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关于福清第一届文联

郑钦镛

福清第一届“文联”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正式成立的。
成立之日，文化馆在阅览厅召开了有文光中学、县中、明毓联中、实验小学、城关小学、西园小学、城关业余剧团等代表参加的文艺座谈会。
会议首先请李毅县长做报告，然后分组讨论。通过讨论，决定成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协会，选出吴端升（文光中学）郑钦镛（文化馆）为文学协会正、副会长；吴章钟（文光中学）俞昌顺（城关业余剧团）为戏剧协会正、副会长倪秉豫（县中）王朝昌（文化馆）为音乐协会正、副会长；俞肇浩（县中）吴周棋（县中）为美术协会正、副会长。文联的主席和秘书长分别由县长李毅和文化馆长郑钦镛分别兼任。
各个协会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解放以后团结在党与政府周围、各有一技之长、愿意无偿为文化馆工作的群众积极分子。他们在县府召开人代、劳模、农业、工业各种大会时，除了承担会场布置之类工作之外，会中、会后的宣传报导、慰问演出等任务也都承揽了去。文化馆从各个单位所接受的各类展览及宣传解说任务（工业、农业、商贸、科普）也均由他们分工负责组织群众完成。这里所谓群众实际是包括各中小学的学生和街道积极分子。除了节日大型活动之外，平时他们还必须为县有线广播站准备文艺节目直播，文化馆所开展的业务均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他们展开具体活动的内容。这里“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从始至终均体现在他们的具体实践之中。
文联成立之后，唯一足以表明属于文联自身需要的活动就只有美协五一年下半年举行的以抗美援朝题材为内容的画展及音协主办的五二年“五四”音乐晚会。这里，中乐与西乐并举，钢琴与扬琴共奏。音协会长倪秉豫的一把二胡，引得人们交口称绝：一会儿似风声、雨声，一会儿似鸟语、虫鸣；一会儿似惊涛拍岸、万马奔腾，一会儿眼前似出现万里晴空、平湖秋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人人屏息凝听，曲终人静，余音袅绕，韵味无穷。至于其他活动诸如国庆、元旦、春节的所有单位现代剧演出或业余剧团的全县会演，他们既是活动前的设计者，又是活动中的指导者，也是活动后的评议者。所有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全面参与：美术协会准备布景、海报；文学协会准备创作取材、幻灯说明；戏剧协会准备导演、选择角色；音乐协会准备配曲、音响乐器。有的册上有名，有的册上无名。实际上，名与不名并无绝对界限，准确的人数统计，似只有视每次活动终了，准备会餐安排座位时，才最准确。这是实际举办单位对文联成员无偿贡献唯一的奖赏与鼓励。这也是文联从成立到解体似乎不曾有过具体名册的原因。总之，他们的成员怀的都是一颗满腔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热忱，只需一声召唤，那里需要，那里就是他们用武的战场。第一次被发现、被邀请可能是客人，一旦接受任务就自动成为主人。人人都把能被视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志”看做是最高的荣誉。转眼五十多个寒暑过去，如今尚能记起的名字与身影的恐不及当时实际的十分之一。这里有文光中学的吴端升、吴章钟、郑曾宏，县中的倪秉豫、俞肇浩、吴周棋、洪德望，联中的何文经、何昌安，西园小学的黄迪杞，文教科的何泽沛，城关业余剧团的团长俞昌顺，和平剧团的名演员余红惠，街道积极分子名琴手店员吴儒义等人。其中郑曾宏是中学的地理老师，又是文艺的多面手，能弹会画还精通雕塑、建筑。他代归侨设计的住房别墅，其多层曲尺型结构集采光通风的实用与艺术的大成，后为人们争相仿效，获得“福清风格”的美称。作为美协会员，他们都参与当时抗美援朝的宣传。中学教师何文经、吴周棋以粗线条快速见长；文化馆干部刘景昌原来是画年画出身，则以精心细描取胜。他们制作的宣传画、招贴画、漫画，此时均指向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表现的是文化人的一片爱国情怀。黄迪杞老师的优秀作品曾被省美术出版社选用，后被上调省出版社工作，成为我省有数的著名画家。
文联的成员多以自已的劳动实践与无私献精神为自已的队伍培养人才。文教科员何泽沛在自已的岗位上通过向《福建日报《》报导青年教师在农村的先进事迹，并把他们的故事绘成插图，编成“小人书”出版，被调往当时的省文联工作。由于他的认真努力，不久与他人合作完成一部电影剧本，后被拍成脍炙人口的《地下航线》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了体验生活，他曾多次回到县里在音西乡蹲点，在三年困难时期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斗天绣地音西人》在《人民文学》作为头条推出。
文联建构后的最大贡献，当推让吴鹏飞（原县中学生会主席，后在盐务局为秘书）以文联聘用的秘书身份，应文化馆戏改工作的需要，下到福清和平闽剧团为指导员，组织老艺人发掘整理传统剧目，终于推出《炼印》，让和平闽剧团一炮打响，取得全省专业剧团的会演桂寇，并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上映，成为我国最早一部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戏舞台剧，为福清人民争了光。
福清第一届文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人事的全面调动所引起：先是作为主席的李毅县长调升为闽侯地区专员，再就是兼任秘书长的郑钦镛被调离文化馆，筹办管理“福清干部文化学校”的校务。接着是戏剧协会会长吴章钟调赴福建师院，后为生物系教授；音协会长倪秉豫也调福建师院艺术系，后为系主任；美协会长俞肇浩赴龙田三中任教，副会长吴周棋亦去辽宁；连原来专负联系基层群众事务的文艺部主任王朝昌也被调往龙田建站，不久亦离开文化馆调地区从事侨务工作。群龙无首，后继无人，原来本是松散的组织，由于无人过问，也就因此无疾而终。

