之，江兜王氏族人在东南亚诸地，经营工商业及树肢、棕油、锡米等农矿企业，都很成功。尤其在星马的汽车机件贸易行业中，江兜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旅居马来西亚的江兜人则拥有大量橡胶园丘 ；在印尼的多参与金融界活动，开设银行、保险公司。

江兜人在东南亚一带谋生，深知侨胞之间团结的重要。为此，早在一九二〇年王万高就在新加坡与庄端等倡建福清会馆 ；还与郭可济、王振奇等人创办新加坡培青学校。对其他华人社团，如新加坡的福州会馆、珠光书院、王氏公会、开闽王氏总会、车商公会、福莆仙联谊社等的创建和活动江兜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王振敬有功于社会，荣获侨居国最高元首颁赐的PPM 有功勋章及 PPN 荣衔。王声基则获得 PBM 奖章。江兜王氏族人在海外对培育子女非常重视，因此有不少侨生皆成大器。

在新加坡，王先金、王荣楣、王荣明等人留学英、美都荣获医学博士学位，分别在英、美担任主治医师 ；王绍明、王丽珍、王子荣等分别在澳州、星州任电脑、电器工程师 ；王荣耀、王祖忠、王荣桂等分别在英、美两国担任机械工程师 ；王勇冰、王勇诚昆仲及王绍庆等则获得荣誉商学士。此外，还有化学师五人、会计师、测绘师、大学教授、军官学院助教各一人。正在英、美、澳州等国深造的目前还有五十余人（不包括马、印在內）。年青一代在科技上的成就，扩大了江兜人在海外活动的领域。

( 三）

江兜王氏海外族人，与全国其他各地旅外华侨一样，非常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公益事业。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首先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把江兜建设成为模范之侨乡”的倡议，博得海内外族人的热烈响应。旅居马来西亚的王祖武于飞往澳州途中，在飞机上写下了“沧海变桑田、韶溪开港口，农村胜城市、石山成果园”的建设家园的设想。家乡亲人也认眞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为搞好家园建设与爱国侨胞密切配合。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成立了江兜侨乡建设董事会 ( 以下简称侨建会），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的乡亲联系，筹集侨资八万五千元，于一九五四年建起一座一千四百平方米十四间教室的江兜小学（今改为江兜华侨中学）。为新厝地区发展文化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一九六二年新加坡侨胞又捐资三万五千元，建了一座一千六百平方米十八间教室的小学校舍。一九八一年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名誉主席王万源、执委王声邦、王发祥返国观光，提议再建一座较完整的校舍。经过王氏公会的努力，星、马、印侨胞慷慨捐输，集侨资七十多万元，于一九八四年初动工，兴建一座三千一百六十九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包括十六间教室、十二间办公室、五间教学实验室、一间电化教学室。除了捐资兴学外，一九五七年华侨王先生返国，为支持家乡的水利建设，还兴建一个蓄水四十万立方米的后坑底水库。

十年动乱期间，政府不许集体单位收受侨汇，江兜侨建会就以个人名义，接受捐助家乡建设的侨汇。例如一九七〇年江兜得到国家的补助，进行围垦“七一”海滩，但却缺乏部分砌石护坡经费。恰好这时有一位王先生返国省亲，慨然捐助人民币二万五千六百元。当时侨建会就是以个人名义接受此款，使“七一”和“七五”海滩围垦顺利竣工，造田三百多亩，扩大了耕地面积。

一九七四年间，从新加坡返国参加秋季广交会的王先生，顺途回乡探亲，他看到家乡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回侨居地后，就联络同乡，筹款六万二千元，为家乡各戶安装电灯，每戶还各配电表一个，解决了全村的照明问题。年逾八旬的刘女士，爱国爱乡不落人后，还乡时独捐九万元，建起一座能容纳千人的顺敬影剧院。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的侨务政策得到落实，侨胞、侨眷建设家园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一九七八年印尼侨胞筹款一万八千三百元，为家乡每个生产队安装了电动打谷机。同年四月又派王先生带回港币十万元，除装配电力排灌站外，剩余之款准备作为再次围垦之经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前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主席王振实，为了筹建江兜华侨大厦，带病亲赴马、印各埠进行发动。他逝世后，接过这一重担的王先生，亲率子侄继续到星、马、印各埠发动，终于筹募侨资近百万元，于八一年底建成一座室內有冷暖空调设备的江兜华侨大厦。一九八二年侨胞陈女士继承其翁、夫济世利民之遗志，亲自返梓，独捐十三万元兴建一座一千三百平方米双层二十间的江兜保健站。

为了解决北爿村羣众吃水难的问题，侨胞王先生慨捐万余元打了一口百米深的机井。今年，另两位王先生回乡参观了小学，提出要在家乡搞智力投资。

他们要求小学配备二个语音准确的幼儿教养员，每人每月的报酬是一百元人民币，由他们两人直接负担三年。还有两位旅居印尼的侨胞捐款一万二千元作为江兜铺村路之费用。此外，近年来，旅居马来西亚的侨胞王 xx、王 xx热心献资四万八千元铺“大众”、“利众”路。侨胞还赠送了小轿车一辆，旅行车五辆、货车二辆、摩托车六辆、电视机十台、复印机二台、录象机一台、电风扇近四十台。幷修了同心桥、众志桥、思乡桥、金武桥……等村庄小桥，把家乡打扮得更美。

