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八辑

福清西城小学办校十年小记

翁鸿猷

1930年，我同郑昱洪、陈硕桐、吳绍诰、林兆栋等同学，在福建省立福州高级师范科（六年制）毕业后，返县待派任教，各校都不接受。当时任福清县教育局长郑伯聪感到安插为难，但又不能置之不理。适値福清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王恆石，辞职赴美留学。郑局长乃将我们安置在县立女子小学任教。

我们推荐郑昱洪为校长。后又考虑到该校都是女同学，建议郑校长上省聘请女师范生江訇钗同学，来校担任音乐美术教员，幷兼关顾全校女生的管教与护理工作。不料郑校长接任不久 , 突患重病逝世。同事们乃再推荐我接任校长。当时，学校办公厅被邻校华侨小学追回。建议我校迁往水陆街双旗祠及观音堂两地筹办县立西城小学。我们也认为创办县立西城小学，更有发展。

于是我们开始筹办西城小学。将观音堂前厅截堵修建成三大间房舍，中间为办公室，左右两间为五、六年班级教室。又把两边走廊改建两间教室，供三、四年级上课之用。观音堂东边房间，修膳为小卖部，准备各种薄籍纸张文具等用品，便利学生选购。再将双旌祠前厅，整修为小礼堂，搭台，为全校学生集会及游艺活动的场所。前厅左右尚有两房间，稍加修缮。东边房间为应接室，两边房间为图书室。后厅所有佛像，全都毁掉，改修截堵为五个房间，中间为学生游艺室，添置乒乓球桌等游艺设备。东西四间为校长室及教师与工友宿舍。观音堂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辟为小花圃，着手环境绿化。双旌祠前面一大场地，由师生动手整建为运动场，以供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之赛。

又将观音堂门亭，改为学校大门，挂上“福清县立西城小学”校牌。一切都初具规模，有所进展。学校由陈硕桐任总务主任，吳绍诰任教导主任，除原校教职员外，另聘师范生吳国良及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学生杨瑞英两人为教员，教师质量不错，热心教育，且能信任教学，努力教书育人，完成各项任务，甚得各界称赞。1935年间，当时县长还偕同督学来校视察，也极表满意。

随卽遣他的子侄来校就学。所遗县长之后，毛应章继任县长，当时毛应章别有用心，要全县小学教师于暑假期间，军事集训一个月，甚不合理。我校同城南初级小学校长吳廷光 ( 也是师范生）联合拒训，不予理踩。最后，被迫只参加结业典礼了事。当年夏天，调整全县小学人事，我去接任县立玉融小学校长。杨雅忠女士为县立西城小学校长。当时，在杨校长的领导下，团结同仁，认眞办学，设备日渐充实，制度也逐步完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几次评考均名列前茅，学校办得很有成绩。1941年间，县城沦敌，校舍校具及教学设备，也都被破坏无遗。翌年，日寇退却，原教职员星散，困难重重，一时无法复课。福清县立西城小学至此停办。福清县立西城小学自创校发展及结束，前后历时十年时间。十年间，为我县小学教育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爰为记略，以供研究教育之用。

百年来福清中、小学教育发展概况

林长贤

百年来福清中、小学教育发展概况分述如下 ：

一、小学教育

清末，福清儿童启蒙教育主要靠私塾。光绪十七年（1891年），美国传教士程呂底亚在龙田镇创办一所女学，名为毓贞女子小学。全校学生仅40余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各地先后创办新学。福清县城士绅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在县城较场埔墘倡办了一所福清县高等小学堂，教员6—7人，多系科举乡试登第的举人，学生仅50人（內有秀才3人）。同年，乡居士绅与县城士绅对垒，也在县城明仑堂西邻关帝庙，办起一所私立小学堂。此外尙有光绪三十年（1907年）创办的私立通智两等小学堂和美国教会在龙田镇办的融美中学附设小学，宣统三年（1911年）华侨创办的渔溪镇第六区第一小学，校址在梧瑞村，是本县最早的侨办小学，1912年创办的私立光贤两所小学堂，校址在新厝乡硋灶村。

民国元年（1912年）冬，学堂改名为学校，此后，本县小学逐渐增多，较有代表性的有 ：民国8年（1919年）由美以美教会在县城创办的毅英小学，在高山的陶山小学 ；由英国圣公会在县城产塘街创办的馨英小学 ；由天主教在县城利桥创办的柄文小学 ；民国9年（1920年）侨胞在县城孔子庙创办的华侨小学 ；民国10年（1921年）原设在龙田镇的毓贞女子小学高级部迁入县城后埔街，留在龙田镇的初级部改名为毓德女子小学，民国11年（1922年）由华侨在渔溪梧岗创办的焦琴小学 ；民国12年（1923年）9月，在高山创办的县立小学校 ；民国13年（1924年）在县城楼锦霞创办的私立大同小学 ；民国14年 (1925年）华侨在渔溪棉亭村创办的培元小学 ；民国24年（1935年）华侨在西园村创办的西园小学。

清末民初，本县小学多为私立，以教会和华侨办的为主，但广大乡村仍遍布私塾。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根据《小学法》公布《小学规程》，幷通令对私塾加以改良。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迅速普及义务教育，分三期推行初级小学和一二年制义务短期小学。民国24年（1935年）全县有高级小学43所，初级小学63所，短期小学53所 ；民国25年（1936年）有高级小学33所，初级小学36所，短期小学60所，学生数达11781人。据称，此时乃民国成立以来本县小学教育最兴旺的时期。这一年，全县私塾计有127所，教师127人，学生1817人。

民国29年（1940年）抗日战爭期间，国民政府实行“管、教、养、卫”一体，通令各地实施国民教育，增设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和六年制的中心国民学校。本县民国30学年度（1941—42年）共有国民学校93所，中心国民学校30所，私立小学10所，私立初小10所，合计143所。

民国38年（1949年）全县有小学149所，教职员工582人，学生10,996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49年9月至1954年，本县贯彻了“维持原状，稳步前进，逐步改造，整顿提高”的方针，接办了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公、私立学校幷接管了教会办的5所小学，取消了私塾。经过整顿提高，到1954年，全县小学有204所，比1949年增加了65所 ；在校学生数达30,934人，增加了19,937人 ；教职员工835人，增加了253人。

1956年，执行了“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強领导”的方针，全县小学发展到211所，比1954年增加了7所，在校学生达39,139人，增加了8205人 ；教职员工达923人，增加了88人。

1960年，全县小学教育事业经过1958、1959年的“大跃进”，学校数发展到396所，在校学生达73,426人，教职员工迖2066人。

1960至1963年，本县对小学教育事业进行调整，以纠正1958至1960年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1963年在校学生数从1960年的73,426人减少到62,630人，招生数从1960年的29,262人减少到22,137人。

1964年，由于调整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绩幷且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本县小学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学校达到508所，此1963年增加了86所，在校学生数81，253人，均 ' 加了14,476人；教职员工2527人，增加了29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1972年10月，音西、县笼、阳下、前亭、金印、南山、梧瑞、苏田、陈白、梧岗、岭胶、新厝、南光、培元、岭边、牛宅、西园等17所侨办小学全部转为公办，侨办教师也转为公办教师。

1979年，全县小学经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数达566所，较“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461所增加了105所 ；在校学生数达134,243人，增加了64,423人 ；教职员工4781人，也增加2414人。

1980年，本县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是年，全县小学有579所，其中教育部门办的557所，农林场办的4所 ；校址在县镇的有11所，在农村的有568所，在农村还附设教学点、分教点、巡迥点等54处。