福兴寺之今昔

何爱先

福兴寺，是福清东南部的一个大寺。据明弘治版《八闽通志》和清乾隆版《福清县志》均记载福兴寺在化南里。原化南里 63 村，现分属港头、三山两个镇。寺邻后卓、陈库、吉岚等村。寺前林木挺秀，郁郁葱葱；寺后龙岭回环，列峰耸峙；东南海水泱泱，犹如玉带环绕。山不甚高，而起伏有致；树不甚多，但青翠参天。虽无石竹之奇，黄檗之雄，却以其山清水秀和宏伟壮丽的建筑群而闻名遐迩。
寺院始建于宋庆历四年（1044），元时废，复修于明洪武二年（1369），后又经明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诸朝代多次修茸、增建，地广达 10 余亩，殿舍计 108 间，红墙绿瓦，庙貌巍峨。为释、道、儒三家共处的寺院，堪称福清乃至闽中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发展中兼容并蓄的特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兴寺成为福清县龙田、高山地区中共地下党武装斗争的活动据点之一。原福清地下党领导人何文成、陈行福等率“瑶山人民自治会”武装队伍进驻福兴寺，日间搞训练，夜里打土豪、筹经费，打击封建剥削势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11 月初，福清县长甘云率驻军“围剿”扑空后，竟于同年 11 月 21 日（农历十月初四日）纵火焚烧寺院，致使 108 间殿舍毁于一旦，顿成废墟。
多年来，遗址颓败，景象荒凉。幸逢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原化南里群众迫切要求重建福兴寺，恢复革命遗址。1993 年，经省市宗教局批准予以重建。承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以及原化南里的善男信女慷慨解囊，踊跃捐资，于 1998 年始，重修寺院，再塑金身，从而使千年古刹轮奂生辉，革命遗址喜获重光。全寺仍按原有三座并列的布局，拥有 9 个主殿，为三殿并排，前后三进。中三座，为佛教殿宇，从南往北沿中轴线排列；前为天王殿，接着左右为钟鼓二楼分列两边，中为大雄宝殿，再往纵深是为观音殿居后。左三座，前为龙岗书院，后为文昌阁，以上为儒教建筑，再后为武当宝殿。右三座，前为戏台，其后为五方天帝殿，再后为姚部院宫，以上属道教建筑。山门也很巍峨，殿前还有一个占地 114.15 平方米的放生池。此外还有凉亭、附属用房等近 500 多平方。
似此释、道、儒三教均衡并存于一个寺院，在我省实属罕见。从而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和八方香客，前来观光和参拜者络绎不绝。
重建后的福兴寺既是宗教胜地，又是革命遗址；既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又为玉融南部增添了观光名胜，对于推动福清旅游业的发展，加强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均具有重要意义。

戚公祠沿革记略

吴学仪 倪朝铭

戚公祠祀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明嘉靖年间，有一批日本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与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山东人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嘉靖三十四年(1555）奉调浙江抗倭。四十年（1561）在台州大捷。次年援闽，首先捣破宁德横屿倭寇老巢。接着向盘踞福清、莆田等地的倭寇发起进攻。
关于戚继光在宁德、莆田、福清一带的抗倭战况，《福清文史资料》的第四、七两期中已有文章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戚继光解除东南倭患后，战地的社会人士呈报朝廷建祠纪念，后经朝延准奏，福建的宁德、莆田、福清等地都相继建起了戚公祠，以纪念这位著名的抗倭名将。
福清县治的戚公祠，创建于明末，址在西门内水陆街中段，与“盛时奎璧”石坊和双旌书院相邻近。祠的大门顶竖悬一匾，系双龙拱圣旨金字“戚公祠”三字。清雍正十二年(1734）重修。建筑物由前殿、后殿、左右走廊、厢房等组成。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系硬山顶土木结构。殿的正中祀戚继光将军塑像。神龛之前置一卷书式黑漆金字桌一张，桌上摆列香炉、烛斗、花瓶，上面悬一长明灯，殿堂正中放一个三足鼎立的铜铸鼎炉，上有铭文。柱上有副讴歌戚公功绩的对联，殿的右边有块“纪功碑”。
殿的两房分祀：力战倭寇阵亡的镇东卫指挥高怀德、戴洪，屡奏奇捷的指挥同知秦经国以及千户呼良朋。他们的忠义之举，雄武之略，《福清县志》均有记载。
祠的前后两面均有一块空地，前面临街，后面与察院埔相邻，空地上有几株老树。
祠建成之后，每年春秋都举行祭典，至民国时才停止。笔者年少时居住于水陆街，听父辈和邻居的老人说：祭前，先把祠宇清洗打扫一番，开祭之日，张灯结彩，殿前两旁分立二个乐工，在祭典官员到达祠前之际，鸣放三声礼炮。殿前两旁摆上宰好的猪羊，桌上摆上熟热的水产品。祭典开始，由司仪主持按秩序单逐项进行：起先，主祭者至神位前上香、奠酒、跪拜，祭典官员分立两旁，依次至神位前行拜跪礼，礼毕仍回原位。这是祭典的初献礼节。亚献、终献则都由主祭者独拜。
初献开始就奏乐鸣炮，以后亚献、终献、撤馔、送神亦都演奏与其相关的乐曲，并鸣炮仗。
典礼结束之后，凡与祭之人，都凭条领取一份酢肉。
由于时间久远，祠宇有所变动，现将其近代大致情况分述如次：
民国初年，祠宇无人管理，邻近的制面厂搬到祠内，把祠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没有电灯，他们把没灯罩的煤油灯挂在墙壁上，油烟向四面散开，熏得满壁都是烟尘，把绘在壁上的戚将军和福清官民的抗倭功绩图都熏黑了。
当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同盟会成员俞兆复先生有鉴于此，会同地方人士，曾把戚将军的塑像移到茶亭邑侯许梦熊的神祠内，并仍恢复春秋两祭。
民国中叶，面厂停业。福清自卫队队长曾逢朋把队址迁进戚祠。经过洗刷重修之后，又恢复到接近于原貌的水平。他在祠前的空地筑起围墙，种上花草，栽上树木，摆上石桌石凳，邻近居民有时也到树下乘凉。
解放后，自卫队撤销，由福清农业机械厂接管为工人宿舍，部分原貌被改变。
后来，该厂因业务发展，工人增加，原址不够容纳，遂想把它改建为高层房屋，已开始初步备料，准备动工拆除。笔者闻讯，立即会同地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陈云官、陈和鸣、林紫宸、吴端升、方家章、纪传荣等具文向中共福清县委申请保留。经陈维忠副书记过问，即以电话通知该厂书记，说未经县委和有关部门同意，不得擅自改建。
县人民政府为长久保存文物之计，于 1987 年 1 月 23 日把它公布为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以后，仍保持原貌不动。至上世纪 90 年代旧城改造时，戚公祠终被拆除。听说，原房地产公司曾有承诺，把它改建在玉融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未知何故，以后却没有了下文。
现在戚公祠已荡然无存，但戚继光将军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为了使后人略知其史迹与祠宇的变革始末，爰为之记。