( 四）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旅外侨胞的大力丈援下，解放以来，江兜人进行了治山、治水、治海滩的艰苦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昔日水缺、土地贫瘠、生活困苦的江兜，如今已有很大的改观。

一、水，过去是江兜的一大难题，有首民谣说 ：“江兜鬼，吃没水，地瓜粥，死士鬼（卽乌虫念）”。过去吃水要排队，甚至要跑到邻村——大岙去担水。而今东方红水库的水已引到江兜，基本解决了生产和生活的用水。

二、江兜滩涂辽阔，可供养殖的面积有二千多亩。可是在旧社会里，只种蛏数百亩。如今种蛏和海蛎的滩涂面积已近二千亩。正常年景年可收入人民币三十万元。

三、为了发展粮食生产，在海外族人的关怀支持下，从一九七〇年起，江兜人共围海造田三百多亩，每年可生产粮食二十五万多斤。过去国家每年要售给江兜人七万多斤统销粮，现在江兜人粮食自给有余，不但不再吃统销粮，每年还售给国家爱国粮二万多斤。过去全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每年至少要籴粮八个月，如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戶有余粮。余粮多了，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四、生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现在江兜全乡有电视机八十多台，家家有自行车，大部份人都有手表。新盖的楼房有三百多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都住上了新房。

五、五十年前全乡只有一个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初中毕业生也屈指可数。现在已有二个留学生获博士学位、五十五个大中专毕业生在为人民服务。还有四十八个青年正在大中专院校深造中。

江兜侨乡的可喜变化，深得回乡观光侨胞的好评，他们说 ：“从家乡看祖国，四化建设大有希望。”

福清华侨

游遵贤

福清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沿海突出部，倚山面海，风光绮丽。素以华侨众多，驰名遐迩，是全国著名侨乡之一。而许多重点侨乡，则几乎家家有侨亲，旅外人数远远超过留在家乡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福清在海外的华侨、华裔，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连同港澳同胞约有六十万人 ( 编者按，县侨务部门估计为四十三万人），相当于全县现有人口的三分之二。

远在元朝末期（公元1362年），我县就有一些人旅居呂宋 ( 菲律宾）。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苛政、战乱、旱灾、瘟疫等交相煎迫，我县连续出现了逃荒性的移民高潮。他们含泪离家，成羣结队，集中厦门，候轮南渡。他们绝大多数是先到新加坡，后再转往其它各岛。其中以转往“下州府”（今印尼爪哇等岛）为最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海运日益发达。1915年海口港已建成大成码头，客轮可直达厦门。同时，渔溪上逕港、郎官港、江镜南城头港及东瀚万安港等与厦门港之间也开辟了航线。其中以鹭江、驾鳌两轮为最大，可载客二三百人，且每月往返多次。此外，也有取道福州马尾或莆田涵江转轮赴厦的。近海航运的发展，大大方便了侨胞的进出，因而随带家眷出国者日益增多。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东渡日本者也日益增加，多由福州转口。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福厦公路通车。融厦之间，开行客车，从此融侨举家出国者，比比皆是。同时，作为全省华侨进出的最大口岸厦门，仅福清人开设的“客栈”（旅社）就有好多家，其中以光华、华美、华成、郎官四家规模为最大，而私人开设的侨汇庄（批局）也遍布城乡。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太平洋战爭爆发时，整整半个多世纪，据估计，我县出国人数近三十万人。然而，“三死六留一回头”，去多回少。加之，百年来在外繁衍子孙，多者已五、六代。解放前夕，估计旅外融侨为30万，相当于同期本县人口之75%, 因此，把目前福清在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估计为六十万人並未过分。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省华侨（600多万）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分布遍及全球，其中以侨居印尼为最多，其次新加坡，再次为日本和马来西亚 , 旅日融侨则多为高山一带人。旅居马来西亚的多集中大马霹雳等州。又次为东南亚其它各国和大洋洲等地。其他各洲为数较少，分市也较星散。至于港澳同胞估计有二、三万人。

在千岛之国的印尼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 ；“凡有华侨处，就有福清人。”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聚居的融侨特多。因此，人们总是把它称做“小福清”。

类似的情况是称西爪哇的万隆为“小渔溪”，称南加里曼丹的马辰为“小东张”……东南亚最大城市雅加达，也是融侨云集的地方。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营工商业，其次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也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融侨经济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他们辛勤劳动，为繁荣侨居国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华侨中。巨商富贾毕竟占少数，更多的是小商、摊商和小贩。当然也有不少失业者生活贫困，处境艰难。