1984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本县普及初等教育工作，做了初步的检查验收，认为已达到省规定标准，幷发锦旗一面以资鼓励。

1986——1987学年度，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4%，在校学生巩固率达98.2%，五、六年级学生毕业率达99、1%，12至15周岁少年儿童普及率达97.3%。以上“四率”均超过教育部《关于普及初级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中的标准。

1987年——1988学年度，全县共有小学566所，其中有2所省重点小学 ：福清实验小学、福清城关小学 ；29所学区中心小学 ：瑞亭、音西、玉塘、宏路、北亭、海口、岭兜、城头、南岭、龙田、前林、江镜、临江、港头、占阳、高山、六一、三山、海瑤、虎丘、东瀚、渔溪、上逕、硋灶、占泽、高岭、东张、镜洋、一都等 ；4所场办小学 ：海口农场、东阁华侨农场、江镜农场、灵石林场 ；374所一般完小 ；157所初小。在校小学生129,519人（完小119,856人，初小8663人），教职员工4973人（公办3882人，民办1091人）。

二、普通中学

清光绪十八（1892年）美国教会卫理公会创办福清培元书院，相当于中等学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教会又在龙田设分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县院合幷于龙田分院，名为龙田培元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融美中学堂。

民国时期，福清只有一所公办中学，称福清县立中学，创办于民国14年（1925年），校址租赁于县城高巷陈氏宗祠。民国16年（1925年）改名为福清县立初级中学，校址移至明德书院。翌年，迁至贫儿院。民国19年（1930年）附设乡村师范一班。民国23年（1934年）改办为福清县立初级农业商业学校。民国27年（1938年）恢复为福清县立初级中学。1949年解放前夕全校有学生469人，毕业生52人。

教会办的中学有三所 ：私立融美初级中学是民国13年（1924年）由原融美中学堂改名的，校址在龙田镇 ；私立毓贞女子初级中学是民国12年（1923年）春，由原美国教会卫理公会创办的私立毓贞女子中学改名的，校址在县城后埔街 ；私立明义初级中学是民国15年（1926年）美国教会创办的，校址设在较场埔贫儿院。民国17年（1928年）迁至吳厝巷惠乐生医院旧址。

上述县城的两所初级中学于民国31年 (1942年）秋合幷为私立明义毓贞联合初级中学。

私立中学有两所 ：私立文光中学创办于民国32年（1943年，校址在县城玉屏山麓万寿寺（三官堂），设农、商两科。民国36年（1947年）改为普通中学，是本县民国时期唯一的普通完全中学 ；私立闽海中学，创办于民国33年（1944年），校址在县城原城皇庙，因经济难以支持于民国38年（1949年）夏宣告停办。

华侨办的中学有两所 ：私立融侨中学创办于民国29年 (1940年），校址在茶亭区西涧寺，翌年春，因日寇侵犯福清县遂告停办，福清虞阳初级中学创办于民国35年（1946年）9月，校址在渔溪镇上郑村，是本县规模最大的一所侨办中学。

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高中1所，初中4所（公立1所，教会办2所，侨办1所），共43个班，学生1479人，教职员工132人，应届毕业生129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6年，人民政府对原有公私立中学（包括教会办和侨办的）采取维持、整顿、改革的方针。1949年9月，闽候专署派联络员到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文光中学组织校务委员会，加強民主管理。

1951年4月，县立初级中学和文光中学合幷为“福建省福清中学”。

1952年11月，闽候专署正式接管原教会办的私立明义毓贞联合初级中学和私立融美初级中学，分别改名为“福清第一初级中学”和“福清第二初级中学”。 1953年11月，接办了私立虞阳初级中学，改名为“福清第三初级中学”。

1955年7月，闽候专署将福清中学改名为福清第一中学 ；福清第―、第二、第三初级中学分别改为福清第二中学、福清第三中学、福清第四中学。

同年为了适应侨区的需耍，在县城创办了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在新厝创办了江兜华侨中学。1956年9月，将华侨女子补习学校改为福清县私立华侨中学，同时在福清第三中学增设高中部，幷在高山创办了福清第五中学 ；1957年又在福清第四中学和福清私立华侨中学增设高中部。到1957年，全县普通中学发展到7所（其中完中4所，初中3所），在校学生5070人（高中1178人，初中3892人），比1949年增长了3.4倍，教职员工321人，增长2.4倍，毕业生1394人，增长了10.8倍。

1957年至1965年，本县中学教育事业发展正常。1958年在县城创办城关初级中学；1959年7月分别在海口、东张创办福清第六中学和福清第七中学；1960年增办城头、海瑤、江阴等3所初级中学；1961年增办江镜初级中学；同年9月将城关初级中学幷入福清华侨中学，幷在侨乡占阳村创办占阳华侨初级中学；1962年增办（江阳）高厝初级中学；1963年在南门汽车站对面创办一所城关补习学校，1964年改为城关中学 ；1965年增办上逕初级中学。到1965年止全县有中学16所（完中4所，初中12所）。

1966——1976年，十年內乱，盲目发展中学，特别是高级中学，有数量无质量，耽误了一代新人。1970年创办阳下、一都、镜洋等三所初级中学。
1971年创办三山、东瀚、梧瑞等三所初级中学。1972年在福清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等中学和江兜侨中增设高中部。同年，福清私立华侨中学、江兜侨中、占阳侨中、昌枟中学等4所侨中改为公办。1973年，增办宏路中学。

1975年港头、宏路、东瀚、江镜、江阴、上逕、镜洋、阳下、一都、城头等初级中学，根据师资条件，分别招收高中一年级1—3班。这一年起，全县完中达20所。同年，增办北亭、南宵两所初级中学。1976年，在侨区新厝增办蒜岭初级中学。到1976年，全县有中学27所（完中20所，初中7所）。

1978年在侨区渔溪镇梧岗村创办梧岗初级中学。1979年5月，福清红卫中学和福清新厝中学，复名为福清华侨中学和福清江兜中学。

1980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下来的20所完中逐步进行调整，到1983年按地区保留10所完中，卽 ：一中、侨中、二中、龙田 ( 卽三中）、渔溪（卽虞阳）、高山、海口、东张、江兜、三山等校。

1984年增办里美、五龙、上苍、沙埔等四所初级中学。

1986年，为了解决龙田镇人口多，小学生升学难的问题增办1所龙田初级中学。同年，又在芦华小学內单独设立芦华初中部。

1987年增设音西、南岭、临江等三所初级中学 ；同时，为了适应侨区的特点，鼓励侨胞回国捐资办学，还创办了民乐初级中学和龙华中学，幷将镜洋初级中学改名为良镇初级中学。原“文化大革命”期间有69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共200个教学班，经调整缩减为15所小学附设97个独立班，幷在3所职业中学（福清农业技术学校、江镜职业中学、高山职业中学）內附设初中班，有43个教学班，在东阁、江镜两个农场办初中班內设有13个教学班。

至1988年上半年，全县共有完中10所，初中29所，计727教学班 ( 其中初中608班，高中119班），加上职业中学、农场学校、部分小学等附设的157个初中教学班，共有教学班884个，在校学生44,550人（其中初中38‘824人，高中5726人），教职员工2530人（其中专任教师2034人）。与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夕对比，完中增加了9所，初中增加了25所，班级数增加了19.5倍，在校学生数增加了30倍，教职员工增加22.2倍。

