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四辑

高诚学的二三事

王开太

高诚学系平潭县土库村人，曾肄业于燕京大学。大约在1931年前后，他由燕京大学回来，联合一些人暗杀了平潭县国民党骨干“十人帮”首领陈学梅，因而遭到追捕。高氏及其党羽，走投无路，乃逃到南海（福清、平潭南面海域），招兵买船，公开与官府对抗。他们劫富济贫，经常出没于高山沿海各自然村，深受当地贫苦农、渔民的欢迎。

（一）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初夏，高氏之徒探悉莆田县涵江三江口开往厦门的“鹭江”客轮，满载富商巨贾及其家属，随带不少金银财物，就作出截劫部署。他们有的扮作盛气凌人的官老爷和阔绰的贵公子 ；有的扮作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 ；陆续登轮，各占预先安排好的位置，待命行动。该轮刚驶到三江口不远的海面，高氏即发出暗号，指挥其党徒洗劫了船上乘客的大量金银财物。

时值久旱歉收，柴桂米珠，高氏扬言，趁此灾荒之年，甚宜粮食投机。嗣即派人前往连江、福安等地，收购茹片茹米数千担，雇船运回高山官下、牛头尾一带推销。他们四处张贴销售广告，规定赊售价格要比现金交易贵百分之二、三十，因此有钱人都用现金买，只有那些告贷无门的贫困者，为解燃眉之急，才不得不前去賒粮。不几天，运来的粮食全部售完。高氏这时才宣布，各户所赊粮食，一律不必还款，并当众把所有赊粮的账薄全部火化。受惠贫民，欢声雷动。

（二）

高氏自劫“鹭江”轮船，赈济饥民之后，继续在海面活动，声势越来越大。他们早闻高山四宝底地方，有个土棍毛 xx, 利用联保主任权势，豢养一批爪牙打手，横行乡曲，鱼肉良民，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于是就以民众武装锄奸团名义，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除夕下半夜，率众登陆，猛攻毛 xx 土棍府。搏斗到正月初一早，终于除灭了这个地头蛇，并打死打伤其亲属和爪牙十多人，还放火把土棍府烧为平地。当地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锄奸团在行动时，还发布了如下的一份宣言书 ：

福平民众武装自救锄奸团铲除土棍毛 xx 宣言

高山土棍毛 xx 者，行同豺狼，性如蛇蝎。昔充客栈接水，施其局骗手段，洎乎司账，卷款潜逃，混称国专学员 ；复为协社分子。工谗善谄，巴结污吏贪官，横行乡曲，利用地痞流氓。藉联保之名义，招亡命之党徒。加以丧心病狂，变本加厉，聚赌开灯，包捐办税，奸淫妇女，霸占田地，人人之所共愤，个个之所难容。犹复诬良为盗，通匪分赃。安分守己触其怒，则家破人亡，助纣为虐得其庇，则横行无忌。鸣呼，国法安在，天理何存。任其择肥而噬，则欲壑难填，论其罪恶贯盈，则罄竹难书。同人谊切桑梓，痛关切肤。

嗟政府之黑暗，欲呼吁而无门。为自救而武装良有以也，锄奸团之目的岂徒然哉！是用心存救国，志在锄奸。因反动之压迫，顺群众之要求。爰自武装以除奸宄，督促政府卫国保民，肃清反动，恢复民权。当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岂容政治腐败，与民无关。奋斗则奸贼授首，和平则政治改良。以此自救，何人不救，以此锄奸，何奸不灭。尔等或其同党，或其爪牙，或为势迫而屈从，或为利诱而附和，不忍不教而诛，许其悔过自新。倘能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加入锄奸战线，以图自救救人人，将来幸福，大家共享。若其徘徊歧路，犹豫不前，坐昧失机之兆，必在铲除之列。请看最后之胜利，究竟属之于谁人。为此宣言，俾众周知。

（三）

高诚学重视农牧业生产，曾做过一些有益于生产的事。

1、1931年（民国二十年）夏，高氏趁暑假还乡之机，特地由北京选购一对花油色良种公、母猪（品种名称忘记），带回平潭繁殖推广。此种小猪，饲养不到一年，就会长膘到数百斤甚至六、七百斤重。因此群众争相购买，不几年，附近各县就普遍养起这种猪来。大家忘其品种名称，顺口把它叫做“高诚学猪”，如今莆田县湄洲岛还广传其种，仍称为“高诚学猪种”。

