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九辑

福清县教育工会简介

林长贤 方建华

福清县教育工会成立于1950年12月，到目前为止前后共五届。第一届1950年12月至1952年8月，主席张超然，副主席倪朝铭、施修藩。第二届1952年9月至1958年，主席林智彪，副主席钟羣。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县以上教育工会曾一度撤销。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上级党委又决定从1962年2月开始，恢复县教育工会组织。所以第三届是从1962年2月至1966年6月，主席林长贤，副主席林本澜、傅姿端（女）、何黎先。

从1950年县教育工会成立至1966年6月，主要工作有 ：1、发展会员 ；2、开展教工文体活动 ；3、关心会员生活福利，对生活困难的会员给以补助 ；4、组织个别教工暑期疗养 ；5、评选先进工作者活动 ；6、组织教工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展助人为乐活动 ；7、组织教工走访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对教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8、组织教工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等等。

十年文革期间，县教育工会活动陷于停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经上级批准，于1981年10月开始恢复工会组织。中共福清县委任命翁武官、倪立朱为县教工会临时负责人。

1983年4月，经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翁武官为第四届主席，倪立朱、项国茂为副主席。1986年4月至现在是第五届，主席倪立朱，副主席项国茂、俞兆华。

从1981年10月至现在，八年中教工会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恢复和健全各校教工会组织幷发展新会员 ；2、整理和健全会员档案 ；3、试建与发展各基层教代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增強教工羣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4、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人师表，庆教龄和为四化立新功活动 ；5、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宣传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 ；6、举办学术讲座，举行振兴中华读书演讲比赛，教师板书比赛活动 ；7、举办教工文体活动 ；8、暑期组织部分教工前往京、沪、杭、桂林，或本省福州、厦门、武夷山等地休养或参观游览 ；9、宣传先进教师模范事迹 ；10、验收教工之家 ；11、1986年开始出版《福清教工》月刊，到去年年底已出版54期。

目前，我县各大、中专、中小学基层工会共有83个（其中设有女工委员会20余个），会员达7000余人。

献身教育的老前辈杨健鸣先生

林尉民 李圣穆

杨健鸣先生 (1883年至1940年 ) 又名瑞根，号声南。他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达三十余年之久。他曾在福清县立第一所高等小学（卽今福清实验小学前身）任教员、校长。创办了院林小学（今南湾小学前身），渔溪镇立小学（今渔溪中心小学前身），福清县立初级中学 ( 今福清第一中学前身）。
为福清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其中不少是中外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和革命志士。为国家革命与建设做出卓著的贡献。

杨健鸣先生1883年出生在渔溪洋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出生后母亲卽亡过，父又残废，家境十分困难。一天，他随父亲到亲戚家里借贷，结果告借无门，空手而返。后因家道贫寒，无力扶养，送给杨家为养子。改名杨瑞根。

养母看他聪明好学，决心培养他成材。她含辛茹苦，省吃俭用，送他到老秀才林雪山处读私塾。学名杨健鸣，号声南。由于他刻苦勤学，成绩优异，深受师生及乡人赞扬。后来其养母又送他到福清老举人吳允吾处攻读四书五经四年。学业大进，成为当时全县有名的新秀。不久废科举兴新学，他迫切期望能到新学校深造。但是当时家庭条件不允许。后由亲友支持能如愿，就读于福州高级师范学校。平时在学时，旣刻苦钻研，又勤于完成，终于成为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考试，他名列榜首。

1912年，杨老先生高级师范毕业后，各方纷纷前来聘请。尽管许多单位待遇高，生活条件优裕，但他献身教育之志向不移，一一予以辞谢。他毅然回返本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教员，不久被推选为校长。当时学校设在较场埔墘的众母堂內。教室狭窄，且暗潮湿、设备简陋，师资不足质量又不高，学生情绪低沉。学生数徘徊在40人左右。许多人讥讽他为书呆子，自讨苦吃。

但他知难而上。首先从解决师资入手，增聘两位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来校任教，制订和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他自己以身作则，旣当行政领导，又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经过这一艰苦创业，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逐渐完善与提高。

他待人诚恳，善于团结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得师生爱戴。他生活俭朴，宽以待人，经常将节省的钱，用来资助经济有困难的同学。由于他言教身传，校务蒸蒸日上。远近学生爭来就读，学生数激增到100多人。教室不夠用，他挤出寝室作临时教室。好几年他晚上是把课桌椅挤起来做睡床。

我县知名人士如林焦琴、张端樵、陈佑民、林向章、俞奋初、郑伯聪等都是在他主持的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

他在这里任职十多年，深感校舍拥挤，限制了教育事业之发展。所以他到处奔走呼吁，扩建校舍。后得到海外侨胞陈孙义、戴祥滋、郑志春、俞建鋆诸先生的赞助，集资近万元。因款未到齐，无法施工。直到1925年，他调任县教育局长后，由继任校长吳庚民到印尼收集捐款，才建起新校舍一座。

1917年杨老先生在其家乡院林村堂兄弟杨心阶、杨体民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村中一所旧书斋，创办了院林小学。当时没有课椅桌，他商得养母的同意，将她准备做棺木材移来应用。同时又把家里养的两只羊卖掉充作开办费。

幷聘请叶衡辰、杨祖居等来校任教。他自己也定期来校讲课。在他辛勤耕耘下，学校成绩蜚然。学生数激增到70多人。仅十几年时间就为大学输送十多人，中专和普高输送近百人合格的学生。教授邱文镯、企业家邱文椿、陈千庠、革命者林秉炎等，都是该校哺育出来的。在一所僻处农村的小学，有此成绩，是不多见。抗战后期，杨老不幸逝世，学校经费中断终于停办，如今院林小学虽改名南湾小学（院林属南湾行政村），但其优良传统仍代代相传。

教学质量，历年都居我县上游。

当时渔溪亟需一所，规模较大，师资阵容较为齐整的公立完全小学。杨老先生乃与1920年秋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本科的梧冈村人林其桐（字焦琴）商议，倡办渔溪镇立小学（以后校友，乡亲简称之为镇校）。得到地方人士郭履周等的支持，募集开办费二千余元。他自己又向亲戚德余号、蔡逸松处借了五百元，共约三千元在文武祠前谷牙场尾建了新校舍一座。计有教室六间，办公室、图书室四间，宿舍四间，还有小礼堂、凉亭、厨房等，规模初具。于1922年9月初正式开学。由林焦琴任校长。招收学生100多人，以后发展到200多人。

1930年秋，林焦琴校长赴印尼为渔溪小学，梧冈小学筹募扩建校舍经费。

这一年杨老先生也为福清募集教育基金到印尼去。可是当时荷兰殖民者，大肆排华，时局动荡，商业调敝。杨老先生只好暂在万隆任教。过二三年，局势安定，他就到处奔波。同时也为渔溪小学劝募4000元经费。这笔钱与焦琴校长劝募所得，集中起来为渔溪小学再建水泥混合结构教室一座。

这所名噪远近的学校，不少学生先后出洋，成为侨界中坚分子。

1925年，杨老先生就任福清教育局长后，为了造就人才，振兴福清，倡办福清初级中学。当时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最后得到同盟会元老郑忾辰，以及王怀晉等老前辈的支持，福清初级中学终于由福清高等小学，华侨小学合幷组成（卽今福清第一中学前身）。聘请郑毓和为校长，林舫孙、叶佩丹等为教员。他自己兼任义务教员。开始学校借用福清高巷头陈厝祠为校舍，1927年迁到明德书院。不久又集资收回凤凰山麓孤儿院为校本部。明德书院则为二部。接着郑忾辰亲自出面向海外华侨劝募兴建学生宿舍一座。

为开创福清教育事业推进了一步。

杨老先生卸去教育工作后不久，出任福清县公路局长。为创建福厦公路福清段定线，铺路基，建桥梁，设涵洞，顶风冒雨，历两个寒暑。后改任福清县电灯公司经理。为倒闭之电厂恢复发电，费尽心机。同时又为家乡上逕里海围垦海滩1000多亩。抢修了土堡洋海堤，使被海啸冲毁的田地，迅速恢复生产。

杨老先生从印尼回国后不几年，抗日战爭爆发。祖国山河破碎，他忧心如焚。由于肺病缠身，他只好在家编写教育文史资料，共200多万言。可惜这些资料，在日寇进犯渔溪时散失了。

杨老先生1940年8月1日病逝于渔溪街头郭宅。享年58岁。他辞世已半个世纪了，但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痒的精神，他的业绩，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满腔热血求真理 投入熔炉炼丹心

——记叙我县爱国知识青年于建国前夕参加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的情景

李厚琛 翁发熹

194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清城，这时，满城春色，阳光灿烂，福清人民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爱国知识青年更是欢欣鼓舞，纷纷向革命征途阔步迈进。

9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在福州市学生大会上宣布，要创办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号召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到革命大学去，接受锻炼，为建设新福建贡献力量。福建日报在九月份也多次报道创办革大的消息，融岚同学会（福清、平潭两县在福州各校就读学生的联合组织）以及福清党政部门及时地把这喜讯传到融城，我县对革命有迫切要求的知识青年，听到省委要创办“革大”的消息，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参加革命到“革大”去，成为那时最响亮的口号。

当时，全省还有21个县尙未解放。我省面对台、彭、金、匪特，马，处于海防最前线，美蒋不时派飞机前来骚扰，轰炸。潜伏下来的活动十分猖獗，谣言四起，说什么参加“革大”就是参加共产党，国民党反攻大陆后，参加“革大”的人就要杀头，“革大”是知识青年集中营，学生们不要受骗上当等等。解放初期，由于政权未巩固，社会治安不稳定，思想觉悟也有差别，确实是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却动搖不了许多爱国青年追求眞理，強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决心，大家从各自不同的渠道进入“革大”，有的通过市学联推荐，有的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就业单位或任教学校各部门介绍，也有直接找到“革大”招生处，他们短时间內都云集榕城，满腔热情地参加革命。

当时，我县有张宏、陈代朝、李厚琛、翁发喜、郑为礼、黃迪顺、陈贤哲等七十位爱国知识青年，响应省委号召，投入“革大”的大熔炉中去，他们说服了家庭和亲友，冲破了社会上的各种谣言，放弃原有工作和舒适的家庭生活等优越环境，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我省参加福建人民革命大学 ( 第一期）·58· ·59·
最多的一个县。

走进“革大”的这些知识青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为了追求眞理，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当时，交通不便，大家徒步到福州。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路途有残匪潜伏，大家都置安危于不顾，爬山越岭，步行五、六十里到长乐县坑田渡口乘小轮船而上省。有的当天赶不完路程，只好中途借宿，第二天续行，虽然疲累不堪，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饱满，因为革命的豪情在激励着人们，革命的目标在向我们招手。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是中共福建省委创办的，培养地方干部的一所“抗大式”学校，全校设有3个部、16个班，2个校部直属班，共有学员2500名，文化程度大、中专、高中以上占97%, 对解放初期来说，学员文化素质还是较高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尙在学校就读且卽将毕业的大学生，高中生，有的是已在工作岗位上的国家干部和中小学教员，也有的是社会爱国知识青年，在二千多位学员中，有的是地下党党员，有的是人民游击队队员，同学们虽然出身不同，职业不同，却都有竭求进步，立志献身革命的一份热忱。各级领导十分重视革大办学工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和副主席方毅，分别兼任正、副校长。教育长、处长、部主任均配专职地委级干部。各班班主任配县级干部担任，每班还指配三五个干事和1—2个分班长管理一二佰名学员，办学方法以延安“抗大式”为模式，分成班、组，強调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性原则。1949年9月25日，革大正式开学，伍洪祥同志主持了开学典礼，开学之时，各部、班在门口都搭起“迎新门”，门眉上书写“欢迎青年伙伴到革命队伍中来！”两旁的对联是“积极学习，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志愿。”“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忠诚团结是我们的作风”。有的部门口写着“时代巨轮，推动时代进步，革命熔炉培养革命青年。”