解放初期省、市第一届学代会记实

方家章

东风掠大地，春光满江城。

一九四九年秋，风雷滾滾，春回大地。八月十七日清晨，解放大军进入榕城。红旗蔽日，锣鼓喧天，全省一千多万人民，喜迎解放，欢庆新生，大家热泪盈眶拥上街头，欢呼全省解放。从此，东方破晓，万象更新，人民摆脫枷锁，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挺起胸膛，唤醒沉睡的大地，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当年九月中旬，全省各类学校相继复课，虽然学校满目疮痍，一时间阵线也不甚分明，斗爭也仍在延续，各项工作短暂之间无法步上正轨，但在省市军管会及派进的驻校联络员的领导下，组织师生学习文件，认识形势，一边整顿环境，恢复秩序，陆续复课 ；一边开展拥军爱民和宣传舆论工作。此时，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减租减息、反霸剿匪、土改支前工作。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各校师生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也为了更有效地稳定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省市委和军管会决定于五零年五月，在福州召开省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以福州地区各校为主，同时邀请厦门、漳州、龙岩各地区选派代表参加。为保证开好会议，会前成立筹委会幷召开三次筹备会议，第一次筹备会省市有关领导都参加，宣布筹委会名单幷决定设立 ：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简报组、保卫组和后勤组六个小组。各组都指定了专人负责，配备五至七人成员，我当时被分配在宣传组 ；第二次筹委会，研究各学校代表名额分配及产生代表的办法 ；第三次筹委会，讨论会议日期、地点、议程和会议期间的各项活动。筹委会由省市军管会，团省委、教育厅、协大、英华、格致、高工、集美、学院附中和各地区代表共15人人组成。三月下旬就进入筹备。集中在原省府大府院办公，着手准备第一阶段各项工作。

在省委和省市军管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代会于五月廿二日在福州如期召开，这天，风和日丽，山清水沏，会场內外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一幅红底金字对联“福州市同学团结起来，为建设新福州而奋斗”矗立在大会门楼的两侧，横额是“学代大会”四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出席和列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375人，于会议开幕前一天陆续报到。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廿多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有几位领导还住在开会地方，指导会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开幕式隆重而热烈。接着，由中国人民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主任做工作报告，受到全体代表的拥戴和欢迎。报告的最后部分向全体代表提出五项任务：—、在认识大好形势的同时，充分估计斗爭的尖锐性；二、以实际行动投入党的各项中心任务中去；三、迅速稳定学校局面，恢复各校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开展爱校、护校、管校活动，确保学校不受破坏 ；四、组织师生认眞学习党和国家所颁布的方针政策，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幷以此做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五、代表要广泛团结各校师生，成为党和师生之间的联系桥梁。

当天下午是形势报告以及我省解放前夕，学生运动和参加革命斗爭的情况介绍。会议第二天，代表分成十六个小组，每组廿人左右，对上述三个报告进行讨论，我分配在第八组幷担任记录。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代表们艰苦朴素精神可嘉，讨论时都是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围成圆圈，在和煦的阳光下畅所欲言，在四个单元的讨论会上，共发了十二期简报，报道各组活动动态，反映代表们深刻的感触和切实的建议。代表们吃饭自带餐具，站立用膳，睡觉自备被褥，一律统铺。每天下午四时后，各组分头清理卫生整顿环境，晚上轮流値班，通宵达旦。虽然这样艰苦，但代表们毫无怨言，大家精神振奋，励志激扬，深知重任在肩，不计辛劳，会议开得轻松活跃，富有朝气，各组还自编自演四十多个文艺节目，幷于会议的第三晚，在三牧坊原一中大操场，举行有二千多人参加的文艺联欢晚会。

会议的第四天，大家讨论幷通过了大会拟发的《告全市同学书》，会上还决定各校成立联络组，着手筹备全省学代会，幷通知各大校组织《文艺宣传队》，走上街头，深入郊区，宣传党的中心任务。会议进入第五天，上午举行闭幕式，通过几项决议，宣读了《告全市同学书》，五个地区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接着省市领导与全体代表照了相。至此，为期五天的学代大会，完成了各项议程于当天上午十一时圆满闭幕。当天晚上由部队文工团在南华剧院演出，招待全体代表。这次会议的召开，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全省师生的关怀。解放之初百废待举，许多工作迫在眉捷，但党和政府首先把教育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对稳定和发展教育事业的作用和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重大，作用显著，可从下列几方面看到成效：

一、使广大师生认识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体会到教育事业大有可为，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受到了鼓舞和鞭策。同时，也增强了对敌斗爭的观念，扭转了学校无甚斗爭的想法。各校师生都采取措施，密切注意斗爭动向，确保学校不受干扰和破坏。随之而来的检举揭发，有力地打击了隐藏在学校內部或外围的反动分子，使学校趋于稳定。

二、会议之后，各校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围绕党的各项中心任务，采取各种形式大造革命舆论，特别是当年10月8日，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后，各校组织大批师生，深入千家万戶，开展宣传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与此同时，全市各校还组织了十六个文艺宣传队，走上街头，幷到厂矿、部队、企业单位演出，使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戶晓，人人皆知。

三、通过会议，进一步推动各校的整顿恢复工作，学校的上课、招生、考试逐步正常。行政管理、学籍管理和生活管理大有加強。51年4月，全国大专院校第一次统招联考，我省就有二千六百多名高中毕业生应考，据说，其中百分之四十考生被录取进入高等学校学习。

四、省市代表大会之后，各校相应召开了学代会、团代会，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大会提出的五点要求和任务，结合各校实际，拟出实施办法，分工负责，确保完成。所以，解放初期，我省教育整顿恢复比较快，与首届学代会的推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会议结束后，三百多名代表怀着革命豪情，带着大会的嘱托，回到各单位展开更为艰难的工作。代表们深信，我省的教育事业，在党所指引的康庄大道上，必将一往无前，阔步前进！

1989年4月20日

略述华侨对印尼社会发展的作用

俞鸿彬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素以勤劳、勇敢、智慧、有志于四方而著称。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強不屈的意志。但在解放前，反动政权的统治下，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只好离乡背井，远渡重洋，谋生度日。出洋之时历尽旅途风波艰辛。到了异国他乡，人地生疏，生活条件又极差，只能勤耕苦作，开疆拓士，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和经营一些服务业，安份守己，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后来逐步发展，组织小本经商，开办种植园、农场，幷积极介绍华夏文明。对侨居地的社会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拟就华侨对印尼社会发展和贡献这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现分述如下 ：