2、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前后 , 高诚学被国民党招安，委为福建省参议员。他就职后，即请求在福清沿海筑堤养淡。经省府批准，委他为“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民办官助，在海口的城头、岑兜，高山的泽岐、后郑、薛港等处进行围垦。当年所围海滩，如今皆成良田，这就是各地所谓的“高诚学围”或“高诚学海堤”。

3、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前后，高诚学调任福安县县长，下车伊始，即全力以赴创办农场。他曾在福安县所辖的巴沙、社口等地纵横数十里的山头，组织专业队围场垦荒。所垦土地，小部份用以栽种粮食作物，大部份山头用以种植果苗果树和经济作物。本人当年亦曾在该农场工作过。该场名曰 ：“归田农场”。记得当时福州中央日报还曾刊登过“归田农场冠全省”的报导。

高诚学，虽曾为反动统治者卖了不少力气，但早年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人民的事，可谓瑕瑜互见。本人见闻不多，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所写的，讹错在所难免，其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还望知情者加以指正。

记归国华侨俞兆復先生

俞兆琦

俞兆复，字恨时、生于1889年，原籍海口里美村，迁居融城西园，他十九岁出国，先在泗水俞宏瑞的振练店内工作，后与俞建鋆合营布业于三宝垅埠。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华侨在国外受人欺凌，无处告诉，因此他深感非革命无以振兴中华，当即由吴文楚、王少文介绍，在泗水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支部干事。

他加入同盟会后，到处宣传革命，为革命筹款，同时还积极动员侨胞剪去发辫，表示与清政府决裂。时有经营纱礻郎（妇女用以围在身上的纺织品）的阿拉伯侨民，恃强欺压华侨，企图垅断纱礻郎 市场。兆复为了保护华侨利益，组织侨胞进行反抗，终于取得胜利。

他曾同安昌平、吴德修等一起返国，在厦门加入闽南北伐队，后又返泗水。当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他担任泗水文部监誓。

—九二七年，他在侨居地发现其妻不贞，愤以利刃刺死，然后向当地政府自首。判刑后，经其亲友多方活动，不久即出狱。继娶泉州陈氏，今年（1985年）二月才去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国难深重。复无心经商，于1933年，携眷回国，先后担任过县财务委员会，县商会，县华侨协会，里美农村改进会，里美华侨农场等单位负责人，他热爱家乡，曾为家乡的兴利除弊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旧社会、群众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迷信思想。神鬼统治了落后的角落，既劳民伤财，又妨碍生产，败坏风俗。为了移风易俗，1934年俞兆复在里美农村改进会，会同乡人俞宏俊、俞世奎、俞昌麟及回乡学生、青年农民等，带了锄头粪箕，到隆坊大王庙，把庙中享受了数百年香火的数十尊土偶全部打碎，装进土箕倒入庙前废粪坑内。接着，他们又到北厝的元帅宫，把软身元帅（木偶），付之一炬。第二日，兆复又率众到本村最大的神庙——“岚峰大帝寺”去。他首先撞开寺门，向着东西廊的两无常塑像（即勾魂鬼，俗称七爷八爷）厉声喝道 ：“听说你们很有灵验，今夜可先到我家来勾我，现在我先送你们上天！”说着就同众人将寺内所有的神鬼偶像，全部摧毁。

过了不久，兆复又在城关及近郊，发动群众，摧毁了“城隍庙”、“中涧寺”、“西涧寺”、“东涧寺”、“茶亭庙”等寺庙中的大大小小偶像，并在陪同县长毛应章出巡中，发动各村群众砸毁当地神庙中的土木偶像。一时“俞兆复除迷信”的新闻传遍全县。

1941年四月廿日，日本侵略军侵入福清。兆复随县党政机关转移到东张里坪魁里一带，担任福清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着手组织县内各地抗日游击支队，配合县自卫队黄吓大部和省保安团古田才部，多次夜袭县城，使龟缩在城内的敌人，一夕数惊，不得安寝。当时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刘润世由陈亚泉陪同绕道到东张与兆复联系。复即拨出步枪十多枝给刘，以充实长乐县抗日游击队的装备①，双方紧密配合，在塘头村后面的亻岭和屿头海面的截击战中，都取得显著的战绩。

同年7月中旬某曰，日军进犯东张，总队部配合省、县保安队，在东张镇大门真武殿附近的虎头石等处，设伏待敌，与敌激战一小时，毙伤敌军百多人。日本侵略军退出福清后，他曾偕同陈亚泉、俞宏俊等人，代表县侨协，到受灾较严重的海口、五龙、前村等地去发放赈款。

