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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Sun� | 来自福建
追忆海口小学片断
俞达珠

流光易逝,弹指间,我离开唯一的母校——“海口区国民中心小学”已经五十多个春秋。因我唯此学历,故每忆起当年的校园生活,记忆犹深。
一、办学起始和昔日的校园
清朝末年,掀起废科举办学堂而应社会变革的浪潮民国三年(公元1914 年),海口墊师林宜恒先生的私塾学校顺应社会潮流,主动向政府申办新学,定名为“海口龙江初等小学校”(即后来简称为“初小”),林宜恒先生自任校长。校所假林氏支祠。一是宗祠,一是支祠(民间俗称大宗、小宗)。至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升为高等小学校(即“完小”),校址移到谢氏祠堂(民间俗称谢厝祠)。学校虽“请官立案”列为官办,但其给养仍取之于民:五谷牙每年捐助 300 元,鱼牙每年捐助 400 元,道头(小码头)每年捐助 40 元,当铺每年捐助 6 元,其他各店铺每年抽半个月店租捐助。由于经费不济,初办的头几年,学生的课桌椅均是石条与砖头砌架的,虽简陋如此,但不影响教师的执教情绪和学生的读书,其书声琅琅,不亚于享誉八百多年的当年龙江书院。
我入学时已是 1943 年,学校早已更名为“海口区国民中心小学”,校址迁移在淡塘池西岸的舍人庙。历经三十年的历届校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海口民众的扶持,此时的校园已初具规模。校舍虽是单层平房,但排列有序,自西北至东南,成曲尺形的六间教室,西北角的舍人庙旧址改作礼堂,礼堂内正北靠墙筑有讲台,每周一的第一课“周会”和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在此举行。进校门正中一块空地种植各种花木点缀校园,因此,学校虽小却不失玲珑有致。舍人庙西边另辟约 20 亩地的大操场,四面筑 2米高的围墙,操场内有旗杆、沙池、单杆、双杆、篮球架等体育设施。靠北墙中心有观礼台,周一至周六的升旗仪式、早操、课间操、学生运动会均在此举行。
二、在战乱中坚持办学
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寇飞机不间断地轰炸海口地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预防敌机的突然袭击,海口民众自发筹办“警报台”,设在龙山顶(俗名塔顶山),架设一台手摇警报机,雇人日夜值班了望,一发现敌机远远从海面方向飞来,即摇机报警。让群众预先逃避。听到警报,学校就敲紧急钟声,让学生逃离学校,分散隐蔽。警报解除后,再回校上课。1944 年下半年,敌机轰炸频繁,为了避免学生伤亡,又能坚持办学,学校采取“晨昏上课”办法,早上 5 点至 8 点和下午 4 点至 6 点上课,避开敌机通常在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的轰炸时间。那时没有电灯,学生自备煤油灯上课。
处于战乱时期,国民党政府无力支付教师薪水,要教师们自己去桥头大王庙改作的粮仓提取储存的陈年番薯丝抵数,每位教师每月 100 斤,有时还领不到。敌机的轰炸,生活的艰辛,没有使一个教师擅离职守,一直坚持到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
三、令人难忘的师德
历史进程已到了 20 世纪四十年代,“五四”运动所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反孔的思潮已波及全国各个角落,具有不可阻挡之势。然而,先师们所创立的“为人师表”应具有的师德,却深深扎根在当时老师们的心中。有几件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首先是遵循“有教无类”的宗旨,老师们从不看轻出身贫寒家庭的学生。无力交学费的,经查明属实,学校就予减免。我即受惠三年才得以读完小学。我同班有三位同学不仅交不起学费,连书籍簿册的费用也无力支付而中途失学。级任梅老师通过家访了解到其真实困境,就为他们代交了书籍和簿藉费,感动了家长,他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其次是老师们的持正不阿,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穷家小子,均一视同仁,学习好品行端正的,同样表扬鼓励,调皮爱打架斗殴的,一律严责,全不顾及他们家长的社会地位如何。有一巨绅的孩子违反校规又屡教不改,还挨了板子(虽然体罚学生方法不对,但在当时却显示了公正),由于老师们的师德昭著,虽是小学,但在古镇中仍具备“学府”的尊严。被责学生的家长从不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学校向老师们发难。
再一事是不计较学生无知的过激行为。我就亲自经历过一件感人至深的事。那是 1949 年 4-5 月间,同班一个同学违反了校规(因何事犯规已记不起来),被一位林老师打了掌心,这位同学手掌虎口生疮被打破流了血,全班学生为之不平,而我和另外四个同学都以此事为由带头煽动罢课周。这是海口小学创校以来因校内原因发生的唯一一次罢课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此事又和当时全国各地反内战的学潮混在一起,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警觉,怀疑是地下党所煽动的(其实纯是我们几个学生无知的盲目行动),老师们为了保护学生不受迫害,挨家上门动员复课,为了平息事态,校方不得已对我们带头罢课的五个学生各记两大过处分。当时学校对受记过处分的学生实行扣分。因此我学期考试的名次一下子落到第 25 名。又逢父亲病故,家庭无力支持我读初中,从此结束了我升学的机会。到 1950年底,已在海口区公所做秘书工作的林老师,知道我失学又失业在家,就出面介绍我参加工作,他不记怨我带头罢课给他的难堪,为我寻求出路,我之有今天,实在是因为有了这位胸怀宽厚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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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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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融美附小西迁积库纪略

薛守维

近日,在与我的中学老师、八旬老者薛惠光一起散步时,获悉当年融美附小曾西迁积库村。此事迄今已六十载,作为积库人的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条旧闻记下来。
1892 年美国教会组织——卫理公会在福清县城创办培元书院,4 年后迁址龙田“美会堂”。1907 年,更名融美中学堂,并在龙田草埔垱北面有了新校址。1924 年融美中学堂改名融美初级中学,又设立了附属小学。此前龙田镇已有个“毓贞女子小学”(俗称“妇女学”),也是教会办的,但学生数不上 50 个,而且几乎都是女教徒或她们的女孩。
1939 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在福清上空耀武扬威。为躲避日机轰炸,各个学校决定向山区和乡下转移。此年秋季,融美初中班向东张疏散,附小则向龙田镇西部的积库村迁移。
积库村距龙田镇 5 华里,村西面和西北面有几座山,山上岩石星罗棋布,沟壑纵横交错,是躲避日机袭击的天然屏障。融美附小西迁积库村,暂借“薛氏宗祠”上课,白天三餐也在祠堂里吃,晚间则在离祠堂 300 余米的“小宗祠”寄宿。“薛氏宗祠”座南朝北,内有 4 个天井,前部当中为戏台,东西面各有 1 个阁楼,中部中间是大厅,左右两厢是耳房;后部是宫殿般的神龛,环境还算幽静,只是光线较差。
融美附小只收三年级以上学生,三年级与四年级合在个班,采取复式教学五、六年各一班,所以实际上只有 3 个班,学生数仅百人左右。附小教员有薛惠光(薛港人)、曾融生(平潭人后为学部委员)、林智达(岑兜人)等。留守校园的原校长薛永香先生(时年 56 岁)以校为家,早出晚归,天天要往返于龙田、积库之间。当时他的两位女公子也随迁积库就学。
融美附小由于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所以学生除了要上语数课外,还要上英语课。遇到星期天,师生们都要到教堂做礼拜,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校规。
那时师生们都十分艰苦,白天上课一遇到日机空袭,他们就纷纷向百米外的“石叠石”山头疏散。生活上清贫且不说,最难过的是天天提心吊胆,除了防空外,还要防匪。当时江镜发生了一起土匪绑架学校师生的事件,引起了学界的惶惶不安。为预防不测,学校决定让附小师生夜晚回龙田住宿,但三餐仍旧在积库吃。这样小小年纪的学生每天都要来回跑,若遇刮风下雨,更是苦不堪言。直到 1940 年初,融美附小才回迁龙田,在积库村前后历时一个学期。
融美附小西迁积库祠堂,虽然时间很短,但师生与村民相处融洽,许多亲历其事的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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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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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福清革命烈士陵园碑文诞生记

何爱先

1957 年 12 月,中共福清县委决定在瑞云塔旁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坐北朝南,面对五马山峰,墓碑以青石细琢,上面镌刻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牺牲的烈士芳名 197 人。墓后耸立高达十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座四面有福清党政军团体等的题词。但碑文怎么写呢?当时的福清县委常委曾有过一番争论。
是年,我住在县政府“县长楼”一层宿舍,10 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县委常委在楼上开会,我听到楼上有争论的声音。少顷,王建道县长叫我上楼。只见会上有县委书记纪平、副书记温秀山、李昌德、胡进虞、王建道、林清成、陈振亮,常委郑鸿章、张其载、张双喜、陈春炎等。王建道对我说,我们常委研究,在革命烈士陵园中要写一篇纪念碑文,请你来完成。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自感水平有限,难当此任,就说:“我怕写不来。”王建道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写。王建道又说,福清的解放,一种意见认为主要靠解放大军,另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地下党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常委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福清的解放,既靠地下革命斗争,又靠解放大军,二者相辅,才结出胜利果实。你就按这个精神去写。然后,纪平书记和陈振亮副书记各交给我一份分别为解放军解放福清的战斗和地下革命斗争情况的资料,供我作参考。纪平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会写好的,我们县委相信你,不要犹豫,去吧!”第二天,王建道县长又对我说,碑石镌刻一个字,要花人民币一角钱,因此,文字要力求简练。
接受了这个繁重的任务,我诚感力不从心,但县委领导交办的事,再困难也要办好。福清解放前夕,我和南区化南工委诸同志忙于支前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没有亲身参加解放县城的战斗,因此,我走访了几位当时知情的同志。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写出了初稿。但自感文字功力不够,我于星期天邀请福清一中林学杜老师到我宿舍帮助我推敲润色。最后报送县委常委审阅定稿。
后来,碑文就镌刻于福清革命烈士陵园坟碑上。现录全文如下,以存史料:
福清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坚持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
1949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 0019 部队,冒炎暑、沐暴雨,翻山越岭,渡江涉水,日夜兼程,向前挺进。同年 8 月,与游击队胜利会师。15 日,攻县城,首先击溃敌人前哨,次日攻敌五马山、瑞云塔等外围阵地。敌凭高据险,企图顽抗。在我军指战员英勇冲杀下,击退敌军数次反扑,乘胜追歼残敌,解放全福清。
在长期严峻革命斗争中,不少党的最优秀儿女,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在刑场上慷慨激昂,从容就义;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写下了壮烈不朽的史诗。他们是伟大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在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日子里,福清各界人民饮水思源,缅怀先烈,特建墓立碑,泐姓名石上,与瑞云塔、五马山峰长相辉映。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的伟大精神,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成为推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无穷力量。
195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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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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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参加 1959 年编纂福清新志追忆