新厝镇四处名胜古迹简介

王锦照

新厝朱子祠书院朱子祠书院又称“紫阳朱先生书院”，位于新厝草堂山腰一块平地上，相传建于宋代，原为知名人士方伯谷先生在此结草为庐，收徒教读之所。朱子在访问莆田夹际草堂郑渔仲先生后，北返建阳，路经光贤里韶溪，闻知方先生隐居此处，上山造访，住宿三宵，结成知己。朱子行色匆匆，方先生依恋不舍，因年老体弱，未能远送，只依山门口眺望朱子的别离。朱先生才到蒜岭，眼前浮现方伯谷先生身影相随，出于关心他赶回韶溪草庐，果见方先生依门辞世。朱子埋葬方伯谷先生后，为完成知交未遂之志，留下收徒教读。崇祯元年，所在地府县士子慕朱先生谦恭高风，扩建山院，遂以“紫阳朱先生书院”立石碑。光贤乡先哲王伦、陈天爵、王正彬、王光国等，都在这里从师成名。清代进士陈善青年时也曾在此教读，并捐资修院。2001 年秋季，新加坡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倡议开山道，修复朱子祠书院古迹，推土机挖出埋在地下的四块朱子祠古石碑，确证朱子曾在此教读多年。2002年 3 月 31 日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偕同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市政府文化顾问考古学家黄启权先生上山进行考察，觉得重兴朱子祠书院有重大意义。

东澳九座皇宫

东澳九座皇宫座落在新厝镇最南端的玉蜍山顶，据族谱记载建于南宋淳佑七年。当时是皇太后令淳佑帝下旨赐建“九座相连”的皇宫。皇宫面朝东北，背靠西南，从玉蜍山顶延伸到海滩，内有九个天井，两排护厝18 间。皇宫门前大路边有皇帝御书竖立的“下马碑”。凡来往宫员都要下马步行。
明嘉靖元年，沿海倭寇猖獗，烧毁九座皇宫。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东澳村民集资重建九座皇宫，因资金不足只建两座。1981 年仲夏，印尼华侨捐资重修此宫。改名为东澳鳌东宫，重塑张真君金身供奉。

江兜芦岛

芦岛地处新厝镇江兜村海滩上，由奇岩怪石组成，岛峰有棵千年古榕，形似凉伞，枝叶参天。岛上有个土箕大的脚印，人称仙人脚迹。岛上花草树木茂盛，景物独异。潮落时，人们下海讨小海，芦岛象一只鹭鸟屹立在海滩上，栩栩如生。涨潮时，芦岛宛似一艘远洋的母舰，停靠在海中。夜间渔舟云集，千帆齐光，渔歌唱晚，景色迷人。在古时，江兜村及新厝16 个村的渔船回航，见到芦岛孤影，如见灯塔，就返航回归故里。此后，凡远离故乡的华侨、台胞，均上岛游览一场，观赏者皆深记芦岛美景。

岭边百二间古屋

岭边一百二十间古厝，建于清代 1776 年，厝主郭孔誉是个富户、书香门弟。先盖主厅，后陆续扩建，形成一座拥有三落厅、七重护厝、二十四个天井、一百二十间房屋的宠大建筑群，是新厝镇保留下来最大的古屋。五十年代曾住四十多户孔誉后裔。解放初，九区政府设在此处。孔誉生两子，大子达和，次子达遇。主厅北边为达和所有，因繁衍较慢，只盖二重扩厝，南边为达遇所有，盖有五重护厝。孔誉孙郭龙光，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 年）登进士，官授国子监学正，敕封微仕郎，晋封文林郎，曾在承德府任学正，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常把自己的薪奉接济灾民，受民爱戴。1820 年告老还乡，两袖清风，向他人借贷复修百二间古厝，生前著作甚丰，现留有《韶溪诗抄》四卷传世。梁、柱雕刻系清代名雕，此屋有可能是福清市保存最古老的一座大古屋。