1943年春，福清县政府召开地方人士座谈会，兆复在会上发言时，列举事实对当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的现象进行抨击，并点出在县政府附近，竟也有人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赌场。这篇指陈时弊的发言，措词激烈，大大触怒了县长陈毓辉和在座的豪绅们。在豪绅们的怂恿下。陈乃伙同林 xx，捏造“私存军火，图谋不轨，阴蓄凶徒，血债累累，贩卖鸦片，侵吞公款”等十条大罪，把复逮捕入狱，并报告省保安司令部。时适军风纪巡察团张贞等一行来县巡察。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刘建绪就将此案案卷转给张等。张受陈毓辉的蒙蔽，向刘建绪建议应处兆复死刑。眼看冤案即将形成，兆复己万无生理了。地方人士林骥、郑忾辰等闻讯，即密商营救办法。他们一面拟就辩冤文稿，交林紫云带到福州、永安等处分发，一面由郑忾辰、林骥等领衔，电请萨镇冰、陈仪设法营救。紫云到了永安，与俞兆兴、叶香溪、林庆森、陈绍璟诸同乡商讨后，推当时在建设厅任科长的俞兆兴直接向刘建绪陈情。此时萨老和陈仪的保电也到了，几经周折，刘才同意将兆复解省审理。嗣经省保安处秉公处理，宣告无罪释放。

兆复入狱时，遇见在押的汉奸郑干青（郑系被兆复检举入狱的 )，郑冷嘲云 ：“你当时扬威扬武，为何也有鎯铛入狱之日？”复愤极即举手铐打郑，①陈亚泉先生提供。斥他汉奸无耻。在县狱中，复常被传夜审。每次夜审，他都严辞斥责陈等贪残无道，陷害好人，略无顾忌。

在三元监狱里，他与俞兆清烈士关在一起。清病重，生活曾得到兆复的照顾，后兆清由兆兴营救出狱，盛赞复在狱中解衣推食的隆情高谊。

1936年左右，兆复曾协助萨镇冰收编土匪黄吓大等。

1939年，陈嘉庚来融，寓西园小学。他邀兆复同到渔溪等处侨乡巡视，对我县侨乡房屋建筑很赞赏，曾写了“福清多华屋”的中堂赠给兆复。

兆复又曾偕郑忾辰先生等到龙田、高山一带调解民间械斗及严重的海地纠纷。

他还非常重视环境的美化，曾在自已创办的西园小学内种植很多花木，并发动西园村群众，在村前村后和大马路两旁大种风景树。因此解放前的西园村，就象一个小公园，每当夏夜，城关很多人都到这里来散步，借以消除一天的劳累。

在里美乡，兆复先生除着意兴办水利、教育，热心为人排难解纷外，还创办了农事实验区，试验果树上山，荻得成功 ；同时在里美后山种植的百万株马尾松和相思树，现也已蔚然成林。

1956年秋，兆复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福清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拥护和热爱共产党，在会议上能坦率地提出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

1962年，上级号召征集历史文物，他慨然将珍存的字画和精巧的盆景献給县政协。其中有名人山水和齐白石高足 xx 画的虾，还有一幅《月夜猛虎图》，系出自日本名家。他在台湾时，以一百元银元高价购得。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和华东局魏文伯书记来融视察时，看后均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这些文物竟被作为四旧毁掉！

1963年他得了瘫痪病，卧床不起。1971年秋以他病不治身卒，终年八十二岁。早在1961年秋，他就在他的出国护照上留有遗嘱。兹摘录如下：

“如有辞世，千万送火葬场，骨灰盒放大海浮流……如吾县有火葬场，则由里美或利桥大海送下。我一生好办事业，不幸在腐化政治十余年，空跑空走。逢此盛世，十二年间……惜年老，虽有心力行，但无补于事，……老老实实说，感谢毛主席，才能荒山变成金，我曾对捐资办场的兆玉弟说 ：如果没有共产党政治，恐怕此场成为历史陈迹，我特写出，给我的子女秀菊，建心，建祥，建魁，1961年8月1曰，兆复留言于里美农场”。

