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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四辑

 
八月丶未央 | 来自福建
福清县虞阳医院三十六年

俞肇駥

到1984年10月1日,虞阳医院已经走了整整三十六年的路程。该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建过程,我都参与其事。现将该院的创办、发展和争取侨资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

( 一)1948年初,我因病回渔溪疗养,听说当地一二个人开业医生对病家百般勒索,又了解到光渔溪街上就有棺木店十三家,家家生意兴隆。疾病和死亡给家乡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促使我决定留在家乡,办个侨乡医院。

想为人民福利事业竭尽微薄,以酬“救人为乐”的学医宿愿。刚好华侨杨奇源先生回国探亲,我把想法告诉他,他极为赞赏,就挽请地方缙绅组织建院筹委会(后改为董事会)。筹募干谷五十担为开办费。租用民房,借用服务社家具,于1948车10月1日正式开诊。当时由于技术力量和办院经验不足,乃与莆田圣路加医院合作,把院名定为“莆田圣路加福清华侨协组医院”,由我主持院务。圣路加医院余文光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不但廉价让给一些药品器材,还介绍助产士龚云霄同志来院工作,并轮流派遣助产学校毕业生来院实习。开诊时,除我和龚助产士外,还有一位工友,一位药剂学徒,全院职工仅“三个半”。没有资金,暂把“志明药店”当“药库”。每曰提篮上店购药,是不折不扣的“穷起家”。

1950年初,侨领郭 xx 先生回国观光,获悉我将被调到县卫校任教,即面谒李毅县长,陈述华侨意愿,表示将在二年内建好新院舍,要求把我留下。

当时海外侨团下面已设虞阳医院筹建委员会,先由郑先生负责后改由俞肇骅先生任主任。林仁木先生付之,国内的医院筹委会则改为董事会 ;以便开展工作。

1950年5月我们收到第一笔侨汇500美元,用于添置外科器械等设备,数月后郭、林、杨、陈四知名华侨还联名来函表示定能如期建院。1953年底,一座800平方砖木结构二层楼新院舍建成,全院职工已增到十三人,但医院经费却十分拮据,职工欠薪达二、三个月。好在人心齐,大家仍然热情地工作,毫无怨言。

此后,我们每年都莸得一些侨汇补助,就诊病人数、职工数,基建项目和医疗设备都逐年增加。1959年内科、儿科病房建成,医疗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1961年印尼排华,国内又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我们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即把侨务工作扩展到新加坡。并通过杨先生发动新加坡知名华侨郭家三昆仲捐赠大批药品,这对我县的医疗保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曾受到中共福清县委的表扬。1962年,我们特建外科产科病房定名为“品光楼”作为林品光女士生前关怀卫生事业的纪念 .

1964年底,我调离虞院,先后到福清县医院、海口医院工作。调离时,虞院已规模较大,有二层楼钢筋混凝土木质混合结构院舍五幢(小建筑物如厨房等不计在内),总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占地约十五亩。病床80张,库存药品约值人民币二十万元。医疗设备有大型 X 光机,救护车(二辆)、电冰箱、心电图机,万能手术床,无影灯等,大部分都是侨赠的进口设备。全院职工已增至80人,技术力量也得到加强。

继任院长赵培华(女)同志,任职期间曾发动全院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并亲自当小工,做“牛头”,拉沙石建起一座约150平方米的单层膳厅,名曰“勤工膳厅”。

这时政府鉴于本院院舍不足,陆续拨款修建了病房约500平方米,办公楼和职工宿舍500平方米。

“文革”期间,院务混乱 , 政府虽然每年都拨有数万元补助费,但仍不敷支出,经常借款维持(80年才还清),甚至卖掉发电机来发工资。

( 二)打倒“四人帮”后,虞院工作渐复正常。我虽于1976年退休了,但回家观光的侨团代表以及医院书记、同仁、上级领导等多次前来动员我回院继续工作。1979年底,我病体稍复,只好勉为其难,把弃置达十五年之久的争取侨汇工作重新搞起来。在华侨热情支持下,1980年起,医疗设备和侨汇又源源而来。五年来共争取接援三百多万港元,用来修建八幢院舍(已建成五幢,还有三幢即将动工),总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医院占地面积扩大了约十亩,合共有25亩左右。进口的医疗设备有新的大型 X 光机,救护车 ( 二辆),心脏起搏器,纤维胃镜,电照显微镜,精密天平,手提心电图机,影印机及电冰箱,空调机等。目前医院已设有内儿科、外科、产科、中医科、五官科、针灸科、中医伤科、口腔科、肛科、化验科、X 光科、胃镜室,心电图室、供应室、制剂室、超声波室、中药房、西药房等十八个诊疗科室。但各科室的技术骨干仍有待充实加强。现在核定病床为95张,实际使用病床数应为140张。全院职工135人,大中专毕业生约占半数。1984年十月份,经福建省卫生厅批准,虞院已改为县级的全民所有制医院。

( 三)饮水不忘掘井人 :虞院之所以有今日,除了党的卫生、侨务政策的正确,各级领导的关怀,解放后人民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全院职工的辛勤劳动外,爱国爱乡华侨的大力支援是重要因素之一。对虞院有贡献的华侨数以千百计。其中有不少数十年始终坚持为虞院奔走的老华侨。例如(上面已提到的从略):

邱先生数十年来为虞院出钱又出力。此次又慨捐120万港元,建门诊大楼及补充设备。

侨领杨名树先生、林仁木、林民贵先生毕生为家乡福利事业尽瘁。在印尼排华高潮时,带动许多华侨利用遣返难贫侨机会,连夜发动当地侨眷侨属,赶制芦花褥子、枕头、被单、床单、枕套等近千件,分托难贫侨带回,供家乡住院病人使用。这种在危难时期仍不忘怀闾里乡人的高尚情怀,真可大书特书。

1961年底,林敦辉与邱先生回国省亲,车过家门而不入。他们先到医院看一看后,才返回家中。其与医院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见。

在华侨许先生、俞先生、郭先生的发动下,许多祖籍不在渔溪的海外华侨,也热心捐款给虞阳医院。如金印的姚先生、松潭的周先生每人都捐赠了三四十万港元,上迳乡岭胶邱先生也捐赠壹百二十万港元,使虞院更加迅速地获得发展。

( 四)院领导的更迭与医师等变动情况 :虞院于1961年底成立党支部,由邹良和任书记,其后相继担任该院书记的有黄迪铁、傅志明、杨道桂、倪朝鋚诸同志。

1948年至1964年我负责院务十六年。其间郑元同志于1955年由上级派来任付院长,1956年调升,1964年我调走时由赵培华同志接替。“文革”期间,領导此去彼来,犹如走马灯。“文革”结束后由张在贵、严义顺同志分别担任正付院长。

知名县内的医师按其到院顺序西医有林万青、陈其轩、杨伯昆、邓永夫妇、林新顺、黄宗铿、蔡本隆、庄侯康,林惠添、魏和平夫妇、严文光、高祖贻、陈贤理、林金凤等。中医有蒋钟琦、陈祥呈、林宝瑜、陈台衡等。

老护士长有黄美恩、林芳华、徐德冰(已退休),陈玉芳、邱宜春等人。

他们都是有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医务工作者。

虞院艰难地走过了三十六年的路程,今后应做的事还很多,现在只能说是“启其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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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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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丶未央 | 来自福建
战后雅加达融侨的戏剧活动

邹访今

战后的五十年代,我工作于雅加达,住宿于新华学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当时雅加达玉融公会文娱股负责人王桂森(又名辉墀,渔溪人)先生和我来往密切,而玉融公会演出戏剧的地点又都在新华学校大礼堂,和我的住处近如咫尺,因此,对于战后雅加达融侨的戏剧活动,我了解一些情况。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据我记忆所及,战后十多年(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雅加达融侨所演出的戏剧,都是地方戏,其中较为著名的传统剧目,有闽剧《秦香莲》、歌剧《孔雀东南飞》和《白蛇传》等等。

这些戏的剧本和道具都是来自祖国。玉融公会为使戏演得逼真、动人,还常常派王桂森先生等回国取经。一种传统剧目的演出,并不是演一天两天就完了,而是每次都连续不断演出二、三十天,而且不断改进演艺、更新布景。

