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七辑

大湖洋海啸为灾回忆

郑茂忠 郑寿康 郑寿錃

龙田的大湖洋，是我县有名的产粮区之一。古时，该洋是一片江海，南与港尾港相连，与外海可通舟楫。星移斗換，沧海桑田，大湖洋逐渐与江尾港隔断，形成一片辽阔的海滩。相传唐宋以后，海滩淤浅，滩涂海产减退，羣众难以维持生活，沿湖村民开始圩滩垦荒，随后进而围海造田，筑堤养淡，将局部小片的农田连成整体，幷修筑长堤以防阻海水的侵没，沿洋农民，在堤內兴修水渠，加強农田垦植，从事农业生产。当时修筑长提系由福唐、隆仁、时和、临江、井得、化南、化北等七个里份的羣众共同兴建的，故称“七里堘”。

至明朝正德年间再度进行一次规模较大围海造田，筑堤养淡，开挖池塘，疏浚河道，加強农田水利建设。全堘外边，砌石加固，在南厝、东阁、闻读三乡修建水闸，双防旱涝为灾。解放以后又经几次堤堘大事改造，全堘加宽加高加固，全洋加強农田基本建设，使各方面日增完善，农产不断增收。现该堘为福、龙、高、平潭陆路交通要道，每日车辆来往，络绎不绝。

历史上的大湖洋是多灾多难的，不是受旱涝之灾，便是遭海啸决堤之难。

古远不知，无由诉说，兹仅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惨遭两次特大海啸，不但亲耳所闻，而且亲目所睹，把回忆所及分述于后：

( 一 ) 第一次遭特大海啸是在公元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五夜。（农历闰七月初一夜）时因连朝大雨，山洪暴发，一夜之间，一片汪洋，加上特大海啸，海潮汹涌澎湃而来，全线堤堘冲塌崩垮，海潮与山洪相交锋，水位高达三四丈，全洋作物，全被淹没，低洼村落，均成泽国。淡水鱼虾，淹死无数，外海船只，也有漂入大湖洋。此后三年，全洋颗粒无收，损失之重，受灾之惨，前所未闻。环洋村民，迫于生活，流落异方，谋求生计。有的飘洋过海远度印尼星岛谋生。时正値军阀混战，官僚政客爭权夺利，那顾民间疾苦，反而雪上加霜，強派公债搜刮民膏民脂。然就在此时竟有村野微民，闻读村南新厝郑茹粿其人，毅然挺身而出带动民众抗灾。他年逾古稀，目不识丁，一身单汉，家徒四壁，以挑盐卖盐为生。眼看七里长堤被海潮冲垮，大湖洋一派荒凉景象，于心不忍，便亲自前往福清县衙，求见董荣光县知事，痛陈大湖洋海啸决堤，作物淹没，颗粒不收，不能耕种，村民痛苦情况，要求县知事亲自出来主持，重修“七里堘”之事，幷号召外出村民回来，再行筑堤养淡，重整农业，重建家园。郑茹粿年过古稀，目不识丁，一身单汉，竟能深明大义，为民请命，精神可嘉。董荣光县知事深为郑茹粿精诚所感动。遂面尤所请，亲主其事，郑茹粿为重修“七里堘”，衣不寝席，食不甘味。到处劝捐募款，所募款项点滴归公，一丝不苟。在郑茹粿老人急公好义精神所感召下，在环洋各村民众同心协力苦干下，未及两年全堘修复完竣。为表彰这次修堤的业迹，刻碑勒名于长门桥地方，现在不知石碑埋没何处，无从查考，甚感可惜。

( 二 ) 第二次遭特大海啸破坏是在一克四六年九月廿五日（农历九月初一日）。这次海啸与一九一九年海啸有所不同，前次是连朝大雨后发生海啸，而四六年海啸是在久旱不雨，湖洋田地普遍龟裂，河沟干涸，农作物全部晒死枯槁，赤地千里之时，在农历九月初一这一天突然来了特大海啸，汹涌的海潮铺天盖地冲破七里堘，冲进湖洋，顷刻间全洋田野变成了大海洋。由于旱情严重，田地池河全部龟裂，干燥非常，一旦被海水浸渍，淡土变成海土，河沟池塘均是海水。以后连续三四年栽种的作物都不能灌漑，造成沿洋各村农民，十室九空，饥寒交廹，困苦万状。这一年，我县产粮区如海口五龙洋、里美洋，渔溪上逕洋、音西音埔洋、城关松潭洋，龙田大湖洋等粮区都严重遭受海啸破坏，而大湖洋最为严重。

前人曾有打油诗云 ：“大湖洋 , 大湖洋，一年可收九年粮，鱼虾有夠佐饭菜，稻草足夠完钱粮”。但在旧社会里，政治腐败，贪官污吏只知残民肥己，那顾人民疾苦，遛受特大海啸毁坏之后，国民党政府幷没有全力进行修复，只是做些修修补补，不能做到根治，海水经常流入河沟，水质变鹹，不能灌槪，有时不得已做一些小规模的修堤，梘本无济于事，作物连年损收。本来一年可收九年粮的大湖洋，变为十年九不收的荒凉湖洋。

解放以后，大湖洋也遭到几次天旱与海潮，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大事兴修农田水利，疏竣河道，使大湖洋面貌大为改观，早在一九五三年以后，逐步将堤堘加宽加高加固，全洋一切河道池塘全面修改挖深加大，蓄水量此原来增加三至四倍。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把南厝、东阁、闻读三处旧式水闸重新改建成新型水闸，闸门宽大，坚实牢固，易于启闭，开放时流速又快，流量又大，虽遇连朝大雨，三处闸门一开，全洋作物不至长时间浸在水里，不似以往旧式斗门，放水快则一天，慢则三四天水才退落，这样就造成农作物不同程度的损失。如今水闸能控制自如，免受灾害。在农田灌漑方面，现在遇有天旱，除了湖洋河沟蓄水应用外，尙有东张水库为支援，确保无虞。全洋处处建立田灌站、灌水槽、排水沟，机耕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纵橫交错，井然有序，眞正做到，旱涝保丰收，人人喜洋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农业责任制，农民生产情绪高涨，农村面貌步步改观，农民生活节节上升，家家有余粮，戶戶谷冒尖，处处建新房，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福清县沿海岛礁的形成、名称及现状

傅祚安 余长通 施友乐

福清县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全境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戴云山支脉集于县境西北部，最高古岩山尾海拔达一千零三米，地势逐渐向东南成阶梯倾斜。东南部是全省自然形成最大的半岛——龙高半岛，其东部隔海坛海峡与平潭县相望，南濒兴化湾与莆田县遙对。海岸线东北与长乐县松下村相接，从城头乡港西村起，向西南延伸至龙江口，后转东南经万安折西至牛头尾，再度回西北达柯屿南端，继旋转西南至荻芦溪口与莆田县交接。陆岸线总长达348公里，属“里亚斯型”海岸，为火山喷发岩和花岗岩构成。

龙高半岛从龙田镇西北的长高山、大牛山起向海坛海峡楔入，把海域分割成福清湾和兴化湾。西南部的江阴半岛向南伸入兴化湾，又把海域分成东港和西港。整个海岸蜿蜓曲折，港湾众多，在地形史上，过去海岸下沉较大，以后上升较小，有的低丘一旦入海，沉入海底，大部分露出海面，加上高温多雨、风化和剥蚀的作用，形成了众多的岛礁。

全县岛礁知多少

陆岸线外，全县海域面积1367276亩（911518平方公里）。其中 ：10米等深线以外的海域面积445232亩 ；大潮低潮至10米等深线以內的浅海面积551929亩 ；潮间带（滩涂）面积370115亩。在辽阔的海域上，岛礁星罗棋布。

全县究竟有多少岛礁，历来各种资料众说不一。

《福清县志》①只记载十四个，其中除海坛岛及其周围六个，南日岛已分属平潭县、莆田县外，实际只有七个。

《福清县全图》②记注有名称的二十七个，只标符号的有四十九个，共七十五个。

《福清县志》采访稿。③记载有名称的三十四个，余只写近百个。

《福清县规划图》④记注有名称的八十四个，只标符号的七十五个，共一百五十九个。

《1:5万海图》⑤记注有名称的一百一十四个，只标符号的有四十五个，共一百五十九个。

至于《英制海图》、《八省沿海地图》上的记注更寥寥无几。

自一九八四年四月起，开展了沿海岛礁地名普查，经反复查证，全县大陆海岸线外共有岛礁八百六十六个。其中 ：岛屿一百一十三个，礁七百五十三个⑥（礁中明礁一百三十一个，干出礁五百九十个，暗礁二十个）。岛礁之多，约占全省五分之一，除平潭县外，位居全省第二。全县沿海十一个乡镇均有岛礁分布，城头乡有岛屿一个，礁十七个 ; 海口镇有礁五个 ; 龙田镇有岛屿十个，礁五十五个 ；港头乡有礁四个，三山乡有岛屿二十九个，礁一百三十四个 ；高山镇有岛屿十一个，礁四十九个 ；东瀚乡有岛屿二十六个，礁一百一十七个 ；沙埔乡有岛屿二十五个，礁二百三十三个 ；江镜乡有岛屿二个，礁十个 ；江阴乡有岛屿十一个，礁一百一十三个 ；新厝乡有岛屿二个，礁一十六个。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八百六十六个岛礁，各有所名（全县內没有一个重名）。从数量上看各乡镇分布不均，从地质结构上看也不尽相同。大致分为五个系统 ：福清湾上分布的岛礁均由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 ；三山乡泽朗村顶部至大扁中部之间海域上的岛礁均由白垩系石帽山羣英安质灰熔岩构成 ；大扁中部至赤表尾之间的岛礁均由燕山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 ；赤表尾至可门南端的岛礁均由侏罗系小溪组火山喷发岩构成 ；高山港上半段由侏罗系南园组火山喷发岩构成 ；南段及沙埔乡沿岸两侧海域上的岛礁为侏罗系三叠系至侏罗系动力变质岩构成，其余海域上的岛礁均为燕山早期……或燕山晚期……构成。

本文就四个有人居住的岛屿简述如下 ：

吉钓岛 [JidiàoDǎo] 北纬25°39', 东经119°34'。在城头乡东偏南约7公里的福清湾东北部。⑦距大陆最近点0.52公里。北眺长乐县松下村，东隔松下水道与平潭县屿头岛遙对。相传昔时渔霸独占海域，附近渔民趁大年三十渔霸回家，急忙乘船到该岛周围撒网捕鱼过年，号急钓。后取吉利意谐音为吉兆、吉钓。属大陆岛，由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呈东北～西南走向，长2.07公里、宽0.35公里，面积0.7375平方公里，海拔高46.6米。岸线长4.75公里，均为岩石岸，东岸陡峭，北岸由于采石乱石滩外伸200多米，虽水深17～18米，然而船舶难以抵岸停靠。该岛开发的历史较早，宋设永宾里属感德乡，明属南上偶，清属永宾乡，民国属梁厝保，1958年设吉钓大队属海口镇，1962年属城头公社，后公社改乡亦随之，现设吉钓村委会，有253戶，1096人。村舍建岛西依山面海孤形栉鱗排列。无水利设施，仅有旱地406亩，种植甘薯、花生、大麦。淡水井四口夠食用。

有小学、保健站、粮点、供销部。村前吉湾澳有石砌码头，港內可停泊木船20多条。宜避东、北大风。有客轮定时与陆地松下往来。岛位县境东北、是海上交通主要门戶。经济以养殖紫菜、海带和海上运输等为主，周围水深5～30米，产鳗鱼、鲳鱼、马鲛鱼、油鰶、梭子蟹等20多种。

东壁岛 [DōngbìDāo] 北纬25°26'，东经119°31'。在龙田镇东营村东约4公里的福清湾南部 , 距大陆最近点0.64公里。东北与平潭县屿头岛遙对，北临福清湾主航道。因位东营村东，故名。岛民系明末清初由东营村余氏第八支迁居。明设时和里，属崇德乡，清随之，民国设东壁保。现设茶腰、山利、海滨、厝场4个村委会，辖北山，茶腰、井仔、上东尤、下东尤、山利、厝场、南尾、塔兜、青安10个自然村，人口3981人。岛南北走向长3.88公里，宽平均0.68公里，中间最窄处仅0.15公里，面积2.63平方公里。由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以北山为最高点海拔85.7米，中部低，南端稍高。表层岩石裸露，间隙黃壤土，土质贫瘠，植被稀少。有旱地1750亩，种植甘薯、大麦、小麦、花生。岸线长12.38公里，属“里亚斯型”海岸。

东北部为陡峭石岸，外侧多养殖紫菜、海带、牡蛎。南部有定置网，西部为泥沙岸，距岸400米內为淤泥滩，养殖螠蛏。岛上有机耕道各村相通，小学3所，淡水井7口夠食用。有20匹马力12千瓦的发电机4台供照明。定时客轮与东营相通，退潮可徒涉。

目屿 [MùYǔ] 又名野马屿，北纬25°20'，东经119°28'。在沙埔乡牛头尾村西南3.5公里。距大陆最近点0.78公里。隔兴化湾水道与莆田县南日岛遙对。略呈三角形，长2.92公里，宽1.04公里，面积3.05平方公里。是龙高半岛在海中延伸部分，由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最高点东部海拔106米，中低洼地仅高10米左右纵贯南北，西部低丘高88.4米。地形复杂，《八省沿海地图》注记为“乱形岛”。岸线长10.08公里，除南北纵贯的低洼地两端为沙滩外，余均岩石岸，岸线曲折，形成大、小澳口36个，南面大澳底为天然避风良港，北岸门夹澳是与陆上通航主要港口，无码头设施，只利用沙滩为登陆点。

