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营业额100多亿元、主体产业为能源与地产的集团公司，凭以往采访的经验，我能大概想象出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当我进入北京三元桥附近的凤凰置地大厦时，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象的公司。穿过井然有序、宽敞明亮的整个办公楼层，我的感觉是安静、干净和明净，走路时都要下意识地把步子放轻一些。你无法把公司和采矿、房地产建筑产生联系。见到陈立光先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着白色的短袖衬衫和黑色的西裤，戴着眼镜，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与其说是能源业闻名的老板，不如说更像个高科技公司的CEO。待到和他开始对话，他开放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有条不紊的谈吐，更加体现出他特有的硅谷科技精英的气质。在整个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他的创业的确缘起于科技领域，而且近十年来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科技梦想。
下面是本刊记者和陈立光先生原汁原味的对话。
在高科技潮头冲浪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特别是科学界的莘莘学子像朝圣一样涌向美国硅谷，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高科技大潮中。陈立光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并登上了上世纪90年代高科技大浪的潮头。
《成功》：您是哪年到美国去留学的？
陈立光：1992年我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念了两个硕士，2004年12月回国。
《成功》：1992年能够获得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极不容易的。您到美国读的第一个硕士是什么？
陈立光：第一个是德克萨斯大学工程硕士。
《成功》：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您到美国学工程，可能感触更深吧？
陈立光：那时候中美的差距的确太大了。当时在国内我们普通家庭连个电话都没有，而在美国，家里、办公室电话随便打，电脑随便用，当时已经有E-mail，开始有互联网了。在工程制图方面，国外都已经在用电脑CAD，国内还是手工制图。
《成功》：德克萨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您就去了华尔街高科技公司吗？
陈立光：是的。我从德克萨斯研究生毕业后，先去了在芝加哥的美国爱默生电子公司。
《成功》：听说后来又到了甲骨文公司工作。甲骨文这个公司1999年是最火的时候，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大公司和21世纪十大最具潜力的科技公司。当时怎么想到要去甲骨文？
陈立光：我就是1999年进甲骨文的,那时它的确很火。在爱默生公司工作后，我感觉年轻人整天跟机器打交道还不够有挑战，视野也不够宽广。因此，我希望学习做企业管理，跟人打交道。我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便去芝加哥大学读了MBA，毕业后先在麦肯锡做过短暂的管理咨询，后来才到了甲骨文。
《成功》：您在甲骨文主要做什么？
陈立光：那时候艾利森提议要做互联网，三大汽车公司被他忽悠了，联合搞了一个大型的B2B网站，把所有零部件厂商放在上面，客户要一个什么样的零部件，在上面出一个订单然后由各个供应商来竞标就可以了，当时的理念的确非常好。我进甲骨文的时候本来是要参与到这个大项目里的。我在甲骨文呆了五年，先后担任位于甲骨文美国硅谷总部的数据库产品经理、产品市场总监，以及后来的大中华地区政府行业总监等管理职位。
《成功》：读MBA对后来到甲骨文工作以及创业有什么影响？
陈立光：那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如果不去芝加哥大学读MBA，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自己创业。读MBA的时候我才感觉创业是最有意思但也最艰难的，但那时候还不具备创业条件，后来去甲骨文硅谷总部工作了几年，那里创业的气氛非常浓厚，有很多人都出去创业了。甲骨文也培养了很多创业者，我也是在那时候下定决心自己创业。
《成功》：在硅谷甲骨文总部工作的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立光：硅谷的开放的思想和创业精神感染了我。硅谷从最初给国防工业做半导体业务，到后来做软件、互联网，再到今天社交领域，一波一波，全世界最领先的科技创新几乎都源自这个地方，这与他们的开放精神分不开。硅谷十分鼓励创新和创业精神，老板听说你要辞职去创业，会鼓励你，希望你做成，而不是扣着不放。很多创业者在甲骨文这样的大公司接受了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创业思路，就想自己做。实际上这也带动了整个硅谷的发展，为社会做了贡献。我去甲骨文的时候，谷歌当时还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公司，也在招聘。当时觉得那个公司太小了，就没去，当然了今天的谷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成功》：您觉得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开放的意识和胸怀？