玉融公会演出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传播祖国文化外,主要是为了募款,或筹集扩建玉融公会所创办的新文学校校舍基金,或募捐解决雅华爱国侨校(如振强学校等)的经费困难,或募捐赈济因水灾、旱灾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当地灾黎,或募捐支援印尼人民解放西伊利安……等,一句话,都是为了公益事业。此对促进华侨的爱国事业,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雅加达融侨,绝大多数是商人。戏的演员,主要是青年学生,也有不少是生长于祖国的,早年就爱好剧艺的老一辈华侨,这些老华侨 , 他们在海外经过多年刻苦经营,都成了富商巨贾,平常西装革履,出入都坐汽车。可是为了公益事业,他们亦当仁不让,或对年青演员言传身教,传授唱工做工 ;或穿上青衣,戴上小帽,扮演角色登场献艺。有的老华侨还热情地带领妻儿子女一起参加演出,出现了夫妻同场演出,父子同场演出的动人事迹,表现出热爱祖国文化的一片赤诚。

由于融侨团结合作,积极努力,所以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场场满座,成绩斐然,在雅华剧运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美玛的融侨

邹访今

美玛(BLMA) 是印尼佛罗勒斯海峡松巴洼岛上的一个县份。它与西里伯岛首府锡江隔海遥遥相对,控制着佛罗勒斯海峡的门户。这里有可停泊十多艘巨轮的天然良港,岛上有飞机场。物产丰富,盛产原盐、马匹和红葱。尤其是红葱更驰名于世。平常我们所见的红葱头只拇指般大,而美玛出产的红葱头比洋葱还粗,大如拳头。它是美玛最著名的土特产,远销婆罗洲、爪哇、新加坡、澳洲以至欧洲等地。

根据六十年代初的数字,美玛融侨约有七百名左右,占全美玛县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分布于美玛县城及其所属乡镇,多数经营土特产,尤以经营红葱为大宗。他们从当地农民收购来后,以轮船运往国内外销售,为印尼争取了不少外汇。他们还以独木舟风帆搞印尼国内岛际贸易,对促进印尼岛际间的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美玛融侨用独木舟风帆搞岛际土特产运输,是担尽风险的。独木舟是由一段大树凿成的,舟傍两侧装有木板制成的翅膀,以平衡船身。倘翅膀牢固坚韧,一直很好,舟上挂上帆布,可驾风驭浪,在大海中飞速前进,纵舟身装满了水,也稳妥安全而不会沉没 ;但若翅膀不牢,不坚,中途被大浪打断,那舟就会立即倾斜覆没,葬身鱼腹。在美玛经济史上,融侨因此而丧生的不幸事件是常有的。

爱乡爱国是广大华侨的优良传统,美玛融侨十分热爱祖国,很讲团结。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在战后,美玛融侨和闽南籍粤籍同侨一起组织起领导全埠华侨的统一机构“中华总会”和“中华商业公司”,办有一所学校。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尼其他各地华侨,由于受祖国政局的影响都分裂成两派,而美玛华侨包括融侨却清一色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人民政府,他们所订阅的报纸都是爱国的《生活报》和《新报》。而那些右派的报纸在美玛融侨及其他华侨间根本就没有市场。每逢节日,满街满巷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和印尼的红白旗。

从历史上看,美玛融侨曾多次经受过人为灾难的折磨。1875年荷兰的进侵、1908年美玛人民两次掀起反荷斗争,美玛融侨都遭受过兵燹之灾。

1942年日军进侵美玛后,提出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勤劳奉公”的“号召”,美玛融侨被迫受尽了“兵役”和“劳役”之苦。1959和1966年,印尼两次排华,更使许多美玛融侨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这一页惨痛的历史,至今思之,仍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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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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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丶未央 | 来自福建
福清人民抗倭斗争史料

郭有贵遗著

从元朝末年至明朝中期 , 日本九州一带封建诸侯纠集武士、商人和海盗,成群结伙,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人数从数百人到上万人不等。他们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沿海居民称他们为“倭寇”。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海防失制,武备废弛,加上奸民勾引倭匪,官兵豪势通倭赂倭,因此倭祸蔓延,造成空前浩劫。

福清地处沿海,是倭寇骚扰的主要地方之一。根据历史记载,福清遭受倭寇骚扰是从公元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开始,到公元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 ) 基本平定,前后时间连续二十年。其间倭寇曾数次从海口登陆,并一度占据牛田(今龙田), 海坛 ( 今平潭县,明朝时属福清)作为窝屯的重要据点,并且与宁德横屿、莆田平海结成犄角,作为进攻省会福州及兴化府(今莆田市)的大本营。

当时倭寇足迹几乎遍布全县,人民受虐杀,财产被劫夺,不可胜记。侵略者的暴行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力量,抗击倭寇,但由于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未能彻底打垮敌人。至1562年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率戚家军入闽作战,在人民的协助下,给倭宼歼灭性打击,才基本平定了我县的倭患。福清人民曾在历史上写下英勇抗倭的光辉的一页,搜集了解抗倭斗争史料是非常必要的。现将历年倭寇侵扰福清和福清人民抗倭斗争情况分述于下 :

公元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农历,以下同)中旬,倭寇在海口登陆,聚集人数多,晚上到莆田。明武将千户(千户,明卫所官名)白仁率部抵抗,因众寡不敌,其他官军不予支援,兵败被杀。(据《莆田新志》)我县倭患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海寇汪直和倭寇合伙,加剧骚扰东南沿海,劫掠我县和邻县。

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福州、泉州、兴化三府和福宁州所辖各县,都有倭警。当时本县受害情况,因记载不详,无从而知。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从莆田白湖侵犯涵江及我县上迳等处,并攻陷海口,焚劫百姓。十三日围攻镇东卫城(在海口镇东面约一里),明军下级军官戴洪、高怀德、张銮战死。这时泉州、长乐、福清都有义兵出动,参加作战。

在倭寇侵犯海口的时候,海口方民里(即现在龙江村一带)义士林廷兴见倭贼突至、百姓惊慌,就率领众人,扼守龙江桥(即海口桥)桥头,挡住敌寇来路,一连杀死数名敌兵,敌人丧胆后退,海口镇的一些老弱妇幼才能及时逃出虎口。

倭寇占据海口一个多月,陆续来援的明朝官兵有几千名,但都不敢出战 . 当时有个下级军官童乾震(泉州人)带兵三百人,驻扎在里美村,童乾震多次请求出战 , 均被上司阻挡。他激于义愤,带兵驰往救援林廷兴,协同作战。倭寇中有个号称“万人敌”,凶狠异常,童乾震砍断了他的手臂 , 还斩杀和活捉了数名敌兵,大挫贼锋 . 但是童乾震孤军久战,连放几次信号炮,其他官军竟不出兵救援,而敌军越聚越多,众寡悬殊,童乾震军力不支,边战边退,至覆釜山(在海口西北二里处,又名东岳山),童乾震让部下先撤,自己愿在此地死战,但部下无一人肯离开他,个个奋勇与倭寇展开肉搏战。童乾震一脚踏着一名敌寇正要刺杀,被敌寇回刀刺入腰部,壮烈牺牲,余部50多人,坚持战斗,大部战死,林廷兴亦同时殉难。全城百姓都为之下泪。

在海口,义士陈学书带领群众奋勇杀敌,曾追敌到东岳山,大败敌人。后被包围,陈学书等人英勇战死。

又有长乐援兵与倭贼正在龙江桥附近激战,适逢水兵发铳,倭贼乃趁浓烟障蔽,向援兵猛扑,援兵败散。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窜扰我县的倭寇分兵两路,一路窜向泉州,一路由海口窜至西乡,官兵紧追,杀死一名穿红衣的贼首。明下级官刘炘、王月勇在追截贼寇时,未及列成阵势,贼突然到来,刘炘手执铁耙杀贼三人,力尽无援,被贼杀死,手中兵器还紧握不放,王月勇同时牺牲。这路倭寇经长乐石尤岭过闽县领仁里窜向宁德县,在福宁州边境竹屿孤山,被我军歼灭殆尽。同年八月,倭宼几千人从我县海口进犯福州,省城四郊被焚,死的人无数。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福建沿海各县几乎没有一县不受到倭祸。倭宼水陆并进,居民奔逃。十月倭宼突至长乐洋崎,再从长乐来福清。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宼一千多人由长乐坑田登岸,经石尤岭进犯福清。五月十二日占据县城附近山头,发炮攻城,知县叶宗文首先逃走,北门被敌攻入,劫库劫狱,杀掠男女千余人,放火烧官舍民房,街巷一空。

举人陈见率领百姓迎敌,与训导邬中涵、监生林鼎等同时牺牲。两天后贼才退出城外。

另有倭寇三千多人从松下突入海口澳,围攻镇东城,两天后再增一千多人,并力合攻,镇东城几乎陷落。守城军官秦经国和几十名骑兵出城抗敌,并打开城门让难民入城,保全不少人民的性命。海口人谢介夫带领群众抗敌,协助官军保卫镇东城,斩贼很多,后来谢在另一次战斗中牺牲。

