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关于第 20 期文史资料中

《作坊歼敌亲历记》一文的说明

20 期文史资料刊出余长煌同志的《作坊歼敌亲历记》一文后，我们收到阳下镇十多位老同志联名来信，反映该文内容失实，经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走访、调查，认定该文内容与史实确实不符。
我们对此工作中的疏忽深表歉意，并希望热心作者们继续为我们提供亲历、亲睹、亲闻的史实资料。

政协福清市文史委员会

2002 年 10 月

融台黄檗寺的关系

刘福铸

知道福清黄檗寺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日本也有黄檗寺。福清黄檗寺是日本黄檗寺的祖庭。其实，福清黄檗寺还是江西瑞州（今宜丰）黄檗寺以及台湾黄檗寺的祖庭。江西宜丰黄檗寺全称“黄檗山报恩光孝寺”，为唐代福清籍高僧希运所开山。但是就影响来说，后二处分寺与日本黄檗寺显然不可相提并论。特别是台湾黄檗寺毁弃已久，几乎被人遗忘了。但台南黄檗寺清代曾被列为“七寺八庙”之一，对台湾的佛教发展，还是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其相当的历史地位，不应该被勾销。它的历史，也应该属于福清大黄檗文化研究的范围。它对帮助人们认识两岸宗教文化关系，反对台独、促进祖国早日统一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笔者曾在《福清文史资料》第 17 期刊发过《融台关系史话》一文，文中有《福清黄檗宗佛教传入台湾》一节，因限于资料，内容较为单薄。年来继续搜集这方面资料，复有所得，今续作此文，以为补充。
台湾的佛教是从福建传入的，世无异议。而其最早的传入宗派就是福清的临济禅檗黄宗。连横《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云：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黄檗之徒，实授衣钵。”台湾学者谢汝诠为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所作之序亦云：“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衣钵实授自黄檗”。
台湾佛教传入时间为明郑时期，据说最初的黄檗寺是以郑成功部下、天地会创始人陈永华的住宅改建的。但是，台湾的黄檗寺究竟是由哪位黄檗僧开山的，因史无明载，至今还是一个历史之谜。不过因福清黄檗寺隐元禅师是郑成功的知交，因此台湾黄檗寺最早也应是由隐元之弟子传法主持，这点又是可以肯定的。考隐元有弟子多人直接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如独耀性日，即姚兴公，浙江海宁人，明亡后起兵抗清，南明鲁王监国授职方主事，兵败后流亡入闽。1652 年剃发并师事隐元，后又离闽。又如性幽，号独往子，籍属闽侯，为人慷慨激昂，工诗书而好饮酒，以击剑弹棋自肆。他原是一位狂生，也是一名十分活跃的反清义士。南明隆武朝灭亡后，他曾与同邑人齐巽、江不空等起兵抗清，兵败，齐、江殉难，他变姓名削发为僧。顺治辛卯年(1651）始师事隐元，襄编《黄檗寺志》。其后隐元东渡，而性幽仍参与抗清活动，不知所终。那么，性日、性幽等人极可能就是台湾黄檗寺的开山祖师。
有关台湾黄檗寺的史籍记载，主要有以下一些。
高拱乾等纂《台湾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卷 9“外志·寺观”：“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康熙三十一年），灾于火；岁癸酉（三十二年），僧继成募缘重建。”
周元文等纂《台湾府志》（康熙五十一年）卷 9“外志·寺观”：“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灾于火。癸酉，僧募缘重建。”
陈文达等纂《台湾县志》（康熙五十九年）卷 9“杂记志·寺庙”：“黄檗寺，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前祀关帝，后祀观音三世尊佛，僧房斋舍毕备。周围植竹，花木果子甚多。”
刘良璧等纂《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乾隆七年）卷 18“古迹·寺观”：“黄檗寺，在东安坊，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四围竹木，花果甚多。”
范咸等纂《重修台湾府志》（乾隆十二年）卷 19“杂记·寺庙”：“黄檗寺，在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四围竹木花果甚多。
王必昌等纂《重修台湾县志》（乾隆十七年）卷 6“祠宇志·寺宇（附）”：“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竹木花果甚盛。”
余文仪等纂《续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卷 19“杂记·寺庙”：“黄檗寺”条所录内容与范咸等纂《府志》相同。
谢金銮等纂《续修台湾县志》（嘉庆十二年）卷 5“外编·寺观”：“黄檗寺，在大北门外。旧《志》云：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竹木花果甚盛。乾隆五十六年，里人修。”
《嘉庆重修一统志》“台湾府·寺观”：“黄檗寺，在台湾县北门外，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建，旋毁，三十二年重建。”
《台湾通志》“杂识．祠庙”：“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灾于火。癸酉,僧继成募缘重建（以上十庙《府志》俱无）。”
连横撰《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今圯。”