金芝村风光古迹简介

郭成辉

金芝，秀丽恬美，令人着迷。她就像一个藏在深闺的大家闺秀，不为世人所熟悉。
金芝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莲花盆地，海拔 700 多米，其主峰双桧山海拔 781 米。从东张镇区到金芝村全程 17.8 公里。该村是东张西北部最偏僻的小山村，也是省定老区基点村。全村辖 15 个自然村 9 个村民小组，有 211 户人家 1006 名村民。最大的自然村 40 多户，最小的下路仔自然村仅 4 户。1989 年以前，该村是为数不多的“五不通”村，1989 年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金芝开通了简易公路，架设了通讯光缆、供电线路，村民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目前，村里有一辆中巴车每天从村里到东张镇区往返一次，单程约 1 小时。
或许正是受地理环境制约，交通不便，山道崎岖，远离闹市，美丽的金芝村迷人的传说、悠久的古迹、旖旎的风光，才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金芝村有一句民谣祖辈相传：“金芝出直石，皇帝管勿（不）着”，这里到处都是成片的六棱形条石，有棱有角，类似闽南漳浦县发现的海底火山岩石群。这一奇特的现象对地质考古学家研究福清以及东南沿海地貌变迁当有重要的价值。平时村民架桥、筑坎、建房都用这种无需雕凿的六棱形条石，成为这里最为独特的景观。
在通往金芝村的古驿道旁，有座“永方亭”。亭内书有：“建造路亭，求子回家，亭主王总”的字样。相传明代有个村民叫王总，他送儿子跟随戚继光抗倭，数年未归，王总思子心切，便在驿道旁建立“永方亭”，天天在山头登高祈盼儿子平定倭寇早点回家。他的儿子作战英勇不幸牺牲，王总至死也没能盼到儿子。但“永方亭”却保留至今，成了路人遮阳避雨的古迹。
金芝村更悠久的古迹要算桥头了。据介绍，金芝村现居王、林、关、许四姓，王为村中大姓，早年从河南迁徙过来，属闽王王审知的子孙。村里王姓祖先建造桥头桥，竣工后将剩余银两藏于桥墩，并在银簿上书：“一桥两渠，银在中间。”解放初期，泉州王姓嫡系后代拿到这本银簿，寻至金芝村，把藏银全部挖走，所幸该桥至今无损。
桥头桥位于金芝村中，一墩两孔，由 6 块巨大条石组成桥面。条石上有文字记载，可助今人了解建桥由来。兹摘录二则，以飨读者。其一：“都勤官陈云与卢开洛为祈生父母舍身四贯文”；其二：“劝首卢二十娘与方成方文吉各舍身三贯文。”由此可见，古时金芝村尚居住有陈、卢、方等姓氏村民。金芝村的两处古迹，虽各有千秋，一个求儿子平安，一个祈求父母长寿，却殊途同归。
由金芝村南行约 1 公里，来到一处被村民称作为百叶坡的地方。百叶坡地势平坦，一望无垠，面积约 1000 亩。在这海拔 700 多米高的山坡上，居然有如此宽广辽阔的地方，实在令人称奇。置身其间，微风轻拂，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距百叶坡数百米，是瀑布群景区。这里不但山势陡峭，水流湍急，瀑布轰鸣，而且灌木茂盛，鸟语花香，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旅游景点。只可惜生在深山人未识，她的美貌一直被神秘面纱笼罩着。
瀑布群由三叠风格迥异的瀑布组成，常年飞泻轰鸣。距村庄最近的一叠瀑布谓溪尾漈里潭，落差 10 多米，潭深 10 余米，从瀑布飞泻口眺望，漈里潭俨若天坑，四面悬崖环抱，形成“C”形，从漈里潭溢出的清泉，经过百余米的冲刺，流人一条数十米长的天然石渠又跌落形成了二重漈瀑布。二重漈瀑布仿佛是位百岁老者的长髯，蔚为壮观。龙脊潭是第三叠瀑布，因该瀑布口有一形如龙脊巨石挡道，溪流只得分左右两路下泻，形成两潭，故名。龙脊潭下面的两潭由于飞流长期冲灌，所谓水滴石穿，形成两个酒坛状深潭，潭口宽约 2米，深 10 余米。据介绍，过去红丝线系秤陀丈量潭的深度，足足用了四两红丝线方才探到底部，故此两潭亦名四两漈。