( 一 ) 文化方面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印尼的传播幷产生影哬，是在中印人民之间友好相处，以及与印尼社会相互交往，贸易往来不断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民族传统节目甚多，随着移民的增多，逐步传入印尼。早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印尼许多地方都是把中国的春节和元宵节当作狂欢节来过的。每逢节日来临，到处张灯结彩，摆卖年货。大年三十晚至元宵几天，家家戶戶喜庆满门，鞭炮声声陈旧岁，锣鼓阵阵迎新春。人们相互拜年，互送红包，热闹异常。元月十五晚，狂欢节达到最高潮。这时不仅华人，甚至连当地人民也闹元宵。他们不分种族，载歌载舞，耍龙舞狮，通宵达旦。端午节是中国民间为纪念屈原而举行的节日，龙舟竞发，挂蒲吃粽一整套风俗也传播到印尼。雅加达以及其它城市，每年端午节都要在江河中举行龙舟竞赛，苏拉威西等地则在海滨举行。印尼著名学者杜尔说过 ：“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不仅是华人而且也是当地人民的喜庆节日。”他指出，这种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被印尼人民接受下来也是出于自觉自愿的。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汉语的产生历史悠久，随着印尼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加，社会活动的逐渐频繁，汉语对印尼语的影哬也不断扩大。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印尼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主要是闽南话借词），据初步统计，这种借词大约有三百个左右，这还是指目前可探究出其词源根据而说的。如果将那些还未能探明词源的也包括进来，恐怕远不止这么多。例如 ：茶 (tea)、豆腐（Tauhu)、茶壶（tero)、房间（pangkeng)、楼阁 (loteng)、米粉（elhua)、虾米（liehi)、炉子（Arglo)、萝卜（lobach)、小舟（sampan)等。由于这些汉语借词大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在平民百姓中的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由于早先就被印尼语所借用，因此已融化在印尼语中，以致印尼人也感觉不出它们是外来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还能产生构词能力，从而逐步演变成为印尼语中的基本词。当然也有一部分被淘汰。但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词汇被印尼语所借用的，起了丰冨印尼语词汇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语言事实。在文化方面如工艺品、工艺技术、科技、文学、音乐、戏剧等方面，华侨将中国的优良传统和丰冨內容也源源不断地奉献给印尼民族。这对丰富印尼人民生活，提高印尼民族素质，促进印尼社会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印尼历史学家陶威斯、德克尔在《印度尼西亚史纲》中就毫无讳忌地说：“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除取得商业上利益外，还有其它好处，卽中国优美的文化传播到印尼，使印尼的艺术和文化光辉灿烂起来。”这是一段很全面的概括。

( 二）经济方面的贡献

侨居海外的华侨，他们不仅热心于家乡建设，而且对居住国的建设事业也十分关心，洒过汗水，立过功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与居住国人民和睦共处，共同劳动，开发了当地的资源，促进了居住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发展农业和经济作物。十七世纪时，印尼的加里曼丹和爪哇岛还是属于丛林草莽，未曾开发的地区。华侨移居到这里后，他们不畏自然条件的恶劣，劳动工具又差，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披荆斩棘，开垦荒林。几年后，便开辟出大量的农田，种植稻谷，培育经济作物如椰子、槟榔、蔬菜、橡胶、烟草等。后来邦加一带成为西加里曼丹的重要谷仓。这对印尼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印尼人民食物来源，丰冨印尼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华侨都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和实际贡献。

其次，对居住国开发矿业资源和公共工程建设的贡献。华侨是开发印尼西加里曼丹金矿的主要劳动力。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多数华侨都集中在这一地区从事开发劳动。据法国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认为 ：“中国华侨他们在采掘方法上能运用机器供水直至矿床，比起土法采矿显得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华侨对印尼矿业资源的开发做出了贡献。除了从事农业和开采业之外，印尼华侨还和居住国人民一起建设一些公共工程，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这正如罗伯铿所言“……华人最先开采各矿，至今还是继续。”他们还进入深山巨林，斩棘伐木。也有因为气侯恶劣，有所伤亡，不少人不幸牺牲。其它如公共建筑、桥梁、铁路、水利设施等工程，也多由华人经办参与开发。回顾往昔，……就可知道他们的贡献了。”

再次，华侨商贩活跃在印尼城乡各地，促进了商品流通，满足了生活需耍。起了供与需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一点可以郑和下西洋历史事实中找出依据。十五——十六世纪的印尼社会，正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些岛屿和內地山区及少数民族区域，还停留在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末期阶段，以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同当时正处于发达的封建主义阶段的明代中国社会相比较，当然是落后得多了。因此，明代中国输进印尼的铁铫、铁鼎、铜鼎等铁器和铜器以及明代中国的青花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输入。无疑给印尼人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对于推动印尼的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文明都起了很大作用。在《西洋番国志》和《瀛涯胜览》中关于铜钱有过两段记载 ：在爪哇，“国人多富，买卖具用中国铜钱。”在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当地的商品流通，从而促进印尼各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有这些是和在印华侨的活动分不开的。华侨对于印尼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此外，在开辟和发展海港和商业城市方面，成绩也很显著，几个著名的古老海港市镇的开辟和发展，都是同华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元末明初，杜板、锦石各有千余家华侨集聚形成村落，幷将这两个地方开辟成海港城镇。泗水也有不少华侨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共建墟市码头。当时泗水等地“鸡羊鱼菜甚贱”，“金子和诸般宝石多有买卖，民甚殷富”，“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市场的繁荣景象。这应归功于郑和下西洋和华侨的积极开拓和经营所带来的。

( 三）在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中的贡献

酷爱和平、不畏強暴、敢于斗爭、敢于胜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优秀传统的重要部分。华侨同样将这一优秀传统带到居住国，幷加以发扬光大。在这里我想以“红河惨案”为例加以说明。在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尼进行殖民掠夺以前，华侨商人以他们的诚摯和蔼的态度和平等、互利的经营原则赢得了印尼人民的信任和欢迎。而荷兰殖民势力东侵之后，开始了对印尼岭土的蚕食鲸吞，华侨和当地居民一样从此陷入了殖民统治的桎梏。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殖民势力的強化，对华侨的迫害也逐步加強。华侨和印尼人民友好相处自由贸易的现状受到了破坏。殖民统治的迫害决定了大部分华侨和印尼人民一起，投入到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斗爭中去。一六九三年爪哇华侨和当地居民在爪哇各地同时举起了反殖民侵略的义旗，揭开了华侨和印尼人民共同反对荷兰殖民侵略的序幕。一七四〇年的“红河惨案”爆发了华侨反荷斗爭的汹涌浪潮。一七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荷兰总督华尔康纳強迫华侨和当地部分人民离开爪哇，押往锡兰，在途中倍受折磨起而反抗。结果，遭到了血腥屠杀。死难华侨竟这万人之多，被毁房屋达七百多所，损失惨重。

华侨为纪念这次反殖民主义斗爭，称为“红河惨案”。惨案不但没有阻挡华侨的反抗斗爭，使华侨和当地人民更加团结起来，幷使反殖民统治的斗爭力爭汇合到一起，形成一股共同反对荷兰侵略者的巨浪。

上面概述了我国华侨对印尼社会发展的贡献。这包括了文化、教育、商业以及经济开发各个方面。这充分说明了华侨在侨居国，与当地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和睦相处，幷与当地人民同策共力，在发展文化教育、开发生产建设、组织商业贸易、反击殖民统治斗爭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 ：
（1）、《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华侨史论文集》（四）曁大华侨研究所
（3）、《华侨史》2/83 10/85晉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编 （4）、《东南亚史论文集》（一）、曁大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

江兜王氏家族占据星马汽车零件业

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各大市镇，处处可见颇具规模的汽车零件公司，这些公司居多是福清江兜王姓老板开设的。江兜王氏家族经营这个行业的历史已达半个世纪了，如今他们巳成为星马地区汽车行业的重要枝柱，推动了该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

汽车传入新加坡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的嘉斯兄弟公司由德国购入一辆名牌汽车本兹，（Bens) 卖给东方拓展电报公司的弗罗斯特。奥义夫人从外国引进了三部小型汽车。此后，汽车逐渐在星马地区流行。一九〇六年一家由欧洲人组织的汽车公司在乌节路开业。接着英、法、德、美等各国汽车相继涌入新加坡市场。到一九一七年新加坡的汽车突破一千辆，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增至四千五百辆。

王万高是星马汽车零件业开山祖

随着汽车交通的流行，催化了汽车零件业的发展。最先开拓这个行业的是福清江兜王万高先生，他创设源和兴公司，经营汽车零件兼代理英国著名的礼里牌自行车。王万高经营有方，源和兴业务蒸蒸日上。他大力鼓励乡亲和宗亲南渡，把他们吸收到汽车零件行业里工作，培养一批精于汽车修配的人才。因此，王万高是这个行业的开山鼻祖。

