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透的曹德旺

04

曹德旺先是找关系进了莆田市一家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拿40多块钱的工资，后来机缘巧合认识了福州连江县一个农场的王场长，被挖去当推销员。
他认识王场长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也充分显示了曹德旺式的为人处世风格。
当时，他还在莆田的农场干活。某一个夏日午后，他正在大树下休息，碰到一个人来讨水喝。
曹德旺是个热心人，他怕这人喝了生水拉肚子，便特地跑到自己宿舍，把泡好的凉茶拿出来给对方喝。由于聊天聊得投机，他干脆又留对方吃饭、喝酒和住宿。
那人就是王场长。经过一下午和一晚上的共处，俩人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也是曹德旺一生中第一个好兄弟。
也许是因为见识到曹德旺的能力，也许是因为感念曹德旺的热情，王场长在临别时，特地向曹德旺发出邀约，让他去自己的农场当果苗推销员。
曹德旺刚开始还没当回事。过了半年后，王场长专程跑到莆田找曹德旺，无论如何要他辞工去自己农场。
当时正值春节，曹德旺先回了一趟家。到家才发现，王场长此前已经来过他家，把他家和父母家过年要用的鸡鸭鱼肉酒等年货都置办齐了。
这两桩事，让曹德旺非常感动，大年初五，他就到王场长的农场去工作了。
曹德旺第一年的工作没有什么建树，但王场长还是给他发了1万块钱的工资。要知道，那时候还是1973年，连“万元户”这个词都要等好几年后才会出现。
曹德旺又感动又愧疚，发誓要好好干活，报答王场长。于是第二年，他拼了命地到处推销农场的果苗，到年底，居然赚了3万多的提成。第三年再接再厉，又赚了3万多。
到了1975年底，曹德旺除去生活上的花销，还攒下来6万元的积蓄。那时候，人们有钱不兴存银行，曹德旺把6万块钱都铺在床底下。10元一张的票子，厚厚地铺了一床脚。
此时，曹德旺的“能人”名声，已经远远地传了出去。1976年春节，有另一个农场的人开出优厚条件来挖曹德旺，并夸奖他是“苗木界的一把手”。
从对方的表述中，曹德旺惊觉自己盛名在外，这引起了他的极度警惕。
他心想：“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多，是要拿去枪毙的。”
在这种恐惧之下，曹德旺当即决定离开苗木界。过完年，他就向王场长辞了职。

03

成家那年，曹德旺22岁。
父亲的烟摊被收，让他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走什么路。他认为，父亲做的事，由于政府不认可，就没有前途可言。他要做，就要做政府允许的事情，而且不能再小打小闹，要做就做大生意。
当时，福清有很多人种白木耳去卖，这是政府允许的事情。曹德旺把老婆的嫁妆卖掉，又借了一些钱，凑够几百块本钱，开始种植白木耳。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曹德旺种出白木耳以后，不在遍地竞争者的福建卖，而是搭火车跑到了江西鹰潭，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第一次蹚出路子后，第二次，他就不再自己种，而是开始收购村民种的白木耳，运到江西再卖，干了一年多，曹德旺手上有了3000块钱——要知道，那可是1970年！
当时仍处于文革时期，尽管白木耳在福建是政府允许的，但是跨省贩卖，仍然属于投机倒把。少量卖一些还不容易被查到，要做大，就一定会被查。
正好有一个公社干部想和曹德旺合伙。俩人商定，干部不用出钱，占部分干股，如果有什么需要政府开的手续，都由这位干部来处理。
得到这个保证，曹德旺放心地把3000块钱全部收购了白木耳，又找村民赊购了很多，说好卖掉以后回来就付钱，整整装了好几个大包，一路吭哧吭哧地拖到鹰潭。
结果，一出火车站，就被值班的民兵扣下了。曹德旺一路跟着求情，民兵告知他：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除非你能从政府办手续，证明这是集体的，才能领走。
曹德旺心急火燎地赶回老家，连家门都顾不上进，先去找合伙的干部，说货被扣了，请赶紧开证明。结果，那个干部一听真出了事，害怕担责，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开证明。
曹德旺自己损失的3000块虽然心疼，但是更不好办的是那些赊购的木耳怎么办？他只好挨家挨户去找村民解释，说好等有了钱就马上付。
等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另一个村干部在家里等着，说县里的水利工程，你一直都没有参加，已经欠了很多工了，要么去工地补上，要么出钱请别人帮你顶工。
曹德旺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只好答应去工地干活。
此时，他和老婆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本来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但白木耳事件就像几十年前父亲遇到的沉船事件一样，一下子让家庭再次陷入困顿。春节将至，他们家连过年的钱都没有。曹德旺成天以泪洗面，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好不容易捱过春节，他把老婆孩子送到岳母家，对岳母说：“我要出去赚钱，老婆孩子就交给您了。如果赚不到钱，我就不回来了，您让凤英改嫁吧。”
岳母生气地让他不要说这种话，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暂时困难要忍着。”
曹德旺在工地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恰好工地的教导员是他们家的老相识，在听说了曹德旺的事情后，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开白木耳的证明。
这真是喜从天降，曹德旺赶紧拿着证明跑到鹰潭，要回了卖白木耳的钱，把欠村民的债还清了。
本来他还可以接着做生意，但经过这一番折腾，他有心灰意冷之感。回来后，他又到了工地接着干活。
教导员给他分派了一个美差，先是当炊事员，后来当食堂的采购员，过了两年“又风光又开心”的日子，直到工程结束，施工队解散，他才改行。