林一霹

在全国“大跃进”运动之后,1959 年又逢建国 10 周年大庆。福清县经省市批准决定成立“福清县新志编纂办公室”,整理旧县志,续编新县志,展示建国十年来福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可作国庆献礼(计划 1960 年完成),又可作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好教材。以新观点记载历史,把新成就载入史册,是一项光荣的使命。
当年 4、5 月间,我在福清大学(由一中、侨中、二中、实小和增设大学部组成)任教,接到县府调令,要求移交教学事宜后即到县档案馆报到。同时赶来报到的还有县和平闽剧团团长吴鹏飞、县人民法院俞昌辉、县统计局何云和县商业局施秋吟(女)。办公室共六个人,由县档案馆馆长陈章祈负责,吴鹏飞为组长。县档案馆薛尔发、郑敬松、游建灿等馆员协助工作。
编志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修编置县千余年历史,要摒弃旧志中封建、迷信、陋习的糟粕。要通过修新志,展现建国十年福清取得的成就,借以鼓舞全县人民的斗志,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伟大事业中去。
当时的工作分工是先把编纂的全书内容分成若干部分。我主要负责写沿革、大事记、自然地理部分;何云写经济、卫生、人口部分;吴鹏飞写文化、体艺、民俗和其他部分;俞昌辉写政治(包括党史)、人物等部分。
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整理资料,再分头按时出初稿。初稿汇总贯通后成册,再分送主管部门审定,最后落实定稿和联系印刷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有清乾隆《福清县志》及民国政府的有关资料汇编。但以建国十年来县直各科局成绩资料为重点。当时曾分头派人赴省图、厦大、南京等图书馆搜集福清其他的旧志及地方志资料。在本县也搜集到了《海口志》、《苍霞志》等资料。此外还深入基层采访记录民间传说、习俗,并多次召开革命老区人员、文化名人、地方绅士和被改造的敌伪人员座谈会。如西区老革命根据地老游击队员阿和伯、陈春来等都曾接受采访和参加座谈。
我们当时以工作为重,大家不分你我,团结一致。但在催促各科局提供基本素材时也常遇到不小困难。较重视的教育科、体委等都能期交来材料,而有些科室如财政科等就不够重视。我们只好经常登门催要,有时甚至还发生不愉快事情,各说各的理,结果只好由县长联席会议来处理解决。
当时的县委县府领导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听取汇报,解决问题。陈春炎、靳秉恭,张宏都常来看看,问长问短,宣传部干事方友斌也常与我们交流。陈章祈和馆员们更是全力以赴,我们需要的材料,他们都是有求必应地供给。大家关系甚为融洽。为了多让我们有写作时间,馆内同志做了很多跑腿工作。馆长陈章祈是在基层上调的老资格工农干部,他却客气地称我为林先生(当时我是由学校刚出来的 20 岁出头的小毛头)。老同志的工作榜样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工作干劲。我们日夜加班,有时连星期日也不休息。几个月后,我们按时完成了初稿写作任务,县领导对此十分满意。
在初稿中,对建国十年的成就作了突出详述。有关章节内容,都力求准确详尽,如《大事记》部分记下了在解放福清的第二天,新政权就对基层原国民党保甲长分配任务,要求做好征粮工作,为巩固新政权打下物质基础。还记下第任县长俞洪庆接二连三地发布许多命令、通告,以安定政局,巩固海防,维持社会秩序,以防匪、防特破坏。还记载了镇反运动中摧毁了多个改进军,将军会、大刀会,反动会道门和假皇帝等敌伪反动组织。《经济》部分则突出记载轻工业、油、糖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它代表社会主义工业的兴起,表示福清由消费城镇转为生产性城镇。其他记载如东张水库巨大效益,农业面貌蔚然改观,水稻面积不断扩大,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医疗设备不断增添,血吸虫消灭,人民健康水平提高,名胜古迹修复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新县志的编纂基本达到领导的要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初稿全书约 70 万字。
初稿写成后,即着手誊刻蜡印,分章装订,提供县委县府各科室、公社、街道、基层单位、人民团体审订。在这过程中,由于各单位行动不一,重视程度不同,延宕了不少时日。送审结果是各单位基本上都同意我们的初稿;只作了部分或个别修订。如其中有关地下党活动的内容,通过召开了几次老区骨干会议、座谈会,补足了原有的缺漏。
因为工作几经反复,转眼就到了 1960 年夏季,我们还在忙于扫尾工作。这时全省已有几个县市将要出版县志。莆田县是个大县,当听到邻县福清已完成新县志的初稿,便立即以人代组织出面,派几个代表来我们办公室取经,要求介绍经验。县府指示我们办公室诚恳地招待莆田同行,进行座谈,详细介绍工作情况,并直观地参阅编纂的成果。活动进行两天左右,莆田的同志满意而归。当时正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莆田代表接待的工作只在县府食堂吃炖罐,加了一些菜。粮食因定量严格控制,不能使他们放开肚皮用餐,但他们还是对我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大家也建立起了感情。
不久,我和几位编志同行,接受莆田县人代邀请,前往交流编志情况。莆田方面工作很认真,开展很快,参观时已编写出不少章节,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钦佩。我们也受到热情接待,但由于当时莆田粮食比福清更紧张,在用餐时我也分得一罐炖熟的地瓜片饭罐,饭很干、很香,罐很小,是长条形,干饭在下层,只有半罐,上层是两三片好薯片,菜也很简单。我用餐后,总感到吃下的东西不知塞向肚子的哪个角落,但主人的真挚热情款待,还是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可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福清也不例外,我们经过近两年时间编纂的福清县新志初稿,最终却未能印刷出版,十分可惜。但这对近年编纂出版《福清市志》,无疑是带来不少好处。这总算让我们感到了些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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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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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诗社溯源及政协融光诗社简史