六月,逃难的百姓陆续回城,代理知县唐金组织民兵,聘请铳手,筑城开池,又任命义士夏叔慎主持城内防务,县城稍得安宁。

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这一年倭贼遍至山区海边,全县无一村落不受糟蹋。从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五曰,大洗劫达七次之多。

3月26日,倭寇由松下进犯县城东门,城中发铳打死两个贼人,贼才逃走。

3月28日,倭寇二百多人由长乐进犯县城北门,守城兵击铳,贼马伤人倒,又逃去。

4月17日,倭寇四百余人由松下再次进犯县城东门,被铳手击走。

4月24日,倭寇由长乐进犯海口,再转扰兴化。

4月26日,倭寇一千多人由兴化窜入我县,经延庆寺后,过天宝陂,屯宿溪前、马山各处。次日窜往长乐石湖。

5月5日,倭宼四千多人 , 从牛田到上洋,再由玉屏山经洋埔驻宿宏路,后再南窜。

7月,贼船停泊海坛岛,进犯高山的白鹤、瑟江、东瀚、后营等处。

8月18日,倭寇四百多人,从长乐进犯,宿溪头一夜,经上迳、前赤、井得、临江、化北直到后营,并占据江阴。江阴柯屿人陈言近与妻翁氏一同抗敌牺牲。

11月初,官军在参将王麟、把总朱光、佥事万民英带领下迎战,杀倭寇一千四百多人,并活捉通倭大汉奸严山虎。此时有残贼数十人由云中洋往磨石,沿途杀人放火,被当地民兵围歼。

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倭宼盘踞福清江阴。十一月曾进犯上迳。义士夏淑慎带领子侄与部下等前往江阴,在渡江决战中,他和侄子朋、男子国,义男伍二等都英勇战死。后来倭寇盘占海口,夏叔慎的哥哥夏叔谨准备为弟报仇,以传谕为名深入贼巢,准备伺机刺杀贼酋,不屈,亦被杀。地方百姓建义烈祠纪念他们。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4月26日,倭寇从长乐经石尤岭来,屯化北、新堂、牛田作久住打算。各地避难入城的人很多,无处栖身,所有寺院、佛堂、学宫的门檐下以及城门空地都住难民。他们在饥寒疾病交迫下,死亡很多。高山化下里官路村人王杰、王橙带领乡众抗敌,同时牺牲,王杰子王美也同时遇害。五月三十曰倭寇侵犯前薛,义士薛廷泗率众抵抗,战败牺牲,家人薛泥七同时被杀。里美义士俞伯安在乡训练丁壮,屡次打败进犯该村的敌人。后因上元节,乡人照例迎灯,倭寇突然拥入,屠杀极惨,伯安力战后牺牲。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大举侵犯福建,以横屿、牛田、兴化为大本营,互为声援,图谋侵犯省会,福建告急。在福建巡抚请求下,浙江总督派参将戚继光带兵六千入闽剿灭倭寇。戚继光定下先破横屿贼巢,再扫荡牛田倭寇的策略。戚继光对诸将说 :“贼坚壁福清与我军相持不下,其他贼人据横屿绝岛(在福宁州)中,宁德虽然天天告急,暂且放下,只要急攻横屿,横屿一破,乘胜攻福清贼巢,为势甚易。”八月戚家军进攻横屿,连克要隘,捣破贼巢,克复了闽东倭寇大本营——横屿。

9月28日、29日两天,戚家军先后开到福清,人民夹道欢迎 . 戚继光放出风声 :要休息整顿一段时间后再行动。用来麻痹敌寇。这时倭寇有几万人在福清,设营牛田,分屯杞店,上薛、西林、木岭、葛塘、闻读等处,势若长蛇,连接三十余里。28日当天,戚继光潜出石塘,单骑登大乌岭,瞭望贼寨形势,掌握贼情,定下进剿策略。第二天,戚继光大摆酒席,宴请地方官员,席间托辞离席。夜才二更,他传令各将分兵三路,由锦屏山进击,施明赐、童子明二支埋伏在西林、木岭,防敌抄袭,特选骁勇壮士三百人伏山口等待。另派参将侯熙、黎鹏举、游击(官名)倪路守在田原岭、渔溪、上迳截住贼归路,阻止遁逃。

天未大亮,贼七百余人突然来 , 伏兵出其不意,突起迎击,戚继光听到铳声,督促大军合战。倭寇有一先锋,骑马挂红袋,袋中满贮碎金,临阵,散金地上,用作钓饵。我兵不受其骗,突刺其胸,贼坠马死,余贼退走。接着戚继光亲自督促各军偃旗息鼓疾驰到杞店七里塍,直捣牛田倭寇的老窠。

王如龙为先锋、吴惟忠、刘大受两部为左右翼,连破上薛、闻读各处敌兵,驻苍下的官兵也及时赶到,两面夹攻,追到新塘等处。倭寇在杞店溃败后,退守牛田,断路掘堑,引潮水入壕沟,阻碍官军前进。戚继光下令,每人背草一大束,各将领不知作何用处。第二天凌晨,出动军队急驰到堑沟边,令军队列鸳鸯阵,投草填平濠堑,杀死警戒的倭寇十多人,迅速推进到贼垒之下,倭寇没有防备,还在睡梦中。矿夫出身的勇士朱珏、金科奋勇攀登倭贼的垒墙,打开营门,戚家军一齐冲入。倭宼惊慌而起,仓惶应战,措手不及,全被消灭。西林、木岭等地倭寇看到老窠被抄,也都溃败逃散,残兵败将落海而死的有一万多人。这是福建剿倭以来一次最大的胜利。

戚继光根据报告知道在兴化还有积多倭寇,为了防止倭寇知道牛田兵败消息后遁逃。戚继光就传令星夜赶路,再往兴化。夜四更,奔到兴化贼窠,连破六十余营,杀死敌人一千多人。第二天早上天微微亮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老百姓才知道倭寇已经被戚家军打败争着牵牛羊送酒肉犒劳军队。

十月戚继光回师到福清,恰遇倭贼从东营澳登陆,戚家军打退了这股敌人,杀敌二百多人。高山化南里有一个义士郭遇卿很有见识才干。倭宼侵犯高山时,郭遇卿领导家乡人民抗敌,曾设下埋伏,杀死倭宼的一个头目。戚继光专程到郭遇卿家访问。郭遇卿把福清山川要路,倭宼出入的地方,守御的方法,统统告诉戚继光,对于平定倭宼帮助不少。

十一月,戚继光奉召班师回浙江。正准备起行时,又有倭寇再来骚扰。一股倭宼从葛塘登陆,戚继光派陈大成、陈于銮据守上迳桥,并在渔溪埋下伏兵,亲自督率吴惟忠、童子明、将正军、金科、叶大正为右翼,王如龙、胡大受为左翼,张谏、曹南金为后队。刚要出发,又报又有一艘倭船在牛田登陆,我军就先赶到牛田。倭贼在港口内结队,吴惟忠冲入 , 倭寇全队齐出,凶猛异常,我兵稍稍退却,戚继光在阵上喊道 :“大敌都歼尽,些少贼兵,不要畏怯。”官军再进,张谏、王如龙等左右夹攻,倭寇大败。葛塘一股倭寇也同时被消灭。据俘虏说贼首双剑潭和杨松泉都在此战中被杀。余贼侥幸逃生的吐舌说 :“前日听说戚老虎兵已经回浙江,. 所以我们才敢再来,想不到他还在这里杀我们,实出意料之外”。这些残贼连夜乘潮逃走。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倭船七条再至福清石邱澳,又有一条船到万安连盘澳。登陆后,把船全部烧掉,倭寇人数约二千多人。这时戚继光已从浙江再来福建,和俞大猷(另一抗倭名将)合兵,已在平海卫(莆田辖)打败一支倭寇。戚继光听到倭宼侵犯福清消息,亲自督率陈计、陈良琮进兵,与胡守仁、朱珏、方奇、陈应潮等联合进剿。戚继光得知倭贼烧船,料定他们志在兴化泉州,而上迳桥是贼必经之路,就决定在此处伏击敌人。

初八日进兵渔溪,令胡守仁亲掌号炮,等倭贼过桥一半时,鸣炮为号,伏兵突起杀敌,这样可使敌人惊慌纷乱,拥挤落水,不战自败。初九日,倭寇果然经过上迳桥,胡守仁不等贼兵半数过桥就放炮,伏兵冲出,敌寇几百人惊骇挤落桥下,这时正值满潮,落水的敌兵都被飘流外海,已过桥的敌兵先头部队被杀死九十二名,剩余的残兵败将从别路逃走。