缘珊盒撰《台南黄檗寺僧与天地会八卦教》：“该寺于康熙三十一年，曾一次被大火烧毁，再由愍度师的手，募款重建。当时寺址，是在台南市大北门外（现在北门路中山公园东北省立第二中学校的旁边）。六十余年前，日本据台时，该寺已残破不堪，日本人把它全部拆去，改为育苗试验圃，后来又在那里建筑铁路局职员宿舍。……又据老里长说：寺的四围，茂林修竹，风景绝佳，是一个很清幽的所在。进入山门，有一小板桥，桥边有一株榕树，老干槎枒，耸立空中。大殿三座，又有罗汉堂。正殿供奉黄檗禅师，并祀观世音菩萨……”（载《台湾文化》1953 年 9 月第 3 卷第2 期）
台湾省文献会林衡道主编《台湾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8 月版）第七章“清代之治台”第九节“民族革命”云“当时台湾黄檗寺，相传为陈永华故宅改建者。”
根据以上各种史料及学者采访故老之见闻可知，台湾黄檗宗佛寺有黄檗寺、黄檗庵。而与抗清及军政事件有关的实为高纂《府志》上说的“黄檗庵”，其所在地是台湾县的北门外，在海会寺南方数里的地方，按林衡道所说，它是明郑咨议参军陈永华的故宅，由左营守备孟大志改建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时，因火灾而遭毁。三十二年，再由僧侣继成禅师重建。
若按《续修台湾县志的记载来看，则黄檗寺在乾隆五十六年，是由里人再加以整修的，且至嘉庆十二年时此寺仍存在。只是按缘珊盒的见闻，黄檗寺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前后，已残破不堪，日本人据台之后就把它拆去了，并先后改为育苗试验园、铁路局的职员宿舍了。
综合有关记载来看，黄檗寺的规模是不小的，它拥有完整的僧房斋舍及广阔华美的庭园、果园，供奉的主尊神有观世音菩萨、黄檗祖师，还有罗汉、关帝爷等等。
连横在《台湾通史》里，记载民国二年前后，台湾黄檗寺已毁弃不存了。1934 年台南共荣会编辑《南部台湾志》第七编“宗教”“黄檗寺”条里也载：“今废”。连横沿前人旧记说此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但实际上，有关黄檗寺的史料、诗词题记留传下来却是很少的。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释慧严认为：“其原因或许与连氏说的‘乾隆间，有僧谋复明，事泄被戮。’（《连雅堂文集·台湾史迹志·黄檗寺》）有关吧！”
连横所说的黄檗寺僧企图复明的事情，在《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佛教”已记载，笔者曾引录。在《连雅堂文集》卷 2“传状·书黄檗寺僧”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高纂《府志》明记三十二年重建黄檗寺的是“继成师”，以后的《府志》、《县志》均只言“僧”募缘重建。近人缘珊盒则又有“愍度师”之说。
民国以来，台湾的史著皆涉笔黄檗寺。如 1919 年出版的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卷上“第四篇·治匪政策”；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李汝和主修、王世庆整修的《台湾省通志》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等，皆载黄檗寺史料。但是后二志，均把“蒋元枢”误作“蒋广枢”；同时“黄檗寺僧”也改写成“有一大刹主僧某”；并对黄檗寺僧作了如下的评语：“黄檗寺僧离却岗位，左袒军事政治，致以招祸，寺废而不能再兴。自古败军乃至蹈义之士，多潜迹空门，台湾尤其显著。”
李添春认为黄檗寺废而不能再兴的理由，是因黄檗寺僧卷入军事政治的漩涡而招祸的缘故，同时他也有指责败军及蹈义之士潜迹空门的事迹之用意。而连横的“当是时，郑氏部将痛心故国，义不帝胡，改服淄衣，窜身荒谷者，凡数十人，而史文不载，忠义之士，未得表彰，伤已！”评论似更为中肯。连氏的看法，颇得学界认同，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也说：“迨明社既屋，故臣逸儒，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
关于黄檗寺僧参与军事政治事件。在清蓝鼎元的《东征集·覆台变在事武职四十一员看语》 （此文收录于《台湾府志》卷 21“艺文”）中也有记载。此文是蓝鼎文就康熙六十年镇压朱一贵起义中，对 41 位武职人员存亡功罪的事实所作的报告。在此报告中直接提及官员与黄檗寺僧有接触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史实：
（1）镇标中营把总周应遂，在南路赤山战伤被擒，系缧牛车，于春牛埔阵上遇陈宋救回。及府陷，往黄檗寺为僧。在寺中密制“大清”旗，与千总康朝功、把总李先春、韩胜等谋为内应，事泄奔逃。
（2）镇标左营把总李先春，战伤被擒不降。战医魏本忠保之得释，与黄檗地谋内应不果。后随军大穆降，杀贼北路、中路，皆有奔走之劳。
（3）台协水师右营把总韩胜，战败负伤逃匿，潜与黄檗寺谋内应不果。……
（4）淡水营俸满千总何太武，先于二月内离营给咨文赴厦，因病稽迟。及府陷，削发为僧，与黄檗寺谋内应不果。及投大师，有亦奔驰押运之劳。
（5）金门标右营千总康朝功，带领班兵到台，战败被伤，杂死尸中以免。及府陷，为贼所擒，赂贼兄戴显得释，入黄檗寺为僧，与周应遂等谋内应。事泄，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渊密送饭食得不死。或有言其在戴穆辕门受职，殊无实据。而黄内应之谋，则其事甚真……
由蓝鼎元的报告看来，在朱一贵事件中，周应遂、何太武、康朝功等一些清军将领为求脱身而潜入寺院为僧侣，其中尤以入黄檗寺居多数，显然，黄檗寺较其它寺院来说，是较具有政治的色彩。或许是如此的缘故，遂被学者认为“黄檗寺僧离却岗位，左袒军事政治，致以招祸”。
综合以上史料，台湾黄檗寺与福清黄檗寺，历史上起码还是存在着以下一些联系：
1、台湾黄檗寺确是由福清黄檗寺传去的，寺名相同。开山传法祖师应为隐元弟子。
2、融、台黄檗寺有着共同的神佛供养，如黄檗祖师、观音菩萨、罗汉等。
3、融、台黄檗寺原来都有着宏大的规模，“地大境幽”，“风景绝佳”而且“题咏者多”。
4、福清黄檗寺曾是抗清义士的避难所，住持隐元及其弟子不但同情抗清义士，而且有的人还直接参与了反清活动，而台湾黄檗寺也曾是反清义士的大本营，后来又因卷入军事政治斗争而招祸。可以说，两寺又有着关心政治的相同传统。