比王万高稍迟创业的王祖德、王祿梓、王德标等人，遵循王万高的足迹，从福清江兜飘洋过海到马来亚。他们披星载月，日夜奔驰，流尽血汗，先后分别在芙蓉、新加坡、怡保等埠开设福和公司、万丰隆公司、福源兴公司。经营福特、飞霞等汽车零件及英国自行车，他们艰苦创业，奋斗数十年终于成为星马汽车零件商之泰斗。可以说这三位老先生与王万高从事汽车零件业的第一代江兜王氏族人。亦是江兜人到海外开拓之先驱。这四位老先生虽已作古，但他们为后代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四位老先生在扶植下一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胸怀开拓，磊落大方，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尤其对族亲厚爱有加，当他们经菅的汽车零件业初具规模之时，便引荐亲房族人到马来亚共谋事业，先安排在公司內打杂学艺，当他们掌握了这个行业的业务和积累若干资金后，便鼓励、支持这些有志气的年轻人出去创业，另起炉灶，开设公司，以求拓展。汽车零件业巨商王万源的创业道路便是一例。

王万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十五岁时，由江兜到厦门登上“万福士”轮船，梯航南渡，先到芙蓉福和公司当杂工学艺，在老一辈的培养下，很快掌握了经营汽车零件的窍门，积累一些资金之后，便和一些宗亲兄弟以及朋友关系开设大顺公司，当起老板，成为星马地区王氏第二代企业家。

王万源的侄儿王福顺，一九四七年从江兜到新加坡，先在其叔王万源店里打工学艺。后来也成了汽车零件业巨商。又如，最近出任森林金融董事主席的王声邽，早年也是在大顺公司工作的后起之秀，其他如王声金、王声世等人，也都是大顺公司出身的汽车零件商。

王氏家族汽车零件业发展模式

王氏家族在汽车零件业的发展模式是以江兜王氏宗亲为纽带，组成托拉斯式的汽车零件业联合体。其发展过程是 ：凡从福清到海外的江兜王氏子弟，先在叔伯辈的公司当学徒，掌握了这个行业的窍门和累积了若干资金之后，这些长辈看到这些有志气的年轻人，全是自己的亲房堂兄弟，于情于理都得支持，竭力鼓励他们另谋发展，开设公司，这些新公司成立后，在业务经营上与总公司紧密结合，成为旧公司的分公司。例如王德标经营汽车机械附件商，由于事业兴隆，逐慰然成为怡保埠数一数二之汽车件行焉后，便随得引亲房族人到马来西亚共谋事业，这些亲房族人在福源兴公司出身的有 ：亲房族人王吓灿开设南方吉隆坡有限公司 ；亲房宗叔王光顺开设四顺汽车有限公司 ；堂弟王振国开设华裔汽车公司 ；堂弟王振贵创设南华贸易有限公司和东华汽车公司 ；堂弟王振寿创设东成汽车公司 ；堂弟王天意开设万隆汽车有限公司 ；堂弟王福珍（巳故）开设福裕汽车公司 ；堂弟王振霖与乡亲合股开设大众贸易有限公司，利众机械有限公司，马来亚活塞汽缸（马）有限公司、南亚链条工业有限公司、东亚制车布（马）有限公司 ；宗侄王声武开设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于是江兜王氏家族的汽车零件业，便象一条大川细分出去的支流，流域的面积愈来愈广，形成一个家族式的托拉斯行业。

在星马的汽车零件业中，颇具规模的几十家公司，多数是王氏家族人的生意，也有不少是女婿性质的公司。这些非王姓同业，他们早期在王氏公司任职，与顾主的女儿成亲之后，出去发展，同样地也就成了岳父的分行。他们的企业仍然与王氏宗族的血缘纽带连系在一起，实际上也是王氏集团的联合体。

第三代王氏家族业务多元化

王声邦于一九四六年离开大顺，创设中央汽车私人有限公司，最近又出任森林金融董事主席，成为各方所赞许之商业家，王声金与王声世则开设大亚公司，王福顺于六十年代自己创业，成立华达国际商行，成为驰骋商场、饮誉南国之实业家。王声邦、王福顺依照辈份来说，他们巳经是王氏家族从事汽车零件业的第三代了。与王万源同样在福和公司出身的王荣銮、王荣凤昆仲离开福和后，创设华侨公司成为福和之分行。后来王荣銮又另创伟达公司，是个重言诺、守信誉、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之汽车机械实业家。

大顺的王万源年迈退休，业务由他的五位公子发祥、发祺、发祯、发祐、发祚掌管，他们有为敢摆脫传统的旧框框，使业务朝向现代化。

华达的王福顺则在四位公子的协助下，越过汽车零件业的范畴，向机械工程、半导体电子业、产业及金融投资等业务发展，成为多元化的企业。

注 ：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及星期影视1988年3月20日发报等有关资料……整理。

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简介

新加坡江兜王氏家族的侨团组织——王氏公会，成立于一九五二年，总会设在新加坡。王氏侨胞近万人，散居星、马、印（尼）泰等东南亚各国，相当闻名。其先人早在清末同治年间，目睹苛政日残，民不聊生，毅然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先至星马，后到印尼，出卖廉价劳力，換取温饱。经过百余年来的惨淡经营，胼手胝足，克貂箕裘，在事业上多有辉煌成就。其后辈子孙，踏着先人脚印，披星戴月，日夜奔驰，奋力拼搏，其资力的集聚和活动能力，多数胜于前輩。王氏家族后代华侨除了继承先人经营汽车行业外，幷参与银行金融、纺织、巴士、地产、建筑等大型企业 ；且在橡胶、棕梠、矿业等各方面，亦多有巨大建树，尤其汽车行业在星马一带尤为先驱，高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新加坡车商公会几任主席，均系江兜王氏华侨任之。现任车商公会主席王发祥先生系星马汽车零件企业家王万源之长子。（前任主席王声邦亦是江兜人）。江兜华侨，财力雄厚，财产达亿万元者有五六家，千百万元者，更是不可胜数。且第二三代的华裔，多数受过高等学校教育，培养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诸如博士主治医师，院校博士教授、电脑专家、工程师、化学师、会计师、绘测师、建筑师，甚至尖端科学亦不乏其人。

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设在新加坡，是联系在东南亚各国江兜乡侨的核心，现任主席王福顺、付主席王声邦，名誉主席王万源是公会的中坚人物。江兜侨乡建设事业和海外公益事业，多以公会名义，相为号召。如早期（1953年）建成的江兜小学，公会一经号召，就集资二十多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实际小学基建只用十二万元之则，余款被马来亚政府冻结，后转给怡保培元小学之用。老一代华侨深知祖乡贫瘠缺水，是个贫穷的农渔村庄。一九七一年开始，号召捐资围海造田三百八十亩。不仅改变家乡世代缺粮的面貌，而且改变了过去每年国家约七万多斤的统销粮，变为不但能自给有余，还售给国家二万多斤爱国粮。继而建变电站，赠送发电机、拖拉机、拉电照明，扩建中、小学、建设电影院、医院等。项目之多，资金之巨，闻名海內外。更値一提的是，老一代华侨，为使后辈侨生不忘基根故里，不忘祖宗搖篮地，使江兜侨乡建设后继有人，使第二三代后裔回乡寻根问祖时，能住下来，特於一九八一年建起江兜华侨大厦。老一代的华侨爱国爱乡的热忱，令人敬佩。相信江兜王氏家族的祖乡和海外宗亲定能承先启后，精诚团结，百尺竿头，更上一层，为振兴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振南、王福瑞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