横额是“艰苦奋斗”。由于“革大”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所以校舍一律因陋就简，全部借用旧校舍、民房、祠堂、庙宇，分市福州市区和古山山麓一带的前、后屿。教学条件较差，学校没有课桌椅，宿舍当教室，操场当礼堂，地上当饭桌。学员待遇是供给制，生活比较艰苦，大家自己动手种菜，轮流挑柴运米。伙食是集体共餐，主、付食都十分简单，多是蔬菜，蚬仔，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豪情旺盛。当时，生活津贴费（卽工资）每月人民币贰万元（指旧币，拆合现在新币2元），大家把艰苦生活作为革命的锻炼，感到光荣，自豪，很少有人发牢骚，讲怪话。的确，革大的艰苦生活，对锻炼革命意志，改造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晨很早起床做早操，睡觉前集队唱歌或听班领导讲话，生活井井有条。在“革大”，官兵一致，师生之间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大家都感到新生活的乐趣。

在学习方式上，也是参照延安“抗大式”办学方法，生动活泼，畅所欲说，每星期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內容分为 ：—是目前形势和任务 ；二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 ；三是青年修养 ；. 四是中共党史及共同纲领。此外还围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开设专题讲座，当时正、副校长张鼎丞、方毅，革大教育长伍洪祥，组织处长曾鸣，以及部主任谢镇军、张次愚等领导都经常给学员上大课。他们以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结合自己革命经历的实践体验，论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依据，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等基本理论，从而提高大家对中国革命必要性的认识，明确了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也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有时还邀请名人学者来校报告，如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参观延安等地回到福建后，也给“革大”同学作西北之行的观感报告，以亲身感受，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在“革大”学习期间，生活环境幷不平靜，美蒋飞机不断窜犯福州进行轰炸和扫射。同学们经常疏散到安全地带坚持学习，早出晚归，敌人的凶狠猖狂，激起了同学们的满腔愤怒。每当敌机窜犯福州上空，经常被我解放军严阵以待的高射炮火射击狼狈而逃时，同学们则感到兴奋。有一次，敌机轰炸福州南台及青年会一带，顿时，硝烟弥漫，烈火冲天，房屋炸成废墟，居民伤亡多人，目不忍睹，令人义愤塡膺，同学们主动节衣缩食，纷纷拿出自己旧衣服、鞋、袜和食堂节余的大米，白菜等主付食品，步行用板车送到受灾地区居民手里，做到一方有难，八面支援，充分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

“革大”学习时间虽短，但经过紧张的学习和艰苦的劳动锻炼，使我们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思想。毕业之前，校长张鼎丞给同学们作报告时提了四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老老实实的革命家，同学们都是知识份子，都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都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革命家，但这毕竟是主观的意愿，而现在大家经过了革大的培养，讲的是行动与效果，所以大家希望走上工作岗位要做出成绩，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第二，希望大家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包括四大基本观点，卽羣众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革命观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实际困难，就容易动搖，希望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多做些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才会少犯错误。第三，希望大家要有个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羣众、虚心对待自己，正确估计别人做的各项工作。第四、要求大家下乡后完成几项任务 ：要帮助羣众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剿匪，反封建、反霸、减租减息、土改、生活、生产等问题。作为当前工作的具体目标。

同学们听了张校长在“革大”毕业前的动员报告后，纷纷向班、部写决心书，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不怕艰苦，不畏困难，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供给制待遇），到最艰苦地方去，接受组织最严崚的考验。

支 前

参加支前是革大同学走向工作实践的第一步。当时，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南下大军势如破竹，福建沿海各县驻扎大量解放军，准备解放沿海各县及所属岛屿，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地方干部又很缺乏，为此，省委决定从“革大”同学中抽调600位参加支前。张鼎丞校长为同学们作了动员报告，他讲了知识分子为何到实践工作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勉励同学们在支前工作中要发扬“革大”艰苦学习，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任劳任怨，不怕牺牲。张校长还列举许多革命先烈在解放战爭中的英勇事蹟，同学们深受鼓舞。

1950年3月25日，参加支前同学在福州圣王庙集中，大家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整个队伍洋溢着革命战斗团结友谊的气氛，歌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下午四点多，张鼎丞、伍洪祥、曾鸣，王亚扑等学校领导前来送行，随之，从华东支前指挥所和省支前指挥部分别开来运载参加支前同学的军车。为了防空，车上插满了树技。领队同志在列队前宣布了行军纪律后大家就雀跃上车，连夜轮渡过乌龙江，向闽南进发，直抵泉州支前指挥部前方办事处。林汝南、郭良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幷作简短的情况介绍。第二天就投入工作，主要任务是押送部队粮草，送往前沿地带和组织民工修复机场等任务。刚解放不久的闽南各县，国民党残存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匪特活动猖厥，特别是夜间行车到石狮镇，经常发现子弹从头上飞过。暗存的敌人，还不时张贴反动标语，扬言要割取“革大”同学首级，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尽管如此，早已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大”同学，仍然毫无畏惧，继续坚持在海陆通道上押运军粮，日夜穿梭不停，幷携带武器，严防土匪拦途截劫。工作艰苦而紧张，有的实在疲备不堪，就相互背告背地打盹—会儿再干，大家越干越欢，尽管前沿阵地不时炮声隆隆，炮火纷飞，同学们习以为常，还经常往来于与金门岛对峙的刘五店和东石等处支前站联系工作。支前生活十分艰苦，一日三餐不能按时进食，遇上任务紧的时候，还要勒紧肚肠，这样旣锻炼了思想，也锻炼了人。逢上节日，还配合部队演出，或上街宣传，积极热情地动员羣众，发动羣众，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剿 匪

剿匪，本来是武装部门的事情，对于文质彬彬又缺乏军事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是斗爭形势需要，同学们又自告奋勇接受下来。解放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些来不及潜逃的散兵游勇，躱到山上和边僻村庄和当地反动会道门、贯匪、特务相勾结，破坏我基层政权，杀害干部，严重阻碍土改、反霸，減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当时，部队集中在前线作战，剿匪主要依靠地方武装力量，因此，“革大”同学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首项任务就是配合当地武装部队参加剿匪。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党的剿匪政策 ：携械投诚，胁从不问，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运用开羣众会，贴标语，走访土匪家属等方式，解除羣众思想顾虑，动员他们上山找回亲人，改过自新，向人民政府交械投诚。有的同学如李厚琛等还直接参加武工队，荷枪卖弹，跟随地方部队，历尽艰险，与土匪周旋。经常是半夜行军，突击包围土匪经常出没的村庄和山沟，以政策攻心和武装围剿相结合，迫使大部分土匪弃暗投明，主动向当地政府投案，取得剿匪工作的伟大胜利，为开展土改，反霸等民主运动扫除障碍。

土 改

土地改革就是沒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自己土地所有制，是我国农村又一个反封建的阶级斗爭运动。也是我国伟大的土地革命的继续，因此，国家规定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我县土地改革是从50年10月在瑤峯乡搞试点开始，取得经验后于1950年11月全面开展，先后分为四批进行，到1951年3月底完成全县土改，结束了我县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使我县土改前贫农平均仅有六分三厘土地变成土改后每人占有1.1亩，雇农土改前平均每人仅有0.18亩土地变成土改后为1.37亩的现状。
福建革大同学先后来到福清参加土改运动的有100多人，不少同志担任了土改工作队队长、组长等领导职务，成为我县各乡、村土改运动的主要骨干。他们在与封建地主，恶霸斗爭中与全县贫下中农幷肩作战，同甘共苦，为土改洒下了辛劳汗水，取得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

每个乡的土地改革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首先要深入羣众，依靠贫、雇农，与他们三共同，在共同劳动，生活中调査了解全村政治、经济状况，幷反复宣传土改运动是砸烂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卡在农民脖子上的锁链，是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作为眞正的土地主人的贫农，雇农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从而提高了广大农民反封建斗爭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当贫、雇农、中农发动起来后卽可转入第二阶段，有组织、有准备、有步骤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确定地主、富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贫农、雇农等各戶家庭成份，进一步分清敌、我、友，阶级阵线更加分明。第三个阶段是以农民协会为领导力量，根据国家对土地改革各项政策界限的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除留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面积让地主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和多余的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和无房屋居住的农民，做到了土地还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多年宿愿。第四阶段是复查土改各项政策、条例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召开庆功大会，建立乡、村政权，组织羣众保护土改胜利果实，严防地主反攻倒算，组织全村农民开展农业大生产。

时间在流逝，历史在前进，创办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瞬息间已跨入第四十一个春秋，参加“革大”同学从入校时仅十六、七岁年轻小伙子，如今已是双鬓斑白，白发苍苍，年逾花甲的老人。抚今忆昔，思绪联翩。

七十位福清藉“革大”同学，遍布八闽大地，他们在长期革命斗爭和经济建设中，立下了功勳。为建设新福建作了贡献。有的同学，服从组织分配，离乡背井，长期工作在闽西、闽北山区和边远小县城成家立业，落戶生根，他们抱蓍“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信念。为当地建设事业竭尽全力。四十多年来，在党的长期哺育培养下，已有十多位同学成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主要骨干，为福清爭光。同学们的起点是一样，但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经历各样政治运动的严竣考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些同学受到较大的挫折和不幸的冲击，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感慨万千，但大家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洁身自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为人民作出新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获得新生，虽历尽坎坷，却矢志弥坚，深感报国有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发挥专长，继续为福清两个文明建设散发余热，造福人民，报效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

福清游击队发展壮大及其历史作用

林金春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团结。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悍然发动了全面內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进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爭。

一、福清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1946年，闽中地区反动派，更加有恃无恐秉承其主子旨意，采取“特务和武装配合”的恶毒手段，对福清游击区加紧围剿和封锁，实行更疯狂的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全县充满蓍白色恐怖。

面对敌人的严酷摧残和疯狂进攻，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黃国璋于1947年初从古田回到闽侯在尙干夏淑琼交通站召开闽中特委会议，传达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决定分头发展武装队伍，开展爱国游击战爭，幷准备举行福、长、平三县武装暴动以牵制国民党兵力。

1947年2月，福平工委书记陈振光从闽侯回到福清，以江镜的泰山寺为据点，放手发动羣众，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福平江镜游击队 ( 队长何祖庆，后叛变），准备举行龙高暴动。与此同时，闽中军分区司令部组建“闽海纵队直属第七大队”，幷接受陈振光的建议，于1947年3月31日委任魏谋来为大队长，李祥彬（卽李朝源）为付大队长，队员共30多人。4月，国民党围剿福清，武装暴动目标暴露，暴动计划无法实现，武装人员从牛头尾坐船撤离龙高地区，十多名同志被捕杀害，余下同志退至莆田，与莆田游击队会合，成立戴云游击队。

1947年7月，为贯彻闽中地委提出的“依靠贫雇农，冲破围墙，挖药根基”的方针，福清县委在里美北厝召开扩大干会，决定从镇压反革命入手，发动羣众，恢复整顿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霸，反“三征”斗爭，幷组成武装工作队。具体分工是 ：余洪庆负责北区，沈祖澄负责西区，陈振亮负责东区，陈振标负责南区，沈祖夏负责闽侯召岭一带。随着斗爭的步步深入，武装队员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年底武装工作队扩建幷改称福清游击队，队长沈祖夏，指导员陈振亮。

是月，城工部的杨清琪、钱薄源俩从福州带了10多个福清籍的学生党员，在龙田、高山、阳下、宏路一带活动，成立了一支13人的武工队。杨清琪任队长，钱薄源任副队长。龙田地区由施传福负责，高山地区由陈家冠负责，阳下、宏路地区由余长达、王守莲负责。