陈立光：美国是移民国家，原本是一片荒芜之地，当时清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待不下去，他们向往自由，投奔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中有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美国的历史比较短，而且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我研究过整个美国历史，从起初的波士顿到后来不断西扩、南扩，不断有新的种族加入，包括后来的中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美国就像是一个大熔炉，什么人都有。在这样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中，不同种族的人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这种优势，慢慢也就形成了这种开放、包容、创新的传统。比如谷歌的两个创始人一个是俄罗斯人、另一个是犹太人，他们在美国获得了成功，这也是很多非美国国籍的人到美国后能得诺贝尔奖的原因。硅谷精神就是允许你去思考，允许你来批判我、反驳我、颠覆我，所以它会有创新，不断出现新技术、新理念、新思想，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创新。
在中国，你很难想象黑人会当选总统。几百年前黑人是被当成农奴贩卖的，只要白人农场主有钱，花一美分就能买一个黑人干活，但是他们的后代当上总统了。相对而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有优势、有沉淀，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巨大的负担，数千年来都是君君臣臣，都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所以今天才会有官本位思想。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因为他们感到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束缚，渴望向西方文明学习。
《成功》：美国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权威就是法律。美国社会一方面在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在通过企业创新去创造各种需求。您觉得是这样吗？
陈立光：那肯定是！像苹果的产品，原来大家没有这个需求，都喜欢用诺基亚的手机，诺基亚占据了80%的手机市场。当乔布斯出现后，对原有需求是一种颠覆。苹果的产品对用户是一种教育，用户觉得产品好，便会形成自然传播，这就是创造需求，包括今天Facebook的社交网站，以前也没有，都是在创造新的需求。我们在国内做企业也是要培育这个市场，培育客户。当客户不懂一个新东西的时候，要去引导他，挖掘新的需求。
在中国高科技通信领域下注
崛起于20世纪初的互联网精英与之前的创业者不同，他们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有国际视野和开放的心态。他们在高科技浪潮中的经历使他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时代潮流，链接丰富的全球资源。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急于把自己所学的一身本领带回国内，创造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2005年，陈立光带着自己的科技梦想回归创业。
《成功》：您在硅谷甲骨文这样的公司干得风生水起，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回国创业？
陈立光：我在硅谷就一边干一边想，哪些东西可以运用到中国去。能把自己所学用到中国，改变中国科技的落后状况是大多数在硅谷的中国高科技精英的梦想。
《成功》：从硅谷回来，您立即创立了远特通信公司，初衷是不是梦想把国外的一些高科技通信技术引进到中国来？
陈立光：是的，离开甲骨文之前，我在美国调研了中国的很多行业，当时认为互联网通信、VOIP在中国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这些技术和应用在美国也比较成熟了。我决定从互联网通信行业入手，便成立了远特通信，专注互联网通信(NGN)产品研发，主要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一站式的通信服务，包括语音、数据、视频三者合一的远程会议、托管式呼叫中心、加强版400电话、网络传真等传统电信和互联网相结合的创新服务。
创业之初，我感觉中国电信行业有很多需要变革的地方。我们把国外一些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引入、研究、创新，比如说网络电话、网络传真、虚拟号码等等。当时我们做的产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Skype。给你一个账号、一个虚拟的电话号码，不仅可以通过网络通话，还可以互相发信息，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在美国的应用也很普遍。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推出来以后，政府主管部门认为这个领域民营企业不能做，认为我们这种产品有违反电信法的嫌疑，会危害国家信息安全。这样一来，我们当时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受到了体制的阻力，逼得我们只能利用这个技术去做网络传真。尽管我们的Fax99电子传真是全国首创的网络传真运营平台，但这是一个细分市场，需求十分有限。
《成功》：如果没有政策的限制，您的公司是不是会一直会专注高科技领域？
陈立光：是的，我当时回国就想在高科技领域创业。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政策瓶颈，我们的发展轨迹肯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腾讯后来做的微信跟我们之前想做的产品就很类似。微信最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差点被叫停，但是因为腾讯已经足够有影响力，就去找政府说明情况：这种技术国外到处都有，中国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互联网发展太快，你不给我们做，只能让别人乘虚而入。政府后来才同意腾讯做微信。可是我们2006年要做的时候，政府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成功》：中国的企业发展一直与体制管理相冲突，如果太超前了，先锋就会成为先烈！高科技通信受到了体制的阻力，您是否放弃了科技创业的梦想？