战后印尼华文文学与福清华侨

邹访今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文文学，是印尼文学事业一个组成部分，是祖国文学事业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学事业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衰直接间接受到世界局势特别是印尼局势的影响。回忆它自廿世纪初叶萌芽以来，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在战后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曾经蓬勃发展过一个长时期，以后由于当地风云变化，乃一步一步地走向式微。本文想就笔者所知，对战后一段长时间里福清华侨在扶持和促进印尼华文文学发展的情况，作一次历史的回顾。

印尼福清华侨，大部分都是经营工商业，也有不少人从事华文文学活动和支持华文文学事业。印尼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战后时期由于条件限制，能夠以单独面目出现的，有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是附丽于其他华文报刊。它的命运紧紧地同华文报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到了六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除了附丽于华文报刊外，还以文艺丛书姿态出现。因此，谈到战后印尼福清华侨为繁荣华文文学所作出的劳绩，大致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以人力财力物力创办和支持华文报刊事业和华文书籍出版业，另一个方面是从事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翻译实践。根据印尼形势发展变化和华文文学的发展状况，我想就此问题分作两个时期来论述 ：

第一个时期是从日本投降前夕至1960年10月 ；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11月至1965年9月。

福清华侨致力于华文报刊的创办和复办积极从事创作活动 （日本投降前夕——1960年10月）

在这个时期里的印尼形势发展是 ：印尼民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1955年万隆会议后，全国为爭取领土主权完整，解放西伊里安进行不懈的斗爭。但是政党林立，各派政治力量无法平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人民生活困苦。此时有一股势力，为转移视听，竟然对华侨的居住问题，就业问题，文化教育问题采取诸多限制、排斥措施，华侨处境困难。在这一时期，福清华侨对华文文学的功绩，主要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致力于华文报刊的创办和复办，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的文学活动，为华文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福清华侨素有热心于进步文化活动的优良传统。早在1936年，何希銮等人就在泗水创办过《玉融周报》，日本南侵后的1942年，秦能华、林友光等福清华侨大力支持过林降祥创办的《星星半月刊》地下刊物。这些刊物的寿命为期虽短，但却象夜空中划过一道星光，刺破了夜的黑帘。日本投降前夕，秦能华又在东爪哇谏义里同其他华侨一起创办新潮社幷主编该社出版的《新潮简报》和《吶喊》月刊，给日本侵略者敲起丧钟，给广大华侨传播了福音。

日本投降后，民主潮流激荡，福清华侨继续挺进，大力支持华文报刊的创办和复办。在泗水，何希銮等人创办《融声》和《羣报》月刊，赞助《大公商报》的复刊。在雅加达，福清华侨杨永奎创办《南洋画报》、杨维灿（现在中联部）同其他华侨青年一起创办《中学生》月刊，秦能华为该刊初期编委。林敦瑤等福清华侨同其他爱国华侨黃国规、王纪元、黑婴等人一起创办《生活报》和《生活周报》。五十年代末，林日顺、陈燕生等福清华侨共同创办翡翠文化基金会，出版《印尼语文学习》月刊，这些华文报刊的创办和复办都给战后的印尼华文文学带来欣欣向荣新气象。它团结了华侨新老写作人，涌现了广大的作者羣和万紫千红的文学作品。

就这一时期积极从事华文文学活动的福清华侨作者和作品来说，据笔者幷不全面的了解有如下诸人 ：何希銮、王光恆、王辉墀、倪秉中、俞其公、陈立美（以上三位尙住在印尼）陈燕生、陈弘，林友光杨维灿，杨永奎（尙在印尼），俞昌墀（现为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纪检书记），秦能华，秦能珠等人。

其中在文坛上特别活跃的有秦能华、秦能珠昆仲，王辉墀，陈燕生等人，秦能珠以“航波”笔名，在《中学生》，《生活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反映华侨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秦能华以“众乐”、“陈森”、“技松”、“高南”、“秦”、“秦告”等十多个笔名，不只在以上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而且在雅加达《新报》，锡江《每日电讯》发表了不少杂文，散文等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如《新中国与华侨》《迎接我们的春天》《论印尼独立与华侨》《由鲁迅笔下的人物讲起》《古董展览》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王辉墀在《生活报》的许多杂文和电影戏剧评论，传诵一时，其电影评论在六十年代前后结集在香港出版，影响海內外。陈燕生主要是从事外国文学和外文华侨史料翻译，其某些译作如《红溪惨案始末》巳在六十年代结集出版。

与此同时，在福清华侨所创办或全力支持出版的华文报刊上，也湧现出许许多多非福清籍的华侨华人作者及其作品。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主要如下表所列 ：

此外，尙有左联诗人杨骚在主编《生活报》时期用“北溪”，“牛山”、“忆”等笔名、曹辉贤用李宿赵宏的笔名写的杂文，杨化、余峯、黃东平、林文轩的杂文 ；邹访今用“如羿”、“济贫”等笔名，梨青用丹娜、李梨尼等笔名写的文艺评论以及黑婴主编生活报时写的多篇散文和小说，淑虹，耿奋、谷衣等人翻译的印尼作家的诗歌小说，都分别在《生活报》、《生活周报》、《大公商报》、《中学生》月刊发表。

这时期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有黑婴的《红白旗下》、《时代的感动》，被选入韩萌所编於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南洋散文选》的有杜坚的“小鬼同志”，被选入沙里洪所编先后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香港岀版的两本《印华文学选》的有林下人的“夜听杜鹃啼”、方步樵的“把岁月掷在他们身上”，犁青的“在印度尼西亚”和邵产的“西伊利安之歌”等等。

这一时期的印尼华文文学，总的来说，其倾向是好的健康的。题材多姿多采，风格多种多样，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印尼华侨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印尼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印尼和反战保和的思想和感情，对促进华侨爱国大团结和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是历史发展到1959年和1960年，印尼排华黑浪掀起，华文报刊遭到厄运。福清华侨创办的《印尼语文学习》月刊因其內容是以印尼语文学习资料为主，倖免于难外，其他都被迫相继停刊，而蓬勃发展的华文文学也就一时陷于沉寂状态了。直到六十年代的第二三年，由于福清华侨的努力，才又渐渐繁荣滋长起来。

福清华侨坚持办好出版业，

培养文学写作新秀促进了华文文学新发展

( 从1960年10月一1965年9月）

这一时期，印尼局势仍是动荡不安。但对华侨政策已有所缓和。

五十年代末掀起的排华逆流，经过中印双方努力，从1961年开始，渐渐平息。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后，情势日益好转。印尼华裔籍民办华文报刊，纷纷出现。在泗水出现华文《友谊报》，在雅加达出现华文《首都日报》、《忠诚报》、《火炬报》和《革命日报》。这些日报的编辑人员，大部份都是爱国华侨和进步华人。1964年夏秋之间，老牌《生活周报》也复刊。

这些华文报刊都有拨出一定篇幅刊登华文文学作品，但毕竟有限，加之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写作人，在五十年代归国的归国，改行的改行。因此，华文文学的繁荣滋长，仍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福清华侨对华文文学的功绩，就在于坚持办好自己的出版业，培养后起之秀的华文文学写作人队伍，把华文文学事业推上一个新阶段。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从而使华文文学处在“眞空”的日子里，福清华侨林日顺、陈燕生等人创办的“翡翠文化基金会”改进自己所编的《印尼语文学习》月刊。此就是除了继续刊登印尼语文学习资料外，也大量刊登华文文学作品。资涤的梁披云、施子贞以及常习之，李旭和陈燕生等人都曾经在该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到了1962年，“翡翠文化基金会出版社除继续办好“月刊”外，也陆续出版“文艺小集”计共六本 ：卽《给华侨女学生》、《新夫妇》，《歧路》、《一个女人的控诉》、《异国情鸳》和《椰风蕉雨》，这些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确确实实塡补了那几年华文文学作品的空白。