江英时先生提供

薛永香先生在融美中学

林长贤 李烈丕

薛永香先生，字蔼如，生于1883年10月18日，福清县高山镇薛港乡人。

年少家贫，父母早丧，所以只读村塾七年。后作为孤儿入龙田培元书院就学一年，再后在福州福音书院就读三年，于1909年秋毕业，时年二十六岁。先生毕业之后，即到龙田融美中学任教，直至1951年春六十九岁时才退休。他在融美中学工作，前后共四十一年零六个月，曾担任过监学十三年（1913—1925), 代理校长五年 (1926-1930年），教员二十年（其中从1941年春至1949年春，共八年六个月兼任事务主任）。薛永香先生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均在融美中学度过，所以他在《自传》中说过 ：“这个学校便是我的家，历届的同学也便是我的亲子弟，我的生命与这个学校是分不开的”。

克己奉公 办学有方

薛永香先生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不管是担任学校领导，还是担任教学工作，总是一丝不苟。他既教语文，又兼授园艺。在教园艺课时，不但能认真传授农业基础知识，而且能重视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当时校园里所种的各种花木、蔬菜、瓜果，都是在他认真指导下培育的。他还能掌握播种、插秧、犁田等农耕技术。同学们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逐渐产生了对农艺学科的兴趣，毕业后不少人报考农艺、生物等专业。如现在福建农学院任教的陈举鸣同志就是受他的影响较深的一个。

薛永香先生对学生学习的要求十分严格。平常不许学生迟到早退，寄宿生除星期天下午外，不许离开校门。上课时一定要专心听讲，坐立端正，不许谈笑吵闹 ；朗读课文时，定要读音准确，声音响亮，句逗清楚 ；做作业时，定要用毛笔写正楷字，稍有草率，立即退还重做。对一些学生的优秀作业，常常选出张贴，以资鼓励。早晚自修督促甚严，学生倘有违纪，或训诲，或谈心，晓之以理，直至表示决心纠正为止。偶而亦用教鞭训责，但必继之进行个别谈心，使学生口服心服，愿意改错。为节省学校办公费用，薛先生平时写信，多以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他因公到县，来回从不坐轿子、车子，总是身背包袱，手提雨伞，脚穿草鞋步行。有人劝他说 ：“薛老师，您年纪大了，为什么不坐轿坐车呢？何必这么辛苦！”他答道 ：“轿上是人，轿下也是人，自己坐在轿上让轿下人来抬，心里怪难受，总感到不平等。”他还经常说 ：“做人长了两只脚，不走路，怎么行呢？”课余之暇，他经常到学校附近的上一村、下一村，与父老攀谈，联络乡校感情，所以至今两村的父老还常常称赞薛永香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

薛永香先生的克己奉公，还表现在他的生活俭朴与助人为乐上。他平时穿的那件夹袍，盖的那床土染料染成的蓝底白花的粗布被子，都是从年青时一直用到临终。这条被单千补百纳，现乃保存在其次女德蓉家，作为传家宝。

薛先生常对人说 ：“衣服是身外物，破了不要紧，经过缝补洗净照样可以穿，最怕的是内心破烂，人假如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就坏了”。

薛永香先生由于一身扑在教育事业上，廉洁奉公，所以家里置备的家具很不齐全。冬天穿的棉衣夹袍到夏天时无处存放，只好用两张木凳铺上床板，用以放置冬衣。直到五十多岁时才购置一张桌子和一架存放衣服的橱柜。

薛先生每月工资有限，一家十口，入不敷出，全靠其爱人晚上作女工，帮助维持家计。薛先生的第二女儿薛德蓉回忆说 ：“我的妈妈每天晚上作针黹，不到夜半三更往往不上床睡觉，我们兄弟姐妹年少时，多是躺在她腿上睡。”

薛先生自己家庭生活是这样俭朴，但对亲友困难的帮助，却毫不吝啬。如有的亲友、邻居，因家庭困难向他借款、借粮，他都倾囊以助，绝不让他们空手回去，即使自己一时身无分文，也要想方设法，向别人转借。

爱校如家 爱生如子

薛永香先生在融美中学几十年，勤劳朴素，克己奉公，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当时，“艰苦朴素，勤奋学习”的融美校风，名闻遐迩，这与薛先生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那时，学校规模小，经费不足，人员编制紧，为了节省学校的开支，他身为校长，既要管理学校，又要教书育人，还兼门房工友，一身多职，备极辛劳。他经常手提工具箱，内装铁锤、铁钉、钳子等，巡视校舍。当他发现教室、办公厅、师生宿舍的门窗户扇或教室里的课桌椅损坏时，即随手进行修补。他不但会木工，也会做土匠，见椅修椅，见墙补墙，为学校节约点点滴滴的开支。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台风紧刮，石厝楼屋顶气窗被风刮开，他身披蓑衣，手提风灯和修理工具，赤着脚爬到二层屋顶，冒着狂风暴雨，钉好了门窗，使学校财产免受损失。