旅台乡亲余乃焜事略

薛守维

余乃焜先生字庚如，福清市龙田镇东营村人，生于 1909 年 12 月 4日，卒于 2002 年 1 月 18 日，享年 93 岁。
先生的祖父余长煊事农兼商，由于勤俭持家，在乡里属于小康之家。父亲余发锵，在二个兄弟中居次，娶王氏，平日里夫妻恩爱，克绍箕裘，家道日隆。共有子女五人，先生居长，虽然余家人口多，但其父母生性敦厚，乐善好施，很为乡人邻里称道。
先生幼时就读于本村私塾，1923 年 7 月入龙田教会学校融美小学，为我市名教师薛永香的弟子，两年后从该校毕业。1926 年 1 月先生负笈省垣，于 1928 年 5 月毕业于闽侯公立中学；1929 年 1 月入省立民众师范就读，1929 年 5 月毕业；其间曾入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预科进修了两年，直至 1930 年 6 月毕业。在学期间品学兼优，热心公益事业，曾参加福清留省学会，并任福清同乡会理事，积极为同乡排忧解难。1933年 2 月，先生还参加了省保卫团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培训，于 4 月结业，当时的校长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
先生青年时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1931 年 10 月 9 日，林靖率领省防军第二支队二千七百余人开抵福清，其部队奸杀掠夺，无恶不作，遂激起民愤，酿成震惊省内的“龙高民变”。先生时年 22 岁，是“民变”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
1933 年 7 月，先生赴晋江县任民众教育指导员，同年 12 月因其父逝世，遂辞职返里，有感于教育为立国大计，乃在家乡创办东瀛小学，并亲任教职数年。
嗣后因日寇侵华，全国民众掀起了爱国运动，接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联共抗日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先生遂出任福清县抗敌司令部第一指挥区副指挥。1938 年 4 月先生转省保安处就职，挂上尉衔，月薪 80 元，但仅 11 个月就被免职。
1942 年 12 月先生在平潭县由林荫、王良浩介绍加入国民党。1944年 1 月任国民党平潭县党部干事，一年后辞职改任平潭县三青团分团部干部指导员。先生虽是国民党员，但他对国共联合抗日深表赞同，且想方设法保护抗日仁人志士。1945 年 5 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何胥陶与刘家煌一起带领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到平潭苏沃隐蔽休整，遭国民党平潭县长林荫突然袭击，何等 40 多人全数被捕，先生时任县党部干事，闻讯后密谋在押解福州途中实施拦劫，遗憾的是因路线更动导致拦劫失败。
1945 年 8 月，先生辞职回到福清。次年 1 月入福清私立文光中学高中部任三青团分团部干事。由于在抗击日军侵略时表现突出，遂于 1947年 3 月调任福清县民众自卫总团部任副总团长（中校军衔），同年 9 月兼省政府参议。行宪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当选候补代表。
解放前夕，国民党余部退守台岛，先生遂于 1950 年 6 月随蒋军来到马祖岛。1952 年 3 月在马祖岛被委任闽北地区司令部附员（中校），第二年 2 月辞职。1953 年 11 月至 1956 年 10 月先后调任长乐县党部书记、主任委员，其间曾选召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一个月（校长蒋中正）。1956年 11 月至 1958 年任马祖岛地区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总干事（八级），月薪525 元台币，期间当选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先生居马祖岛八年中，曾兼任海峡日报社社长。
自 1959 年至 1980 年 12 月，先生以国大为论坛，竭力宣扬国家统一。退休以后，虽年事已高，但爱国之忱愈加强烈。他对台独主张深恶痛绝，力主两岸“三通”，拥护“一国两制”，为中华民族之大计竭尽心智。
先生晚年曾三次回大陆观光。1992 年 2 月他以 83 岁的高龄返乡省亲，当他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时感到由衷的高兴，赞不绝口。同年九月，他在台组织了 28 人的观光团，走过了福州、杭州、上海、天津、北京、桂林等城市，尤其是登上了万里长城时，先生与团友们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己。此次旅游共花费 50 多万元港币全部由他一人承担。这一年 11 月，他又带了 10 多个融美学校校友回乡参加福清三中百年校庆，随后他们还参观了与金门仅一水之隔的厦门市，他要让更多的台胞亲身感受大陆建设的辉煌成就，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余热。
先生历来热心桑梓教育事业，这是由于他对养育过自己的摇篮故土怀有深深爱恋的情愫。早在 1934 年丁忧期间就在家乡创办东瀛小学，晚年寓居台岛，仍念念不忘培育学子、服务家乡之初衷。他不惜变卖自己的别墅，宁愿蜗居斗室，先后捐资百万元兴建福清第三中学蔼如堂，完善东营小学教学楼。
先生不但尊师重教，而且关爱老弱一如既往，尊重信仰自由身体力行。前后捐资襄助东营、厝场老人活动中心、余氏宗祠及美会堂、天主堂等宗教场所共 20 万元人民币 40 万元台币，同时还以旅台福清同乡会名誉理事长的名义发动在台乡亲假以援手。先生对公益事业如此慷慨，而他自己一生生活简朴，义举可风。
先生一生无不良嗜好，唯酷爱书法和收藏书籍。他擅长诗词歌赋，且书艺闻名遐迩，每遇有人求字，他常自撰诗词联句题赠。如东营余氏祠堂、小学、牌坊都留有他的遗墨，东营小学对联曰：“登瀛钟秀气，周甲启新源”；半路牌牌坊对联曰：“东海展望新图农贝丰硕，瀛洲怀念壮志桃李芬芳”。他身后没有什么值钱的遗产，只有数量可观的各种藏书。
先生为官清廉，淡泊名利，入污泥而不染。他寓台 52 载，洁身自好，从未再娶。夫人张冬英，比先生小一岁，夫妇情笃。虽台海阻隔，然她未有他适，而以一人之力，在困境中含辛茹苦地独撑家庭。张氏计育有六男一女，长子余美亮，已去世；次子余美顺，转业军人、退休教师；三子余美炎，原山东济南某原子能研究所主任，省政协委员，已退休；四子余美宇，在乡务农；五子余美民，定居香港，从商；六子余美昌，定居台湾；女儿余秀英，是笔者高中时邻班同学，1966 年在福清第三中学毕业后定居香港。
今年 1 月 18 日，余乃焜先生因严重心肌梗塞，治疗无效病故，走完了传奇的人生之路。其生前友好旋即在台组成“余故代表乃焜先生治丧委员会”，于2 月5 日下午2 时假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怀亲厅举行安息礼拜，随后发引火化灵骨。送挽联花圈者除了同乡友好外，还有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宋楚瑜、马英九、吴伯雄、李元簇、钱复、陈川、魏耿等要人。余先生骨灰安抵原籍龙田镇东营村后，家乡各界亦组成治丧委员会。4 月 9 日上午近二千名乡亲冒雨参加骨灰安葬仪式，灵堂前摆放着福州市、福清市台办敬献的花圈，灵堂两侧一副挽联概括了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后辈的追求：“弥留还思两岸事，和平统一告乃翁”。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悼念这位爱国爱乡、任忠敬的长者。至此，先生终于魂归家山，息劳为安。

（有关资料由余美顺先生提供）

我所知道的林堃孙及其家人简况

林一霹

林堃孙生于清末，卒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是民国时的福清教育界前辈，按《林氏族谱》排辈：“传、金、紫、世、守、钟……”他属“传”字辈，我属“世”字辈，他是我的祖族亲。他一家原住融城道院巷 6 号小四扇尾，其堂弟林传济与他分住，中有小厅，是他常年办私塾斋场所。我和其他林姓亲属住道院巷 4 号大八扇尾，称它是“下底斋”。他从事教育，教学严谨，在这小小的书斋里，培育了不少人才。原华侨中学教务主任陈能涧曾对我说，在书斋里稍有学业疏忽就受处罚，他就被拧了几次耳朵，记忆犹新。
堃孙致力于培育家乡人才，克服多方阻力，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创办了福清首所玉融中心小学，曾请我的父亲林紫镛做为助手，经常到我家吩咐、协商办学之事，还叫我的父亲到港头镇杭下村我们祖籍地一起创办杭下小学。
他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位族长级人物，大家族中有事都请教他。他中等身材，着长衫，迈着健步，说话细声和气，从不激动，平日里，他戴着圆形黑框眼镜，神色镇静，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什么大事似的。
他的结发夫人体质虚弱，缠着小脚，还没有生男育女就病逝了。后来在亲朋好友关照下，由高巷陈家府上一年岁较轻的女子吴桐英予以继弦，没有缠小脚，后来育有六男一女。
他逝世时，家庭困难，儿女有的长大，有的幼小，无固定职业和收入，丧事由我父亲全力协助，几个幼小的儿子和我年岁不相上下，记得好几个晚上都在我们家里过夜，堃孙卒后，我父亲尽最大努力，接济他家中生活，有时给些大米，有时给些钱款。其夫人吴桐英，我称“四大妈”，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培育一家子女成人成材。她虽文化不高，但受丈夫影响，思想进步。福清刚解放，她积极义务帮助街道工作，发动群众参加解放军。邻居吴忠生，长期和祖母相依为命，生活潦倒不堪，在四大妈启发下参了军，家庭生活获得照顾，扭转困境。
堃孙所育六男一女，多有成就，兹简述于下：
长子林金振，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台湾谋生，思想进步，对旧社会不满，常有许多言语表露于公众之中，被台湾军警机关疑为倾向中共，有碍治安被残酷地施以“宫”刑，终身未娶，80 年代逝于台湾。
次子林金楷，自幼热爱文学，活跃在融城和榕城文坛上。40 年代后期去台湾谋生。50 年代在台湾新闻处以记者身份发表许多进步文章，笔名林今开，在台著有多篇作品发表。80 年代曾返福清探亲，第二次婚姻在台与医学博士结婚，90 年代初卒于台。
三子林金楢，13 岁家中困难，由俞兆复和我父亲帮助前往南洋印尼，所育四男女，均留学美国。自 50 年代以来，多次回国，为福清侨中、一中、西园小学等校捐资办学。
四子林金楀，解放后在税务部门工作多年。
一女林金樱，排行第五，1951 年参加解放军，转业后在上海工作，已病逝。
五子林金榕，就读江西师大数学系时，成绩优异，留校任职，后为该校数学系教授。
六子林金桢，就读广东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数学系教授，已退休。