由于谋生的需要和自己对童年失学的痛苦多有深切的体会，融侨—向都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很早以前，各埠玉融公会（福清会馆）就纷纷集资创办华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在印尼各埠。著名的有泗水的侨众、巴城的新文，梭罗的新民等校。可是，“九 ? 三十”事件（1965年）后，全印尼华侨社团、华校、华报均遭封闭，无法活动。在新加坡，培青学校具有六十四年历史，成绩斐然，为当地名校之一。

华侨身在异邦，心怀祖国，时刻想念故土亲人。这是中华民族強大的凝聚力，牢不可破。融侨也素具爱国爱乡传统，乐于支援祖国家乡各项建设。

一九六六以前，融侨就捐资兴建侨联大厦、学校、油厂、糖厂、农场、医院等。随着落实侨务政策和对外开放，更激发了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的情怀。

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县侨胞更加积极支持家乡建设，相继建成了华侨罐头厂、清华糖厂、省侨兴轻工学校、县医院外科、內科、中医科三座大楼、华侨影剧院、华侨中学新校舍、石竹山游览区、电视转播台等，使我县面貌煥然一新。其中清华糖厂是我省与华侨合营的第一家大型企业，也是全国重点侨建项目。华侨罐头厂则是侨胞建捐给我县的。此外，他们在国內各地的投资为数也很可观。

对福清这个著名侨乡来说，做好侨务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县的侨务机构正在充实和加強。全县21个乡镇，设有19个侨联分会，幷配备专职秘书。同时还成立了“县侨乡建设委员会”、录制了电视录像《福清侨乡行》、创办了乡讯《玉融乡音》。据了解，目前侨汇收入已创历史最高纪录，华侨的储蓄存款在省內也是名列前茅的。 总之，我县侨胞众多，侨资雄厚，华侨爱国爱乡，热情极高，这是建设新福清不可多得的一个有利条件。虽然有的侨居国与我外交关系还未恢复，侨情特殊，但潛力很大。只要我们认眞落实各项侨务政策，抓住时机，各方配合，进一步开创侨务工作的新局面，那么，绚丽多彩的理想之花，必将在玉融大地上盛开怒放。

1984.9.17

福清青年群众运动在海口

俞奋初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我国人民反对腐败政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风起云涌。海口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自亦不例外。

海口是一个水深可泊几百吨海轮的港口，航运畅通，与上海、厦门常有轮运往来，素有小杭州之称。镇上有海关检查站，有盐缉队，后来还有马尾“福建海军陆战队”在官下尾设立的货物检查所。三十年代初，这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焚烧日货、捣毁货物检查所及围攻盐缉队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事件。兹就记忆所及，分述如次 ：

一、焚毁日货，严惩奸商

一九三〇年间，大行戶郭玉村（莆田人）在海口桥头顶开设建大（后改称怡大）商行，偷偷运进大批醃鲢鱼、台湾鳁等日货。我与魏梦蘧（海口龙江小学校长）、陈家岱（法政学校毕业生）、陈常彥 ( 福州华侨中学学生）等知识青年深得其情，卽到该行仓库检查，当场查获台湾鳁、鲢三、四百担。

接着我们又在海口中街新泰号查获日货煤油一、二十箱，在宝源烟店查获日货“白桃为记”火柴几小箱。所有这些日货，当卽由羣众悉数搬到建大行附近海滩上，堆积在一起，放火焚烧。一时烈火冲天，燃烧了好几个钟头。凡烧不透不成灰的，统由羣众用船运到深海处投弃。之后，激动的爱国羣众又将奸商郭玉村用草绳捆綁，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加入这一爱国行动的羣众数以千百计，围观的则万人空巷，多得难以计数。在福清历次查禁日货的行动中（如在城关南门兜善美栈查没的日货煤油，在横街头查没俞二姆屠店的成批日本肢鞋等），这是最激烈的一次，对奸商的惩处也是最严厉的一次。

它给福清的反日运动造成了极为浩大的声势。从那以后，要钱不要脸的奸商再也不敢偷运日货进入海口了。

二、捣毁货物检查所

一九三一年，驻马尾的福建海军陆战队在官下尾大王庙设立海口货物检查所。该所配备武装稅警十余人，哨船一艘，对水上陆上进出的货物进行检查收稅。无论往来船只，肩挑鱼货五谷，手提鸡、鸭、杂海，都要接受检查，也都要纳稅，而且无一定稅率，由他们任意讲了算。其苛细繁重程度，比前此人们所反对的灶捐，田亩捐、鸦片捐 ( 当时驻军強迫人民种鸦片，不种也要纳重捐）诸苛杂摊派，尤有过之。因此怨声载道，羣众都骂之为“百货捐”，但又莫奈伊何。一天，我与魏梦蘧、陈家岱、陈常彥、陈鸣达等人在龙江小学集会计议，决定到街头鼓动羣众，进行反抗。在到达通江门闹市时，我站在高处对众宣讲货物检查所苛杂害民，我们不能逆来顺受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到货物检查所质问他们凭什么收我们的稅。一时从者不下千数百众，连海口街最有名的大老板陈和河、林大诸娘等人也随同前往。当羣众拥至检查所时，捐蠹周某（系松潭村周朝英的儿子，该所稅收由他承包），见势不妙，不敢出来回答问题。时在中午，所里正要开饭。魏梦蘧见无人答理，首先动手，掀翻饭桌。于是大家一齐行动起来，把检查所砸得稀巴烂，幷追打逃窜的捐蠹。在所外，陈鸣达等则把船上陆上所有稅警的枪支全部收缴。事后双方都向上控告，省长方声涛懍于民气，终撤去这个检查所。