1949年2月 , 闽中工委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各县武装力量，将所辖的各县武装队伍1800多人集中起来，在莆田大洋举行整顿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此时，闽中地委调陈振亮、沈祖夏到闽中司令部工作，他们所带的福清游击队被编为第五中队，沈祖夏任中队长、陈振亮任指导员兼书记。

5月10日，闽中地委在大洋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发动羣众，摧毁反动政权，积极支前迎接解放军南下。遵照闽中司令部的命令，陈振亮带领第五中队两个分队100多人，赶回福清松下拦截溃逃敌人。随后，队伍扩大到400多人。沈祖夏、沈祖澄带第五中队武装到北区，扩编为福清游击大队，沈祖夏任大队长，县委委员沈祖澄兼政委，陈振亮任副政委，下辖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长何本魁，第二中队长俞建兴，第三中队长陈宝泉，第四中队长陈志成（长乐人），指战员共600多人。到了8月中旬，福清游击大队配合人民解放军〇〇一九部队，胜利攻克了福清县城。这时队伍已发展到1070多人。

其中支援闽中司令部三批共400多人，其余500多人中由陈振亮带到县公安局的一个中队有120多人，由沈祖夏带到县大队的三个中队有400多人。

二、福清游击队的历史作用

在解放战爭时期，福清游击队遵循中央、省、地、县委的指示精神，立足于广大农村，从福清的实际出发，紧密依靠羣众，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爭策略，打击敌顽，壮大自己，从占领农村到占领县城，直至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福清。战绩显著，它的作用是——组织龙高暴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闽中地区游击武装斗争的序幕。1947年3月，为了贯彻执行地委尙干会议精神，准备举行福、长、平三县武装暴动，福平工委书记陈振先回到福清，·54· ·55·
充分分析了本县的实际情况，认为龙高地区人民羣众苦大仇深基础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就以江镜的泰山寺为据点，组织发动羣众数百名，准备武装暴动。后因镇压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陈文辉、叛徒何阿坤而暴露了武装队伍的目标，受到敌人围剿，最后陈振先放弃了暴动计划，把80多名武装队伍撤到高山牛头尾，从海上乘船到莆田，与莆田游击队会合。途中遇敌，13人被捕遇难，造成极大损失。这次暴动，虽然未果，但动员了羣众，考验了游击队指战员，锻炼了革命羣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院”点燃了武装斗爭的烈火，揭开了解放战爭时期闽中地区游击武装斗爭的序幕。

反“三征”，杀恶霸，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基础。1948年，闽中地委总结了1947年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发动羣众 , 扩党练干、打杀恶霸反对‘三征’”的方针，福清县委和游击队根据羣众迫切要求解除“三征”（征兵、征粮、征稅）之苦的愿望，发动和组织羣众开展反“三征”，杀恶霸的求生存斗爭。5月6日，游击队50多人，在七社捕杀了叛徒、特务、地头蛇薛联康等7人，扫除了我党在该地区开展工作的障碍。6月，沈祖夏等率领闽中游击队，发动组织闽侯东、西台羣众200多人，镇压辅翼乡反抗减租的首恶分子、恶霸地主黃康牳，幷拘禁了地富分子48人，缴了5支枪，剎下了敌人嚣张气焰。8月15日，陈振亮、陈振标带领游击队在海口车头村击毙国民党福清县参议员、汉奸、恶霸谢锡奎，后又枪杀国民党 C.C 特务林学尙。

18日，又镇压云中洋保长戴水来、流氓戴宝生和东养乡保长、叛徒陈和仁等，消除了敌人在这些地方的重要耳目。

主动出击，配合解放军，解放全福清。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队成立后，公布了“行动纲领”。福清游击队积极主动打击敌人，配合解放军解放全福清。

继续开展镇压恶霸、叛徒、特务的斗争。1月28日，游击队员官吓鉴、林金柳等人奉命到渔溪凤迹村镇压执迷不悟的特务黃文清。29日，陈振标、黃建国在上逕附近击毙叛徒何祖建。不久，游击队又镇压玉桂村叛徒郭祥厚、谢圹村反动保长谢依乔等人。3月，南区游击队在高山地区先后镇压了潜伏在我游击队內的海匪翁钦明和国民党特务林宗云。4月上旬，又击毙高山镇长翁其仁和占阳村国民党福清县参议员何秋基，震慑了龙高地区的反动势力。4月，天章区委在金芝召开反霸斗爭大会就地枪决了外坑村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林华，极大地鼓舞了羣众的斗爭情绪。5月中旬，福清县委在磨石祠堂召开斗爭恶霸地主黃以鑫、黃文文大会，300多个羣众参加会议，上台诉苦、斗爭的有20多人。

突袭兰圃保安分队。3月14日，陈振标，沈祖夏等带领游击队员12人，袭击在闽侯兰圃祠堂看戏的国民党保安分队，当场击毙中队长刘仕春及士兵5人、打伤3人，缴获捷克式机枪1挺、步枪10多支、子弹400多发。敌副中队长负伤潜逃。

智取龙田镇。4月，南区区委集中游击队100多人，采取调虎离山计，智取龙田镇，占领了镇公所和督导处，解除了敌自卫队一个分队的武装，毙敌分队长1人，缴获各种枪支80多支、手榴弹200多枚、子弹几千发。

破仓夺粮。3月25日，南区游击队、羣众30多人，在施恭和带领下，打进三山粮仓，缴获了守仓人员的枪支，分粮60担。28日，天章游击队，占领渔溪镇，摧毁国民党镇公所、警察所、督导团、田粮处、稅捐稽查处等机构，俘敌12人，缴获步枪35支、驳克枪1把、重机枪1挺。手榴弹80多枚 ;还组织千余名羣众，打开粮仓，分粮100多担。

截击逃敌运输车。5月18日，沈祖澄带10多个游击队在西区太城至琯口的公路上，截获国民党溃军和不法资本家由福州盜运物资南逃的汽车20多辆，没收了一批企图盜运出境的粮食、布匹、毛线等物资，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还擒俘了躱在车上的敌莆田新民日报社社长、中统女特务林荫明。敌战区副司令官吳鹤云化装潜逃。

截击国民党军队。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一），溃退到福清的国民党九十六军二、三千人，分两路取道县城和上逕，进犯龙田地区。南区区委发动羣众民兵万余人，配合游击队进行截击。敌军所到之处，羣众鸣锣告警，吶喊围攻。青壮年用长矛大刀等武器打击敌人。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人数达四五千人。各乡还组织了“后备队”、“后方组”，送茶送饭到前方。发生战斗的地区老弱妇幼都离开村庄、坚壁清野。在各兄弟区的大力支援下，南区游击队与敌周旋了三昼夜，毙敌几十名。敌军四面楚歌，只好缩回县城。

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县城。7月，陈振亮带领游击队潜入县城附近绘制了地形图，了解敌情，为人民解放军提供各种情报和生活之便。

8月15日，福清游击队主力队员300多人在俞洪庆、陈振亮带领下，与解放军幷肩作战，有的为解放军带路歼敌，有的为解故军架桥渡江。8月16日，攻克了福清县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解放战爭时期，福清游击队，始终是解放福清的一支积极的、活跃的武装力量。它的斗爭是闽中爱国游击战爭的组成部分 ；它的胜利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爭的胜利 ；它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福清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于闽中游击区、罗汉里及魏耿

余贤龙 曹于恩

1934年初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福建沿海中部地区的福清、莆田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斗爭，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5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闽中特委成立后，福清、莆田两支游击队改编为闽中工农红军第1第2支队，在特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羣众，分别坚持，巩固了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清）永 ( 泰）边和以常太为中心的莆（田）仙 ( 游 ) 边根据地，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爭。抗日战爭全面爆发后，闽中红军游击队执行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的合作抗日协议，下山接受改编，幷被诱骗至泉州驻防。1983年3月，工委书记，游击队领导人刘突军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红军游击队被缴械，( 史称“泉州事件”），后经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严正交涉，160名指战员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二连开赴安徽太平县，参加抗日战爭。

闽中游击区有中国共产党闽中特委、工委的独立领导，有两支近200人武装队伍坚持开展游击战爭，有两块互相策应的游击根据地，有编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史实充分证明，闽中在三年游击战爭期间是一块独立的游击区。但是，长期以来未被承认。1988年12月27日，军委副主席扬尙昆同志根据《南方三年游击战爭》编审办公室提供的史料，批准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爭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从而改变了南方三年游击战爭区域只8省14个地区的传统说法，肯定了，闽中游击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爭中的历史地位。闽中是一个独立的游击区！

闽中游击区有两块根据地，一块是常太，一块是罗汉里。罗汉里位于福清、永泰交界处，建国前属永泰县，建国后辖福清县一都乡。建国前这里山高林密，离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势力鞭长莫及，因而土匪很多。

三十年代初，这里有三大匪股。最大的一股被国民党诱编为保安队后，匪首刘春水被抢杀，其遗孀何兰英率刘残部重振旗鼓，独树一帜续据罗汉里。

1934年年底，福清红军游击队进驻罗汉里后，何兰英在其小叔刘阿和的策动下，带领部分亲信弃暗投明，参加游击队。另两股土匪（匪首黃阿大、吳守师）于1935年上半年被游击队赶出罗汉里。

进入罗汉里的福清红军游击队，开头只有20多人，连江西南团加入后，收编了刘阿和，何兰英的部分人马，队伍发展到近百人。1935年6月，闽中特委把福清游击大队扩编闽中红军第1支队，魏耿任支队长，刘突军任政治委员，部队总人数达100多人。

第1支队成立后，频频出击，打了很多胜仗。1936年2月，奔袭闽侯县大义乡和沪屿镇保安团队后，在福厦公路常思岭下河村桥（今名何庄桥）伏击国民党宪兵押运的汽车，抓获大田县长萨恆，省银行经理韩疆士等要员7人，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因而引来3000多国民党军警的大“清剿”。在反“清剿”斗爭中，刘突军、吳得标等领导人分别率主力小分队隐蔽起来，避实就虛，伺机杀敌，与“清剿”军警周旋了近两个月，魏耿叛变后，按照特委指示，撤出罗汉山区，在莆（田）永 ( 太 ) 边与第2支队会合，转移到莆仙边的常太根据地去坚持斗爭。

罗汉里是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不是“匪徒啸聚的巢穴”。

在反“清剿”斗爭中，支队长魏耿身患虐率后勤机关隐蔽转移幷负责看管俘虏。在敌军压境，粮草吃尽，与外界断绝联系的困境中，他悲观失望，接受国民党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人的诱降，与何兰英一起献俘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魏耿，又名光眞、光增，化名林炳光，老施，古田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执委，同年到连江、罗源组建红军游击队，先后任闽东红军13团团长，连罗中心县委书记，连江县委书记，闽东特委委员。1935年初，国民党重兵“清剿”连罗苏区，他与陈云飞、杨采衡等率红军西南团骨干20多人突围到福清来，加入福清游击大队，参加闽中地区的游击战爭。何兰英，闽清县人，身材魁梧且敏捷灵巧，适刘春水后，学会双手开枪。她长期生活在罗汉里，对罗汉山区的地形，路径非常熟悉，爬山越岭，不亚男人。参加游击队后，与魏耿结合，成为魏的得力助手。

魏耿夫妇的叛变，给游击队造成严重威胁，为了保存实力，闽中特委只好命令第1支队放弃罗汉里根据地，转移到别处去继续战斗。

魏耿投敌后，多次带军警特务到福清、连江、罗源等地搜捕失散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

魏耿是叛徒，不是“匪首”！

印尼勿里洞华侨百年史略

邹访今

勿里洞，位于苏门答腊的南部，北临新加坡，是孤悬于爪哇海上的著名小岛。岛上华人24,325名（据1958年初统计）。论籍贯，大多数是客家人，福清华人也不少。论职业，除极少数经商外，绝大多数是农民和锡矿工人。