龙田地处沿海，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学校曾先后两次搬迁到东张香山和顺昌元坑上课。一次在1939年，另一次在1941年。这两次迁校，薛永香先生都坚持留守龙田看顾校舍。当时日机经常侵入龙田，疯狂进行轰炸扫射，薛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与犬为伴（当时学校养一猎犬，守门护校），与校共存，为保护学校财产坚守岗位。在那险恶的环境里，他还利用空下的教室，招收些学生进行义务教学，做到弦歌不辍。

薛永香先生对学生不但学习上严格要求，而且生活上关怀备至。自己种的蔬菜，收成时悉数送到食堂煮给学生吃。遇有学生染病，便嘱咐家里人代为煮饭煎药，并亲自端至学生床前，候其服用后才离开。许多校友回校拜访，他都非常热情接待，视同子女归家，远道的，并坚留在家用餐。他的女儿德蓉说 ：“爸爸往往把家里人吃的饭先招待客人，我们只好再去煮，有时甚至煮了一餐，又再煮一餐，把自家的吃饭时间延长到很迟。因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多因过饥失饱，得了胃病。但父亲仁慈之心，对我们兄弟姐妹教育很大，影响很深。

同情革命 追求真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民族矛盾激化，接着华北局势危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当时在融美中学学习的进步学生陈振芳，响应党的号召，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并组织宣传队，到龙田镇及附近各乡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解放前夕，融美中学进步教师张端机等在校内、外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引导进步学生组织“友谊会”，出《晨曦》刊，响应全国“学运”进行罢课，游行示威，打击基层反动政权。

部分学生还秘密参加地方游击队。上述这些革命活动，薛先生亦有闻知，但他态度始终鲜明，思想开朗，表面佯作不知，暗里时加掩护，这种同情革命的思想，深为当时进步师生所称道。

由于薛先生德高望重，解放初期，他被邀请出席福清县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表示对新社会衷心拥护。同时又严于解剖自己，愿意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他在《自传》中说 ：“我没有什么才干，四十余年中，我祇凭借从农村里带来的那一种朴质无华的傻劲，勤勤恳恳地为这个学校工作，其他的想头，我是没有的。我能在风烛之年，见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十分高兴。我过去四十余年，一直躲在学校里，都没有出过头，露过脸，超阶级思想特别浓厚，现在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正确理论来衡量我四十余年教学的价值，我不唯卑不足道，有的地方甚至有不可救赎的罪过。”这是薛先生在接受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后，联系到过去在学校里曾用教鞭训责学生的管教方法感到内疚，而作的自我解剖的。他这种勇于接受真理，要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家教有方 儿女成才

薛永香先生清廉高尚之美德，还可从他对子女严格要求中看出。他在融美中学工作期间，家属均住在校内，一家十口，只住南洋楼的三小间宿舍和利用走廊作厨房。每天拂晓，他即唤醒子女起来，打扫房间，然后进行检查评比，引导子女自幼养成劳动习惯。每天三餐，要求一家人共同在饭桌上吃饭，不得随便离开，他们三餐吃的是地瓜片，下饭的是萝卜干、豆腐、虾米等一类经济小菜。薛先生对子女们说 ：“地瓜片是本地自产的主粮，除臭烂的可以不食外 , 其余一定要吃下，不得浪费。”他还说，粗饭淡菜可以养成人的吃苦习惯和锻炼人的坚强坚志。薛先生的子女长大后上中学、大学都是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费用。薛德蓉回忆说，她是借款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逐步还清。其他兄弟姐妹也是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教育子女“要饮水思源，竭智尽忠地为人民的事业出力，借以报答人民给予的恩惠于万一”。（摘录薛永香自传）由于薛永香先生平时对子女要求严格，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他的八个子女（五女三男）均能遵其教训，个个成才，并都能谨守工作岗位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高风亮节 美名永存

薛永香先生于1951车退休后仍住在校内，直到1958年才搬到上一村，同第二女儿薛德蓉 ；二女婿高仁信一起生活。1959年11月因病逝世，终年77岁。遗体与其夫人合葬于龙田福庐山麓。