有田尾、西楼两自然村，属沙埔乡牛峯村委会，人口375人。东北部土壤肥沃，乡办果林场设此，产桃、梨、香蕉和人造林松、杉、木麻黃、相思树等。西、南部为黃沙土，多岩石，栽种日本黑松。有淡水井三口夠食用。

经济以渔为主，周围海域产鳗鱼、目鱼、黃鱼、带鱼、黃虾等50多种，盛产石斑鱼，平潭、莆田等地渔民集此放饵钩钓，有定时客轮与牛头尾村往来。南端有灯桩。

小麦屿 [XiaomaìYǔ] 北纬25° 26'，东经119° 23'。在江阴乡下楼村东5.5公里，距大陆最近点4.5公里，岛形似麦穗得名，现呈三角形，长1.32公里，宽0.32公里，面积0.452平方公里。由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最高点海拔31.1米。岸线长4.26公里，南为泥沙冲积区，余均岩石岸。地势东北高向东南倾斜，表层黃壤土和沙质土结混合，东北低丘多植相思树、木麻黃。有旱地190多亩，种植大麦、小麦、花生、甘薯。设小麦村委会属江阴乡。聚落呈散列式位岛西岸旁，人口449人，通用莆仙方言。经济收入靠近海捕捞、海上运输和藻贝类养殖，建有紫菜育苗场、渔业仓库、晒场与小发电厂，人均收入居全县最高，誉为“兴化湾上的明珠”。

屿扼东港口门，把进港航道分为东、西两水道。东航道与青屿之间。一般水深5～8米，最深11.8米 ；西航道与虎屿之间，水深5～7米，最深10.4米。

屿北端有灯桩，为船只进出下垄码头导航。南、北澳口可停泊机帆船各40余艘。村前有简易条石码头，定时客轮与江阴半岛肖厝村往来，有淡水井七口，夠食用。

岛礁名称的变更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后，由于沿海滩涂进行了大面积围垦，改变了海岸和部分岛礁自然地理状况，全县已建成围垦堤坝169条， 总长222.02公 里， 围 垦92处， 总 面 积207295亩。 其 中 ：三 千 亩 以 上大型的垦区有17处，面积152445亩，二千至三千亩中型垦区有23处，面积32890亩 ；一百至二千亩小型围海有52处，面积21960亩。因此，在浅海和近岸中的岛礁，有的被连接在海堤中或置在垦区上，有的由于地形的变化，淹没在淤泥下，此类全县共有七十一个。按照有关规定，分别根据岛礁位置，实体的现状，面积的大小，使用的价値，舍留的影响，羣众的意见，进行严格归类，分别处理，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再列入岛礁范围 ：半岛类一个，取消“岛”字通名，保留专名为地名 ；归片村类五个，保留原名为地名 ；归地片类十个，保留原名为地名 ；归山峯类十一个 ；做废止处理四个，做消失处理三十九个。

现就有人居住的六个岛屿改变归类简述如下 ：

江阴半岛 [jiangyinBàndǎo] 在福清县西南部，向南楔入兴化湾。位逕港南，唐时称港北为“阳”，港南为“阴”，故名江阴，曾名玉屿，今置乡建制，有19个村委会，93个自然村，人口58193人。原为海岛，1970年在岛西北筑长600米，宽20米的海堤接后朋村，1978年又在岛东北筑堤与柯屿连接，逐成半岛。半岛呈柳叶形，南北走向，长18.48公里，宽平均3.54公里，面积69.8平方公里 , 岸线长54.98公里，为基岩港湾海岸，周围有大小岛礁124个，由侏罗系南园组火山喷发岩构成。最高双髻山海拔429.4米。水源充足。

产甘薯、水稻、花生，江阴、新港两盐场，年产细白盐560万担。周围海域有鱼、贝、藻类资源50多种，下垄建有1000吨位的轮驳船码头。下渚、新港、小麦、芝山设轮渡道头。江阴——渔溪公路接福厦公路。

大扁 [Dàbiǎn] 在福清县东南海坛海峡西北部。设鳌峯、北楼、上坤3个村委会，有山柄、北楼、西楼、鳌头鼻、上坤、东利、洋坪、大扁前、东沙、会安10自然村，属三山乡。距融城镇29公里。面积4.8平方公里，人口4812人。原为海岛。1977年在岛西北筑堤接鳌头乡，岛西南端筑堤接白鹤村，现在仅东面临海，西边接垦区。取消“岛”字通名，归片村类。原属平潭县，1956年始划福清县辖，以捕捞为主，兼营藻贝类养殖。产紫菜、蛤苗、蛏苗、牡蛎。种大、小麦。有简易公路接眞大公路。

可门 [Kéměn] 在福清县东南部海坛海峡南口，设可门村委会，有福堂澳、下南口、北楼三个自然村，属东瀚乡。因能为大丘、龙前村挡住来自北、东、南方向的大风，且为两村的大门，故名。距融城镇44公里，面积1.381平方公里，人口962人。原为海岛，1967年由龙前村东岸筑一堤经凤屿接可门岛西南岸，以堤为路，与陆地连接。故取消“岛”字通名，归片村类。以渔为主，多定置网作业，幷养殖紫菜、海带，有机耕路接眞大公路。

文关 [Wěnguān] 在福清县东南高山湾东侧。设文关村委会，有文关、后洋两个自然村，属东瀚乡，距融城镇43公里，面积1.131平方公里，人口1072人。原为海岛，1980年在东北端筑堤经鼠屿后向东接陆岸，南端筑堤接莲峯村西北岸。现只西部临高山湾，故取消“岛”字通名，归片村类，西侧岸线弯曲，有沙澳、网澳、后洋澳等澳口。船只需候潮经加址门水道进入高山港。东连垦区。种植廿薯、花生，渔业以海水养殖和近海捕捞为主。有简易的公路接眞大路。

青屿 [Qīngyǔ] 在福清县东南高山港西南部。设青屿村委会。有青屿、南湖、新村3个自然村，属沙埔乡。距融城镇37公里。面积1.456平方公里。

人口1323人。原为海岛，东北—西南走向，两头高、宽，中部低、窄，呈哑铃状。1963年在南湖村西南端筑堤接平林村，西北端筑堤接港柄村，以堤为路，故保留青屿为村名，不再列入岛屿类。西南垦区为沙埔乡太武盐场。

经济以养殖螠蛏、牡蛎、紫菜、海带为主。有简易公路接高山——锦城公路。

柯屿 [keaǔ] 北纬25° 22'，东经119° 35'。在福清县南东港顶部。设柯屿村委会，有柯屿、园中2个自然村，属江镜乡，距融城镇18公里。古岛上生长柯树，故名。南北长1.77公里，东西宽0.58公里，面积1.0188平方公里，人口1169人。为燕山早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最高东山顶海拔53.1米。原为海岛，1978年动工分别在南西角筑堤接江阴乡庄前村北岸，在南端偏东筑堤接江镜乡墨山村东岸，现只南头一小部分临海，余皆置在柯屿垦区內，故不再列入岛屿类，以柯屿为片村地名。有公路接福厦公路。

岛礁地名的由来

地名是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地理位置和范围的地理事物专有名词。岛礁地名的语词结构，和其他自然地理实体幷无很大差异，一般都含有专名和通名。

我县的岛礁地名，绝大部分是民间地名，人们为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经常提到的地理事物，更赋其专有的名称，具有形象化、口语化、方言化的特点。是劳动人民遗留下来的一项丰富的文化遗产，値此大念“山海经”之际，尤其値得我们去继承和学习、去研究和探索，去开发和利用而造福于人们。

以下谈谈我县岛礁地名中比较常用的民间命名方法，大致可分为七种。

第一、识形象特征得名的。尤以动物形象为多。如 ：鼠屿、牛屿、虎屿、兔礁、龙磹、蛇岛、马岛、羊角石、猴屿、鸡髻礁、犬桿礁、猪母磹 ；还有凤、鸟、狮、象、鹿、猫、鸭、鹅加通名而成地名的也不少。这些岛礁的得名，有的远观，有的近视都极形象，通俗易记，深受广大羣众欢迎。

第二、以色泽和状态特征得名的。如 ：红屿、青屿、白屿、黃礁、赤礁、乌礁、黑土礁 ；坪磹、圆石、踏斗礁、八层礁、轻重爿礁、鼎脐礁、鸡蛋石等。这种地名往往与岩性、构造及地貌形成过程有关，也具有地区性。

第三，以方位或部位的词组成的地名。如 ：东壁岛、西五虎、南日岩、·58· ·59·
北牛屿、中屿、上青礁、下沉礁、內白礁、外湾屿、堤边礁。前者多表示处于较大地方或某方位而得名，后者一般指其相邻实体而得名。

第四、以物产特征而得名。如 ：墨鱼岛、蛎安礁、壳屿、鲎屿、鳖厝礁、紫菜磹、黃螺礁、钓礁等。这些地名所反映的，是用来表示命名对象的物产特征，与其岩体四周附着物及其周围水域物产都有密切关系。

第五、以高度得名的。如 ：旗杆屿、崎石、短鼓礁、午时蛋礁、沉水礁、水下礁、海底礁等。这种地名的组合，往往与潮汐相比较而得名。

第六、以序数而得名的。如 ：一、二、三礁，或一粒磹、二块石、三塔礁、四屿、五块馃礁、七剑礁等。这些岛礁的得名，与其周围岛礁分布情况相关连。

第七、以处海域险恶位置和距陆岸远近而得名的。如 ：五虎礁、覆船礁、棺材礁、碰船礁、啼嘛礁、孽礁、丧事礁、苦屿限礁 ；东飞石、东进岛、开门礁、门垫礁、头礁、岸礁等。前者礁石多扼港湾口门，或置水道中心，或位深浅水交界处，幷曾发生过海难事故，渔船民咒骂而得名，后者以距离陆岸得名。

总之，我县岛礁地名，绝大部分是民间地名，具有形象化、口语化、方言化的特点，一经广大羣众所使用，便记忆在羣众的头脑里，流传于羣众的口头上，有很強的生命力，为我县沿海的经济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供各有关方面参考，有不妥之处，请给指正。

注 ：①《福清县志》乾隆版、卷二、地与十七。
②《福清县全图》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出版。
③《福清县志》1960年采访稿、地形岛礁部分。
④《福清县规划图》福建省测绘局1978年版。
⑤《1:5万海图》海军作战部1970年版。
⑥岛礁划分按国家规定 ：面积 5 0 0平方米以上为岛屿 ( 含 5 0 0 ) 以下为礁石。
⑦文中的所有距离均以直线计算。

本文参考资料

海军航保部《中国航海指南》一九七八年五月

海军航保部《中国海洋岛屿简况》一九七八年七月 福建省水产局《浅海滩涂渔业资源区划研究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 福建省水文地质队《福清县农业水文地质区划图》一九八〇年

1942年福清土地陈报简介

王源瑞

一九四一年底，“福清县土地陈报办事处”应时成立。土地陈报处设在城关河头巷14号民房內。上头任命徐大煊（福州人）为处长。下设外业、內业两个课，外业课管土地测量，內业课管归戶造冊（土地陈报单）计赋（计算粮赋额）。

土地陈报的第一步工作是招收培训土地测量人员。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全县招收相当初中文化程度学员一百人。为了便于实地讲课，测量员训练班设在城郊西门外溪前村。训练班授课一个月半，实地测绘实习半个月。

培训两个月后，卽一九四二年四月，把这些培训的学员分成十个分队当测量员。一个分队设分队长一个，助理员一人，测量员十人左右。

全县各乡镇分为两期测量。每期三个月，一个分队一期测量完一个乡（或镇）的土地。在测量小分队下乡前，全县各乡镇按土地归属情况选择乡镇与乡镇分界的路、溪、涧、山等自然地物为界测出“乡辖图”。然后再把乡图分出“段图”。按各村土地分布情况，大约一个村分一段或二段。每段方圆在500米以內，面积大约在五六百亩至八九百亩之则。这些乡內分段图，按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编出顺序号，也叫是段号。（卽第一段、第二段……）各个段图上还注出较大片的土名、土地等则（土地分甲、乙、丙三等 ) 等。

甲等每亩赋额是0.50元，乙等0.32元，丙等是0.14元。（赋额等级总金额是计算粮赋数据（如每元额缴谷子50斤）。

测量员进村后，是按预定的段图界线內，布线、立站（卽测站）。用照准仪照觇板折合出长度，按比例尺描绘出“坵地联络图”。土地编査人员按图号 ( 每坵地的顺序号）收标编号。全段测绘好后，与邻段图的测量员拼图对界。认为拼对无误后，进行图纸着墨，计算面积塡入业戶插标陈报的标內，最后按标內所塡內容，抄进段坵冊。

做完上述工序后，由测量队分队长、助理员检查审核后送交土地陈报处內业课归戶抄单造冊、计算赋额。第一期土地测量结束。同年8月又开始第二期乡镇的土地测量、陈报工作。

这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公告土地测量结果。据不准确的统计，全县当时可耕地有四十五万亩。