林秋明

福清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唐宋以来,诗家辈出。古代同乡诗人们经常聚会唱酬,琢磨诗艺,这时虽无诗人组织,但实已具有后代诗社的某些性质了。南宋诗坛,出现了以大诗人刘克庄为首的“江湖诗派”,其中较著名的就有敖陶孙、林希逸、刘翼、林同、释圆悟等一批福清诗人。明代邑人林鸿更成为“闽中十子”的领袖人物。
据说明万历时内阁首辅叶向高归乡后曾在福清组织“南湖七贤诗社”,是福清最早的诗社。
近代的福清诗社则可追溯至清光绪末年创立的“逸社”。清季,福清县城有许多举人、拔贡、廪生、秀才,他们大都没有什么官职,崇尚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他们目睹社会急剧变化,这些知识分子多以“隐逸之士”自居,喜寄情于诗酒。在这种背景下,光绪末年,邑人吴北园、黄晓农、唐璇波、何则西、林修芝、张立三、王谷候、董绩卿、詹伯涵、詹仲肩等 30 余人自发组织起诗社,取名“逸社”,寓意“隐逸”之社,亦寓有“超逸不俗”之意。其时社址就设在明内阁首辅叶向高的豆区园内。
逸社成立初始一段时间,大家果然逸兴大发,唱和不断。不过活动地点还是多选在城内各诗人住所。每次唱和一般由作者轮流做东,负责招待事宜。诗人们虽多为清朝遗老遗少,但他们对清朝的灭亡并没有唱挽歌,反而对袁世凯复辟,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等一系列时局变化表现出极大的激愤之情,大家纷纷吟诗赋词,表达共同心声。福清诗人历来比较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可以说这是有优良传统的。
1931 年前后,邑人叶佩丹、郑铁民等发起组织新诗社,改易“逸社”为“韬社”,取意姜子牙不仕乱朝、垂钓于渭水之滨而著《六韬》。韬社曾印有《韬社诗刊》。据《诗钟史话》载,《韬社诗刊》为福州铅印本,第一册录“春山”一唱、“明远”六唱,各达三千余联。第二册录“高老”六唱草风”七唱,亦各有三千余联。今尚有书存世。
韬社成立后,断断续续举办过一些活动,参加者主要为福清诗人,间亦邀请福州诗人参加联吟。如著名诗人、海军耆宿福州人萨镇冰、寓榕的南社闽集诗人陈瘦愚等都曾来融与诗社社员联吟。诗社创作活动以写作折枝诗(诗钟)为主,故作品集亦多为此类内容。
40 年代,吴霆初等人又改“韬社”为“陶社”。据了解,融邑旅港老诗人叶玉超尚存有 1944 年抄本《陶社吟草》一册,为社友林雅孙六十三寿诞征唱作品集。嵌字三题,约录 220 联,有吟友 30 人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陶社”亦真正成为诗人“其乐陶陶”的陶情养性、讴歌盛世之社。诗人们生逢其时,诗兴勃发,创作了许多歌颂时代的诗篇。
建国后至文革前,是陶社最为鼎盛的时期,它得到了县政协的大力支持。其时社址仍设在政协会址豆区园内。经常举办各种诗词吟唱会。参加诗社的社员多为中老年人,由政协委员吴霆初任社长。骨干社员有叶佩丹、倪镜民、郑仲俊、方瑜庄、詹训楷等人。每逢重大节日,还联合福州、泉州等地诗友,以通讯形式相互唱和,既有“河山景色更妖妍”之咏,又有“才达宣尼志学年”之感。吴霆初先生连任社长达十年之久。
1964 年,国家三五计划开始实施,陶社以折枝“三五”命题,与福州台江诗社联吟,参赛诗稿达两千多首。当时著名画家、福建师院艺术系教授宋省予也常与福清诗友联吟,叠见佳构。联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圆桌联吟,以燃香为限定时间交卷,其后轮阅评选。二是定期小唱,先拟定眼字,通知社友,限期交卷后评选。三是定期大唱,先拟眼字,广为发动,尔后收取评选,来稿有时可达万首之多。评选后一般都发数额不等的奖金,以资鼓励。当时亦有外县诗友闻讯参加。开唱地点多在明伦堂(今城关小学内)。
文革开始后,不仅诗社遭劫,甚至还有几位老诗人饱受批斗之苦。当时因主办“三五”征诗活动的县委统战部部长也受到了狠批狠斗。从此,诗社关门,社友星散。
直到文革结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文化事业随之复兴,福清诗社亦应运复生。1981 年端午节,在老诗人吴端升等人的奔劳努力下,福清政协融光诗社正式成立。社名寓意“玉融重光”。老诗人吴端升担任首任社长,从此玉融诗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1 年 6 月就举办了“七一”征诗活动。此后每逢重大节庆日或逢大事,诗社都要举办隆重的征诗吟唱活动。至 1989 年八年时间,诗社召开过两次社员大会,大小活动数十次,油印发行《融光诗选》〉共九辑。
1987 年,诗社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性诗社组织——中华诗词学会。社长吴端升列为该会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理事。
1990 年 5 月 27 日,诗社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大会同意吴端升先生因身体原因辞去社长一职的请求,诗社赠予“手创融光,名扬诗国”横匾以示纪念。同时推举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以庚为社长,文化局长林浴生以及郑仲俊、林学杜、徐超墀四人为副社长,聘吴端升、寓港邑诗人叶玉超老先生及县政协副主席方家章为名誉社长。
诗社除坚持每月一次例会外,还经常开展其他一些有意义的社事活动,还积极吸纳了一批年轻人入社,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喜人局面。1990 年下半年,诗社正式编印《玉融诗讯》第一辑。《诗讯》刊载诗社一年中的重大活动及诗友的诗词折枝作品,并与各地诗社诗友广泛交流,赢得了普遍赞誉。
1990 年,正值亚运会举行,诗社进行专题吟咏,还将诗作抄录后贴在县文化馆(现阳光大酒店)临街宣传栏内,亦为诗词的普及作了有益尝试。
为了使诗社的活动能正常开展,活动经费是首要问题。时任县长的邱玉清同志,及时地帮助解决了部分活动经费;政协副主席方家章亦经常过问社事。郑仲俊、詹训楷等老诗人把获奖所得的千余元奖金,郑仲俊、林学杜为牛宅村林氏宗祠撰写对联的酬金 350 多元都捐献给诗社。社长黄以庚先生为了诗社的生存,不辞辛劳地奔波筹资,得到部分企事业单位资助,为诗社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为了拓宽创作视野,诗社还经常组织部分诗友参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为了配合撤县建市,1991 年 5 月 5 日还专门召开吟唱会,诗社收到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张报的贺信,省、福州市诗词组织也发来贺信、贺诗,后来辑成了庆贺建市诗词专集。
1991 年,诗社建社十周年,6 月 16 日诗社假市府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建社十周年庆典活动,市长邱玉清、市政协主席郑永祥、政协副主席陈木水等出席庆典活动,100 余位诗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省诗词学会领导陈景汉、赵玉林等也应邀参加庆典,黄以庚社长在会上做了《融光诗社十年》的讲话。随后,诗社还聘请市政协副主席郭有从为名誉社长。
融光诗社成立后,还举办专题讲座五场,诗友共寄出应征诗 500 多首,与 20 个省市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等 100 多个诗词组织和几百位诗友经常唱和。
本年秋季,诗社特邀省诗词学会副会长赵玉林、省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丘幼宣等来融做专题讲座,福清师专中文系师生及社会上诗词爱好者约130 人参加听讲,老诗翁精彩的讲解博得阵阵掌声。1991 年诗社还举办“庆祝建市诗词展”和“建党 70 周年诗词展”,很受群众欢迎。
1992 年 7 月,诗社正式被省、福州市文化厅、局授予首批福建省“芳草计划”示范点称号。这一称号的取得,使诗社的发展史上又翻开了辉煌的一页。
为庆祝党的十四大召开,诗社联合团市委、青联、文联等举办全市性的“心中的红太阳”征诗活动,诗社多人获得荣誉奖、一等奖。是年,诗社还配合市旅游局出版了《纪念隐远禅师》专集和《玉融名胜历代诗钞》专集,这两本诗词集印量之大,耗资之巨,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诗钞》,集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名人游览福清名胜时留下的诗作、题刻等。这些作品原大都散佚各处,诗社与旅游局的这次抢救与整理,功不可没。《纪念隐元禅师》还赠送来融朝谒黄檗祖庭的日本高僧,流传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1993 年,为迎接来融的香港著名诗人叶玉超、著名画家唐璧珍伉俪及长春群艺馆副馆长韩春梅一行六人,诗社专门召开一场吟唱会。10 月还会同市政府、市政协、文化局、对台办等共同接待了台湾诗人陈子波、陈焙焜等人,两地诗人吟诗论道,加强了融台的文化交流。
6 月份,诗社召开第四次会员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诗社章程及选举办法,增设正副秘书长二人,还设立了诗社编辑组和财务组。新一届诗社成员更好地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一些年轻人被选为理事及常务理事,为诗社的繁荣和后继有人奠定了基础。诗社理事郑斌生重新制版印刷了诗钟经典《雪鸿集》分发社友参考。1994 年 6 月江泽民总书记莅融视察。诗社抓住这次重大事件,专门举办吟唱会,抒发了“领袖莅融千载光,同行一语暖心肠”的共同心声。这一年也是省政协成立 40 周年,诗社派出代表出席省政协的庆祝活动。市政协更加强了对诗社的领导和对诗社经济的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5 年 4 月,融、台、港三地诗人联谊会,影响很大,20 余位诗人聚集玉融,浓浓诗情,悠悠乡思,报刊电视争相报道这次联谊会盛况。
诗社一向重视尊老敬贤这个传统美德,经常为八秩以上的老诗友吟诗祝寿,使老诗友倍感暮年得遇盛世的幸福。
1996 年,融光诗社走过十五个寒暑。是年逢多件大事: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二十周年,有撤县建市五周年,有诗社建社十五周年,有建党七十五周年,有孙中山逝世一百三十周年等,以上纪念日均开展了隆重的吟唱活动,共创作诗词 500 多首。
此外,诗社常务副社长徐超墀还应邀出席中华诗词学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九届诗词学术研讨会,其论文《新的时代呼唤新体诗词》受到大会好评,后来还发表于《福建师大分校学报》。
1996 年端午节,诗社召开的建社十五周年纪念暨第五次会员大会,规模宏大,市政协邱玉清主席亲自到会做重要讲话,盛赞诗社十多年来为繁荣祖国传统诗词及对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同时,通过徐超墀为常务副社长,增设常务理事和理事共 5 名。
1997 年,诗社召开了三次重大吟唱会,一是庆祝党的十五大召开,一是悼念邓小平逝世,一是纪念香港回归,对这三次重大盛事,诗社还印发了融光诗讯《特辑》,分寄各地诗社交流,不少诗作被其他诗刊转载。
8 月,诗社召开常务理事会,接受黄以庚因身体原因辞去社长一职的请求,推选市政协副主席魏公庆为新社长。常务副社长徐超墀再次应邀出席了中华诗词学会在昆明召开的第十届全国诗词研讨会,诗社在全国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也受到海外诗社、诗人的瞩目。原社长吴端升还被纽约四海诗社;安徽、山东等地诗社聘为顾问。
1998 年至 1999 年,诗社一如既往关注国家大事,对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如大西部开发、反腐倡廉、治理环境污染等,均举办或大或小的吟唱会。另外诗社还加强了同中华诗词学会、省诗词学会及全国各地诗社的联系,互赠社刊,互相唱和。但因常务副社长徐超墀于 1999 年 3 月去世,诗讯的编辑出版受到了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0 年至今,诗友共创作诗词逾万首。目前有社员近 80 人,其中 33 人被中华诗词学会吸纳为会员,为全国同级诗社所少见,另有22人加入省诗词学会,1人加入中国诗歌学会和省作家协会,2人加入中国楹联学会。
国内外报刊杂志如《中华诗词》、《福建诗词》、《福建文学》、《融情》等经常发表诗社成员诗作。诗友还屡次在国内外的各项赛事中获各等级奖。诗社自 1990 年至 1998 年已出版《诗讯》11 集,社员林秋明还公开出版五部个人新诗集,受到诗坛关注。王其桃公开出版了歌词集,倪鉴章等人的诗词集也将面世。
(本文承刘福铸先生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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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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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电视转播台的建立