1963年和1964两年“翡翠文化基金会”为了培养写作新人，鼓励华文文学业余作者，连续几次举办《全印尼华校学生作文比赛》和《翡翠文艺有奖征文比赛》，邀请各华校语文老师和资深文化界人士进行评选。

第一次全印华校学生作文比赛，于1963年9月至11月举行。收到印尼全国49间中学学生的来稿共两万多篇。评选出26篇，收入《全印尼首届学生作文比赛入选集》，于1964年出版发行。接着举办第二次学生作文比赛，来稿亦相当踊跃，质量较前提高，评选出30篇，收入《第二届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入选集》于1964年6月出版发行。

《翡翠文艺有奖征文比赛》奖金分为第一名七万五千盾，第二名五万盾，第三名二万五千盾，入选奖一万盾。此次征文比赛自1963年11月开始至1964年10月结束，为期一年。收到应征稿件147篇，包括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短诗、剧本、相声和童话等。形式多样，题材多样。评选出13篇，其中第1、2、3、名各一篇，入选作品10篇，收入《翡翠文艺比赛入选作品集》，于1965年5月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翡翠文化基金会，还出版了《翡翠青年文艺专集》、《盜火者的爱情》、《青春的火焰》、《万隆孩子》、《朌望》和《雾海笛声》。共收入137篇文学作品。作者上百人。这几本“青年文艺专辑”自1964年2月11日陆续出版发行。

1965年，翡翠文化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业务。出版了印尼华侨文学业余作者个人集。其中包括李旭，立人合著的电影文学剧本《锡岛恩仇记》、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明朗的日子》、黃裕荣的散文诗集《春风的波浪》和啤仔、小锋的《印华文艺评论集》第一、第二集两本。这些文集中的作品，都是以前曾经在印尼各华文报刊发表过的。它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在这一时期里，翡翠文化基金会还推出了原泗水《大公商报》总编辑张实忠用虛苦笔名写的几本著作 ：《子夜诗歌》、《史话及其他》、《鲁迅、耶苏、圣母娘》，常习之著的《勿里洞华工事迹》、慕由著述的《天地会》《西加公司组织》以及万隆自然科学会福清华侨侯汉宏和傅斯德合编的《印尼药用植物》。

在这一时期，福清华侨为了印尼华文文学事业，可谓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了。

结束语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华文文学在印尼，在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所有华文报刊被封闭，华侨出版业被查封，都业已成为斜阳秋草了。但是在印尼以外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各地华文文学领域里，我们仍可看到当年福清华侨创办或大力支持创办的华文报刊上写稿的作者在那里默默地耕耘，而且出现了不少闻名于世的作者，如在中国的白刃、在印尼的黃东平，冯世才，在新加坡的谷衣，在香港的犁青等都是当今世界华文文坛上甚为活跃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福清华侨苦心经营的印尼华文文学事业没有败落，当年播下的种子，至今仍在繁荣、滋长、开花、结果……。

海口地区华侨办学概况

作者 ：江英时 林定遂

海口镇位于祖国沿海地带，交通较为发达。解放前开赴印尼东南亚一带的嘉敖船，经常来往这里。当时，劳苦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为寻求出路，只好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流浪谋生，海口镇的每一村落都有，人数也不少，后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定居客地。

出外谋生的侨胞中，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他们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也出于爱国爱乡的热情，不少人倡议发动捐资，在家乡创办教育、设立书院，接纳贫苦大众的子女入学，几年时间遍及各村，深受大家拥护。

海口的龙江书院、里美的隆中书院，算是最早诞生，继而柏渡、梧屿、玉屿、前村、岑兜、南厝、石溪、东阁、牛宅书院相继成立。东阁的华侨还办了西城、东安、锐锋、士林等四个书院。

海口的龙江，里美的隆中和岑兜的文峯书院先后改为小学，规模也相应扩大。梧屿在俞肇兴、俞肇溥的主持下，也改梧屿书院为梧屿小学，之后，玉屿书院也在陈聿纵倡议下改为小学。里美、梧屿、玉屿三乡还派了俞宏俊、俞肇溥、陈聿纵三人，专程去印尼为办学募捐。海口、里美、梧屿三所小学的校舍规模在当时闻名四方，尤以梧屿小学为最巍峨山巅，气势不凡。尔后，柏渡、先強两书院合幷改为柏仙小学，牛宅、南厝、前村、石溪等村也先后改为小学，东阁四所书院幷为东阁小学。若干年后的实践证明，我县的一部分政、法、师范人才，是出自海口地区的，可见当时的书院和小学起有一定作用。

解放后，华侨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更为重视，海口小学侨建两层校舍12间蔚为壮观。牛宅、斗垣、玉屿诸小学，校舍煥然一新。东阁小学与南厝小学合併，称为东南小学。两村在印尼、新加坡华侨，热心捐款、慷慨资助，用于扩建，修缮校舍和添置教学设备。

粉碎“四人帮”后，里美村侨胞热心捐款，又先后建了里美小学、里美初中班的校舍和宿舍。接着，前村小学、西岐小学、塘头小学、车南小学在侨胞王良英、周廷秀、陈寿平、陈水云等热心资助下，陆续捐款，先后扩建、·6·新建许多校舍，以供教育发展的需要。澳侨陈亚夫先生关心家乡玉屿小学的教育事业，自己独建一座“海德楼”、印侨林绍良先生在村侨原建一层校舍中又捐献一十万元，加建两层，名曰 ：“兴铎楼”一时传为佳话。

一九八一年春，海口乡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俞肇兴、陈亚泉、陈春炎、江英时等同志，去函给爱国爱乡的侨领乡贤林绍良、陈亚夫先生，承两先生热心资助，前后又建成海口小学教学楼、礼堂各一座，价値人民币47万元，牛宅小学礼堂、教学楼各一座，价値44万元。海口中学教学楼、教师宿舍各一座，价値84万元，男、女生宿舍楼各一座，价値60万元。据云，海口新办一所初级中学，也正在拟议之中。

侨胞王良英先生于一九八六年筹划了一笔资金，设立教育事业基金会，奖励教书育人有成绩的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受惠的学校除海口各中小学外，城关几所中小学也有，这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有较大作用。

祖国正欣欣向荣，一日千里，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侨胞对桑梓教育事业的贡献，我们家乡父老铭刻在心，他们为社会主义四化大事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功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功标乡国垂青史 高风亮节留人间

——纪念高至荣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俞木犹

似水流月，时光荏苒，吾邑侨贤高至荣先生一九六九年二月四仙逝迄今已是二十个春秋了。历史的长河虽然流失了无数的美好岁月，但流失不了一个人的功绩与声誉。一代侨贤高至荣先生其身虽殁，但他的芳名与玉融侨务事业紧密相连，宛如音容长存。海內外的玉融儿女永志不忘这位为开拓乡国侨务工怍建功创业、风范高尙的志士贤人。