新发现的《清代福清选举志》

俞达珠

福清县最后一部旧式邑志修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此后虽于清同治六年（1867）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次重刊，但这两次重刊均没有补充清乾隆十二年以后的历史资料。因而自 1747 年至 1949 年的二百年间福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资料几成空白。近年发现的无名氏所纂辑的《清代福清选举志》，辑录了自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 258 年间福清籍士子参加了九十八科乡试和四十二科会试，中式举人 425 名（其中乾隆县志没有收录的 61 人，乾隆十二年以后未入志的 153 人），中进士 69 名（其中乾隆县志未收录的 10 人，乾隆十二年以后未入志的 21 人），填补了乾隆版县志选举志的不足和乾隆十二年以后的县志中部分空白。
从《清代福清选举志》稿本中可以看出，编纂者是查阅了多方面的资料才汇集成的。目前可知的就有：《清代福建布政司印册》、《福建通志》、《福建省经籍志》、《闽县县志》、《永平府志》、《侯官县志》、《八闽通志》、《郑氏诗钞小传》等。而更可贵的是志稿中所作的附注和眉注，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如：
一、从中可知康熙十八年（1679）耿精忠据福建与云南的吴三桂相呼应举行叛乱给地方造成严重破坏，连档案也遭到毁灭。因此选举志编者在汇集康熙十八年以前的资料时，只好从布政司衙门所存的印册中辑录部分科举中式名单来补充。如林凤陛，顺治十四年中举，乾隆县志收录，但省志却找不到，最后查证认为：“疑顺天中式”而补入的。
二、对人物的姓氏、籍贯进行了认真的考订。如施大晁，清康熙十二年进士，乾隆县志有传。但关于他的改姓问题，只说“原姓林”，却没有说明为何改姓施。《清福清选举志》在稿眉注中作了说明：“原姓林，系宋忠烈林同后，因鞑元祸，由石塘迁平北岭上村，改姓。”在这里，我们才了解到蒙元入主中原至福清时，因林同和刘仝祖举兵抗元失败后，不但他们二人殉难，且祸及族人，致石塘林氏族人避祸改姓迁居他乡异地。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清代福清两部县志中均没有记载，说明满清统治者也自感是以“异族入主中原”而不愿记此一笔史实的发虚心态。但对施大晁不愿接受耿精忠的伪职而“逃匿金芝山，募壮士以待王师”失败被杀而大书特书，在乾隆县志中立传列入“节义”。又如孟超然，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闽侯县志·选举》），编辑者在查阅闽县县志中发现其原籍系“福清南门外上孟村人”的记载，即按封建社会祖籍追认三代的惯例，补入《清代福清选举志》中。还有叶观国，在清乾隆以后，可算是福建省的名门望族，“子孙科甲中者数十百人”。但以往方志均只注“籍闽县，迁省城”。经选举志编者详细考订，叶观国系福清后叶人，始迁闽县，后再迁省城，亦以惯例补入《清代福清选举志》。
三、从叶向高的后裔在入清后参加科举活动的时间，可以看出封建士大夫及其家族对被灭亡的“故国”深沉怀恋和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决绝态度。叶向高曾孙叶进晟参加林垐抗清义军失败后逃亡台湾。于清顺治十年（1653）潜回福清协同隐元禅师移葬钱肃乐遗体于黄檗山后，即“闭门与弟进翌朝夕唱和”而终生不仕。此后叶氏子孙坚持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此时距明朝灭亡已七十七年）才有一个名叫叶积沂的裔孙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与新王朝坚持七十多年不合作，即是说起码有三代人不入仕新朝，反映了叶氏族人对清政权的反感深刻程度。
四、从《清代福清选举志》中还可以看出，该志所辑所有清一代福清举人、进士名单，还有被遗漏的可能。清康熙十八年以前的科名档案在耿精忠叛乱中被毁灭，选举志的编辑者只好从布政司衙门保留下来的印册档案寻找，但布政司是行政衙门，其印册只录职官名单中说明该职官的中试时间等记录，肯定不会是科举的全部名册。科举的完整档案应在学政衙门。这种情况在《清代福清选举志》的附注和眉注中已有说明，此其一；其二，《海口志》所收录的举人名单中的施朝刚，是耿精忠叛乱过后五十二年的雍正十年中举，其档案并未受到耿乱破坏。但《清代福清选举志》却没有收录；其三，从选举志中还可以看出，自嘉庆十九年(1814）至同治十年（1871)的五十七年间，福清没有士子参加科试和中试的记录。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清代福清选举志》编辑人收录资料不全造成的长达十九科的空白。二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福清发生了高山院西林弥高“聚众抗粮”事件，被清政府残酷镇压，此事件又一次在民众中特别是士子们中激起反满情绪，致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参加清朝举行的科试活动。如果后者，另当别论，如是前者，则又一例说明，《清代福清选举志》仍有个别举人、进士被遗漏。但这并不影响它珍贵的史料价值。

林㟽传略

俞达珠

林㟽，福清东门外瑞亭村人。约生活于南宋绍兴末年至嘉定末年（1150-1220）之间，淳熙十一年（1184）中甲辰武科状元。是福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又是两宋三百一十九年中七十八位武状元之一。他中试之后，曾任两广三州知州。且政绩很好，又颇具文才。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篇幅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宋史》中，只在“艺文志”卷中记下“林㟽著永阳志三十五卷”十个字。清乾隆《福清县志》也只在“杂事志”卷内“坟墓”条下记：“林㟽墓，在锦屏山下。淳熙甲辰武状元，任两广柳、梧、潮三州刺史”二十五个字。
林㟽被淡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之后，“重文轻武”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到了宋代，由于赵匡胤以殿前都指挥的实权武将举行兵变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深诣“已所欲，勿施于人”的哲理，在杯酒释兵权，把支持他“变兵”的一班亲信武将“闲养”起来以后，对新进的部队军官（含经武科选取的武职官员）乃至高级将帅，均采取猜忌态度和歧视政策。这一氛围给文人、文官们造成“精神特权”，他们把所有武将都视为“一介武夫”，“不值得一提”。因此在国史和地方志中，都没有为武科出身的进士、状元立传。这是历史的不公平，是“独尊儒术”的偏见。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应以公平、公正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不公平的历史现象，为林㟽立传。当然，为林㟽立传还因为林㟽这个历史人物对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码有三个可取之处，应该予以肯定：
其一，他为改变南宋后期对待武将不合理现象做过抗争，且取得一定成效。当他考取武状元之后，与另一武进士陶天亮一起去“拜谢”主考官王蔺。王表示将推荐他们到军队中担任要职。林㟽抓住机会说，自己不愿到军中就职。王蔺感到不解。林㟽答道：现行军中的“阶级法”，对军官一有错误就实行人身污辱（体罚，通常是责打一百八十军棍）。我们也是读书人，不能忍受“笞棰之辱”。同是读书人出身的王蔺很有同感，一方面答应向朝廷建议改派林㟽任地方行政长官，一方面向皇帝呈奏本，建议提高由武科出身的军官地位。到了公元 1190 年（绍熙元年），已升为副宰相的王蔺再次向光宗进言，请求下令禁止在军队中笞辱武举出身的军官。自此后，由武举出身的军官犯罪，大罪要上报朝廷查处，小罪只罚俸不施体罚，不允许主帅或上级对下级随意体罚。武进士们在军队中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因此，武进士出身的人都愿到军队中任职。由于武进士大量进入军队，部队的素质也相对地提高。因为宋代武科不单考“武艺”，而且以考兵法为主，即“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所以宋代武科进士多数是“文武兼备”，这样人才进入军队，自然会提高军队的素质。这是林㟽的一大贡献。
第二，林㟽任三州知州时（《福清县志》说林㟽“任两广三州刺史”，这是清代人以“刺史”代称“知州”。实际上自北宋起就取消“刺史”这个官制。因此，准确地说，林㟽所任地方官是“知州”，不是“刺史”）。政绩很好。据现藏日本的中国地方志《粤大记》的记载，林㟽为官公正廉洁，能体察民情，爱民如子，多有惠政。庆元三年（1197 年），林㟽刚到任潮州知州时，恰遇辖区内百姓因无力交纳赋税及债务纷纷逃亡，林㟽知情后，上奏朝廷免去这里的赋税，又拿出自己的钱财置买学田，以扩大当地学校办学规模，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他构建“济州桥”，方便商旅和百姓往来，改善交通条件。
第三，林㟽有文才，对南宋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做了一定贡献。除《宋史》记载林㟽著有《永阳志》三十五卷外。留传至今的诗有六首，其中收入《宋诗纪事补遗》二首，收入《永乐大典》两首。可见，其所作诗词，在历代诗坛上是被肯定的。因其资料来之不易，特把仅存的六首诗全录于下：
题西湖山岩二首：