薛永香先生逝世已二十六年了，至今许多校友和当年同事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为了表彰他在融美中学工作时的劳绩，1982年学校九十周年校庆时，海外校友特倡议集资捐建“永香楼”一座，作为校庆的献礼，融美中学校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程序还为“永香楼”题匾，大楼落成之日，并亲临剪采，表示对薛永香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张振纲事迹

张忠荣

张振纲先生，字维屏，一九〇一年出生于福清县渔溪田洋村一个农民家里。一九二三年毕业于福建第四师范（即龙溪师范 )。回渔溪后曾任渔溪小学教导主任、代校长等职。一九二九年张先生发动双墩乡热爱教育事业人士创建南墩小学。一九三二年南墩小学校舍落成，张先生就任南墩小学第一任校长。张先生任教期间，积极提倡新教育，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封建思想，号召教育者要为工农服务，要参加体力劳动，他平常打赤脚，并经常带领学生参加农业劳动。这对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大。他的学生至今对此还有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经过渔溪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张先生积极响应，联合渔溪进步的知识分子，点燃起革命的火焰，于同年十二月间在渔溪成立农民协会，并被选为渔溪农民协会第一任委员长。农民协会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当时，渔溪反动势力极为猖獗，张先生大胆领导渔溪广大劳苦群众，勇敢地跟反动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提倡移风易俗，防匪保乡，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恶霸垄断牙行。具体事例有 ：

一、游斗驱逐贪官污吏

当时渔溪有个警察所所长，名叫叶季绪。他到渔溪后，即与渔溪乡劣绅恶霸狼狈为奸，贪污枉法，鱼肉人民。张先生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揭露他的罪恶，并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把欺压百姓的粮差戴上高帽，押上街道游斗，然后驱逐出境。

二、提倡科学，破除迷信

在渔溪，封建迷信活动极为猖獗，竹溪寺的菩萨出游，更是一个大祸害。那些乡绅每每利用菩萨出游，向百姓诈取钱财，有些人甚至被逼得倾家荡产。张先生经常在农协集会时向会员进行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宣传。许多会员在张先生的启发教育下，终于联合学生，组织起来，涌进竹溪寺，捣毁了菩萨，给渔渓破除迷信带了个头。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

三、与欺压善良的洋教士作斗争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存在着严重的崇洋媚外思想，所以洋人欺侮中国人的现象，在渔溪这个地方也屡见不鲜。当时有些民族败类信奉基督教，是想借洋人做靠山，来欺压同胞。因那时的外籍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名为传教，其实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甚至公开为教徒包揽诉讼 ；干涉中国官员宙理案件。一九二九年，双墩乡梧岭村有个教徒黄牛失落，硬说是被同村贫农张来喜偷去。这个教徒借洋人势力，逼来喜要交出黄牛，不然就要把他送去官府惩办。来喜被逼走投无路，结果服毒自杀。张先生获知后，非常气愤，立即带领双墩乡群众，把来喜棺材抬进渔溪街头基督会教堂，要这个教徒偿命。起初外国牧师还企图借反动政府的官吏来轰走这些群众，后来见群情愤激，众怒难犯，才不得不请人出面调解。最后以由教会负担埋葬费和支付死者家属生活费了结此案。这件事，当时确实轰动全县，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也让那些失去民族自尊心而投靠洋人的中国人以一次很好的教育。

四、组织群众，防匪保乡

渔溪百姓不仅要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常遭土匪的蹂躏。当时兴化郭楼古土匪集团经常到渔溪骚扰，洗劫店铺，绑架百姓，弄得鸡犬不宁。因此群众强烈要求防匪保家。张先生通过农民协会，成立农协武装，并在梧岭、野猫墩、南墩小学等地建立防守点，使土匪侵扰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农会这种防匪保乡的措施，大得人心，受到百姓的赞赏和支持。

五、反对恶霸垄断牙行

渔溪的谷牙、柴牙和果子牙一向皆为几个大姓大家族所垄断，他们利用这些牙行，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农民出粜粮食，出卖柴草、水果，都得通过这些牙行。如果私行交易，就要遭到他们雇用的打手毒打。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时，不仅要交纳手续费，而且都得由牙人定价。要是牙人自己购买，不但要任意压价，还要乱扣秤头。往往一百斤产品，只按九十斤计价 ,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农民只好忍气吞声，任其所为。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张先生号召各乡村被压迫的农民联合起来，改姓为“天”以对抗大姓大家族。并准备用农会名义，在渔溪中街后（即现渔溪镇政府镇址）另设谷牙。为了争取驻军十九路军的支持，在农协成立五谷牙之前，张先生把五谷牙牙纪欺压和剥削农民的情况告诉了住在他家里的一位驻军团长。这位团长听了，第二天就带了八名卫兵，化装成农民、到市场上去察看。刚巧有一位农民，挑一担谷子来投牙，牙纪除了压价以外，大秤一称，一百零一斤谷子只称作九十斤。