陈立光：没有，我们始终怀有高科技创业的梦想。但是在碰到政策限制的壁垒后，我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企业的发展策略。做完传真项目后，我们觉得互联网技术、IT技术在国内受限制短期内难以突破，如果长期和体制抗争，费时费事，不如采取迂回战术，先做能做的事情。
我当时就想，美国的制造业、传统行业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新进入者已经没有机会，只能做高科技产业。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传统行业也有整合资源和创业的空间，比如说房地产、能源等领域。所以，我们一方面继续做互联网、IT产业，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房地产、新能源领域，最终形成了以能源、科技、地产为主的三大业务板块。
在多元产业中积累能量
正当其他镀金归国的精英们纷纷在互联网领域延展触角、近身搏杀的时候，以互联网技术起家的陈立光却又不声不响地瞄准了能源和地产这些大块头的传统行业，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顺利实现了弯道超车。
9年时间，陈立光以他极具前瞻意识的商业思维和敢闯敢拼的魄力成就了华瑞世纪集团年营业额100多亿元，员工5000多人，横跨能源、科技、地产三大行业，业务遍布海内外的股份制集团公司。
《成功》：2005年，您主要做通信技术行业，2007年开始投资地产，2008年底又涉足能源，这三大行业之间关联性并不大，作为企业家，这需要足够的胆识和跨产业经营的能力，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陈立光：回国后，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仔细调研了中国的各个产业，发现与老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传统行业市场更大、可能更有潜力。我当时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顺势而为。经过认真的调研，我最终决定往地产、能源这些块头比较大、行业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拓展，先试着做了一两个地产项目，觉得不错，后来又大步进入了能源行业。
《成功》：目前，专注科技、地产、能源三大块的布局结构对整个集团的发展有何影响，您觉得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立光：在目前整个集团的业务比例中，能源大概占70%，地产占10%左右，剩下20%是科技。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当时先做互联网通信，然后又做地产、能源是对的。通过在能源和地产业的优先布局，我们年营业额迅速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利润也不错，保证了整个集团的稳步发展。同时，地产、能源领域赚的利润可以用来支持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发展，这使得我们企业没有用任何风险投资的钱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是绝大多数创业企业很难做到的。
《成功》：您如何平衡企业多元化战略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
陈立光：跟很多集团公司相比，我们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其实并不算高，当然对于一个只有这么几年历史、从零开始创业的公司来说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布局也的确不容易。多元化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面肯定是值得尝试的。因为中国地方大、资源多、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很多机会。但是多元化首先要注意团队力量，如果团队跟不上，人才跟不上，就比较困难。其次，多元化对筹资能力要求很高。如果资金跟不上，一个行业还没立足就又开始进入另外一个行业，那肯定是烂摊子一个，这种多元化肯定是不能做的。此外，多元化同时也要专业化，一个企业要进入某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并想在这个领域胜出，还得靠专业化。华瑞集团旗下虽然是三大板块，但是，每个行业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例如，我们把西方很多先进的能源开采科技，引进中国。在采矿能效和环境保护方面获得了更好的效益。
《成功》：我知道GE是一个相对多元化的企业，它把每一个行业都做到了数一数二的地步。您认为，在外部环境上，您这三个行业有没有一些标杆企业？
陈立光：国内无数个企业，包括很多央企都在学GE，但要真正做到像GE那样其实也很难，因为它是在自身企业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多种外部因素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像谷歌也是一样，它刚开始做搜索，现在又收购、并购，进入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这些都是以它原来的技术为基础的逐步多元化策略，这种多元化与它的产业链相关，不是无序的。
我们时刻关注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管理经验，但是也不会去盲目模仿某一个公司，因为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我们更多是根据自己的节奏发展，在管理效率方面不断提升，不断提高竞争力。
《成功》：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华瑞世纪涉及的这三个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您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的？