在五十年代，我曾经来到这岛上担任中华劳工总会秘书兼文化部主任职务，同华工一起生活和战斗过五年时光，深深认识到勿里洞的扑实和可爱，而又饱含着苦难和屈辱。那里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华工的辛酸汗水，凝结着华工的斑斑血泪，铭刻着华工的战斗足迹和中印（尼）人民的深厚友谊！

金银宝岛

勿里洞全岛面积，不包括周围星罗棋市的小岛，共有4,595平方公里。

此岛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东区和西区。东区有三个市镇，卽岸党、玛纥和新路 ；西区为丹榕板澜，简称丹榕，是勿里洞的首府。全岛渔产丰富，亦盛产橡胶，尤其是锡的产量更为可观，在印尼邦加、勿里洞、新吸三个产锡区中，勿里洞列为第二（邦加第一，新吸第三）。大量的锡的生产，为印尼爭取了大笔外汇收入，勿里洞确实是金银宝岛呵！

华人初来

华人到勿里洞这个宝岛来，始于元朝。根据明朝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一书记载，远在公元1293年，元朝将领高兴和史弼率领一支中国舰队，在前往爪哇途中被飓风到到高阑岛来。许多船隻被风浪打沉，因为高阑岛有足夠造船的材科，便在这个岛上造了—百艘新船。据史家考证，这个高阑岛就是今日之勿里洞岛。

《星槎胜览》一书，还介绍了当日勿里洞岛的一些情况 ：居民留有辨子，穿长裙短褐，多数以狩猎为生。岛上产米不多，而盛产豹皮、熊皮、鹿皮和玳瑁等。他们以这些物品同中国军队交換大米、陶器等货物。中国军队在离开此岛时留下一百名病号。他们就是勿里洞华人的先辈。

历史发展到明朝，七下西洋的郑和于1413年访问了勿里洞。勿里洞古港口昔浴，传说就是当年郑和登岸的地点。他在岛上会见了1293年留下来的华人士兵的后裔，幷发现其中一部分已经归化为当地民族。此后，虽然陆陆续续有华人坐竹筏、坐“大眼鸡”船漂泊到勿里洞来谋生，但为数不多。荷兰殖民主义势力侵入勿里洞后，情况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

荷人入侵与华人激增

荷兰这个兴起于十七世纪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很早就打通了东方航线，成为喧吓一时的“海上马车夫。”它于1602年侵入爪哇。从1668年开始，其触角曾经几次企图伸入勿里洞，但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而不得逞。直至1814年拿破仑战爭结束，根据伦敦协定，英荷两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重新作了划分后，1821年勿里洞才第一次升起红白等三色荷兰旗。荷兰用火和剑敲开了勿里洞大门后，对岛上的矿藏发生极大兴趣。从1822年到1850年间，多次派员到勿里洞勘探资源。1852年批准荷兰亨利亲王等开发勿里洞锡矿。1860年批准成立勿里洞有限公司，扩大资本，后改为勿里洞公私合营锡矿有限公司。荷兰殖民者经营勿里洞，由于当地无法解决劳动力问题，最初是从闽粵沿海掳掠华人和从海峡殖民地输入“猪仔”华工，1890年前后进一步在香港设立“招工局”，也直接从中国收买华人廉价劳动力。因此，自1852年荷人经营勿里洞后，华人到勿里洞的人数便急剧增加。

猪仔南渡的苦难历程

我在勿里洞期间，曾经倾听过老华工诉说他们的坎坷身世和南来的苦难历程，—字一泪，令人不忍卒听。

据说，当年荷兰殖民主义者招募华工，是僱用其亲信华人返回原乡进行。

这些华人被称为“猪仔头”或“客头”。他们为了诱骗人们落其圈套，经常用小额金钱和花言巧语，向生活贫困的乡亲戚友宣传出洋的好处，什么“勿里洞是金银岛”呀，什么“一餐无鱼就杀猪”呀，什么“三年五载就可衣锦还乡啦”等等。老实的青年受骗上当，便被带到厦门、汕头、香港等地通商口岸的“招工局”，被迫在白纸黑字上画押签字或打上手印，签定了“猪仔”契约（期限一般是一年，也有两年的），获得了五元或十元的安家费，成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被收买的“猪仔”，大多数是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无以为生，从破产的农村逃出来的贫僱农，其中也有不少是被逼当兵而后开小差逃出来的士兵，有十指尖尖的穷秀才等各阶层人士。他们卖身后，被迫挂着号码牌子拍照，早期的还有剃光头，遭受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

华工南渡乘坐的船，早期是“大眼鸡”船，在惊涛海浪中颠盪，生活困苦，时有死亡事故发生。后期的契约华工，南渡乘坐的不是“大眼鸡”船了，而是火轮，但是船上人多拥挤，有病无医，且时遭虐待，因而，病死、跳海自杀的悲惨事件也不断发生。

契约华工被载到勿里洞岛，在丹榕板澜上岸后，“迎接”他们的是枪杆和刺刀。几十名警察，牵着粗大的绳子，围成一个大圈子，勒令“猪仔”钻入围內，由警察押往特为“猪仔”华工而设的“猪仔”临时宿舍——“新客寮”。在这里，他们对华工及其行李衣服，进行卫生检查，行李衣服还要加以蒸煑和熏硫磺，百般凌辱华工。

奴隶般的劳动

“猪仔”华工在“新客寮”住了三、五天后，卽被发配到各劳动场所。

主要是锡湖（或称矿湖和土巴力），矿窑以及后来增加的挖锡船（或称铁船）。

劳动強度很大，加上劳动条件恶劣，经常发生伤亡事故。

锡湖采锡，早期全靠人力，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华工从天亮做到天黑，冒风顶雨，挥动锄头，把山岗削成平地，把平地掘成深湖。湖的深度，有的三、五十公尺，有的达百公尺。每人每天至少要挑三立方公尺的锡砂泥，每担重成百公斤。从湖底深处踏着用大树搭架起的“跳板”把杂有锡砂的泥土挑到湖面，用清水洗涤，烘乾成锡砂。华工身肩沉重的锡砂泥，踏着难走的“跳板”，就好象走钢丝那样危险。稍不小心或体力不支，就在“跳板”中途连人带担掉湖底，轻者断手断脚，惹得一生残废，重者粉身碎骨，一命鸣呼。

1886年以后，殖民主义者虽然买进一些抽水机（俗称“臥龙”），代替过去“牛土巴力”时代的全用人力来锄泥挖锡，亦常发生因喷射水力冲击而引起的锡湖塌方事件。二十年代，岸党的一座锡湖就因此故塌方而活埋了二十多名华工。

矿窑采锡，同样沉重，华工称之为“阳间人做阴间活”。矿窑劳动的华工全部是“翻阉猪”。所谓“翻阉猪”就是“猪仔”期满后回国，经不住旧中国的压迫和剥削，第二、三次再卖身做“猪仔”的工人。据说他们比新“猪仔”工人富于经验，所以分配他们到矿窑劳动。矿窑采锡一般为三班制。矿窑分七层，习称“七个坪径”。每个“坪径”高四十公尺，七个“坪径”就深达二百八十公尺。矿窑里尽是支柱，两旁镶上预防倒塌的木板。由于矿窑里经常出现“热怪”，热气灼人，华工劳动一阵就要在水里浸一阵，弄得全身疲惫不堪，幷且由于没有劳动安全设备，经常发生事故。或者是在第一“坪径”劳动的工人连人带车坠落第七坪径，粉身碎骨 ；或者是用洋锄向矿壁采锡时，突然壁上石块击下，折手断足 ；或者是用火药爆炸石块时迥避不及，被后面飞来的石块打死 ；或者是一羣华工劳动时，突然泥土倒塌，封住出入口，活活地窒死在里面。三十年代前后，新路和丹榕两地的矿窑都发生过倒塌、窒死几十名华工的惨剧。

挖锡船采锡极为艰辛。荷兰殖民主义者从华工身上榨取了巨大利润，从1919年开始，陆陆续续买进了十多艘挖锡船。这些挖锡船的前后左右，安装有四条铁索，牵动船身左右移动、前进和后退，在水深三、四十公尺的湖中或海边进行挖锡。挖锡船上安装有挖锡砂的泥斗、清砂机器、烤砂炉等。

早期的挖锡船是烧柴，后来进步到烧油以至用电力。每艘挖锡船、配备六、七十人，分为驾驶员、电工焊工、机器工、清砂工及其他普通工人。船上劳动实行轮班制，每天劳动八小时。但是，由于没有保险设备，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有的滑落漏砂器，被碾得粉碎 ；有的衣服被转动的泥斗牵着前进，带到轮轴上面，被压得断手断脚 ；有的掉进清水沟，被滔滔流水冲到湖底淹死。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在“猪仔制度”束縛下，勿里洞华工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令人怵目惊心，他们受到残酷剥削的程度，同样也是震惊世界的。

在荷兰殖民主义残酷剥削下，华工过的是最低层的非人生活。在契约期內，每月出满勤，工资五盾至七盾半不等 ；契约期满后，增加一些，亦很菲薄。如果缺勤一天，则扣五天工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住的是几十人挤在一起的简陋茅房，地板是黃泥土，下雨天，漏雨成渠，满屋泥泞不堪。

睡的是竹片铺成的床，凹凸不平，无法使人安睡。吃的是糙米饭、臭鱼干、黃豆和蔬菜。大好日（卽节日）才能尝到一点肉味，此卽所谓“一餐无鱼（指臭鱼干）便杀猪”也。华工把如此低劣的生活侍遇，总结成两句话 ：“做的牛马工，吃的猪狗饭”，卫生条件也不好，许多华工经常受到山蚊叮，吃到沾有苍蝇屎的食物而染上疾病甚至死亡。丹榕有座“医院，共五间屋，每间长六丈，宽一丈五尺，屋设六十张病床，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国病人患脚气病，其余为肺炎、神经失常、猩红热等等”。（注一） “猪仔”华工生活条件低劣，还要受到工头或叫“土巴力头”的额外剥削。

这些“土巴力头”骑在华工头上称王称霸，独断专横，作威作福。他们自行决定包办“猪仔”华工伙食费，算多算少，不得过问，由工人工资上扣除。如果华工缺勤一天，他们也按照荷兰锡矿公司关于“缺勤一天扣五天工资”的规定，加扣五天伙食费。他们还扣押华工工资，本来要每月发的，他们硬拖到半年或一年才发一次，美其名曰 ：“发大粮”。他们把扣押下的华工工资，以高利贷形式，借给需要用钱的华工，一盾还两盾，驴打滾，利加利。他们还开娼寮，开赌馆、卖鸦片，毒害工人，牟取暴利。倘有华工洁身自爱，不上其当，则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报复。华工把这教训总结出一句话 ：“不嫖不贿，饭碗跳舞”。

沉重的层层剥削，象无数吸血虫爬满了华工身体，吸尽了华工的骨髓和血液。许多华工满望“猪仔”期满脫身归国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成为泡影。大都过着终身不娶的孤鳏生活。二十世纪初叶，勿里洞荷兰锡矿公司“大发慈悲”，从星罗、爪哇等外地，掳掠、拐骗来一批妇女，这批妇女，有妙龄女郎，有半老徐娘，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有手残脚跛的，有美的有丑的……。她们在勿里洞丹榕登岸后，一个—个的装入麻袋，封好袋口，低价发卖给需要成亲的华工。华工付款后，不能打开袋口看不能拣，只能瞎摸瞎拣、拣到美的、年青的算是幸运，拣到丑的、老的、手残脚跛的，也算终身良伴。这样的择偶办法，眞是开创了婚姻史上“新纪元”，华工大都过着孤寂生活。年青时流血流汗，一到年老力衰，荷兰锡矿公司则发来一纸“阿呼基”(AFKIR)“不合格”辞退通知书，把这些老华工送进“老人屋”，每月发一点生活费，几公斤大米、几包烟丝，几合火柴，几斤糖和一些茶叶咖啡算是给他们养老送终，华工晚景十分悽凉！