其一

咫尺移文唤即应，此亭便可配韩亭。

溪流横过一湾碧，山色平分两岸青。

落日钟声鸣远树，半空塔影倒寒汀。

云烟满月皆亲种，留与邦人作画屏。

其二

坐对高春放晚衙，春米和石也穿芽。

鸥边云阔三千顷，树梢烟横数万家。

贮月未圆松琐碎，怯风无力竹欹斜。

叮咛好护湖山景，养得阴成宿莫鸦。

《宋诗纪事补遗》收录两首《重辟西湖》

其一

镜奁平处小桥西，桥外轻鸥掠镜飞。

凿破青云放山出，拔开碧鲜引湖归。

带烟插柳阴虽瘦，趁雨栽荷绿已肥。

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宽大此情微。

其二

新堤喜绕几纡萦，挈榼携壶出满城。

萍破烟纹容棹过，石开云罅著人行。

亭浮横熙波中影，僧拾残霞树杪声。

不必凤凰山上问，此山东向面湖平。

《永乐大典》收录两首：

其一 登湖阳东山

小雨上东山，层层着意看。

寻泉行处僻，就石坐来寒。

赤舄归周旦，苍山起谢安。

功能成底事，一抹莫云残。

其二 九日题潮阳县斋

去岁重阳尚故乡，今朝官舍又重阳。

人情不似黄花好，处处相逢一种香。

上述三事，还不是林㟽生平的全貌，据《永阳志》的记载，林㟽或是还在永阳这地方任过职，他在广西柳、梧二州的政事如何，有待我们去采集、去调研。以期编写出反映林㟽全貌的《林㟽传》，为“海滨邹鲁”的福清多一份佐证。