公告土地测量结果中发现部分村庄土地测量错误严重。出现错误情况有以下原因 ：由于培训时间短，教学进度快，有些学员接受不了，《坵地测编法》沒有学会，测量技术水平低。加上当时测量仪器简陋，如有的用木制照准仪，以竹尺代卷尺，用简易的图形指北针，自制的觇板。简陋的仪器是不能准确的测绘出精密度较高的坵地联络图。其次因为有一部分地方保甲不配合工作，有的业戶不插标陈报，致使测量人员测绘工作难以进行，完成不了每月三千起（每起指一块地）测量任务，就来个拼坵分片乱割或因无人插标陈报，就把保甲长的名当业戶塡入。造成错乱。

—九四三年五月，福清县土地发照办事处成立，着手搞颁发土地管业执照。原来被遣散回家的测量员又被招收为“土地发照员”，下乡去接收业戶申请发给管业执照。工作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结束。之后，这些发照人员又被遣散回去。

解放前《福清县政府公报》

发行与停办始末

敖 翔

《福清县政府公报》的刊行，约在民国廿九年 (1940年 ) 七月，迄民国卅二年（1943年）停办。中间在职县长有呂思义，罗仲若、何绍兰、陈毓辉、郑步鸾等五人，历时四年之则。刊期有第一卷、新一卷、新二卷、新三卷等，最后一段时间，有改为新闻纸式出版，名为《福清公报》但没多久卽停办。
兹将公报的內容、形式、以及在当时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哬，分述于下 ：

一、版式 ：

《福清县政府公报》是仿《福建省政府公报》版式印行，卅二开本。每期有卅页至四十页之则。由县政府秘书室下设公报股主办。( 笔者兼司其事和主编）因当时正値对日抗战，物资匮乏，仅用至为粗糙的毛边纸印刷，由“启源居”私人印商承印，字跡不甚清晰。

二、內容 ：

公报刊头题字全拷红，由当时値任县长署名，下标“秘书室编行”字样。

內容 ：有“法规”栏，登载中央、省、县公布的各种法规、办法、大纲、细则……等。

“命令”栏，有福清县政府发布的民、财、建、教、军各类军教、军政人员的任免事项。

“公牍”栏，则登载具有各种较大的政令文件。还有“附录”登载县政会议曁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纪录以及保安司令部汇案通缉逃亡名单等。

三、刊期 ：

呂思义任內（1939年11月一1941年8月）出第一卷，每星期一出版一次（现档案馆只有第一卷第十五期一期，余散失），每月报资四角。

罗 仲 若（ 由 平 潭 县 长 兼 代 ）（1941年8月 一1941年10月 ） 任 內， 由 于1941年9月20日日寇入侵，县城沦陷，政府內迁停办。

何绍兰任內（1941年10月一1942年4月），以新二卷卷名出版，每半月出版一次，报资毎月一元二角。

陈毓辉任內（1942年4月一1943年2月）仍接续以新第二卷卷名出版，仍每半月出版一次，出至四十六期止，每月报资二元。

郑步鸾任內（1943年2月一1943年9月）以新三卷卷名出版，每月仍出二次，每月报资五元五角。最后改为四开新闻纸式出版，报名《福清公报》，第一版仍登各项政令 ；第二版、第三版把政令改为新闻报导型，只不登社会新闻，第四版仍登各项公牍，但未及两三个月卽停办，以后各任县长均未续办，《福清县政府公报》至此完全“寿终正寝”。

四、发行 ：

《福清县政府公报》的发行，毎期约发百份之则。对象是党、政、军、团、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社团。或分赠其他各县县府。凡刊登在公报的文件，明令均可作正式文件，不另行文。公报费可报销。城乡民办企事业单位，律师界和社会上头面人物，亦有订阅或设法取得，以冀获得政治气息。

五、作用 ：

公报刊登的资料，多是全国性、全县性文件，与人民生产、生活均有密切关系。如公报第二卷第十期（民国卅一年三月九日）出版公布“保甲戶口编查办法”，限三十一年三月六日起，至同年六月底办竣。自此对人民生活卽起了严格的约束和限制迁居自由作用。特别是民国卅二年三月十五日由国民党国民政府公布的“兵役法”，全文七章卅二条，全国人民获悉后，恐慌万状，适龄壮丁纷纷逃亡，乡、保、甲长大肆淫威，大抓壮丁，从中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多少人被逼生离死别，背井离乡，成为空前灾难。这些法规，都是由公报首先发布的。

六、影响 ：

公报对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如“明令”栏，登载全县公、教、军、财、稅务和其他人员的任免事项，完全是个“宦海沉浮”录，其影啊所及，使政客们各种各样的钻营、夤缘、拉拢、排挤技俩都活跃起来。特别是乡（镇）长的更迭消息。因为当时乡（镇）长是肥缺，权力很大，什么都管，什么都操纵，一遇有缺，卽羣起钻致，夤缘倖进，拼命爭当。其他如稅务部门，也是个很好是抢手的职务。

福清县金融业记要

侖肇琦

建国前的福清县金融业有 ：当舖、钱庄、民信局、民间借贷、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信用社等，建国后则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兹分述于下 ：

一、当 舖

从前清到本世纪40年代，典当业遍布全县各乡镇，多达60余家。各家竞爭营业，所以规定的利息不高，一般为1分8厘到2分。当额在20元以上者，有的只收月息1分6厘。抵押品以金、银首饰，被服，布疋为主。金银估价可当七成，被服等可当三、四成。龙田高山一带，也有以牛羊或家具作当者，不必入库，称为信当。以金银信当则可当十成。这只限于信誉较好幷与当舖有交情者的短期借贷，非信当则可延至30个月期满，听当舖发售或留用。

在旧社会里，贫苦羣众多，需要借贷也多，则向当舖押借。富裕人家，多以典当业谋利较为稳当、沒有亏损的风险，却有固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物质抵押，有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因此，富裕者多乐于经营典当业。

每家当鋪，只用五、六人。负责看赃、估价、打票、保管及勤什等，职责分明，人少利多，当票系以毛边纸木刻刷印好空格左右两联。面积约20x20公分，內容有 ：当物品名，号数，当价，期间，利率等，中间骑缝加编大写字号幷加印章，掣左联交当戶，以凭取赎。全县当舖的牌号及老板或经理姓名列下 ：（在括号內者为老板姓名，钱庄、民信局同此。）

城关镇有 ：德远（俞宏瑞）、祥光（戴吉云）、福同（陈育生）、福舖（吳思唐）、福生（马崇山）、资舖（夏必焜）承舖（吳淑彬）、言兴（敖朝杰）。

其中言兴号开业达百年以上，尙有翼舖、丁舖、相舖等、均系先后承接上列当舖继续经营的。

龙田镇有 ：鼎裕（施光斗）、德厚（余敷春）、仁通（王洪祥）、福远（王命清）、福成（张端秋上祖）、厚余（余由开）盛舖（张亚宋）、协通（王亚命）、乾新（何细细俤在南西亭）。

高山镇 ：厚舖（翁红红）、振舖（林银坤）、德舖（翁吓义）、瑞舖（翁亦祥）、中和（王贤铿）、秀舖（林永焰）仁通 ( 王康所）。

龙高两镇。开业百年以上者，有鼎裕及厚舖两家，他们以千字文编号，每月用1个字，编完一本千字文还续开了二、三十年。

港头乡 ：王成（王菊花妹）、源泰（王命冲）、协通（何吓祥）、源成（何吓昌）。

江镜乡 ：隆泰（何雅善）、裕光（何存有）、乾元（何五四俤）、明光（何天庆）。

三山乡 ：诚泰（王钦祥）、诚和（王开礼）。

海口镇 ：禹舖（陈禹田）、广义（陈和荷）、耕舖（俞幼耕）。

东张镇 ：宏茂（俞宏瑞与何茂良合股）、源和（倪家理）、松舖 ( 陈慕曾）、源隆（傅克若）、珍舖（杨永卿）。

渔溪镇 ：通舖（杨书香）、裕康（郑寿康）、厦门（林民信）德余。

上逕乡 ：远团（林克福）、北垱（林克寿）、饼场埔（林克祿）。

阳下乡 ：同春（陈书仁）、和美（莫亚先）、宏源（林宏源）。尙有城头乡的“街头当”与“街尾当”以及宏路、桥尾、江阴等处的当舖，前后共有60余家。

1939—40年间，因法币贬値，典当业全部亏本，相继停业。

1943年，本县国民党政府开设公典局，由福清华侨协会会长戴圣昌负责，供侨眷短期周转性贷款，不数月，便停办了。

二、钱 庄

福清系老侨区，工商业较为发达，工商业家，侨眷及社会上富有的，除经营工商业或投资开设当舖以及购买土地之外，还有余剩资金的，必须找流通渠道，在1930年前本县尙未成立银行机构，则存入殷实的商舖，钱庄因此应运而生了。

工商业戶兼营钱庄业务，吸收闲散资金，贷给工商业戶或其他人家，存入利息，约在8厘至1分，贷出则收月息1分3厘到1分5厘，视贷额及贷期而定，一般信贷要立契承保，保证人也要有殷实戶，或以田厝契等不动产作抵押，工商业家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或因基建等急用款项，数额较大者，则向钱庄拆借。

城关镇钱庄有 ：恆和（赵维新）、公大（吳贶卿）、乾春（陈春光）、捷大（林吉卿）、福源（海俤）等五家。

高山镇有 ：同益（翁礼昌）、振铺（林银坤）。

东张有 ：东来（郑积仁）、大东（倪长声）、祥和（倪必礼）三家。

渔溪有 ：厚经（郑伯玲），龙田有龙文布店兼营、全县共有钱庄12家。

规模最大的“恆和”钱庄，吸收大量存款。幷发行纸币，贷款谋利。老板赵维新，阴谋倒闭，先将贷款收回不再贷出，又将所有客戶存款及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数购买黃金后捲逃出国，为数在十万银元以上，存戶多系归侨及侨眷，也有本县工商业戶。纸币流通全县，受害者遍及全县，为本县钱庄及票号倒闭的最大事件。

三、民 信 局

我县为全国重点侨乡、侨汇的收入，在本县的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位置，经办侨汇业务，系在国外的华侨工商户兼办收汇，幷在国內设庄或委托国内大戶工商业家代解。

民国初年，国外侨汇汇到福州汇丰银行，该行多以银行解付，归侨或侨眷从福州的內河交通船运到长乐坑田，后雇人肩挑回县，数量多的，则雇驴驼运回，间有中途被土匪劫掠者，后又雇武装兵警押运。福州中国银行于本世纪20年代成立后，本县侨汇，多汇到中国银行解付。可以领到中行纸币，但中途仍有被劫者，（民国24丰间，振声局被陈伟匪劫去68000元，侨汇由戴吉云赔付，破获后，陈伟被枪决，追回赃款由振声局捐给后埔街修建吉云路）。

本世纪20—50年代，本县民信局列下 ：

城关镇有 ：捷远局（俞宏瑞）、振声局（戴吉云）、乾春局（陈春光）光远局（俞建鋆）、福余（陈十六哥）、振兴（林金俤）、福泰（吳海珊）、远和局（俞昌檀）、平安庄（俞肇玉）、南华局（王钦芳）、集大庄（周慕铨）、联丰庄（杨清柏）、侨声庄（施贻潮）、星光庄（张培元）。

渔溪有 ：厚经号（郑伯龄）及代理振声局的泰顺布店。

龙田有龙文布店兼办（何贤义）。

高山有瑞余及友华等局（林银坤等）。

港头乡有 ：源泰局（王命冲）、耀辉局（王九俤及王臭妹）。

东张镇有永宁局（陈慕曾）、大东局（倪长声）。

其中 ：建国初期仍继续经营者有集大、平安、侨声、南华、联丰、星光等家。

在抗日战爭期间，法币贬値、物价上涨，有的民信局以延解侨汇以剥削侨眷，到1942年夏，日军侵入东南亚，香港等亦遭占领，我县侨汇卽中断了。
到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才恢复通汇。

但是好景不长，1946年蒋介石发动內战，法币贬値造成的灾难，首先遭害为本县侨眷，在打內战期间，物价一日数涨，法币大幅度贬值，侨汇汇到侨眷手上，一般要经过月余，常常不及原汇値十分之一。例如“远和公司”收的侨汇，委托本县连利布庄代解，连利在上海设庄采购，侨汇直拨上海，连利卽利用侨汇作为资金，采购大批纱布，运回福州各县发售（以黃金计价）。当时连利布庄执福州市纱布业的牛耳，称为本县首富，主要是从侨眷身上剥削而来的。

1948年后，侨汇改以黃金计算，但也被短秤少两或成色不足等尅扣了（参阅福清县档案馆內民国卷宗內有倪埔村倪某控诉连利布庄延解侨汇的事件，虽经判给赔偿，仍得不偿失）。