三、围攻盐缉队

由于查禁日货，反对百货捐，接连取得重大的胜利，海口羣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我和陈家岱等人就趁机大搞反日宣传，在大街小巷张贴大量的提倡国货，查禁日货，惩办奸商的反日爱国标语。不料奸商、捐蠹不甘失败，竟勾结盐缉队，阴谋反扑。他们唆使盐兵明目张胆地撕毁反日的宣传标语，公然和我们作对。我和陈家岱、陈常彥三个得悉，便到盐馆找他们队长交涉。但他们早已作好准备，只等我们一到，就命令关上大门，用新棕绳把我们三人反綁起来，吊在梁上，並用卜克枪尖猛打我们身上的要害处。致我们三人都受重伤咯血 ( 家岱伤势最重，出血最多，医治多时未能康复，他的早逝，实由于此）。镇上羣众闻讯，异常愤怒，十百成羣地直奔盐馆，把它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大喊大叫，责令盐馆立刻放人。移时 , 羣众愈集愈多，总数不下三数千人，龙江小学校长魏梦蘧，教员陈鸣达等还叫人取来长短枪支，准备由盐馆后墙缺口攻进去。盐匪惊慌万状，最后只得把人释放，交由进內调停的海口警察所长带出。后来我们向上控告，适担任福建省盐运使的何公敢是原福建学院院长，他得知案情之后，迅卽作出决定，把海口盐缉队长撤职查办，幷把该队队兵调离海口。从这一事件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羣众的力量——特别是觉醒了的羣众的力量之伟大与可靠。

东张党团矛盾和竞选闹剧亲历记

倪政美

解放前，我曾担任东张镇公所主任干事多年，对于国民党在东张地区的党、团活动，以及县参议员，乡镇民代表等竞选的内幕有所了解。现将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

鱼肉党团 鱼肉百姓

原东张镇辖区范围甚广，包括现在的东张、宏路、镜洋三个乡镇的全部，以及音西、一都两个乡的个别自然村，共计三十二个保。是福清县的五大镇之一。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东接福清县城西郊平原、北连闽侯、福州，西与莆田、永泰毗邻，南与渔溪交界。尤其是西北部山区与莆田的大洋地区连成一起，在抗日战爭时期，是中共闽东特委重要的游击区。国民党当局，除了驻兵设防、特务活动外，还大力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以加強其反动统治。

国民党、三青团在东张镇的组织概况 ：

国民党在东张街区约有一百多个党员，设区党部一个，区分部七个。区党部设书记一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一人、监察委员一人。区分部组织与区党部一样，但未设监委。此外在方永、宏路等乡也设有区党部和区分部。

三青团在东张街区设有区队部，有区队长一人，区队副二人。方永、宏路、道桥等乡也都有区队，下设区分队。

党团按各自辖区的党团员人数，以保或几个保为单位设区分部、区分队，负责领导各所属的党团进行活动。为了攫取经济利益，国民党设立“社会服务处”，三青团设立“青年服务社”。他们以“服务”为名，行盘剥压榨之实。

例如区党部的“服务处”搞屠宰场，垄断肉类市场，三青团的“服务社”搞海味供应站，控制水产品市场。这样国民党抓肉，三青团抓鱼，老百姓称之为“肉党”、“鱼团”。“服务处”规定 ：农民的毛猪统统由屠宰场收购，然后进行专卖。“服务社”则把东张街的合盛、阿堂、等六家鱼店合拼起来，·归由海味供应站经营，其利润分配的此例是 ：三青团占百分之四十，鱼商占百分之六十。为了控制鱼商和垄断海味市场，他们与县三青团办的福清海味供应站挂钩，由县站提供货源，东张海味站负责专卖，这就使其他的小鱼贩断绝了货源，而陷入了绝境。党团旣垄断了鱼肉市场，便任意高抬市价，从中榨取民财，牟取暴利。东张的三青团，仅海味供应站的收入，不仅足夠区队的开支，每月还上缴县青年报社约三百元。区党部屠宰场的收入也十分可观，其利润之丰也不在三青团之下。党团垄断鱼肉市场，旣侵夺了鱼肉商贩的利益，又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这样巧取豪夺的行径，引起了羣众的愤慨与反抗，人们都骂说 ：“鱼肉党团，鱼肉百姓。”结果在百姓的反抗声中，肉党的屠宰场开办不及半年，便于1943年底不得不宣告收场，而鱼团的海味供应站也于1944年底寿归正寝。