王华民

福清电视转播台创建于 1984 年,她的前身是北尾山 50W 电视差转台(隶属 304 电台)。
此前不但有了黑白电视机,侨属侨眷还用上了彩色电视机,全县城乡电视机有 2 万多台,人们在屋顶安装天线收看二频道福建电视台节目,但是信号干扰严重,屏幕上飘满“雪花”,有时根本无法收看。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收看清晰稳定的电视节目,县委县政府决定筹建电视差转台,以改变电视难收看的现状。1983 年,县侨务办公室资助 5 万元人民币,依靠 304电台的技术力量,在城南北尾山建起了50W电视差转台,机房设在304电台(乙台)内。耸立在北尾山的电视发射塔,由县电力总站设计施工捐建。如今,这座 18 米高的铁塔,成为玉融山公园的一道景观。50W 电视差转台于8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播,当时城关及海口、宏路地区以室内天线即可收看六频道福建电视台节目,转播时间每天 18 时至 24 时。同年,县第一建筑公司资助一万元,购买10W电视差转机一台与50W电视差转机安装在一起,以 8 频道转播福州电视节目,每周一、三、五日向城关地区发送信号。
随着我国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侨乡人民的电视机拥有量也迅速增加,至 1983 年底,全县城乡已有 5 万多台电视机,50W 差转台远远满足不了城乡群众的需要。筹建 300W 电视转播台,解决侨乡人民看电视难的问题再次摆上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议事日程,县委宣传部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筹建电视转播台的任务。当时,县侨务办公室捐款 39 万元,各乡镇集资 7 万元,县地方财政拨款 7.5 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1984 年元旦,从宣传系统所属各单位抽调 5 名干部开始了筹建转播台的工作。首先,申报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批准征用县城南郊海拔 345.6 米的五马山巅 9 亩9 分山地建设机房、发射铁塔,1985 年 7 月 30 日机房竣工。铁塔高 57.5 米,于 86 年 8月安装完成。在此之前,电力工程于 85 年 8 月 15 日安装完成,86 年 6 月 5日完成从苍下村至五马山顶的四级公路 5.52 公里。1986 年 5 月 1 日之前,安装调试完成机房内电视发射设备。
福清电视转播台于 1986 年 5 月 1 日试播,9 月 1 日正式转播,分别以六、八、十频道转播福建电视台、福州电视台及中央台 1 套电视节目,六频道覆盖范围为全县的 90%人口,即除一都、镜洋部分偏远村落外的全县大部分地区人口;八、十频道覆盖范围为全县 75%人口。
福清电视转播台原名“福清县 300W 电视转播台”,后改名为“福清县华侨电视转播台”,1991 年福清建市后更名为“福清电视转播台”,人员编制 14 名,第一任台长俞鹤庚,副台长商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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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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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参加文联成立大会

严孟玉

1960 年隆冬,我接到由校方转来的通知书,让我参加福清县文联成立大会,心里高兴极了。试想,一个刚满十八岁的高中生有幸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这张通知书我一直珍藏着,直到那场浩劫来临才被我的学生们造反去了,而且成了一份上“线”(黑线)的证据。
开会那天,我早早地洗梳完毕,换上了过年才穿的蓝卡叽布列宁装,围了条大毛巾,由我年迈的爷爷送到车站。等了好一会,班车才启动,车出了站,驶出了二三十米,我伸出头来,还看到爷爷那张笑成一朵花的脸。到了县城,我凭着一声声大伯、大哥、婶子的甜甜称呼,终于问到了县人民政府。但到了门口却犹豫了,于是便折回来,找到了县坪亻下的县文化馆,那儿有我的同乡蔡定元叔叔,他是县文化馆的编辑。可是到馆一问,馆里人讲他到县政府里开会。瞧我有多笨,今天是县文联成立大会,他会不在场吗?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县衙大门迈了进去。县政府大院里可热闹了,贴了许多标语,还有路标:“县文联会议报到处由此进”等等。
折腾了大半个上午,我才跟着许多新结识的朋友到了一个小会议室,会场虽小,可布置得挺庄严肃穆,前面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有一讲台桌,主席台上一横额写着:福清县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前,扩音机还放着革命歌曲。我在会场上找到县文化馆的蔡叔叔,他正忙着安排与会代表的座位。我找个空隙问他:
“蔡叔,今天开的代表大会,我行吗?”
“干吗不行?就是通知你来开呀!”
“可是没有人选我当代表呀?”
他笑了:“书呆一个!你是学生作者代表呀!”
我这就更惊诧了:当时我知道的在省地报纸副刊发表作品的学生多着哩,如一中的林宗经,四中的陈章武、吴定藩,严臣享和王昌茂,我当时只写些小小说、人物速写、诗歌,零星地在《福建青年报》、《闽侯报》、《侨乡报》等小报上刊登过,而陈章武、严臣享还有小说在《福建日报》海潮副刊登着呢!严家梅也在《闽侯报》发过许多漫画。
蔡叔见我犹豫,就说:
“章武、定藩他们都上了大学,他们不在福清了,你不但还在福清,而且也常给我们县《波涛》投稿,所以才请你来呀,你是我们《波涛》的基本作者!”
我知道这是蔡叔有意培养我,我理解蔡叔的良苦用心。
十点钟会议开始,由县委宣传部的苏淑嫒部长先做报告,文教局副局长何爱先主持会议。会后即分成三组讨论:一组是文学组,由郑仲俊、林宏铭两位老师召集,第二组是艺术组,由陈循灿老师召集,还有一组是群众文化组,是文化馆馆长召集。我被分在文学组,这个组人多些,都是老师,他们多是县城几所重点中学的名教师。这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周宏发老师。他迟到了,我记得他戴着一顶志原军式的棉帽,穿着一件棉衣,一进来,不断地呵气,很谦逊地向每个参加会议的人招手致意,表示歉意。我悄悄地问了蔡叔,这是谁?蔡叔讲:“他是周宏发老师,一中语文老师!”我心里陡然起了敬意,多么朴实而谦虚的长辈啊!在这个会上只有我是个学生,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我知道:我得好好听师长们的教诲啊!参加这组讨论的还有当时很有名气的农民诗人吴诸霖,他也挺年轻,大概只大我三五岁吧!可是人家讲起生活与创作关系时却一套一套的。全组十几二十号人,仅有一位女性,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女,会写诗,也会编舞。按理她该分在艺术组,可是她却以诗作者身份到文学组来。
整个下午在讨论中度过,我手忙脚乱地记着每一位老师的讲话,晚上招待我们看电影,电影结束后,我回县招待所,还忙着整理郑仲俊、林宏铭、周宏发等老师的讲话,重要地方还划杆杆,准备回去后好好消化哩!
第二天上午选举,由主持人读了一长串委员候选人,大家举手通过。这些当选委员由何局长召到一个小会议室去开会。不一会儿,又开大会,在会上宣布县文联领导机构名单:主席是县委宣传部苏部长,副主席两名:一名杨尔兴局长,一名是何爱先副局长。蔡叔也当选为委员兼副秘书长。决定原来由县文化馆办的文学刊物《波涛》转由县文联主办,仍由蔡叔当编辑。
我记得分组讨论时,何局长到文学组来看望大家,蔡叔向何局长介绍了我,说我是小说《下放的一夜》的作者,何局长跟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写!”我当时心里多么高兴,你想一个高中在学生能跟县文教局局长握手多么荣耀,而且还鼓励我好好写。这篇刊登在《福建青年报》副刊上的小说《下放的一夜》竟然有人记起,而且向局长推介了作者,心里有多惬意!
会议结束后,我把这次会议的通知书贴在我的作品剪报册上。1966 年底文革时,这本剪报被革命学生抄出来,交给了工作队,我在学习班里被点名批判了,说我是何爱先、蔡定元黑线上的走卒,那篇小说〈下放的一夜)成了一篇恶毒攻击大跃进的“毒草”,说我里面写了“中间人物”,暴露了农村的“阴暗面”,被挂了一个月,一直到 1967 年 1 月初,才草草下了“楼”。那本剪报册连同会议通知书当作“罪证”被没收了。剪报册里二十来篇歌颂大跃进的作品,如写加夜班的《追牛》,写不断提高增长指标的《三张大字报》和一些唱高调的民歌式诗歌,按当时“革命派”讲是“打着红旗”,目的是反“红旗”。
从学习班里回家过年,才知道何局长被揪斗了,蔡叔被迫害致死,我心里隐隐作痛。事情虽然过去了快四十年了,蔡叔在二十年前就平反了,但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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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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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江阴岛京剧热