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倭寇又进犯福清,有的在永宾、有的在蒜岭、有的在牛田,有的在新局,人数很多,戚继光分道发兵,尽数消灭。3月24日倭船三条从长乐沿海开来福清,中途和南日水军相遇,撞沉一艘,剩下两艘开至福清。登陆后分作两股,一股在后邱、一股窜入东张。倭贼饥饿难当,搜索村庄,抢劫粮食。戚将军将领金科、朱珏、戚子明带兵赶到围剿,贼大部被歼,少数退入山林内饿死。5月,二百多名倭寇屯在海坛,戚继光冒暑前往,尽数歼灭。从此,为害福清近二十年的倭患基本平定,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全,老百姓十分欢喜,赠送不少牛羊酒肉锦巾由 彩旗给戚家军,福清全县,到此安宁。

说明 :本稿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材料如下 :

1、《福建通志》
2、徐天胎著《福建倭患初稿》
3、《福清旧志》(倭难纪略)
4、《莆田新志》
5、《平潭县志》
6、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

后记 :先父生前为中学历史教员,致力搜集,研究家乡地方史资料,并于1963年起写出一些文稿,可惜未及整理发表,便在文革中大部散失,而先父又患病辞世。现将先父遗下一些草稿稍加整理,如能适用,既可告慰先父灵前,又算为福清文史资料搜集尽绵薄之力。

郭成农
198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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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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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东张区股匪

洪剑钊

福清县东张区,(系1930年前所划分的八个行政区之一,当时管辖范围是现在的东张,一都,宏路,镜洋等四个公社,还有音西公社的一部分大队),远在六十多年前就有股匪存在。最初是琯口龟山人洪株,鸠集三四十人,盘踞神钟山,经常在相思岭一带,拦途截劫福清、莆田、仙游各县往来客商的金银货物。如私人汇兑局由榕运回的银元,(当时市面交易用的银元,多是由福州调拨的),商人运回的苏广布匹,一被筑遇,就遭洗劫。洪株抢劫的银元少数分给同伙,大部分拥为己有,集中伪装在棺材内,命匪徒扛上山埋藏。银一埋妥,埋银的人就被杀死埋掉。

其护兵兰兆棋 ( 一都东山少数民族 ) 触目惊心,感到若不先发制人,必有杀身之祸,因此在另一次埋银时,乘株不备,把他杀了,统率其众。兰后来也被同伙暗杀。这股匪徒遂分化为几个小股,骚扰东张,一都山区。在这同时 , 莆田著匪郭楼古部有匪众数百,也在这一带活动。因此东张就成为多股土匪出没的地方,故被称为匪区。在这地区活动的著名匪首有,黄吓大、倪炎声、倪采采、吴吓弟尾、黄春梅、黄春水 ( 琯口人 ) 及陈伟(大义人)等。春水、陈伟两股活动于神钟山及闽侯山区一带。其它六股在东张,一都山区,各踞山头,到处抢劫,綁票,甚至闯到县城掳人勒赎。如不满所欲,匪徒就割下肉票的耳朵或砍下肉票的手指寄给其家属,作为警告。官兵莫奈伊何。弄得全区人心惶惶,寝不安席。

各村村民为安全计,耗费大量金钱,购置枪枝子弹,建筑防匪炮台,并组织防匪武装,轮流放哨,防匪来犯。这种局面,延续十多年时间。股匪黄吓大,名育琛(东张里尾村人。其父武举出身,是东张镇有名绅士),原在东张街与倪炎声合伙开设炭牙。时有磨石村人黄尾昌夫妻二人亦在东张街做小生意,与炎声为邻。昌性野,不务正业,吸毒(吃鸦片烟)嗜赌,玩乐不顾家庭。昌荡尽家产后还想卖妻。由于昌不顾家,其妻迫于生活,遂与炎声通奸。妻怕被卖,乃逃匿城关西门街吴绍香家中(绍香与黄吓大是表兄弟,吓大受炎声之托,介绍此妇住进吴家)。

尾昌因妻室失踪,无家可归,一年多后,乃沦落为匪,到处抢劫。由于他作恶多端,结果被人暗杀于一都二十六湾。尾昌族亲以为是被炎声谋杀,聚众抄砸炎声炭牙店(俗称打人命),并声言要抓炎声偿命。磨石黄姓族大势大,炎声难与为敌,感到东张非其立足之地,乃决心上山落草。吓大连带受累,不得安生,最后也被迫上山,吓大上山后,人枪发展到一百多,成为福清最大股匪。当时莆匪郭楼古曾率数百人前来,企图洗劫东张街。吓大率众抵抗,大战于里坪、魁里一带,最后击退郭匪,保护了东张街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取得东张群众的好感与庇护。吓大爱做官,上山后,大量购置枪枝,发展匪众,充实力量。他曾三次受编。第一次由福建省海军陆战队收编,队伍驻扎在莆田县,因与上级摩擦,负气率队回归东张老巢。重新为匪。

第二次由混成旅收编,任营长。春梅亦随同收编任连长。队伍驻札本县玉塘村吴厝祠。春梅因匪性不改 , 作恶多端,与其连部付官唐高里一起被捕,枪决于西门茶亭前。此时吓大受累也被逮捕,押解福州保安处,关押不久释放。回东张后又重整旗鼓,三度为匪。1934年春季,福清县保安总队付陈幼桐会同东张区长洪剑钊往东张里尾村与大谈判,把大部编为县保安第三中队,由大任中队长。吴吓弟尾(名守师)亦随大收编任排长。大枪枝多,实力雄厚,除许多杂色步枪外,还拥有新的卜壳枪144枝,足够配备一个卜壳连,但大接受上级命令,同意把这批卜壳枪平均分配给三个中队使用。因此被升为保安大队长。抗日战争开始时,大有心报国,口称机会到了,欣然献款伍万元,供地方部队充实弹药,并献出全部枪枝支持抗曰,以表救亡志愿。福清第一次沦陷时、他曾任县抗曰游击总队付总队长。

抗战结束时,他病逝于东张。至于吴吓弟尾,抗日时期随任连长。他因有民愤,于解放时逃跑,后由永泰逮捕回县,枪决于东张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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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房到田赋处

刘仁桐

清朝征粮是以钱、两为计算单位。粮分九等,上等一亩田完粮二钱八分,下等完粮六分。清时福清粮册记载,全县粮额计有五万余两,至民国三年(1914年)修正后,改定为三万三千两,每两纳钱二元七角五分。以后逐年增加,连省税、地方税、附加税在内,每两钱粮要缴纳六元八角八分。

负责征收钱粮的各隅粮书是每年旧历正月尾,以投标方式确定,由县加委的。全县分为东隅、西隅、南上隅、南下隅、北一隅、北二隅等六隅。隅管几个里。如,西隅管有方兴里(镜洋公社一带)、清源里(东张公社一带)、善福里(宏路公社一带)、江阴里(江阴公社所辖)、修仁里(音西大队和阳下公社大部分地区);东隅管永东里、浔洋里、新安里、永宾里、方成里等地方 ;南上隅管化南、化北、平南、平北等里……。里再分为图、甲。如,清源里七图八甲是东张街倪姓,八图三甲是黄姓 ;善福里二图六甲是宏路南宅村唐姓等。缴纳钱粮时,不是用现有业主的姓名,而是用几代以前原有业主的姓名。

经投标后每隅委派一个粮书(计六个),每个粮书自行雇用粮丁十余人、正付柜头二、三人。粮丁负责催缴钱粮,柜头负责制单收款。粮票(收据)是直式的,由省统一印制,分定额的与供临时填写的两种。定额的有一两庄、三两庄、一钱庄、三钱庄、五钱庄五种。临时填写的是供填写尾数钱、分、厘的票据,单位上面都是留空的。因每一个缴粮户都有几亩田、园和不同的等则。如某人有上等田一亩,应完粮二钱八分,加上有二等田一亩五分应完粮三钱八分,再加上下等园五分,应完粮三分,计共应缴粮六钱九分 ;如每两按三元计算,就要纳现金二元零七分。修正后改定的全县粮额有三万三千两,但每年实际只能征收二万二三千两。东西两隅是大隅,每隅也只能收三千余两,其他小隅则只能收二千余两。