鱼肉专卖的勾当虽然破产了，但是党团榨取百姓的行径幷没有收敛。它们仍然以“服务”照牌为幌子，又办起了“青年食堂”、“社会食堂”、“社会诊所”等行业，这些虽然获利不多，但却有面子可爭。就以设立诊所为例，当时有专治刀枪伤科的土医生吳 xx 父子二人，其医术颇有名气，三青团同意让他们挂“服务社”的牌子营业，区党部得悉后，则要他们挂”服务处”的牌子，双方争执十分激烈，直至集中武斗打手，动用长短武器，准备搏斗一番，后来经驻军保安团长韩奋出面调解，最后决定党团联合经营，挂上“益民诊所”的照牌，一场械斗才告避免。

党团矛盾 争权夺利

福清县党团之间的斗爭，早已有之，至四十年代初期愈益激烈。这种斗爭实质上是国民党官僚权力之爭。东张地区的党团斗爭，便是福清党团斗爭的一部分。区党部的靠山是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 ；三青团的靠山是县司法处主任何援和县分团书记林家和。双方为了爭夺权力，都竭力拉帮派，占山头，扩展势力范围，幷且千方百计笼络当地士绅名流、宗族头人、保长甲长，乃至地痞流氓。这样党团在东张地区都网罗了一帮人马，构成了一支颇有力量的地方势力。上层党团的官僚政客，利用地方势力作为政治资本进行爭权夺利，基层的士绅小官吏则依仗上层的政治势力，来加強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

与此同时，党团双方都非常重视抓武装建设，力图以武装实力压倒对方。1942年间，福、平、长三县指挥官许国钧亲自到东张指导三青团成立“战地服务队”，幷登门聘请东张头号绅士倪海文出任团东张区队指导员。“战服队”成立后，虽然未闻其有何抗日成绩，却大大加強了三青团的力量。“战服队”队员身着黑色制服，臂挂红布袖环，耀武扬威，喧闹乡里。面对三青团的“战服队”活动，党方面也不甘示弱，立卽派了“中央战干培训团”毕业的倪朝炘出面组织“战地工作队”，与三青团的“战服队”相杭衡。由于规模太大，计划不周，这个组织不久便不遣自散。三青团便趁机扩大势力，特别是团骨干倪朝英当上东张镇镇长之后，团的组织利用行政权力，拉拢发展团员。当时的老百姓深受抓壮丁、拉民夫以及保甲费等苛捐杂稅之苦，一些不明眞相的青年，以为加入三青团可以免除这些负担，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三青团，一时间团的力量迅速壮大，团组织伸向保甲和机关单位，大小团干遍市各个角落，形成了能夠发号施令的一股力量，地方上的大小事情都要伸手干预，甚至单方面予以裁决。

团势力的膨胀，给党方极大的压力，引起了县书记长苏景昌等人的注目，一再给区党部负责人敲警钟，要求寸步不让发展党组织。苏景昌的鼓吹和打气，使党方的骨干人物振作起来。他们意识到，倘若党内持续涣散，就无法对付团方的挑战，就可能失去一切权益。因此党方的大小头目 , 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团结起来，原先彼此有成见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也都只好搁置一边。例如，东张区党部书记黃谦民，此人曾当过联保主任、镇长等职，早年在倪黃两姓的械斗中，曾被倪姓击中一枪，弹头还留在身上，平时一提起此事，就咬牙切齿，对倪姓恨之入骨。现在团的势力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利益，不得不摒私见、泯恩仇，而同党內倪姓的骨干握手言欢，共同与团方拼斗。从此，历史上延续百余年的倪黃两姓的宗族矛盾，演化成党团的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內部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它与劳动人民当然是毫不相干的。后来的乡镇民代表、镇长、县参议等竞选，都是权力爭夺的丑剧。

刀光剑影 竞选丑剧

东张的党团爭斗，在竞选镇长和县参议员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当时谁要想夺得省参议员或镇长之宝座，就得从基层做起，因为省参议员是县参议员选举产生的，镇长和县参议员都是由乡镇民代表选出的，乡镇民代表则由保民直接选举。因此党团双方都竭尽全力爭夺乡镇民代表的席位，不择手段地让自己一方的人当选。选举前都布置各自的党团员出动，包干游说，拉拢选票，保民如不听从，则以武力相威胁。甚至包办代写处，肆意为选民塡写选票。在选举那天，双方对垒，阵线分明，会场内外，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连镇公所派去各保监选的人员，都要腰挂手枪进场，火药味之浓，如临战场。这样可怖的选举，自然要闹出人命的。道桥保选举乡镇民代表时，党方人员王学仁在会场上游说，被团方人员开枪射杀毙命。其他选区均出现殴斗、枪击等流血事件，竞选爭权的血腥性可见一斑。