翁发喜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江阴岛京剧曲馆林立,兴起一股京剧热,且经久不衰。那时,我处于孩提时代,参加过京剧曲馆的习艺。现就所知略述二三。
当时京剧的唱本和师傅,多是从南洋(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传回来的。那些师傅原多是在海外以布袋戏为职业谋生的,故返乡定居时,就设馆授徒,传播各村,日渐兴盛。二十年代初,较著名的师傅有芝山村翁亚远,布厝村庄何猴。具备设馆师傅的条件,可概括为四个字,即:弹、拉、吹、唱皆通。这一代的京剧唱腔韵味,十分“地瓜味”西皮、二黄、反二黄的原、快板每七字上下句的高低都非常呆板,再加上京话咬不准,特别拗口。抑扬顿挫的美感和韵味就更谈不上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较著名的师傅则是芝山村的翁歇歇和占泽村的陈亚团等人。这一代师傅的技艺板调,基本上是沿袭第一代,变化甚微。三十年代中、末期至四十年代初,较著名的师傅有北洋门村的陈金钗(大名陈礼书)、陈如意及大厝村的黄孔白等人。这几位师傅也都是由南洋回乡定居后而设馆授徒的。随着京剧的改革进步,他们的唱腔开始有了较浓的京味,引吭高唱时,行云流水,唱腔圆润,一扫以往一上一下的生硬呆板感。
在京剧热的各个年代中,艺人们各显身手。其中十分出色的京胡手黄孔白,当年在福清城乡就很有名气,每当京剧班演出时,如果上马京胡手因故无法登场,孔白师傅就被邀请顶替。他总是得心应手,板眼节拍也从不差误。月琴手陈贝官、陈乌龙猫、陈双文等人,他们弹拨的月琴韵清声明,悦耳动听。
据健在的 83 岁京剧老艺人翁义利回忆:20 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江阴岛常年设京剧曲馆(即梨园月下)村庄有:南曹、沙塘、后林、西山、前园、南洋门、北洋门田头、庄前、东宵、东井、潘厝、张厝、下堡、下楼、后陈、孙单、芝山、高局、上垅北、梨港等达 30 多个自然村。平均每 3 个村就有一京剧曲馆。每馆中有三、四十名青少年或壮年人。他们学习弹、拉、吹、唱,多利用“三闲”时间(即冬闲、雨闲、夜闲)。由于青壮年人都被引到曲馆娱乐,所以这些村庄的赌博现象就很少了。他们在空闲时间,自发演练,娱悦身心。
京剧曲馆除了没登台表演外,其他的都按正式戏剧程式进行。板、鼓、弦、管等伴奏乐器一应俱全。唱腔和道白,视角色发喉音,老生花脸唱腔和道白就发“本喉”,青衣小生就发“扁喉”和“里喉”,两者之道白也是如此。京剧曲馆学的调门主要有西皮、二黄、反二黄以及四平调,其中有倒板、紧板、慢板、原板。紧板中也有叫“中犯”,唱腔中也有“叫介”、“哭介”、“笑介”等以抒发角色的思想感情。
江阴岛在建国前的一段京剧热中,唱的剧目主要有: 《杀四门》、《王昭君和番》、《渭水河》、《赶三关》、《三进士》、《打金枝》、《汾河湾》、《天水关》、《取长沙》、《取樊城》、《空城计》、《华云道》、《捉放曹》、《宝莲灯》、《甘露寺》、《祭江》、《王佐断臂》、《别新野》、《刘备托孤》、《走麦城》、《送京娘》、《霸王别姬》、《长坂坡》、《苏武牧羊》、《定天山》、《求寿》、《跑城》、《五台会》、《五台山》、《斩包勉》、《取成都》、《临潼关》、《白虎堂》、《辕门斩子》等近百本。
江阴岛农民在旧社会里虽然受教育少,文化落后,视野闭塞,但通过上述剧目的传播,曲馆师傅的故事情节讲述,亦使他们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同时也学到些“半咸淡”的普通话;尤其是对《三国演义》及唐、宋等许多历史故事,达到了能复述传播的水平。对忠奸的辨别,爱憎的分明,情操的陶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建国前的京剧,俗称为“啰咾”,即使是正式的京剧团也叫“啰咾”班。“啰咾”曲馆延聘的师傅生活待遇,一般以 70 天(或夜)为一馆。每馆报酬1000 斤左右干谷子或折时价,由参加学习的弟子按人头分摊。其日常饮食则由弟子轮流供给,待为上宾。子弟人馆学习时要行磕头拜师礼。供奉的祖师爷是戏神田公元帅。大家日常焚香礼拜,非常虔诚。弟子学习合格出馆后,凡村上有人家儿子结婚,都常被请去唱曲。殷实之家要连唱三夜。但没取报酬,只是深夜餐“曲暝饭”(即办一筵席),可与请“会亲酒”相媲美,都是整个猪腿,整只鸡,整条大鱼,非常丰盛。
我爱好京剧,欣赏京剧,就是从少年时期学习“啰咾”的“梨园月下”班开始的。我学习的第一个剧目叫《赶三关》,一人扮两个角色—薛平贵和王宝钏,一会儿是“本喉”,一会儿用“扁喉”,要用丹田的力气,才能吊出生旦不同的嗓音。我同时也学拉京胡。当时读念的琴谱是工尺谱简谱的5653235,工尺谱是六五六工尺工六。板眼的要求非常严格,要和掌小鼓的“箭”和“拍”相吻合,否则,难以合拍。尤其是“过门”的节拍,其节奏快慢,要严格遵守原板、快板的准确速度,否则,会使唱者难以适时启唱。我因基本功学得不够扎实,虽然也会拉出各种调门,但板眼往往走样,难如人意。
我先父健在时也是位京剧迷,也拉得一手好琴。我记得,家有祖传一套京剧总纲手抄本。里头剧目有好几百种,有 8 出的,有 4 出的。唱词、道白,都有平仄押韵,以及什么介头调门之类,甚至标志各种板眼的“工尺谱”都记载得十分齐全。可惜抄本后来被一位师傅名张春金的借去,最后屡为追讨,张说是失落了,深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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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乐会馆”走出的福清剧场文化