本世纪60年代后，本县民信局相继停业，侨汇业务，由中国银行办理。

四、民间借贷

民国后期，本县当舖和钱庄因法币贬値相继停业了，贫民告贷无门，忍受重大剥削，向富有者借五分以上的高利贷，好似饮鸩止渴。
高利贷约有七种形式 ：

（1）月割 ：俗称“孤老利”（卽早年向麻疯院首领借的债，利高且必须如期归还）。以9角当1元借来，还时还要加利五分以上。

（2）番仔利 ：3日一转，5日一合，系高利贷中的期短而利最高者。

（3）标会 ：多系一年一期，贫苦人家参加标会，如有急用，可出高利五分以上标回应急。

（4）卖青苗 ：在青黃不接之时，农民缺乏口粮，只得忍痛将未成熟的农作物低价贱售，收获时还实物，或折现金，有的还加给利息。

（5）卖白水田 ：在岁暮年终，贫苦农民无钱度岁，（有的系被人逼债），便将未下种的田地，予售明夏的农作物，或以田地作抵押而售出明年的作物，到期照还本息。

（6）民间私当 ：也仿当店铺方式，借债要实物抵押、计息则比正式当店高三倍，在货币贬値期间，向私当借款者，多被折成实物，还时另加重利。

（7）实物高利 ：也有叫做斗牛角，例如借谷加息还麦，借麦还谷，复利计算，借实物一担，一年作两三期翻算，一般一年要翻两三番，有的贫农借本还息，或只得将仅有的田地贱卖，使农村经济更加萧条。

共和国成立以后，属于高利的民间借贷，报告村农民协会处理，给予免还或少还。因此高利贷几频绝跡。国家银行配合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基本得到解决。高利贷的阵地被挤跨了。

1959—61年严重灾害，造成农村经济困难，高利贷又有所活动，因币値贬低，所以借还均以实物计算，但面不广，数款也不大。

1962—76年，币値比较稳定，民间借贷以标会为主，带有互助性质，利息约在2分到3分。

1978—1987年，因个体和集体可以经营工商业，从事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需要大量资金，国家银行与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资金，仍不敷周转，城乡的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又有所活动，特别是标会，各乡镇普遍组织，本县的海口、城头等乡镇最盛，地下钱庄以高利三、四分吸收存款后，以四、五分放贷，数额达数百万元，也有的从事赌博滋事，殴打盜窃，影响及治安及民刑事件。也有的捲款潜逃者，目前政府虽已注意取缔。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大，对国家银行及信用社的存款利息较低，余款戶多提回存款作高利放贷，尙无具体的取缔办法。

五、建国前官办的金融机构

1935年，民国政府发行法币时，福建省政府于1935年10月15日成立福建省银行，幷于1936年5月在福清成立办事处，经营储蓄存款、放款、贴现及代理财政金库等业务，1940年又在渔溪设立分理处。这时中央储蓄会也在城关产塘街设立分会，派薛某为分会会长，县邮政局兼办邮政储金业务，吸收社会上闲散资金。

1941年4月，日军侵入福清，“省银行福清办事处”迁避永安，是秋日军退出，始迁回福清复业。1944年9月，日军二度侵融，该行又迁到莆田，日军退出后，复移回福清。

1945年初，福州中国银行认为福清系侨乡，在城关后埔街设立办事处，专办侨汇业务，由于法币贬直，侨汇不通，业务清淡，于同年6月23日停止，行址移给“中国农民银行福清办事处”使用。农民银行业务主要经营农村生产合作放款和农村信用合作放款，有时也贷放化肥、豆饼、种籽等。

民国25年（卽1936年），民国政府实行合作化运动，除已在各乡保成立生产合作社外，又在各保发动成立信用合作社。计有 ：里美、墩头、柏渡、牛宅、星桥、斗垣、五龙、城头、大厝、后俸、海口、龙左、龙右、港头、江镜、玉桂、玉崙、陈厝、岸兜、三山、高山、化南、东汗、沙埔、渔溪、梧冈、上逕，东张及江阴等乡保，全县设立信用合作社达116个。

当时信用合作社组织，没有吸收存款，组织好了向农民银行借款，每社约40—100人，社员自愿结合，他们顾虑到贫苦农民还不起贷款，会受株累，所以不肯接纳贫农入社。

县农民银行于1948年停业后，由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核贷，代省农民银行核放种籽肥科等实物，直到1949年8月解放时，移县人民银行继续管理。

六、建国后的金融机构

本县于1949年8月16日解敖了，8月20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南下工作团冯凡、宋钦玉、侯腾汉等人接收国民党的“福建省银行福清办事处”，当时库存幷无实物及有价证券，只剩下不能通用的金银元券，留用旧人员林星北等协办金融业务，成立“中国人民福清办事处”属于林森支行管辖。

1950年，国民经济情况日趋好转，币値稳定，银行的存、放、汇业务日繁，乃吸收文光高级商校毕业生及旧人员十多人、分设会计、业务秘书等股，又在渔溪设立营业所，改办事处为福清支行，隶属于闽侯中心支行，幷代理中国银行的侨汇业务。

1951年，由于业务扩展再次增员增址，把福清支行移设于后埔街原农民银行旧址內，行內增设侨汇、货管、农金三个股及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且代理交通建设两银行业务。

1952年，人民银行又在海口、东张、高山、桥尾增设四个营业所，全行职工人数达180人，比民国及解放初期增十培，本年保险公司单独设立。

1956年，本县撤区，保留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五个营业所，桥尾改为流动组，增设三山、音西两个流动组，停止代理交通、中国、建设三银行业务。

1958年，人民银行撤股，改设营业、办公两个室。在农村增设道桥、上店、玉林、一都四个菅业所（不久裁撤）。公社化五大结合，公社设财贸部，各营业所人员由公社统一领导，业务则归人民银行指导，信用社也归公社领导。

1960—1961年，全县营业所又幷为八个，卽 ：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桥尾、江阴及城头，增设琯口储蓄所及城关、渔溪、高山三个派送站。

1964年1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福清支行，1965年9月又合幷于人民银行內。

1966年，各乡镇营业又扩展为14个，卽增设城关，江镜、镜洋、三山、港头、东汗等6个营业所。

196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人民银行进行军事管制。

1970年一1972年，增设一都、南社、沙埔、阳下四个营业所，到1975年又撤销了。

1968年，福清人民银行成立革命委员会，归福清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领导，于1973年撤销，仍恢复为人民银行福清支行。

1972年，恢复一都营业所。

1978年，县建设银行成立。

1980年，县农业银行及保险公司均单独设立（该公司于52年单独设立，58年又幷入人民银行），本年，县中国银行亦单独设立，有关侨汇外汇、外资等、均划归县中国银行办理。

建国前，本县侨眷等存在中国银行或外国银行 ( 指在中国设分支机构外商银行）以及中央、交通、福建等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因该行等逃到台湾或国外，存戶取不到存款，于1953年由人民银行清理代为偿还，本县共计偿还折合人民币22万多元。

1960年以前，本县发放农贷款共计有余额七百多万元，其中困难戶因 ：

1、內迁的水土不服又迁返本县而生活困难者 ；2、水利贷款无效益而原有组织解体者 ；3、死亡绝戶者 ；4、特殊困难者，全县清理出共计有600万多元，呈报国务院，准由中央财政拨补，本县豁免去农贷款达600万多元。

1984年，县工商银行单独设立，对外只挂个牌子，业务仍与人民银行合幷，到1985年，始从人民银行正式分出来。

信用合作社，与民国时期所组织的不同，建国以前，贫下中农极难入社，建国后的信用社，却以贫下中农为主。业务方面，除放贷外，幷大量吸收存款。

1953年，在本县渔溪的双垱村，试点成立全省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本年4月，有社员460人，1953年底，增到2019人，全县共有15个社部，股金增为3.5万元，吸收存款10万元，贷款14万多元。

1959年，信用社社员增至22万多人，股金44万多元，存款增为303万多元，贷款为227万多元。

1984年，成立福清县信用社县联社。1987年全县有基层社，分社，站108个、社员存款余额达8993万元，放款余额达5965万元，分别为1953年的68倍及44倍。
1987年，全县金融业计有 ：人民、工商、中国、农业、建设等5个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以及所属的营业所、办事处、储蓄所、信用社站等173个，从业人员达706人，编制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三十倍，存放款额则增至千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金融业业务从1979—1987年所增的数字较之1978以前30个年头数字的总和还要多。

福清血防史

林厚耀 董性俊

我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境內丘陵交错绵延，山峦之间有十多个盆地平原，大小河流一百多条，总长280公里，其中与钉螺分布有关的龙江、太城溪、虎溪、大北溪、交溪、渔溪、逕江、苏溪等八条水系，流经大部分乡村田野，使血吸虫病得以扩散蔓延。

我县发现首例血吸虫病患者是在1936年。那年，福州协和医院外科医生甘氏解剖埔尾村肝硬化死亡的患者洪叮莲，经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证实肝组织含大量血吸虫卵。随后，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病理科主任罗伯逊会同福建科学馆唐仲璋先生来我县作实地调查，在埔尾及其它村庄检查农民大便，发现被感染的农民甚多，幷捕获大量钉螺带回福州检查，发现螺蛳为福清地区吸血虫的中间宿主。后将此种钉螺邮寄美国，经专家 Bartseh 氏鉴定，认为系新种，便命名为唐氏钉螺。

1937年，福清县惠乐生医院龚振东医师鉴于血吸虫病在当地严重流行而专门写了报告。因之，福建省卫生实验所派出陈国忠技师前来，调查55个乡村，在44名患者粪便标本中有25人查到血吸虫卵，阳性率为56%, 而且多是肝、脾肿大，发育甚差的晚期病人。

同时还检查35处的一千只钉螺，发现尾蚴者52只，阳性率为5.2%。幷对耕牛、猫、狗、猪等保虫宿主进行检查，除猪无发现阳性外，其余动物感染率在25—72% 之间。而耕牛因到处排便，所起传染原的作用为人类之一倍以上。

1938年，福建省卫生试验所派出防治队，在埔尾村设办事处，开展了以管理粪便为重点防治內容的试验工作。可惜，未及一年，就因日军入侵而罢辍。

血吸虫病给福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解故前受血吸虫病严重摧残的村庄有99个，死绝一千多戶，死于晚期者3520人，田地荒芜2537亩。那时候，流传着一首民谣 ：“东家老汉哭声长，西戶儿女失爹娘，烧香拜佛不中用，人财两空好凄凉。”埔尾岭格村二百多人全部死光，成为无人村。下施的三角井村原有40多戶人家，解放时只剩下一戶。沶头溪边村，全村21戶138人，死于此病有65人，13戶绝了后嗣，其他8戸逃亡他乡。“沶头不出头，溪边苦泪流，十人八九病，田荒倒房楼”，这是当时的眞实的写照，如今断墙颓壁遗址尙在。患了这种病的人，面黃肌痩，大腹便便，遍体青筋暴露，终日脚酸手软，不是喘气，就是腹胀，不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还使青壮年失去生育机能，它象十万条吃人的不见血的毒蛇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在我县广阔土地上吞噬着无数生命，摧残人们青春和幸福，那时，一些晚期病人因苦痛难忍而投河，上呆自杀者，时有发生。龙田南井村黃木桃，病后腹胀如鼓，不甚煎熬，便横下一条心用钻子穿破肚皮，腹水喷出十几步远，直至腹水流尽而死。类似惨状，触目可见，眞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戶萧疏鬼唱歌。”

解放以后，经多次调查证实，我县血吸虫流行的地区有16个乡镇，139个行政村，一个农场，一个苗圃。受血吸虫病威胁的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病人54098人，其中晚期病人1799人，病牛3055头。钉螺面积达11563723平方米，为我省重点疫区之一。钉螺多分布于86条主要水流，315个源头，其孽生环境有山坑、溪坡、灌漑沟、烂泥田、荒梯田、田后壁、池塘、草埔、山坡及特殊环境（如岩石壁、古坟、涵洞）等十种类型。连海拔三百多米高的大帽山上，也曾发现。平均密度最高为灌漑沟，每平方尺达57只之多。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防工作，三十多年来，经历了调查准备，全面防治，反复斗爭，巩固提高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年至1957年）设立机构，做好准备。1952年设立了血防专业机构，1956年又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五人领导小组，副县长席宜庭兼任血防站长。组织人员调查摸底，澄清螺情病情，编造病人名冊，绘制钉螺分布图，制订消灭方案，同时进行灭螺治病，为以后防治工作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1958年至1959年）开展羣众性血防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8年省委书记魏金水在我县主持召开第三次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省委宣布派金涛任我县副县长，专管血防工作，幷组织三百多人的血防工作队深入疫区。县委根据省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血防任务，层层建立组织，做到专人负责，确定防治幷重方针。结合兴建东张水库，掀起了“送瘟神”羣众性灭螺运动。共投入150万个劳动日，开展全面防治，一举歼灭钉螺面积1020万平方米，消灭率达99.7%。同时抽调120人组成的粪检突击队，共检查40多万人次，发现20837个新病人，检查耕牛16519头次。先后组织43个治疗小组，收治病人25151人，病牛5302头，幷开展管粪管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但那年国庆节却宣布了我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未免为时过早了。

第三个阶段（1960年至1975年）坚持反复斗争，巩固发展血防成果。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财力、物力困难，加上轻率地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带来了思想麻痹，干劲松懈，领导机构松散，血防人员减少，结果疫情回升。

1963年县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要继续加強做好防治血吸虫病的指示，重新成立了九人领导小组，层层健全领导机构，初步扭转停滞不前的局面。

同年年底，县委副书记陈春炎同志出席全国第九次血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把血防工作提高到生产观点、羣众观点高度来认识。反复开展斗争，使疫情逐步下降，钉螺面积缩小，人羣感染率大幅度下降，成效显著。