陈立光：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市场疲软、产能过剩。在能源领域，产能过剩尤其明显，供大于求，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市场正在孕育着机会。成功的企业都是在低谷中扩张得更快，这需要企业家有独到的眼光和魄力。在地产和能源板块，我们也都在看一些优质项目，一旦时机合适，我们就收购。在科技板块，我们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做了精心调研。我们看到，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车联网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我们决定加大投入，争取在车联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
在车联网领域领先创新
过去10年，移动互联网的风潮澎拜浩荡，当这股潮流与庞大的家庭汽车相结合，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车联网市场。目前北美智能交通系统终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规模预计在2015年将达到670亿美元。中国是全球汽车生产基地和最大销售市场，互联网刚刚开始渗透到汽车领域，这无疑还是一片蓝海。作为华瑞世纪的掌舵人，陈立光一直怀揣着从硅谷点燃的高科技创新梦想。他的目光一直在盯着这片宽阔的蓝海，他极其敏锐地洞察到市场的需求，正在通过整合全产业链资源，打造国内最领先的车联网企业。
《成功》：我们发现华瑞世纪近几年一直在科技领域加大投入，您还是要重燃高科技的梦想，在高科技领域开拓出一个片更广阔的天地？
陈立光：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车联网市场。中国汽车市场无论产量、销量都是世界最大的，车联网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延伸，这里面有很多机会。目前我们在为很多汽车厂家提供前端、后台服务以及终端配套产品，因为车联网这个行业门槛比较高，能够给厂家提供配套终端的公司中，我们处于全面领先的位置。
《成功》：作为国内车联网领域的开拓者和标杆企业，你们远特科技发展车联网是不是也得益于最初做互联网通信积累的技术优势？你们的车联网技术包括哪些？
陈立光：的确，远特科技最初就是由远特通信的车载事业部独立出来成立的公司，现在主要做车联网。我们拥有很多车联网高科技技术。最主要的是为汽车公司、4S店及普通车主提供带有通信模块和GPS的车载终端。安装了车载终端的车主，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服务关联到用户的手机上，让用户享受免费的立体化后台服务。比如，车主下车后没有关闭车窗，车载终端检测到这一信息后会直接传给后台，后台马上发信息到车主手机上提醒；车主忘了自己停车的具体位置，也可通过手机里的客户端把信息传递给后台，后台会激发车内终端打响喇叭，同时提供一个定位。再比如车主如果有导航的需求，只要按一个键就会有人直接与你通话，帮你指引；类似的服务还包括，加油、洗车、汽车故障排除等，更侧重解决车主的刚需，围绕车主提供一系列的免费服务。
《成功》：那么远特科技的车联网业务如何实现盈利？
陈立光：盈利主要来自对商家的收费。我们提供的通信模块就像是车上的可穿戴设备，车况信息及车主需求可以随时与后台实时联网，为车主提供安防、导航、加油、维修、洗车、保险等立体化服务。车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周围有什么维修网点？需要多少钱维修好？怎么到那去？车主的车在外边快没有油了，它会提醒你还剩多少油，前面附近哪里有加油站，哪些加油站更优惠；如果车主在路上撞车了，信息会很快传到后台，第一时间帮你拖车、救援，并可以马上帮你联系保险公司。
我们正在整合几十万家修车厂，按修车厂的业务把换刹车片的、修引擎的、做内饰的、修车玻璃的等具体修车项目进行分类，再把这些修车厂的地址、联系方式输到后台，车主只要按键发布一个修车信息，周边十公里左右的修车厂都会接到这个需求，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再由你去选择。我们还会积累车主对修车厂的“大众点评”，推动修车厂提供更好的服务。
整个模式中，我们对车主是免费的，但对商家是收费的，我们把与车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打通了，是在关注整个与汽车生态链的服务。这些服务对车主而言是有价值的，而且都免费，车主会愿意使用，而商家也愿意每年付一定的费用或者按业务量给我们相应的提成。
《成功》：你们在汽车、车主与商家之间发现了车主信息的价值链？
陈立光：是的，车主在买车或使用我们提供的车载终端享受相应服务时，肯定要提供车架号、手机号等一系列信息，这样我们才可以为车主服务。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汽车生产厂家对我们的数据都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一个主流车厂每年要花10亿元左右的广告费，但效率却不高。汽车之家一年10多亿元收入中99%都是来自于汽车厂家投放的广告，主要就是因为其广告目标客户相对精准。对于我们来说，客户是真实的，而且是互动的，我们可以掌握用户的车况及车主的驾车习惯等综合数据信息。如果我知道某个车主现有的车已经开了8万公里，而且了解他的驾车喜好，这时候就可以帮助车厂向其推出一款符合这个车主的车型，这种广告推广相对更精准，甚至可以根据客户的喜好提供定制服务。
我们与车主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投放商家的广告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这是一个汽车生态链，一切都是以车主的刚性需求为中心的，无论是车况信息自检还是商家的各种服务都是围绕车主需求展开。以前，与汽车相关的商家和服务商是中心，车主都是很被动去找保险公司、找加油站、找不同的修车厂，现在我们建立的车联网平台就是以车主为中心，所有商家都围绕着车主来提供服务。
《成功》：与做车联网的其他企业相比，远特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陈立光：车联网现在比较热，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在做。我们与他们推出的产品和服务不太一样。他们的产品比较贵，主要针对高端车型，中国很多车装不起，而且他们主要是提供安防服务，没有解决修车、保险、洗车等整个汽车生态链的服务问题。此外，他们是对车主收费的，每年收800元或1000元的服务费，而我们对车主是免费的。