程承忠

1999 年,福清市政府决定福清实验幼儿园搬迁到东皋山原侨兴幼儿园,坐落于玉斗园的实验幼儿园旋即被市土地局公告拍卖。这块被拍卖的园址解放前是“长乐会馆”,解放初被县政府辟为福清戏园。福清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讲,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它走过 50 春秋,经历风风雨雨,逐步走向繁荣。
解放前,小桥街和西门街一带居住着不少来自长乐县的手工业者,有做木的、做漆的、做香酿酒的、打铜铸铁的,还有不少长乐行商来福清做生意的,“长乐会馆”便应运而生,建在靠小桥最近的玉斗园。馆舍拥有福清大姓人家的祠堂那样的规模,坐西朝东,大楼共二层,内有一环阁楼环绕四面墙壁作为客栈厢房,中央是高大空旷的会堂,社戏、庆典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楼前面有一小庭院,围墙外面是一条小泥路,走出围墙就能望见东门河两岸田野风光。
“会馆”与宗氏祠堂一样,都是宗法社会的文化产物,两者的作用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会馆建在他乡异地,是旅外乡亲结社集会的场所。
解放前,在长乐乡亲这一圈里,人上人的不乏其人,当资本家的也大有人在,但绝大多数是生活在下层的平民劳动者。“会馆”实际是无法改变这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和受穷的命运。解放以后,这部分贫民劳动者,都踊跃参加工会组织,分享民主改革的成果,由衷地拥护共产党,“会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便分崩离析,逐渐淡出现实主流社会。
正如任何旧的文化形态都是可以改造一样,“长乐会馆”也不例外。解放不久,“长乐会馆”被县政府辟为“福清戏园”,变“行会”文化为大众文化,纳入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序列,成为福清大众文化活动场所。
解放初期我经常跟着大人去看戏。当时票价便宜,好像前座三角,后座二角,边座楼座一角半。有日场,有夜场。在这儿演出的,有福清和平闽剧团,有平潭解放剧团,有福州三赛乐、旧赛乐、善传奇等一流的闽剧团,还有来自北方的马戏团。戏团的设备简陋得可怜:舞台又小又窄,后台拥挤,摆着许多戏箱、幕景,乐队只好摆在台前的左边角上。中央正座是带靠背的硬席,边座和楼座只有长板钉的硬座,曾经发生过一次阁楼坍塌压伤一些观众和小贩的事故,但这些丝亳没有影响群众看戏的热情,上座率非常高。那年代,社会安定,民俗纯朴,台风端正,根本看不到“坦酥胸,露长腿”的黄色表演。解放初期“长乐会馆”实际上担负着福清大众文化中心的重任。
1953 前,福清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更高。县委、县政府为满足人民的迫切愿望,动用财政拨款在后埔街建造一座较大型的人民影剧院,其观众座席达 1200 位,音响效果堪称上乘。从此以后,福清人民影剧院取代了“长乐会馆”成为福清大众文化中心。影剧院每天都放电影,有时晚上第一场放电影,第二场演闽剧。电影票价仍然很便宜:角半至三角,戏剧票价也只有三、四角。从此人们看电影不必到城关小学或初师(现一中礼堂)大操场看露天电影。在这儿演出,照例有福清和平闽剧团、福建闽剧院的实验剧团、福州闽剧院、红旗剧团、平潭解放闽剧团,还有福建省歌舞团、福建省话剧团等文艺团体。文革前,总政歌舞团、福州军区前线文工团等到福清慰问前线三军指战员,曾在这里举行文艺演出,让玉融军民大饱眼福。电影《白毛女》、《青春之歌》、《上甘岭》,省话剧团演的《万水千山》,福清和平闽剧团演出的历史剧《卧薪尝胆》和现代闽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使福清人民受到了很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自从有了福清人民影剧院后,“长乐会馆”便逊退二线,成为福清和平剧团的团部、排练厅、演职员的宿舍。和平闽剧团成立于 1952 年 1 月,陈诚香先生为第一任团长,吴鹏飞先生任政治指导员,著名的闽剧表演家余红惠先生担任副团长兼总导演。初时,68 位演职员是在撤并原福清“西门班、“后埔街班”、“小桥班”、“破砵班”时从中精选留任的艺术骨干。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虽然艺术功底甚厚,但是对新社会,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党的文艺工作性质、作用,缺乏了解;他们亟待学习、改造与提高,以摒弃旧戏班的陋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从而成为光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剧团正确贯彻“二为”、“双百”方针的同时,根据中央文化部的统一部署,开展“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选调一批女演员,改善演员结构。剧团挖掘整理一批“词明折子戏”,极具福清传统特色,参加省闽剧汇演,频频得奖。1956 年,根据余红惠先生和赵时昌先生口述整理出来的闽剧《炼印》参加华东地区地方戏曲汇演,获得一等奖,被福建省闽剧院实验剧团移植演出,拍成电影。1962年,周宏发先生、欧天海和何爱先先生创作的画剧《门槛刀痕》,把福清海口镇的民间传说搬上闽剧舞台,久演不衰。和平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或出县演出,足迹遍布福清山山水水,甚至福州、宁德、南平、厦门、泉州、漳州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平剧团演出经常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诸如宣传“新的婚姻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乃到“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和平剧团公演的历史剧《卧薪尝胆》、现代闽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大获成功,名声远播省城,为激发福清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火红年代,和平剧团还创办艺校,培育一批闽剧新秀,不断壮大这支文艺队伍。
但和平闽剧团命运坎坷,1963 年副团长兼总导演余红惠先生不幸辞世,过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和平闽剧团惨遭池鱼之殃。“长乐会馆”成为红卫兵的战斗部,出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刀光剑影。斗了几年后,和平闽剧团斗散了,演职员惨遭迫害,有的下放,有的改行从事别的职业所有的道具行头被当街烧毁。各镇乡民间文艺团体也被迫解散,艺人受到严厉的批判。所有民间优秀的大众文化活动如舞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行舟、台阁、鱼缸、蚌舞等几乎都遭到禁演。1972 年我在高山中学任教时,目睹前园村群众举办的元宵节舞龙灯活动被当时公社某领导禁止,十分感慨。
文革前,福清文化局已经着手推行文艺改革,除了指导和平剧团进行现代闽剧实验工作外,还学习蒙古经验,从学校和事业单位调集一批文艺骨干组织福清“乌兰木骑”演出队,夏仁俊先生为队长、吴继珍女士为政治指导员。1970 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演出队又取代了传统闽剧团,表演革命样板戏、现代歌舞小品。原省歌舞团舞蹈组组长融籍林祥培先生加盟担任导演。我看过几场演出,觉得水平不低,但是福清多数观众不过瘾,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更为不满,翘首期待着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传统闽剧重见天日,演出队成为无本之木,不久便枯萎了。
1977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结束了为虐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运动顺利进行,福清大众文化逐渐复苏,引起旅外融籍侨胞的高度关注。1980 年印尼侨贤林绍良、林文镜、蔡云辉、林绍喜、林绍根、陈子兴诸先生捐助巨资在福清东门河畔建起一座气势恢宏、装修设备十分豪华的华侨影剧院,这标志着福清大众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福清文化局重组了福清闽剧团。剧团以改革为动力,重新贯彻“二为”‘“双百”方针,对传统闽剧进行推陈出新,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诸如《魂断燕山》(纪国灿等编剧,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和省一等奖)、《流民图》(郑敬平编剧,获省三等奖)、《灞陵伤别》(陈则东编剧,获省二等奖)等,在全省、全国影响很大。1986 年、1988 年、1990年,县闽剧团先后三次赴新加坡访问演出,轰动东南亚。福清各乡镇也组织了民间闽剧团、木偶剧团、曲艺队等,在城乡各地演出十分活跃。福清大众文化全方位渐入佳境。
这座华侨影剧院建成后接纳过本地或外地的剧团演出,或放电影,或作市委市政府大型会议的会堂,或作社会团体集会演出的场所,在九十年代里,影后刘晓庆、小提琴王子盛中国,及被誉为广西歌仙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等大腕明星都曾在这里一展风采,一场门票高达 200 元。1990 年 5月,福清撤县建市的大型文艺晚会在这里拉开帷幕,福建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金诚峰主持晚会,全国一流歌星董文华、韦唯、杭天琪等精湛的表演,使晚会高潮叠起,异彩纷呈。印尼侨领林绍良先生、林文镜先生先后二次率领印尼乡亲工贸考察团返回玉融故里,在这儿受到福清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盛大欢迎。2000 年元宵节,世联会(福清同乡会)第三次大会在福清召开,林绍良先生、林文镜先生等六百多位侨贤和国内融籍学者名流,济济一堂,同叙桑梓乡情,共商发展大计。当晚华灯初上,市政府在华侨影剧院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招待来自海内外游子。
这座新时期大众文化中心让福清观众欣赏到当代中国和地方文艺精品,这个大众文化的中心舞台,浓缩着福清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展现了福清重大的历史画卷。这个文化中心的建立,预示着大众文化高消费时代的到来。
然而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健康高雅的大众文化,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后期起,随着电视的普及、卡拉 OK、歌舞厅的涌现,VCD 家庭影院的降临,大中专学校、各中小学校、市总工会等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纷纷举办周末舞会,人民影剧院和华侨影剧院观众锐减,发生票房危机,处境相当艰难。与他们相反,卡拉 OK、歌舞厅、酒店的生意却相当火爆。改革开放后,福清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开放,追求时尚、热衷社交的风气日渐浓厚。各歌舞厅、酒店、酒吧经营风格各异,文化品位不同,有的高级酒店例如阳光酒店曾于1998 年、1999 年先后二次举办青年歌手大奖赛,倾倒不少年轻歌手、音乐爱好者和一群追星族,成为佳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福清人民影剧院被福清环球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拆毁后,建起集商贸文化娱乐和住宅多功能的大厦。
“华侨影剧院”,每天仍然放电影,在内部调整经营方针,把地下室腾出来,开辟歌舞厅和商场,努力创收。
这时,崭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即广场文化,已经悄然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福清撤县建市后,结合城市建设,陆续建立起一批文化广场:华侨大厦广场、环城路文化广场、南门文化广场、西涧寺文化广场、革命历史纪念碑广场等等。这些文化广场都用钢砖铺地,饰以喷泉、草坪,与鲜花绿树相映,环境十分幽雅迷人。
每当晨曦照临,或夜幕降下,或逢节假日,融城的几千群众,不论男女,都涌向广场跳起交谊舞,老年朋友更热衷在华侨大厦广场上演唱闽剧,弹奏十番,看木偶表演,还有一支由大姐大娘组成的扇舞队、腰鼓队、舞剑队在翩翩起舞。参加广场文化活动的市民,一部分是自发的,一部分是融城老体协的会员。他们组织严密,有一批退休的文艺工作者作骨干,他们活动项目不少,据老体协出版的《融城晚晴》介绍,参加人数高达 1700 人,他们在广场自编自唱,经常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做宣传鼓动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余热。在他们的带动下,福清各镇乡的老体协纷纷效仿,把祠堂改造为老人中心、老人协会,使健康高雅的大众文化得到普及。福清广场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在福清大众文化史上开辟出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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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闽剧团不断开拓进取的五十年

纪国灿

福清市闽剧团创建于一九五一年,原名“福清和平剧团”,由建国初期全县几十个民间班社的艺人联合组成。建团五十年来,剧团在剧目创作、艺术表演、人才培养以及在继承和发展闽剧艺术,推动闽剧艺术走向世界,促进我市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福清闽剧团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开拓进取的历史,是在“沃土”中诞生,在艰苦中创业,在逆境中奋进,在盛世中辉煌的五十年。

在“沃土”中诞生

福清是名符其实的戏剧之乡。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福清的戏剧演出活动就曾出现十分兴旺的景象。其剧种之丰富,班社之众多,在全省都是少见的。当时经常上演的剧种就有江湖、啰啰、词明、平讲、傀儡和手提木偶等。仅闽剧班社,影响较大的就有刘妹班、吓渠班、忠侯班、破砵班、松潭班、里美班、后埔街班、水陆街班、西门班、小桥班、梧屿班、港头班、渔溪班、红旗剧团、渔光剧团等二十几个职业剧团。这些剧团常年在节日演社戏,为归侨演神戏,为人们结婚、祝寿演喜戏,为违禁演罚戏。
在旧社会,剧团没有“铁饭碗”可端,演职员全凭自己的本事争口饭吃。因此,在班社内部,班团与班团之间充满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各班团之间经常在城关和五镇唱对台戏,闹得热火朝天。为了压倒对方,许多剧团的老板还不惜重金从福州各地聘来了许多名角。后来成为闽剧一代宗师和名家的郑亦奏、余红惠、陈招惠、余乃轩等人,都曾长期在福清的闽剧舞台上大显身手。因此,每一场演出,每一次对台戏,都吸引了无数观众。这样,既锻炼培养了大批演员,也造就了许许多多懂得欣赏闽剧艺术的观众和戏迷。
福清市闽剧团就是在这样一块闽剧沃土上诞生的。1949 年春,在全县各剧团中影响较大的演员赵时昌、庄尾珠、陈诚香、高顺德等人联合发起组建了一个阵容较强,行当齐全,颇具规模的班社,推举陈诚香为班主。1951 年,便以这个班社为基础,又吸纳了其他班社和外地部分较出色演员计六十余人,成立了“福清县和平剧团”,陈诚香当选为首任团长,团址设在融城长乐会馆。不久,县政府委派俞毅为指导员。这是我县历史上第一个纳入政府文化部门直接管理的文艺团体。1960 年“福清和平剧团”改名为福清县闽剧团