一、创业异邦，深孚众望一侨领

高至荣先生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出生于福清三山乡玉瑤村。一九三二年六月远渡重洋，侨居他邦。为了在异国生存，弱冠年少便奔波闯路，在印尼加里曼斯时，他历尽艰辛，苦心经营小本生意。经过艰苦奋斗，生计得以逐步发展，集赚一些资金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移居泗水市经营远通五金店。由于其讲究信用，经营有方，遂使生业隆盛发展、景况喜人，在乡侨中堪列成功者之林。

他关心乡侨，为人忠厚正直、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深受侨民的赞许和钦敬，因而，在侨居地期间，先后担任泗水玉融公会主席、泗水新华中学副董事长、泗水中华侨团联合会副主席、泗水中华医院理事、泗水中华商会副理事长等职。其在任职期间，为了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和民族尊严，表现了旅外玉融儿女的优良气质，他曾为此遭受迫害失去人身自由。在逆境中，他从不改变初衷，仍继续进行侨团活动，为进步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开拓侨务、造福桑梓多政绩

一九五三年九月，他参加华侨观光团回国观光时，看到了新中国建立后欣欣·2·向荣的景象，心感欣慰，更加激励了他热爱祖国的深情，决心为报效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之，他放弃了苦心经营幷取得成功的商业，毅然决定回国定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和器重。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县召开第一届侨代会时，高先生被荣选为福清县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上任后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家乡的经济建设。他利用在海外有着广泛联系面的特点和自己的声誉、影响，密切配合党政部门开展侨务工作。为了家乡的建设和繁荣，他呕心沥血，出谋献策，积极提出许多符合我县县情的合理化建议和设想。一九五六年他荣任副县长兼福清县侨联会主席、华侨建设家乡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县侨务工作，肩负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打开侨务工作新局面，实现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他多次主持召开归侨、侨眷会议，动员海內外人士同心协力，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一九五八年五月间，又主持召开侨眷属建设地方工业誓师大会。这些会议表现了高先生建设家乡雄心壮志。在高至荣先生的努力工作和带领下，吾邑旅外侨胞激情满怀，国內归侨、侨眷踊跃支持，全县侨务工作呈现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福清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及华侨中学的创办，福清油厂、糖厂、海口华侨农场、三山硋瑤中学、高山医院、龙田医院门诊部、福清游泳池、福清灯光球场的兴建，都是在高先生主持之下产生的。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我县侨胞为地方投资四百七十八万元，为家乡捐资三百三十多万元用于建造学校、医院、农田水利、道路等公益设施，这些业绩都包含着高先生的辛勤努力。

一九六0年在自然灾害造成困难时期，他到香港积极组织联运，进口了大量粮食、食油、糖、副食品等，为缓和、解决我县归侨、侨属的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六一年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中，为了支援家乡农业生产，高至荣先生密切联系海外侨胞，尽力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工作。在侨胞支持之下，全县接受了侨胞捐助进口化肥七千吨、喷雾器三百多台、高效农药550磅，还进口双轮双铧犁及其配套的轮胎和优良蔬菜种籽一千磅，这些物资不仅为促进我县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耍作用，同时还支援了福州、长乐、永太、平潭等县的农业生产。为了关心难贫侨的生活，他积极协同人民政府，于1965年创办了联华茶果场，安置了受排华回国的贫侨及其子女。

随着国內外形势的变化和物资生活的提高，当时我县接待侨胞的条件较差，简陋的旅馆、设备不适应侨胞的要求。为了创造较好的接待基础条件，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在旅外侨胞的关心和支持下，高至荣先生为改变侨联·2· ·3·的面貌，改善我县接待条件，又极力投入筹集资金、筹建福清侨联大厦艰苦的工作。在海外侨胞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三年的努力，由四百六十家侨胞捐助造价八十多万元的福清侨联大厦于一九六五年建成。这座设计新颖、设备齐全的建筑物，为融城增添了锦绣。高至荣先生为我县侨厦建筑作出的贡献如同这座巍峨的建筑物，不因时光流失而逊色，它长期以来成为我县接待国內外侨客的主要基地。

三、缅怀高公，风范长存众景仰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高先生的年龄才五十出头，是年富力強时期，是他继续在侨务工作上大展宏图，创业建功的时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灾难性的运动，失去了他奋进的时间。一九六九年二月，病魔夺去了他年仅五十六岁的宝贵生命。时因客观原因的限制，未能为他举行追悼会。但福清人民幷沒有忘记这位备受海內外人士尊重的、为侨务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侨贤。大地回春后，我县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有海內外人士一千多人众参加的追悼大会，缅怀先后荣任福清华侨建设家乡委员会主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华全国侨联委员、闽侯专区侨联主席、福清县侨联主席、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福清县政协副主席、福清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副县长的高至荣先生。

人生的价値不是以金钱多少作衡量。人生的眞正价値是对人类的奉献和他的高尙品德。

高至荣先生之所以受到福清民众和旅外侨胞的尊敬和爱戴，人们长久怀念他，这不仅在于他在任职期间的政绩和贡献，还在于他的勤政廉洁、大公无私、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等优良品德。他的许多高尙风范长留在人们记忆中，传为美谈。

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处处严格耍求自己，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十分尊重党內同志，注意合作共事、团结同志，他胸怀坦荡、旗帜鲜明、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眞理，改正错误。有一次，他在权力范围的一项正确主张在会议上被一位同志否定后，抑制不住感情怕案爭执，事后，他感到态度不对，内疚万千，食寝不下，连夜叩门找县委领导汇报思想。

他在干部队伍中，经济生活当时算是比较富有，但他对待个人生活十分·4·俭朴，吃的随便，求饱不求质，穿着不讲究，裤子臀部常打补钉。而对属下职工及难贫侨却关心备至。他每月薪水138元，当时是我县最高的工资级别，他把工资交给出纳代存代管，遇有职工、难贫侨的困难，便慷慨地由自己工资活期存折中拨助。公家接待侨胞后，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食物慰劳厨房人员，鼓励做好后勤工作。下乡、外出时，他包揽了随同人员的伙食开支，减轻随员经济负担。他十分关心同志，对部属的职工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逢年过节，处处关心职工的生活情况，他病住老家三山玉瑤村，生命垂危时，还惦记一位职工近期结婚喜庆，嘱咐家属包贺仪祝贺。最后，他无私地将积余的薪金奉献给家乡举办公益事业。

他在海外侨居二十多年，回国后又是担务一定职务的政府官员，但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遵守纪律，上班最早来，下班最迟走，经常亲自打扫卫生，洗刷茶具。他对待工作认眞负责，一丝不苟，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对经管的工作有布置、有检查。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勤勤恳恳，加班加点秉笔批改函件，亲自拟写给海外侨胞的信件。他为官清廉，作风正派，严格遵守外事纪律，接受侨胞的馈赠礼物，不分大小，一律造冊登记归公。他受海外侨胞的信任和重托，代管了诸多经济款项，但一点都不马虎，其热情为侨胞、侨眷服务精神誉满桑梓。

他公私分明，一身正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处处把方便让给他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他唯一的儿子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家人多次要他到榕关照，但因工作繁忙而未抽身。当他乘坐小轿车到福州火车站迎接一位回乡侨胞时，往返都经过省立医院门口，如果公私兼顾顺路到医院看望动了手术的儿子，本是无可非议的事，可是高先生唯恐贻误接待侨胞的时间，便打消看望儿子的念头，直达火车站。接到侨胞后又直回福清。这种克己无私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诸多风范，不胜枚举。他的许多优良美德深深留存于海內外玉融儿女的心扉。“苍天茫茫清明在，汗青历历有案查”，他的业绩不因歌颂而消失，他的芳名不因提及而被忘。一代侨贤——高至荣先生，玉融儿女乐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