当时我是东张镇公所主任干事 , 主办竞选事宜，手中的权力仅次于镇长。

我旣是党员又是三青团员，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但我倾向于党这一方，这种倾向有感情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感情方面的因素，是因为自己是街尾倪姓宗族，对街头黃姓宗族总有格格不入之感，况且镇民代表候选人倪秉钧又是我的老师，他又是党方的骨干分子，我就自然倾向于他。政治上的因素，就是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对我的拉拢和关注，加上我的许多亲人、好友都是党方的活跃分子，他们都是我信得过的人，自然就结合在一起。

由于我倾向于党方，在竞选中有意给党方创造种种有利的条件，使党方获得了许多保民代表、镇民代表的席位，得到了县党部苏景昌等人的重视，但却种下了三青团东张头目、镇长倪朝英与我为敌的祸根。

在竞选县参议员时，党团爭夺进一步加剧。国民党东张区的县参议候选人是唐骏骧，三青团的候选人是陈则坚和黃以鑫。在竞选前夕，双方的上层头目都出动为其部僚进行游说活动。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亲自到东张为唐骏骧撑腰，在会上会后，宴会上私下里，拉关糸爭选票，甚至进行政治交易。

他在宴会上给我敬酒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青年人要多为社会服务。”所谓“服务”，当然是指为党竞选卖力。私下里，他当面许愿授给我以东张社会服务处主任的职务，对此，我自然乐于接受，毫不犹豫地把我的一票投给唐骏骧。三青团方面，县里头目也纷纷出动为下属游说，象县三青团头目之一何援，他有意支持黃以鑫当选为县参议，三番五次写信给镇民代表倪 xx，要他无论如何要他把票投给黃以鑫，幷以团纪处分相威胁。可是倪 xx 早已把自己的选票许诺给唐骏骧，使黃以鑫失去了关键的一票，黃眼看形势不妙，只好放弃竞选。这样使团方的候选人陈则坚处于有利的地位，加上他有镇长倪朝英的支持，用请客送礼，封官许愿等手段拉拢选票，结果陈则坚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东张区的县参议。县参议竞选结束后，东张镇镇长的竞选闹剧也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呜锣开演。党方的镇长候选人是中心小学校长倪秉灿，团方的候选人是现任镇长倪朝英。这是党团双方抢夺地方实权的一个尖锐斗爭。那一方夺得了镇长的宝座，就意味着夺得了东张这块小天地。因此，双方都全力以赴，拼死爭夺。

党方面吸取了县参议竞选失败的教训，召开各级国民党员会议，层层部署，个个负责，人人包干。幷针对县参议选举时，有人喝党候选人的酒，却投团候选人的票的事实，做出只许投自己人的票的规定。团方面也如法泡制，严密部署。这样楚河汉界，两军对峙，展开了激烈的爭夺战。

上面说过，由于我在镇民代表、县参议竞选时公开站在党的一方，和三青团头目、东张现任镇长倪朝英种下了对立的祸根。而今竞选镇长，我自然成了他蝉联镇长宝座的严重障阻，于是他利用镇长的职权，宣布依照政府规定 ：镇公所主任干事是行政员，不能当乡镇民代表，从而取消了我的代表资格，改由团方候补代表充任。接着又勾结县里某些达官贵人，居然下令免去我的镇公所主任干事的职务，调我去县田赋处抄写田赋冊，以此对我进行报复打击，幷踢开我这个绊脚石。倪朝英的卑鄙行径和阴谋，激起了党方人员的愤怒，更刺激我下定了一定要推倒倪朝英的决心。我虽然丢掉了镇公所主任干事之职，却还有社会服务处主任的职务，仍可以利用它进行活动。我联络了在方永（镜洋）地区当服务处主任和秘书的两位老同学，拉稳了这两个选票，又利用县党部委员戴圣昌在方永一带的影响，拉得了举足轻重的几张选票。正式选举那天，双方人马齐集会场，针锋相对，怒目相视。武装警察戒备森严，气氛异常紧张。开票结果，原镇长倪朝英以一票之差落选了。党方人员倪秉灿当选为镇长，我个人也达到了报仇雪耻的目的。

新镇长倪秉灿上任不久 , 我便恢复了主任干事之职，那些在竞选中替候选人扛轿子、吹喇叭的说客，也统统成了新镇长身边的大红人，对于这些人的这样那样的要求，新镇长几乎是有求必应的。而三青团方面，对于党方的新镇长，则采取敌视的态度，对于镇公所的政令，进行公开的抵制，甚至给党方人员捏造罪名，戴上红帽子，进行政治陷害。凡此种种，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官僚政客的卑劣和丑恶。

解放前夕福清县国民党竞选闹剧侧记

郑仲隽整理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反人民內战，抛弃了虛伪的和平谈判。八月，蒋介石宣布由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为其法西斯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国共产党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召开伪“国大”，各民主党派也拒绝参加。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导演和包办的“国大”丑剧，在南京正式开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政权，均按照国民党的统一部署，纷纷闹演了“国大”竞选丑剧。当时福清县的“国大”、立法委员、参议员等竞选活动也甚嚣尘上，到处闹得乌烟瘴气。本文根据当时参加过这场竞选活动的有关人士的回忆，进行综合整理，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导演的“国大”竞选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分裂性，它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国民党政权反人民的本质。