在艰难中创业

和平闽剧团成立后,首演《棠棣之花》,在县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福州地区兄弟县纷纷来函邀请剧团到当地演出。1951 年 10 月中旬,福清剧团赴平潭演出途中,在海上突遇狂风恶浪,所有服装都被海水淹浸而报废。时乃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举,县财政也十分困难,连实行供给制的政府工作人员有时工资也难以到位。剧团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去渡过难关。县政府在春节前夕,拨款 200 万元(旧币,即现在 200 元)慰问剧团演职员,使全团上下都深受鼓舞,决心以实际行动答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
全团演职员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服装,能借便借,能代便代,实在不能替代的,就向私营戏老板租用,坚持演出。有的一天能演三本戏,晚上演出结束后,还要赶排新的剧目。剧团每次移点,领导身先士卒,演职员争挑重担。戏箱自己挑,道具自己带,行李自己背。长途跋涉,从不叫苦。到了演出点,演职员们就自己搭戏台,自己扛戏牌,自行售票。1952年9月,剧团在江口演出,事务长为了节省开支,买了廉价的“河 饼”给演职员当饭吃,引起全团 44 人中毒,有的病情还十分严重。那时剧团的经济还十分困难,无钱看病,团长只好向私人借了 20 元钱买药治疗,使大多数演职员病情得到了缓解。当夜,剧团还坚持演出。演员们依然一丝不苟,认真演出,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
1952 年冬天,我省著名闽剧演员余红惠,还有林醉惠、张秀珍(坤元)、张秀英等一批在观众中有一定影响、知名度较高的演员也纷纷加入福清剧团,给剧团输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使演员阵容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加强,而一举跻身于闽剧界的名牌剧团之列。
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打响自己的招牌,和平闽剧团决定到外地一试身手,展现自己。带着精心排练的《棠棣之花》、(白梨花》、《彩霞楼》等十几个剧目到建瓯演出,轰动了芝城,历时三个月,场场爆满,收入达五万多元之巨,剧团在经济上打了个翻身仗,从此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剧团演职员不仅在艺术上执着追求,力争完美;在经济效益上精打细算,努力创收;而且在政治思想方面更是积极进取,唯恐落后。那时候,社会风气良好,群众思想觉悟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社会风尚。这个风尚在福清闽剧团也得到了发扬光大。当时和平闽剧团在建瓯演出当红时,浙江省的晨光越剧团也在建瓯演出,但很少有人问津,经济十分困难,连回乡的路费都成问题。剧团决定为其献演捐助,将所收入的 580 余元钱,全部赠送“晨光”团,做为返浙路费。为了救助南平遭火灾的灾民,剧团也义演三场戏,将 900 元收入全部捐献“南平救灾委员会”。为了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剧团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多次举行义演,把义演所得全部交给政府。并且还组织宣传队,上街演唱,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因而深受县委和县政府的高度赞扬。
剧团赴建瓯、南平等闽北地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取得艺术和经济的双丰收,剧团的服装、道具、乐器、舞台布景等一切设备全面更新。剧团面貌焕然一新,名气倍增。
1955 年,省文化局首次举办“福建省传统剧目汇报演出”。福清闽剧团全团上下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展现实力,拓宽视野的好机会,因此欣然报名参赛。由名老艺人余红惠赵时昌回忆口述,经本团几位作者记录整理而成的《炼印》、《取象胆》、《牧羊子》、《浪子卷席)》、《双盘答》、《石秀上酒楼》等剧目,都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极大丰富了本团的演出剧目。其中由余红惠导演兼主演的《炼印》参加汇报演出,获得广泛赞誉,并引起省文化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次年,《炼印》一剧被推荐参加华东地区会演,引起轰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提出将该剧搬上银幕的设想,由省文化局出面组织陈启肃、林舒谦等作者修改加工,从省实验剧团选调部分演员充实加强演出力量后,于 1957 年拍成电影,“炼印”是第一部在银幕亮相的闽剧。由于余红惠、赵时昌在整理挖掘传统剧目,培养造就艺术人材方面有突出贡献,因而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爱护,俩人分别被推选为中国剧协闽侯地区分会正、副主席。
随着本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改善,群众对文化娱乐特别对闽剧演出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原有剧团的规模和数量已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1958 年,县政府决定以刚建立不久的“县歌舞团”为基础,吸收了部分闽剧演员后,改编为“福清闽剧二团”,由余红惠任团长兼导演。1963 年,县闽剧三团也宣告成立。
根据省文化局的指示,福清剧团于 1959 年组织力量投入抢救频临灭绝的剧种--词明戏(这是在福清土生土长的最古老剧种)。许孙堪、吴昌安、陈绚灿、陈孝珠等音乐工作者,根据吴孝英、吴绍必、陈昌文等词明戏老艺人口述整理了《卖线女)(又名“孩儿井”)、《杀鬼魂》、《夜会)等剧本,交二团排演,参加福建省传统整理剧目调演。由于这些剧目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新奇独特的音乐韵味,加上演员出色的表演,而受到了省文化局领导的高度赞赏。特赠“词明戏枯木逢春,百花园增添一色”锦旗一面,并拨专款支持福清闽剧团继续做好词明戏的抢救工作。
同年,福清一团带着本团组织创作的民间故事剧《门槛刀痕〉(作者:周宏发、欧天海、何爱先)参加闽侯地区会演,何赛卿、薛鸿生、林树玉、杨新来、张良灯、赵时昌等获演员奖。福清二团演员肖昌坤、郑贵珍、姚美露等人也在参加闽侯地区青年演员比赛中,荣获演员奖。
1960 年至 1963 年,这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剧团虽然因广大群众温饱问题导致收入大幅减少而再度陷入困境,但由于县政府雪中送炭,先后两次拨出三万元巨款以资助,使剧团顺利地渡过难关,继续前进。
正当全国演职员欢欣鼓舞,准备创作和排演更多更好的剧目以满足广大观众需要时,福清二团团长余红惠先生在永泰患破伤风,抢救无效突然辞世(1963 年 4 月 21 日),使福清剧团乃至整个闽剧界都震惊不已,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余红惠先生不仅是福清剧团最出色的演员,难得的艺术人才,而且也是我省著名的闽剧表演艺术家,他的出神入化的表演,令人陶醉叫绝的唱腔和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已被公认为“红派”艺术而饮誉八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他的逝世,不仅对福清剧团,对闽剧界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当时县政府、福建省和闽侯地区文化局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会。号召我省戏剧工作者继承他的遗志,把闽剧艺术推向新的境界。

在逆境中奋进

在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文化界却又遭遇着更大的一场灾害——极左思潮。根据毛泽东主席在 1963 年和 1964 年的几次讲话和指示以及《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1944 年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后(见注一),全国所有演出团体一律禁演古装戏,改演现代戏。这对一向以演古装戏为主的福清剧团,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且不说古装戏的表演程式和一整套音乐难以适应现代戏,单是购置现代戏服装、道具和舞台布景等一切设备,就要有大笔资金投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为了生存,为了闽剧事业,全团上下,咬紧牙根,卧薪尝胆,从头做起,终于克服了经济和艺术上重重困难,从 64 年 10 月至文革前的短短两年时间内,剧团共上演了《东风解冻》、《社长的女儿》、《铁流战士》、《智取威虎山》、《江姐》、《沙家浜》、《赤叶河》、《霓虹灯下的哨兵》、《血泪仇》等 91 本现代戏,其中由本团组织创作的现代戏《绿野长春》还参加了 1964 年省现代戏会演。
1965 年,为了深入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指示,加大对演职员的“思想改造”力度,福清剧团购置里美果林场一座做为演职员劳动锻炼基地,让演职员分期分批下放劳动。
十年动乱期间,剧团也经受了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全团停演“闹革命”,上京大串联,后分化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深深卷进了社会上残酷的派性斗争(包括武斗),导致演职员死伤多人(其中死三人,伤几十人)。艺术荒废,队伍瓦解,元气大伤。1970 年,县军管会宣布剧团解散。以派划线,除了少数“路线斗争觉悟高”的演职员得到留任和另行安排工作(到工厂和其他单位)外,大部分人员,有的上山下乡,有的被遣送回原籍,有的被关押,有的到学习班接受审查。军管会将留任的 13 个人员,再加上从社会上招收的部分学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姚子仙任指导员,郭进河为队长,上演歌舞小节目及一些现代戏《刘胡兰》等节目,其中《刘胡兰》在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大受欢迎,演出数百场。
1974 年,县政府决定扩大“文艺宣传队”编制,改演闽剧,将原闽剧团的下放人员庄尾珠、黄水官、何赛卿等十七人调进宣传队。扩编后的宣传队由陈文德任指导员,江松、吴继珍任队长。1978 年县府决定恢复闽剧团建制,调派陈道银、何清荣、黄蕤、林宗胜等人组成工作组,负责闽剧团重建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古装戏开禁,被解散了八年之久的福清闽剧团得以正式恢复。何清荣任支部书记,翁斗楠任团长兼副书记。重建后的福清县闽剧团面临许多老艺人相继退休,演员青黄不接,服装、设备残缺不全等重重困难。但全团演职员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团结一心,排除万难。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就赶排和恢复了《杜鹃山》、《铁流战士》、《枫树湾》、《门槛刀痕》、(春草闯堂》、《白菊花〉、《逼反五关》、《合罗衫》、《天罡剑》、《梁天来》、《榴花梦》、《鲤鱼公主》、《十五贯》等十几台现代戏和古装戏。以实际行动感激党的开放政策。开禁后首演《十五贯》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全县各个乡镇村庄又重新燃起了“闽剧热”。
为了满足我县人民对闽剧的迫切需求,解决闽剧演员断层问题,培养闽剧接班人,1978 年县府决定创办“福清县艺术学校”,共招收男女学员40 人,由夏仁俊任校长。聘请福清剧团老艺人高顺德、庄尾珠、薛鸿生、陈常彬、林祥官、林文忠等人为教师。省京剧团导演李幼斌也应邀到学校讲授武打课程。经过三年严格培训,这批学员茁壮成长。其中大多数成为今日福清舞台的台柱,如,女青年演员黄慧荣获省青年演员银牌奖,男青年演员林国安获福州市青年演员二等奖,林碧华获青年演员三等奖……。随着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职业剧团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得到发展和壮大。90 年代初全县剧团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六、七个猛增到三十几个,福清县闽剧团也发展成三个演出团。尽管许多剧团采取“团代班”办法,培养了不少年轻演员,依然无法满足剧团的需要。为此,“福清艺校”在停办了多年之后又于 1993 年向本县招收了近百名的闽剧学员。福清闽剧团导演严希贤、林文忠,老艺人林醉惠、何赛卿、黄水官等人受聘为教师。学校在二年多时间里,通过封闭教学手段,采取边学边演等方法,使一大批尖子演员脱颖而出。现在活跃在福清戏剧舞台上出手不凡的一批年轻演员如钟志跃、陈雪华、林鸿、陈建霞、俞香华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这是福清剧团在培养间剧艺术人材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福清剧团从1986年至1992年,连续三次组团赴新加坡演出,后来福清民间艺人演出团和福清艺校又相继于 1993 年、1995 年三次出访演出,其中相当部分演员,还是来自福清闽剧团。这六次出访演出,带去许多剧(节)目就是取才于福清的,如历史故事剧《魂断燕山》、《门槛刀痕》、《龙凤金耳扒》、《鲤鱼公主》等等。
这六次出访演出,特别是前三次演出都非常成功,本人已有专文,此处不再赘述。