福清籍抗清名将周崔芝问题三考

俞达珠

周崔芝，松潭人，先为盗，后受抚，最后成为抗清名将，人所共知。然其名、字（号）有多种记载，众说纷纭：其生卒年，多云“不详”，其实有迹可循；周瑞是其兄弟，还是同僚。因他抗清坚决，故清初福清县志只字未载。倒是民国十一年（1922 年）平潭县修志时，修志者感于“周公（崔芝）责郑芝龙数语，大义炳然，直可与宇壤并寿，岂特一邑之光耶？《明史》乃缺焉未载，此邑志之所作不容缓也。”特立忠义传。1986 年，平潭县陈国俊先生撰有《从草莽英雄到抗清名将》一文（载《福清文史资料》新第五期，有此两篇文章，使我们对福清籍抗清名将周崔芝的主要事略，有了大体的了解。
但是，不论《平潭县志·忠义传》，还是陈国俊先生的专文，均对周崔芝的七种名字记载、其生卒年及与周瑞的关系三个问题，或没有叙及，或作不妥当的结论。笔者依据《东南纪事》、《南疆逸史、《明通鉴》、《南明野史》、《浮海记》、《难游录》等私家文集、笔记资料，对上述周崔芝的三个问题，综合考辨如下：
一、各种史籍记载，周崔芝前后有七个名字：周芝、崔芝、周崔芝、周鹤芝、周隺芝、周崔之、周鹤之。其实，经考证，这位福清籍抗清名将前后改名两次，共有三个名字，这就是：周芝、崔芝、周崔芝。而周鹤芝、周隺芝、周崔之、周鹤之四个名字，则是或因谐音、或因形似而笔误。其两次改名的原因和过程是这样的：他原名周芝，约于明万历四十年至泰昌元年之间（1612-1620 年）下海为盗，一次回乡时被捕系狱三年，后贿赂狱吏得脱，复入海为盗，怕连累亲人，改姓崔名芝是为“崔芝”。到了南明隆武二年（1646 年）五月，他受封“平鲁伯”，官拜平海将军。这时，他不再顾忌连累族人而隐姓埋名，且以此表示坚决抗清，义无反顾，以消除南明政权中一些人对他的猜忌。在古代，人们改名是常事，但改姓是万不得已的“背宗离祖”行为，一有机会就复原姓。但他第一次改姓名后所用的名字“崔芝”。已经二十多年了，多数人只知其现名“崔芝”，不知其原名“周芝”。因此，他在现用名前增原姓“周”，成为“周崔芝”，这样既复了姓，又保留使用二十多年的现用名。即把改姓名后的姓“崔”名“芝”，复原姓后为姓“周”名“崔芝”。至于其他“周鹤芝、周隺芝、周鹤之”、“周崔之”四个名字，系各史籍资料的误笔。这个问题，有南开大学历史所教授南炳文先生的专题研究文章（载《史学月刊》2002 年第一期），这里不作详细叙述。
另外，关于周崔芝的字（号），《平潭县志》作“号九京”。陈国俊先生则认为“字九元”。其实史志所载，还有一个“字九玄”，才是周崔芝的真正的字（号）。而“九元”、“九京”，都是因避康熙皇帝名玄烨的“玄”字讳，改写成“元”、“京”。汇集、记录南明史料的作者，多在康熙朝着笔，他们必须遵守避讳的严格规定。那么九玄的“玄”字，为什么要改成“元”字呢？据清人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四中说：“《会典》中载，恭遇圣祖仁皇帝圣讳上一字，敬避作‘元’字”，这便是“九玄”因避讳改写成“九元”的原因。另据民国时人张惟骧《历代讳字谱》中载：“清圣祖名玄烨，……旧本书有作‘京’者”。“”的形状极易与“京”字相混淆。这即是“九玄”避讳作“九京，而被记作“九京”的原因。
确认周崔芝字“九玄”还有一个理由，即与他原名“周芝”有关。古人极讲究名字的字义与字（号）的字义相对应。周芝的“芝”，是仙草，而九玄的“玄”字，即是神仙，仙草与神仙相对应。因此，可以确认；《平潭县志》作“号九京”，陈国俊先生作“字九元”，均是引用清人避讳改写后的字号，并非周芝本来的字（号）。
第二个问题：与周崔芝同时代又同在抗清队伍中的一个武官名叫“周瑞”，这个周瑞，陈国俊先生《从草莽英雄到抗清名将》一文说：“清军攻下福州，周鹤芝随鲁王北上舟山岛，与张名振、阮进部队会师，重振旗鼓。周鹤芝与另一个将领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在温州三盘。”在这里，陈国俊先生认为周鹤芝与周瑞是同僚。但与周崔芝同时代人且有过交往的张麟白则认为周瑞是周崔芝的弟弟，他在《浮海记》中说：“庚寅（1650）春，（崔）芝与弟闽安侯周瑞构衅（不和，予奉命和解之，释怨如故。”笔者认为，张氏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与周是同时代人，且有过直接交往，自不会把同僚误认作兄弟。另外，这个周瑞的名字与周芝名字，符合古人讲究兄弟名字的字数（单字、双字名）和字义的相互照应的要求。“芝”即是“瑞草”。因此，兄弟俩一名芝，二名瑞，应该是可信。或者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考证周崔芝这个历史人物，是无关紧要的，不必费此笔墨，其实不然。因为它涉及周崔芝的原名、改名以及多种史籍的不同记载，甚至有人误作两个人的不同名字，这就容易使人坠入迷雾。因此，考定周瑞的身份，不是无所关涉的琐事。
三、周崔芝的生卒年，不论《平潭县志》，还是清人笔记、文集，对周的生卒年多不记述，或说“不详”。以致今人陈国俊先生和弘法、祥光（二位先生编有民间故事《卫民勇士周鹤芝》，载《融霞》1984 年第一期）二先生均只说“明末清初，松潭有个周鹤芝”、“明末清初，他成为一位名震闽海的抗清名将”。就是说，大家只知其大约的生活年代，不知其具体生卒年。但笔者近日无意中发现了周崔芝的生年依据：张麟白在《浮海记》关于周崔芝的记载有这样的话：“辛卯(1651 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予再奉敕召（崔）芝北守羊瞿等山，……。时（崔）芝年六十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令人兴奋不已。
这条记载说明，1651 年，这年周崔芝年六十岁。古人多以虚岁计算年龄，以此推算，可知他出生于 1592 年（明万历二十年）。这样，我们对他生平可以大体勾勒出其大事年表：
1592 年（明万历二十年）周崔芝生，初名“周芝”。
约于 1612-1620 年（明万历四十年至泰昌元年）周崔芝 20-28 岁，史称其“少年时曾读书，后弃去，与番舶贾人贸易，并劫掠于海上，但不杀人。资财仅分其半，在海上获‘仁盗’之称”。其间因回乡被捕，系狱三年；
1632 年（明崇祯五年）周崔芝四十岁，“见天下大乱，决定向官府投诚，以乘时立功”。朝廷授予黄华关把总（七品），以机察商船为务。不久因不满官场腐败，不忍受歧视，复叛为盗。
1645 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二年）周崔芝五十三岁。
春，毅然投入东南抗清行列。经黄斌卿推荐，唐王授崔芝水军都督，协助黄斌卿据守舟山，建立抗清基地。
冬，崔芝派人往日本“乞师”，日撒斯玛王答应于明年三月派兵三万援助。但黄斌卿不同意，周怒而带领水师离开舟山回福建。斌卿讦奏“周崔芝盗火器舟楫南来，蓄意叛乱”。经朝臣保奏，隆武帝不仅不治罪，反而加封周为“平海将军”。
1646 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周崔芝五十四岁。
正月，崔芝受封“平鲁伯”。（一说平夷侯）与郑彩会师，联军反攻福清，夺回海口、镇东二城。留参谋林龠舞、总兵赵牧留守，周与郑彩率军乘胜进兵福州，不利，受挫而归。
四月，清军大军围剿福清抗清义军，海口、镇东二城再次陷落。林龠舞、赵牧战死。崔芝退守平潭火烧屿（沃）。派林皋再次到日本乞兵。因日本国内发生洋教与佛教冲突，社会动乱，无法派出援兵。
五月，周崔芝在海上招募海盗以壮大自己的抗清队伍。但这些新招的海盗还不时发生抢劫行为。被锦衣卫都督杨耿讦奏：“周崔芝募贼入港行劫。”隆武帝即派杨耿捕剿。右都督张有堂保奏说：“崔芝善于用海，有船五十余只，有兵二千余名，乞释罪图功，置臣标下。”上从之，曰：“卿既信其无他，即随卿前进……崔芝俟再立功，即与挂印。”
七月，郑芝龙书招崔芝至安平，劝崔芝与他一起降清，崔芝泣谏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坠地，为天下笑耳。请得先死公前，不忍见公之有此举也。”乃拔刀要自刎。芝龙夺刀劝阻。
九月，郑芝龙降清，福州为清兵占领。崔芝随鲁王北上舟山，与张名振、阮进等部会师。
崔芝与弟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温州三盘。不久与弟不和，率舟船离三盘回闽。驻兵海潭，在猴屿区建立总镇署，竖明朝旗帜，招兵备战，军威一振。
1647 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周崔芝五十五岁。春，福建全省为清兵占领。崔芝投郑成功麾下，仍驻军平潭，与郑彩等占据的金门、厦门成犄角之势。
1650 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周崔芝五十八岁。庚寅春，崔芝与弟周瑞再次不和，永历朝廷派张麟白前往劝和，崔芝顾全抗清大局。“兄弟释怨如故”。
1651 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周崔芝五十九岁。崔芝奉命进兵驻守羊瞿等山。以钱粮不给，为张名振、阮进所阻。
1653 年（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周崔芝六十一岁。
随郑成功反攻福清、长乐沿海，再次攻下海口、镇东二城。然后奉命转战海坛并驻守海坛。
此后不知所终。