粮书形式上是投标确定的,但由于粮册上粮户的住址都是用古老的里、图、甲,粮户的姓名都是用祖宗的姓名。没有掌握这些情况的人是无从催收的。所以一般人都不敢问津,只好让那些世代包粮的粮书继续去承包。这些·36·旧粮书家中不但存有粮册副本,而且还详列有纳粮户的现名和住址。因而粮书都带有世袭的性质,投标只不过是形式罢了。至于标额,那也是形式,达不到时谁也赔不起,但粮书的收入是靠提取稽征税(即管理费)的,即每收一两钱粮,粮书可荻得稽征税二角二分钱。因此,他们自然会积极争取多收。

同时,一般人都有祖祖代代传下的“上莫欠钱粮,下莫欠私债”的观念。特别是钱粮积欠多了,若碰到清缴时就会家破人亡。(民国时代,在改征实物前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清缴。)所以一般年成拖欠总是少数的。

大隅粮书每年可得稽征税七八百元,除粮丁和书办的伙食费用和工资外,只能实得一二百元,但他们的主要收入并非此项。主要是向无法缴纳当年粮额和历年积欠的户收取滞纳费(实质上就是向欠户索取贿赂)。此种滞纳费由家房族长代向各欠户收取后转缴给粮书。有的二三十元,有的五六十元,视欠额多寡而定。家房族长在代收时也可以中捞一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往往藉势拖欠钱粮,粮书对这种人也惧怕三分,但这些土豪劣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送些礼物给粮书。当然粮书也很需要土劣帮他榨取钱财。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粮书勒索所得要拨出相当一部分作为家房族长土豪劣绅往来食宿的应酬费,花钱最多要算是鸦片烟应酬。因为,一两鸦片价值七八元 ( 约等于二百斤谷子)。多时一天要花一二两鸦片,故每隅粮书每年实际也只能剩下一千余元。

粮丁除伙食是吃粮书的外,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元。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下乡催粮时向粮户索取草鞋礼(出差费)。每人每月约能收入十余元,书办的工资也不多,每月也只有七、八元,他们主要是靠钱尾收入。什么叫钱尾?当时一角钱能换三十个铜元,即一分钱可换三个铜元。如纳粮户应缴金额为一元二角三分,就要拿出一元三角钱交进去,然后再由书办找给他七个铜元,也就是说,书办找钱是以一个铜元顶一分,这样书办就可获得十四个铜元的钱尾收入。这种额外勒索,每月可得二三十元。以上所述是旧粮房的情况。

一九四一年开始训练土地丈量员,分派到各保去丈量土地。每丘土地的业主都要在田头插上写明这块田地坐落、土名、业主姓名、住址和原定面积的标竿。丈量员先测绘成片土地的平面图,后再逐丘测量,定出实有亩数和评定等级。经过六、七个月的丈量和复查,才告一段落,接着进行按户汇总造册。在丈量时,普遍出现丈量员贪污受贿的现象。丈量员得到好处后,任意上下其手,把好田定为坏田,把本丘的面积画小,其少画的面积则被画到·37·邻丘上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同是一亩地,有的只丈为七、八分,有的却被丈成一亩三、四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复丈复查工作没完没了。而大多数丈量员却都从中得到好处。

等分九种,是金额定型的计算方式,即上上田定额四角八分,上中田定为四角四分,上下田为四角,中上田为三角六分,下下田为一角四分。

粮册按保编写。如方兴公所琯口保 x 甲业主(缴粮户)xxx 有上上田一亩应计赋额四角八分钱,又有中上田五分应计一角八分钱,还有下下园一亩应计赋一角四分钱,这户共计有田园二亩五分,纳赋额合计为八角 ;按每一元赋折纳谷子108.04斤计算,应缴纳谷子八十六斤七小两。

赋额既是按户汇计,在每年田园发生买卖变化时,就要办理拨入拨出手续,重新计算各该户赋额。因此,每年三、四月至七、八月都要雇用几十个临时员从事重新汇计各户赋额和抄写粮票工作。受雇的临时员是计件付酬的,需精通珠算才能算得快、算得准,同时字也要写得快才可得较多工资。速度快的人,依靠这五、六个月的临时工资,可供维持四、五口全年最低生活。

一九四一年成立“福清县田赋处”由叶央立(寿宁人)任处长。林启祥、吴绍兹、杨廷器任课长,吴钟祥、吴起、李志汉、叶央郊等任课员、办事员。全县设城乡、东张、渔溪、江阴、海口、龙田、高山、三山等八个经征处和八个征收处,每个经征处设主任一人,稽征员三人、粮丁五人,负责催收工作,上半年粮税用现金缴纳。每个征收处设主任一人,仓管员二人,仓丁一人负责收纳谷子。这一年因丈量工作尚未完成,粮税仍按旧制度进行征收。

一九四二年起正式按丈量后新造的粮册实行田赋征实,并把经征和征收两处并为田赋经收处。处设主任一人、稽征员六人、仓管员六人、仓丁三人。稽征员由稽征股管理,负责下乡催缴钱粮 ;仓管员属征收股管理,负责收纳谷子 ;仓丁协助仓管员工作。至此,粮房的旧制度宣告结束。后来,稽征员和仓管员各被缩減三人,开征时雇用八个临时员(由开征至结束约六个月)协助催粮和进出仓。临时员工资很薄,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向欠粮户勒索出差费、缓征费。每人每月可得二、三百斤谷子,同时他们催粮时照样是吃欠粮户的。

正式工作人员,如主任、稽征员和仓管员等,主要是用大秤锤和手拉秤索等手段对粮户进行诈取。缴粮户在家称出一百斤谷,挑到粮仓过秤时往往只剩下七、八十斤。缴么,每百斤要白白损失二、三十斤 ;不缴么,又受不了无休止的出差费和缓征费的勒索,最终还是不得不忍痛缴纳。一个征收处,每年向缴粮户诈得的谷子约有三、四百担,除拿出几十担向县田赋处行贿外(全县各经收处约向县田赋处行贿四、五百担谷子),余下的按职位高低分享。一般是主任分四成,仓管员分四成,稽征员分二成。高山、三山、龙田、江阴是地瓜区,粮税改收代金,即按市场谷价折合现金缴纳。由于市场早晚时价不同,仓管员就任意提高粮价进行贪污。

一九四四年起百物昂涨,谷价也随之飞跃。因此,部队的口粮改由地方供给,每人每天定量为一斤半糙米。县设立粮食科,由孙金福任科长,负责加工供应这项粮食。本来一百斤谷子能碾八十八斤糙米,但他们上报只碾七十八斤。于是,全县每年加工的三、四千担谷子,就有四、五百担落入县长、秘书和粮食科长的私囊。在黑暗的旧社会,无论是旧的粮房,还是新的田赋处、粮食科,都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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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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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变时期福清自治区的划分及其它

何崇奇

《福清文史资料》第三辑刊登的《十九路军事变及其在福清的活动》一文中说,当时全县划为东张、渔溪、海口、龙田、高山、江阴、城关七个区,除城关区区长吴启炘外,其他各区区长都是省自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

又说县长吴仁光是福州人。这与史实略有出入。

据我所知,福清早于1932年4月就已设立城关、十乡、龙田、海口、东张、渔溪、高山、江阴八个区。区公所的编制是 :区长之下,设有助理员二人,书记、区丁各一人。经费每月一百元。

在“福建事变”前夕,除第一区(城关)区长林仁琚,第二区(十乡)区长王运明,第五区(东张)区长洪剑钊三人外,其它五个区的区长,皆由自治训练所第一期毕业学员充任。

在“福建事变”时期,新任县长吴仁光,因我刚由“自训所”第二期毕业回来,又系第二区人,即委任我为第二区区长。其余各区的区长照旧,未予更动。当时县自治指导员林玉铭(镜航),还与全体区长一起合影留念。

吴氏年近四十,籍贯广东,曾留学日本。他头戴军帽,身穿灰色棉大衣,脚穿赤褐色旧皮靴,鼻梁上架着三、四百度的黑边近视眼镜。不抽烟、不喝酒。在戎马倥偬,前线炮火连天之际,他既要总揽县政,又要主持征集民伕支前,跋来播往,日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遗憾的是,当时王明把持的党中央,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更坏,更有欺骗性,不肯采纳彭德怀军团长的“趁蒋介石没派兵之前,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宁、沪、杭,掩护事变”的正确建议,断然拒绝支援十九路军 ;蒋介石却看准这个机会,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头进攻十九路军①。十九路军只有五个师(其中一个师人数不足),在众寡悬殊的况下,又不断遭到蒋机的轰炸,因此不得不节节败退。

当反蒋失败的十九路军,沿着福厦公路向南退却时,吴氏即随军离融,我也跟着去职。

附注 :①见《瞭望》第33期或《每周文摘》1984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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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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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福清地方武装部队演变情况