县参议员竞选

1944年7月，福清县临时参议会成立。这个国民党试验性的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不是从选举产生，而是由国民党福清县党部同县政府协商，开具他们所需要的人员名单，会衔上报省党部、省政府圈定，美其名曰“遴选”。依照规定 ：除教育人员外，其他公职人员不得兼任参议员，可是这次所谓遴选的临时参议员大部分是公职人员，正付议长更不是由参议员互推，也是由党政会衔报省圈定。这些假民主的笨拙花招，掩不住人民的耳目，于是羣情愤激，指责日多。参议会仅开会一次，不及三个月，便已涣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耍弄欺骗人民的故技，通令全国举行所谓“民主”选举，各县都应选举成立正式的参议会。1946年1月，福清县参议会正式成立，其参议员和正付议长的选出，均按“法规”办理。卽参议员必须由乡镇民代表选出。当时全县乡镇缩编为十四个单位，每个单位选出参议员一人，另由农、工、商、渔、教育五会各选参议员一人，计共十九人。那么各派系竞选参议员的胜败，决定于乡镇民代表的多寡和五个会的实权操在谁手。福清党团明爭暗斗，愈演愈剧，其祸实胎于此。

那时的十九个选举单位，党和团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也都有各自的骨干。势力大小、骨干多寡，有的相接近，有的相悬殊。卽便悬殊，弱的一方也不愿拱手以献，总要竭尽全力，决一雌雄。于是双方都想尽办法，以图战胜对手，因而发生了许多爭斗事件。基层爭，更重要的是上头爭。十九个选举单位，县里都要派出监选员，到达现场去观察。由于监选员能起通风报讯、颐指气使、暗传命令、上下其手，左右选举事宜的作用，这就产生了爭夺派遣监选员的问题，那一方监选员多，当选机会也多。当时选举主办单位是县政府，县党部就爭取以“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通过监选员名皁。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员，按规定是 ：党政长官、主秘、县党部委员兼秘书和有关科级以上人员。在1942年间，这个会议叫做“党政秘密会议”，后改为“党政联席会议”，又改为“党、政、团联席会议”、“党、政、团、参联席会议”。后两次增加，就是多了三青团和临时参议会的人。这一会议，不仅决定选举监选员人选问题，有关地方重大事件或有爭论的问题，也都提到会上解决。所以有的人把这一会议叫做分赃会议。如果各得好处就没话说，如果分得畸轻畸重，便恶语相侵，爭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一会议，按规定每月只开一次，但根据实际需要，有时一月两次，有时两月一次。

福清县选举委员会，以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为正付主任委员，军、团及地方各界人士为委员，办理选举事宜。1947年秋，选出了福清县参议会参议员。江修元为议长、陈硕谟为副议长（陈硕谟病逝，陈天行为副议长）。

“国大”代表竞选

一九四七年九月各县“国大”代表竞选闹剧开演，在福清对“国大”代表这一席位，垂涎的人较多。当时在报纸上表示态度，参加竟选，认为“当仁不让”的就有林紫贵、林朝玑等人。紫贵以中央党部干事的身份从南京返县参加竞选，朝玑以建设厅视察的身份从福州回县参加竞选。紫贵多年在外地工作，县里认识他的人很少，对他突然回来竞选，有些人作了许多猜测，其实这里面还有两个小插曲 ：

一是朝玑当福清县党部书记长时，为了爭取所谓领导权，跟三青团不停地摩擦。他认为团要受党的领导，论资排辈也要让他领先。可是团方有军（福长平指挥官）、法（司法处主任）撑腰，庇护团务发展，部分人自认为实力雄厚，锐不可当，哪肯屈从于人。因此互不服气，斗爭之烈当时在全国是有名的。后来苏景昌当上书记长，立卽变換手法，和团方携手合作，在苏、玑竞选省参议员时，团方将已掌握的选票（指靠近团的县参议员）悉数投苏，连玑原来的一些骨干也倒戈投苏，苏很顺利地一跃而为省参。玑落选后，与苏更水火不相容。二是苏旣当选省参，按照规定不能兼任县参议长，应该由参议员重新投票选举。团方抓紧这个机会向苏讨还旧日人情，卽协商把所剩下的县参议长一席由三青团提出人选，幷一再声明所提人选绝不是一边倒人物，很可能是社会“贤达”人士。经一阵酝酿后，团方提名陈硕谟，苏深表同意。可是在选举前夕，突然冒出一个江修元竞选议长，苏又转过来暗中支持江，替他多方活动。选举结果，江一马当先，当上议长，陈硕谟只得到付议长席位。从此苏和团方关系破裂，幷逐步恶化，与此同时团方跟朝玑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由裂痕缝合逐步接近和好，打那以后，林家和、陈鸿钧等和玑接触频繁，相当融洽。在“国大”竞选前夕，玑同团方一起责骂苏背信弃义，导致苏与玑感情破裂趋于表面化，成见日深。苏自己估计 ：团方不会支持他，教育界对他又没有好感，虽想染指“国大”，深怕敌不过朝玑，经过反复考虑，施展以林（紫贵）压林（朝玑）绝招，于是函电交驰，紧催林紫贵返县竞选“国大”，表示自己愿意全力以赴，支持到底，这样旣对贵卖了人情又达到制玑目的。这就是紫贵决定竞选“国大”代表的背景之一。