先父吴周棋及其艺术生涯

吴 倥

四十年前的 2 月 21 日，孤苦零仃飘泊异乡、饱受磨难而身心疲惫的父亲，因心肌衰竭不治而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噩耗传来，全家恸哭，泪如泉涌，一片凄风悲雨。
回想父亲离乡背井 11 年而在临终弥留之际，身边无一亲人陪侍和为他治验送殡，孑然而去，家人也因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而抱恨终生，全家人呼天抢地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父亲吴周棋，号舟奇。191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于福清市上迳镇油塘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上过私塾。1939 年 1 月毕业于福清融城小学（城关小学前身），因成绩第一名，深得校长林其桐的器重，遂将他留校任教。第二年 2 月，又介绍他到福清县私立西园中心学校就聘，担任国语、社会、美术、劳作教员兼成人班的教学。1940 年 8 月，先父又应聘到福清私立融侨初级中学，任劳作、图画、历史教员，小学生登上了中学的讲台，足见其功底深厚。1943 年 7 月，他复受聘为福清县私立文光职业学校的图画、书法教员兼文书组长，任职续延到文光中学与县立中学合并后的福建省福清中学（福建省福清市第一中学前身）。
父亲从小就聪明好学。为了养家糊口，他种过田，学过医，教过书，尤其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劳作之后，工作之余，对书法碑帖、丹青画谱心摹手追，勤奋钻研，不断临习。他的小学校长林其桐先生夸他“赋性隽颖，平日于古文篆隶研习不间，古雅风韵盎然于字里行间。”父亲通过不断奋斗，辛苦耕耘，书、画、印都颇有造诣，其时在福清小县城小有名气。
解放初期，父亲是福清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1950 年，闽侯专署指定他为文光中学的文艺代表，出席地区代表会。会后，他积极参加组织成立福清县文联，并担任福清县第一届文联美术协会副会长。
1951 年 5 月，在校长李毅（福清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支持下和同事们的资助下，先父通过努力，考入“鲁迅文艺学院”（后更名为“东北美术专科学校”）美术部。1953 年下半年，他被提前分配工作，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搞美术创作。1954 年大区机构撤销，他的工作关系转到辽宁省工业厅，并调干回母校续学，至 1955 年 8 月毕业。他在辽宁省工业厅轻工处任美术技术员，负责花布、鞋革、玻璃器皿、搪瓷、瓷器和工艺品的美术设计工作。地位高了，工资多了，但“有一好，就没两好”，有得必有失，他从 1951 年 5 月出去，到 1962 年 2 月 21 日病故，将近 11年时间，因工作的羁绊，人为的阻隔，竟从没有回来与家人会过一面。家庭团聚，天伦之乐，都远他而去。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牵挂，再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食不果腹，贫病交加，使他过早撒手人寰，终年 43 岁。
我的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父亲在东北求学期间，她常常找文光的父亲老同事帮忙读父亲的来信。老同事一边念信，一边用手指头比划临摹信中的字，他们对父亲的字也赞不绝口。
父亲一生清贫，没有财产，几件遗物，均与其艺术生涯有关。遗物之一是一大箱的书法字帖。父亲年轻时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大都用在购买碑拓字帖上。他碑帖兼学，远宗魏晋，近师明清诸大家。他临池不辍，于甲骨、钟鼎、小篆、隶真行草，均有涉猎，并有所获。他写的小楷，清婉遒丽、逋峭恢宏，得钟繇、赵孟頫、张裕钊和《张猛龙碑》及唐人写经之髓。行书存赵之谦，于右任神韵，洒脱凝炼，俊逸俏丽。篆书以碑版鼎铭为本，婉润劲健，圆浑古朴。我家里还珍藏着一本先父在1946年2月临写的汀州书法家罗丹的《选临碑帖》。先父在临本后写有一篇后记，叙述自己“童蒙时便嗜书法，顾生长村隅，闻见管蠡”，“赏玩罗丹选临碑帖之余”，深感“与罗结有前缘，痴性复萌”，要把《选临碑帖》“爰临代作蓝本，效颦东施”。全篇文字隽秀潇洒，神采飘逸。
现在家里还保存着一本父亲手抄的《井蛙语草》文集，洋洋数万言，全是娟秀的蝇头小楷。
我家原住在后山顶的“文光中学教职员工宿舍（华侨纪端生洋楼）”内，解放初期，房子被解放军部队征用，我们暂时迁住瑞亭宝圆脚兴利厝附廊。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正忙着为福清县人民政府制作“革命军属”牌匾。父亲先写好“革命军属”四个大字，套上油纸缕空刻好，然后在母亲的帮助下，用金漆拓印在一块块漆着大红色的长方形木板上。晾干后，父亲再用小毛笔蘸着金漆写上下款。那时，县委、县政府、公安局、贸易公司、学校等单位，还慕名请父亲写衔（照）牌，他显得特别忙。
父亲遗物之二是一小箱的木刻版画原版。在福清，父亲最早进行木刻艺术创作。1940 年，他以木刻艺术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福长平抗日游击指挥部政训室”期间，除写标语、画漫画外，还为《游击通讯》等抗日宣传刊物作木刻封面和插图，作品有《同志们：冲》、《与敌肉搏》、《饥餐败絮》等。在文光中学任教期间，也常写文章和作木刻揭露黑暗的旧社会。1948 年 6 月 25 日，因一名教员被伪政府秘书黄建屏无端拘捕，父亲与一百多名师生一起徒手前往质询，被反动武装包围。他脱险后积极创作木刻，刊于“文光”校刊、《学报》、《先锋报》上，揭露伪政府迫害教师、镇压学生的暴行。“6.25”事件轰动国内外，得到全国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函电支持和进步报纸的舆论声援。
父亲没有拜过师，他认定“木艺”在技术上与“绘事”密切相关。他按照“绘画的经验作木刻的依归，也就是以绘画作木刻的炉友”，辛勤刀耕。他以木刻宣传鼓动民众抗日，并“为木艺沉寂的闽南的一角——福清，播下了新生的一颗种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官校长曾称赞父亲是“好学深思，游心镌刻，学无师承，天授非人力也。”