十年“文革”浩劫，血防领导小组名存实亡，机构被撤并，专业人员被下放，器材资料被毁散，血防工作被迫停顿。1969年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要重新抓紧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后，才恢复机构，发动羣众，开展工作。全县投入18万多工天，反夏查灭钉螺面积120万平方米，改变钉螺孳生环境8个螺区，计52万平方米。对213个非疫区大队作了调查，新发现两个有螺大队，治疗早期病人6200人，晚期脾切除345人，还培训不脱产血防人员1176人，取得一定成绩。至1975年，经历了23年的漫长时间，才宣布我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第四阶段（1976年至1986年）转入分类指导，巩固提高，向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进军。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 血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基本消灭向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挺进。1978年2月，县委召开全县血防工作会议，认眞贯彻南方13省（市）区血防会议和省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重新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靳秉恭为组长的血防领导小组，后改由县委常委、副县长郭有从任组长，连续开展十次查灭钉螺羣众运动，查螺面积达七亿多平米，发现钉螺面积25万平方米，投入劳动十多万工日，及时予以消灭。同时对高山、新厝、东张、龙田4个公社50个非疫区大队进行查螺，没有新的发现。对26023人的历史粪检阴性者进行了直肠镜检查为主的综合查病，发现病人5296人，设立86个治疗组，组织医务人员268人次，深入疫区治疗病人5201人。此外，加強了粪管、水改工作，新建三级化粪卫生厕所120座，水井416口，结合农田基建改变钉螺孳生环境688590平方米，造田面积877亩。

我县血防工作进行了三十四年，共开展九十次查灭钉螺，累计查螺面积三亿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平方米，灭螺面积四千五百八十七万三千平方米，累计投入劳力三百二十九万六千多工日。1985年全县发现三十五个螺点，钉螺面积5941平方米，比原有下降99.94%。1973年至1985年共解剖检查钉螺47294只，无发现阳性钉螺。全县病人已全部治完，病畜也已全部治疗或处理。在病情方面，自1980年至1985年重点疫区査病19529人，均无发现阳性 ,粪检普查耕牛19865头，无发现阳性病牛。由于査不出病人、病牛，也无新感染的病人，经考核验收，1986年6月省血防领导小组已批准我县为消灭血吸虫病的县份。至此，全省同时宣布消灭血吸虫病。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随着血吸虫病的逐步被消灭，我县人民体质大大提高，羣众性活动蓬勃发展，1985年被国家体委誉为“田径之乡”。1986年又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阳下乡北林大队西埔头村晚期病人林国水自幼患血吸虫病，身材矮小，腹大知鼓，被称为“小老人”。解放后，治好病获得新生，成为生产能手。

音西乡朝阳村有一对兄弟何金梅、何金珠，解放前父母死于血吸虫病，兄弟两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由于染上此病，腹胀如鼓，连裤带都结不住，30斤重的担子都挑不动。解放后，经免费治疔，身体康复，能挑150斤。兄弟俩结了婚，生了孩子，盖了房子，过着幸福生活。解放初征不到一个合格兵员的埔尾村，如今人寿年丰，羣众生活改善，大多数农戶盖了新房，80% 以上有存款，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3万斤以上，从1955年起，已有几十人参了军。羣众高兴地说，现在埔尾村地变了，村变了，人也变了。昔日被血吸虫吞噬的山村，如今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千百年来，摧残福清人民的血吸虫灾害，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解放前福清教育资料三则

翁鸿猷

一、解放前的学制及学区之划分

前清末叶，废科举兴学堂，我县也适应时代潮流，创办了第一所官立小学堂，设大班小班两班级，招收秀才及童生等为学生。校址设现在的福清县实验小学內一座旧式平屋，原名众母堂。后改称福清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

与此同时，高山镇设福清县官立第二高等小学。这是近代我县设校办学的开端。

民国初年，小学学制原定高等学年为三年，初等学年为四年。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分开设办。初等小学校名为国民学校，如崇昌国民学校、三宝国民学校等。以后国民学校改称初级小学。适1936年间，国民学校（卽初级小学）一律取消，规定小学为六年制，卽高级二年，初级四年。偏僻农村没有条件的，则只办初级小学，采用复式教学。卽一、二、三、四各年级学生合为单级班级，进行复式教学法教学。其学制沿用到解放前夕。

我县设小学学区始于1937年。全县划分为城区、东张、渔溪、高山等四个中心小学学区。翌年，东张中心小学学区取消，幷入城区中心小学学区。

原城区中心小学学区內的海口镇及龙田镇一部分小学划分为新设置的海口中心小学学区。每个中心小学学区指定一所完全小学为中心小学。如城区中心小学、海口中心小学、渔溪中心小学、高山中心小学等。各个中心小学管辖本学区內的所有小学，负有督导各校教学业务职责，定期视导，评定优劣，随时向福清县教育科汇报学校和教员情况。各学区中心小学校长应定期召集本学区的全体小学教员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议，探讨如何进行各学科教学幷主持举行几次各科观摩教学与参观听课等教学活动。但只是应付组织章程规定的要求，不过是奉行应付而己。

适1939年间，又推行所谓“保训教合一”制度，各乡镇中心小学或重点小学等学校校长均要兼任副乡镇长。其目的使各中心小学等校长也有实权，得以推动所有学龄儿童入学，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法规虽善，可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流于形式罢了。

二、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始末

逊清光绪未年，废科举，兴学校。我县于1904年创办了第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及县立崇昌国民学校、县立三宝国民学校、县立双旌国民学校。适1920年春，地方人士郑仲琛、林愼余、翁哲若、陈瑯、杜明琛等五人，在本县文庙隔壁的明伦堂又创办了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校。先后招收甲乙两班级学生共七十多名，均系春季始业，学制三年，幷择定孔子诞辰三月二十七日纪念日开学，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当时公推郑仲琛为校长，陈瑯、杜明琛两先生为专职教员。经费来源主要由福清县劝学所（卽前县明伦堂学官移来的）拨给本县文庙祭田及县学官学田（科举时县学官招集童生读经作课的膏火费用）。当年，郑仲琛校长南渡印尼，筹募建校基金。翌年，就县明伧堂前厅门地方，兴建两层洋楼一座，计五大间，楼下中间辟为通行门路。同时充实学校设备，初具规模。后来，学校陆续招收新生，不断发展，逐渐增加到八个班级，学生达三百多人，教师十一人。校址包括县文庙及县明伧堂两处古迹胜地。

1928年间，福清县教育局鉴于本县女子没有就学受教育机会，创办福清县立女子小学，聘请福建华南女子学院毕业生王恆石女士为校长，着手筹办，幷将县文庙腾出来为校舍，卽县文庙前进两边厅房及大成殿前而东西两庑廊各房间，稍加修葺，单独招收女生百余人。

1930年，王校长辞职赴美留学，县教育局委派郑昱洪接任校长，不久因病逝世。县教育局委派翁鸿猷继任校长，修建校舍，充实设备，学校规模，逐渐改观。翌年（1931年）学校调整，原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翁鸿猷调任县立西城小学校长，县立女子小学撤消，幷入县公立华侨小学，学校规模扩大，实行男女合校。至1933年始改称为福清县立融城小学。

1941年间，日军入侵，县城沦陷。学校设备荡然无存。同年，日军退却，福清光夏，原明伦堂校址被国民党三青团強占为福清县三青团分团团部。当时，陈维勋校长奉命筹备复校，暂就县文庙开学。因校址偏于东南地区，故一度改名为福清县立东南区小学。到1946年2月，又奉命改名为福清县玉融第二中心小学，同福清县玉融第一中心小学（卽现实小）列为兄弟校。到解放前夕，学校发展扩充达十二个班级，十七位教师和五百多个学生。解放后，学校易名为福清县城关中心小学。

三、福清县教育会沿革

逊清光绪末年（卽公元1904年），废科举，兴学校，撤消福清县学的渝训导与书院山长，改置福清县劝学所。第一任所长林寿芸 ( 举人），城关城隍巷人。第二任所长吳引吾（举人）城关东巷人。福清县学原址是本县文庙的明伦堂。福清县学原有学田，卽东门河两岸的田亩，所收学租充为童生的膏火费，改置福清县劝学所后，悉数拨充为该所经费。迨第三任所长杨声南（卽健鸣 ) 任內，于1920年前后，福清县设置县教育局，杨所长被委为福清县教育局长。同时县文庙明伦堂因地方人士筹办福清县公立华侨小学。县教育局设在城关较场埔墘，卽现在体育场路的杨氏祠堂。于是福清县劝学所改称为福清县教育会，仍由杨局长兼理。县教育会设坐办一人，聘请叶衡丞担任，会址设城关吳厝巷魏家洋楼门楼厅上的两个楼房。所以说福清劝学所是福清县教育会的前身，也可以说是福清县教育局的前身。

适1936年间，福清县长毛应章委派地方人士俞兆复为福清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俞把全县公产、公款统收归该会接管处理。福清县教育会的学租也不例外，被全部接管，县教育会就因此停办了。

1938年前后，抗日战爭时期，省府令各县组织民众团体。除原有商会、华侨协会外，增设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律师公会等。福清县政府指派福清县立城区中心小学校长翁鸿猷负责筹备组织福清县教育会。按省颁县教育会组织章则，应先由各中心学区（城区、渔溪、高山、海口四个学区）分别组成学区教育会。学区教育会选出理事三人，幷互推一人为常务理事，另推选县教育会会员代表四人。凡本学区內现任教职员为当然会员，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以上的地方人士也可申请入会。然后，各学区所推选的县教育会会员代表集中县城开会，推选五人为县教育会理事，幷互推翁鸿猷为理事长。会址暂设在福清县立城区中心小学內。当时县教育会具呈福清县政府，要求拨还原福清县教育会会产，可是福清县财务委员会负责人不予发还。没有经费，等于虚设。1946年间，福清县政府社会科派李宏猷为县教育会秘书，因没有固定经费，会务也无法开展，只应付一般工作而己。

福清第一中学校史

——福清一中校史编写组

创业维艰，乡贤苦心办乡学

民国初年，福清仅有两所美以美教会办的初级中学（卽龙田融美中学和县城的明义中学）。这些教会学校以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拥有种种特权，旣不向中国政府注冊，也不许地方教育当局过问。招收学生以教徒子弟为主，对非教徒子弟入学，规定了种种条件加以限制。学校的监学、校长均由外国传教士充当。他们強制学生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严厉制裁反帝斗爭，幷利用种种手段进行奴化教育，以泯灭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培养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和宗教壁垒，把广大莘莘学子拒之门外，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学生只好跋涉省城求学，而省城学校费用昂贵，一般人家是负担不起的。因此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全县初中以上的学生总共不及千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的横行覇道，严重损害了福清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強烈的反抗，羣众性的反教会事件不断发生，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民国初年，全县爆发反教会的“教案”达十余起，其中龙田镇施氏族人羣起进行夺回被美国女传道师呂底亚霸占土地建教会学校的斗爭，便是福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光辉事迹。福清人民痛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福清人民強烈盼望创办自己的中学。

1925年，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反帝浪潮风起云涌。4月8日，福州学生数千人向省公署请愿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结果被军警枪杀七人，伤数十人，造成“福州惨案”。消息传来，福清人民极为愤慨，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次召集会议，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暴行，幷一致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必须自己创办教育。在同盟会元老郑忾辰先生的支持下，县教育局长杨健鸣先生召集教育界以及地方上爱国爱乡人士聚会，决定筹办福清县初级中学。

1925年秋，将“福清县第一小学”，“福清县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幷为县立初级中学 ；租赁高巷陈家祠堂为校舍。办学经费一部分来源于附征粮串屠宰稅，又由在省教育厅任职的邑人吳石湖先生说通省府，把花生油捐充为办学经费 ；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地方热心于教育的士绅募筹的义款。派林骥（舫孙）、吳志陶、吳国华（思唐）三先生为委员。公任总务、教务、训育三课主任。

学校初创，诸多困难。各项支持办学的经费，入不敷出。学校设备也十分简陋，因此初办时一个班近八十人，一年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但在困难中教师仍十分努力，尙能勉強维持住局面，中学的国文 ( 语文）、英语、数学、音乐、美术劳作、体育各课程均开设齐全。有的教员是义务教学，不计报酬。如担任国文教学的是三位前清举人，都是有名望的老先生，他们都勤恳执教、严谨治学。

1927年，陈家祠堂也不适应于教学的需要（此时已有三个年级），遂迁校舍于明德书院。由于杨健鸣先生的努力，省厅正式承认“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为公立中学，幷立了案。旋卽改委员制为校长制，教育厅任命郑毓和先生（郑忾辰先生之长子）为第一任校长，幷逐步充实学校各方面配备，至此，初级中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

群情激愤，公庭抗争收校址

福清县立初中在北伐前夕成立，那时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革命，在各地加紧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因此，县立初中一开始就受到外国教会势力的压迫和排挤，同教会学校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时县立初中校址（明德书院）隔着较场埔（现在一中操场）与教会学校明义中学毗邻相对，由于教会的歧视，摩擦事件时有发生。早在1923年，美以美教会以办慈善事业为名，骗取福清县政府把较场埔的一半场地批给建贫儿院，但贫儿院建成后，教会公然背约，把贫儿院划归明义中学所有。福清各界人士义愤塡膺，虽几经交涉，都无奈其何。