福清地名中的特殊读音

贾 牧

福清地处闽中，自唐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置县之后，版图除有个别调整（如划出县西部分置兴化县，划出平潭岛单独立县，划南日岛归莆田辖，划松下寨归长乐辖，划入永泰县的一都等）之外，基本未有大的变动。现有陆地版图面积约 1500 多平方公里。宋之前建置无考，仅知有万安等乡，其乡村数亦不详。宋置十乡五十里，后并为七乡三十六里，县志及市志均有载，现有二十镇、一街道办事处。共辖 468 个行政村（居）。
福清乡村地名繁多，取名原则不外以自然地理环境、祖居地沿名、居民姓氏（含古时居民姓氏）、传说故事、历史建置等。其中有一些地名方言读音十分特殊，其中有常见的“附托”（即将口语转化为文字）、“从俗”（即将原来地名中的托字俗化）等原因之外，恐与方言古韵以及原祖居地读音转韵有关，故十分复杂。现根据笔者所知，录其部分，以备参考。
一、城区：
湖滨霞：读为“乌烟下”； 校场埔墘：读为“加场埔墘”；
学前街：读为“河前街”； 朝阳：读作“岐阳”；
二、音西镇
松潭：读作“松南”； 瑶峰：读作“瑶兜”；
玉峰：读作“鳎注”；
三、宏路镇
宏路：读作“横路”； 金印：读作“金面”
真丰：读作“真武殿”
四、渔溪镇
后岐：读作“后壁” 赤屿：读作“车枷”
东沶：读作“东蔗”
五、上迳镇
树林：读作“臭兰” 洋中：读作“洋当”
前宅：读作“前煞”
六、江阴镇
占泽：读作“毡麦” 潘厝：读作“潘之”
张厝：读作“张之” 高厝：读作“高之”
布厝：读作“布之” 何厝：读作“哇之”
钱塘：读作“陈塘” 东肖：读作“东篼”
芝山：读作“斋山”
七、新厝镇
棉亭：读作“闽埕” 双屿：读作“孙士”
凤迹：读作“黄蔗”
八、东张镇
华石：读作“哇石” 沶山：读作“蔗头”
崔后：读作“吹后”
九、镜洋镇
玉埔：读作“大埔”
十、阳下镇
作坊：读作“做崩” 后坂：读作“后馆”
十一、海口镇
里美：读作“里尾” 先强：读作“前仇”
斗垣：读作“斗门” 城里：读作“城底”
十二、城头镇
五龙：读作“古笼” 后俸：读作“后巷”
善友：读作“前秒” 湖美：读作“黄尾”
十三、龙田镇
龙田：读作“牛田” 闻读：读作“闽鹿”
际塘：读作“蔗塘” 积库：读作“室库”
玉瑶：读作“硋瑶” 锦美：读作“港尾”
十四、江镜镇
玉桂：读作“占解” 鹤潭：读作“确潭”
林厝：读作“连朱” 雁湖：读作“南卢”
南墩：读作“南 uian 头” 下和洋：读作“下埔洋”
十七、东瀚镇
东瀚：读作“东县” 莲峰：读作“莲蜂”
文山：读作“文关” 万安：读作“万 lan”
文房：读作“王房”
十八、沙埔镇
和岐：读作“和枷” 城坂：读作“qianwan”
平林：读作“白墰”
十五、港头镇
占阳：读作“进阳” 太武：读作“太姆”
牛峰：读作“牛头” 后桌：读作“后索”
江夏：读作“甘厝下”
十六、三山镇
瑟江：读作“瑟刚” 锦城：读作“转埕”
赤礁：读作“赤 da” 江厝：读作“刚厝”
白鹤：读作“白 he” 大扁：读作“大板”
嘉儒：读作“下瑶”
十九、高山镇
竹秀：读作“竹扫” 海门：读作“海头”
北垞：读作“北他”