剧目创作硕果累累

福清县文化部门和剧团领导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戏剧创作是剧团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戏剧繁荣的首要环节;戏剧的发展,不抓创作,不注重剧本质量,就有可能形成虚假的繁荣。因此,从福清剧团建立伊始,县文化局和剧团的领导就十分重视剧作者队伍的建设,狠抓剧本创作。从 1954 年至 1983 年,福清剧团从各个部门先后调进了郑如秋、欧天海、严臣享、纪国灿、何振朝、陈则东等为剧团的专业作者。一个县级剧团,有如此众多的专业作者,这在福州地区五区八县(市)中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创作队伍的壮大,剧本创作也日趋活跃和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由本团作者创作、改编整理的就有古装戏 250 多本、现代戏 91 本。
1979 年,经过欧天海、何振朝和黄蕤整理和加工后的《门槛刀痕》赴榕公演,仅在教工礼堂一个演出点就爆满 58 场,引起轰动。省电视台特做了实况转播。
1980 年,由纪国灿创作、福清剧团上演的现代戏《陈寿图》参加省第4 届现代戏调演,获得创作奖、演出奖,陈祖梅获演员奖。
1981 年,由纪国灿创作、福清艺校上演的现代戏《机动名额》参加莆田地区艺校汇报演出,获得好评,剧本被收编入《福建省戏曲演唱集》。
1982 年,由纪国灿与王顺镇创作、福清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魂断燕山》在莆田地区创作剧目调演中,囊括了所有奖项:剧本创作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肖昌坤、何振朝),舞美设计奖(陈孝树、马双华、郑传新)、音乐设计奖(何振朝),饰演叶向高的演员卢秀清、饰演客氏的演员陈剑秋、饰演王梦星的演员何朱官、饰演王之采的演员刘增荣均获演员奖。
1983 年,《魂断燕山)参加福建省第 15 届戏剧会演,大获成功,一举夺得剧本创作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洪本仁、肖昌坤)、舞美设计奖(郑传新、黄金德、陈孝树、马双华),饰演叶向高的演员卢秀清、饰演客氏的演员陈剑秋获演员奖。
1984 年,《魂断燕山》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即现在的“曹禺戏剧文学奖”),福清剧团被评为福州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作者纪国灿被福州市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4 年福清划归福州市管辖)。省电视台多次对该剧演出进行实况转播。福清县委将《魂》剧在全国获奖列为当年“福清十大新闻”之一,公告全县。
1986 年,陈则东创作的历史故事剧《西子》,获福建省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调演剧本创作二等奖。参赛剧团东张华侨闽剧团获演出奖,姚美露获演员奖。
1989 年,纪国灿创作的历史故事剧《叶相选婿》获福州市首届和福建省第三届民间职业剧团调演剧本创作一等奖和二等奖。参赛团市文联闽剧团获优秀演出奖、导演奖(严希贤)和音乐奖(陈秀俊),朱清榕等四位演员获得优秀演员奖和演员奖。
1996 年,郑敬平与林浴生创作的《流民图》在福州市第 16 届戏剧会演中获二等奖,纪国灿创作的《刘恒与王登》与何爱先创作的《金刀曲》〉获三等奖。
1997 年,陈则东创作的历史剧《灞陵伤别》、纪国灿创作的历史剧《崇祯借饷》在“福州市戏剧精品工程征文”竞赛中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郑敬平、林浴生创作的《流民图》获三等奖,纪国灿与林浴生创作的现代戏《情憾》获提名奖。
1998 年,陈则东创作的《灞陵伤别》和何振朝创作的历史故事剧《上林苑》在福建省“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戏剧征文”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创作奖。同年,纪国灿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智斗魏忠贤》在福建省第六届职业剧团调演暨“全省十佳职业剧团”评选演出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市文联闽剧团获省优秀演出奖和“全省十佳职业剧团”称号。高梦霞获优秀演员奖,黄水官、陈启焕、陈英获演员奖。
1999 年,陈则东创作的《灞陵伤别》在福建省第 21 届戏剧会演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演出奖、导演奖(林仁、林文忠)、舞美设计奖(陈孝树)、音乐设计奖(陈孝珠),饰演李鸾的演员陈小芳获优秀演员奖,饰淳于越的演员林民锦获演员奖。
1999 年 11 月,《灞陵伤别》参加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中国第五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获得众多奖项:剧本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导演一等奖(林仁、林文忠),服装设计一等奖(韦建美),舞美二等奖(陈孝树)、音乐二等奖(陈孝珠)剧团乐队获乐队伴奏奖,饰演淳于越的演员林民锦获演员一等奖,饰演扶苏的演员钟志耀、饰演李鸾的演员许雪金、饰演秦始皇的演员曾光利均获得演员二等奖,饰演李斯的特邀演员黄元亭获荣誉奖,何文灯获育花奖。
纪国灿根据电视连续剧《公主与皇帝》改编的历史故事剧《深宫怨》虽然不做为评奖剧目,但在“中国第五届民间戏剧节”的演出中,也获得较高评价,被《长沙日报》记者誉为“一台引人入胜、震撼人心的好戏”。本剧也获得导演二等奖(林文忠)、舞美设计二等奖(陈孝树),饰演太后的演员赵守琼、饰演李鸾的演员许雪金、饰演银歌的演员周美霞均获得演员二等奖,司鼓陈孝珠由于在本剧和《灞》剧中发挥出色,被评为优秀乐手奖。
2000 年 3 月,福建省举行优秀民间职业剧团汇报演出,由纪国灿改编整理、市文联闽剧团演出《咬脐郎》获优秀演出奖。此外,周宏发创作的《林汝翥》,郑如秋创作的《弥勒岩会父》、《白水夫人》,黄迪瑞、薛鸿生创作的《鲤鱼山》,陈则东创作的《丫头墓》、《天罡剑》、《鲤鱼公主》,纪国灿创作的《龙风奇案》(与林浴生合作)、《逼反王关》、《国恨家仇》,陈建忠(原闽侯地区文化局局长)、何爱先、周宏发、严臣等创作的现代戏《绿野长春》等等,都在不同时期发挥其“一剧一本”的重要作用,它们都是福清戏剧创作百花园中鲜艳的一簇,都为夯实我市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为促进我市戏剧事业的真正繁荣做出贡献。
回顾福清闽剧团五十年历史,之所以能够在艰苦中创业、逆境中奋进、盛世中辉煌,是与福清市(县)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植分不开的。自建团以来,市(县)政府先后委任了陈诚香、余红惠、俞毅、林正建、詹宣邦、黄国珍、林正昌、俞兆规、何清荣、黄蕤、翁斗南、陈孔仁、林金春、林民祥、张文等人为剧团团长、指导员、支部书记,大大加强了剧团的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的领导努力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仅如此,市委市府领导对剧团的建设和演职员的生活也关怀备至。曾多次拨款给剧团购置服装道具和电器等设备,使剧团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给演职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县委将原县武装部部址划给剧团,做为剧团的新的团址,并且用自筹公助办法建造一座 5 层 30 套计 1125 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大楼,解决了大部分职工的住宿困难。为了打好剧团的基础工程,抓好剧本创作,早在 80 年代,县领导就决定成立了剧目创作机制——剧目创作室。让作者能够集中在一起经常研究探讨剧本创作,并且拨专款解决作者的工资和活动经费,解除作者后顾之忧,从而能安下心来,开展创作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市委书记宋克宁同志几年来曾多次关注过问我市的剧本创作,认为我市在戏剧创作方面有一定优势,亲自给文化部门领导做过批示:“务必继续抓好剧本创作”,鼓励作者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多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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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5 11: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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