1926年12月中旬，北伐军不战而克福州，全省反帝浪潮进一步高涨。进步青年俞肇兴等人回福清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首先收回被明义中学占用的贫儿院，作为福清县党部筹备会的办公处所。但美教会大肆控告，县党部筹备处竟被迫迁出，羣情为之哗然。县中师生不畏強权，在社会人士及留省学生唐修德、张端樵等羣众支持下，乘县党部迁出之机，把校本部搬迁进去。当时教会学校的当事者竟又向省府控告，定要占用这座被收回的院址，被激怒的羣众冲入明义初中把当事者揪出游街，沿途高呼反帝反殖口号，以伸张护校爱国正义。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与美、日帝国主义勾结，省政府屈服于教会压力，不敢处理。于是，刚刚上任的第一任校长郑毓和先生义愤塡膺，率众上省据理力爭。公庭之上，郑先生声泪俱下，慷慨陈词。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爭，教会终于败诉，福清县中以二万六千元作建筑补偿费收回校址。于是县中遂扩大为两部，把新收回的校址定为校本部，內设办公室、教室、仪器室、图书馆，羣力楼（现办公楼）顶楼作为部分教职员宿舍，加上明德书院，一时颇见宽敞。此时，学校初具规模，计有教职员12人，学生四班120人，分设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

1928年，郑毓和先生调离县中，第二任校长是永定人郑永祥先生。他在任职的二年期间，进一步整肃校风、学风，倡导严谨治学，学校在福清的声誉日渐提高。他目击乡村教育落后，县中生源质量不保，特附设乡村师范班一级，为农村培养师资。郑先生为福清教育多有建树，离职之日，全校师生挥泪遂别。

远涉重洋，奔走海外募校款

1930年，陈汝翼（佑民）先生为第三任校长。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扩大县中规模，充实学校设备，陈佑民先生于这一年远涉重洋，辗转到达荷属印尼诸岛，向热心于国內教育事业的福清籍华侨募集了大笔资金，于1931年回到福清，旋卽动手增建宿舍一座命名为槪尘楼。这座楼上下共十六间，可容寄宿生一百六十人。1931年又派总务主任林彬文二度出国，又募得一笔资金，建得化学实验室两间，幷充实一批仪器设备。

陈佑民先生尊重教师，团结同仁、爱护学生，颇得师生爱戴。学校呈現兴旺景象。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后，学校不少学生参加抗日爱国宣传工作。是年十二月，县中校友在省县两地示威请愿，声援福清人民歼除反动军阀林靖匪军的正义行动，也得到陈先生的支持。

1934年，全省初级中学大半改为职业中学，因此，学校亦改为县立初级农业商业职业学校，先后招收商甲、商乙、农甲、农乙四个班，原来普初壬癸两班仍学习到毕业为止。第三年农业班迁往东张灵石寺，开辟农场，幷兼办农民补习班一个班 ；商业班与原来的普初壬癸两班仍设在学枝。

农业班课程设有理化、生物、土壤、肥料园艺、造林、畜牧、农具、病虫害、农业土木、农业经济、农业制造、农村副业、农场经营等。

商业班设有合作、商法、商业、经济、财政、货币、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薄记会计、统计、审计、商算、珠算、打字、汇兑等。

学痞当道，十年经营毁一任

1936年省教育厅命建瓯人王子吉为县中第四任校长，学校遭到一次大劫难。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全面法西斯化，蒋介石对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部门，实行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王到任后，卽投靠县长毛应章，強化了学校的军训，实行奴化教育，动辄体罚学生。一时间学校气氛显得十分紧张，进步师生便秘密策划“驱王”活动。1936年夏，临学期考时，以学生会学习股股长吳伟仪（端升）与商乙班长吳学仪为首的部分进步学生首先发难，发动罢考，散发“驱王”宣言，坚决要求驱逐王子吉。为弹压学潮，毛、王一方面強令教师分赴学生家里做分化工作，一方面又动用便衣队包围吳伟仪住宅。此次“驱王”学运终被破环，吳氏两兄弟被开除学籍，另十余人坚决转学他校，以示抗议。

1936年秋，王子吉趁学生毕业之机，以办农场为借口，把学校迁到灵石寺。学校迁址过程中，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散失甚多。学校设址灵石寺后，古剎胜地遭到全面洗劫。王子吉下令把灵石寺遮天蔽日的千年古木砍伐一空，驮运到各地当做柴薪贱价出卖，所得之款，充塞私囊。又把灵石寺中历代金身佛像洗去金粉，熔为金块，盜为己有。更有甚者，竟把数以万卷的珍藏佛经盜窃出境，卖与海外，中多海內孤本。至于唐宋元明难见版木，名人学者手画、书法、抄本均被洗劫一空。源远流长的灵石寺文物，竟一旦毁于学痞之手，而王子吉却因此成为暴发戶。

福清县中在王子吉的糟塌下，命脉几断。王子吉自知罪行累累，乃趁1937年“七 ? 七”芦沟桥事变之机，宣布学校停办，溜之大吉，十年惨淡经营的县中几乎断送在他的手中。

扭转危局，同仁苦心振校政

1937年7月，王子吉宣布停办学校，我县教育界、知识界人士极感痛心。

是年八月，公推校友林骥（舫孙）、陈云官、陈曾澜、林绍樵，偕同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倪镜民、吳石湖、俞肇桢、戴祥滋、俞玉廷、陈幼桐等多人，组织复校董事会，历尽艰难，征募校款，恢复了学校，又改名为“福清初级中学”。

省厅在批准复校的同时，任命徐君梅先生 ( 福州人）为第五任校长。徐是个教育家，在复校的过程中，不辞劳瘁，往复奔波，可惜徐任职仅三个月，卽被调离，教育厅又派陈应平先生为第六任校长。陈先生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为人正直，治学非常严谨。他接任之后，广泛延揽才高望重的名教师。当时平津已为日寇所占，在外地学习工作的我县佼佼学者云散回乡，陈应平先生一个个登门延请出任我校教员。如著名学者吳启瑤、王文杰、陈仰韩等多人都是此时进入我校任教。福清初级中学一时人才济济。因此虽然战局紧张，日机轰炸频繁，社会人心惶惶，但学校工作基本正常，教育质量仍然可观，培养了不少人才。

颠沛流离，满目疮痍尽喟叹

1938年秋，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大半江山沦陷，福清也朝不保夕，学校教育经费难以保障，陈应平先生又另聘他校，我校再度出现危机。1941年福清沦陷，福清县中亦遭日军铁蹄蹂躏，成了兵营和军火库。不到两年时间，校址迁移三处，先是迁到渔溪黃檗寺，接着又相继搬到洋下和溪前。

这一阶段，我校生员锐减，总共不过百人。且图书、资料、教学设备在迁移疏散过程损失甚大。学校领导层亦不能相对稳定。不到三年时间，校长換了四任，曾荣华继陈应平为第七任校长，不到半年卽为罗葆基所接，是为第八任，又过几个月，县教育局汪广度取代罗葆基兼任第九任校长，不久，省厅又派福州人陈开瑀先生出任第十任校长。1943年日军撤退，学校却被福长平保安部队许国钧部占为兵营。疏散在溪前的县中师生仍然有校难归。

教学主楼（卽现在办公楼）又因许国钧手下士兵搬动日军遗弃的炸弹，发生爆炸事故，炸毁了一大半。此时的学校眞是荒草与野花爭长，废墟同断垣共在，满目疮痍，令人触景喟叹。

残局难拾，凄风苦雨度维艰

1943年，教育局委派郑伯聪先生为县中第十一任校长，几经交涉，许国钧部撤出学校，县中又回到原校址。面对残破不堪的校园，郑伯聪先生不辞劳苦，向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劝募，乡贤亦慷槪解囊，终于筹得一笔资金，修复了教学大楼，又添置了一批急需的教学设备，学校基本恢复旧观。郑先生为人笃厚，眞诚待人，尊师爱生，深得师生和羣众的敬爱。因此，学校教育工作日有起色，教育质量也得到提高，可是不久又被调走了。1944年省厅另派我县硋灶人陈庆姚为第十二任校长，陈原任云霄县长，虽留过学，但不懂办教育，却又独断专橫，一味強化法西斯教育。校长进出校门，値卫学生都要举枪致意。学生动辄就是“犯规”，一“犯规”就被绑在大树下进行体罚，上押条，用假杀头威吓以示处罚，学生无心读书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

社会上学界及县中师生对此极为愤慨，曾联合一部分留省同学向省教育厅控告陈庆姚的恶行，迫使教育厅不得不撤了陈庆姚的校长职务。

1945年，省厅委派陈云官先生为第十三任校长。由于经费无着，且当时知识界对国民党的信心产生动搖，学校人才难于物色，陈先生自觉处于无所作为状态，学校工作只好维持而己。未及一学期，陈先生便坚决辞职而去。

1945年8月省厅委派郑国荣先生接任校长，任职至1948年1月，是为十四任校长，1948年2月陈云官先生再度出任县中校长，直至福清解放。

惨淡经营，为振乡邦办文光

1943年8月，福清教育界和社会上有识之士，感于本县教育事业落后于邻近各县，特别是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县，竟无一所完中，无数莘莘学子求学诸多不便，福清人才难以辈出，乡业难以振兴，于是公推郑忾辰老先生出面，召集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士王文杰、翁品嘉、杨贻福、王朝滋、刘天仇、戴圣昌、郭茂祈、俞愼初、陈云官、陈希雄、陈霖苍、叶佩丹、吳承铭等二十余人商议创办高中事宜，动员将“文昌阁”“奎光阁”两社的店业田产捐献，以赞助兴学。同时旅外学生也大造舆论，由吳端升先生执笔在《青年报》上发表《福清要有一所高中》的文章，爭取各方支持。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界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文光中学董事会”，推选郑忾辰老先生为董事长。经过各方筹措，募得十五万元资金，定校址于凤凰山麓的万寿寺（“三官堂”），取“文昌”、“奎光”首尾二字，命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公聘协和大学理学士陈霖苍先生为校长，又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生宿舍，幷立卽招收新生，1943年10月正式上课。

当时省厅不许创办私立普高，遂以职业学校备案，暂设农商两科，分高初两级，招生一百七十佘名，共四个班。

1944年，开办仅一年的文光职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成缋，遂得教育厅批准立案。至1947年经教育厅批准改为普通中学。

文光中学在创办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正如陈霖苍先生在校庆两周年时所说 ：“吾校创办于抗战最严重之时期，亦适値地方经济最形竭蹶之秋，然卒能于艰困之时间空间中，奠其初基，则其存立也殆非偶然……吾融地处海滨，亦鱼米之乡，然以人口过密，地力不敷供养，因此受经济压迫，……故吾校开设农商两科，盖亦适应国家与地方之需要者欤？惜乎两年来寇氛不靖，学子动辄废学，又于裁员减政声中，一般均以出路堪虞，影响吾校实非浅鲜……”。但在此国敝民疲的困境中，文光中学的教员仍坚守岗位，融籍教师宁可少拿或不拿工资，也要让外地教师拿足工资，安心在我县教学。

1945年抗战胜利，陈霖苍校长离职赴台，由董事长郑忾辰先生聘请俞谨担任校长。当时因教室不敷应用，俞谨先生苦心经营幷多方奔走筹集经费，劝募谷物建筑“槪尘斋”（郑老别号）教室五间以纪念郑董事，使文光中学能在困境中得到继续维持，爭取发展。

文光中学从校长到教员资历都此较深厚，管理学校的水平也都比较高，因而教学质量十分优异。学校下属机构基本上与县中同，分设教务、训导、事务三处，教务处分设农商两科、教学、设备三组，及图书理化两室 ；训导处分设训育、管理、体育、卫生四组，事务处分设文书、庶务、出纳、营业四组。

学校课程有职业学科和普通学科，普通学科计有公民、军训、体育、国文、英文、算学、史地、音乐等八门 ；农科职业课程有理化、生物、土壤、肥料、园艺，造林、畜牧、作物遗传、育种、蚕桑、测量、气象、合作、农具、病虫害、农业土木、农业经济、农业制造、农副业、农场经营等二十门 ；商科课程有合作、商法、商业、经济、财政、货币、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薄记、会计、统计、审计、商算、珠算、打字、汇兑等十七门。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教本来源困难，多由教师自行选择材料，编印讲义或笔记，教材內容则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未来需要编订。

这样，一所比较完整、组织比较严密、职能比较健全的完全中学在福清县站住了脚。

1945年，福清教育界又创办了“闽海中学”，校址设在原城隍庙。在办学过程中深得热心教育的地方人士的支持。如陈绍辉、陈则骏等都慷慨解囊，支持办学经费。在五年的办学过程中，培养了一些人才，但终因经费不能支持，在解放前夕停办。

县中、文光、闽海这三所中学不管办学形式如何，都一样走过曲折的路，都渗透着全县人民以及旅外侨胞的爱国爱乡热忱，他们都为发展福清的教育事业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在这几所学校任教的教师，也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不少教师是跨校任课，有的同时在三校身兼职务。当时教师经济待遇甚低，许多教师不计较报酬，有的—个月仅有四元钱的津贴，但仍然勤恳工作。总之，建国前我们的学校大都在多事之秋度过，但不因此而无所作为，相反，却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惨淡经营，逐步发展着，为福清为国家培养出不少杰出的人才，这无疑是对福清文化事业的贡献。

学潮汹涌，渴望自由争民主

福清一中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紧随时代步伐，在各个革命时期，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爭，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1926年，县中刚成立不久 , 就成立学生联合会，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战爭，大造“打倒列強除军阀”的革命舆论。他们每到“五九国耻日”（指日本強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廿一条日子）城关学生都去参加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羣众抵制日货，购用国货、斗巫婆、提倡科学。