荷兰殖民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象个黑手魔爪，从华工身上掠夺到巨大财富，前荷兰女王柔丽安娜皇冠上嵌的巨大宝珠是从勿里洞华工手上掠夺去的（是华工釆锡时釆到的）。勿里洞锡矿公司从1860年到1862年的三十二年经营中获利5,400万盾，后来随着经营的日益扩大，获利更多。这巨大利润，是华印（尼）工人血汗的结晶，当然也凝结着华工的血汗。

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勿里洞华工的残酷剥削，是用枪杆、用暴政来实现的。

为了镇压“猪仔”，他们养有矿警，设有监狱，制定各种各样的刑法和清规戒律。“猪仔”华工契约期限来满，没有一点自由，探亲访友，都得事先请准，还得准时回来，否则便遭鞭打脚踢、香火烙身，投进监狱，承受各种刑罚。对“猪仔”工作，稍不顺心，则随意呵叱，拳足交加，施予毒打，或用绳索綑绑起来吊打、拷打甚至枪杀。1951年，笔者因从事爱国活动和华工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墙壁上还读到刻在那里的昔年流传在华工间的一首满含悲愤而又十分沉痛的客家山歌 ：南洋州府唔（不）好居，一有“沙拉”（印尼语“差错”）做估里（囚犯是“苦力”一词的转意），日里三餐食唔饱，夜里无帐又无被。

许多华工经受不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那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于是，跳海、跳井、上吊自杀者有之，逃亡者有之。自杀和逃走不成，被发现后又遭毒打一顿。

为了麻痹“猪仔”华工的思想和意志，荷兰殖民主义者还煞费苦心地在“猪仔”宿舍（俗称“隆帮”）和各劳动场所，设有“大伯公”、菩萨等神位，強令华工烧香拜佛，相信一切皆是“命运注定”、“天意安排”，乖乖受其奴役和驱使。否则便被认为“危险份子”而受到“严加管制”和种种“百口莫辩”的刑法处罚！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勿里洞华工眞是流尽了血和泪呵！

日寇铁蹄下的呻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侵略战爭，翌年2月16日攻陷新加坡，4月10日侵占勿里洞岛。

日军侵占勿里洞后，卽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它接管了勿里洞锡矿公司，幷将之更名为“三菱公司”；在全岛建立保甲制度，监视居民行动 ；设立统制局，尽量搜括物资。同时还在“大东亚共荣圈”、“勤劳奉公”的幌子下，強迫劳役、強征兵役，把勿里洞中印居民特别是勿里洞华工推入饥饿、疾病和死亡的悲惨绝境。

日军为了掠夺勿里洞锡矿这一重要军事资源，用枪杆和刺刀強迫华工负担沉重的劳动，加強剥削。当时华工每天劳动时间表面上定为八小时，实际上是长达十多小时。待遇为日薪日币六钅万 ，配给米粮两安士（相当于四两），取消荷兰锡矿公司时代的一切津贴。加上物质缺乏，物价腾贵，华工犹如身处地狱，生活异常困苦。他们没有好衣穿，只好穿“加笼服”（用麻袋做的衣服），缺乏米粮吃，只市吃審薯和其他杂粮。以致弄得疾病缠身，面黃肌痩，“一张皮缠把骨”。

1943年，日军为了掠夺苏岛巨港油矿这一重要军事资源，逮捕五、六百华工运往巨港釆油。原定期限半年，谁知半年期满，一个都没有回来。勿里洞海滨流淌着孤儿寡妇的服泪。后来回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都是蓬头垢面，瘦骨稜稜，绉纹打摺，被折磨得不是人了。那些没有回来的，全都成为饥饿疾病交迫而死的游魂和日军枪尖刀口下牺牲的寃鬼。

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和太平洋上节节失利，它图谋最后掙扎，在那年春天，竟武力驱使勿里洞华、印工人四千多名，在丹榕“乌鲁东邦”的荒山野岭开辟空军基地。华、印工人在日军威迫下，冒风顶雨，无日无夜地劳动。由于劳动強度大和日军的残酷虐待，结果劳动七个月，竟被摧残折磨致死五百多人，其中华工占三百多人。

反抗、斗争

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和斗爭。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百年来，勿里洞华工为反对压迫和剥削，掀起过无数次的反抗斗爭。

1860年，勿里洞华工为反对荷兰锡矿公司削减四分之一的粮食供应量发生骚乱，揭开了斗爭的序幕。1881—1882年，为反对削低生活待遇，再次掀起抗议斗爭。进入二十世纪，华工为爭取合理待遇的斗爭规模越来越大，发展到罢工和示威游行。

1914年丹榕陈新高巴力三百多人，由于荷兰官员不兑现契约中关于雨天可以休息的承诺等，強令华工雨天出工，华工与之爭论　执中打断了荷兰官员的手。荷兰立卽出动军警，逮捕十二位华工进行审讯。三百乡华工一起拥进审讯厅，众口一辞，声言此事是大夥儿干的。荷方无奈，只好将此三百多名华工全部遣回中国。

（注二）

1921年7月，丹榕煤炭矿场主下令，吃饭要有吃饭牌，有做工才发给吃饭牌。华工带着吃饭牌劳动，饭牌有的被汗水浸透弄坏，有的在劳动中丢失。

全场一千多工人中，有一百多人劳动后挨饿无饭吃，迫而罢工游行求食。荷方派出军警弹压，华工奋起抵抗。结果在荷军开枪射击下，四人死亡、六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失踪。斗爭被镇压下去了。（注三） 1927年，丹榕魏程康公司华工，在李达东组织领导下，为爭取合理待遇掀起了罢工。荷方派出武裝军警，逮捕了领导者三人，斗爭又告失败。同年，新路三合矿窑，因无劳动安全设备，致使一位华工因公毙命。事故发生后，荷兰锡矿公司佯为不知，全窑华工团结一致，要求荷方给死难者安葬和抚恤，荷方又置若罔闻。因此激起了全体华工的愤怒迫而罢工，抬尸游行，声讨荷方罪行。结果两名华工被枪杀，数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斗爭又失败。

华工历次斗爭的失败，有其历史原因。然而，石在，火种是不灭的。斗爭的火焰始终在华工心里燃烧。就是在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的时期，勿里洞华工也从没有停息过斗爭。他们或捣毁生产工具，或消极怠工，或逃往深山密林中刀耕火种，狩猪为生，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合作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大变。在汹涌激荡的民主潮流推动下，勿里洞华工组织了工会，从过去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走向有领导有组织的团结局面，对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罢工斗爭 ：

第一次罢工斗爭，发生在1946年4月29日。此时印尼人民爭取民族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勿里洞全岛华工为支援印尼独立斗爭，纷纷放下劳动工具，走出工场，肩挑行李，浩浩荡荡奔向荷兰锡矿公司办事处，愤怒地高喊“送我们回中国去！”荷兰殖民主义出动大批军警，血腥镇压华工，逮捕工会人员和数名工人，幷把丹榕四十六名华工驱逐出境。华工斗爭陷于失败。

第二次罢工斗爭，从1949年5月3日开始。罢工原因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罢工人数共七千名。印尼工人也参加了罢工行列。此次罢工，获得了印尼全国各地工团精神和物质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印尼共和国的电台，也连续广播谴责荷方声援华工。此次罢工足足坚持了一百零五天之久，后来虽被镇压下去，但严重打击了荷兰殖民主义的经济。荷兰政府在事后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第三次罢工斗爭是在1950年3月。其时，印尼政府虽然从荷兰手中接管了政权，但是，勿里洞锡矿公司还是由荷人经营。罢工的导火线是玛纥一位华工被无理开除，为反对荷兰锡矿公司此无理措施，工会发动了局部性罢工。经过三天斗爭，迫使锡矿公司收回成命，幷补偿华工三天的损失，取得了胜利。

第四次罢工斗爭，开始于1950年5月3日。此次罢工是中华劳工总会联合印尼工会共同发动，是全岛性的。参加罢工人数达七千多名。罢工原因是由于物价高涨，工人工资菲薄，工作繁重，要求改善待遇。但荷兰锡矿公司对工人要求，置之不理。于是玛纥三千华印工友先行罢工24小时，抗议荷兰锡矿公司拖延答复。荷兰锡矿仍然不予理睬。于是全岛华印工人便于5月28日同时罢工，除医院外，全岛各矿湖、挖锡船、矿窑、各机械场、电火、电话（工人照常上班，但只对政府机关、工会的电话才接线），全都陷于瘫瘓状态。

荷人住宅佣人，一概停止工作。K.P.M. 轮船公司工人、码头工人、飞机场工人罢工三天声援，荷兰锡矿公司终于不得不答应工人全部要求，华、印工人幷肩反对荷兰殖民经济的斗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自此以后，华、印工人便携手合作，以各种各样方式反对荷兰殖民经济而不断斗爭。

支持印尼正义事业

1957年底，印尼人民掀起了解放西伊里安的斗爭浪潮。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印尼政府先后接管了在印尼的荷兰轮船公司、农圆、银行、洋行等企业。

勿里洞锡矿公司也于1958年3月1日由印尼政府接管。勿里洞华工对于印尼政府的正义行动，表现了积极态度。在接管前夕，中华劳工总会就发出通告，号召全岛华工严防不法分子破坏生产工具，协助印尼政府做好接管工作。

此后，勿里洞华工对印尼国营锡矿公司一直釆取合作支持态度。印尼接管荷兰锡矿公司后，西方国家玩弄鬼花招，伦敦白锡委员会降低了锡价，杯葛印尼锡的输出。以致造成勿里洞四艘挖锡船和七座锡湖停止挖锡生产，印尼国营锡矿公司陷于困境，1959年1月不得不裁减过剩工人365名，其中印尼工人112人，华工253人。劳资双方代表以谅解态度谈判协商，结果此200多名华工，由印尼政府负责遣送回中国，幷发给适当的补偿安置费。

劳动创造了勿里洞的文明

劳动创造了勿里洞的文明。勿里洞华工受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剥削斗爭的过程，就是勿里洞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荒凉走向繁荣的过程。
1850年以前，勿里洞还是荒无的岛屿。到处是荒山、毒蛇和猛兽。“猪仔”华工南来后，同当地人民一起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地劳动，才逐步改变了昔日荒凉面貌。

百年来，勿里洞华工和当地人民一起，建筑了四座现代化深水码头，修筑纵横全岛的公路和长达50公里的铁路，开阔了机场，形成四通八达的海陆空交通网，给岛际和岛上交通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他们垦农田、修水利、种植作物，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建市镇，促进了贸易往来，他们修建林立的工厂，和发电厂，给全岛带来光明和生产动力。他们还兴建和扩建了医院、数十所华印学校，高耸蓝天的教堂，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玛纥和岸党两个市镇，先后遭火劫，化为废圩，后来重建，也与华工劳动分不开。华工繁荣勿里洞的业绩，书不胜书，史实昭彰，千秋彪炳！

( 注一）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25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

( 注二、三）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编著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277—278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吳凤斌 ：《契约华工史》第201—20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笔者附识 ：笔者在六十年代前后，曾以“洞友”和“常习之”等笔名在印尼发表过多篇勿里洞华工史料。本文是以旧作一些章节內容为基础予以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增添了一些原始资料，参考了近年出版的一些专著，因此，本文资料来源注释，只限于引自他人专著，凡笔者旧作中的资料，就不予以注释了。