江阴南曹村“二月二”游神节

翁发喜

福清各乡镇的元宵节，大多数村庄习俗与全国一样，都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夜晚举行迎灯等庆祝活动。但江阴镇的南曹村，除了农历正月十五夜照例观灯游行活动外，又在农历二月初一至初二再过一次规模壮大，内容丰富多彩，为期两天的“二月二”上元节。南曹村祖先为什么再补充过一个“二月二”的所谓“上元节”呢？关于此俗，我无从稽考其原因，按其内容形式看，其实叫“郊游”节更为准确。现就这个村俗年例（解放后曾中断 30 多年）记叙如下：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日这一天，管理桃溪境宫的“社头”，都会早早去开宫门，让青年小伙子们进宫，把已装束好的“高哥”、“矮哥”（即黑无常和白无常）抬出宫，漫游村中各角落。轮到本年的“社头”就得料理干果供品并杀鸡、宰猪羊候祭“神明”。初一夜，宫中搭三层桌作坛，请五、七名道士来“作法”请神祗。宫中各神龛前焚香点烛，倒也华光灿烂，一时烟雾弥漫满宫，呛得人直咳嗽。尽管道士“作法”伴有锣鼓声、龙角声、高呼猛喊咒语声等各种嘈杂声，许多善男和信女，还是十分虔诚地参与活动。宫的前落“天井墘”竖立一直牌，上书“敬神如神在”人们把泥塑木雕的菩萨就当为能活灵活现的神来崇拜。在这个夜晚的道场活动中，还有个神奇的情节，其作法是：神坛前放一顶龙轿，轿中绑一“五显”或“张公”菩萨，由四人抬起，抬轿者要双目紧闭，任由会“甩结”的道士，口中念念有词，用两掌五指搭钩，随着念词甩向抬轿者头上，这样甩结五、六下后，抬轿者浑身就颤抖起来。原由横向立即转为直向冲向宫大门飞奔，这时，早作准备关大门的人，在专候龙轿将要冲出时，就立即关上大门，把沉沉醉醉那四个抬轿者擒住，卸其轿后，扶到一个灶前，让其躺在稻草上，派人护理他们苏醒过来。
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个无神论者，不信有什么神鬼这一套。有一年二月的初一夜，我去参观时，不信会“上神”，自告奋勇和另三名不信神者，凑合抬起那顶龙轿，轿杠压在肩，双目也紧闭，站稳脚跟同样任由会“甩结”的道士，不断地向我们头上甩结，并大声吆喝，但我们一直头脑清醒，稳稳地站立，毫无不良反应。最后，那道士被我们弄得无可奈何，说我们“煞神”重，神无法附身，以此来掩盖邪说。所请抬龙轿者会“上神”，都是一些带神经质者或思维不清之人的装疯卖傻而已。
几名道士做完道场后，所谓“逐符醮”活动开始，即一个人拿一束桃树枝，另一个人拿一水桶，到东西南北村界处，把水泼出，把桃枝插下，象征着把邪气邪恶赶出界去，不让其复返。到黎明时分，又有花招出来，就是俗称“使火”。其做法是：一人手执绊有蛇头的麻鞭，另一人手提一桶松香研碎的粉末，由道士带领，每到一户，执蛇头麻鞭者，把麻鞭在大厅中甩几下，麻鞭滚动得如蛇“起杖”，这时，提松香粉末者，抓一把粉末喷向点燃的火把上，“轰”的一声发出火光，意味着已把这一家里的各种怪邪之气都驱赶出去。为什么用蛇头，我想：这与福建人崇拜的图腾蛇有关系吧！
道士配合两人到各户“驱邪扫晦”后，许多理事者，就开始忙着准备组织出郊周游的丰富多彩的队伍，俊男、靓女被化妆成某出戏文中的角色发出欢笑声，而化妆成凶神恶煞般的“六班”却发出“喊堂扬威”的吆喝声，参加呎唱的民间艺人正在集合预演，各显其艺各负其责，都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是二月初二日，每户起码有 3 至 5 人都涌到村中翁氏宗祠内凑热闹。
这天上午约九时许，桃溪境内的大小菩萨都被一批虔诚的村老抱到祠堂大厅上，由一名身穿长衫的稍有文化素质的村民，充当“礼生”角色，在请神上轿前，装模作样地捧上干净的脸盆和毛巾，摆上清茶美酒，口中念念有词“恭请”一位最高位的“神帝”，登上一顶装饰有华丽轿罩的“龛轿”，龛轿的座位是太师椅，披上虎皮褥，可见那“神帝”是十分“尊贵”的。诸神请妥后，就由一位熟悉本村周围“领土”界限的村民，手执令箭作向导，随后由一人鸣锣开道出游了。在出游的二千多人队伍里有五颜六色的彩旗，有“三军司令”、“齐天大圣”等大面白旗，其中一面叫“大令”如船帆般的大旗，约五、六米高，旗杆用碗大的粗竹制成，用四条粗绳拉着、派四人护拉前进，如缺人手，就会被风括得东倒西斜。队伍中最令人欣赏的是十多位青年男女打扮的生、旦，他们都十分俊俏，即使亲生的父母都不易辨认，坐在龛轿里的“神明”除了有兵卒前呼后拥保护外，还增添武装民兵和武装警察，他们肩背假的步枪，步伐整齐，气势雄壮，颇具现代气息。
游行队伍里，除了最大顶的一个龛轿外，还穿插着五、六顶龙轿，其中坐上关帝、五显、张公、妈祖等。一顶四人抬的叫“香亭”它的檐角挂上丝线珠穗，系有铜铃，一路上抬着叮当响。亭内点燃一柱贡香，香炉里还有在燃烧的其他不知名香料，周围人闻之异香扑鼻。最显露的是黑无常和白无常，他俩或高挑或矮胖的“身躯”，穿黑、白宽衣，大模大样摇摆前行，似乎也显得迎春的愉悦。还有大、小洋鼓洋号和唢呐的队伍，呎唱的队伍，弦、管、板等乐器在弹、拍、吹、唱。这批走动的演唱队伍跟在固定地方表演不一样，大小鼓装在架上由专人背着，操京胡、二胡、月琴者则把红布绳系琴挂在脖上，他们边走边弹边拉、边敲、边拍也各显其艺。乡村春游的队伍长达五、六华里，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直游到下午一时许，才“回銮”桃溪境宫里“缴令”，卸下的各尊菩萨再送回各位各席，一切完毕，才关上宫门，全村三天禁止响动法器，禁闭的宫门要关到次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才准开（现在封建迷信猖獗，每月初一、十五都开放）。下午，各房“社头”就忙着分发“社肉”（即猪肉）到各户去，说吃了“社肉”全家会平安，至此，活动才告全部结束。