1929年县中学生俞建曦、张端哲等加入共青团组织，在校內传播革命思想，幷与何希銮、谢毓骝等革命青年联络，在深巷道南小学，秘密设立据点开展学生运动。

1932年俞建曦、王文杰、林庆森、刘天仇、陈聪章、何希銮、郑润耀、俞建镳（愼初）等与明义中学地下革命者陈炳奎、余长钺等拟定简章，组织“同攻读书会”幷公演《阿 Q 正传》。

1934年一1937年，县中教师俞建曦、陈聪章，在校发展进步学生周裕藩（曾任中共福长平特委书记）、周宏水、周述銮、周裕平等。

1937年12月，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爭爆发，校內进步师生组织公演著名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1940年吳端升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成立原野读书会，发行《原野》半月刊，本校师生参加者二十余人，在共产党员陈振先、吳源生直接参与支持下进行文化反“围剿”，本校教师陈云官，张振文均参加具体工作，陈聪章在印尼积极支援。

1941年校友俞昌黎参加闽中福长平沿海抗日游击队，领导一个中队从事抗日。

校友俞兆清（名列县烈士墓）走出学校，参加新四军吳韵思部，参加了长乐狼尾港伏击日军，击毙日司令中岛等多名敌兵。

1943年富侨之子邱章梅，慷慨捐赠白银五千圆，购买进步书籍，使不少进步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啊。

1945年，文光中学地下党员，学生吳继威、陈立茂、俞文焰等相继奔赴革命。

1946年教师何天林（何胥陶之叔），陈则辉等参加地下组织，还筹组三青团，假此掩护学生进步活动。

1947年一1949年，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县中教师陈拓夫与地下游击队负责同志俞建海联系，教师陈剑森与陈义德联系，张超然与陈振亮联系，县中教师郭茂沂和文光学生吳继盛等都先后参加闽中游击队上大洋打游击。

与此同时，三校教师为爭得民主自由，在选举伪国大代表时，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爭，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让步。

1947年，以县中进步学生林学跃、吳秉均、谢忠琛、陈军等和文光中学的进步学生何佩钦、林月英、陈科瑞、俞昌墀、俞昌筹、张华敏等为骨干，先后组织两校师生打国民党县长汪冰。1948年又组织驱逐县保安队队长马国藩，同年文光师生反对国民党抽壮丁，斗爭了伪县府秘书黃建屏，幷联合城关各中学示威游行，这几次反蒋民主运动，都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让步。

不少进步学生和教师还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宣传新民主，动员蒋军驻融部队起义。如福清《学报》上发表陈剑森的《论两种民主》，郭茂沂的《为谁牺牲》，在当时都有良好影哬。

在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的鼓舞下，在中共福清地下党的领导下，我校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內战、反迫害、反饥饿”、爭自由求民主的斗爭，给反动派沉重的打击，在“三反”斗爭中，辛亥革命前辈郑忾辰老先生对革命师生的活动深表同情而且多方暗中保护。如教师何天林等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在此危急时刻，幸赖郑老先生挺身而出，面斥当局滥捕无辜，迫使伪团长胡季宽释放被捕员生。

1949年解放前夕，闽中游击队组织进攻国民党县政府和警察局的战斗，部份武器弹药先期藏放县中门房工友庄哥处，严守秘密，妥为保护，使这次战斗得到有力的支持。

绝处逢生，三校归一沐春风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县中、文光、闽海三所中学，由于人心未定，经费不继，处于瘫瘓状态。

是年8月16日，福清解放了，这三所中学获得了新生。福清刚庆解放，人民政府面临无数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仍然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腾出手来抓教育建设。

中共福清县委为了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派龚龙祥、徐佩辰等同志分别到县中，文光当联络员，执行“整顿、巩固、逐步发展提高”的方针，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训育制度和公民、童军、军训等课程，组织了校务委员会，陈云官仍任县中校长，俞谨仍任文光校长。1950年上半年俞谨辞职，林智彪接任校长，此时原私立“闽海初中”校产学籍幷归县中。下半年县又临时派原已委任长乐县中校长的张端机为文光中学副校长，张工作半年后卽离职。同时南下服务团施达德同志到校与吳章钟、洪德望等老师配合，开展文体活动与革命宣传工作，幷演出大型歌剧“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等，学校充满了新解放区的革命气氛。

1951年4月7日，县中与文光合幷为福建省福清中学，由县长李毅兼任校长，陈云官、林智彪任副校长。1952年李毅县长调任闽侯专署副专员，由新任县长杨伯厚兼校长。这年暑期全省教职员集中福州思想改造学习后，省厅派李晨光同志为校长，陈、林仍为副校长。此时，学校有党员四人，建立了党文部，增设了政治辅导处。1955年春，李晨光同志调动工作，由呂冠超同志接任副书记兼任副校长，牟广钦同志为第二副校长。同年7月，经省厅批准，改为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一中的发展。建国初期，先后拨款新建了“三间排”、“新生楼”、“互助楼”。1955年，校舍面积较1951年幷校时增加了63%,已有教室35间，宿舍能容纳860个师生。学生数量猛增，达1932人，此幷校时的730人增长了1.64倍。工农子弟入学人数大增，有1186人，占全校学生数的61.38%。华侨学生和侨属子弟的数量也不少，占全校学生数的18.2%。

学校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设立了几个教学研究小组，教师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逐步摆脫了旧中国传统办学思想的影响，改变了解放前“责骂、体罚学生”的错误做法，逐步培养了亲切友爱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学生“为祖国而学”，学习质量逐步提高。六年中，为国家造就了一批人材，初中毕业生1955年比1950年增长了7.56倍，高中毕业生1955年比1950年增长11.23倍。1955年高中毕业生投考大学录取率达90.61%。不少一中毕业生，现已成为国內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有影响的爱国侨领，国內重要部门的中坚分子，和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十年发展，桃红李艳仰东风

(1956年—1966年）

1956年到1966年这时期，领导稳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学校稳步发展。为适应当时“大跃进”的要求，1958年12月1日，福清一中、二中、侨中、福清师范、实小和一中附设的干部业余大学中文系、理化系合幷为福清大学，內设大学、中学（中文、数理两班）、小学部，但三个月后各部停办，各校仍旧分开办学，一中恢复原有校名。

1961年9月，张端机同志任校长，呂冠超同志专任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

校领导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对教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教师积极性很高，自制了大量教学仪器，无坝水力发电机、活用幻灯机，被省选送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展览会展出。学校在帮助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方面，注意以老带新，先后培养小学教员为初中教员的三十多人，培养初中教员为高中教员的二十人，培养高中教员升任高等院校助教、讲师的七人 ；各科有二十多位非本科毕业生参加华东师大，福建师院函授学习。教师被评为省地县积极分子的有76人，翁华珍老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吳继珍同志被评为省优秀辅导员。后勤部门的工作十分出色，千方百计为教学服务，从生活上关心老师，坚持办托儿所、福利社、教工食堂、教工之家。总务主任吳承香同志，1956年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1962年评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学校成为省41所重点中学之一，高考成绩居省上游。

这一时期，新建了跃进楼、七一楼、大礼堂、厨房，建筑面积4647m2,耗费26.1万元。1960——61年，先后砌起了两千多米的学校围墙。

学校重视对学生干部的培养，1958年至1961年间，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十一人。团委、学生会工作很有生气，宣传工作生动活泼，学校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娛活动，定期参加军训。以体育运动为例，1959年达到一、二级劳卫制标准的有一千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三十多人，国家少年级运动员、国家等级裁判员各一百多人。杜辉雄与另一女运动员合作获得1959年全国第一屆运动会的男女双人技巧冠军，薛行弼获得男子技巧第八名，张在远成为国家队跳远运动员。

十年动乱，浩劫之中难作为

(1966年一1976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环和损失，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下，学校陷于瘫瘓，历史向后倒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校舍被任意占领，1969年至1970年，全部校舍为部队机关所占用，教师被挤到红卫中学（现侨中）寄居。

1971年3月，二部宿舍被強行“外借”，限定住校教师三天內撤离完，校內教学仪器、图书、课桌椅等财产被任意破坏，随意搬走，或分给别校。

1970年10月，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校。在清队、“一打三反”期间，先后有五十几位校领导、老师被下放到各公社中学。1972年6月，方存泰同志来校任支书和校革委会主任，林友来、俞文泉同志为副主任。1973年5月，方调任县教育局局长，林友来同志为书记、主任，郭又生同志为支委、副主任。这期间，工宣队多次轮換，每一批都有一位任副书记，参予学校领导。

这阶段，学校班级增至四十个班，二千三百多人，实行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学农、学军，与县钢铁厂、农械厂、霞楼大队建立了“挂钩”关系。

由于“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的毒害，加上政治运动频繁，不少教师对教育前景丧失信心。退休的有27人，教师队伍青黃不接，老教师亡故和退休，余下为数已不多了 ；中年教师业务停滞，体力下降，工作和生活重担压得心力交瘁，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青年教师学历、学力都不足，羽毛未丰，缺乏辅导，有待提高。表面上教师数增加了，实际上力量削弱了。

林友来同志主持工作以后，一中支部对许多重大问题，如“马振扶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进行了抵制，对学校秩序、学生纪律、敢于管理教育，坚决抵制社会上的干扰，使学校在大乱中少受点损失。

整饬校纲，戮力同心复元气

(1976年一1979年）

十年浩劫，一中受到的摧残破坏特别严重，元气大伤，恢复起来困难特别多。中共一中支部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旣有长远打算，又有应急措施，善于解除教师的思想包袱，紧紧依靠教师，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推倒了“两个估计”，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认眞纠正寃、假、错案，解除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加在教师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在较短时间內为八十九位教职员平反。反右斗爭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也按政策给予复查改正，有四人因所谓不纯问题被处理的也予以复查纠正。

其次，广开才路，积极爭取教育部门和有关兄弟学校支持，调回下放教师8人，从外校或外地调进骨干教师25人，其中有不少是所谓沒人敢要的“老运动员”。调进的教师中，大专以上占97%, 八个教研组的11个正副组长中，有8个是这几年调来的。

第三，花大力气整顿校风。党支部根据新时期青年学生的思想，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学校的实际出发，把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学校思想转变，建立新的以教学为中心，以“三好”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正常的教学秩序。经过几年努力，形成了“严、勤、实、活”的校风。

第四，建立一支坚強、团结、敢抓敢管的政工队伍。从组织上配齐配好，组成一个严密的政治思想工作网 ；建立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 ；言传身教，培养政工人员的优良作风 ；组织业务学习，定期汇报交流，培养提高工作能力。

第五，建立以教学管理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着重抓教师岗位责任制 ：明确岗位责任要求 ；抓措施落实 ；要求教师做到“五个认眞”（认眞备课，认眞上课，认眞辅导，认眞批改作业，认眞总结经验），教学上做到“五有”（有计划、有教案、有作业、有批改、有考核），对学生要求做到“两严”（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抓好“双基”，培养“三个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改进教学方法，力爭年级过关。在学生中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

第六，关心教师的生活和学习，减少教师的后顾之忧。1978年在四部新建了一座三层宿舍楼，十二戶骨干教师搬进了新居。学校利用工厂勤工俭学的部分收益，努力改善师生集体福利条件，办起了托儿所、服务部、小食部、理发室，还为每个教师订阅业务学习杂志。

第七，校领导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这段时间，林友来同志为校长兼书记，唐超、林贞瑞、陈玄梅同志为副校长。校领导同心同德，爱惜人材，敢抓敢管，勤于治校，带动了全体教工，奋发进取。

整顿后，师资有很大加強，98个教师中，本科71人，专科21人，高中3人，民办3人 ；教学设备不断添置充实，建立电教室 ；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 ；校容校风都有很大变化，学校工作取得了较出色的成绩 ：1978年3月，被莆田地区批准为地区重点中学，评为省、地、县先进单位 ；1979年评为县先进党支部，省、地、县先进单位。仅1979年，就接待了省內外三十多批、四十多个单位近四百人参观指导。全国有二十二个省市一百七十多个学校、单位来人来函索要学校制定的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十三个省市三十多所学校来函来人要求交流教学参考资料。

改革创新，苦心擘划展鸿图

(1980年后）

经过三年的恢复整顿，福清一中的面貌煥然一新。校领导不断提高办学思想境界，引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1979年底，学校提出“用好教材，改革教法，改进教风”，把学生从题海、作业堆和繁多的考试中解放出来，使一度严重存在的“多、死、重、胀”现象有明显的克服。全国普教会议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指示发表后，校领导下很大的决心进行教学工作的两个转变，从单纯传授知识转变为以培养能力为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创造性劳动的新型人才。

1980年，学校被调整为省首批办好的十七所重点中学之一。上级加強了领导，师资设备等都进行了重点配备。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高 ( 以84年为例，初三年参加中考，全县总分450分以上的考生，一中占一半，几乎囊括了各科前10名）。高考成绩继续保持较好水平（80年，大专录取172人，占与考人数的56%,81年183人，占46.5%，82年181人，占44.8%，83年196人，占60%，84年111人，占88.8%)。学生学业负担比较适当，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第二课堂相当活跃，各学科有二十几个兴趣小组，参加人数有六百多人，在全国、省、市、县各科竞赛中获奖的有74人次。体育卫生验收双合格，达标率由1982年的53.8%、83年的80.2%, 上升到1984年的86.2%，王黎峯、何代朝分别获得全国业余体校五项全能的第一名，四项全能第二名。