我们在这个领域耕耘了这么多年，与很多车厂都有合作预装，今年车厂预装大概有几百万辆，已经形成了一定用户规模。同时，我们已经整合了包括保险、修车、洗车等相关产业链上的许多商家，除了多年积累的通信技术基础外，我们还有渠道和市场的优势。
《成功》：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将地图平台作为一个网络入口争夺用户，他们是不是也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陈立光：他们现在也想进入车联网，马云已经说了他要做，腾讯也刚刚发布了“i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马云通过高德地图进入，提供免费地图，但是他在车里没有终端，仅靠地图作为入口，这是他们的弱点。而且，马云主要靠地图入口跟百度抢流量，他依赖于手机等移动终端，主要是解决吃喝玩乐等问题，在汽车领域他没有精力去做细。而我们在汽车领域早已在精耕细作了，可以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建立以车主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成功》：您对车联网未来几年的市场空间有什么预期？
陈立光：中国车联网市场还是一片蓝海，没有人去挖掘。具体空间难以预计。汽车之家仅仅靠广告就实现了上市，实现了40亿美元的市值。对我们而言，这个广告空间可能更大，中国的汽车销售每年大概2200万辆，仅广告收入可能就是上万亿元的规模。而保险公司之前由于对用户的信息掌握不全，没有办法提供精细化服务，如果我们帮他们做好服务，只赚2%利润，也会有几十亿元的空间；维修保养每年也是千亿级的市场，再加上加油站的空间，这个市场非常大。中国汽车保有量接近2亿辆，整个车联网市场空间也会有几万亿。
《成功》：您现在做的车联网产业属于高科技行业。高科技行业的高投入一般都是走风险融资的道路，贵公司有没有这样的战略规划？
陈立光：的确，我们现在已经投了几个亿，今年还会继续投入。包括远特通信，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虚拟运营牌照，未来也希望把这块业务做好。
我们以前都没有风险融资，整个集团到现在全是靠自己，这得益于我们的能源、地产板块获得的收益。高科技的风险投资有好处也有弊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得利去弊。我们不排除融资的可能，最近也有几个大型基金公司找到我们提出风投意向，双方目前正在洽谈中。
《成功》：远特科技未来有上市的规划吗？如果有，是单独上市还是集团捆绑上市？
陈立光：我们计划远特科技单独上市。不同性质的企业需要不同的资本结构，通过上市融10亿元资金，对能源企业来说根本不够，但是对科技公司10个亿就是很大一个数，可以支撑企业快速发展。科技公司不像能源行业，需要通过上市放大融资、扩大影响力。目前，专注于车联网的远特科技的的营业规模也有一两个亿了，今年的目标要做到两三亿左右，我有信心在3年左右让远特科技上市。在高科技通讯和车联网这样的新经济领域，我们会后劲十足，超速发展。
在商道人生中担当责任
上帝在赋予企业家商业天赋的同时也应赋予他们不容推脱的公共担当。在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亟待被丰富，其核心在于不断去促使那些有价值的改变发生。陈立光的思考与追求已不仅局限于自身企业的经营拓展，更多时候，他在反思中国商业生态的痼疾。
《成功》：华瑞世纪不到十年时间做到了年营业额100多亿元，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涉足能源和地产这两大领域的时候，人才和资金就变得更为关键。您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陈立光：的确，能源和地产都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我创业比较晚，并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创业，还有一些原始积累。另外，我们跟金融行业的圈子接触也比较多，也善于利用银行贷款、信托等金融杠杆解决资金问题。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选拔人才最关键的还是老板要有正确的人才观。要懂得招揽人才，要给予人才相应的尊重和信任，他们才愿意在这个企业里面共同发展。
我们在创业之初就比较重视人才，毕竟我自己也在这么多跨国大公司里做过管理。像我们的科技型企业，公司创办之初，我们就预留了15%的股权作为人才激励，国内企业很少有这么做。
《成功》：民营企业进入地产和能源行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政府打交道、与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竞争等问题，您觉得民营企业在与政府、国企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立光：在中国目前的政商环境下，民营企业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虽然我们的效率高、执行力强、管理也更有效率，但和国有企业相比毕竟不具备资源优势，所以民营企业更需加倍努力。首先在心态方面更应该能屈能伸。政府官员认为国有企业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孩子，给国有企业资源、资金不会出事，即使这些资源、资金被耗费光了也都没事，而一旦给了民营企业就会很容易被举报、被调查。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只考虑短期效益，在企业经营方面优先投资“短平快”的项目，希望能尽快落袋为安。这导致很多民营企业缺乏后劲，研发投入不足。这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成功》：很多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政府审批环节受阻等问题，您觉得在这方面，中国的商业环境和国外有何不同？