编者按

《福清文史资料》第八期，我们发表了《萨镇冰在福清》一文，由于笔者对当时情况不了解，误将原为闽中游击队负责人后叛变投敌的叛徒魏耿写成“匪徒”，“匪首”，语义混淆，提法不当，容易引起误解，我们在校审时未曾发现也有责任，发觉之后，该文立即进行订正改写。並已在第八期中补入一篇新文章，作为更正，今后以更正后的修订本为准。

第九期上，我们特意请余贤龙、曹于恩两同志合写的《闽中游击区、罗汉里及魏耿》一文，用以订正上期提法不当，语意混淆的差错，以遗补工作之不足。有关魏耿资料概以九期这篇文章为准，请各位读者注意。

新加坡东张镇同乡会见闻

倪政美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乘坐的一辆小车驶抵罗郎答佐三号门前停了下来，我随着庄会长等出了车门，举头一望，就看见大门横额上用正楷书制的，约60厘米见方的从右至左“东张镇同乡会”六个大字。啊！

多么亲切！一进门就会见了好几位相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同事和乡亲们，久别重逢于异国他乡，彼此心情不言而喻。握手言欢之佘，难免勾起往事的回忆。

这幢会所是同乡集资购置的，是钢骨水泥结构的洋式双层楼房，內外装饰洋化，厅房布置雅致大方。会议厅正面墙上悬挂着新加坡总统及夫人肖像。两边壁上挂着几面玻璃镜框，內中镶着会章会规以及其他图文。大厅放着一张张圆型大会议桌，桌上摆着文具、茶具，显而易见这里卽将举行一次会议。

內容仍然是关怀祖国，关心家乡，如何动员各方面力量筹积资金，支援家乡建设，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会上发言热烈，爱国之情深于言表。海外侨胞们无时无刻不记挂乡土，对于家乡公益事业，依然是满腔热情的，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随时可以慨然解囊相援的。

东张镇同乡会筹委会组 . 成于1963年7月3日。会员由十几人逐渐增多。

由于组织健全，会干事业心強，肯为同乡服务，各尽所能，通力合作。从筹备到正式成立，经历了二十六个长秋。为侨居国的——新加坡做了不少好事，也给同侨办了许多福利事业。该会有宣言，有会章，会规，会徽——燕子，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创会宗旨在可联络感情，举办公益，解除寃结，谋求福利。筹委会于1963年组成，一九六五年夏季进行正式民主选举会干。任期一至二年。第一届职员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就职 ：正会长陈木水，副会长庄春妹 ；正总务谢贤美，副总务王修增，正财政陈恰妹 ；副财政陈于田，正副中文秘书倪朝鉴，赖德明 ；正副英文秘书徐金钿，倪亚春 ；正副交际王和钧、黃以经。候补委员严绍香，伊水金，倪天水，王长春。还设有监事会机构幷公推干事11人。该同乡会会干已改选26届。历屆人选有所变动，而现任正会长庄春妹先生则蝉联19任。现任副会长黃以经先生大公无私，素孚众望，除第二届被选为正会长外，也蝉联14任副会长。同乡会几年来的各项工作分述于后 ；他诚实，水平相当。

一、设立中、小学奖学金和大学助学金。

根据星州日报1974年7月11日刊载 ：庄春妹先生于一九七三年接任正会长后，便倡设奖学金，其宗旨乃鼓励会员子女勤奋向学，成才立业，凡系该会会员子女不论在华校或英校中，小学就读，而成绩名列前三名，操行乙等以上者均可申请。自1967年至1989年23年共发出奖学金达新加坡币四万一千四百元，受奖学生550名。经济来源是每届一年一度的会庆前由会员自动捐献。该会由1973年起又增设大学助学金。为学习成绩突出，家庭经济条件差，乏力续学深造者而设的。由乡贤何良琛，姚春桂两先生各捐三万元，共六万元新加坡币。历十七年间，享受助学金的大学生达59名，金额五万多元。目前改为细水长流办法，卽存款银行，每年取利息分发。

二、排忧解难供老背所终

会干们随时随地把同乡家家戶戶尤其是家道贫寒人家的难处都挂在自己心坎上，发现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立卽主动帮助解决。特别对无依无靠的孤独老人的生活与疾病冋题则更加无微不至的关怀。提供免费住宿，就医送药，直至治理丧事和送终以及安置骨灰，每年献花，扫墓等，都列入协助的范围之內。如同乡郑 XX 因年老多病，经济困难，有家归不得。后来得到同乡们的资助，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与其家人团聚。他逢人便说 ：感谢同乡会支持。才能叶落归根。会员蔡来进是个孤老，1978年秋，身患重病，无人照料，家贫也无力就医。乃由同乡会负责送进陈写生医院治疗。十月三十一日与世长辞后，由会干料理火葬及一切丧事。类似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三、解除寃结、言归于好

有一次同乡会有一位会员与侨联体育的一位会员。因故发生爭吵，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双方几成武斗。幸好庄会长出为调解，化干戈为玉帛，言归于好。类似这样纠纷何止这起。

热衷桑梓建设，关怀故乡亲人

东张旅星侨胞中，虽乏巨贾富翁，而对桑梓建设，举办公益事业，从来没有落人之后。早在解放前的1947年间，就有黃君诗雅，王君其义等出为集资在旧东张白豸寺山为东张小学建设名曰“星洲楼”的八间教室。该教室在解放后的1952年落成。1958年建水库时，那八间教室才拆下，原材料移在东张斗华，东张中心校重建八间教室。

数年来，国內体制由公社改为乡镇。东张镇改为东张乡。海外侨胞闻讯后，深表不安。东张镇同乡会乃备文向祖国有关方面呼请复称为镇。尊重华侨意见，激励侨胞爱国爱乡热情。终于批准东张乡恢复为东张镇。

旅星侨胞们以私人名义为故乡献资举办公益事业，项目繁多，不胜枚举。

仅就几项明显的也不尽其详。一九八一年间，东张侨联建会所（侨联大厦），是旅星侨胞起着带头推动作用，集资建成的 ；创办东张华侨闽剧团，其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来自星侨，且庄会长及其付会长至今仍然关心与支持着这个剧团。1986年，以侯家斌先生等捐资在东张街兴建了一幢星侨楼，作为文化中心应用。1989年冬，东张镇老体协也收到庄春妹先生等20位捐赠一笔福利基金。王其义先生不仅率先为东张居委老人会捐开办费，还献资“施投”，对贫苦死者无力备棺收殓的，赠送棺木。七年前，庄春妹先生独资建设东张中心教学楼一幢。去年，王其义，王和水两位先生捐资合建了东张中心礼堂，又合建东张中学教学大楼。据云，王其义、庄春妹两位侨胞还拟为东张中学增建办公楼和教学楼，工程正在计划之中，不久卽可动工。

附 ：新加坡东张镇同乡会成立宣言于居及现任职员姓名一份。

同仇敌忾战友情深

——福清华侨支援印尼独立斗争事迹片断

邹访今

福清华侨旅居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历史悠久。他们在印尼，长期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在荷兰统治印尼和日本侵略印尼此一漫长岁月里，他们同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印尼民族爭取独立的斗爭中，他们同当地人民患难相扶助、休戚相与共，同仇敌忾，幷肩战斗，在华印两大民族关系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友好颂歌！

印尼这个曾经饱受荷兰殖民统治者三百多年压迫和剥削的千岛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8月17日，由苏加诺和哈达两人在雅加达羣众大会上宣布独立。印尼的独立，是划时代的大事，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走了一段坎坷曲折的路程。印尼的独立，遭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横蛮无理的阻挠和破坏。英国的武装干涉和荷兰势力的卷土重来，都给印尼的独立运动带来极大的干扰，也给华侨带来深重的苦难。

1945年11月，新生的印尼共和国迫于形势，不得不从雅加达迁都到中爪哇日惹古城。在此后一段的四、五年中，印尼国土上无形中被分割为“印尼共和国统治区”和“殖民者占领区”，两区对峙，壁垒森严，形成了两个不同世界。

卷土重来的荷兰势力，为了扑灭印尼独立斗爭火焰，从而把新生的印尼共和国扼杀在搖篮里，它们不仅对“印尼共和国统治区”进行严密封锁，而且调动大批人马，先后于1947年7月1日和1948年12月19日两次向爪哇印尼共和国统治区采取所谓“警卫行动”，大规模地武装进攻，残杀人民。印尼人民奋起反抗，各地烽火连天，陷于一片战乱。

“印尼是华侨的第二故乡”。为了保卫印尼独立果实，打退殖民者的猖狂进攻，福清华侨和其他进步华侨一起，一如旣往，大力开展各种活动，反对殖民势力，支持印尼独立斗爭。在这场血与火的斗爭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光辉事迹。

在雅加达，福清华侨林敦瑤等人会同其他进步华侨黃周规、王纪元、张又君诸人共同创办的《生活报》，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同情和支持印尼独立运动。该报在1945年12月1日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 ：“殖民地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站在同情印尼独立的民主立场，才能迅速找出解决的途径。”在荷兰两次发动的所谓“警卫行动”时，《生活报》又不断发表新闻和言论，強烈谴责荷兰的侵略行径。福清华侨秦能华（笔名众禾）等诸人亦多次在《中学生》月刊 ( 社长为福清华侨杨维灿）发表杂文和政论，抨击荷兰殖民势力，给它们以沉重打击。

当时，雅加达巷战频繁，印尼人民武装力量和英荷军队不断发生冲突。

雅加达福清华侨和其他许多进步华侨，都冒着极大危险，用各种方式掩护印尼人民武装力量的进攻和撤退。

在印尼第二大城市的泗水埠，福清华侨同情和支持印尼独立斗爭的事迹，尤为可歌可过。1945年9月，印尼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反对英军登陆，展开了极其激烈的，在历史上著称的“泗水保卫战”。福清华侨高志荣、曹德崇、张中光、何希銮、何崇坤等人参与发起组织了华侨“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发动全市华侨青年为前线作战的印尼人民武装力量送茶送饭、救死扶伤，甚至浴血疆场为保卫印尼共和国而献身。“泗水保卫战”坚持了六个星期之久。在这场战斗中，五千多名华侨壮烈牺牲，其中不少是福清华侨。

10月25日，英军在泗水登陆后，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泗水华侨又参与发动全市华侨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军的运动。此运动席卷东爪一带城市，震撼着印尼全国。与此同时，泗水华侨领导人还假福清华侨俞昌檀新落成大厅召开会议，会后联名通电新加坡陈嘉庚先生，请他以华侨领袖名义，要求联合国制止英军暴行，另一方面又派出代表——福清华侨曹德崇向英军司令官递交抗议书，谴责英军残杀无辜的罪恶行径。这一连串行动，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物质上都给侵略者以严重打击，给印尼共和国以极大的支持。

1945年年底，荷兰殖民者在西爪哇的文登和东爪哇的卡当连续制造了惨杀华侨的事件。它为了破坏华、印两大民族在长期反帝反殖斗爭中鲜血凝成的友谊，竟然冒天下大不韪，把此惨案发生的原因，转嫁于“印尼共和国”。

继之，又以保卫华侨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企图胁迫华侨青年组织“保安队”

去充当它们镇压印尼民族运动的炮灰。曹德崇等进步华侨，凜然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终于使其阴谋在泗水遭到彻底破产而不能得逞。荷兰殖民者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于1940年10月竟然出动军警，把曹德崇、周招坤、江祖清……等26位华侨青年逮捕入狱一年多。