这位团长见了，非常不平，指责牙人不该欺压农民，但却遭到牙纪豢养之打手的围攻。这时八名化装成农民的卫兵，立即拔出卜克枪，将牙人和四个打手捆綁起来。团长欲向在场粜谷的农民借扁担来作惩罚这些恶棍的刑具，但没有一个农民敢把扁担借给他。团长气愤不过，命令卫兵到五谷牙对面的竹篾店（即现文化宫前面的那间拱门店铺）借来一把扁担，把这五个坏蛋按在地上打屁股，打得他们呼爹喊娘，连声讨饶。牙纪的威风被打下之后，农协谷牙就顺利地成立起来。这个新型牙行，合理收取手续费，实行买卖双方自由议价，深得人民大众好评，而那些不法牙纪对张先生却恨之入骨，无时不思报复。一九三四年，他们趁国内革命处在低潮的时侯，设下了圈套，引诱张先生身边的校工叶吓水出来赌博，让他输了钱，欠了债，然后用威胁利诱，使这个校工变节。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放午学的时候，这位校工趁陪同张先生从南墩小学返回田洋村家里的机会，在梧岗村后的道路上，枪杀了张先生。

张先生是为从事社会改革运动而被暗杀的。他遇难时，年仅三十三岁。他的一生虽然是短促的，但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

黄家宸事略

黄家宸（1980-1912), 福清县江阴乡北郭村人。父金鹏，生四子，家宸居次。宸幼聪慧，且好学。肄业于福州英华书院，并参加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桥南社体育运动”，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三月，宸决定参加广州起义，曾写信与其妻陈爱琼诀别。大意谓 ：“不日将与同事卅人离开此间，此行为兴汉灭满，即不幸而死，亦自光荣。但望教育吾子，继吾志，使吾死而无憾。吾书至此，泪如雨下”。( 据宸妻弟陈昌麟回忆记录。经函请宸子黄道平核对，据复，原信已于日军侵占诗巫时失落，“其中词句如〔与〕舅父所记者同”。）后因机密泄漏，不果成行。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家宸与祁暄、陈寿绥、周靖、刘宜芬（乃宇）等组织警醒报社，刊印《警醒报》，由陈寿绥在香港负责向南洋小吕宋各地发行，对侨胞鼓吹革命思想，并进行联络工作。宸擅演说，能作激烈言论，为革命党人彭寿松所喜。福州光复前旬日，宸回福清活动，于11月6曰在龙田私立融美初级中学演说革命道理，措词激烈，听者动客（时杨昌栋曾在场听讲）。经过十多天的联络，宸组织了一百多个同乡带往福州。

这时福州已经光复，新政权首脑彭寿松（参事委员会会长）不予编队，也不给饷，只委家宸为印铸局总稽查，黄无词以对乡人，对彭极表不满。农历十月中旬（福州是十一月十一日即农历九月廿一日光复的），家宸曾奉派同薛嘉音 ( 薛港人），余耿臣（洋边人）等回县接收，并向前知县王家驹清算账务，王闻风潜逃，宸等无从接收，只得回省复命，省方随委朱建泰署福清县知事。

寿松自任参事委员会会长（后改称政务院院长）后，以功臣自居，骄横异常，又把奸佞巧诈的马绛生（安徽人）引置左右，愈益不得人心。

一九一二年一月，制定《福建省临时议会选举章程》，外省旅闽人士要求特定议员专额。寿松系湖南人，坚持私意，决议照准，本省人士群起反对，同盟会会员蒋筠（字子尊，前清举人），到处演说，抨击寿松。寿松怒，派人于四月廿九日暗杀了蒋筠。时家宸主办《民心报》，特就蒋案撰写论文，痛斥彭寿松，并插配图画，指陈彭的罪行，因而黄彭的矛盾愈加尖锐。这时彭妻及侦探队捕风捉影密报黄将杀彭。彭忿甚，乃密令爪牙伺机刺黄。消息传出，英华校督高智，劝黄不要离开学校。因仓前山外国人住处有治外法权，故彭不得下手。