陈立光：在国外，做企业就是做企业，不需要跟政府有太多接触，审批权限都是公开的，规章制度都很透明，政府不会干涉太多，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中国的体制不一样，政府管得比较严，政策规定很多，但执行的比较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跟政府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和沟通，一方面要了解最近的政策，另一方面当审批碰到一些问题甚至刁难的时候，企业家才能够找到政府领导为你主持正义。国内这几年企业家频频出事也就是这个原因。当大家都追求所谓的保护伞时，难免会出现所谓的官商勾结。
《成功》：对于企业家的公民责任以及和政府之间的距离，王健林认为企业家要“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柳传志说要“在商言商”，王石则坚持“作为社会公民要表达意见”，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立光：当然，要规避一些风险，就不能走得太近，但是你又需要。所以，我倒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否则，赚了很多钱反而失去了真正做企业的价值。美国很多人赚了钱，要么去做慈善，要么去参政，在政治当中发声。
《成功》：冯仑有一本书叫《理想丰满》，他在书中从企业家的视角谈到了生意、生活、价值等多个话题，也充分彰显了一个商人的理想。作为同样在商场打拼多年并已有所成就的企业家，您的理想是什么？
陈立光：我的理想是在商业成功之外，能够在社会进步方面做些贡献。商业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到一定阶段也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如果能有机会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把自己的理念和追求传播出去，影响更多人，不是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吗？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有些期许的。大学时代我们是热血沸腾的一代，只是后来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很多人不敢或不愿谈论政治，在商只能言商，其实是很可悲的。中国社会今天并不缺钱，中国有钱人看上去比美国还多，但是整个社会人心浮躁，道德缺失，人们有钱了，但精神更空虚了、更堕落了。因此，作为企业家应该担当，有自己的价值观并表达出来。
《成功》：的确，企业家是整个社会中的精英阶层，需要有所担当，你觉得企业家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陈立光：企业家创业，其实是在不断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创造社会就业、激活经济、创造财富、增加政府税收等，这都是企业家的价值。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工、农、兵、学、商，商人在中国一向被人看不起。学而优则仕，大家觉得当官是最光荣的，你企业做多大又能怎样，还不是整天都得来求我科长、处长对不对？这就是传统思想和观念壁垒。
《成功》：关于企业家的责任，除了为社会创造就业外，给国家治理方面提出好的建议也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吧？
陈立光：我认为这点更重要。企业家精神往往比他实际创造的东西更重要，财富更多是影响公司内部的这些人，但是精神能影响更多人。为什么大家认为鲁迅的东西影响很大，他影响了很多人，一个企业最多就那么几千几万号人，但是精神理念的影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企业家的社交圈子人多面广，应该鼓励他们对社会治理方面畅所欲言。可是在当前的这种社会，柳传志可能有人跟他打招呼叫他不要随便讲话，你讲多了可能就会出问题，这实际上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应该鼓励企业家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给企业家一个畅所欲言的社会环境。
《成功》：这些年，华瑞世纪一直在关注慈善事业，具体都做了哪些慈善活动？
陈立光：相比其他巨型企业，华瑞世纪今天的规模并不大，但正是由于我的个人理想，我们只要有些能力，还是希望能够为教育、为农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年我们陆续通过各种形式给公益慈善捐出了五六千万。2013年年底我还捐了一千万元，在我毕业的一所乡村中学设立了一个助教助学基金。我本人很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企业家、慈善家，他的企业不是最大的，但他长期为中国教育界所做的捐赠产生了重大的贡献和影响，这是那些比他更有钱的企业家所无法比拟的。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骨干力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应该履行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职责。
陈立光
一九九二年，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获德克萨斯大学工程硕士及芝加哥大学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国爱默生电子公司、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以及世界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先后担任Oracle 公司北美市场总监、大中华地区政府行业总监等高管职位。二〇〇五年一 月，归国创业，目前为华瑞世纪集团董事长，兼任中国绿色能源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福清机灵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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