在印尼民族独立斗爭时期，福清华侨不仅以鲜血和生命来反对殖民侵略者、保卫印尼共和国，而且以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印尼人民武装力量。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一带“印尼共和国统治区”內的福清华侨，鉴于“印尼共和国统治区”被荷方封锁，物资缺乏，因此，除了积极响应印尼共和国的号召，努力创办起糖厂、椰油花生油厂、肥皂厂、薯粉厂、米粉厂、丁香烟厂、茶厂、咖啡厂等各种中小型厂场外，还不惜冒蓍极大风险，突破荷兰殖民军封锁线，用布帆船偷运椰干、白糖和橡胶等土特产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出售，換取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载回来，支援印尼人民武装力量，弥补他们军需之不足。另一方面，又出钱出力，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当时，在古突土经营杂货店的福清华侨林绍良，就曾经为现任总统、当时是上校的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军队提供了不少粮食和日用品，留下一段为中外人士所传颂不绝的佳话。

在印尼独立斗爭时期，其他各地福清华侨都有类似上述表现。

此种为保卫印尼共和国而献身的精神，获得印尼举国上下的一致赞扬。

1947年11月，印尼安打拉通讯社分社社长塔哈鲁汀 ? 阿赫默德说 ：“过去和现在，在印尼的华侨都坚决地支持印尼共和国政府，准备牺牲一切以对付侵略者，甚至因而牺牲自己生命亦在所不惜”。1957年10月20日，苏加诺在接见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代表时也表示 ：华裔公民“在保卫印尼独立的武装斗爭时期……曾经提供过巨大帮助。”( 摘引自李学民、黃昆章者 ：《印尼华侨史》第443—444页）这些都是对为印尼独立作过贡献的华侨华人的赞扬，也是对为印尼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福清华侨的历史回响！

九牧林在福清后裔考

林厚耀 董性俊

在国人满怀崇敬心情纪念民族英雄林则徐威震中外的虎门销烟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对林公则徐在谈自己家世时提及的九牧林及其在福清的后裔进行了初步考证，从而对以下三个问题有了比较具体清晰的认识。

一、莆田是九牧林的发端地

清道光七年，林则徐在为亡父撰写的《显考旸谷府君行状》中有关家世做了这样的叙述 ：“府君讳宾日，字孟养，号旸谷。系出九牧林氏，先世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

所谓“九牧林”，据《闽林大宗世谱》的《林氏族谱序》及福清县新楼村的“九牧林氏世系”族谱的溯源部分载，林氏出自子姓黃帝之后，历唐、虞、夏、商。商少师比干，因忠谏无道纣王，被害。其妻囚于长林石室，生了名泉。至武王克商，旌忠封墓访寻其子泉，赐姓曰林，更名曰坚。至西晉后裔，林礼徏籍于下邳（今江苏徐州一带），遂为徐之冠族。传至子颖，居徐州下邳郡为晉黃门侍郎。中州板荡，随晉中宗过三江入闽，为闽南始祖。
同时迁闽的还有黃、陈、郑、詹、丘、何、胡等七族 _ 颖公裔孙于隋初迁往莆田北螺村，传至唐林披时，迁居莆田澄渚村。林披字茂则，目所一览，必记于心，年十五写六经，年二十以经业擢第，授临汀州郡，历惠州刺史。后赐紫金鱼袋解印，又为睦州刺史。娶妻妾三人，生九子 ：苇、藻、著、荐、晔、蕴、蒙、迈、蔇、兄弟九人连科登第，唐贞元年间同时为九州 ( 端州、江陵州、横州、韶州、通州、邵州、循州、雷州、福唐州）刺史，一时传有“无林不开榜的佳话。时刺史称州牧，故谓“九牧林氏”。

上述可见，林氏受姓于周，鼻祖为比干，林坚为第一世祖 ；入闽自晉，入莆自隋。“九牧林”先祖来自中原，第一世祖系唐之林披。今世远支分，子孙后裔布满海內，而莆田则是九牧林发端地。

二、岑兜村系林则徐祖籍地

林则徐称自己的福清祖先是从莆田迁居木巳 店乡（今岑兜村）的。其父林宾日在清道光六年为则徐兄弟析产立下的阉书，对其祖先也有具体的叙述。
阉书说 ：“余世居玉融（卽福清别称），始祖高德公宋进士。传十世至榕山公，余支祖也。公生二子，长存素公，余之五代祖，墓在玉融。存素公生高祖学韬公迁省垣，生曾祖启宋公，墓俱在北关外飞来峯下……”。宾日与则徐的家世叙述，与岑兜原族谱记载吻合。在岑兜重建林氏宗祠的碑文开头就这样写道 ：吾族九牧林氏，先祖于晉代自中原入闽，一世祖高德公宋进士，自莆田徙居木巳 店岑兜。至明，始建林氏宗祠，因祠堂面对状似笔架的山峯，故称“文峯村”，以示世代文人辈出。当时宗祠大厅有“九牧家声远，文峯世泽长”的楹联。其“文峯世系”行序分别是 ：“学启肇孔孟，仁义礼智，厚泽必昌 ;教孜颂功德，元亨利贞，大道之祥”。林则徐祖辈均按此行序起名字。如其五世祖名学韬，高祖启宋，祖父孔辉，其父孟养，林则徐一字为元抚。

原林氏宗祠里有林文忠公中举和中进士的横匾，祠大厅正中有清道光皇帝御笔“福寿”荣匾，意愿卿福寿日增，永为国家宣力，以示嘉奖，此匾系道光十九年，林公任两广总督时立。厅中还立有汝舟 ( 则徐长子）、炳章（则徐曾孙）等中进士木匾。至今，岑兜村尙存林公的祖居（宋厝）、祖坟（六代祖存素公等四穴）、八角井及始祖高德公神位木牌。

文忠公及其后裔对岑兜村宗亲感情甚笃，来往密切。林则徐于道光三十年在《重修福清县文庙碑记》中谈及写作缘起时，曾说 ：“某先世为融人，后始占籍侯官。桑梓之邦尤殷敬止，……”（见王景贤《伊园文钞》卷二），在此，他称福清为“桑梓之邦”，思乡认祖之情跃然纸上。他在汝舟中举时，曾先后到岑斗祭祖。林公受御赐“福寿”荣匾时，曾写信给家居岑兜的庆堂五叔祖，交代立匾事宜。还亲书“青盖南泊，黃旗东指，悬法无闻，藏书弗纪，大人造物，龙德休否？”这幅横式中堂长约二米，宽米许，幷署有“林则徐”字样和二颗盖有“林则徐”及其字“少穆”印记。目前，这幅中堂完好保存在庆堂的直系五代孙林礼铿家中。日寇入侵，到岑兜村搜抄，礼铿父为转移这幅中堂险些遭害。在林公“夹袋录”（卽日记本）中，多处记载岑兜乡亲的人事。庆堂公考举时，食宿都在福州文藻山则徐家中。

三、华侨巨子林绍良家乡牛宅村与林则徐同是九牧林的宗亲 爱国侨领林绍良先生也是九牧林后裔，与林则徐是宗亲。

福清的林姓宗支虽多，然而由莆田迁入的“九牧林”却只有海口、上逕、城头，西门小南洋、大南洋等地的林氏宗亲。这支林氏特点是，其族谱或宗祠题有“九牧家声远，xx 世泽长”字句。“xx”则依据本族派系特征而定，如岑兜宗祠就按“文峯世系”题为“文峯世泽长”。在这些福清“九牧林”中，除岑兜村外，牛宅和新楼村与林公来往尤为密切。

据新楼村“九牧林氏”世系族谱载，该村始祖为九牧第一支苇公之裔梓公，公生二子容缵、容经，经公传永伸。现将族谱简列如下 ：林披—林苇―林恕（为韶州平乐主簿、葬莆田澄渚）—林遹（次子，为福清县尉，居西门外西溪，墓在大南洋），再传十一世代，至梓公，为新楼始祖。

牛宅林氏始祖来自新楼。新楼族谱又载 ：“永伸公入赘牛宅郑氏，遂发族牛宅，建东西支祠，自立谱。又由牛宅迁平潭之白沙旺宾是也。”牛宅重建宗祠碑记载 ：“吾族九牧林氏，始祖永伸公自新楼迁入，公生二子，长居敬公，次居安公。明神宗万历26年，建东宗祠，祀居敬公。同年建西宗祠，祀居安公。……”其族谱中宗祠联写有“祖泽光分商祚远，九牧传来，喜冠裳济济 ；方祠遙向海门开，六鳌会处，看俎豆彬彬。”在重修谱牒序中，载有“伸公世居新安里之牛宅，传至朝经公，由牛宅迁至玉沙，创业垂统，历今数百年矣。”其宗祠里原有“九牧家声远，端州（卽林披之长子苇，曾任端州刺史”，故称）世泽长”楹联。其行第为“世一大开瑞日庆云光万载，绍圣希贤迪知敏行端可智（致）；思明志广腾龙起凤煥千祥，显忠作孝正修笃学信能诚（成）”。与新楼村一样。过去口头传说牛宅祖宗由平潭迁入新楼，再由新楼迁入，这与史实不符。其宗族源流应是 ：莆田（九牧林第一支苇）—福清小南洋（通）—新楼（梓）牛宅 ( 永伸）—平潭。

林则徐与新楼、牛宅村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两村祠堂里都曾有林公中举和中进士时立的匾额。如新楼村祠堂至今尙存林则徐在巡抚两广，钦点翰林庶吉士任上立的清嘉庆十六年会试进士、殿试二甲四名进士的匾额。林则徐赶考时，特地回融祭祖，同时祭祀了岑兜、新楼、牛宅三个祠堂。在他得中后，再次回融祭祖，幷答谢三村祖庙。自此，三村来往甚密，每逢大事，彼此庆贺。林先生不但热心支持本村重修林氏东、西祠，还乐于帮助新楼、岑兜建祠，幷为岑兜林则徐纪念祠立匾，以示对九牧林宗亲深情厚谊及对先贤之敬仰。

( 完稿于1989年12月）

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入侵福清的活动

陈华光

1940年鸦片战爭后，中国被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教会加紧派遣传教士对中国入侵和征服活动。地处福建沿海的福清，成为西方教会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各教派都在福清建立教会机构，各派教堂遍布穷山僻壤，对福清社会的变化以及人民思想的冲击都是十分重大的。

一、福清是西方教会入侵的重要地区

西教正式传入福建始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是时叶向高告老返乡游寓福州，罗马天主教耶穌会士艾儒略应叶相国之邀，自杭州南下福州传教，一时文人学士奉教者达数十人，叶向高长孙叶益藩尤为热心，他捐资在福州城内宮巷建教堂一座，又在福清水陆街建天主堂，这是西教在福清传播的起点，满清入关后战乱频繁福清的天主教没有什么发展，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庭下了令禁，以后历雍、乾、嘉三朝继续严禁，福清的天主教一度消声匿迹。

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以及后来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于是被禁绝了一百四十多年的西方教会又重新恢复。福州是五口通商口岸，是列強首批猎取的地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7月），福州开埠后，西方传教士便纷纷踊来，先前被没官的教堂、房屋、田产、茔坟等都全部归还。福清的天主教也重新活动。1883年，福建设福州、厦门两个代牧区，福清属福州代牧区管辖，先后派安斯定、盂志德、赖蒙笃、欧行道、薛仁侃、车远道、季维诺等外籍传教士来传教，在县城设立总铎区，下设城关、龙田、高山、海口、渔溪、江阴六铎区，名个堂口都派外籍教士管理，幷有修女及传道师助理教务，福清天主教迅速发展，成为福州代牧区的示范。与天主教在福清恢复的同时，基督教接踵而来。该教依恃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竭力把福州做为入侵发展的桥头堡，然后向中国內地滲透发展，事实上福州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源地、福清基督教的六个教派便是从福州派生而来的。以下简述其中主要三个教派的情况 ：基督教卫理公会 ：1863年，福州南台小岭美籍教士麦利和派林振珍来福清后埔街租民房布道，收教徒六人，以后教务逐渐发展，龙田、渔溪等地设立布道区。当时全国有十个年议会，福建占三个，卽福州、兴化（莆田）、延平（南平）年议会。福州年议会下设八个教区，福清、龙田、渔溪、平潭占四个，号称“福平四大教区”，教区下设牧区，至1949年，全县有三十九个牧区，六十五个教堂，教徒达14700多人。