杨玉庭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武装部队,是维护县境治安,协助政府推行政令的工具。其指挥与调遣权归县长。官员委派任命权属省保安处。(其间曾有一段划归省管区编练处,为时一至四个月)

其编制为“三三制”即每一中队下辖三个分队,每一分队下辖三个班,每班有士兵十二名。中队长为上尉衔(间亦有少校衔者),分队长有中尉一员,少尉二员。中队部直辖内设准尉特务长一员,上士文书一名,上等级号兵两名,上等和壹等传令兵共四名,下士炊事班长一名,上等、一等、二等炊事兵共五名。每个建制班设中、下士正副班长各一名,上等列兵二名,一等列兵四名,二等列兵四名,全中队官兵共计壹百廿七人。

其番号与数量 :一九三六年称保安队,全县只有一个中队。一九三七年改称义勇壮丁常备队,共有两个中队(即新增民军收编的黄育琛部)。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御外时,扩编到四个中队。一九四〇年春改为“民众抗敌自卫中队”。四二年之后,由于沦陷时的伤亡和散失,缩编为两个中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除去“抗敌”两字只称“民众自卫中队”沿至解放止。十二年中名称一改再改,但其编制仍沿用旧制未变。

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以翁廷本为专任副团长的“民众自卫团”,同时接管了“国民兵团”业务,不久又冠以一个“总”字,称为“民众自卫总团”,接管县政府第五科撤消后的治安,组训、军械等业务,增设干事、军需、副官、书记等人员,并接收自卫中队指挥权。

在所谓“闽人治闽,的口号下,一九四八年秋,继李良荣之后朱绍良担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翁其法出任福清县长。翁一上任即组编一个清一色翁姓人的独立分队,作为他信得过的警卫队,(人们称它为“翁家子弟兵”)同时增设以翁秉乾为首的自卫大队部。并增编一个自卫第三中队。不久翁秉乾率其大队附翁祥符、副官林乾生等和第三中队全部官兵下海盘踞南竿塘、白犬岛等处。于是其法又重新组编一个以施作康为中队长的第三中队。原自卫第一和第二中队长则改由其亲信施传宝、林 xx 接替。不久施作康部在龙田被中共地下武装缴械了。翁又于七月间补编了以李东岭为首的第三中队,因兵源不足仅有二个分队。八月二日又收编黄亮苏部为独立分队。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由本人以“自卫总团附兼自卫大队长身分率第一、二两个中队和独立分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阳部队(即八十二师)起义投诚,嗣即编入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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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第一次沦陷后的两次反


杨玉庭


1941年农历三月二十曰,日军在侵占我省首府福州的同时侵占了福清县城。次日除分兵侵驻海口外,并在城关派岗设哨扼守要隘。其总兵力为一个联队,约五百人由一个中佐联队长指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队伍。司令部设在福清县立初级中学校内。

当时驻防福清的有国军七十五师焦克功一个团,约千人。还有县自卫队第二、第三、第四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两个月前参加反攻平潭战役,得手后留守该县)及一队武装警察。他们闻风放弃县城,转移到宏路一带去,焦部丢下的驻里美村的一个排仓卒应战,全部牺牲。

福清沦陷的次日,援守平潭的福清自卫第一中队奉令放弃平潭,乘船返融,在东璧岛登陆后,连夜绕道至宏路待命。时“江右地区司令部”严令守军焦克功团要在五天内收复失地。焦团当即联合地方武装作出如下反攻都署 :

①以焦团为主力,主攻大北门、凤凰山和利桥,另以—个连埋伏龙山,相机出击,牵制县城之敌。
②县自卫队全部及武装警察由军事科长张立夫指挥。县长吕思义督阵,主攻西门,以进占观音堂为总目标。各部约定于凌晨四时卅分进占预备位置,五时正见信号,全线同时进攻。

福清县队按时进占西门外预定位置,但直等到五时卅分,焦团才发出总攻信号。这不但影响了士气,且暴露了目标,招致日军密集火力封锁敌阵前沿,使县队遭受伤亡,终至溃退。而焦团因不按时发射信号,不迅速出击,伤亡更为惨重。

反攻失败后,县长吕思义非常愤怒,严词指责焦克功贻误战机,并据实向上汇报,要求追究责任,但上级只将焦团他调了事。

县自卫队(三个中队)经此一役之挫,不断发生士兵逃亡现象,第四中队因受分队长陈平阵亡的影响,逃亡现象尤为严重。中队长胡连章(莆田人)大感恐慌,企图拖走仅剩下的四十余残兵到老家去,事为县长发觉,胡怕受军法处分,夤夜和一个分队长及几名队兵潜逃。事后本人奉令接管该部,于塔山战役后开到渔溪暂归国民兵团副司令曾逢鹏指挥,协助当地扩展游击队。

反攻失败后不久,俞肇复奉命组织“福清游击总司令部”,各乡镇也纷纷成立了支队或大队。高山的翁廷本、刘道照,海口的林兼予,渔溪的郑国清、杨庆春、郭贤亮,东张的黄立潮等。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人马枪支。但他们为了争夺权利,互相倾轧的现象非常严重。渔溪郑国清、杨庆春与郭贤亮的明争暗斗还发展到几至火拼的地步。因此这些游击组织,在抗击日军中并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七十五师他调后,为适应当时形势,除了发展游击编组外,将自卫队分散活动。但扼守东张要口大斜山三个山头的自卫第一中队(两个分队),由于情报过差,及官兵的麻痹大意,五月初某天拂晓,日军前来偷袭,中队长金希岳当即饮弹毙命,士兵多人受伤,一个分队长不知去向,队兵散失十余人。这之后,县队士气更低,反之,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经常分兵袭击各乡镇。宏路、渔溪、龙田、西亭等地,先后均遭扫荡,人民大受其殃。由于县防空虚,县长呂思义多次电省保安司令部要求派兵增防组织反攻,都如石沉大海,最后只得到一份“防宽兵薄,鞭长莫及”的复电。气得他暴跳如雷,他平日最倚重的军事科长张立夫劝他息怒,他竟认为这是胆小、怕死、卖国,而将张禁闭起来,并在醉中声言要枪毙他,迫使张连夜潜逃。这时他气愤更甚,即电陈仪辞职,未获准即自行弃职他去。

第一次反攻受挫三个月之后,七月间由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黄珍吾挂帅,部署第二次反攻。黄从闽西调来杨岳森的保二团,从闽南调来王成章的保三团(各缺一个大队。这两个团是省保安中最为精锐的团,其中各有一个大队是原十九路军改编的),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即进行反攻。其方案大略与上次部署的相同,唯增派一个中队负责抢占玉屏山和五马山,并派另一个中队绕道至里美用以阻击海口敌援和县城的逃敌。主攻敌指挥中心凤凰山,由保二团第六中队担任 ( 该团长杨岳森是我在十九路军时管属的排长,第六中队长杨生佛则是该排的司务长。他们都是广西百色人,其士兵多与我共事过)。第三团主攻利桥和南门,必须不惜代价夺取利桥塔制高点,向纵深推进,发展战果,力求全歼县城之敌。

反攻开始时,保二团的第六中队全体官兵九十余人,全部轻装,在昏暗的暮色中,按事先侦察的路线摸索前进。他们摸到凤凰山顶将敌哨兵刺死后,一鼓作气直冲体育场,与敌交火,但因抢占玉屏山的队伍未能迅速拿下大北门,且该中队的后续部队亦未及时跟上,致造成前头孤军深入,受到驻凤凰山、三官堂和县中学之敌的三面密集火力围困,终至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

主攻利桥的第三团,虽有两个中队迂回至水南一带,但因未能有效压下塔上下敌机枪群的火力,且攻击时间赶不上进攻凤凰山的时间,坐失战机,致伤亡过半,无力继续进击,最后只得撤退。这次反攻虽未得手,但部队英勇牺牲精神使日军非常震惊。

日军为报复上次的反攻,估计我军的实力不足,企图一举加以歼灭。一星期后,纠合福州敌军,一路从琯口出磨石,一路从永太出塘前进黄坑。县城方面敌军进入宏路后,即分兵进犯真武殿和塔山南端,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但当其先行部队才摸到真武殿前沿时,即被我前哨发现,交火一小时许,我才撤出战斗。但敌军已失去了战机,并付出很大代价,才争到这块立足点。