先是家宸的堂叔黄治基（字艾庵）与闽清黄乃裳为莫逆之交，他于赴美游学时，曾托裳照顾宸。当黄彭关系趋向紧张时，乃裳曾居间调停。彭嘱裳偕宸往见，当面交换意见，消除误会。五月二十日，宸随裳到彭处，经裳从中疏解，彭对宸表示谅解，但未收回暗杀密令。宸辞出后，发现轿后有人跟踪，即在花巷口商务印书馆门前下轿，进内假装看书，徐图脱身。挨到中午，宸就店中与外交司司长陈能光通电话，要求就近到陈处避难。在获得应允后，刚从花巷底穿出，即遭暴徒围攻，身中数十刀，惨死于南营董氏祠前。

蒋、黄惨案发生后，福州《群报》编辑苏眇公（当时名苏郁文 )，发表文章，对彭猛加抨击。彭不能堪，抄封《群报》，并逮苏入狱，横加杖责。

福清旅省同乡对彭的倒行逆施极表愤慨，特在福清会馆为黄家宸举行追悼会，控诉彭的罪行。黄乃裳自觉内疚，于参加追悼会时题了“谁杀伯仁”四字悼词，意为家宸被刺，已与有责。时省议员、郑德元（即郑忾辰，福清人）、林森（都是同盟会会员）等就蒋、黄、苏事件在省临时参议会对彭提出弹劾案。郑德元更在福州天安堂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严厉抨击彭寿松。寿松老羞成怒，竟派其爪牙冲入议会宿舍，搜捕郑、林等人，但一无所荻。于是郑德元、林森、宋渊源等五议员相率逃往京沪，向各有关机关提出控告。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要求惩办彭寿松的运动。京沪报界和闽籍同乡，纷纷进行声援。后由刘冠雄转陈袁世凯，袁派岑春煊以镇抚名义从上海率四艘军舰来闽驱彭。彭寿松失尽人心，日暮途穷，在诈得十万元“赆仪”后，取道香港，返回湖南老家。苏眇公也同时获释。

彭寿松被逐后，郑德元等代表蒋、黄家属，继续向法院控告，要求惩凶，连交通司司长黄乃裳也牵连在内（因家宸当时往见彭寿松是黄乃裳安排的）。

闽侯地方检察官侦捕本案凶犯数人，除张煊系现役军人，送交军法审判，处以死刑外，对林步云（西瓜）、黄福胜（满满）、黄有胜（僧本学）、陈国华及在逃的彭寿松等人一并起诉。刑庭对林步云、黄福胜、黄有胜判处死刑，在布司埕执行枪决 ；对陈国华判处无期徒刑。未到案的彭寿松、刘秋元、翁庆安、陈庭标、饶国臣等予以缺席判决，判处死刑 ；同案何永保、陈福春、郭小华、徐镇标、郑茂春、林汉成、陈怀忠、杨福春等亦予以缺席判决，判处无期徒刑。第二年，彭寿松以他案在汉口被捕，汉口地方审判厅来闽调卷，根据原判将彭执行枪决。人心称快。

家宸遇难时，年才二十二岁。遗下一子名道平，时仅十八个月。夫人陈爱琼与宸同庚，曾是龙田毓贞女塾学生。宸遇难不久，携子随宸堂叔黄治基前往马来西亚砂捞越黄乃裳开辟的新福州（诗巫）谋生。道平长大后回国就读于英华书院，毕业后又到新加坡英文专校进修。抗日战争前，曾携款十万元回福州购置房地产，并在东门经营农场。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曾组织游击队在马尾杀死日兵28人。次日，在日兵大肆搜捕中被捕，几至不免。嗣被逃脱，从南平取道广西出国。后在诗巫华人政务司工作至退休，现仍健在。孙三，长恒恭，青岛

动力学院毕业，曾在上杭广播站工作，现住香港 ；次恒业，新加坡机电学校毕业，现在砂捞越古晋交通部工作 ；三恒明，剑桥大学毕业，进修二年，得硕士学位，现在英国工作。孙女丽莉，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曾在漳州三中任教，现居香港。

本文根据刘通、陈寿绥、梁诗荣等所写的有关资料（倶见省文史资料第六辑）、俞奋初口述笔录（见福清文史资料第一辑）、县志办有关档案及严曦，翁发禧来稿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