基督教圣公会 ：中华基督教圣公会原名安立间会，属英国教派。1850年传入福州，在福州乌石山庙宇设布道所，引起福州人民的抵制。1863年传入福清江镜前宅村，设一祈祷所。由于美以卫理公会己在龙田设立牧区，两个教派在布道中引起竞爭。后来英美教会在福州达成协议，福清划归卫理公会的传教区，因此圣公会的活动曾经中断。不久江镜玉仑亭下村圣公会施姓教徒因购买《圣经》事件，被福清县令当为通夷汉奸嫌疑犯逮捕，经福州英国圣公会吏总胡约翰向清政府交涉释放。之后，施某竭力要求胡约翰准许在福清设堂传道。经英美教会双方商定 ：圣公会把古田县作为允许卫理公会的传道区，以換取圣公会在福清传教的许可。此后圣公会便在福清江镜前宅、岸兜、港头、杭下、高山、长安等地设布道所。1882年在县城设“道源堂”，至民国初年，全县有教堂二十七个、布道所三个，四个牧师，十三个女传道，教徒达4060多人。

基督教聚会处 ：该教派发源于福州，初名“基督徒会堂”，以示聚会地点，非是组织名称。1932年，霞浦人林维之夫妇在渔溪行医传教，1935年设立渔溪聚会处，1936年传入福清县城。此后在龙田、洋头、下和洋、西坪、玉瑤、岸兜、梨港等地设立七个聚会处，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十个聚会处，信徒有1250多人。
除上述基督教三个教派外，还有其耶稣会、安息日会和耶稣圣神会。这些教派传入福清的时间较迟，但发展也很快，教堂遍及十个乡镇，教徒也有5000多人。

总的来说，鸦片战爭后，西方国家教会的各个教派都在福清建立教会组织，教堂遍布城乡各地，教会势力几乎渗透到各个角落。福清成为西方教会入侵的重要地区和征服的场所。

二、教会在福清的文化侵略活动

西方教会各教派在福清的文化侵略活动，主要的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宗教活动，传播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义。教会的各宗派在福清建立传教立足点后，便派来大批外籍男女传教士，广泛开展传教布道活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除了星期天邀集教徒在礼拜堂做礼拜外，其余时间都下到各乡村，俟家俟戶进行传教。传教的方式是 ：散发传单、圣经故事的图片，演奏音乐，讲解教义，引人听道入教。不少教士还随带药箱免费给病人治病。卫理公会福清“福华堂”还按教徒的年龄性别，成立各种组织，至“青年团契会”，把青年信徒组织起来，每星期晚聚会一次。组织妇女服务会，每月聚会一次。星期天上午搞“儿童或成人主日学，星期六晚上举行“妇女查经会”，星期四还组织妇女做“拜四”。在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里，学生和医生护士都要做礼拜。此外，福州大教区，甚至上海大教区，还经常派主教来教堂巡迥传道。基督聚会处的传教士还经常带着西乐演奏队上街演奏，在街头现身说教进行布道。基督教各教派就这样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组织、形式各异的宣传方式，传播基督教义、传播西方文明，特别是传播美国的政治文明。这些中外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

其次是文化、卫生活动 ：西方国家各教派为了配合传教和文化侵略，在福清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其中以天主教、卫理公会和圣公会较为突出。

卫理公会办的学校有 ：

融美中学。光绪十八年（1892年）根据1891年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的决定，在福清县城创办“福清培元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龙田“美会堂”內设立龙田分院，后改名为“龙田培元书院”( 又称“培元斋”），创办人是美籍方鲍参牧师，首位校长力亨利，1903年美籍教士柯志任校长，1911年改名“融美中学堂”。马尔庚继任校长。1924年改名为“福清私立融美初级中学”，附设小学部。1941年附属小学与私立毓德小学合幷，成立“毓德融美联合小学”，该校是福清第一所近代西式学校，1949年政府接管，改名为“福清县第二初级中学”，人民政府任命林贞瑞为校长。

毓贞女子中学。1891年卫理公会在龙田创办“福清毓贞女子小学”。

1917年 该校高级部迁县城后埔街，1923年定名为“福清私立毓贞女子中学”，美籍师姑班芝馨任校长。1942年抗日战爭时，与明义中学”合幷，称“明义毓贞联合初级中学”。解放初改为“福清第一初级中学”。

福清明义中学。1918年卫理公会在县城创办，美籍教士马尔庚兼任校长，1942年与毓贞女中合幷，称“明义毓贞联合初级中学”。1952年改为“福清初级师范”，后合幷入福清第一中学。

龙田毓德小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美籍女传教士程呂底亚在龙田创办“龙田妇女学”，专收教徒女子入学，学习罗马字母（拉丁文）拼音字，以传播基督教教义。1891年程呂底亚在龙田八仓井附近征地建校舍，改名为“毓贞女塾”，办八年制女学，教材以《圣经》为主，以及宗教诗篇。后改名为“毓贞中学附设小学部”。1908年程呂底亚调任福州华南女子学院院长。1920年毓贞女中迁往县城，龙田留小学部，改名“毓贞女子小学”。解放后称“龙田中心小学”。

毅英小学。1919年，卫理公会在县城后埔街办的小学，原为毓贞女中附设小学，后独立为“福清私立毅英小学”。1952年幷入县实验小学。卫理公会还在高山创办陶三小学。

圣公会办的学校有 ：港头“馨英女子学校”和县城桃园里的“国光两等小学”，此外还有圣经学校等。

天主教办的学校有 ：1917年外籍神甫安斯定在福清瑞亭教堂旁边办的“圣心小学”，1948年年立案时改称“柄文小学”。1948年江阴神甫办的江阴小学。1896年，基督教福州牧区派西籍多明我会士万文都拉来龙田接受教务，于1900年创办龙田“仁慈堂”，可容纳百余人，收养贫穷女婴，名义上宣传女婴学拉丁文（西班牙语），授以技艺，但是有名无实，女婴生活极为悽惨，死亡无数，有一年收养二十人，死去十八人，有“万人坑”之称。女婴成长后出卖，每人卖银元四十五元，出嫁卖百元。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时，竟有一半是残废。

此外，卫理公会福州教区于二十年代初在福清创办贫儿院，收容贫苦儿童。1926年北伐军入闽时，福清知识青年发起收回贫儿院的斗爭，后经省府调处，由地方收回贫儿院，创办福清公立初级中学。

其次是创办教会医院。福州基督卫理公会为了配合基督教的传播，扩大教会势力，先后在福清创办了三所教会医院，这三所医院是 ：

惠乐生医院。1900年美传教士在龙田创办“龙田妇幼医院”，美籍解师姑（医生）任院长，配有二名女医生，专门为教会学校和教徒服务，也兼给羣众看病，但不给男人治病。1912年办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员。1921年医院和护士学校迁往县城，1924年建成新医院命名“惠乐生医院”。1947年护士学校扩大为助产士学校，每年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生员。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改为“闽侯专区医院”，后改为“福清县医院”。

龙田和新田医院。1921年龙田妇幼医院迁往县城后，留下三名护士维持医院，1940年薛永香先生鉴于龙高地区人口众多，穷苦病人到县城就医十分困难，亲自带四名代表向惠乐生医院请求派人再办龙田本院，获得准许。

他组织龙田卫理公会董事会，多方筹措资金，增设病床五十张，添置医疗设备，幷改名为“和新田医院”。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称“龙田医院”。

路加医院。这是基督教聚处1934年在福清县城产塘街办的教会医院。该院请外地的传教士在医院行医兼传教。至解放前停办。

基督教除创办学校、医院外，还创办书报社。1913年，卫理公会为推销宗教书籍，开拓宗教宣传，扩大宗教影哬，在县城“福华堂”创办了“进羣社”的书报社，印刷发行多种宗教书籍和宣传品。这个“进羣社”还兼理教会的社交事务等等。

总观外国教会创办的各种文化卫生事业，其目的在于促进基督教的传播，同化中国固有的道德，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同时达到配合其宗属国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宗教的传播是对中国文化侵略和征服。这是封建落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悲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进行丈化侵略的同时，其所创办的种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而那些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科学知识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反侵略的民族意识觉醒

西方国家教会在福清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对于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封建社会的福清人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撞击。在撞击之余，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鸦片战爭时，福清人民对于祖籍在福清的林则徐禁烟抗英斗爭的事迹极为敬佩，幷引以自豪，而鸦片战爭的失败以及列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感到莫大的屈辱，他们一方面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另方面更仇恨列強的侵略暴行，这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意识，福清人民是极为強烈的，因此，当洋教传来福清之初，就遭到激烈的抵制。1863年江镜前宅施某买《圣经》之事，就被当地羣众当为通夷的汉奸的罪行而告发，幷要求清政府予以严惩。在人民的心目中，传教士是跟随炮舰而来的侵略者，洋教传入、散发《圣经》都是侵略者的邪恶行径，他们自发地抵制洋教，就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自然反馈。随着西方国家宗教的竞相入侵，随着传教士以及少数无赖教徒依恃教会势力，欺凌压迫事件的增加，“摈洋”、“反教”的教案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1891年，美籍女传道师程呂底亚在龙田強占施氏祖遗空地建筑学校，施氏族人羣起反抗，包围传教师住所，要求归还地产，程呂底亚向清政府反告被“暴徒”袭击，结果施氏族人施天发被鎯铛投狱，不久屈死狱中。

施氏族人继续抗爭，但清政府官员畏惧洋人淫威，迄意包庇，寃案无法申雪，这就更加激发人民对外国传教士的仇恨。在高山、海口、渔溪等地区都发生教会欺压羣众的事件，反教会的教案屡屡发生。特别是教会包揽诉讼，鱼肉平民的恶行，羣众最为痛恨。1910年，龙田某妇女（幷非教徒），其疯癫丈夫下落不明，竟向教会诬告被张氏族人抓走，美籍传教士方鲍参立卽坐着大轿，带领二十余名教徒前去“办案”，在查明无有其事的眞相后，方教士还硬要张氏族长办酒席三桌酬谢他们，张氏族人坚决拒绝，尽管方教士百般威赫，他们也不屈服。方教士达不到目的只好悻悻离去。当时清政府畏惧外国侵略者，告诫百姓不要“启衅”闹事，然而人民不理睬这一套，他们不堪被欺凌、被压迫，奋然而起，顽强反抗。这种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发斗争，是侵略者的暴行激发起来的，是合理的，是正义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福清人民对西方国家宗教侵略的抗争，是民族忧患意识和自卫意识的反映，在抗争的过程中也寻求民族灾难的根源，而对新教会所创办的文化，卫生医疗事业，完全是崭新的信息，如学堂里讲的是数理化，还有光化电等新学问。这些新文化，显然是孔孟儒学无法比疑的。因此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创办西式学堂，振兴民族文化，抵制教会的文化侵略。另外，福清华侨众多，他们在海外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认可西方的文化优于中国的古老文化，也热心鼓励创办新教育。1904年，第一所高等小学创办于县城，1911年，渔溪镇第一所华侨小学创立，随各乡镇陆续创办高等小学，至1935年，全县有高级小学43所，初级小学53所，短期小学60所，有小学生1817人。中学方面，1925年创办县立初级中学一所，1943年创办文光高级中学。华侨办的初中有两所 ：1940年创办融侨中学、1946年创办虞阳中学。

至解放前夕，全县有高中1所，初中4所，学生1479人。

可以看到。福清人民创办新式学堂的积极性和热情。这种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努力，是抵制外国教会侵略的民族自卫意识反映，也是振兴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