塔山是东张的屏障,地势险要,我守军保二团的一个加强中队,有一挺重机枪和六挺轻机枪居高临下,狠歼来犯之敌,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须付出很大代价,从上午六时起到黄昏止,仅进至半山腰 , 且龟缩在一段洼地里,不敢动弹。后来由于从磨石进犯的敌军已经迫近,出塘前之敌也已迫至黄坑,(当时黄珍吾的指挥部就设在黄坑近处)我军才奉命转移,敌军才得缓缓爬上山顶。在昏黑中,敌人为了显示一下他们已占领了这一高地,竟无目标地放了一阵歪把子机枪,随后即收拾死尸,仓惶下山,运到宏路火化。但火化未了,又遭到我军袭击,不得不将未烧化的死尸装袋,连夜逃回县城。黄坑、磨石的敌兵也夤夜逃回福州。事后据抓莸的汉奸供称,塔山之役,敌军死五十余,伤二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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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经过渔溪后出现的几件事

杨庆霖

一、北洋军阀张毅的覆灭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九月北伐东路军由许崇智率领入闽,十月在漳州一带与北洋军阀张毅部展开序幕战。张部军纪败坏,士气低落、在同安,泉州等地屡战屡北。那时海军驻马尾部队是萨镇冰,杨树庄所管辖的。萨杨察时度势,洞悉北军丧失民心,官兵不和,败局已定。于是就酝酿易帜。周荫人在榕得讯后,深虞背腹受敌,急电张毅星夜回师福州,企图扼守闽江北岸与南军相抗衡。张毅接电后,即率部一万五千余人,于十一月下旬经莆田,涵江,渔溪,宏路,日夜兼程北退。沿途到处抓夫并抢掠民财,造成集镇罢市,学校停课,路绝行人。那时笔者才十三、四岁,在张部经过渔溪时,曾偷偷地躲在树后观看,只见五里外渔溪大桥上一队队穿灰色服装的兵,冒着寒风,向北疾驰,大路上不断腾起一阵阵黄尘,这样的队伍整整过了三天三夜。

与此同时,海军在马尾宣布起义。他们一面派出军舰溯江而上,切断峡兜航渡 ;一面又遣陆战队林寿国团从营前经坑田,石湖岭南下福清,想从侧翼袭击张部。当陆战队到达县城时,宏路一带北军的大队人马还未过尽。本邑知名人士郑忾辰,王怀晋,杨声南等人,因恐本县沦为战场,乃借犒劳之名,宴请林寿国官佐,延缓其进兵。又主动派人为“向导”,带领陆战队绕道南门霞楼,头岐,下张,上迳开往渔溪,借与北军行军路线错开,避免两军在县境遭遇。陆战队到达渔溪时,北军已全部过完了,仅剩一些伤员和病号躺在庙里或街旁呻吟。这时北伐军亦赶到,遂联合起来向北追去。

张毅部窜至峡兜时,找不到渡船,却发现江面有几艘悬挂青天白日旗的军舰在往来巡弋,知道情况有变,急忙回师折转尚干,向五虎山转移,企图沿南港、塘前流窜永太、闽清。不想前头队伍刚抵南屿,即遭海军战舰炮火的截击,去路被堵住,后面的追兵又到,迫得他们不得不仓皇向瓜山方向溃逃。

由于山高崖险,兵疲马乏,在四面楚歌下,他们虽挣扎迎战了一阵,但伤亡惨重,大部残兵都做了俘虏。张毅本人在战乱中不知是死是活,无从查清。(编者按 :曾任张师参谋的阮镇秋写的《北洋军阀张毅》一文中说 :张毅在部队被分割受编后,自己去福州见何应钦即被何软禁于东路军总指挥部,不久解往汕头交钱大钩押禁于警备司令部,后以图逃被枪决于汕头市,时年仅三十四岁)。军阀周荫人在福州得到恶耗后,自知大势已去,无法再与南军抗衡,仓卒率部离开福州,朝浙江方向撤逃。

十二月初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入福州,宣告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统治的结束。

二、广泛发动民众,撒播革命种子。

北伐东路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共产党负责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中有一位参谋名叫胡秉铎(后来据革命前辈陈步川同志说 :胡秉铎同志是共产党骨干,他是何应钦胞姐的独生子,后被何应钦诱骗逮捕,惨遭杀害),他到达莆田时,即派一批干部,在莆田、涵江、江口、渔溪各地,广泛发动民众,建立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记得当时有一个身穿军服头戴大斗笠的干部(名忘记)在渔溪小学召开农工商学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国民革命军宗旨,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唤起民众,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其中两首是这样 :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参加大会的有千余人,屋内屋外挤得水泄不通,当演讲者每提到为民除害,为民谋利的时候,人群中就欢声雷动,掌声四起。

会后不久渔溪就成立了农民协会,由张维屏、杨书堂等人主持,没过几天,农会的会员人数就发展到三千多人。会址设在保婴堂(现在的水产仓库)。与此同时学生联合会也宣告成立,由旅沪旅榕回乡的学生杨祖居,邱文镯、张振文、陈广庠、叶贤花、蔡逸松、杨庆煊、林增茂、林民钺等人组成,会址设在渔溪小学(现在的灯光球场),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三、农会建立,地主心寒渔溪上迳一带的土地,有百分之七十是掌握在地主和管公堂手里,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仅有土地不到百分之三十。广大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或公堂租地谋生,这里土地较平坦,但土质并不肥沃,水利毫无,作物品种杂劣,病虫严重,旱涝交替,产量很低,高的亩产五六百斤,低的只有百来斤,收成时佃农们除了归还地租和高利贷外,所剩就非常有限,不足糊口。一遇灾年荒歉,连种子都拿不回来,而地主却照样迫债迫租,毫不留情。

农会成立后,一面组织扶贫济急互助会,借以相濡以沫 ;一面号召向地主提出减租减息要求,开头地主们都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不予实行 ;后来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冲击了几个顽固不化的大地主,他们才慑于人民的力量,勉强顺应形势,接受了农民部分的要求,农民困顿因而有所缓和。

四、学生惩霸,土豪丧胆

一九二七年夏末的一天中午,赤日炎炎,大地生烟,这时在宏路到福请的路上有两个轿夫抬着一乘敞篷大轿,轿里坐着一位中年人,身着白绸褂子,手里摇着一把折合扇,他满脸横肉,一双田螺眼,紧紧町着汗流浃背的蹒跚行进的轿夫,不时张口呵斥道 :“天气这么热,还不快快走”,轿子后面还有两个差役,气喘吁吁地紧跟着。

这个人就是闻名遐迩的渔溪大地霸郭俊臣,他出身豪族,青年时曾念过几年书,学会一些拳术,他善交官结吏,钻营吹拍,所以多年以来一直包收渔溪的各种捐税,恣意鱼肉人民。他曾做过一阵子民团头头 :因此人家就称他为“郭总”。他有了钱就养着一批闲人作为帮凶 , 称雄闾里,广大人民既恨他,但也怕他。在国民革命军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匿迹家居,不敢外出。

后来看到驻军还是老样子,既搞筹饷,又征捐税 ;他认为这下子又有门路了,就准备再来承包捐税。学生联合会得讯后,深恐民众遭殃,就计议要惩戒他一下,以煞住土豪劣绅死灰复燃的嚣张气焰。他们探悉郭俊臣要去县城活动的日期,就派杨庆煊带几位同学先一天到县联系陈觉群,发动高巷一批青年作策应,以助声势。当郭俊臣轿子抵达西门兜时,学生们就上前挡住去路,郭傲慢骄横得很,说是到县衙和驻军联系公事。学生要他回去,他见学生只有四五人,就不加理睬,催轿夫继续前进。被激怒的学生们当下一拥而上,把他拖下轿来,这时前来策应的青年们,齐声喊打。轿夫和随从见势不妙都溜走了。郭俊臣在人群中被推来摔去,白绸褂子撕得粉碎,脸上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额头还被碰破,鲜血直流。这时他才伏地连声求饶。学生们见他已经屈服,就指着说,再敢为非作歹,要当心你的狗命!说完一哄而散。郭俊臣见已解围,竟连啼带泪到驻军营部去告状,说他是地方绅士,无辜在西门兜被一群青年毒殴,请求严惩凶犯,以儆效尤!驻军答应予以查明办理。

学生闻讯后,即托林道南(即林启东)前往营部疏通。林道南是保定军官生,与白崇禧同学。他平日被郭俊臣冷待,心怀不满。

今见学生除暴行为,也想沾革命之光,就欣然受命。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拜访驻军长官,并出示与白崇禧合影的照片。驻军长官见了待为上宾,问他有何贵干,道南把郭俊臣被打之事说成是学生走路不慎,碰了轿夫一下,郭恃强先动手,致引起冲突,双方人数相等,各都受伤,这些小事只宜调解了事,请驻军不必干预,以免事态扩太。驻军长官看到是白崇禧的来头,又知道学生会是不好惹的,于是就顺水推舟说 :“好!好 ! 接受林先生的意见,就请你从中给予调解好啦!”这样,一场轰动全县的惩霸事件,不了了之。许多土豪劣绅如陈铁珊等也吓得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出来作恶了。