02

放牛娃，换个词叫“牧童”。在中国古诗词里，牧童代表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曹德旺的放牛生涯，显然并不十分开心。他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村子。
在若干年后的自传《心若菩提》中，曹德旺写道：“放牛的日子……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
他没有写到受欺凌的细节，只不过，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起：“我小的时候，离开村子是被人家打出去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来就一贫如洗，父母又都不会干农活，日子比别人又更为艰难一些。
陈惠珍饿得得了浮肿病，并从此落下了病根，老年以后的生活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好在曹家大儿子、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很争气。从小就乖巧听话，热爱学习的他，17岁时当上了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
他带的班上有个学生的家长是农场场长，他便求场长给弟弟找了一个轻巧活，每天赚5毛钱。
但这种好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曹德旺因为趁水库放水时偷偷截水捞鱼，被农场的人抓住关了起来。在当时，这可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重罪，虽然曹德旺从窗户爬出去逃回了家，但显然在农场也待不住了。
没办法，他只好回家跟着父亲去做生意。
那一年，曹德旺15岁。
说是做生意，其实是贩私烟。曹河仁种田不会，但是做买卖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抓投机倒把很严，一不小心就要被逮住游街示众。
为了避免被抓，曹河仁便想到让曹德旺背着上学的书包运烟。由于曹德旺小时候营养缺乏，15岁还看着跟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似的，没有人会去查他的书包。
从曹家所在的高山公社，到进货的福州城，要走100多公里翻山越岭的土路，来回一趟要三天。不管严寒还是酷暑，瘦小的曹德旺，骑着载重单车奔波在这条路上。有一回病得太重，差点死在中途。
私烟生意做了一两年后，当地开始严查。为了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曹河仁与曹德旺改为卖水果。
水果的进货地在福清县城，路途虽然缩短为50公里，但是重量是烟丝的10倍，而且由于水果不耐存，必须当天来回。
所以，曹德旺的工作，变成了每天载着300多斤的货物，奔波于高山公社到福清县的山路上。
为了赶在早上6点前到达水果批发市场，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17岁正是嗜睡的年纪，每天又劳累，哪里起得来。
陈惠珍承担了每天叫曹德旺起床的任务。她虽然不忍心，但又不得不狠心喊醒儿子。所以曹德旺每当费力地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母亲默默滴下的眼泪。这幅画面，一直到曹德旺六七十岁时，依然会常常在他的心中闪现。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4年，曹德旺从一个半大小子熬成了二十来岁的青年。
也许是看不过儿子那么辛苦，也许是贪恋贩烟丝的利润，曹河仁在4年后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结果不到一年，他们就被抓住了，烟丝全部收缴，自行车也被没收。
没了交通工具，生意也没法再做，曹德旺倒是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当时，陈惠珍正生着病，她和曹河仁商量，想让曹德旺早点结婚，找个媳妇来服侍自己。她看中了娘家村子里的一个姑娘。
曹德旺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姑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和另一个女孩在谈恋爱。
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没有被母亲看中，母亲执意要他娶没见过的那个。
曹德旺心想，即使他和恋人结了婚，依母亲的大小姐脾气，加上常年生病的暴躁，家里肯定一天到晚吵翻天。
最终，曹德旺和喜欢的女孩分了手，和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姑娘结了婚。
结婚当天的晚上，曹德旺和这位名叫陈凤英的姑娘说：我不会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我们和平相处。
陈凤英是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姑娘，曹德旺说什么就是什么。日后在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里，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