父亲的木刻作品大部分毁于敌人的炮火之下。1946 年 8 月，他曾把“劫后的余烬”和当时所作的肖像、报眉等木刻作品 27 幅拓印后，集成《吴周棋木刻》小册子。
父亲在东北期间，学的是图案印刷，做的是轻工产品设计，紧张的学习，繁忙的工作，但都没有让他放弃刻刀。从他寄回的一幅《古园春色》木刻作品上可以看到，粗矿的刀法细腻了，题材也从揭露转向了歌颂。战时浓浓的火药味逐渐淡去，和平安谧的气氛弥漫于作品之中。父亲报考东北鲁艺，送交的美术作品是一幅宣传画。我依稀记得，当时在端生洋楼三楼住所，父亲时而望着钉在墙上的白纸凝思，时而挥着笔用心地往纸上飞墨泼彩。渐渐地，一幅歌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带领人民大众砸碎旧社会铁锁链，实施土地改革法、工商法和婚姻法，翻身得解放的壮观画面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
在“鲁艺”期间，他为能在毛主席亲自创办的，从延安迁到东北的鲁迅文艺学院里深造而感到自豪。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专家精心教导下，他刻苦学习，进行艰苦的正规的训练，基本功得到了加强，专业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打开 1957 年五月号的《辽宁画报》（总 167期）第 12-13 页，父亲的一幅商品广告设计《中国瓷器工艺》赫然跃人眼中。这幅习作构图工稳大方，色彩明快准确，瓶盆碗碟栩栩如真。可以看出，父亲的构图技巧、素描基础、色彩运用等，都非常扎实过硬。
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被提前分配到辽宁省工业厅轻工处担任美术技术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协助下属工厂单位进行花布、鞋革、搪瓷、玻璃器皿、瓷器等的设计工作，还经常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参加大型的商品交易展览会的设计制作。即使在受到冤曲、遭到不公平待遇期间，他仍捂着心灵创伤，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任劳任怨地为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建设而默默奉献。
让人深感遗憾的是，父亲去东北之前所作的中国画作品，因为居无定所，数度搬迁，多有散失，再加上儿辈保管不善，虫蛙鼠啮，至今所剩无多。好在父亲当时给一部分画作拍了照片，使我们还能从 15 张泛黄的旧照片中领略到画作的风采。父亲所作的中国画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和仕女，题材广泛。技法上工笔、写意，勾皴点染，皆甚为娴熟。元代的赵孟頫题画诗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才知书画本来同。”书画同源，字如其人。父亲在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就，与他的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谦和敦厚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一件往事，现在仍难以忘怀。那是在父亲遭冤落难，家庭生活入不敷出，穷得叮当响时，母亲含着泪水决定把父亲的手尾——家里仅有的一架衣橱变卖。
这衣橱是父亲自己设计的。衣橱分上下两柜，中有抽屉，高脚以防湿气。上衣柜的三扇玻璃门，中间宽两边窄。两扇窄门各镶一幅父亲画的花鸟画。左边一幅是水墨八哥图，笔墨洗炼，神味十足。右边一幅是没骨翠鸟图，短尾长喙，羽毛艳丽，重墨浓彩，点染逼真。
我认为，买主买的是衣橱，就想把父亲的两幅画取下来，但母亲不让。她说，人家贪的就是这两幅画，没有画就不买这衣橱了。我只好忍痛割爱了。这两幅画，现在不知还在谁家否？
父亲的遗物之三，是一本《金石养寿》篆刻集。1946 年 9 月，父亲将其所治部分印稿 160 多方，依时汇集成《金石养寿》小册子。他自序说：“棋也不敏，学无所抿，而于金石书画，兴趣所趋，颇会于心。”他潜心钻研各种古印谱录，特别迷醉清汪启淑藏印《汉铜印丛》和近人王大炘印稿《冰铁戡印》，展翻摹临，勤而习之。可以说，父亲在福清最早研究金石篆刻，并有突出成就。
1940 年 8 月，他磨石遣怀，篆刻《王阳明先生读书十八则》组印 19枚，在亲友力赞下，拓印付梓成屏堂。湖南湘潭篆刻家马叔嘉曾赞誉父亲作品“刀法古朴，有神有气，实为闽中金石之一家”。
父亲的篆刻，宗法秦汉，广学诸家，自成面目。作品不拘一格，或苍莽潇洒，或峻拔生辣，或拙朴古茂，或秀润娟好。布局疏朗工整，字法书意颇浓，运刀或冲或切，老练自如。
他能把真、隶、魏、篆各书体很好地引入印中，大胆尝试，在福清篆刻界开真书入印的先河。1946 年，他在罗丹《碑帖选临》临本上用的一枚《吴周棋临慧印居士》石章，印面高 17 毫米，宽 6 毫米，用的就是峻峭秀美的楷书。
他篆刻的作品以姓名印居多，玉石、牙、角、晶、铝各种印材都有，皆能奏刀游刃，纵心所欲。陈云官校长说他，“其笔力之佳，几于攻坚如棉，且曲画幽人韵士之致，类非凡手所能企及。”
篆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不仅需要不断钻研章法、字法、刀法基本功，还须有孜孜不倦地广闻博览、汲取营养、“印外求印”的功夫。父亲的印外功夫扎实，他有深厚的文学底蕴、高妙的书法造诣和娴熟的绘画、木刻技艺。因此，他的篆刻艺术在当时是相当有影响的。
父亲的书、画、印三艺，旨趣高，造诣深，可惜的是后继无人。虽然我为有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父亲而骄傲，虽然我也曾在家藏碑帖画本印谱中游弋探赜，在工作实践中摸爬滚打，弟弟时伟从事小品石雕，寺观壁画等创作，但与父亲的作品相对比，可真是天壤之别。
福清市政协文史委刘福铸副教授根据林学杜老师的介绍，特地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有关先父从艺生涯的情况。现在我把这一篇很蹩脚的文章呈送他斧正，也恭请父亲生前的知情者指正补缺。