五、破除迷信,泥菩萨食屎

一九二七年春,阴雨绵绵,空气潮湿,病菌滋生繁殖,鼠疫暴发。由于当时医药落后,疫情迅速蔓延犷大,. 不到半个月渔溪各乡染病死亡达四百多人,甚有一家死了好几个的。于是神棍巫婆乘机大肆造谣进行诈骗,说什么现今有人不遵古道,违反天意,触怒玉皇,所以玉皇派遣五帝下凡,锁拿这些人及其全家落地狱、下油锅、进枉死城。与此同时,一些地主、土豪、劣绅等也出而推波助澜,扬言五帝六神正在挨家逐户查对不守圣贤古道的人,现在各个寺庙的七爷(丈八哥)八爷(矮哥)都出动了,夜晚阴风冷冷,鬼哭神号,就是不法的人被锁拿进地狱的现象。又说五帝要出游了,叫人们必须募款集资办道场建“普渡”,迎接“五帝”出游,这样可以使大家消灾释祸,平安度日。受愚弄的人,公推几个为头的挨家挨户募款,有的户还要出猪出羊,办五色礼等。这场办“普渡”迎“出游”的骗人剧一旦演成,花的钱将不下十万元。学生联合会得讯后,马上开会商讨如何进行制止。他们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派蔡逸松带同学多人于黑夜里分别到所谓最显灵的竹溪寺和三圣公庙,有的把泥菩萨捣碎,有的将“七爷”、“八爷”丟进毛坑,有的把“五帝”用绳子綁好背到渔溪街面吊在木杆上示众,并写通告要求民众,不要受神棍巫婆欺骗。

次日又由邱文镯(现上海大学教授)化装为农民到后卓村巫婆家里,声称其兄邱文镯前年惨死,要求巫婆请神命亡魂出来会面。巫婆焚香礼拜后就伏案不起,过了一会,巫婆忽然摇头摆脑拍案大叫,说自己就是亡魂邱文镯,并哭诉“自己”死得好惨,要求家里人要给他做“功德”来超度他,不然的话他就要搞得一家人鸡狗不宁。当她正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邱文镯猛地伸出手来揪住巫婆的头发,问她是否真是亡魂附身。巫婆还故作镇静,哭诉说 :“兄弟呀,你怎么连亲哥哥文镯都不认得啊。”邱文镯用力在巫婆脸颊上打了一巴掌,骂道 :“臭婆娘,不要放屁!我是活生生的真邱文镯站在你面前,我是故意来试探你的弄虚作假的把戏的。”接着就抓过正在燃烧着的香把,准备扎进巫婆的头发里。巫婆这才知道是上当了 , 赶忙跪在地上求饶。

文镯说 :“你要我饶命就得跟我到街市上向民众说明你是怎样进行诈财骗人的,说得彻底就饶恕你。”巫婆无奈,只得随着文镯到街上去现身说法了。通过一系列真实事例的教育,广大群众逐步觉醒起来,不再受骗,大家开始重视卫生和防疫,鼠疫也停止了流行,民众认募的迷信款不缴了,搞“普渡”和“迎神”的把戏,也就烟消云散了。

六、反帝国主义迫害,为无辜农民伸冤

北伐军过后,各帝国主义仍然借传教之名继续进行文化侵略,欺压我国人民。一九二七年夏,双垱大队梧岭村有一个农民张来喜,只因人穷,被教徒无凭无据诬为偷牛贼,教徒藉帝国主义势力辱骂殴打来喜,要他偿还耕牛。来喜有冤无处诉,被迫服毒自杀,留下寡妇孤儿,无力掩埋死者尸体,把仅剩的一间破屋卖掉作收埋费。农民协会闻知后,即发动会员将来喜棺材抬进渔溪基督教堂,教会牧师慑于群众的强大威力,不得已才托人向死者家属表示,愿意负担埋葬费用,和支付遗孤的生活费。这大大长了农民的志气,煞住无耻牧师和依附洋人欺压同胞的教徒的狂猖气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七、蒋介石叛变,所长报凶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各地。福清也不例外,伪装革命的反动派,也磨刀霍霍,准备向革命团体和革命人民开刀。渔溪的农会和学生会的成员,就有很多被列入黑名单。幸好当时渔溪警察所长杨飞(福州人,出身学生),因受过“五四”运动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一贯同情支持渔溪农会,学生会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和破除迷信的革命活动。所以当他得知黑名单里有渔溪革命团体中的几个人时,连夜到蔡逸松家里,要蔡通知有关人员,火速离开家乡,以免遭殃。于是各有关人员就都远走高飞,等到反动派前来围捕时,一个个都扑了空,但是,革命也由此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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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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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祖籍考

林厚耀 董性俊

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历史上第一个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却极少人晓得他祖籍系福建福清县岑兜村。

在岑兜村林氏宗祠里曾有道光皇帝赐给林则徐的“福寿”横匾 ( 相传“福”字是皇帝写的 ;“寿”字是皇后写的)和林则徐中进士的金字横匾各一块。在岑兜民间过去还散存有林则徐与族亲来往的信件、诗词等手稿多件。

可惜横匾因一九五八年祠堂遭火,化为灰烬,手稿也于十年浩劫中散失。如今幸存下来的有关文物,除林则徐的祖厝和祖募外,还有一块从祠堂失火中抢出的林则徐一世祖高德公历代宗亲神位。最近发现的一幅林则徐亲笔书写的“青盖南泊,黄旗东指,悬法无闻,藏书弗纪,大人造物,龙德休否”的横式中堂,长约二米,宽一米许,上款写庆堂五叔祖大人,下款署、“林则徐”三字,并加盖“林则徐”及其字“少穆”的两颗印章,它与那块神位均完好保存在庆堂的五代孙林礼铿家中。据说日宼入侵福清,到岑兜村骚扰时,礼铿之父刚将该中堂转移到床后,日寇就接踵而至,险被发现。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清道光六年为林则徐兄弟析产立下的阄书,对其祖先有很具体的叙述。阄书说“余世居玉融(即福清别称,)始祖高德公宋进士。传十世至榕山公,余支祖也。公生二子,长存素公,余之五代祖,墓在玉融。存素公生高祖学韬公迁省垣,生曾祖启采公,墓俱在北关外飞来峰下……”阄书叙及林则徐六代祖在福清和五代祖迁入福州,均列举墓在当地为证。林则徐在道光三十年《重修福清县文庙碑记》中叙述写作缘起时,也说 :“某先世为融人,后始占籍侯官。桑梓之邦,尤殷敬止……”(见王景贤《伊园文钞》卷二)在这里,他称福清为“桑梓之邦”。道光七年,林则徐为其亡父撰写的《显考旸谷府君行状》中更为具体地叙述他的家世 :“府君讳宾日,字孟养,号旸谷。系出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杞店乡”,即今福清海口镇岑兜、南厝和东阁三村的总称,早年这里为杞姓人聚居的地方,开店铺的也是杞姓人,故名杞店。林则徐的福清始祖迁居杞店后,在岑兜建了宗祠,因祠堂附近有座状似笔架的山峰,所以称“文峰世系”,以示世代文人辈出。因而岑兜村也叫做文峰村。当时林氏宗祠厅堂还题有〃九牧家声远,文峰世泽长”的楹联。林则徐的祖辈均按“文峰世系”中的“学、启、肇、孔、孟、元、亨、利、贞”的行第起名。

如他的五世祖名学韬,高祖名启采,祖父正澄字孔辉,其父宾日字孟养,林则徐一字元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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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手迹 毛祚华摄

林则徐及其在异地的后裔与福清族人交往甚密,回乡拜祖省亲的不乏其人,据传,林则徐中举和其子林汝舟中进士后都曾回融祭祖。林则徐还曾多次写信给家居岑兜村的叔祖林庆堂,其中有一封谈及他中进士树横匾的事,委托庆堂代为办理。去年六月中旬,林则徐五代孙、福建师大教授林纪焘专程到岑兜省亲拜祖。他拜谒了祖厝、林氏宗祠遗址,并到林则徐六代祖存素公等四穴祖坟凭吊。林教授说,这些现存文物对明年中国历史学会和省社联在福州召开的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来讲都是十分珍贵的。他还请乡亲们为这个学术活动搜集资料,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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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三代世系表毛祚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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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8 09: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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