忆解放初期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

陈祖宽

今年 5 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重温《讲话》内容，感慨万千，想起了解放初期的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句起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福建省福清市北门外西亭村，人口集中，古今名人不少，在历史上享有文化名村的声誉，文化艺术活动历来很活跃。
福州市“四赛乐”闽剧团于 1946 年秋由西亭人陈齐钿亲手创建，开堂戏（剧团组建时第一次演出）《判双钉》在西亭“四榕公祠”的舞台演出，那天晚上观众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我和几个小伙伴都坐在后面的神龛旁边观看。这家剧团名演员不少，有佬生兼演老旦的张江水饰张义母，有泼旦王其惠饰张全妻，有三花李依银（人称他为“三花银”）饰张义，有名旦陈招慧（女）饰婢女，有著名小生庄尾珠（福清人）饰张全，真是名演员荟萃，演出非常成功。第一出戏打响了，给西亭群众留下了一片赞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也成了一个小戏迷，附近村庄有演戏，观众中都少不了我一个。但是，光看戏，还是不过瘾，也想拉拉胡琴哼上两句。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把京胡学着拉，由我的舅舅手把手教我拉，教我唱。在学、练的过程中也受尽了“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好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苦练，自己听起来还挺有味道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了《纱窗外》、《江湖叠》、《盘关》、《无头二簧》、《板下闯》、《宽板吟》、《看相》、《泪透》……等十几支曲子，自己也会哼几句。1947 年至1949 年，福清的几家闽剧团大部分都倒闭了，演员们流离失所，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有的去拉板车，有的去乡下讲评话，甚至连名演员余红惠的命运也是一样，只能到乡下去讲评话来维持生计，年老体弱的大多数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在城乡基本上看不到闽剧演出，在夏天的晚上，我们十几个小伙伴经常汇集在“四榕公祠”前面的晒谷埕上或祠旁的操场上（冬天则在我家的房子里面）合奏闽剧，其中陈齐增、陈训财等几个人胡琴拉得很好，还会唱闽剧、唱京剧，讲故事，大家凑在一起拉、唱、讲，热闹非常，许多大人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听合奏、听闽剧、听京剧、听故事，这样自弹、自唱、自娱、自乐，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1949 年 8 月 16 日，红旗插上双旌山，红太阳的光辉照遍福清大地。“福清解放了！”“福清人民解放了！”翻身农民欢欣鼓舞，学扭秧歌、学唱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许多翻身农民都情不自禁加入了庆祝解放游行队伍的行列，尽情地唱呀、跳呀，好不欢乐。但是，这样的场面不会天天都有，许多青年农民就想到自己唱戏来了。我们围在一起议论开了，有人提出没有剧本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导演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后台配乐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服装怎么办？也有人提出没有经费怎么办？但是，困难难不倒翻身农民，这几个“怎么办”，都用“想办法”来加以克服，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组建剧团首先要解决剧本问题。福州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京剧团进驻福州，在福州市台江三山戏院演出古装京剧《九件衣》，轰动了整个榕城，这出戏是反霸斗争的戏，是农民自己的戏。我看过这出戏，把剧情介绍给大家，大家都想改编并上演《九件衣》。青年农民陈其辉、郑学康提出到福州去看京剧《九件衣》，把主要人物、情节、场次和台词记下来，拿回来自己动手改编。说干就干，他们两个步行 35 华里山路到长乐县坑田村码头，自费乘坐小轮船上福州看戏。经过四个钟头的水路，到达福州台江第三码头，上岸时已是傍晚五点多钟了，他们在街边的饭摊里吃了晚饭，立即买票进场看《九件衣》演出，并作好记录。晚上看完戏，他们回到船舱里倒头就睡，船开了也不知道，天刚亮就到达坑田村渡口上岸，连早饭也顾不得吃，就马上翻山越岭田家了。当天晚上，其辉、学康和大家在一起讨论改编剧本问题。在改编的过程中，由陈其辉口述，郑学康执笔，我也帮着推敲文字。他们首先列出这出戏的主要人物，再把场次写出来，接着把每场的人物列出来，然后根据每场的情节写出唱词和对白，最后再根据实际需要给唱词配上闽剧曲调，在配曲当中还要修改唱词。可演员们都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吵着要马上分配角色，进行排演。忙了一个星期，剧本初稿拿出来了，根据各方面条件分配角色，陈齐钿的儿子陈家良演小生饰青年农民申大成，陈训才演青衣饰申大成的妻子，陈齐仁演青衣饰申大成的姐姐，陈齐斌演孩生饰申大成的儿子，林修团演武生饰李闯王部下的将领，陈祖术演武生饰马夫，林拉黑演三花饰贪得无厌的糊涂知县，陈阿妹仔演大花脸饰恶霸地主，陈月官演三花饰恶霸手下的奴才，还安排了许多跑龙套、当家丁的群众演员。后台配音有陈齐斌的伯父、父亲和哥哥陈齐智，还有陈祖积等十几人。
后来剧团发展了，根据需要，还吸收了林修炎、陈训栋、陈训合、陈训易、陈宝琳、陈祖华等。
排演开始了，陈其辉担任总导演，指导唱腔，还要前、后台联络，演员们每天晚上都排练到深夜，极其辛苦。当时没有经费来源，所用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晚上点的油灯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排演时用的油灯是“三抛莲”，点的煤油都是演员自己拿钱去买，晚上排演看到煤油快点完了，第二天，每个演员都会自觉地拿来地瓜或地瓜片去换煤油，非常热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演员们白天劳动，晚上都排练到深夜，十分辛苦。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基本上能上台演出了，大家决定于 1950 年 6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进行彩排。彩排需要服装，所以面临着外借服装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向倒闭的闽剧团借了几套古装戏服装彩排，连我的两条睡裤也成了他们演出不可缺少的“服装”。彩排后两天，在西亭“南山公祠堂”正式上演古装闽剧《九件衣》，台下到处是人，只见人头攒动，观众看到贫苦农民受压迫，负屈含冤，在法场上被杀害时，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当演到申大成的姐姐、妻子、儿子获救，恶霸地主和狗腿子被李闯王部下将领抓获，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欢声雷动，拍手称快。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情感交流，十分感人。在观众强烈要求下，第二天晚上再度上演，仍然爆满。
第一次演出成功，给演职员们极大的鼓舞。接着又改编了现代歌剧《血泪仇》为闽剧，演出后群众反映很好。许多邻近村庄都来邀请这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演出，那时候，出村献演只请吃饭，负责舞台上点的油灯，其它报酬一点都没有。由于上演剧目内容贴近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都收到赠送的锦旗，饮誉回来，名声大噪。
西亭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闽剧团，在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2 年配合反霸斗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扩军备战的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了一支受群众欢迎的闽剧团。
后来，闽侯专署举行第一届业余文艺汇演，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由县人民政府直接抽调前往闽侯专署参加汇演，上演现代闽剧《血泪仇》，受到好评，获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奖旗一面。汇演饮誉回来，在福清更有名气了，许多村庄如有开会，都要来西亭请剧团宣传演出，成为福清县农民业余闽剧团中的佼佼者。
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的诞生，在解放初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发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购置了服装和道具，经常应邀演出，群众反映很好。可惜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剧团被迫解散，服装、道具全被没收，不知去向，到现在还是恢复不起来，留下了一大遗憾。
这段历史，成为我们老一代人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