现代福清书法家林幼汀记略

余长泓

林幼汀，名兆鳌，以字行，福清市东门外后山顶村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幼承庭训，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能过目不忘，且酷爱书法，埋头苦练，孜孜不倦，以书法名世。其书法各体兼能，尤善行楷。他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18 岁时应福州府秀才试，主考官观其试卷，认为不但文章漂亮，且小楷端庄清丽。当即朱批八个大字：“福清幼汀，字冠八闽”。由是幼汀名声大噪。幼汀卒于 1950 年，享寿七十有三。曾任福清县训导附贡生。当年康有为游福建时，见到幼汀书法，曾赞许道：“幼汀书法，能融魏碑之方劲挺拔，颜欧之博大精妍，雄健洒脱，自成一派，当推闽中第一”云云。溯自清光绪以后，我邑书坛前辈善书者不乏其人，但能独领风骚，受康有为夸奖者，则唯林幼汀一人而已。
幼汀系笔者大伯母之胞兄，我的大伯父余孔源，与幼汀系同庚，且同科荣中秀才，曾传为佳话。1917 年我的胞叔余孔英，自荷属爪哇汇回巨资，营建阳下村后进六扇新屋，至 1920 年续建前进。次年（1921）两进同时装修，所有楹联，除请前清举人吴竹庵先生书写三副，家堂兄长资书写一副外，其余楹联、额字及四条屏等，均出自幼汀舅手笔。1932 年我家父兄辈合资营构西侧附屋楼房十四间，其全部对联均仍由幼汀舅书写。这些墨迹不幸于文革期间，连同我家建筑物之“悬钟”、木雕及前墙两角顶部之灰塑双狮，并遭破坏。同时我家珍藏幼汀舅书写之巨幅厅堂大联，以及仙游名画家李霞所作之《孟母三迁教子图》各四轴亦均被焚毁。
逮至 1996 年，旅外诸弟侄辈集资人民币十万元，对祖屋进行全面修茸。对于被红卫兵用“桐油灰”涂盖墨宝，凡是文字笔画刻有线条者，皆雇小工细心用刀轻轻剥剔，使桐油灰逐渐脱落，再现出原来面目。但对于被用刀砍剥之三个小厅的窗上四屏条幅，则已无法抢救了，甚感惋惜。今抢救部分墨迹，经重新涂彩，业已再现当年风采。

书坛一杰施孟宏

薛守维

施孟宏先生是流寓台湾的已故著名书法家。六十多年来，他研习书法不辍，博采众长，自辟蹊径，卓然成一大家。
施先生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原籍福清市龙田镇上一村，一九四六年去台，先后任职于台湾省行政公署工矿处、台湾铁路局、故宫博物院。他自幼喜好古诗词，更嗜帖成迷，蒐藏碑帖甚丰。施先生七岁始习字，初学颜体，每日临帖 400 余字。他以数十年光阴，精读、临摹汉魏晋唐碑版和法帖，荟萃百家书艺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撷取精华，自成风格，书艺炉火纯青。其楷隶行草各体，行笔稳健奇伟，古拙雅秀；气势沉雄恣肆，韵味独特。尤其楷书，筋丰力健，章法谨严，更为冠绝。其作品展示了大气磅礴的书法世界，体现了独特的才性与功力，被名家推崇为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一九六一年，施先生与马绍文、石叔明、邓济荣诸先生联袂结成“八俦书会”，聚台岛书坛名流于一堂，多次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联合展出书法作品。一九七六年，因施先生在书法上的精深造诣和突出贡献，他实至名归地荣膺“中山文艺创作奖”。
施先生虽寓居他乡，然时时不忘生身之土。海峡两岸解冻后，先生喜不自禁，遂于一九八八年夏季顶着酷暑，风尘仆仆返梓省亲。在家乡许多日子里，他访亲会友，还结识了闽省不少书坛新友，与此同时，先生留下了许多珍贵墨宝，得使慕名者大饱眼福。为了促进闽台书法界的交流，一九八九年中秋，施先生又一次回到家乡，在榕城参加台湾东冶艺集书画展。在此期间，他游览了武夷山、西禅寺诸名胜，后又飞抵古城西安，领略碑林壮观，遍抚古代书法名迹，以偿夙愿。一九九二年初冬，他以“融美生”的身份回到龙田，参加福清三中（原融美中学）百年校庆，虽无重金捐赠，但却精心创作了数幅书法作品奉献母校。
施先生是位德艺双馨的书法家，他向来视名利如蔽屣，平日里如闲云野鹤，一袭旧衣，三餐简素。他一生创作颇丰，然从不计较回报，回乡期间应约题赠甚多，却分文未收，为人品格由此可窥其一斑。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浸淫在书法的世界里，从中获得人生最为绝妙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