学校认眞扎实地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加強教工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教师中建立党章学习小组，按照党的标准，先后发展了16名教师入党。组织学习蒋筑英、罗健夫、张海迪等先进人物的典型材科，学习模范教师陈学笼的感人事绩，及时表扬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的教职员工，幷抓紧新教师的传帮带。由于领导知人善任，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1980年后，评为省、市、县模范党员，教育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的有42人次 ；1982年，郭瑞熊评为省劳模，邹国宝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983年，郑丽玉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学校经费列入省级预算，国家对学校投资额大增。短短几年，先后新建了两千八百平方米的实验大楼一幢，三十套五层教工宿舍一幢，可容纳三百人的三层女生宿舍一座，高标准的澡堂、厕所两座，扩建图书馆，整修跃进楼、七一楼、教工之家，两千多平方米的高中部教学大楼正在加紧施工，总投资近百万。校领导在基建、美化校园方面，有总体规划，考虑周到，精心设计，讲究布局，使校容校貌大为改观。

1984年暑期，学校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林友来同志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唐超同志任副书记，周继光、郑荣麟、陈道端任付校长。校班子经过调整，原有的主要领导仍然留任，幷提拔了一批中年优秀教师到校处两级，第三梯队多安棑于教研组、年级领导位置，锻炼培养。

现在学校有教职员工181人，初高中计36班，学生一千八百名，校园占地134亩，居全省中学首位。14座楼房雄踞凤凰山麓，绿树掩映，景色秀丽，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完善，校办工厂产品远销省內外。全校师生员工决心遵照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在上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发扬优良传统，锐意改革，把福清一中办成一所高水平、有特色的学校。

旅日爱国华侨林孝楼

斯文

林孝楼，福清东瀚乡人，清末民初福清著名的旅日爱国华侨。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担任国民党海外仙台直属支部负责人，中国旅日华侨同志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

他热爱祖国，憎恶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腐败，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盼望国家能独立富強。抗战爆发后，他宣传抗日救国，募捐巨款支持抗战。他时刻盼望收复失地，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但终因战乱流离，含恨而殁。

一

林孝楼诞生于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十二月九日，幼年因家庭穷困仅读了几年私塾，从小就帮助家庭从事放牛、砍柴等劳动。当时清廷腐败，接连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统治者又橫征暴敛，疯狂剥削，致使农村破产，民生凋敝，而十年九旱的福清尤为严重，破产农民四处逃荒，流落异乡。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下，林孝楼于宣统三年（1909年）三月，横下一条心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县谋生。

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幷走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道路，而国內的清政府却更加腐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林孝楼亲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思想上萌发了反清的情绪。正好他所经营的“四海楼”餐厅，经常有流亡日本的同盟会人士来往，他耳濡目睹，心扉顿开，深深感到 ：唯有推翻清政府，才能走上兴邦救国的道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组织，开始投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斗爭。他的餐厅成了同盟会党人聚会的联络点，他自己担任了同盟会仙台地区的联络员。为了防止日本当局的迫害，他秘密掩护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幷且发展了仙台地区一些爱国侨胞加入同盟会组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林孝楼欢喜若狂，更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自己出资护送流亡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回国斗爭，他也被委任为同盟会海外仙台支部的负责人。自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推翻清政府的伟大斗爭。他四出奔波，团结各地旅日华侨加入覆清活动。为了更好发挥侨胞支援国內革命，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林孝楼被推选为委员。通过“同志会”组织，带领各地旅日侨胞开展声援国內革命的各种活动，其中筹募资金是该“同志会”的主要工作。经过他的努力，筹措了巨额款目资助同盟会。
由于他的功绩卓著，不久被选为“同志会”委员长。

袁世凯篡权后，中国革命发生逆转，林孝楼痛恨袁世凯，骂他是“国贼”。

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妄图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強烈反对，林孝楼等旅日侨胞也声讨袁世凯的罪恶。1914年7月，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林孝楼坚决拥护孙中山，仙台支部成员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 ( 后来又称为中国国民党海外直属支部）。这次会议，孙中山亲切会见了林孝楼，幷与他合影留念。( 注 ：该照片原由林孝楼之孙林斯能保存，可惜“文革”时被毁。）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伟大革命运动，林孝楼都积极拥护。由于林孝楼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幷作了许多的贡献，他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但他无心于政治舞台，每次会议仅例行出席罢了。

二

林孝楼出身农家，虽然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要职，但他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甚为不满，后来他无心于政界活动，转而致力从事在日本的商业活动，由于他的勤奋劳动，到二十年代末期，他所开设的布摊发展成大布店，进而买地盖房发展地产业，又进而开拓餐馆业，办起一座有几千平方米的三层大洋楼“四海楼”大菜馆，这菜馆专办中国风味的名菜，生意兴隆，备受欢迎。

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极大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脫危机，对內加強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对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 ? 一八”事变。这个打击对林孝楼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他所经营的服务业一下子萧条下去。然而经济上的打击对他来说还是次要，他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战爭。他不能沉默，要起来抗爭。他通过昔日旅日华侨同志会的关系，四出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募资会，向各地旅日侨胞筹募了巨款寄回国內支援抗日战爭，他还经常到各地召集爱国侨胞聚会，宣传国內抗日斗爭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东北三省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喚起侨胞的爱国热忱。他对侨胞们呼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亡了，华侨无家可归，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儿！”他的吶喊和宣传，喚起了广大华侨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936年，日本军人“二 ? 二六”事变后，日本军部建立法西斯內阁，在国內全面的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于中国的旅日华侨加強监视控制，对参加宣传反对日本侵略的侨胞实行严厉镇压。林孝楼的反对侵略战爭活动，引起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仇视，下令通缉林孝楼，在危急的关头，幸得日本友人的掩护，林孝楼遂于1936年9月，携带妻室急促脫逃回国。路经上海、南京时，国民党政府都隆重迎接，幷且留他在政府任职，但他根本无意涉足政坛，执意要回故里过农村生活。林孝楼回国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夕，他向国民党当局慷槪陈词，主张要坚决进行抗日，其报国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抗日战爭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半壁江山沦在日军铁蹄之下，林孝楼无比愤槪。1941年和1944年，日军两次侵犯融城，国民党军队均不战脫逃，林孝楼痛心疾首，责骂国党政府的腐败无能。1944年11月5日，他未能看到山河光复，贲恨而殁，实是可哀！

三

林孝楼出生在贫农家庭，自幼热爱劳动，后来他东渡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居然积财致富，但他虽然是发家了，却一生崇尚节俭，疾恶奢侈。他赤手空拳漂泊日本，靠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他初到日本时，自己肩扛贩布，终日走街穿巷叫卖推销，妻儿就沿街叫卖米时粿，在艰苦糊口度日之中，一个子儿一子儿地积攒资金，然后开设布店、搞房地产业、经营餐馆业，这样从小到大、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起来。人家称赞他生财有道，他说 ：“知果说有道，就在于节俭”，又说 ：“没有节俭，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将来。”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很値得称道的。

他个人生活虽然极为俭朴，但却乐于花大钱支援国家和桑梓的建设事业。

当国难当头之时，他能慷槪解囊，拿出几百万元报效祖国。甚至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枪口下，他也不惜甘冒全家生命的危险，坚持抗日宣传，倾自己的资财贡献与国家。尤其可贵的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许他抗日活动，下令通缉他的危险关头，他却能抛弃掉用几十年心血积攒的财产，毅然返回祖国。

他这种一心为国家的高风亮节，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林孝楼不仅有贫贱不绥志，富贵而不淫的高尙品德，而且对高官厚禄也看得很淡泊。当年他返回祖国之时，国民党当局曾经让他在南京或者上海挑选一个好去处，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却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恶习，宁愿舍弃城市的奢侈豪华生活，孑然回到故里去过清贫的田园生活。这种安贫乐道的品德在那个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

何春光烈士和他的一家

张端机

何春光烈士又名何可通，一九一九年生于原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大比拉埠。烈士祖籍在福清龙田南陈村（现属江镜乡）。烈士少时一边跟父母在家庭小橡胶园劳动，一边进当地华侨办的三民小学读书。三十年代初，小学毕业，卽到附近甘文阁镇升入南华中学继续学习至毕业。一九三七年，祖国发生“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战爭。烈士在学校陈景洪老师教导下，参加海外爱国华侨声援祖国抗日救国活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烈士刚从中学毕业。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配合德、意法西斯侵略战爭，一面增強侵略中国的军事力量，攻占中国广大领土，一面准备分兵南侵东南亚，囊括英、美、法、荷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企图独霸亚洲。在此形势下，何春光烈士与同学林春芳 ( 渔溪人 )、陈德康 ( 古田人）、林龙山（闽南人 )、吳添新 ( 广东人 ) 等，在老师陈景洪领导下，在华侨羣众中开展“声援祖国抗日救国”活动。一九四一年，日军将要侵犯马来亚，他们开始秘密组织“星马”华侨抗日游击队，准备武装抗击南侵日军。他们深入广大马、华羣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但当时英殖民地政府竟敌视为“马共”地下武装活动，百般进行镇压。一九四二年初，何春光等被逮捕拘禁。陈景洪老师与其他同学被迫退入山区继续活动。一九四二年冬，南侵日军侵占印支、呂宋后，分兵进攻马来亚北部，英殖民军败北，向南马、星岛溃退，把所拘“罪犯”押到上河里时才释放。何春光等被释放后，立卽又投入抗日斗爭活动。他们先到星加坡参加华侨义勇队，不久星加坡亦被日军侵占，守岛英军失守逃离。何春光等乃离开星岛，由南马过柔佛河进入內地山区，联系上游击队，找到根据地，又跟陈景洪老师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华侨抗日游击队已与其他游击队联合，全星、马抗日游击武装组成为“马来亚抗日人民解放军”。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广泛地发动马来族人民和华人、华侨，一齐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马来亚抗日人民解放军”建立后，卽按英殖民统治马来亚时所划分的八个州，把分布在八个州的游击队分编为八个抗日游击独立队。何春光等与陈景洪老师是在第五抗日游击队，他们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互相配合，声东击西，袭击警察所，困扰日军营地，使日兵不敢远离城镇及驻军营地更不敢进犯热带密林山区——游击队根据地。但日军凶恶残暴，在沿海平原地区大肆屠杀人民羣众。仅从星加坡到芙蓉埠，两百里沿海地带，被虐杀的无辜羣众逾万人。日军每到山区农村则肆意烧杀后离去，残暴至极。

何春光所在的第五抗日游击独立队时与敌人遭遇，给予痛击。日军不敢进入热带密林山地，却巡逻山地边沿，以防游击进入沿海城镇。

一九四四年八月，何春光等秘密到上河里活动，正要潜入沿海城镇不幸被日兵侦知，即遭抓捕。日军令把所抓捕的游击队员和所谓“通敌羣众”，用铁线捆扎串连，押到远离游击区的海边，用机枪扫射，十余名抗日志士全被杀害。何春光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

烈士父亲何贤顺，早年因家境穷困，被传教士方鲍生招募为劳工，带往马来亚霹雳州卖身当苦役，为外国资本家、庄园主开“山巴”（卽荒山），辟橡胶园，建热带作物种植园。他在马来亚荒山里艰苦劳动，过了十多年非人的苦工生活终于交清了抽头钱，还清了卖身钱后，孤身在外国谋生，他经过多年的奋斗勤劳节俭，终于积蓄了一笔钱，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异国“山巴”回到祖国家乡娶亲。时年已三十六岁了。家乡人羨其为“番客”，身边有银、有金，龙田东营村一农戶将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余瑞玉配给他为妻。他与余瑞玉成婚后，于一九一八年携妻再度出国，到马来亚大比拉埠，以其所积蓄向英殖民地政府买下荒山地数十亩，夫妻二人居住荒山，养猪养牛，开荒种胶，经过数年的勤苦劳动，慢慢地也开辟了一小片家庭橡胶园。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何春光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后又依次生下四男五女。

他们在婚后二十多年，儿女一个一个的长大了。那时长子何春光已成为一个思想进步，爱国抗日的革命青年。烈士弟妹也相续进入小学及中学，因受长兄的教导，有的思想也进步了，跟其长兄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如烈士二弟何可明也曾上山参加抗日游击战斗。烈士爱人和他的三弟则深入羣众、秘密搞抗日宣传活动。

烈士的母亲余瑞玉，年已八十六岁，现住龙田三村人们尊称“九姆”。

在祖国抗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在马来亚积极支持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日军入侵马来亚时，她支持儿子和许多爱国抗日华侨青年上山打游击，幷以住家作为抗日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自己又担任联络交通工作，热情接应秘密来往的抗日游击战士，接济物资，通报敌情，日夜为抗日战士操劳。

游击战士们讚她为“爱国抗日好妈妈”。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战败投降，英国殖民者又捲土重来，继续血腥地统治星、马殖民地，对战时坚持抗日，打击日军战斗在马来亚山区的游击战士，却抱敌对态度，借实行反共政策，对游击战士视为马共地下武装分子，要加以消灭。自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到一九四九年，殖民地政府对星、马八州居民，经数年秘密调査和登记戶籍，把抗日游击战士和支持抗日斗爭的羣众，属马来族者则加以拘禁，属华侨、华人者则驱逐出境。逃亡入密林山地者通缉。烈士母亲余瑞玉和烈士二弟何可明都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先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二人现年纪都已老，均居龙田三村。烈士父亲一生坚持生产劳动，年老逝于马来亚。

烈士其余弟妹现仍留国外，分居在星、马等地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