序幕未开时，玑对竞选活动还是继续进行。他除了在报上表态要参加“国大”竞选外，幷发函给亲朋戚友要求支持。函系印刷，少数还加上亲笔信，以示郑重。信的內容大意是 ：“兹次选举‘国大’，弟当仁不让，拟占一席，万恳大力支持，至要至切至祷至感！”其次是认同族同宗，拜祠祭祖，联系商谈。再次是在家设宴，被邀出席的有陈则坚、倪运藻、林家和、陈鸿钩、林其桐等八十人左右，席间酒酣耳热之际，支持者相继发言，无非是吹捧拥戴之词。

不料这时国民党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 ：各省市县党部必须遵照中央规定，某某县某某人如果被圈定为正式的国民代表，就得选为正式的 ；如果被圈定为候补代表，就得选为候补 ；不得任意变換。如有变換，除宣布无效外，竞选人还要受党纪处分。报上还将全国各县正式“国大”代表和候补“国大”代表的姓名一一公布。我县正式“国大”代表系圈定林紫贵。于是林朝玑登报弃权。

“国大竞选”前夕，天文台报社社长陈孝威，也耍了认本家的手段，跑来福清，住在商人陈逢章（开酱园店），陈逢时（开果品杂货店）两个兄弟家，由东道主出面替客人进行竞选活动。陈孝威为了酬谢，替这两兄弟题了住宅的横额叫“兰荣小筑”。陈姓两兄弟毕竟能量有限，很难得到我县各界人士的支持，活动面本来就不太，当福清划归林紫贵选区范围时，更销声匿迹了。

1947年3月，我县党、政、团、参决定成立县和各乡镇的国民代表选举事务所，办理“国大”选举事务。十一月廿一日至二十三日各乡镇进行投票选举，名曰“民主选举”，实则由代写处，包办代写选票。当时选民花名冊及选票均由县选举事务所统一布置，发交监选员带民夫一名、警察二名护送至乡镇公所交其负责保管。江德乡乡长何立瑞召集当地党团组织成员和乡民代表会主席、在乡参议员等出席会议，安排各保选举日期。到时乡公所指定代写处、指派代写人员，为选民代写选票。实际上当时选民绝大多数没有到场参加选举，所有选票都由代写人员全部负责写好后，投入选举票箱，然后将票箱密封，由乡公所民夫一名、警兵二名随监选员护送进城，交县选举事务所收存。

等待各乡镇公所选举票箱送齐后，县选举事务所方才公告开票日期，邀请县党、政、团、参代表参加，在县政府礼堂当众开票。十二月廿三日开票揭晓，宣布林紫贵得票最多（几乎百分百）当选为正式国民代表。江德乡这样，各乡镇都是这样 ；福清县这样，全国各县也都是这样。这就是所谓“选举”！这就是所谓“民主”！

立法委员竞选

1948年1月，福清、长乐、平潭三县划定为一个选区，按规定产生立法委员一人。福清党团和各界人士一致拥护原立法院立法委员、辛亥革命老前辈郑忾辰先生参加竞选立法委员，幷在福州组织成立竞选办事处，向福、长、平三县爭取选票。接着刘通、何遂二人出来爭夺立委席位，尤其是何遂野心勃勃，大有非取得立委宝座不可之势。此人出身行伍，曾任河北省省长、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出任驻丹麦、瑞典等国使节。据说他是福州人，本来与福清没有关系，但他为了爭取当上立委，在福州认何敦鹏为宗亲，由鹏带来福清结交巨商何友家，进行认亲拜祖活动。他在何友家住宅摆设筵席九十六桌，宴请地方官僚、绅士、政客，还带来大量书画赠送各方人士，要求为他竞选立委奔走，充当说客，幷不惜花耗巨貲，发给每人车马费二百元，使尽了浑身解数。他在县外有闽侯行政督察专员何震与福州绅士何昂替他撑腰 ；在本县有司法处主任何援、县参议会秘书何公升各方拉拢，部署比较周到，声势比较浩大。但这帮人估计到在福清跟郑忾辰老先生竞选，很难取胜，于是由何援、苏景昌、林家和等向郑老协商。郑老先生本无意参加竞选，是地方人士一再推毂，才有默许之意，鉴于当前情况，不愿与之旗鼓相当，立卽主动表示退让。何遂便顺顺当当地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

国民党导演的县参议员、国民代表、立法委员三场竞选闹剧，破坏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的政协决议，是三场政治大欺骗，它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反抗，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同时这些典型例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垮台前的形形色色。因此，闹剧虽短，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很有必要把这个历史事件加以搜集、整理。但我们见闻有限，水平不高，可能还存在一些错漏，请读者予以指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